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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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灰色模型；马尔可夫预测

作者简介：刘 芳（1983－），女，湖南岳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中图分类号：F29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7-0025-03

一、上海房地产业发展现状

上海作为我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竞争力不断提高，极大地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范围也与日俱增。据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达79.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1.4%。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上海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和带动效应。房地产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工具，也受到了国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统计资料表明，外商投资上海房地产的状况受到上海市经济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的双重影响，在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房地产业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在发生波动。

自1995年以来，上海市房地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1995－1999年，外商房地产投资快速发展期：1995年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外商直接投资为34.87亿元；199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外商直接投资额达64.82亿元，比1995年增加了近一倍；在此后的两年中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5亿元以上的较高水平。

2000－2004年，外商房地产投资调整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政府开始限制甚至停批房地产开发项目，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上海房地产外资受到很大影响，市场投资开始萎缩，自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治理政策开始收效，国内房地产和外商房地产投资都明显下降。2000年，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外商直接投资只有16.24亿元，2004年甚至降低至不到15亿元。

2005年至今，外商房地产投资复苏期：2005年以来，随着上海市商品房价格的不断攀升，房地产业成为一个具有高利润回报率的产业，大量外资渗透到上海房地产业，并呈逐渐膨胀之势。2006年，上海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大幅度增长，上升至51.3亿元。

海外资金的大量涌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融资难等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极易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对上海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合适的统计模型进行科学的预测，为政府制定宏观调控决策提供依据，对于促进上海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乃至我国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灰色马尔可夫模型的建立

灰色马尔可夫模型（Grey Markov Model）是指结合灰色预测和马尔可夫预测而建立的一种应用范围更广、预测精度更高的预测方法。灰色马尔可夫模型不必罗列影响其考察对象的因素数据，而是从自身时间数据序列中寻找有用信息，探究其内在规律，建立模型进行预测，具有所需信息较少、计算简便、精度较高等特点。采用灰色马尔可夫模型进行预测时，首先建立灰色模型（Grey Model），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马尔可夫修正，以弥补灰色模型预测对随机波动大的数据序列预测准确度低的缺陷。灰色模型中最常用的是GM（1，1）模型，两个参数1分别表示系统有一个变量，使用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灰色模型的建立是利用微分方程给出系统生成序列长期、持续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通过生成序列转换得到，还原生成序列就得到系统趋势作用。对灰色模型进行马尔可夫修正，是通过将序列划分成若干状态，然后通过估计状态转移概率矩阵，计算预测值。对灰色马尔可夫模型还需进行检验，主要是进行残差检验和关联度检验，若小误差概率P和标准差比C满足P＞0.7且C＜0.65，则残差检验通过；若关联度η满足η＞0.6，则关联度检验通过。

三、上海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灰色马尔可夫预测

（一）数据的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选取了1995－2006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作为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平滑处理，文中的计算均采用SAS软件完成。

（二）实证分析

由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计算得到灰色模型参数值如表1所示。

从而可得累加生成序列的预测值 X（1） （k） =-117.0047e-0.0342（k-1）+120.5563，进行累减还原可得到原始序列X（0）的预测序列X（0），即X（0）（k）=3.9385e-0.0342（k-1），X（0）（k）即为k时刻按GM（1，1）模型求得的原始数据的预测值，X（0）（k）曲线反映原始数据的总变化趋势。

根据样本数据的实际情况，选取拟合效果相对较优的状态空间如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出一步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如下：

在以上计算与估计的基础上，可组建灰色马尔可夫模型GMM（1，1）得到序列的灰色马尔可夫预测序列，估计得到灰色马尔可夫模型GMM（1，1）的模型检验统计量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灰色马尔可夫模型GMM（1，1）的小误差概率P＝0.8333＞0.7，标准差比C=0.5445＜0.65，关联度η=0.6907＞0.6，残差检验和关联度检验均符合要求，可见，灰色马尔可夫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

最后，采用灰色马尔可夫模型对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预测，得到2007年的预测值为24.8273亿元，2008年的预测值为20.7130亿元。

四、结语

本文应用灰色马尔可夫模型，对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预测分析。该模型兼有灰色模型和马尔可夫预测的优点，既充分反映了系统的宏观发展趋势，又通过状态转移概率刻画了系统的微观波动规律。实证结果表明，将灰色马尔可夫模型应用于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测是切实可行的，可以得到较高的预测精度，这也为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定量分析提供了一种值得探讨和实践的新途径。本文对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2007年的预测值为24.8273亿元，2008年的预测值为20.7130亿元，预测结果表明2006年后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近些年来，许多外国投资者出于对人民币升值汇兑效益和房价上涨增值收益的考虑，大量外资投资于上海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套利，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为了控制上海房地产业外资，避免房地产市场过热，以保证上海房地产业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在2006年前后相继出台了许多宏观调控措施，如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强外资进入上海房地产行业的管理等。这些调控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短期投机性外资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本文的预测结果表明，上海市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将在2006年后将回落到接近历史平均水平，政府的宏观调控效果是比较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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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超、马存宝、许家栋．基于灰色马尔可夫SCGM（1，1）模型的空难人数预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6，（05）：135-139．

［4］ 杨楠、邢力聪．灰色马尔可夫模型在房价指数预测中的应用［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09）：52-55．

［5］ 徐国祥．统计预测和决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202-225．

The Application of Gray-Mardov Estimation Model in the Predic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ghai Real Estate Market

Liu Fang

(Economic Management School, Shanghai Electronic Machine College, Shanghai, 200245)

第2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系统GMM 装备制造业 空心化 江苏

一、引言

产业空心化，是伴随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本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非工业化现象。伴随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制造业因为技术、市场、人力、需求等因素纷纷外迁其生产基地，把专业化分工纳入了全球价值链。那么不可避免的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而国内制造业不断萎缩的现象，从而产生产业空心化问题。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占整个工业的近一半水平，是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提供各类技术装备的战略性基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进步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体现了该区域的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能够体现该区域的综合竞争力，装备制造业如果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必然会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研究区域装备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显得尤为必要。而江苏区域是我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我国最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生产基地，本文以此为背景重点研究江苏区域装备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2000～2014年数据，选取影响江苏装备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指标，通过系统GMM模型来验证江苏装备制造业是否发生了产业空心化。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一）指标选择

本文自变量选取影响产业空心化的因素作为指标，其中从生产者角度影响产业发展的是从技术、投资和人力，从购买者角度影响产业发展是需求，因此，本文将从技术、投资、人力和需求四个角度选择影响装备制造业空心化的因素，具体影响因素的分解见下表。因变量选取工业增加值（ZJZ）指标，因为工业增加值能反应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及内涵。

表1 影响影响江苏省装备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因素

（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建立回归方程，并采用动态广义矩估计法（Dynamic GMM）对回归方程加以估计。GMM估计方法的优势在于它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它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

面板数据的基本回归模型为 （1）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μit为区域的固定效应，εt为模型的残差。静态模型一般假设被解释变量处在一个稳定的路径。考虑到静态模型的缺陷，可能存在模型设定有误，故采用动态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它能够揭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为了克服公式中存在的个体固定效应，Arellano-Bond采用了GMM方法（Genera lised Methods of Moments）。对公式（1）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得到：

（2）

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进一步处理了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Arellano-Bond强调运用GMM估计时还应判断工具变量和模型设定的有效性。因此采用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及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各指标进行处理，对每个指标取对数，以平滑指数，使得建立的模型更加真实有效，根据所选指标建立系统GMM模型如下：

（3）

（三）回归结果

借助于Stata12.0软件，采用GMM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

系统GMM估计模型如下：

Ln（ZJZ）t=1.09+0.067Ln（SD）t+0.13Ln（XQ）t-0.25Ln（ODI）t -0.08Ln（LP）t+μt+εt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第一，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速度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江苏目前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速度不够，利用程度不高，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装备制造业竞争比较激烈，很多厂商还是在成本上下功夫，通过低成本优势获取市场，这就产生了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因为消化吸收新技术需要时间、资金、人力等，所以不愿意去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样就可能导致江苏装备制造业技术长期得不到提高，从而使得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跟不上国际的发展，产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第二，市场需求水平对工业增加值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系数较大，说明目前江苏装备制造业的增值主要依赖市场的需求水平，这主要是国内市场巨大，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但是国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层次较低，江苏应为国内国际提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否则容易出现长期在低需求层次上产品供给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出现。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增加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区域内制造业的萎缩，影响系数为高达0.25，因为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生产基地出现大量向国外转移的现象，装备制造业可能出现不断萎缩的局面，而新的产业发展较慢难以支撑经济的较快增长，而旧产业的主导力量已经衰退甚至进入停滞状态，这种情况有可能产业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空心化，对外直接投资对装备业产业空心化的直接影响比较明显。

第四、行业劳动生产率对工业增加值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要低于对外直接投资。这与江苏乃至全国的国情是有关系的，我国国民整体接受文化教育程度较低，大多劳动力处于较低层次，从而导致江苏装备制造业高科技人才投入不足，大量科技素质较低的人才投入，可能会降低行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是的整个装备制造业失去的创新的动力，使得整个行业发展缓慢，长期在较低层次发展，从而出现制造业萎缩的局面，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

三、结论与建议

从实证结果来看，首先江苏省装备制造业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速度较低，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江苏应该要大力提高装备制造业技术研发能力，应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投入，提高消化能力和速度，同时要加强新旧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新技术的研发，提高新技术转化效率，提高产业的附加值，避免出现空心化。

其次，要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提高装备业产业需求层次，刺激企业积极实现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供高精尖环节的市场需求。

再次，对外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空心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所以江苏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应从国情出发，不盲目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重点考察对方技术、经验、市场对本区域产业的影响，充分调研是否值得对外直接投资，考察是否会造成区域内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最后，由于江苏行业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空心化有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科技人才投入不足，江苏应和企业合作，引进高新技术人才，提高人才质量的投入，不断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产业空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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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进入模式

从我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来看，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正经历着从出口－合资和合作－控股－独资这样一条道路，这也是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普遍模式。因此，FDI大致可以分为出口进入型、契约进入型、投资进入型和国际战略联盟四种进入模式。1.出口进入型。长期以来，出口一直被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从宏观角度看，出口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增加国家外汇收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出口一直受到各国政府的鼓励。同时，从企业的角度看，为了降低国内竞争所带来的风险和进行自身扩张，它常被作为各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初始选择。出口主要有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种形式。然而，出口进入模式也有一些缺点。如出口企业的收益易受汇率的波动和政府贸易政策的变动的影响；出口企业进退国际市场和改变营销渠道的灵活性不足。2.契约进入型。即跨国公司通过签订合作性契约这一非股权合作形式进入国际市场。契约型进入模式虽然可以使企业无须在外国领土上进行大规模资金、技术投入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分获一杯羹，但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失控和冲突。3.投资进入型。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并购或绿地投资拥有全部股权，以及参股、控股等股权合作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主要包括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两种模式。投资进入型FDI具有控制与管理自由度较高，利润较高等优点，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尤其对东道国而言，当东道国对外依存度较高时，一旦跨国公司发生资金抽逃或技术转移，则会带动一系列的后续和连带投资资金的抽逃，形成外资回流或抽逃的“多米诺”效应，易促发东道国货币的贬值和对外融资结构的恶化。

4.国际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

二、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现有的文献中交易成本理论被用来广泛地解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主要依赖对控制与资源风险与回报的权衡，选择企业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进入模式。下面本文将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影响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1.东道国经验。早期学者认为，东道国的环境因素以及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的认识和适应程度决定了跨国公司的经营方式的选择和变化。Tse et al.(1997)认为东道国在吸引FDI方面积累的经验有利于跨国公司选择股权合作的进入模式。

2.区位因素。区位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了FDI决策倾向，也决定了FDI的行业结构和进入模式。而这些区位因素主要包括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Duning，1993，2000）。以我国为例，地区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的每个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此外，中国同许多国家一样，为吸引FDI提供了许多优惠刺激等等，如设立特别经济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这些都是影响跨国公司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由于跨国公司认为在这些地区运作起来更容易且风险较少，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这些地区采取股权形式进行投资。

3.资源承诺。资源的可获性和控制需要也决定了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对跨国公司而言，较高的资金密集度要求企业扩张需要更高的资源承诺。这种承诺不仅制约了企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同时还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商业和政治风险。因此，当投资规模大，需要寻找合资伙伴分散风险时，跨国公司倾向选择合资方式来回避风险。 此外，跨国公司在向国外转移专用性资产时更倾向于选择较高控制程度的占股结构。虽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资源承诺与高控制模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实证结论却不总是支持这种观点。如Taylor et al(2000)发现当资源（如资本）承诺较高时，日本跨国公司倾向于采取较低控制模式进入国外市场。

4.文化差异。地区或民族文化对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是公认的，因为它对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全过程的。Hennart和Larimo(1998)对此论述了两派思想。一派是所谓的“民族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在心理特征上是系统地发生变化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反映了这些东道国的特征。

5.产业特有因素。产业特有因素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产业特有因素包括资产集中度（强度）、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产品生命周期等。Scherer & Ross(1990)认为在一个产业中，企业需要大量资本投资才能获得垄断优势和长期内的超额利润。这是因为进入壁垒和退出障碍的存在将其他企业拒之门外。因此，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资产集中度越高，跨国公司为追求长期利润越可能选择独资模式，这有利于获得由于市场垄断地位产生的可持续财务回报。从另外一个角度，企业的资本集中度越高，对资源的依赖性越强，反而增加了经营和政治风险。Agarwal & Ramaswami (1992)认为FDI进入模式的选择通常是在这五个特征因素的一种折衷选择。这些综合因素影响各国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水平与方式。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还受到公司自身因素，如跨国公司的国际经验、公司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的影响。

三、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第4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国际投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投资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国际资本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其地位与重要性显著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明显快于国际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和总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报告，自1980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翻一番多。国际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国际直接投资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应，同时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改革开放后，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加大。特别是在2001年后，中国连续几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止2004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5600多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理论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溢出方面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关系研究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两者之间的挤出与挤入效应。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探讨经济发展中外资与内资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替代作用的可行性分析，并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数据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借鉴和拓展分析

在经济增长模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在分别强调了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因素作用的同时，有将不同资本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进行解释的趋势，本文首先对Barro(1995)提出的生产函数进行分析，然后探讨内资与外资之间的替代性。

Barro的生产函数为：

式中A代表环境因素，L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中间产品的集合，不同的中间产品用x(i)表示，当K代表资金投入时可解释为资本品。假设中间品共n种，其中n1为内资企业提供，n2为外资企业提供。同时假设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的扩散，而发展中东道国必须提供基础设施等相关支持所付出的成本为F。设N为外资国中间品生产数量，F=F (n2/n， n/N)，则可知当外资比例越高时，吸收外资技术扩散所花费的成本越低;而东道国资本品占外资国资本品比例越小时，表明技术差距越大，则吸收与模仿先进技术的成本就越小，即:

1937年，Durand提出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改进，允许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即生产函数可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出弹性取决于参数的估计结果，本文也是基于此考虑的。

三、实证的方法、结果与分析

1.实证分析的计量检验方法

实证分析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进行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的回归计算，这样的计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分析我国经济现象时，由于改革开放前数据统计的不规范与缺失，样本显得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性大，单纯采用截面数据不能全面和动态地反映经济态势。由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具有控制解释变量共线性问题等优点，且较好地解决了上述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1999年至2003年5年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这些单位包括：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广西;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内容计算所得，计量运算是采用Eviews5.0软件完成的。

本文的面板数据分析中由于考虑的主要是横截面单位，所以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时通常要进行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截距(C)与斜率(α，β，γ，δ)是固定的

LnYit=LnA+αLnLit+βLnK1it+γLnK2it+uit

i = 1，2，……，n;t = 1，2，……，T

假设2：斜率(α，β，γ，δ)是固定的，而截距(C)不同

LnYit=LnAit+αLnLit+βLnK1it+γLnK2it+uit

如果第一个假设不成立，则采纳第二个假设，对假设的检验是通过F 检验进行的，即检验统计量 [(S1 -S2)/(n-1)]/[S2/(nT-n-k+1)]~F(n-1，nT-n-k+1)

其中：S1、S2分别是对假设1、假设2回归后得出的残差平方和，k为斜率的个数减1。

首先进行上述回归分析检验，确定假设模型的最终形式。

2.计量结果

对模型分别进行检验、计量运算并整理后得到如下结果：

3. 结果分析

利用上述计算结果可以进行下述分析：

(1)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能从整体上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而且，内资与外资的单个要素的解释能力也很强，这说明内资与外资均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内资的产出弹性明显地小于外资，这说明内资的效率远远低于外资的效率。

(2)从东部、中部地区看，情况与全国范围内状况大体相似，但西部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产出弹性为负，尽管这负数很小，也说明在西部地区外资对工业产出有很弱的负面影响。

(3)依次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看，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其产出弹性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东部、中部、西部利用内资和外资的效率有高、中、低之分。东部地区在使用资金方面有较明显的优势。

(4)对于西部地区的外资对工业产出弱的负面影响可作如下分析：Moschos(1989)在研究中提出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说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出口扩张才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促进作用;何洁(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中国西部经济较落后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内资工业产出有抑制作用，说明外资在西部有“挤出”效应。本文研究也表明在中国西部地区外资对内资有负影响，从而整体上导致外资对西部工业的弱负效应。

(5)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工业部门的内资产出弹性虽有高、中、低之分，但差距并不明显，这说明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管理效能并无地域上的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国有工业整体效率的低下造成的。尽管我国东部地区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内资工业整体效率比起中西部地区并不具备明显优势。而外资产出弹性在各地区间的差距明显，这说明东部地区更早地采取了更加优惠灵活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且在基础设施、地理位置、观念和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东部具有较高的人才积累和技术基础，国际直接投资的优势更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6)总体来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外资对内资并没有“拥挤性”，外资主要从事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产业，是外资产业转移的延伸。外资与内资均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要素，外资与内资的投资仍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吸引外资中的高技术仍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内容，而这弥补了内资技术水平上的不足。

四、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外资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外资的效率高其主要原因是外资的许多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情况在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下转第49页)(上接第21页)为明显，因此，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要将引进国外特别是跨国企业的资本与技术作为引进外资的重中之重，利用引进外资不断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利用外资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来看，说明我们有许多有利政策和环境影响了外资的进入，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巨大、包括优惠税收等政策在内的措施到位，政局稳定，基础设施较好均是吸引外资的原因。在继续制定全国性引进外资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也要形成外资的竞争市场，保证引进外资存量的同时，以吸引多方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间的投资竞争为目的，从而不断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

第5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减少了江苏省农业引进外资的数量，降低了农业利用外资的效益。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农业引进外资呈上升趋势，但中国也面临着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引资竞争;在国内，农业利用外资拥有良好的经济、法律与政策环境。应当在充分认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农业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农业企业创新能力，并对外资并购和订单农业进行规范和监管，以增强江苏省农业吸引外资的能力。

利用外资发展现代农业，不仅可以弥补农业资金缺口，而且外资还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转移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关联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外资政策是中国经济政策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探讨金融危机对我省农业利用外资的影响，对完善涉农外资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对江苏农业利用外资的影响

(一)农业利用外资数量减少

2007年中期，美国发生了次级贷款危机，随后危机又演变成为金融风暴，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受到影响。2008年上半年，跨国并购交易额比2007年下半年减少29%。2009年前9个月，全球并购投资总额为16200亿美元，同比下降37%。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约21%，由2007年的1.83万亿美元减至1.45万亿美元，预计2009年还会下降30%左右。受不断深化的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发达国家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比2007年减少了32.7%，降为8401亿美元。2008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5177亿美元，增长了3.6%，但增幅远低于2007年。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也大幅下滑。2009年1-8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131家，同比下降24.8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58.67亿美元，同比下降17.52%。外资大省江苏也不例外，2009年1-5月，江苏省新批外资项目1391个，同比下降20%，协议外资154.5亿美元，同比下降25%，实际到账外资107.5亿美元，同比下降18%。

江苏农业利用外资的情况也因金融危机的暴发而发生逆转。2007年全省新批外商投资农业项目390个，增资项目114个，协议注册外资27.87亿美元，同比增长25.7%，实际利用外资13.12亿美元，同比增长24.4%。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农业利用外资新批、增资项目同比减少，但项目质量、规模有所提高，协议、实际利用外资与去年基本持平。2008年1-12月全省新批外商投资农业项目290个，同比减少25.64%;增资项目89个，同比减少21.93%;协议外资27.58亿美元，同比基本持平;实际利用外资13.32亿美元，同比增加1.54%。但是2009年1-6月，江苏省农业协议注册外资7.2亿美元，同比下降15.5%;实际利用外资1.9亿美元，同比下降43.3%，下降幅度明显加大。

(二)农业利用外资的效益降低

农业利用外资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外向型农业的发展，而农产品出口是外向型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2009年1-7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505.2亿美元，同比下降12.5%。其中，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下降8.2%;进口292.6亿美元，同比下降15.3%。7月当月，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86.5亿美元，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额、进口额及逆差分别为32.9亿美元和53.6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9.9%和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也下降较多。1-8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7325.29亿美元，同比减少22.57%;其中出口4048.27亿美元，同比减少22.23%;进口3277.22亿美元，同比减少22.99%。

江苏农产品出口形势与全国一致。2002-2008年，江苏农产品出口总量分别是6.56亿美元、7.99亿美元、8.74亿美元、10.42亿美元、13.83亿美元、16.38亿美元、19.79亿美元，总增幅达210.7%。但是到2009年1-5月份，全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29.21亿美元，其中，出口6.53亿美元，同比下降17.6%;进口22.68亿美元，同比下降11.9%。苏南五市出口2.96亿美元，同比下降19.47%;苏中三市出口1.52亿美元，同比下降21.12%;苏北五市出口2.05亿美元，同比下降11.55%。单月农产品出口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降，降幅14.96%。从市场看，1-5月份全省对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4大传统市场的出口额分别为1.36亿美元、5.102万美元、1.2亿美元和1.06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11.3%、-14%、-8.7%和14.2%，仅对欧盟的出口出现回升。农产品出口下降阻碍了外向型农业的发展，降低了农业利用外资的效益。

二、应对危机应把握的涉农外资投资形势

(一)农业利用外资的国际形势

第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09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在全球FDI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于农业领域的FDI却一路飙升。从整体上看，当前投入农业的外资总量较低，但增长迅猛。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每年流入农业的FDI还不到10亿美元，但是在2005-2007年，年流入量增加了2倍，达到30亿美元。第二，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不断加快的经济衰退，不仅严重影响了全球FDI的前景，也改变了FDI的格局。2008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入增速有所减缓，但仍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在全球FDI流量中所占比例飙升至43%。而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骤降29%，流入量仅为9620亿美元。第三，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面临着来自高低端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在低端领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正面临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在高端领域，中国难敌发达国家的竞争。

(二)农业利用外资的国内形势

第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开放，许多世界品牌在中国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流行。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中，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目前国内资金供给充裕。2006年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5.04%，已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08年8月，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万亿元，同比增长19.28%，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分别超过和接近20万亿元，银行资金充裕。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1位。第三，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对241家跨国公司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仍然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排名第2-5位的国家依次为印度、美国、俄罗斯、巴西。从长远来看，跨国公司仍看好中国，将其列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2009年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99亿美元，同比增长7%，自2008年10月以来首度正增长，引资形势出现好转。第四，利用外资的法制环境日益完善。为推进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中国先后制定颁布了60多种外资法规，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一个由各种专项立法及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相互联系的外国投资法体系。第五，国民待遇取代了优惠外资的政策环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外资企业在华享受20多年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此外，外资企业单独享受的税前扣除优惠、生产性企业再投资退税优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上的优惠等今后也将与内资企业统一。外资企业在城镇土地使用上的超国民待遇政策2008年初已经结束。事实上，目前在国家层面上，外资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已经所剩无几。

(三)外商投资的新趋势

第一，从全球跨国投资的方式看，并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现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仍是“绿地投资”，即投资建厂。这主要是受中国相对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等因素所影响，但是，由于近年来中国自然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绿地投资”在中国的优势已不如周边其他国家，并购重组将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跨国公司参与农业的形式不限于外国直接投资，还包括订单农业，如外国超级市场或食品加工商订立明确规定价格、数量、质量和其他要求的合同，来跨国采购农产品。目前，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订单农业遍及11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涉及到的农产品品种很多，有些情况下占农产品总量的份额也很大。食品加工和超市等跨国公司投资订单农业，使得跨国公司参与该行业的实际规模成倍扩大。2007年，农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为320亿美元，但2005-2007年，仅投入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超过400亿美元。

三、进一步强化江苏农业利用外资的对策

(一)坚持吸引外资的基本政策

最近两年，民间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农业和粮食领域的质疑比较多。由于中国经济是一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外资对中国投资具有巨大影响。当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以改善投资环境。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少数赢家之一，与中国采取的正确地利用外资战略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国内资金供给较为充裕，然而跨国投资的实践表明，资金盈缺并不是决定资金流向最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吸收了全球2/3以上的跨国投资，美国和英国是吸收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资本流动中搭载着技术、知识、管理、观念、人才、品牌、市场等要素，吸收外资与集成全球优势要素往往是“一揽子”的过程。这个特性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也是我们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主要着眼点。

(二)继续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各项法律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看，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比实施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政策对吸引外资更为重要。因为跨国公司和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是从事长期投资和寻求稳定回报，不是短期资本流入寻求短期暴利和投机。对外资应重在实施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视经济和商业环境以及制度框架的形成，加强社会网络和中间组织建设、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按照国际惯例建立、修订、规范相关的法律制度等等。把引资转移到主要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技术开发机制等制度依托上来，转移到主要依靠具有赢利性、开放性、公平性的国内市场及其竞争优势上来。

(三)培育有竞争力的农业跨国公司，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创新

参与全球生产体系，获取全球价值链上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的最终目的是能将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培育中国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然后逐步建立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成为分工体系中的主导者。要实现此目的国内企业应该迅速向技术密集的深加工阶段转化，并积极培育自己的R&D中心，争取成为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所在地。同时，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幼稚和学习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加以有效地保护。比如，制定缩小技术差距的政策，包括研发投资体制(比如国家技术创新体制)，鼓励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研发联盟等。

(四)对外资并购进行引导和规范

外商以并购方式对华投资有所增加，但投资规模还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对外资并购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对并购交易的具体了解也不尽全面。并购的优点主要是:不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共享双方优势资源;困难企业可借此脱困，同时避免企业倒闭产生的集中失业压力。然而，并购对投资环境有较高要求: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发育，具有规范并购行为的法律框架，企业质量相对较高，信息透明可靠。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和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可以预计，未来外资并购会继续增加。以并购方式吸收外资存在特殊问题和潜在风险，因此要引导和规范外资并购投资行为。从中国实践看，需要重点注意4个问题:一是防止垄断。并购有可能减少企业数量或加强龙头企业地位，导致垄断。应抓紧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严格加以约束。二是确保国家对相关产业的控制力，对这些产业中的大型外资并购案要有审查程序和控制能力。三是完善并购价格决定机制，保证公开公平交易，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作用。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形成对资产收益和企业长远发展负责的体制机制，这是利用外资达到双赢的体制保障。对改革不到位·治理结构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要加强监管，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职工利益。

(五)对订单农业进行规范和监管

与传统的直接投资相比，订单农业显示出两方面的优势，一是不涉及土地直接占用和长期使用;二是可以将数量庞大的农户与全球农业生产链和世界市场对接。在中国，订单农业已经被接受并开始发展，出现了“公司加农户”的提法，但国内对订单农业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政府部门对此进行专门的监管，整体上缺乏政策体系指引。因此，首先要在农业领域吸引外资方面建立针对订单农业的政策体系;其次，在这个政策体系下，制定措施推动订单农业更好地发展;再次，应将跨国公司通过订单农业对农业生产的介入纳入国家对“三农”政策支持体系中，并制定竞争、研发、基础设施等配套政策，在推动中国订单农业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护农户利益。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农业不能对外资简单地关上大门[N].经济观察报，2009-08-07.

第6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陈继勇(1953-)，湖北应城人斌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_兼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现象由来已久。已有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区域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文章在企业学习能力与区域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知识溢出与FDI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知识溢出的学习能力及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自身经济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区域间溢出效应等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知识溢出；区域创新；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23-06　收稿日期：2008-11-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FDI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图1)。与此同时，中国FDI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也极为严重。据统计，199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FDI占全国总额的82.78％，中部地区占15.01％，西部地区占2.21％。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FDI占全国总额的87％，中部地区占10％，西部地区只占3％。截至2007年底，东部地区的FDI占全国总额的76.80％，中部地区占18.19％，西部地区占5.01％。

已有的研究表明，FDI在中国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东部发达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地区之间针对FDI政策取向的不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差异等。随着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FDI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对FDI的影响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知识溢出带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交流和更新，能否通过“干中学”和“互动中学”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FDI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是否与中国各区域知识溢出的学习能力、创新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存在联系，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拓宽对FDI在中国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问题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一)知识溢出与学习吸收能力

自内生增长理论的创立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地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知识溢出(Spfllovers)的效应研究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高度关注。Keller(2001)认为，国际知识的溢出与传播渠道主要有FDI、国际贸易、国际专利、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

在知识溢出效应中备受学者们关注的是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外溢效应。如，Mcdougall(1960)将技术外溢效应作为考察FDI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的首要考虑后，Mansfield and Romeo(1980)研究了美国企业在英国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Findlay(1978)设立了一个FDI动态技术转移模型，检验了外资份额等因素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技术外溢效应。

Caves(1974)、Globerman(1979)等利用截面、时序数据对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明显的正向效应。Cohen and Levinthal(1989)在研究企业研发时首次提出“吸收能力”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后会促使其技术进步，从而增强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因此，FDI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否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学习与吸收能力。

随着中国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逐渐优化。FDI不仅促进了中国的资本积累，而且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而学习正是吸收这些溢出效应的最好途径，通过“干中学”、“互动中学”等学习方式吸收并掌握这些溢出效应，更有利于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概念最早由新增长理论的先驱阿罗(K Arrow，1962)提出。阿罗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解决问题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一种学习过程，由此上升至一个国家在进行投资后，在生产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一种内生变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干中学”这一学习方式的特点是企业自身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和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符合自身特点的经验将会保留。产业集聚对“干中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产业集聚更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更多的创新动力，从而会吸引或产生更多的新企业进入到集聚中来(MichaelPorter，1996)。这样“干中学”在区域创新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动中学”(Learning By Interaction)即指在一个区域中，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由于资源、信息、技术等因素的存在而组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网络(Hakansson，1987)，在网络中他们所采取的一种合作与互动式的学习。包括“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capello,1999)“相互作用过程中学习”(Malecki,1990)。它是一种成本最节约的知识溢出学习吸收的方法，而这种知识溢出的学习方法是一种“环境敏感性”的社会学系方法，因此，该方法受到企业界广泛的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学习是一个相互的概念，它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过程，而更应该被看成是属于一个集体的行为过程(Kamann,1991)。那么一个学习性集体的形成便营造了一个合作与互动式的学习环境。“互动中学”的学习体系集合了学习性小组的构建、合作式的学习、协商等，它是对其他学习方法的补充，互动中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对体系中的学习个体能够产生持续性的信息反馈，使他们对面临的问题能够有更好的理解并相应的作出决策。(Fred C，White，1997)。上述两种学习方式是企业吸收FDI溢出效应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二)区域创新与中国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

在区域创新与中国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方面，国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在创新方面，Coughlin and Segev(2000)认为，市场化水平、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集聚经济等因素与FDI的区域选择存在正相关，而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劳动成本等因素与吸引FDI存在负相关。在中国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方面，江小娟(2001)认为，由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重工业、化工制造业、加工

业等产业为主，且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区域创新步伐较慢，外资难以进入这些地区。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拥有宽松的投资环境，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强，地域因素的优势比较突出，外资进入该地区的过程相对容易。张少军(2008)认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创新，而R&D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重要来源。王文治(2008)认为，加大对本国企业的R&D投入，一方面提高企业对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刺激跨国公司增加技术转移，扩大技术外溢的可能性。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进行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更有利于吸引外商前来投资。

值得提出的是，在国内已有的FDI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以FDI的流入做为解释变量，以吸收能力、创新作用等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来检测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FDI流入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比较客观准确。如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赖明勇等，2005)、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影响(冼国明、薄文广，2006)，以及对企业的溢出效应分析等(平新乔等，2007)。有鉴于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方法，从知识溢出的视角，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0-2006年的数据来分析中国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与区域创新、知识溢出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说明

本文以最基本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基础，借鉴刘康(2007)在区域创新系统对FDI进入的影响研究中的指标GDP、R&D与P、H为本文指标，以FDI做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经济水平(GDP)、区域创新水平(R&D与P)、区域人力资源(H)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它们与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之间的关系。用GDP代表经济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与专利申请量(R&D与P)代表创新水平，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H)代表人力资源。那么本文的基本回归方程为：

显著相关，其它指标并不显著，有的指标系数还呈负数。这是由于GDP包含的其他指标对吸引FDI所产生的作用，所以它属于一个性质极强的指标，与其他指标构成了极高的相关性，从而造成误差。而GDP与FDI显著相关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这符合国内外大多数相关研究文献中的结论。因此在下述的检验分析中，我们将剔除GDP这一指标。

首先，对(1)、(2)两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3：

从表2、3中所得出的检验结果中看到，由专利申请量(P)以及R&D经费投入所衡量的区域创新水平的确对吸引FDI起到重要作用。表2中，P与FDI显著相关；表3中R&D与FDI显著相关。由此我们断定区域创新水平的高低对吸引FDI有重要作用。由于本文采用的是不同省、市之间的横截面数据，并且通过协方差检验证明由(3)式代表的变系数模型的检验结果是最佳的，因此对(3)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根据表4中的检验结果，首先我们看到东、中、西三个区域的R&D经费投入与FDI显著相关，且东部地区最显著，中、西部地区其次。说明东部地区在创新投入、创新能力上要强于中、西部地区，由此东部地区在吸引FDI方面更具优势。

其次，以P代表的各区域衡量指标均不显著，且中、西部区域前的系数呈负数。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每年专利申请量数值的波动性‘较大。有些年份的专利申请量数值呈负增长，而东部地区专利申请量的数值较稳定，因此其系数是正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P与R&D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最后，在H代表的区域人力资源方面，中、西部地区的H与FDI并不显著，且东部地区H前的系数为负，但其与FDI显著相关。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如果在每万人中所占比重越高，对FDI的吸引程度也就越高。根据陈飞翔、胡靖等(2006)在研究利用外资与技术转移中，对FDI与中国受教育程度也做过与本文类似的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与本文结果相似。这一结果说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且一直追求的是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数量优势，大部分外商在中国进行投资的策略主要是针对中国拥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则相应的多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此回归分析的结果也符合我们得出的结论。

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其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的学习吸收能力也就越强，在快速的掌握这些溢出效应的同时，更将这些溢出效应结合自身发展需要来进行应用，从而使得该区域在基础建设、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具有优势，由于创新所给予投资环境上的优势，使得这类地区更易吸引FDI。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更易吸引FDI，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二)由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处于加工贸易地位，生产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产品，因此区域人力资源与FDI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区域中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所占比重高更易吸引FDI，这一结论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存在着紧密联系。

(三)在区域创新中研发经费投入更多的区域更易吸引FDI，这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创新效应不明的原因。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自身经济水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目前，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其原因与中国政府前期的梯度开放战略有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战略，在东部地区的投资占到国内投资的6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0％。这种分层次推进的开放与开发战略，造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FDI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与其有着密切关系。

为此，我们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发展区域经济。从长远看，东部地区应提升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中、西部地区应做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使其硬件设施、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得到优化，而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自身优势大力提高经济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拥有较高的经济水平，创新能力的提升速率才会更快，投资环境的改善与优化才能更易吸引FDI。

2　中、西部地区应注重区域间溢出效应，密切结合自身优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大部分外商选择在东部地区进行投资，由此助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提升了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则落后许多。但FDI是否真的给国内带来很强的创新溢出效应呢?从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看，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较小，而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较大。因此，在东部地区具有创新优势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应密切结合自身优势，注重区域间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将两者结合起来用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由于中、西部地区中的许多省份均为教育大省，如湖北、湖南、陕西等省份。这些地区拥有许多国家重点高校及科研院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近几年也兴建了一批科技园区。在自身已有的发展环境下，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开展企业、高校、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开发模式，应主动承接东部地区的各种转移产业，充分利用和发挥区域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既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改善产业结构与投资环境，也有利于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从而更好的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3　各省、市政府应转变引资战略，提升引资质量。

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市政府都将吸引外资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追求引资数量有余，注重引资质量不足。以东部地区为例，较中、西部地区，在外商投资的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外资产业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占的比例较少。而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产业本来就少，数量上没有优势，质量上更无优势可言。

第7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综述

(一)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John Dunning，198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与发展。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

邓宁将各国以人均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直接投资输出，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了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对外投资，缘于它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所有权优势。影响各国在投资发展周期中所处阶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资源禀赋的结构、对外开放的程度、国内市场的大小、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对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的政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不同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外资的不同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各国在某一特定时点在投资发展周期上所处的不同的阶段。

(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Small―scale Technology Theory，Louis T.Wells，1983)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逻辑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

按照威尔斯的研究结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缘于小规模技术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其二，倾向于当地采购。由于普遍存在的外汇短缺和收支逆差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采取了各种限制进口和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这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积极探寻用本地投入来替代特殊进口原材料的技术；其三，具有低廉的企业管理和营销费用。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薪金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同时，由于对企业形象的重视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厂房建筑方面节约了大量支出；其四，能够提供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些投资往往以海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而建立，利用母国的当地资源，使用传统知名品牌，具有生产成本优势，并且能够在侨民散布的世界各地投资经营。

小规模技术理论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与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特征相结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空间。该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利用世界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特性，通过技术创新和适当的经营战略逐步获得竞争优势颇具启迪意义。

(三)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

与威尔斯的分析视角相同，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旨在探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对外投资。同时，差异化产品和规模经济在现实经济中也广泛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改进而形成其特有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些可能拥有的技术优势表现在，通过对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成熟技术进行地方化的应用与改进，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拥有更好地顺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价格条件和产品质量要求的技术，可以生产更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可以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差异化产品。这些技术优势还能够通过与本国廉价劳动力、大型家族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结合而获得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额外优势。

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形成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而且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企业技术创新。在劳尔看来，正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口技术的适应性改造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反映了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二是相对于欠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有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具备了竞争优势。与威尔斯相比，劳尔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过程在竞争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尤为重要。

(四)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John Cantwell(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0)的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从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阶段性动态演进过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投资的累积增长直接相关的，技术能力的积累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其对外投资的形势和增长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根据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深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

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及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利用自身的生产要素创造某些优势，从而提高了竞争力和综合优势来实现的。该理论构造了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技术积累为基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与对外投资结构在相互促动中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这一理论有力地诠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体对外投资的结构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轨迹，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技术创新与积累，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五)小泽辉智(Ozawa)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

该理论试图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与开放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到一起。他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这种阶梯等级结构为发达国家创造了转移知识和技术的机会，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赶超机会，他提出了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问题，这种选择应能够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从吸引外资中提高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断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小泽辉智的理论是继垄断优势论、投资发展周期论、产业选择论、比较优势论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要同国家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的理论优点在于，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选择原则和实现的步骤，即要以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为基础，以出口导向为条件，这是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大贡献，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二、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学界对于近些年来我国的海外投资一直比较关注，但注重的是现实状况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很少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框架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对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的分析，中国的海外投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一方面是从总量和地区分布上，第二方面是从企业构成和投资方向上，第三方面是从区域选择和行业分布上，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投资总量和地区分布。

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中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2.6%。投资地区遍及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其中对美国投资最多，55,898.73万美元(项目个数也最多：329个)，其次是香港地区47,316.81万美元、加拿大39,175.31万美元、澳大利亚31，131.01万美元、秘鲁19,956.05万美元、俄罗斯12,965.52万美元。从地区分布上看我国在亚洲地区(包括香港)投资最多，达到113,361.56万元，其次是北美、拉美和大洋州。

2.企业构成和投资方向。

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企业。这类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大、技术力量雄厚、专业化生产配套，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始走向世界，主要在海外从事国内稀缺性资源的开发，并逐步建立起国际化生产经营体系。另一类是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主要是一些出口产品量大，在同行业中生产规模、产品性能和质量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以及特色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一般利用自己的产品优势，先以产品进入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而在东道国或大市场的临近地区，重新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建立带料加工和本地化生产基地，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张的经验。

3.区域选择和行业分布。

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比较多，由于我国产业规模大，行业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不在少数，但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不能全部反映出来，仅就了解的情况进行概述。自然资源开发(油气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海洋渔业资源等)，主要在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秘鲁等国。农业、商业(养殖、种植业的生产加工、商场、宾馆、餐饮业等)，主要在独联体和一些东欧、亚洲、非洲国家。一般加工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电器、小型机械、摩托车、五金工具等)分布比较广泛。高科技开发项目(如通信技术、光电技术、软件开发、家电产品的研发等)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

以上的归纳分析说明，无论是政府出于宏观战略思考有意识地引导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还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主动的海外投资扩张行为，都已经客观地运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方法论。虽然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特点，对外投资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和步伐，但是我国海外投资的实际发展基本上遵循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规律。

三、加快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

尽管理论本身仍然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也不可能机械式地照搬某一理论来解释和指挥实际经济工作，理论的适宜与否具有时间、空间的相对性，因此，在对外投资促进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构建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应着重在以下方面改进和强化对外投资促进措施。

第一，规范信息服务,加强技术援助

我国在提供海外投资信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信息的采集不规范，缺少信息资料的加工整理，信息服务没有明确的机构，信息缺乏权威渠道。信息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直接影响了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影响企业的跨国经营决策。信息服务的改善不仅可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亦可为政府提供海外投资援助提供可靠的依据，使有限的援助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第二，区别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同需求

根据我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实力与目标，应鼓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而不同类型主体对政府援助的需求是不同的。培育中国大型跨国公司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大型企业自身往往具备对外扩张所需的信息搜寻、资金技术供应等商业条件，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为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加强双边政府合作，由本国政府出面，与外国政府达成市场准入许可；争取国外的大型投资项目等，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政府的上述推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则需要政府较为具体的扶持，例如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政策性融资、贴息以及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人员培训服务等。

第三，加强对外投资鼓励的区域导向

发达国家虽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市场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在国际投资中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我国企业现有的特定优势与这类国家的区位优势的匹配度相对较好，能吻合双方的利益与需要。因此，我国的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应与外交政策与区域合作政策有机结合，采取区域、国别导向与协调措施，既实现重点布局，又要避免“一窝蜂”现象。应针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大、资金供应缺乏等具体困难，着重在投资担保、融资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目前，我国现有投资保险覆盖范围很小，主要只是针对直接带动出口的境外带料加工项目，尚未建立起海外投资保险体系。提供投资保险是促进海外投资的基本措施，除了加大政府担保力度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O)的作用。MIGO是为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担保的重要国际机构，可对不同形式的投资提供灵活的保险服务，保险期最长可达20年。

第四，建立健全投资促进机构，促进资本内、外流并举

我国各地的投资促进机构(IPAs,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在促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迄今为止，其工作重点尚集中于促进内流投资。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模式的转变，应加快整合投资促进的资源，增加投资促进机构的职能。事实上，内流与外流投资促进所需的资源虽各有所侧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互补的，例如，投资促进的信息服务网络、与政府及产业的联系渠道、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可共享资源，建立内流、外流投资相互融合的促进体系，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投资促进效果。

总之,无论是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企业生存发展的微观层面，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投资都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二震、马野青、方勇等著：《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

[2]陈洁蓓、张二震：《从分歧到融合：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发展趋势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江小涓、杜玲：《国外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世界经济》2001年第6期。

第8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础，在我国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推动产学研相结合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企业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都推出多项扶持和鼓励政策，主要包括税收减免、股权激励、科技计划、项目用地、金融保险、出口信贷等多种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和综合政策体系。

所谓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是指那些所有权为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该类企业既有别于普通民营中小企业，也不同于一般高新技术企业，它的一大特点是其经营的非独立性。作为中小型企业一般都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但国有中小型企业有其特殊性，它们绝大多数是隶属于国有企业或中央企业，虽然是独立法人，但其经营管理各项活动都会受到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的影响。

2.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特点

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特点包括：

（1）主动性弱。首先，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受到行政指令的影响较多，自身进行财务管理筹划的主动性较弱。其次，作为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更多的集中在会计和审计等事务性工作。另外，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将精力投入到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方面，容易将财务管理工作行政化，从而缺乏财务统筹规划。基于这方面原因，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财务管理主动性相对较弱，外化管理较多而内化管理较少，财务管理的统筹能力较差，积极性不高。

（2）缺乏战略规划。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主要体现在会计管理和财务预算这些较为初级的工作，只要按照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年度财务达标等工作即可。加之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不确定性，该类企业往往缺乏战略性的财务规划和管理，从而出现财务管理与公司战略的不匹配、财务工作与经营管理的不协调、甚至财务预算与财务决算偏差较大等现象。

（3）缺乏动态管理。企业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对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本身也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企业经营随着技术创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这类企业往往将财务管理行政化，财务工作主要集中在较为基础的方面，因此缺乏随着企业战略和经营管理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动态管理过程。

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财务战略规划的必要性：

（1）企业发展的需要。现代企业生存发展大都是使命驱动、战略导向。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处在发展的上升期，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企业自身对于发展规划设定了较高的目标。企业根据自身发展使命制定目标，根据发展目标制定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战略进行经营管理并对之进行监督和考核。进行财务战略规划符合企业进行战略规划和管理的需要。只有制定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的财务战略才能够保证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主动出击，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率。也才能够适应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

（2）企业经营的需要。企业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很多都与财务相关。对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尤其如此，比如如何进行投资并规避风险，如何解决资金紧缺，如何利用和优化资产，如何进行利润分配从而达到持续发展。企业需要在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充分规划财务管理战略，服务于经营管理的需要。

3.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战略选择

企业财务管理战略按照职能可以分为投资战略、筹资战略、经营战略和分配战略等。按照企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成长型财务管理战略、稳定型财务管理战略、防御型财务管理战略和收缩型财务管理战略等。还可以综合分为资本结构优化战略、收支平衡战略、低成本财务战略等。

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战略选择可以从其自身特点进行分析：

（1）国有企业的相对稳定与中小型企业的相对灵活的协调。国有企业大多数环境相对稳定，发展处在平稳上升的状态，对外合作尤其是股权合作相对慎重。这与国有资产的相关管理规定有关，企业要经营和管理好国有资产，避免因为经营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作为中小型企业，本身会带有灵活多变、经营方式多样的特点。遇到新的情况和市场变化，中小型企业可以很快做出反应。作为国有中小型企业，既具有双方面的优点，也带有双方面的问题。在进行财务管理战略选择时，要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优缺点，通过战略选择将两方面特点协调在一起，趋利避害。如果企业太过求稳，则会丧失发展机会，在财务管理战略选择时可以考虑采取成长型战略，加大投资和项目合作等。

（2）国有企业特点与高新技术企业特点的相互促进作用。如前所述，国有企业具有稳定的特点，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资产相对雄厚，管理规范，能够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利用高新技术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提供高新技术劳务的企业。它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国家在认定时有多项标准，如企业研发投入须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3%～5%；企业科技人员须占到企业的20%～30%；直接从事技术开发和技术研究的人员须占到10%以上等。由此可见，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这与传统生产型企业有很大区别。另外，研发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并非有投入就能生产出产品，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在开展研发活动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资金和政策的保障，而国有企业能够提供良好的平台。

4.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财务管理战略规划

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规划服务于企业战略，不同的战略规划会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战略，财务管理战略随着企业战略规划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战略规划时，无论企业战略如何规划，都会涉及三个基本方面。

（1）筹资规划。高新技术企业的投入产出与传统生产型企业有区别。传统生产型企业投入产出规律，有固定的经营周期，资金需求也相对规律。而高新技术企业投入与产出规律性不强，没有固定的投入产出周期，容易出现突发状况，这类企业资金需求规律性较弱。因此，充分做好融资筹划十分必要。

首先，要科学预测资金需求量和时间点。在做资金量预测时要充分考虑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等各项需求，根据公司规定或风险参数留足冗余资金，保证科研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同时，还要确定资金需求的时间点。技术研发工作一般是分步骤开展逐步推进，配套的资金也可以分步投入，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资金使用成本。

其次，多种筹资方式相结合。现代企业筹措资金的方式多种多样，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主要是资金到位周期、资金成本和资本结构。企业可以选择的资金筹措方式主要有：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利用留存收益、向银行借款、利用商业信用、发行公司债券、融资租赁、杠杆收购。其中前三种方式筹措的资金为权益资金，后几种方式筹措的资金是负债资金。对于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利用商业信用、发行公司债和杠杆收购三种筹资方式不太适用。这类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筹资方式：

吸收直接投资：资金到位周期较长，资金成本低，资本类型权益，五星推荐。

发行股票：资金到位周期长，资金成本较高，资本类型权益，三星推荐。

利用留存收益：资金到位周期短，资金成本忽略，资本类型权益，五星推荐。

银行借款：资金到位周期短，资金成本较高，资本类型负债，四星推荐。

融资租赁：资金到位周期较短，资金成本较低，资本类型负债，五星推荐。

在吸收直接投资方面，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国有控股或独资企业吸收股东投资和增资比较容易；其次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导向使得大量财政支持的补贴资金流向该类企业；最后，财政支持和补贴资金享受税收减免优惠，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在融资租赁方面，中小型企业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具备投入大量固定资产的能力，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解决场地和研发设备的需求是较为快捷、方便和实用的方式。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以上提到的关键点，灵活选择筹资方式。

（2）经营规划。企业经营规划主要包括经营目标的确定、预算管理、资产的管理和使用、现金流控制、成本控制等。经营规划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既体现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把控能力，也体现出企业内部管理的效果和效率。

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在做经营规划时，首先要围绕技术创新项目开展，做好预算和核算。同时有多个在研项目时，要充分评估，合理分配资源。其次，要将关键考核指标和多种财务分析方法列入经营规划，提高财务管理规划在公司经营中的地位，从产品导向延伸到利润、EVA或股价等财务管理考核指标。再次，控制好现金流，避免出现短期内大量现金流出造成公司经营资金短缺的情况。最后，做好成本控制，与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相结合，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3）分配规划。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在制定分配战略时与传统企业既有相似也有区别。传统分配战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二是分配股利或利润。

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完成以上两项固定分配以外，还需要将留存收益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首先，要考虑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资，可以将一部分留存收益追加为企业资本，改善资产结构，扩充企业实力。其次，要考虑企业的发展壮大，将一部分资金作为企业的后备基金，根据发展需要随时投入。最后，要考虑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需求，做好有针对性的分配规划。

5.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战略综合规划

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规划是一个综合体，需要统筹分析。不存在一种适用于各种企业和各种情况的财务战略规划。随着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个动态规划的过程，财务管理战略规划也随之不断调整变化。无论是传统的财务管理还是现代生产型企业的财务管理，都不能完全涵盖国有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需要。

第9篇：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范文

关键词：高速公路建设资金多元化融资配套政策

1公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在国家“十一五”建设期间，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超过3.4万公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置。虽然绝对数量不小，但是按照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我国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万人，而美国为6869.3和253.59，德国为14680.4和65.94，印度为5403.9和21.6，巴西为1885.8和118.4。由此可见，我国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要改变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滞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状况，必须加快建设速度，加大建设力度。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量巨大，建设周期长，在建设中面临资金投入需求大而实际投入不足的矛盾，这单靠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自身积累和国家投资，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对公路交通运输设施的融资政策上，必须进行改革，以增加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

2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几种主要模式及其特点

2.1目前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几种主要模式目前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模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资、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政府控制下的投资运用影子受益来吸引民间资本、完全由私人投资、以资产为支持的证券化融资和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项目融资方式等六种。

2.2各种融资模式的特点在我国加入WTO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内部形势下，运输基础设施融资政策的转变必须适应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条件与要求。建立起政府投资主体和其他投资主体并存的综合投资体制，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资决策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但必须看到，在各种投资中国家投资仍是交通运输建设投资主渠道，其他多种投融资方式则起着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与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适应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目前试行或可选择的融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类，应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加以规范并综合应用：

2.2.1政府直接投资这是传统的政府投资建设政策，对于较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此种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优点是社会效益好，消费不受限制，国家的控制力度高。其问题则是普遍存在投资主体的目标模糊不清、责权不明确、激励动力不足。同时，政府直接投资生产的品种单一、供给质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维修保养，损耗较为严重。在21世纪前的公路建设基本都采用这种投资方式。

2.2.2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对于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且投资盈利较低或风险较大的基础设施，可以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投资方式——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政府起着引导私人投资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资参股、提供优惠借款、提供借款担保、无偿或减免税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团体共同投资的公共企业中，运输和道路投资企业126家。07年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中，民间资本所占股份达52.25%，被誉为民资进入大型基建行业的破冰之旅。

2.2.3政府控制下的投资运用影子受益来吸引民间资本对于一些公益性的城市道路建设，投资方不能从项目本身的盈利而获得受益，政府就可采用因此公益性项目的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而使各方面的收入的提高作为对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或可以由政府授予企业特许投资权，从而吸引民间资本的介入。通过特许方式限制一些行业的经营者数目；通过规定利润标准来控制企业的盈利水平。

2.2.4私人投资在政府允许的条件和范围内，完全由私人投资，这种投资方式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费困难而且具有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因为此类设施便于私人投资，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资或进行经济资助，收费标准由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情况调节，私人投资完全受市场调节。比如采用BOT方式发展公路、电站及地铁等。

总之，公路建设资本的来源要从单渠道转变为多渠道，既可来自国家投资又可来自资本市场；既来源于政府又来源于民间；既来源于国内，又来源于国外，各种有效的新的融资方式都可以经过充分论证和研究后用于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

3融资多元化是现阶段公路建设事业发展的方向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金来源的渠道基本是单一的国家拨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和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急剧增长，成为基本建设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的情况下，资金的筹集和管理日益成为项目建设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经济发展速度较块使资金来源从单一的国家拨款走向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成为可行，原因有：

公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稳定和持续期长的收益，较为适合吸引国家以外的资本，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实现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既有利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缓解，也有利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字，截至2009年12月，我国储蓄率接近50%，企业存款10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26万亿元。

国际上的一些著名工程如英法海底隧道、澳大利亚悉尼港湾隧道、马来西亚南北高速公路等工程采用的都是BOT融资方式。通过TOT模式引进外资或者私人资本，盘活了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这种模式可以更多地用于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中。

4多元化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开放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吸引各种投资进行开发建设，可以缓解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但多元化融资，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以保障投融资各方的合法权益，引导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融资政策的制定，如不能很好解决政府投资与各类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每一次失败都会给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的机会，高速公路建设总投资大，回收期长，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之大多数民营企业对高速公路建设程序、有关国家政策的不熟悉，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大量民营资本游离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不敢贸然介入。

在融资方式上，需要制定一个健全而明确的法律框架，规定怎样组织和建立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这可以增加合作关系的可靠性、公开性和透明度，成为吸引国际参与和引进长期投资的前提条件。如国外常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开发模式，它是由政府特许投资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拥有和经营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偿还债务并收取一定的资金回报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地转移给政府；政府保持对公共物品的终极所有权，并最终能够获得正常运行的资本设施的经营权。BOT方式可以在有效地吸收各种投资（大部分是外资）情况下，减少政府债务，并借鉴和利用私营机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我国目前也已开始采用这一方式，而在实行“建设—经营—移交”的规划以前，应在租让法规中明确规定这个过程的各项原则与各有关方的责任，并且还要有更为详尽的、操作性很强的、成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