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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境内战略投资者;商业银行;改革
一、前言
战略投资(strategic investment)是并购术语,在2005年底出台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中将其定义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长期战略性并购投资”。战略投资者(strategic investor)是相对于上市公司发起人而言的,是指以资本合作为基础,通过长期持股,寻求战略合作关系的投资者。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认为,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注重长期利益、与其入股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者。金融危机前,国内商业银行争相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甚至将其作为改革的必要过程。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恰逢锁定期结束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始撤离我国市场,境内战略投资者开始为人们所重视。
二、境内战略投资者的发展
(一)境内战略投资者的发展历程
国内战略投资者最早出现在1999年7月28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首次引入了战略投资者概念,战略投资者被认为是“市场稳定器”。首钢股份作为国内首家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在上市首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9200万股股票,并规定锁定期为6个月。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在于融资的意义,更主要的是稳定市场,对市场认购起到某种表率作用,提升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信任。之后这种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的形式屡见不鲜,锁定期也各不相同。商业银行引入境内战略投资者始于2002年4月2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网下向法人投资者配售,其中就包括了10家战略投资者,锁定期为12个月。2004年6月14日,商业银行首次在IPO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社保基金以战略投资者身份一举向交通银行投入100亿元,锁定期为3年,以占其资金总量7%左右成为其实体投资的最大一单。2007年4月23日,以“A+H”方式同步公开招股的中信银行,共引进了工商银行、社保基金等20家境内战略投资者,工商银行成为了国内首家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股银行的银行。随着银行业改革的纵深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引入境内战略投资者。2006年11月30日,烟台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引进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等投资者,募集股本3.93亿股,募集资金3.93亿元,其中,中国华电认购2.73亿股,占市商行增资扩股后总股本10.9亿股的25%,成为市商行境内战略投资者,这是市商行首次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农村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是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之后,银行业改革的第3步。2007年12月,经银监会批准,常熟农商行引入交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全国首家引入境内战略投资者的农村商业银行。2007年7月5日,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与启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正式签订《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入股启东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框架协议》,成为国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的首个案例。从以上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境内战略投资者始终紧随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步伐。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从国有商业银行到城市商业银行,再到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中都可以发现境内战略投资者的积极参与。
(二)境内战略投资者的特点
1、境内战略投资者的动机。根据以往经验,投资于银行常常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且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股银行还可以获得溢价补偿。2003年4月10日,招商银行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上市,仅1年后,10家战略投资者就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复星实业申购的3880万股账面获利1.7亿元,而中水渔业至少收益5055万元。而且境内战略投资者投资商业银行有助于和银行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获得贷款方面的支持和业务上的合作机会。华能集团投资10亿元,成为工商银行的战略投资者。1年锁定期后,华能集团已经退出10大股东的行列,但仍和工商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2008年工行还成功承销中国华能集团公司50亿元短期融资券。银行以境内战略投资者的身份控股其他银行则是一条跨区域发展的捷径。北京银行参股廊坊市商业银行,以19.99%的持股比例成为后者第一大股。受监管部门异地开设分行的管控,加之直接设立机构的成本较高,通过跨区域兼并重组的方式参股其他商业银行成为银行扩张简便、有效的手段。另外,境内战略投资者处于战略发展需要,力图曲线进入金融行业,跨行业经营以分散风险。随着竞争环境的变化,单纯强调规模经济和速度经济已远远不够。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和经营多元化是许多大型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手段。
2、境内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时机。境内战略投资者按加入时机可以分成3类,一是在引进发起人股东时加入的战略投资者:主要指社保基金。2004年社保基金以100亿元入股改制后的交通银行,随后,社保基金又分别入股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资金数量都是100亿元。2009年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社保基金又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到对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IPO前加入的战略投资者可以获得较高的溢价率,因此是境外战略投资者追捧的形式,而境内战略投资者却较少参与其中。另一类就是在上市首日以配售方式加入的战略投资者,这类战略投资者不只局限于金融机构,主要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如宝钢集团、华能集团。但是这类境内战略投者的投资额较小,一般不足以成为银行的大股东。而且锁定期较短,大多数战略投资者的锁定期都只有12个月,为了补偿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仍可享受一定的溢价率。目前境内战略投资者大都是以这种方式引进的。另外,还可以通过增发引进战略投资者。
3、境内战略投资者的构成。境内战略投资者的构成主要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和机构。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是战略投资银行的主力,中国人寿同时是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的14家境内战略投资者中有5家保险公司,总计承诺认购股票金额15.2亿元,占总配售金额的38%。中国工商银行的23家境内战略投资者中,保险公司有9家,认购金额占配售额的51%。入股未上市银行给保险资金带来了广阔的收益空间,同时也加快了金融混业步伐。另外,能源巨头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也热衷于参股银行。与保险公司战略投资的初衷类似,高额的收益率和业务上的长期合作是重要原因。近年来也出现了商业银行作为境内战略投资者的情况。如2007年,莱商银行引入浦发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启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引入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2008年廊坊市商业银行引入北京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到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中,是双赢的选择。投资者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和对陌生市场的了解,引进投资方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得到股改经验和技术指导。
三、关于商业银行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的思考
(一)关键是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8年底在全球大银行市值排名中占据了前两名,但与国外优秀银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论风险管理上、产品设计上,还是制度建设、管理流程上都存在很多问题。风险控制水平低下,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滞后,管理体制落后,机构庞大、效率低下制约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并不意味着我国银行体制和管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任重道远,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还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核心目标应是提高管理水平和改进技术,而非充实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更不应成为寻租的工具。
(二)境内战略投资者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境外战略投资者不可能仍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依赖了,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我国银行业,另一方面就是不可能永远做到竞争回避,外资银行战略投资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我国市场,进而拓展在我国的业务。据普华永道的2008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调查报告显示,预计未来3年在华外资银行数量可能从目前的76家增加到100家,而法人银行将超过40家,可能达到60家。而且证监会规定每家外资银行最多只能入股两家中资银行,因此合规的、可供选择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范围会逐渐减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可能继续依赖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提升管理水平了。战略投资者并不意味着永远持有,否则也没有所谓禁售期一说。我国有近百家企业有着境内战略投资银行的经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银行业改革可以借助优秀的境内战略投资者,而非依赖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体制完善、改革经验丰富的国内企业都可以继续推进我国银行业的发展。
(三)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的流程需要规范
引进境内战略投资者同样需要规范,不能盲目引进。目前,我国银行业引进的境内战略投资者大多类似于财务投资者,锁定期只有12个月,持有股份也很少,大多在5%以下,不能成为大股东,不足以影响董事会的决定,因此引进先进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技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截至2008年底,14家上市银行一共引进过107个境内战略投资者,但成为大股东的战略投资者寥寥。参考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境内战略投资者也应该延长锁定期,规定最低持股比例,否则就要取消其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计划引资的银行也要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选择合格的境内战略投资者,注重业务合作和战略发展目标,而不应盲目引进,毕竟引入战略投资者对于提升银行业务能力绝非万用仙丹,结果要比形式重要。
(四)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是唯一的选择
引进境外战略者不是唯一的选择,可以不转让股份所有权换取先进的管理经验,而是拨出专项资金,就具体业务请来具有国际水平的管理咨询团队,坚持“以我为主,花钱借脑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法要比泛泛地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更为奏效。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绝非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理念的唯一途径。另外,充足资本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上市融资,发行各类债券来解决。如果单纯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和补充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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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研究中心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课题组
2005~2006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总体财务评价
处置不良资产效果明显
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量不良资产是制约着城商行发展最为严重的问题。面对监管当局宣布的“06大限”,地方政府意识到要继续掌控这块金融资源的前提是维护其生存,对于自己常年侵害城商行所形成的历史旧账必须“出血”买单。
在监管部门的高压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城商行的重组抢救运动成效卓然。截至2006年12月末,已有59家城商行累计置换、剥离不良资产685.05亿元,其中信贷资产511.09亿元,非信贷资产173.97亿元。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比例由2002年的17.7%下降到目前的4.78%。2006年各城商行处置不良资产又上新台阶,一年内城商行置换不良资产106亿元,年处置速度达到38.2%,为近五年之最,其中地方财政注资42亿元。
从区域情况看,图1显示,曾经是重灾区的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商行近五年来变化最大,东北地区信贷不良率从2002年的36.65%下降至2006年末的4.62%;中部地区城商行的不良率从31.05%下降至4.17%,甚至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的平均值4.36%,成为近年来全国城商行资产质量最好的三个地区之一。另外两个地区为:长三角地区平均信贷不良率为2.40%,环渤海地区平均信贷不良率为4.07%。
2006年城商行资产质量明显得到改善,资产质量优良银行(不良率小于2%),由2005年的14家猛增到2006年的27家。2002年至2006年资产质量为良(不良率大于2%小于5%)的银行由5家增加到54家,仅2006年一年就增加了17家。2006年有13家不良率超过15%的城商行摆脱了高危状态。从2002年起,资产质量差(不良率大于15%)的银行由66家变为2006年的6家。
从地区分布看,全国共有22家银监局推动城商行开展了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辽宁、河南、湖北、吉林等地城商行在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中成效显著,合计处置不良资产368.18亿元,占不良资产处置总额的53.74%。17个省区的地方政府对城商行进行了注资。其中辽宁、广东、河南、湖南、四川等地城商行增资效果明显,合计注资60.76亿元,占全部注资总额的62.26%。
从银行分布看,郑州、大连、沈阳、武汉、长春等5家城商行不良资产处置效果明显,合计处置金额219.47亿元,占全部不良资产处置总额的32.04%。广州、兰州、成都、衡阳、开封等5家城商行增资幅度较大,合计注资金额46.64亿元,占全部注资总额的47.69%。
据银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另有18家城商行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支持下,正在实施不良资产置换或注资工作,计划置换不良资产41.86亿元,注资44.25亿元。下一阶段,银监会将继续推动、支持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资产置换和注资工作,重点推进城商行资产置换工作的依法、合规和有效性,努力降低城商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稳步提高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动态指标,它与银行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资产质量、风险控管效果、市场经济环境、自身发展速度等紧密相关,并随着时间延伸而不断变化。资本充足率已成为银行经营的基本要求和监管重点,为实现业务发展、机构增设与跨区经营,避免在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运用等方面受到制约,城商行必须根据业务经营状况及时补足资本充足率,依据经营业务发展规则建立资本金持续补充机制。并且银行是运用金融杠杆和金融工具获取并配置金融资源的社会公众性企业,具有中介和信用功能,必须有充足的资本金,才能形成和保持较高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从而有效地保护存款人和一般债权人的利益。借鉴国际惯例,我国银监部门规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不得低于8%,并将这一要求贯穿于商业银行的设立、持续经营,直至市场退出的全过程。
截至2006年底,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8.5%,整体已经达到2004年12月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规定的到2006年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以上的要求。通过几年的努力,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从5年前的-0.2%上升到今天的8.5%。
从区域角度来看,在全国范围普遍提高的前提下,渤海湾、中部和西部地区增幅较大。而西北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整体上还未达到8%的限制要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长三角地区资本充足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较为稳定。
仅2006年,资本充足率达到“充足指标(资本充足率大于10%)”的城商行就由2005年的10家变为2006年的29家,近乎增加了三倍。同时资本充足率为负值存在技术破产可能的城商行由2005年的22家减少到2006年的7家,也有三成的降低。
但是截至目前,仍然有近4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无法达到要求,为此中国银监会相应放宽了条件。银监会前副主席唐双宁在“2007中国金融市长年会”上表示,虽然城市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已经达标,但各行之间差异较大,城市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任务刻不容缓。2007年底,争取20家未达标的城商行达标,2008年底,所有城商行资本充足率都要力争达标。
山东省14家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006年末全部达到现代商业银行8%以上的要求,是全国首个所有城商行均按时达标的省份。2006年,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账面利润15.9亿元,上缴税款11.6亿元,平均各市地方财政收入的0.84%来自于城市商业银行。
总资产、贷款、利润快速增长
城市商业银行资产、信贷、利润总额快速增长,截至2006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2.57万亿元,信贷总额为1.37万亿,利润总额高达181亿。此外,近年来全国城商行利润增速远高于资产和信贷增速,资产利润率从2002年的0.33%迅速提升至2006年的0.697%。盈利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资产质量的改善,特别是近年来城商行大面积的财务重组运动,信贷不良率从2002年的17.70%迅速下降至2006年底的4.78%。
从区域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商行利润率明显高于内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城商行平均资产利润率高达0.92%,反映出中国当前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盈利性机会,更大程度也得益于该地区极为优良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外部风险和营运成本。此外,中部地区成为近年来盈利能力提升最快的地区,资产利润率从2002年的0.053%迅速提升至2006年末的0.711%,接近东部地区水平。珠三角地区的城商行受困于庞大的不良资产包袱,特别是广州商行和珠海商行还处于高危状态,极大地制约了其盈利能力的提升,整个地区城商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仅为0.338%。
从盈利能力的结构上看,盈利能力“强”(资产利润率大于1%)的城商行数量直线上升,从2002年的1家增加到2006年的29家,而亏损的城商行由2002年的22家减少到2006年的2家。全国城商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也由2002年的0.33%增长到2006年的0.7%,利润率几乎翻番。
我们将全部城商行按资产规模划分为三类:资产规模在200亿元以上的,划为大型城商行;其中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资产超过2000亿接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标准,也可将其归为超大城商行;资产规模在100亿元~200亿元之间的,划为中型城商行;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以下的,划为小型城商行。
在对比资产利润率与资产规模时,可以发现,盈利能力与资产规模并不构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大的银行不一定利润率高,而很多资产利润率很高的银行,却是资产总额较少的“小银行”(总资产小于100亿元)。
根据美国的情况,盈利性最好的是那些资产在10亿~100亿美元的银行以及资产在3亿~5亿美元的银行。这与我们得到的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2006年度中国盈利最好的37家城商行中(资产利润率大于0.8%),既有宁波、杭州和南京等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在500亿元以上),更多的却是乌海、稠州、南充和新乡等小型银行(资产规模在100亿元以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区银行仍然是、也完全可以是一种盈利性很高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商业模型,规模扩张上市、“捆绑”重组并非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惟一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
从衡量贷款集中度的两个监管指标来看,最大客户比率与十大客户比率在近年来均高居不下的前提下,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双降,其中最大客户比率从2005年的179.98%降为2006年的158.85%;十大客户比率从2005年的620.3%降为2006年的456.61%,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城商行资产运用仍较多集中在大客户,大资金上,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较小,同时可以看出,越是不发达地区这种现象越是明显。社区银行的经营宗旨无法得到体现,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客户群重叠,存在明显的客户争夺局面。
城商行地区差异性在大幅缩小
地区差异是中国转轨经济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区域间地理、历史、人文传统的差异、其所拥有的客观性经济发展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别、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差异、政府治理的差异等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中国各地区金融运行环境的显著差异。根据社科院金融所《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调查报告》披露,在2003~2005年间,信贷资产质量最差的地区与资产质量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比率和不良资产损失率相差一直在10倍以上。
城商行经营状况一直是观测中国这种显著的区域金融差异的重要指标。随着2003年以来,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商行财务重组运动的展开,我们发现,无论是东中西部之间,还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内部和内陆地区内部,这种差异性在迅速缩小。(见图9~图11)
资产质量差异也已经不那么明显,除了广东省的几家城商行仍处于资产质量最差的“第六类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对于实施政策支持仍无法达标的“第六类”银行将考虑实施关闭措施)以外,其他地区城商行的平均不良率都在迅速地向4%以下的水平靠拢。长三角地区城商行平均信贷不良率仅为2.4%,说明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司法公正、重商主义的人文传统支撑起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这是作为社区银行的城商行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
城商行的资本状况是差异迅速缩小最为突出的方面,大部分地区的城商行在2006年末都接近了监管当局8%的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要求,除了广东的几家城商行由于历史包袱比较沉重,仍处于不良资产清理阶段,短期内资本补充机制难以迅速到位,但随着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它们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也从技术性破产的-2.91%上升至3.31%。经济活力和拥有优良金融生态环境的地区(长三角和环渤海)外部资本补充机制的建立相对容易。自1999年以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先后引入了外资的战略投资人,上海、南京获准发行了次级债,宁波、南京2007年获准在A股市场上市,而浙江省内城商行的民营化运动也成为资本金的重要补充机制。
相比较而言,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商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商行的资本补充仍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主导的资产置换等财务重组行为。正常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建立依然艰难,这也成为制约这些地区城商行未来发展的瓶颈。
政府主导的城商行重组运动固然能迅速地改变银行的资本和资产质量问题,但银行的盈利能力显然是银行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可以看到,城商行盈利状况依然反映出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长三角地区城商行平均资产利润率高达0.92%,而其他地区城商行都在0.7%以下。西部地区低于0.5%,珠三角地区的城商行,平均资产利润率甚至低于0.2%。
城商行发展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环境”概念是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地方政府、经济、司法等构成金融生态最主要的影响要素,对地区金融资产质量好坏发挥着重要影响。城市商业银行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简单将地区的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来代表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劣,我们发现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之优劣是决定城商行经营绩效地区性差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城商行的信贷质量高低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劣的相关性,逐年显著下降,2003年两者相关性接近0.31,2004年下降了近一半达0.196,2005年再下降一半达0.08,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0.046。
这倒不是说明地区环境因素的差异不再是城商行的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恰恰相反,我们发现,通过政府的注资剥离等财务外科手术,短时间内就可以使一个危机四伏的银行顿变成一个数字意义上的“好”银行,但显然银行经营所赖以生存的当地的体制和机制环境的变化却要缓慢得多。我们选取了2003年度风险最大的24家城商行(信贷不良率超过25%)作为样本,经过三年的当地政府的重组抢救运动,这24家银行财务状况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平均信贷不良率从2003年末的38.78%迅速地下降至8.33%,下降超过了30个百分点,而同期当地银行部门的整体信贷不良率仅仅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29.86%下降至17.91%,当地的整体信用环境依然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状况,这些通过资产置换刚刚脱离困境的城商行是否会再一次被“污染”,我们不得而知。要把短期的丰硕盈利转化为稳定的、可持续的业绩表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际上许多案例表明,不少问题银行在获得救助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很可能由于体制环境的因素而再次陷入困境。
而事实证明,地区社会中介充分发展、信用文化较发达、居民的富庶、私人部门的发展、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意识等等这些金融生态的优良元素,是一种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可以被当地银行部门充分利用,这样一来就节省了大量的信息产品成本,降低信用风险。在这样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城商行的经营绩效普遍不错。
特别是在城商行利益格局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商行的重组改革本身就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调整。地方政府一般是当地城商行的最大股东,城商行的不良贷款形成大多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满足自身的特定偏好和政绩显示的需要,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大股东地位,将地方性银行机构变为自己发展地方经济的“提款机”,包括为地方政府选定的项目和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兼并其他陷入困境的城市信用社、向处于困境的企业提供贷款、垫付地方政府债务等等。
2005年,监管当局发出资本充足率8%的限定和消灭差银行的坚决态度,使地方政府认识到继续掌控这块金融资源的前提是维护其生存。与其抱残守缺维持控制一个具有内在治理缺陷的城商行而承担其可能的风险,还不如引入外部投资人,只要在地方政府的领地上,就能够为地方经济提供服务。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城商行顺利引资,而对其进行了资产置换、注资等。坦率地讲,当下地方政府为城商行引资和联合所做的这些努力,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对过去“掠夺”的一种返利而已。如果城商行能够源源不断提供金融资源的支持、地方政府又可以不承担后果的话,估计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主动放弃对于城商行的控制。在地方政府的资产置换、注资等一系列姿态背后,隐藏的往往是其绝不会轻易地将城商行拱手相让、放弃对本地金融资源支配权的真实意图。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当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出现实质性进展的话,要想廓清地方政府与城商行之间纷繁的关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城商行业务特点
当前,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合作)银行以及农村和城市信用社的业务仍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仅靠存贷款利差创造利润。据统计,多数地方商业银行95%以上的收益是靠利息收入实现的,中间业务基本上是空白,和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30%甚至50%以上相比差距很大,甚至和国内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20%~30%相比差距也很大。其后果是城市商业银行越来越满足不了客户高效、快速、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丧失了增加低成本存款的途径,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同业竞争力,制约了业务的发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业务单调还表现在贷款发放对象过于集中于“两小企业”,对居民资金的融通很少,尤其是消费贷款更是空白,这与国外地方商业银行的做法大相径庭。农村信用社受自身资金实力、员工素质、农村客观条件等限制,金融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强,满足于提供单一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服务。
其次,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这集中体现在银行卡、电子银行、个人理财和网上银行等新兴高科技类产品上。比如网上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开发的网上银行仅能实现查询、转账、缴费和支付等较为简单的功能,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发的网上银行还可实现贷款、买卖外汇、理财、网上结算中心等较为复杂的功能。
从市场格局上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度非常高,拥有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网络,具备强大的银行零售业务能力,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巨无霸。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受限的情况下,又与四大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上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工,业务相对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汇上,中间业务比例比较小,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实行存款全国通存通兑的情况下,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只能在本地区实现通存通兑,由此分流了一部分本地客户。另外,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制定本系统存款不得存入中小金融机构的不恰当干预,使得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大量存款从城市商业银行向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大银行转移,造成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下降。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定位与发展构想
国外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经常采用“C-A-P”模型进行分析。即银行根据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客户(Client)-竞争地(Area)-产品(Product)的最佳组合。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其市场定位是指银行对其核心业务或产品、主要客户群以及主要竞争地的认定或确定,从而根据自身特点扬长避短,选择和确定“客户-产品-竞争地”最佳组合的系统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银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利用。
城商行发展的客户定位―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融资难,这是由中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较高、中小金融机构较少的现状决定的。中小企业发展离不开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规模相对较小,无力为大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加之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是地方性的,从而易于了解地方上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这就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同时,贷款给中小企业之后也能够相对容易地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贷款的风险就大大减少。
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具有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便于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等特点,因此较之国有大银行,城商行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并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从长远看,中小企业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活跃和最有成长性的一份子,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增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无疑会从中小企业的成长中获得较高的盈利空间。
城商行发展的区域定位―地区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地方特征、特殊的股权设置、与地方政府联系密切所具有的信息优势等条件,使城市商业银行更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只有利用与地方经济的交融性,密切保持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才能敏锐捕捉地方经济的脉搏,也才能进一步在地方经济的极化和扩散中,扩大自身金融资源的支配范围。
为此,城商行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因此,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城商行发展的产品定位――个人金融
目前,发达国家的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从以公司业务为主,转向公司业务与对私业务并重,个人金融业务逐渐成为商业银行实现盈利的重要渠道。作为市民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更应该以个性化确立个人金融业务的服务理念,在坚持专业化、规范化服务品质的基础上,细分客户群体,创新金融产品,提供个性化服务,以住房按揭、零售贷款等零售业务为主的资产业务更是发展中的重点。
零售业务虽然零碎,每宗的收入可能较小,但它的风险小,利润率高。从广义上说,零售业务范围包括与个人和家庭生活直接相关的金融服务、小生产经营者和小型企业的自然人提供的各类小额金融服务,从业务类别上说包括传统的零售业务和理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发展个人零售业务,既是调整经营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中国社会财富新格局和居民金融新需求的需要,是着眼长远的发展定位。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行业发展专题研究
国际合作与引进外资
作为国内银行业的第三梯队,城商行从来都不乏引资的热情。对于引资,业内一直持两种态度:一是引资能把城商行打造为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二是引资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应妥善解决。
支持引资的观点认为,目前,城商行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而仅依靠商业银行自身改革和境内民营企业的加盟难以触及银行的问题根源,城商行需要借助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新鲜力量,来推动改革和发展进程。从已经成功引资的城商行前后的变化看,引资后,各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理念、内部控制等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经营业绩也明显改善。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国内并不缺乏资本,我国居民储蓄到2006年3月已增至10万亿,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属被动储蓄,即因为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百姓迫不得已将闲置资金放在银行储蓄中得到低收益。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渠道不畅,许多领域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尤其是银行业对资本进入采取了过分谨慎的立场,导致居民储蓄无法得到分流。这对居民来讲,是一种收益的潜在损失,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而言,则既是一种浪费,又是一种风险。因此,从引资的角度来说,社会资金充盈,没有必要从千里之外引进外资。
在城商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很多的问题,例如有的境外投资者并未按照业务合作协议,向中方银行提供相关的业务和技术支持,推动中方银行的业务发展;有的境外投资者无视与中方银行签署的排他条款,私下竞标其他中资银行的重组改造。对此银监会指出将指导中小商业银行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明确对外方违约行为的依法制裁或仲裁措施,切实保护中资银行和中方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于在合作中缺乏诚信的外资金融机构,银监会将视情况限制其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的合作。同时在与外资的合作中,城商行通常要把引进外方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合作内容。但是,大部分“洋高管”不懂中文,在与中方银行和监管部门沟通中存在语言障碍,难以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贯彻经营理念,推动中方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了确保“洋高管”切实发挥作用,银监会也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引入具有丰富商业银行从业经验,熟悉我国国情和法律,可用汉语作为工作语言的“洋高管”。此外,从维护银行业安全的角度出发,银监会将严格按有关规定审查“洋高管”资质。
在风起云涌的引资浪潮中,城市商业银行必须清醒认识“引制”重于“引资”的原则。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重在治本,兼俱治标。在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谈判中城市商业银行必须落实战略合作的稳定规划,确定技术援助、信息共享和市场联合开发的相关合作事宜。坚决抵制套利持股的商业投资者,克服短期利益冲动,谋求长远发展。同时,理性掌握战略伙伴的选择标准,切忌盲目追求大而强的金融巨头,而应该根据自身的资产规模和质量、市场环境和经营战略选择合作意向强烈、业务专长匹配的战略投资者。同时监管部门应该积极协调,避免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资金、人才、技术上向金融发达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单一流动。另外,引进战略投资者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尤其是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必然将国外金融风险传导进来,造成经营风险的预测和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城市商业银行必须对境外金融风险的传导扩散做好策略研究和筹划,建立化解风险的准备机制。最后,战略投资者不是慈善家,进入我国银行业的目的终归是拓展市场、争夺客户、攫取利益,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远期竞争不可避免。城市商业银行必须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冷静对待有投资意向的境外金融机构。建立积极良好的沟通机制,聘请国际知名的会计事务所,客观公正地进行资产评估和审计,争取合理的入股价格,维护原有股东的正当权益。始终保持依靠自身谋求质变的信念,立足自主创新机制的健全、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创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提升市场占有份额和业务竞争能力,迎接国际金融业激荡的变革与挑战。
区域性合并重组
从目前城商行发展的态势来看,摆在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面前的发展道路有两条:要么“做小”―那些规模小、基础薄弱、竞争力较差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的社区银行,“以小取胜”,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要么“做大”―那些基础较好、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向区域性银行发展,“以大做强”,这也是一种新的路径选择。
合并重组是城商行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资本实力、科技水平、机构布局的制约,以及资本充足率、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等监管指标的约束,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生存压力较大,竞争弱势明显,缺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后劲和空间。它们迫切希望通过合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壮大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资本水平,实现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提高资产利用率和盈利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
城商行合并重组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操作方案切实可行。方案是合并重组的路线图,在制度设计上要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在实施方法上要有可操作性;在工作分工上要有均衡性,使地方政府、监管当局、城市商业银行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在时间安排上要有紧凑性,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能出现停顿、阻滞。
二是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涉及到股东、地方政府以及董事会和高管层的利益。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直接影响到他们参与、支持合并重组的积极性和动力。股东主要关心原有股本是否缩水,董事会和高管层主要关心经营管理权是否被削弱,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对当地的贷款投入、税收是否缩减以及人事任免权是否缩小。
三是地方政府引导而不干预。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和地方管理当局,在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借助地方政府推动力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避免行政干预的负面影响,确保合并重组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
四是重组政策与监管规定协调一致。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是根据银监会《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的精神而进行的,重组的每一步工作都报监管当局审查和认可,确保重组政策与监管规定相一致、重组步骤与监管措施相衔接、重组手段与监管要求相协调。
跨区经营模式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意味着银行业竞争格局进一步多元化。一直以来,由于经营区域所限,城商行在银行业群体中并不引人瞩目。但随着部分城商行异军突起,城商行正逐渐成为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后的新势力。随着城商行跨区经营步伐的加快,内部分化将加剧,强者会借助资本市场之力脱颖而出,而弱者则可能面临被兼并、申请破产或者最终退市的风险。越来越多资质较好的城商行开始加入到新一轮跨区经营热潮中来,这与之前的“单兵作战”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自2001年银川市商业银行设立首家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吴忠支行之后,大多数城商行都怀着跨区经营的“光荣与梦想”,但由于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一直鲜有突破。直到2006年,事情才有了转机。先是上海银行率先在宁波设立自己的第一家异地分行,紧接着,北京银行天津分行于去年11月8日挂牌开业。
2007年,城商行跨区经营有了决定性突破。徽商银行、南京银行、温州商行、江苏银行、大连银行、宁波银行、杭州商行等以往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夹缝中生存的城市商业银行,近期开始实施跨区域经营,一步步地实现版图扩张的梦想。
尽管跨区经营与当初所设定的社区银行方向渐行渐远,但这是城商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近两年来,随着城商行的迅猛发展,其可提供的单笔贷款额越来越大,争抢客户资源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可以预见,在实现跨区经营后,城商行与大银行“拼网络”、“抢客户”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有专家指出,城商行进行跨区经营,效果尚待观察。因为目前大型商业银行已形成网络广泛、与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关系良好的竞争优势,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形成了科技领先、产品创新能力强的优势,因此城商行一旦离开“乡土”,其地缘、人脉等各种优势不复存在,进而难以与四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全方位的竞争。
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参差不齐,并且跨区发展也会直接面临内控、人才和环境等风险,因此慎重推进城商行跨区发展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首先,从监管部门看,应坚持质量与规模的平衡、跨区发展必然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对银行实力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并且在针对全国性银行和城商行的准入制度上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审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时,既要考虑监管指标综合评分是否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水平以上,也要对资产规模和资本实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次,从城商行来看,应坚持规模与效益目标的平衡,不能仅仅追求规模的扩大而无视效益的提高。跨区域发展不仅是城商行实现规模迅速扩张的机会,更是借机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内控水平,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和水平的机会。城商行应在跨区发展中,兼顾规模与效益,既要实现资产规模的扩张,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又要给股东创造更多的利润与效益,坚持风险可控下的规模扩张和盈利水平的增强。
谋求上市发展
上市是目前城商行发展的重要目标,上市对城商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商业银行资本金问题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瓶颈,通过上市融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抗风险能力、建立持续补充资本机制的有效途径和便捷手段。通过发行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将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要求,建立并完善适应本行现实和战略发展要求的公司治理架构,并通过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和风险管理体系,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同时,管理层可以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畅通的信息披露机制,接受多元化投资者的有效监督,树立上市公众企业的良好形象,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发行上市,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动态考虑资本金与资产规模扩张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在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新设机构、并购等方式,坚持地缘性发展原则,突破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的区域限制,实现跨区域经营,在走出本城市的基础上,首选在省内的经济发达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继而辐射其他地区。银行界人士预期,百余家城商行军团将在2007年出现明显分化,强者将借助资本市场之力脱颖而出,差者则面临着被关闭或者被收购的命运。引进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上市补充资本金――再向全国扩张,城商行发展之路线图日渐清晰。
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前需要做好的工作:
充分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采取多种形式消化、处置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资产比例。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的重要指标,为了使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达到上市银行的标准,城市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资产置换和转让、资产重组、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减少不良资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强化制度约束和风险控制,减少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要引入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并制定工作制度,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并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完善法人治理制度,使得城市商业银行在法人治理方面基本达到上市银行的要求。在股权管理方面,要清理股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后启动股权托管程序,进行国有股权界定工作,通过股权托管完善股东的基本资料,并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银行的股权结构。
在经营上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加快创新的步伐,包括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的创新等,从而改善运行效率和提高竞争实力。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商业银行贴近市场、灵活应变的优势,另一方面更使城市商业银行以全新的富有现代气息的形象展现于众。
在公司治理上,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包括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体制,不断改进和完善内控机制,并使之更加具有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根据新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城市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健全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内部稽核审计机制,充分发挥内部稽核在内控机制中的再监督作用,保证各项内部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关键词:跨国企业;资源配置;资源协调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8-0077-15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经济规模及其扩张速度、内外部体制改革推动中国释放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活力。2013年1月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告称,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为47.3万亿元。十年来(2002~2011)经济实现年均增长10.7%,经济总量继2010年以来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1.7%,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劲的增长速度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目前全球500强企业几乎悉数进入中国市场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早在2008年,仅占全国企业数3%的外商投资企业就已经创造全国29.7%的工业产值、21%的税收、55.3%的出口,直接吸纳就业4500万人。然而,2008年下半年以来欧美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受到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继发于欧洲的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日益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也不例外。在各国普遍推出大规模市场需求刺激计划应对金融危机却屡遭挫折、难以复苏以及普遍关注环境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远目标尤受关注。值此时机,志在长远发展的在华跨国企业开始回应中国市场新形势和新诉求,重新反思和评估自身母国优势和战略在华的有效性,并采用新的思路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资源协调。
一、中国市场新形势
(一)更加苛刻的市场竞争要求
伴随着我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逐渐释放,我国的市场竞争要求却更加苛刻。在海外市场上,我国的商品出口面临层出不穷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不管其中带有多少政治上的博弈和考虑,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方面的广泛应用凸显出国际市场需求的苛刻性。在国内,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水平的市场供求平衡日益难以维持下去。建国5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40多倍。根据国家环保局的统计,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近年来全国范围日益突出的雾霾天气、不断爆发的水资源污染问题等等时刻敲打着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及相应的企业发展模式。
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不得不逐渐从经济增长转变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来。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自主创新以及新型城镇化等策略的提出就反映了这种重要的趋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产和食品安全、通过并购促进产业整合更加受到中国市场的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环境日益改善,产品服务质量的监测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反垄断法已经颁布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增添了以前相关法律所没有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内容。
另外,中国具有悠久、深邃、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化积淀和传承,开发中国市场吸引力必然面临不少文化层面“软性陷阱”的重重挑战。我国人均GDP从2002年的1135美元增长到2011年5432美元。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51.3%,2002~2011年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倍,2011京、沪、粤、浙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而且随着全国更加统一的13亿人口大市场的逐渐形成,未来10~20年内还将出现大量富裕人口,其生活水平和品位的提高将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却又要求更高的商机。这些高端消费者一边对品牌的选择有了更多、更成熟的主张和意识,另一方面其不少财富却来得过于容易、灰彩较重,难免不被社会上升到道德层面去加以审视、议论甚至批判。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竞争要求更加挑剔和苛刻的趋势,高度重视和回应这种趋势的企业才可能持续受到市场的青睐。
(二)来自本土竞争的现实挑战
来自国际同行的外来竞争日益加剧。通过30多年的外资引进,我国已经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新兴市场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到2009年,中国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10月24日的全球投资监测报告披露,2012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外商投资目的地。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四万个左右,在华跨国企业必然面临国际同行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
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也在加剧。在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眼中,应对本地竞争者似乎根本不成问题。例如,麦肯锡公司2009年6月下旬进行的一个全球性调查表明,世界跨国公司中77%的高管认为,中国企业竞争力主要源于低生产成本,并且相当大比例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企业还是“一个无力的竞争对手”。如今善于学习和自主创新的本地竞争者逐渐从弱势地位发展到足以挑战外来跨国企业。中国科技部已经提出在201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GDP的2.2%,到2020年实现占GDP2.5%的目标。据中国科技部2012年10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8610亿元人民币,增幅21.9%,与科技投人大幅增加相对应的中国科研产出亦大幅增长,其中仅发明专利授权量一项就达到17.2万件,增长27.4%,居世界第三位。2011年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表示,中国目前已跃居世界第四大国际专利申请国。其中中兴通讯、华为公司分别位居国际专利申请总量第二位和第四位。除此之外,我国的rr产业、啤酒行业、移动电话制造业以及洗涤剂生产业等领域的外来跨国企业也不得不正视来自本土竞争者的现实挑战。市场调研公司Dell,Oro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第三季度止,华为在全球移动设备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08年同期的11%上升到了20%左右,成为电信市场第二大移动设备商。渠道方面,在华跨国企业还不得不与全国性的渠道商(苏宁、国美等)、渠道下沉的大型制造商以及扎根当地灵活性强的区域性连锁企业等多方力量竞争。
(三)对外开放政策大幅度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张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入,对外开放政策将面临大幅度调整。首先,引进外资弥补发展资金和发展技术缺口的理论基础已经消失。30年来我国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早在2007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就达17.3万亿元,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399万亿美元。而随着国内大量本土企业日益壮大以及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跨国企业诸多问题的出现,国内对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做法也日益谨慎。其次,利用外资的一些问题日益引人关注(钟伟,2002)。例如,外资过于集中在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过度依赖外资——西方跨国企业控制着家电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核心技术,外资企业完成我国88%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74%的机电产品出口。大型跨国企业在华全面展开系统化投资,针对我国行业、地区龙头企业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的并购投资日益频繁,针对中国企业的“专利斩首”频频出现,市场垄断、产业安全以及品牌保护、人员安置等问题突出。一些跨国企业还将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进中国,在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建材、造纸和化工六大高耗能产业投资的比重持续增长,成为中国污染问题的一大诱因。另外,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事件不断曝光,也日益引起我国上下的关注。在该背景下,绿色经济、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外资政策将转向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提高外资质量和转变发展方式将成为今后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向(崔凡,2007)。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将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更加注重市场公平、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同时,对“走出去”的关注度与政策支持力度也将与日俱增。这对那些不符合政策导向的外资企业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四)国际市场持续萧条带来挑战
国际市场持续萧条给在华外向型跨国公司带来严峻的挑战。早在1987~2006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就高速扩张,商品出口、服务出口、商品进口、服务进口分别年均扩张18%、17%、17%、22%,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70%以上。而且外资企业进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带动因素。例如,1986~2007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当年贸易总额的比重从4.0%增加到57.7%。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比重由5.8%提高到57.1%。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总额的50%以上都由外资企业创造。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但六成来自外资控股企业。而且中国出口的机电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大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但是就在2008年11月、12月,由于欧美国际市场的萧条,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进出口连续两月同比下降,在华外资企业的国际贸易也面临出口增长停滞、部分企业关闭甚至破产的考验。直到2011年9月初,欧美经济不仅迟迟没有复苏,而且仍然面临二次衰退的巨大挑战,全球经济还面临震动状态下的滞胀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和企业都将逐渐改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做法,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转向内需市场的开发。随着我国区域性发展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在华跨国企业面临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消费政策日趋完善、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在华跨国企业面临更加庞大的市场潜力。事实也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35.3%提升到39.4%。2011年和2012年前9个月,内需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105%,其中消费拉动的作用已超过投资(消费占55%,投资占50.5%)。面对这种转变所需要的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蜂拥而入的跨国企业必须在嵌入当地的本土化市场洞察力、预见力、创新力等方面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二、跨国企业在华面临“价值陷阱”
不少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总是对通过向华转移母国既有的竞争优势获取巨额收益寄予厚望,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市场新形势下这种厚望面临着尴尬的“价值陷阱”。
(一)转移母国优势被寄予厚望
初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无不具有可资利用、当地企业非常稀缺的明显的母国优势。这些母国优势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关于特定产业的技术、诀窍、创新能力和理解能力:确保一条强大有效的一体化的价值链管理能力——例如,营销、品牌塑造、财务管理和信息技术管理。母国优势反映了特定区位(母国)的比较优势。区位优势意味着在某些全球最佳地点从事某项价值创造和实现活动而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在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生产,在美国的化工、医药、生物制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产业。同时,一些最出色的产品来自最出色的企业才干。例如丰田汽车生产能力——出色的生产和原材料管理保证了高品质、优质设计和低廉的价格,P&G的开发和营销知名消费产品的能力。当然,这些出色的才干及其创造的产品可替代性越低,全球扩展的获益潜力也就越大。转移母国优势中的核心能力是跨国企业获取全球扩展收益的重要手段(Bartlett and Ghoshal,1998)。中国市场及其变革确实也为此提供了大量商机。许多跨国企业紧盯中国市场,期望通过激进的资源承诺取得在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和利润方面的爆炸性增长。普华永道2013年对全球各大洲不同国家及企业227位CEO的调查显示,中国仍是全球投资的首要目的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受访跨国企业中70%以上计划在未来5年内增加其在华的投资规模。例如,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决定从2012到2015年将在中国陆续投放10款以上的新车型和全新改款车型,到2015年销量要较2011年翻番。在奥美,中国客户带来收入已占45%-55%,中国现在是奥美在美国、英国之后全球排名第三大的市场。在陶氏,2011年中国区收入占到陶氏全球收入的7%,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本土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市场,计划通过加大投资将陶氏中国市场收入从2011年的45亿美元提升到2015年的70~80亿美元。
(二)“价值陷阱”致使厚望落空
在面临越来越多本土国内外竞争、更加苛刻的市场竞争要求、外资外贸政策大幅度调整以及国际市场持续萧条、内需市场更加重要的背景下,很多跨国企业如同沙漠里失望的寻宝者,明知下面蕴藏着巨大宝藏,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却收获寥寥。这就是很多跨国企业在华遭受到的“价值陷阱”。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很多公司的初期成功往往建立在母国和中国大城市最富裕消费者的基础之上,随后它们指望拷贝同样的模式普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新的地区、新的消费人群(普拉哈拉德等,2004)。中国固然是一个充满潜力并富有活力的市场,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契合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其中的陷阱也会很多。例如百思买、万得城等外资家电零售商在华通过现金买断获得整个卖场的主导权(并控制售后服务的定价权和收益权)的模式就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这样一来,企业投入资源的期望与实际获得的收益严重不配。例如,根据《环球企业家》2003年4月30日的分析,大多数跨国企业从中国获得的收益占其全球收益的比重还仅仅在1%~5%之间,远远低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地位和它们自己对这个市场的期望。
(三)突破“价值陷阱”障碍重重
生存合法性是任何公司能够长期获取利润的根本前提,而本土化经营才是谋取合法性生存的基本手段。通过本地化经营建设本土化的竞争优势和能力才是发挥和增强母国优势突破“价值陷阱”的根本途径。不少在华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要想真正在华建立当地化的竞争能力和优势方面却面临不少障碍。
1.总体市场尚不成熟。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快速推进,但是总体上还有许多市场尚不成熟。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目前来看,“效率优先”成绩非常出色,但是在眼下外需不振、内需待发的情况下我国在确保对经济持续增长十分重要的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及促进消费贡献方面却面临巨大挑战。2012年推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报告称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之一,全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整体来看,企业收入分配中给予劳方的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例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于是很多“穷忙族”为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并没有相应比例地享受到工业化、城镇化、改革开放的成果。从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但是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年均实际增长7.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年均分别增长6.3%和5.9%。
由此,仍然多达10亿多的中国消费者只有基本需求支付能力,而且地区间消费者对产品存在多态需求,对于企业类消费者而言也是如此。一个庞大的、定价格外低廉而质量却可以接受的中低端市场不容小觑(Orit Gadiesh、Till Vestring.2006)。目前的经济减速、物价上涨以及打击腐败更是对此推波助澜。这个“够用就好”(Good-Enough)的市场冲击着跨国企业原本想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加工中心或者向中国不断走向富裕的消费者销售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想法。这样一来,在华跨国企业不但要抵御快速变化的强劲的跨国竞争对手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还要同没有多大名气的中国本地企业进行价格和成本竞争。
2,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2013年1月22日在上海举办的“长三角区域化-的新红利2013企业与政府对话会”上,与会不少人士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红利”将成为推动该地区及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早在2008年,我国中央政府和江浙沪地方政府就开始通过合作交流政策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目前,覆盖该地区的地方政府协调机制已经建立,一体化的高密度的快捷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工商行政领域统一的市场准入正在实施,统一的环境管理体系正在形成。尽管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似乎是如火如荼,但是因为诸如体制性的原因,依然存在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做法使得开发尚不成熟的中国市场困难重重。例如,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性推进就还存在相当多的障碍。在既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利益难以协调;缺乏统一规划和法规;缺乏实质意义上的统一行政协调;地理距离依然存在;长三角区域内各省(市)发展条件还很不平衡等。随着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三角区域规划》,江苏无锡、上海、浙江嘉兴之间就在物联网问题上出现近距离激烈竞争。这将给上海服务业向周边扩张和提升辐射力带来极大挑战。
其实即使是在上海市内,竞争性的区域规划也遍地开花,区域合作也面临困难。例如。近年来随着上海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中心城区发展服务经济的意识不断增强,借势发展各种商业商务集聚区的热情高涨,中心城区商务区出现多元化发展布局态势。然而,各区县仍按“摊大饼”的传统理念对区域内商务区进行外延拓展,导致整个中心城区商务区体系缺乏层次性,相互间缺乏有效互动,并出现了形态相似、功能雷同和同质竞争等问题。
于是,这些障碍会使得大幅度沉淀资源的在华跨国企业难以通过协调获取规模经济和分摊高昂的固定成本。尽管中国政府前几年已经针对大陆市场经济秩序进行过专项治理和整顿,地方官员的交换也有望对此有所裨益,但是如果没有专门性的经济法规的制约,单靠行政性的措施和对策难以根本性地解决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3.仍显低效的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明显进步,但是地区间的效率差异仍然很大,效率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不少地区缺乏发挥先进的营销和品牌塑造技能必不可少的高质量专业的本土市场研究机构;缺乏用以高效送达高品质产品、服务并且教育当地消费者理解产品、服务中的价值内涵的强大的分销渠道;缺乏高效确保关键投入所需要的强大的当地供应商;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建设快速但是管理滞后,物流成本高企,交通拥堵令人犯愁;不断膨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和“最后一公里”而“肠梗阻”重重;效率低下的司法体系(政府干预、缺乏独立性);不完善的金融系统(间接融资比重长期畸高、直接融资体系仍很落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财务信息系统不完善:落后的内部控制系统和制度;以及亟需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等。以交通运输设施为例,除了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年均增长10%(其中国际航线年均增长10.7%),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985-2007年均增长12.2%,1978~2007年铁路营业里程仅年均增长1.4%,公路里程年均增长仅4.9%,管道输油(气)里程仅年均增长6.7%,远滞后于国民经济的扩张速度。中国欧盟商会2011年商业信息调查报告也声称,22%的在华欧盟企业正考虑将投资转向中国以外的市场,其中监管存在不确定性、追求成本更低及更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就是重要的具体原因。另外,不少跨国企业都认为提高透明度对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至关重要,不过近年来中国监管机构和政府的态度正在积极改变。
4.灵活性缺乏与成本上升。缺乏经营灵活性和成本上升同跨国企业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标准、高声誉度以及本地成本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联。例如在总体监管环境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执行更高的国际经营标准的公司短期内将导致相对于当地竞争对手的巨大劣势。针对中国的业务往往采取双重(母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汇报系统,但是在快速变革的中国市场上却更需要迅速及时的决策,显然,全球一体化经营以及子公司之间、母子公司之间的严格协调会阻碍决策的效率。例如,与灵活快速的本土企业相比,许多跨国企业的汇报层级至少要比对手多两层,而市场销售力量却远远弱于本土公司,很难到达省级中心城市以下的地区。
在本地成本方面,人口红利减少、土地租金上涨尤为关键。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绝对减少。截至2012年9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9.4%,20个省份2012年度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普遍在14%左右。然而,2011年波士顿咨询集团就报告称,预计到2015年中美制造的产品的净劳动力成本水平将持平。而安永2012年9月25号《势在必行:提高中国生产率》报告也指出,中国生产率增长正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在土地租金方面,主要因为消费额增速比租金上涨的速度要慢,家乐福、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商正计划放缓扩张步伐,家得宝打算关闭在中国的大型仓储超市,而乐购则将关掉4家业绩欠佳的门店。
三、跨国企业在华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协调
尽管跨国企业突破在华“价值陷阱”障碍重重,但在我国调整收入分配强化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统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以及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等措施作用下,在华跨国企业开始更加主动和乐观地未雨绸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战略远见,明确中国市场新诉求并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协调思路和对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以培养出能尽快跳出“价值陷阱”并持续获利所需的敏捷、强悍、效率与耐心。
(一)明确中国市场新诉求
对于在华跨国企业而言,快速、大幅度变革的中国市场蕴藏着很多商业机会,但是诸多跨国企业却遭受难以突破的“价值陷阱”。这意味着在华跨国企业必须非常了解中国市场的最新进程、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对自身的新诉求并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和提高管理水平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回报。
尤其关键的是,在华跨国企业为了在中国新市场格局下更有效地生存和发展,开始转变竞争逻辑,将能力竞争尤其是本土化能力的竞争放在胜于市场份额竞争的地位之上,从通过价格竞争扩张市场份额转变到通过差异化增强获取溢价的能力(孙本芝,2004)。也就是说,即使是具有很强母国优势的跨国企业,也开始从利用母国优势转变到开发新优势(from advantages exploiting to advantages exploring),深刻理解当地投入市场、商品市场以及基础设施欠缺带来的制度“真空”。保持持续创新建设边际性的本土化能力以补充和利用现有的能力基础,这包括降低成本、提高收入和对冲风险的能力。例如Convergys公司能够将在北美、欧洲的计费、匹配融合项目成功地推展到中国之外整个亚太地区,但是因为成本结构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市场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同样,百思买买断经营在本土服务消费文化欠缺以及缺乏门店数量支撑的情况下很难促进销售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为此,在华外资企业需要配置更多的研发资源打造适合中国的商业模式。
当然对于外来跨国企业而言,这本身还是面临很大劣势,因为很难甚至不可能购买到对当地消费者的理解,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常互动(当地嵌入)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的过程,而是要准备耗费大量的时间。这种嵌入在于端正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注重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品牌文化的传播以及品牌形象的塑造,而不在于热衷产品和技术层面的竞争以及对所谓的“理想生活生产方式”的程式化说教。
(二)推进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协调
早在2008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对66家在华经营的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企业的《2007~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报告就显示,将中国作为其全球供应链中一环的外资公司远比那些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市场和资源市场的公司成功得多。报告建议在华外资制造企业超越以上传统观点。重新定位“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角色。深刻认识到中国正逐渐成为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孕育基地之一。由此,在华跨国公司开始高度重视回应中国市场新诉求,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加强资源协调为导向,在研发、企业、品牌和管理等方面夯实本土化的资源和实力,力求尽早摆脱在华“价值陷阱”带来的困境。
1.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
(1)实行“两条腿”走路。以前,跨国企业眼中的中国不是用于采购的制造基地就是用于开发的销售市场,如今这策略有所调整。一方面,纵向投资方面生产基地规模国际化以充分发挥中国市场的供应潜力。例如,中国是GE医疗设备集团全球第三大市场和最重要的制造基地,70%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它们投资2600万美元兴建一个新的工业园,并将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再提高两倍。另一方面,将采购和销售相结合,发挥横向投资效应。例如,IBM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亚洲采购物资,但采购主要满足的是其硬件制造业务的需求;现在该公司希望扩大在亚洲的采购范围,增加对软件产品及其规模居全球第一的服务部门的供应。有研究发现(李平,2008),在华同时进行采购及销售的外资公司平均利润率为29.6%,远高于仅在华采购或者仅向华销售的外资公司平均利润率(17.8%)。
(2)实施“大脑”工程。两条腿走路需要更多来自总部及其延伸的资源支持。随着规模扩大和投资重心的转移,跨国企业纷纷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协调、整合和管理在华业务。地区总部是母国总部在海外延伸,也应是所在地区的“大脑”。《财富》杂志的一项早期调查显示,92%的跨国企业计划在华设立地区总部。截至2012年10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97家、投资性公司261家和研发中心350家。
同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的职能定位也在转换。过去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只是扮演政府关系、法律和投资服务等角色,现在需要承担起开发市场和在华采购两项战略任务。一些跨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已经开始召集跨部门会议,参与业务部门的战略制订、人事安排甚至并购行动。例如英特尔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委员会,全球CEO可能一年要来两次,听取业绩汇报。借助地区总部,在沪跨国企业日益走出褊狭的技术竞争和小区域竞争,意图通过网络化协调形成跨地区的产业链(网)竞争优势。
(3)扩张市场范围。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正在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人才培养、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取得很大进展,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长期形成的“东快西慢”的区域增长格局已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东部省份经济多以一位数增长、中西部省份两位数增长的新现象。于是。在华跨国企业的经营已经从第一阶段的投资为主转变到以市场为主(王钦,2003)。在以市场为主的阶段,跨国企业还在不断下沉市场重心以扩张市场覆盖范围。体现在:从高端“利基市场”到中低端主流市场;从发达的沿海地带到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布局相关新兴产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大城市到二线、三线城市。例如,日本政府2009年11月在《通商白皮书》中提出要改变依赖向欧美出口的贸易结构,强调要开拓面向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市场。宝马公司开始在华推出终端的A、B型轿车。制造业吸收外资向中西部转移成大势所趋。2011年2月17日商务部在例行会上称,1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1亿美元,同比增长81.1%,增速远高于东中部地区。对要素成本敏感的外资生产经营活动纷纷向中西部转移。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规模快速扩大。2011年1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6.8%。二、三线城市备受青睐。美国商会2010年4月上旬在北京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显示,近80%的美国在华企业计划在2010年增加对中国市场投资,大部分在华美企已把目光锁定中国二、三线城市。28%的美国企业计划在2010年完成在华拓展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的目标。2010年11月奥美整合行销传播集团与西南地区整合营销机构成都阿佩克思“联姻”,携手设立合资公司,成都成为奥美进军二三线城市的首站。显然,外资企业在华市场的下沉将给本土的中端品牌带来双重挤压,例如李宁、安踏、匹克、中国动向、特步等本土运动品牌在国际运动大牌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这种挤压下存货高企、举步维艰。根据2012年年报统计,这五大国产运动品牌关店总数接近5000家。
(4)创新组织管理。主要体现在一些跨国企业开始打破复杂矩阵管理系统束缚。建立以中国市场为主的目标管理系统和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增强在华业务反应的速度和有效性。例如,三星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对中国市场的多样性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各事业部纷纷在中国建厂,设立了遍及中国的销售网络,产品范围包罗万象,然而几乎整个90年代,三星在中国的业务均出现巨额亏损。亚洲金融危机后。三星逐步认识到公司的资源有限,确立了效率化、集中化原则。公司开始加强三星投资中国总部的地位,关停并转一批工厂,从“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竞争力、在华投放一流产品,正确规划、细分市场,树立数字品牌新形象”等方面人手,使三星重获生机,1999年以来三星在华所有12个法人都实现扭亏。到2012年,三星电子大中华区销售额达到143亿美元,同比增长51%,三星电子在手机、显示器、平板电脑、电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排名第一,冰箱、多功能打印机等产品进入前三名。其中,在中国市场售出3006万部智能手机,销量增长近2倍,市场份额较2011年提高5.3个百分点至17.7%,首次登上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榜首。2011年4月,奥美集团宣布在奥美纽约总部成立中国业务部,并任命《中国日报》美国公司前副总裁和前总经理曹青出任奥美中国业务部副总裁。本田今后将变革事业运营体制,进一步扎根中国。本田将专门针对中国研发车型,并探讨成立本田中国设计中心。
(5)推进人员本土化。外资背景、彻底本土化成为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在华成功获取当地知识的关键。其中研发和管理人员本土化主要源于本土存在大量廉价而能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的人口绝对数位居世界首位。中国、美国和欧盟三巨头各约占全球研究人员数量的20%,远远超过了日本的10%、俄罗斯的7%和印度的2.2%(周立群、李伟华、李京晓,2012)。研发人员本土化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只有200多家。根据2006年12月11日北京社科院的《2006~2007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截至2005年,跨国企业在京设立的各种形式的研发中心有239家。累计已有170家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落户上海。而到2009年下半年就已超过1000家。研发人员本土化不仅利于降低成本,还有利于增强产品和服务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可能性和提升进入市场的速度,又有助于跨国企业与中国同行和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例如,卡特彼勒早在2003年就在徐州建立设计中心用于产品改进。2005年就在青岛建立研发中心用于在中国的产品和流程开发。为给在华及亚太地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公司还将加强在华研发力量,建立卓越技术中心,提高技术支持力度。
管理人员本土化方面。打造本土化的领导管理团队是在华跨国企业本土化的重要内涵。例如在英特尔(中国),除了总裁之外,几乎百分之百本土化。GE公司9000多名员工中,只有20多个西方人。管理人员本土化不仅有利于降低成本,还有利于提升本土管理的有效性和水平,从而利于改善与当地政府及其社区的关系。如今,在华跨国企业从产品概念、包装设计到营销策划针对中国消费者采取越来越多本土化的“亲善”举动,从而将自己从某种外部嵌入元素,转变成为嵌入本地并与本地社会系统高度共振的融合力量(往往需要经常放弃自己的经典和核心做法)。比如,2010年新茶上市的时候,星巴克就开始卖起包括碧螺春在内的九款原叶茶品。可口可乐开始采用穿肚兜的中国娃娃做外瓶包装,宝洁频频举牌争夺央视标王,吉列效仿蒙牛冠名电视平民选秀活动。
2.加强资源协调为导向。
(1)驱动产业整合。驱动产业整合的直接初衷主要在于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本土化的经营成本。这反映在两个方面。在内部驱动方面已经出现独资化浪潮。早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特别是在近年内,在华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就体现出合资企业独资化、新增投资独资化的新动向(薛求知、侯仕军,2005)。例如,早在2001年,中国宝洁就在与广州肥皂厂的合资中就频频增资扩股,显示出独资化的倾向。2011年8月下旬,一汽大众开始大规模地清理北上广深等30多个城市的二级经销商网络,计划筹建自己的物流和销售渠道,这可能意味着跨国车企在华发展进入全面收权的阶段,中方企业正有逐渐沦为跨国车企代工厂的境地。
在外部驱动方面,主要通过收购国有企业促进中国的产业整合。例如,杜邦同时有6到7个本土团队在全国寻找谈判合适的收购目标。根据瑞银华宝的数据,在2003年总额为51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中,用于购买中国国内资产的外资就占到1/5。在外部收购方面,跨国企业往往非常强调三个“必须”的硬性标准即“必须控股、必须是龙头企业、必须年投资收益率达到15%以上”,这给我国的反垄断工作提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湛柏明,2004)。同时,并购总会承袭以前遗留下来的流程、员工观念和制造方法,混乱无序的竞争和业务环境,工厂里的浪费现象,低效率的分销网络,缺乏严格管理的采购流程,毫无新意的市场研究等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2)完善分销渠道。在中国零售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通过新建或者并购直接介入分销和零售领域完善自己的分销渠道以提高市场沟通和反应的有效性。例如,佳能早在2002年底开始调查整个中国的道路特别是高速公路状况,并在全国选择大约40个配送地,增设仓库和配送中心。2011年年底,百胜与中石化签署全国合作框架协议,百胜将通过中石化位于全国的3万多座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物业开设餐厅,预计5年内,餐厅数量将达到50家。2012年5月9日,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与苏宁电器在南京签署全国策略联盟合作协议,百胜集团将在苏宁遍布全国的商业物业内开设肯德基等品牌餐厅,并制定未来5年开设150家的战略目标,联手打造“购物一餐饮生活圈”商业模式。一些著名的跨国食品饮料企业也在积极介入中国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意在大力延伸市场辐射范围。
(3)强化知识产权。强化知识产权源于中国本土企业强大的制造和学习能力给在华老牌跨国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彩电、手机、电脑和电信设备等领域涌现出更多令跨国企业坐卧不安的竞争对手。跨国企业一方面向中国等地转移生产和研发资源,另一方面加强专利布局和营造控制地位。一些跨国企业通过抢注加快在华专利布局,通用电气、松下和IBM等企业建立起专门的知识产权维护机构。针对中国日益崛起产业的著名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屡见不鲜。再一方面,将竞争的焦点从制造和技术环节提升到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领域,采取“专利屠宰运动”赢取改变竞争模式的领先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优势企业(联盟)针对中国企业启动了一系列以专利、商业秘密法律诉讼为主要形式的“专利屠宰”运动。例如,根据《知识产权报》2009年9月1日的报道,联想2009年1月1日至7月20日卷入9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36%:华为公司2009年1月1日至7月15日卷入2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华为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66%;中兴通讯2009年1月1日至7月15日卷入3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75%。
(4)聚焦降低成本。聚焦成本降低以适应我国总体人均国民收入仍然难以支付高额溢价以及欧美市场萧条的现实。例如,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2006年10月9日所提供的数据,2005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位居全球110位。尽管低工资水平和机制会带来成本优势,但是又不可避免地会压制自己和行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同时,社会进步背景下廉价劳动力的持续性面临挑战,富士康事件以及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困扰就是例证。如今即使是在作为世界廉价优质劳力最大供应地的中国,各省市也开始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国内外工会机构开始联手在国际范围内向跨国企业争取权益以“削弱跨国公司对全球的压榨”。
因此,在新形势下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采取新的成本逻辑聚焦于大幅度降低成本,主要体现在转向通过加强资源协调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尤其是近年来低端制造业加速向外转移。例如2012年由广东转移到中国境外的投资项目以纺织服装和鞋帽等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耐克等国际大企业也将部分代工业务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等地。
另外,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国内产业结构、探索实体经济重振之路,尤其是鼓励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或者从国外回流。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就宣布准备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在此之前他们则首选中国建新厂。上海美国商会2013年2月底的调查报告就指出,约有15%的美国企业称已经撤离或计划撤离在华生产。在母国货币走软、在华成本上升、欧洲企业越发关注品质并希望缩短供应链等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对离岸外包的兴趣也在降低,英国食品生产商Symington's 2013年就计划将面条生产基地从广州迁回英国本土。
(5)管理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本土优秀企业公民已经成为诸多知名跨国企业在华塑造最佳雇主和市场品牌以及获取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早在2008年2月,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一项调查称,近年来中国公众更为重视跨国公司实质性、长效性竞争力(亲和力、社会责任感以及回馈社会的行为),日益反感跨国企业实施垄断、转移污染、肆意扩招或者裁员的行为。为反映和开发各种社会问题对企业的重要价值,一些跨国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将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之中。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不再是规避政府管制和社会批评的“救命稻草”,而成为一项塑造责任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行为。这种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不仅仅涉及减少排放或者投资于当地社区项目。还涉及将企业社会责任整合进入企业核心业务及其战略。例如,陶氏化学公司先后于2005年及2006年启动与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为期3年的合作项目,分别致力于支持在中国推广与发展清洁生产以及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两个项目在经济和环境方面都已取得极大效益。为展示其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陶氏化学还在中国启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人元素”品牌战略,旨在通过提高人们对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关注。
(侯仕军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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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城分行组建后的的第二年,我行在省行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邮储银行工作精神,在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的基础上,动员全行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精诚团结,扎实工作,坚持攻坚克难抓落实,凝心聚力求发展,扎实推进体制改革,坚持艰苦创业,狠抓业务发展,强化经营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全年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进一步扎实开展信贷工作,坚持质量与效益同步增长
**城分行于20**年8月中旬才开办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在短短的时间里,信贷业务己达到1.4亿,半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全行信贷的经营目标,建立风险控制长效机制,使我行的信贷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信贷规模、质量与效益实现了同步增长。
1、业务经营发展顺利
截至五月底,我行本年累计发放贷款1232笔,金额7653.68万元,贷款结余1860笔,金额9416.06万元。其中:小额信贷业务量达本年累计放款892笔,金额5781.1万元,贷款结余1689笔,金额8779.16万元。小额质押贷款累计发放340笔,金额1872.58万元,贷款结余171笔,金额636.9元。
2、业务措施实施得力
业务发展方面:
一是强化宣传,扩大服务影响力。根据市场调研掌握的信息,有针对性开发目标客户,争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举行了小额贷款现场发放会,通过电视滚动字幕宣传、在村干部例会进行现场推介、农村集贸市场及农村专业市场现场宣传、派发宣传单等形式提高邮储银行小额贷款的知名度。
二是开展行业调查,针对性开展宣传。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及国内宏观调控对我市各行业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深入商贸、农村市场走访或调研,动态搜集、捕捉市场讯息,认真分析、研究市场需求,了解我行信贷客户的经营情况,有针对性开展宣传,通过形式多样的推介,让更多有贷款需求,潜在的客户群了解本行产品。
三是发展个人商务贷款、筹备二手房贷款业务。扩大业务品种,加快筹备个人商务贷款、二手房贷款业务。个商贷款、二手房贷款是一项风险小,收益高的业务,在发展小额贷款的同时,积极培育我行高端业务,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以带动信贷业务发展,使信贷业务规模越来越大。
管理方面:
一是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信贷部门履职水平。自五月份,信贷部门专职管理工作,及时上传省行要求,制定信贷政策,按月通报各县支行业务情况,月月底及时填报信贷的报表,将新增不良贷款、逾款率的情况及时向领导反馈信息,把握好重要数据、重点问题、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的分析和监控,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办法,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二是对症施措,强化逾期督导。制定逾期考核办法,各支行加派人手重点关注小额逾期处理情况,并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对逾期贷款加大催收力度,并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掌据逾期贷款的动态。实时督促,并及时总结逾期经验:对还款能力、还款意愿或信用状况差的借款人,要全力追讨贷款,及时联系保证人,向保证人施压进行催收,必要时进行诉讼清收。完善机制,实施长效管理。由各支行把逾期贷款催收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安排,每天召集小组成员开碰头会,掌握了解逾期贷款情况,商讨对策。同时,加强考核,制定逾期考核办法,月末与信贷奖励挂钩,按比例扣罚。
风险防范方面:
一是强化风险意识,协调风险与发展关系。既要解决好贷款有风险的认识问题,又要解决好“怕”风险、“惧”风险的问题,正确处理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
二是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操作流程。我行成立信贷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信贷管理人员,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各项信贷管理制度,规范操作程序,落实贷款责任,确保小额贷款健康、持续、有效发展。
三是现场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加强贷后跟踪管理。我部针对贷后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以及信贷业务的贷后检查力度,实施跟踪管理,严控授信后的各种操作风险,要求支行要对各自所辖业务自查,严格按照《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及操作规程》的规定要求,规范调查报告格式,同时我部要对各支行情况进行非现场检查,严格操作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做好业务指导。
(二)进一步实现经营思路创新,扩大业务规模
1、增设网点机构,满足客户需求
目前,我市共开办对公业务网点7个。20**年我行在全市范围内已开办5个对公业务网点,截至2009年2月沁水新建东路和阳城新阳东街支行又先后开办公司业务,扩大了我市对公业务的网点范围。从业务发展情况来看,开办公司业务网点的数量多少、区域分布、实际产能是决定公司业务能否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移动、联通、烟草、保险等网络型企业客户来讲,只有尽快将开办公司业务的网点覆盖到全市每个县(市),才能更好地满足此类客户资金归集和财务结算的需要,为业务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2、积极制定发展办法,激励员工主动营销
**年三季度,我行制定出台了跨年度竞赛活动和其他激励政策,在全行掀起了公司业务营销的浓厚氛围,短时间内,公司业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09年一季度,我行公司业务再次进入业务发展的快速阶段,到一季度末,余额达到18154万元,绝对值在全省排名第三位,完成省行计划的122.66%。进入四月份,随着跨年度竞赛活动的结束,余额在一季度末冲高的基础上出现回落,甚至在四月中旬回落到亿元以下,这说明一季度职工冲刺现象严重。针对这一现象,市行及时制定出台了按季度考核的09年全年公司业务发展办法,并在四、五月份,由行领导亲自带领相关人员到各经营单位督导,帮助基层找关系,想办法,出点子,为生产一线的同志发展公司业务牵线搭桥。通过诸多努力,使余额发展由起步时的大起大落状态很快过渡到五月份的平稳发展状态。
3、健全体系,明确职责
2009年5月,依据公司业务的稳步发展,但管理滞后的情况,我行适时成立了公司业务部。5月上旬,我行公司业务开发户数的不断增加,余额的逐步增长,业务管理及检查却没有专门部门和人员的现状,我行成立了公司业务部,完善了组织机构,配备了相关专职管理营销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公司业务部作为我行公司业务的支撑部门,在紧抓管理的情况下,要同时带头大力发展业务,为全市起到表率作用。
4、把握市场,准确定位,制定切实有效地发展策略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各大商行之间竞争激烈,优质客户资源早已被瓜分殆尽,作为新组建的国有商业银行,09年上半年,我行在参与竞争时,认真分析了市场,找准我们的目标客户,制定了发展策略。2009年4月起,我行重点针对财政性资金、公路建设、煤矿企业、社保等进行了大力攻关,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陵川县支行和高平市支行的成绩较为突出,他们及时收集市场信息,准确把握目标客户,同时制定周密的攻关策略,为各单位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5、商易通、汇兑业务发展良好
一是5月份发展商易通9部,本年累计发展154部,完成市行计划的19.25%,完成省行计划的30.8%,占全市发展总部数(191部)的80.63%。累计发展户数绝对值在全省排第5位,发展进度排第6位,与上月排名相同。全行仅有高平支行超过进度比例,完成42%。
二是汇兑业务自4月份全部网点开通以来,5月份有了较大发展,当月收入4.52万元,完成市行计划的14.38%。
(三)进一步强化审计稽查工作,强化新机构、创新新理念、改变新思路
“合规管理”和“风险防控”是09年是我行风险合规审计稽查工作的两大主题。根据省行提出的构建新体制、强化新机构、创新新理念、改变新思路的新的审计稽查工作要求,我行在省行的正确指导下,认真落实上级行和银监部门关于邮储银行内控管理、合规经营、案件防控的具体要求,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审计稽查活动,进一步深挖案件风险隐患、加强落实整改、夯实基层邮储网点内控和安全防范设施管理。为完成“合规管理年”和“案件防控”两大目标进行了全年工作部署并付诸实施。现将上半年以来具体工作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1、组织开展“合规管理年活动”
“合规管理年活动”总体归纳为“一个活动”和“三项评价”。即合规管理年学习活动、小额信贷业务合规评价、机构合规评价和反洗钱工作评价。
一是二月份是全行“风险合规管理活动”的启动阶段,也是开展合规管理年学习活动阶段。首先,审计部出台了09年我行“风险合规管理年”实施方案,下发了**城市邮银发﹝2009﹞11号《关于印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分行“合规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细化了各阶段活动的时间安排和具体工作,并针对每个阶段的活动制定了每个阶段的活动方案。紧接着下发了﹝2009﹞16号《关于尽快组织开展“合规管理年”学习活动的通知》,并将具体学习资料放入学习共享邮箱,要求各单位及时下载并开展自学、组织培训、警示教育等多动形式的学习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支行均制定了“合规管理年”活动和学习活动实施方案,成立支行“合规管理年”活动领导组,并及时向市行反馈情况,同时,学习活动以小额贷款业务合规管理为重点,旨在强化规章制度,优化业务流程,增强合规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信贷人员均对信贷法律、法规做了学习笔记。部分支行和部室还制定了具体的学习活动和培训计划,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了学习培训,对“合规管理年”活动方案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积极和市行沟通。
二是一季度小额信贷业务合规评价工作完成。二月中旬至三月初,审计部出台了小额信贷专项检查方案,组织开展了全市小额信贷专项检查活动,为全市小额信贷业务合规评价工作拉开了序幕,此次贷款业务专项检查历时两周,涉及全市所有开办信贷业务的一、二级支行,排查内容包括信贷人员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业务档案管理,贷款资格审查、贷前调查、贷款审批、系统录入、合同签署、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催收等重要环节。
一季度,我行贷款业务合规评价工作主要也是依据三月份以来开展的全市小额贷款及个人商务贷款专项检查。
“小额贷款业务合规评价”由信贷部组织各支行自评,风险合规审计部再进行复评,评价内容包括贷款质量评估、合规性评估、不良贷款归因三部分。信贷部对各支行进行自评打分,合规部进行复评打分,综合评分由自评和复评分数加权50%得出,市行风险合规审计根据综合评分对各支行进行了排名。同时将评估分数排名情况和评估报告以文件的形式向省行进行了报送。
三是机构合规评价自评工作结束。机构合规评价活动是“合规管理年”开展的一次对机构整体合规状况的评价活动,通过自评、复评各级机构的规章制度合规性、流程完整性和执行状况,分析我行各级机构合规风险状况,旨在提高我行各级机构规章制度合规性和流程标准化程度。评价过程采取通过自评、复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截至五月底,我行机构合规评价自评工作已经结束,由风险合规审计部门牵头,对全行各部室和支行内控制度和业务制度进行了梳理和评估,目前全行梳理出来的各项规章制度已达到149项,内容涉及前台、内控资金安全管理、要害岗位人员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反假币和反洗钱、违规积分和处罚、信贷和公司业务管理等多个方面。
2、推进网点资金安全达标升级工作的深入
邮储网点资金安全防范达标升级工作是09年审计稽查工作的一项重点。一月份,针对上年度我市未进行网点达标申报的网点,审计部重新进行了复查,重点对沁水、阳城和陵川12个邮政网点进行了回头看。三月份,结合我市邮储网点实际情况,划定了09年度我市计划内的达标升级网点,分别是AA级网点18个(差异化网点9个,一类网点9个),A级网点8个全部为网点。09年我行网点达标升级工作的总体目标为A级网点达标率突破90%,AA级网点的达标率在A级网点的基础上达到30%,全市达标率仍要居于全省前列。计划内的网点已经以文件形式向省行达标办进行了报送。四月份,邮银双方召开了资金安全联席会议,会上,对今年全市邮储网点达标升级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并对全市邮储网点达标升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五月份,全市计划内达标网点申报和自评工作全部结束,具体自评材料已经向市行审计部做了归集。六月份,全市邮储网点达标升级复验工作即将启动,届时将由邮银双方组成联合验收小组,对全市计划内的网点进行全部复验,并向省公司、省行申报。
3、围绕“案件防控”开展案件风险排查
根据省行和监管部门要求,邮银双方成立了邮储资金安全管理领导组和案件专项治理领导组,领导组由邮银双方主管和相关领导组成,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在风险合规审计部和金融业务局,负责全年案件防控工作的组织协调。
4、开展“制度执行年活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案件防控能力。
一是结合监管部门要求,出台了09年“制度执行年”实施方案;二是结合我行反洗钱工作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反洗钱内控制度;三是结合日常审计稽查工作实践和操作风险环节出台了“前台操作禁令”;四是结合“机构合规评价活动”对本部门规章制度和各部室相关业务制度进行了梳理。五是结合“案件防控”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异常情况举报制度,明确了举报途径、举报处理流程、重点举报事项、举报保护措施和奖励办法。
5、强化非现场电子稽查
今年以来,审计部电子稽查中心实行了电子稽查风险预警按月通报制度,落实了电子稽查星期天和节假日值班制度,下发了《**城市邮政金融电子稽查检查办法》,明确了电子稽查监控岗位职责,详细划分了电子稽查预警指标,制定了预警指标核查办法,切合实际及时修改预警参数。值班人员根据电子稽查系统每日监控的风险预警指标,分析电子稽查风险数据和非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通过向相关业务部门下发协查任务书的方式了解实时预警指标的真实性。在日常现场检查中,稽查人员有针对性地对风险等级高且频繁预警的指标开展检查工作,进一步提高了稽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四)进一步推进电子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上半年,我行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网络管理,优化网络性能,在确保各项业务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以全行计算机安全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大计算机应用系统和OA系统的推广力度,以科技促进业务发展,为实现全行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1、强化管理,确保新业务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随着我行新业务的上线,保障各项系统安全平稳运行成为我们的基本工作任务,我们始终把计算机系统安全运行管理摆在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的首位,加大了对系统运行的技术支持力度,上半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计算机安全责任事故,各项系统运行平稳。一是实施了计算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实行重大责任事故一票否决制。并加大了对全行计算机安全工作的检查和考核力度,从管理和技术着手,切实保障了系统、设备的安全。二是针对新上线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组织人力进行了测试、汇总,并反馈到省行,解决了公司、信贷等各项业务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系统功能,提高了系统应用水平。
2、加强培训,提高科技队伍人员素质
为确保我行计算机系统安全、平稳、高效运行,针对全行计算机应用管理和操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推广的新业务、新品种的操作,做出了相应的培训。着重学习了网络故障诊断技术、网点前台程序的安装、新产品、新业务的操作及功能介绍等,提高了操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对于县支行的技术问题也将成立科技小组,以及时应对设备故障及系统问题。
3、电话银行的推广工作
为加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电话银行业务的管理,规范电话银行的服务,提高95580电话银行工单处理效率和质量,明确各相关单位(部门)职责,促进电话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电话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试行)》,我们积极开展电话银行全市推广培训工作,并制定了宣传计划,确保省行95580电话银行圆满上线。
4、服务质量检查工作
银行服务质量事关银行生产的各个环节,贯穿于生产、经营工作的全过程,是我行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主要标志。为切实加强我行服务质量,促进服务质量管理岗、监控岗位人员认真履行职责,不断提高我行服务质量,维护客户权益和我行信誉,巩固经营成果,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我部牵头组建了邮储银行服务质量检查员队伍。从而可以更有效的配合我部的服务质量检查工作。
(五)进一步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宗旨,着力加强队伍作风建设
1、坚持把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断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核心竞争力。提高全行干部员工综合素质是适应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和发展形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措施。今年,我们始终把此项工作作为战略性举措抓在手中。
一是继续做好2009年在职大专学历培养工作。我行为切实提高员工队伍文化素质,改善员工队伍学历结构,适应邮储银行转型需要,由总行依托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继续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为我行培养更多的经济型人才。我分行人事中心从企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按照人员遴选要求,严格把关,优先考虑工作业绩突出、具有发展潜力的支行长和营业人员中的业务骨干重点培养,是我行的学历层次更上一层。
二是紧密联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业务经营工作的实际,注重提高一线人员基础性业务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通过业务考核,专业知识考试来激励一线员工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更深一步的加以巩固,使我们的队伍更专业化。
三是组织全行一类、二类网点的27名支行长参加省行金融业务知识远程教育培训,积极鼓励支行长在岗自学,着力提高综合素质。
四是全行员工积极参加银行从业资格考试,领导带头,员工比学赶超,全行自学尉然成风。
2、完善用人制度
我行认真选拔,继续深化领导任用制度为深化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进领导干部队伍活力,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促进干部合理流动、多岗锻炼,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是对全行科级干部进行了调整。今年5月初,在去年年底对支行科级干部进行年度考核的基础上,市分行党委对全行科级干部进行了调整,调整涉及全部1个支行,4个市分行内设机构,5人次,通过调整交流,进一步优化各行领导班子结构,使班子整体合力得到明显提高。二是面向全市招聘副科级干部。为进一步加强我行业务能力,提升业水平,由省行统一组织,市行做好宣传和咨询工作,我们开展了公开选拔、竞聘上岗的方式,面向全市招聘副科级干部。
3、不断完善,切实做好劳资工作
劳动工资管理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涉及每位员工的切身利益。为规范和完善我行劳动工资管理,充分发挥工资的杠杆作用,人事中心积极探索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从而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职工利益最大化。
(六)进一步加强硬件设施的完善,切实抓好安全和后勤工作
1、着力抓好安全工作
一是为加强营业场所安全,2月28日市行与保安公司签订保安合同,为营业网点配备了专职的保安员。
二是3月17日成立了邮储银行**城市分行安全生产及资金安全管理委员会,并与各部室经理、支行长签订了安全生产、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上缴了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形成了安全操作管理、安全检查、安全考核的制度体系。
三是为切实加强全市邮储银行安全保卫工作,实现分行金融安全保卫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促进金融安全防范工作的落实,市行为全市金融营业场所统一印制了“金融安全保卫相关文书”并制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分行金融安全规章制度》和各类金融应急预案5个。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的同时,按照省行规定的检查频次对我行所属二级支行营业场所进行安防检查和制度的落实,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各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反馈,采取督促整改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安全保卫制度的执行力,堵塞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隐患,确保了我行资金和人员安全。
四是根据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坚持安全生产例会的召开。并通报了一季度的安全生产情况及各单位在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突出问题行领导做出安排部署,确保安全生产例会是反映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会议。
五是5月5日,市银监局对我行进行了治安、消防验收监管谈话,安保方面随即出台了“两证验收”工作规划,下发了《关于为全市邮储银行二级支行办理安防和消防合格证的通知》,督促各支行尽快开展工作,同时针对我行目前安防设施缺乏的现状,积极和省行沟通,确保安防设施配备和维护到位,保证“两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2、着力抓好后勤工作
一是后勤部门作为行机关正常运转的保障部门,在建行初期,我们克服场地小、人员少、工作杂的困难,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服务是我们的天职、是立行之本,管理是成事之基的工作思路。
二是强化成本管理,规范办事程序。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明确职责,为全行各项业务提供物质保障。又要做到节支增收,出台了《机动车辆管理办法》,规范了办公设备、业务单册、办公用品用料的请领程序,进一步压缩各项费用的支出,为节省后勤开支费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三是组织司机学习交通安全法规及业务方面的知识,牢固树立安全行车的思想,保证良好的完成各项任务。
二、当前面临的困难与主要问题
在国内国际金融形势和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作为刚刚成立一年多的邮储银行,距实现公司治理完善、品牌特色鲜明、抵御风险能力进入先进零售银行行列这一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为此需要我们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加快业务发展,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对我行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09年,发展既面临着有利的条件,也面临着不利的因素,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信贷方面
1、主观方面
一是由于信贷业务开办时间较短,信贷人员虽能够认真遵守规章制度的要求,但由于对业务、行业等不够熟悉,分析技术掌握不到位,导致对风险识别能力不足,不能客观、准确地分析客户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造成资金风险。
二是从实际工作情况看,仅能忙于日常事务,缺乏对全行信贷管理工作长期目标研究与制定,存在工作不系统、重点不突出、管理目标短期化问题。
三是个人商务贷款发展缓慢。随着近期贷款逾期率的上升,给信贷员带来较大的压力,一大部分精力被投入到逾期催收工作中,也没能从长期维护客户的角度和个人商务贷款产品的累积效益角度发展个人商务贷款业务。
四是贷后管理工作一直是我行信贷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重贷轻管”问题现象较为普遍。在关注类贷款和已出现的不良贷款中,除本身出现问题不能正常还款外,一部分是贷后管理和检查工作不到位。
2、客观方面
20**年,在金融危机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大环境下,各类金融机构控制放贷,人行存贷款利率的几次下调,各类金融机构相继开始正常放贷,与同业相比,我行小额信贷产品利率远高于同业,还款方式不造合个体工商的要求等等,阻碍了我行小额信贷的市场扩容,其固有信贷群体也有流失迹象。
自小额贷款业务开办以来,利率水平保持在较高位运行,随着20**年人总行存贷款利率连续五次调整,我行贷款利率未做相应下调,仅由15.84下调为15.3%,下调0.54个百分点,利率水平仍保持较高位,有悖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业务发展情况来看,对于资金需求较强烈的客户,对贷款利率上要与民间借贷相比,认为我行贷款利率相对适中,但对于莫陵两可的客户,会放弃我行较高贷款利率,选择其它融资渠道,从而会失去一批经营规模较小,适合我行发展的大批客户。
(二)业务工作方面
1、储蓄业务发展不平衡
泽州路支行作为全市余额最多的支行,上半年累计净增余额仅万元,与黄华街支行相比万元。结构不合理。营业部储蓄存款余额活期占比仅为%,与全市平均水平相比低%,与活比最高的支行中村支行相比低%。
2、公司业务进展缓慢
截止六月底,存款余额仅万元,不达进度计划的%。
3、绿卡业务进展不理想
5月发放绿卡2267张,累计发放13178张,完成市行发卡计划的23.96%,发卡量绝对值在全省排第10位,与4月相同。全行无一家达到进度要求。卡均余额1723元,排全省第7位。
5月发放绿卡通卡103张,累计发放323张,发卡量绝对值在全省排第9位,比4月下降4位。仅完成市行计划的2.15%,仍是全行各项业务中发展最差的业务,其中阳城、陵川、沁水至今未发放一张绿卡通卡。
(三)电子化建设工作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上半年,我们为全行的电子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是:
1、柜台业务办理缺乏一套完整的规范化操作规程
这种情况造成一线柜员在办理业务时无所适从,出现故障得不到有效的判断,不但影响业务的正常办理,而且延误处理时间,进行监管时也缺乏依据,为业务经营留下安全隐患。
2、部分县支行主干网线路没有备份,线路发生故障时造成网点停业,应急措施不到位,存在运行隐患。
3、各业务系统运行还存在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4、技术人员的缺乏。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一)扎实开展信贷业务
1、推进个商发展、加快二手房贷款开办
对于个人商务贷款利用电梯广告、商务楼层广告、高级住宅区广告等进行有针对性宣传;对个人二手房贷款业务,积极与二手房中介机构、开发商进行沟通合作,并在本地网页上个人二手房贷款的信息。
2、加强监督
建立风险识别机制,按月召开交流会,通过分析、决策、督导等方式,及时、逐笔逐项监督检查我行信贷业务开展情况,对存在问题的业务及时下达《信贷业务整改书》,督促问题彻底解决问题,按月通报监督情况,严把贷款管理关口,对可能滋生信贷风险问题,要做到早发现、早处理,严防隐患。
3、抓好队伍建设,提高信贷整体素质
实行末位淘汰制,经考试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针对贷款业务人员不足,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少这一情况,市分行将定期组织学习,促进以传、帮、带方式,提高信贷员工业务素质。
(二)看清差距,明确目标,扎实开展公司业务
1、明确目标,增强动力
2009年我市行公司业务计划目标分为三个台阶,一台阶全年目标达到6个亿。截至5月底,我市对公存款余额只达到了1.7亿元,未突破2个亿,距离目标差距甚远。所以在下半年,我市要净增4个亿才能达到目标,因此,下半年各单位要明确目标,将目标作为我们发展的动力,坚持不懈地发展,确保顺利完成全市一台阶目标。
2、完善组织机构,加快专职营销队伍建设
尽快建立一支精通专业知识,具备营销能力的客户经理队伍。公司业务部结合实际内设行业经理、产品经理、数据分析、营销策划等岗位,集中做好前端营销的后台支撑工作,做到分工明确、各环节衔接流畅,真正发挥团队营销的作用。
3、以项目营销为核心,科学组织营销活动
我行在下半年要高度重视项目营销的推广工作,要坚持以项目营销为核心,科学组织营销活动,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形成以项目推进为抓手,以团队合作为基础,以领导营销和关系营销为带动,以渠道建设为支撑的市场营销格局,从而实现对客户的有效开发。因此,公司业务的发展除了领导营销和个别能人关系营销外,更需要我们按照科学管理、科学营销的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实现公司业务发展的突破。
4、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优质客户维系
下半年,我行要继续加强对财政性资金、社保、网络型企业资金归集的营销,在营销过程中要注重客户资料的收集与管理,建立完善的客户档案,对客户实行分级管理,逐步推进客户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加强优质大客户的维系工作,通过上门走访、电话回访、节日拜访等多种形式,深化客情关系,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大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同时,大力解决零余额账户比例过高的问题,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和宣传,促使客户通过已开立的账户进行资金结算支付。
5、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意识
加强各级人员应对风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提高风险认识,严格控制柜面操作风险,严格账户管理,严格业务准入,尤其是在业务量大时,我们更应保证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服务,同时确保我行公司业务健康、合规的发展。
6、加快各项业务上线工作,推进公司业务全面发展
公司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与渠道建设密切相关,我行在下半年要加强资金归集、红星西街对公业务上线运行工作,提高对公网点覆盖率,为网络型客户的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推进公司业务全面发展。
(三)积极拓展审计工作
1、完成网点达标升级既定目标
组织邮银双方的联合验收活动,对我市计划内的邮储网点进行联合检查验收,督促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省行、省公司验收通过,完成09年我行网点达标升级工作目标。
2、继续开展“合规管理年”和“制度执行年”活动
合规管理年后三项重要内容仍要继续开展,包括信贷业务的按季合规评价、机构合规评价的复评和反洗钱工作评价。“制度执行年”活动仍要结合案件专项治理开展,加强日常规章制度的落实,提高制度执行力,是案件防控的基础。
3、继续做实日常风险管理工作
目前邮储银行机构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加强两风险的管理关系到邮储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随着小额贷款业务合规评价工作的深入,我行将在认真落实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业务风险管理,降低逾期率和防止骗贷行为发生。同时,加强邮储网点备用金控制和风险预警,严格履行防范操作风险“十三条”的内容,提高操作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能力。
4、拓宽审计稽查工作范围
审计稽查工作由单一的业务稽查向全面审计转变,通过不断的培训和学习,使全市审计稽查人员逐步掌握审计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新形式需要。结合本行工作实际,积极尝试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专项资金审计。逐渐将审计工作面覆盖到全行的经济活动上。下半年,我们计划安排2个一级支行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和1个专项资金审计,初步顶为代收类资金专项审计。
5、加强日常审计稽查履职督查,规范各级稽查管理
首先,结合目前邮储改革现状,提高日常审计稽查频次;强化未设县支行的审计稽查履职;提高审计稽查报告的调审力度;加大风险隐患和问题的整改核销。同时加强邮银的协作和沟通,定期召开邮储资金安全例会,(目前定期联席例会制度已经出台)落实邮储资金安全邮银双方齐抓共管。
其次,认真贯彻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内部方法程序,注重内控机制对业务操作流程、风险管理职责和权限的明确规定,将风险控制职能贯穿于各个业务管理部门,细化到每一个岗位。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完善内控制度,转变单一的储蓄存款业务风险防范,加强授信业务、中间业务、柜面、会计等全银行业务和流程的内控,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高度重视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加强贷前、贷中、贷后的监督管理,组织不定期抽查,确保同时完成风险控制和经营目标。
(四)进一步以诚为本,以服务为重,加强企业服务质量管理
1、从基层、基础抓起,把规范化服务落在实处
在《营业人员日常服务行为标准》和《营业人员柜面服务流程》两个制度的基础上,落实好服务工作规章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将卫生、服务用语、业务办理时限等纳入考核,解决好服务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2、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对外服务要做到佩戴工号牌统一、着装统一、服务用语统一,接待用户礼貌热情,宣传解释业务细致耐心。加强培训和沟通,使全行上下认识到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服务不只是前台柜员的事,做好后台为前台服务支撑,也是确保为客户提供高效服务的基础。每个员工的语言和行为都代表着银行的形象,把“以客户为中心”作为贯穿全行工作的主线。
3、加快邮储网点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服务窗口的硬件设施,抓好网点定置定位工作和基础资料管理,对管理资料、台帐进行规范统一,加强对营业人员的业务技术培训,提高邮储营业窗口整体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4、努力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服务风格
借鉴商业银行的先进服务理念和标准,从细微处抓起,打造“营业时间长、办理业务精、文明用语佳、微笑服务甜、服务环境优、精神面貌新”的良好形象,使员工产生一致的认同感和价值观,给社会公众和客户留下深刻印象,通过良好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五)进一步完善制度,落实措施,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管理方面
1、强化安全意识教育
继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开展好经常性的安全警示教育、安全演练等,包括防盗防抢、用电消防、计算机网络、客户信息等,加强日常教育和检查,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还要随时了解从业人员思想动态,对于不称职的要坚决予以调离。
2、加大安防设施建设投入
全面提升我行安全生产的人防、技防、物防能力。
3、强化安全制度落实
不断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做到在实施中完善制度,在完善制度中促进各项工作,确保企业整体平安。
4、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认真查处违规违章行为,对存在的问题要落实人员,明确责任,限期整改,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风险管理方面
1、进一步营造合规文化
继续加强合规教育,强化法律法规学习,注重银行内部宣传和气氛的营造,让人人知规、人人守规,做一名合规的银行员工,合规是减少风险的基础,促进稳健发展,为企业创造价值。
2、加强内部控制
认真贯彻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内部方法程序,注重内控机制对业务操作流程、风险管理职责和权限的明确规定,将风险控制职能贯穿于各个业务管理部门,细化到每一个岗位。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完善内控制度,转变单一的储蓄存款业务风险防范,加强授信业务、中间业务、柜面、会计等全银行业务和流程的内控,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高度重视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加强贷前、贷中、贷后的监督管理,组织不定期抽查,确保同时完成风险控制和经营目标。
3、严控“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目前邮储银行机构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加强两风险的管理关系到邮储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随着小额贷款、信用卡等资产业务的开办,必须认真落实相关的规章制度,禁止关系贷款和人情贷款,防止违约行为发生,同时,加强邮储网点备用金控制和风险预警,严格履行防范操作风险“十三条”的内容,提高操作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能力。
(六)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强化学习,提升队伍素质
1、明确培训目标,丰富培训形式
制定全年培训计划,紧紧围绕提高素质这个根本,利用光盘、互动、理论、考试、参观学习等多种方法,分层次、有计划地在广大员工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业务知识、营销理念、服务礼仪、风险内控等方面的培训,
2、保证培训效果,提升队伍素质
将学习效果作为综合考核的重要一项,完善员工学习教育档案,鼓励员工变被动为主动学习,通过网络、书本、培训、考试等各种学习途径,熟练掌握各种知识技能,尽快适应银行改革发展的需要,全面提高队伍综合素质。
3、丰富集体活动,促进和谐发展
一是加强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弘扬正气、打击邪气”的良好行风,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足本职,爱岗敬业,讲道德,守纪律,尽责任。二是以技术练功比武、劳动竞赛、体育比赛等活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文体活动,加强特色企业文化的建设。三是适时举办各种集体娱乐活动,提高员工归属感和团队精神,促进工作积极性,推动银行业务科学、和谐发展。
(七)进一步关心职工生产生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