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礼仪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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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 中西送礼 送礼行为 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引言

中国是礼仪之邦，传统上很注重礼尚往来。因此，送礼也就成了表情达意的一种沟通方式。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项目负责人、著名社会评估专家柯兰君教授（Prof.Bettina Gransow）曾说：“送礼作为社会互换的一种形式，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都起着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功能，送礼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所形成的互换方式。”在西方送礼行为也非常普遍，但中西方对送礼的看法不同，处理方式和接收方式也不同。本文从“送礼”这一社会现象入手，具体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中国人送礼与西方送礼的差异

1.对送礼的看法不同

中国人送礼比较重视礼品本身的价值。而西方人送的礼物一般都很轻，如向女朋友表达爱情，送上一枝玫瑰花；朋友过生日，送上一张贺卡；参加朋友的周末晚会，带上一盒巧克力。他们并不在乎礼品的贵贱，认为意思到了就行。有位男士送给他女朋友一枝已不太新鲜的花作为生日礼物，她仍然很高兴，认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日。中国人送礼重内容，而西方人更重包装。西方人送别人礼物，包装精美，包装的价值往往超过内涵的价值。你有时收到看来很大、很豪华的礼物，而拆开来一看，里面却是很小、很普通的物品。

2.对送礼的处理方式不同

中国人送礼讲究藏而不露，甚至行若无事，主人在客人走了以后才会发觉查看。而西方人讲究当面拆开，当面表示惊喜和感谢，以示对送礼者的尊重。英美人接受礼物时，会立即说：“It’svery nice.”“I really like it.”“That’s what I just wanted.”之类的赞美话，以不辜负送礼人的一片心意。如因某种原因，不想当面拆开，必须予以说明，并致歉意。

3.对送礼的接受方式不同

中国人收受他人礼物时，喜欢再三推辞，以示谦让和客气，并且在收到礼物后虽然满心欢喜，也会将其搁置一旁。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认为你的礼物是经过千挑万选的，所以送来了，就要毫不客气地“笑纳”，并且还要当着你的面打开看看，除了要惊叹一声外还要再盛赞一番。

三、中西送礼习俗体现的文化差异

1.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

人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严格地遵守各自社会的风俗习惯。可以讲，它们都是某一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写照，而不同社会又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期望，因此，即使是同样的行为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交际失误就在所难免。譬如，中国人在交际时，十分重视变通、含蓄。这样的风格在美国文化中则会给人以“不精确”、“模棱两可”的感觉。在美国社会中，“直言快语”才是人们所崇尚的［1］。

2.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差异

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极为重视“谦虚”，这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之“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本质上不同。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比如中国人在赠送礼品时，常以贬低所赠之物达到尊人的目的，如：“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请笑纳。”而Leech提出的“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尽量扩大对他人的赞赏”的“谦虚准则”则不同。西方人赠送礼品时，会直接表达希望对方喜欢、欣赏所赠之物。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最得体的便是说“Thank you”，欣然接受，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因而符合礼貌准则。而对于一向以自谦来尊重他人的中国人来说，通常会否定赞扬的真实性，以示谦虚，以此符合礼貌准则。［2］

3.中西不同的面子观和价值取向

“面子”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概念，“Face”只是汉语中“面子”和“脸”的英文直译词。汉语中经常会提到“给面子”、“给脸”、“丢面子”、“丢脸”等。汉语中“脸”、“面子”通常指群体出于尊敬给予个体的一种良好的声誉。汉语中面子的获得要依赖于他人的参与，不能把自己置于与他人分离的境地。Brown和Levinson将“面子”（Face）定义为每个人都想获得的一种公共的自身形象（public self- image）。它体现了个人的欲望或需求，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以自我为取向的形象。而汉语中的“面子”则是依赖于他人的群体取向。［3］

中国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不论是富是穷，不论身份高低，不论在城市农村，都追求脸面，将送礼、维系体面和关系等视为基本需要，将争脸、给面子和礼尚往来列为基本行为规范，形成中国人社会中恒久而普遍的礼品消费行为。

西方社会“面子”的概念从内涵来讲要比中国的“面子”小得多，他们倾向于把人与事分开，对人不对事。双方可能公开对抗，大嚷大叫、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但因为他们是任务取向、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事后仍然是朋友。西方对“面子”的理解受到印象机制的影响，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特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在主体上，西方是平等取向，人际关系基于平行，所以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奋斗，人们高度重视个人权力、个人隐私，人们强调各开其口、各行其是、各展其才、各实其志。西方的面子概念与中国迥异。首先，中国的面子主要强调人际关系，而西方的面子和中国的面子一样具有“社会约束力”。其次，由于西方受个人主义取向影响，集体规范或期望较低，人人试图建立“平等性”关系，一旦发生冲突，人事两分，对事不对人，因此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人的“死要面子”。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方西有不同的送礼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因素。只有通过表象追寻实质才能实现对不同文化的正确理解，才能更好地与西方人交往。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第2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 管理与文化 方法论 科学主义 人本精神

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性的认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界也形成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如彭贺（2007）、刘文瑞（2007）、杨桂森（1999）、王联英（2011）、刘诚（2005）等。然而，在已有的讨论中，虽然在管理学理论发展趋向上都注意到了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突出，但笔者看来，都未能真正明了为什么管理中文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为什么会成为关注的核心，在管理中“文化”与“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审视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及其与文化和科学的关系，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管理与文化、与“人”自身的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当前我国的管理理念提出针对性的思考。

1 管理学主要理论发展史

首先需要对管理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让我们了解管理学是如何发展的。

管理，作为对事物梳理的一种意愿与行动，是意识上的主观介入，因而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存在。但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并给予理性的总结和积极运用到商业企业发展中去，则是近代才有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极大发展与繁荣，使得原有的对资源管理方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新的、更有效率的管理理论的出现势在必然。

第一个出现的管理学理论是以泰勒、法约尔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又称之为古典管理学理论。代表作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韦伯有关科层制的管理理念。这一流派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总结了人类管理的经验，以效率为追寻的根本目标，旨在解决原有经验管理模式的效率问题。在这一理论看来，人类社会的主要链接纽带是经济利益，而非强权、宗教、伦理，而管理就在于将人类以最为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又被称为“经济人”的人性观。而所谓“最有效的方式”，则依据于“科学”原则，以精确地分工为基础，人如同机械里运转的一个个部件，共同组织在一条“生产线”上，人类的感情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出去，从而保证运转的高效率。这种模式的管理又称之为“理想型”（ideal type），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念是其理论前提。但这种理想状态实践中是达不到的。于是，其他理论相继发展起来。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流派是行为科学学派。这一学派在肯定了人类有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类在政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需求。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则是梅奥在20世纪20年代就创立的“社会人”假说，即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属于某一社会性的集体。这个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麦格雷戈教授的“X—Y理论”、以及对其修正的美国洛尔斯和莫尔斯的“超Y理论”、和影响最大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等。其中，“X—Y理论”是简单地将人性二分法，将人性中懒惰、愚蠢、不诚实、不爱承担责任、缺乏远大抱负、仅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列为X理论作用的范畴，对这种人性，在管理中就需要通过金钱引诱和行政强制来达到目的。而Y理论所作用的范畴，则是人性中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方面，相应的，对其管理就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激励其献身精神与创造才能。而这样的简单二分法，无疑也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超Y理论”就指出人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其管理应该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再考察人性本身，而是跳出来考察人类需求的层次，由生存，到安全，到社会性，到自尊，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总体上不能跳跃，但两级之间，并非是前一个需求完全满足之后才可以有下一个层级的需求。但这种分级解说的思想，似乎为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建立了一个指标量度，管理就根据这个量度来分别的、有针对性的进行。

然而，以上管理模式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将人作为被“管”的对象，是天然的“下属”，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另一个重要的学派开始出现。其中，西蒙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决策人”理论是一个代表。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决策的过程，执行层与高层管理人员一样，有某种程度的决策权。这样，几乎每一个组织机构里的成员都参与到了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来，这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前几个理论不能相比的。

在进入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出来，但基本上是就具体的管理过程进行总结与发展，并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到分类领域阶段，即将管理分成：管理方式领域，组织理论领域，经营管理理论领域。这种分类趋势表明，大一统的对管理理论的总结时代已经结束，管理需要进入到具体的环境。

2 管理学主要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契合

以上的简单梳理让我们明白，管理学的发展遵循了这样一些路径：从笼统走向具体，从机械走向人本，从科学走向人文，从精确走向了模糊。这些整体性特征，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契合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出现与发展，与文艺复兴后的知识大爆炸分不开。极具丰富的知识让当时的学者们也在苦思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管理，亚里士多德可谓开创了先河。但对于急剧变化的时代来说，2000年前的知识分类体系已经不能囊括新的认知。于是许多新兴的学科开始出现，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而对这些学科的综合归类也逐渐出现，即，在传统的自然科学之外，慢慢衍生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样的范畴。如果说，人文科学所关注的是与自然科学并无多少关联的知识，那么，社会科学则是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从社会科学中公认的第一个方法论的出现就早已开始。

社会科学第一个方法论是实证主义，它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学科的鼻祖A. 孔德所创立。其核心思想是“实验实证”，是要按照物理、化学这样的经典自然科学学科对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的一种原则。在实证主义看来，只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应该抛弃；社会科学里的知识需要向这个方向靠拢。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准的自然科学所表现出的精确性，让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才是最好的知识，从而才出现对于科学的狂热态度。因而，按照这一原则所设立的学科、所进行的管理也应当是最佳的，这才有20世纪初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可以说，后者的发展是前者思想的一脉相承。其中，被认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这一派总体上可以称之为“科学派”，或更准确地说，叫做“自然科学派”。

但这一方法论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它抹去了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人”的存在，忽视了人自身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人的非理、潜意识活动等没有明确地认识。因而在方法论上体现了机械性、简单化、或还原论的特征。

但这一派别的影响始终存在，后来所发展出来的多种社会科学理论都能找得其中的痕迹。

而“决策人”以及九十年代后陆续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流派，则无疑遵循了另一个发展的方向，即，“科学”式的管理理论让位于“人”的管理理论。这一发展取向，是一个明显地向最新社会科学方法论靠近的行为。

如果说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一个极端的话，那么，与之对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现象学方法论。按照其创立者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是对‘生活世界’探索的科学；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由所谓的‘事实（fact）’所构成，而是由生活于社会现实中人的意向性意识（intentionality）所决定”（沃野，1997）。这一方法论认为，首先，“所谓纯客观的、无人类意识印记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其次，“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同一个认知课题就必然因由于认知经验不同而影响着认知主体的意向性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个认知主体，由于认知的时间和场合的不同也可能最终地带来认知结果的不同”，最后，“如果现象的本质来自人类的意识意向性，那么，过去对现实的一切问题包括任何形而上的哲学前提性假设和经验性的内容都可能有误，都可能干扰人们对现象本质的真正把握”（同上）。由于否定了纯“客观”的存在，因而现象学与实证主义形成了方法论的两极。

如此，按照这个连续谱，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其实一直是沿着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派逐渐滑动的，从纯粹客观的、缺少甚至是忽略“人”存在的科学学派，逐渐过渡到包含“人”的因素，最后几乎完全倚重于对人的主观意向性的分析和控制。换句话说，管理学的理论发展，暗合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疑，人类的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自然会逐渐凸显。毕竟，人类知识中的许多主观的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是精神性文化——来表达的。因此，所谓“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化内容的更多介入而逐渐变化的。而其实质，则是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正因此，刘文瑞先生（2007）所感叹的管理与文化关系的两大偏差——在管理实践中，把文化本身当作管理；在管理学理论中，把带有文化色彩的管理经验当作普适性的管理原理——实际上是未能准确把握这二者之间变动发展关系的结果。而彭贺（2007）强调管理中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运用，则正是文化因子进一步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的要求——许多时候，文化是非常个体化的（individual），是具有针对性的，而非让所有人都能认同和共享的，与科学不同。

3 对中国式管理的启示

管理与文化的方法论实质对我国当前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这几十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基于对文化的认知而做出的管理经验总结。因为没有正确认知到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之前的对管理反思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或者说，都流于理论而在指导实践上有所不足。在笔者看来，清楚地认识到管理与文化关系的方法论意义后，我们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作出有益的反思。

首先，中国式管理尤其需要加强“科学管理”的内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科学—人文”连续谱中，中国的文化更偏重于“人文”的内容，而非“科学”的内容。这导致在运用中国文化进行管理中，人治内容有余而规范性不足。在管理实践中，过多地依赖于所谓传统文化，非常容易由于管理关系的不清而导致效率的低下。规范性的欠缺是中国文化的先天性不足。若要平衡这种不足，就需要将科学性的、规范性的内容加入到其中去。正因此，西方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在进入中国前的忐忑不安，在经过对中国员工的培训后消除了。规范性内容的加入，使得它们企业的员工可以有极高的素质来进行服务，从而区别开许多当地的同类企业。

其次，中国式管理需要具有个体精神（individual spirit）的员工。在管理理论的发展中，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主观内容的逐步加强，但其内在的因素或者前提，则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都逐步成长为在精神上较为独立的个体基础上。凡是精神上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员工，都并不真正具有“主观参与”的能力，西蒙的所谓“决策人”的理念也就很难实现。而在个体精神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精神才能更好地体现团队的合作性，避免出现木桶理论中的短板，从而影响整体的发挥。之所以要在中国式管理别加强这方面的要求，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重集体轻个人的。个人的诉求往往被泯灭在集体的意志中，从而难以真正成长起来。这也导致管理中较高层面的“自组织”难以实现。

总之，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方法论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对于建立中国式管理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意义，值得更多地、更深刻地探索。

参考文献：

[1]刘诚.管理与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12月增刊.

[2]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4]王联英.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探析.经营管理，2011年第八期.

[5]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七期.

第3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历史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差异　习俗差异　思维模式　审美观

 

Nida说 “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制造出原语信息的最近的自然等值物，首先是在意义方面，其次是在文体方面。”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模式的交流。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历史衍变的产物，作为文化的载体、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这些文化差异导致英汉表达法的不同。要掌握一种语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文化特殊性,就要洞察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为使译文读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时，译者就要仔细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出各种必要的转换，以传递原文中真实的文化信息。 

1.1 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而成。不同的历史渊源使各民族间形成了相互不同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孕育了丰富的具有浓厚民族色彩和鲜明文化个性的成语和历史典故。如“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是智慧的象征。但西方人未必知道他。若直译为“Three cobbles equal Zhuge Liang.”译文读者就会很迷惑,因此,应采取直译和增译相结合的方式,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 或者采用意译的方式译为,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与英语中的“Two hands are better than one.”相对应。 

西方也蕴藏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如Achilles’ heel、Penelope’s web、a Pandora’s box等。 

1.2 宗教文化差异 

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深远的影响。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翻译时应注意。如，《红楼梦》中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Hawkes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于上帝。） 这就把刘姥姥的宗教错认为是基督教了。杨宪益的翻译“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则更为贴切，更符合刘姥姥的信仰。 

1.3 习俗差异 

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中国人见面寒暄多问“你到哪儿去？”“你干什么去？”。这在英美文化中则属于隐私。他们会想，我去哪里与你无关，别来干涉我的事情。美国人打招呼时，经常说“Hello”，“Hi”，见面时喜欢谈天气、运动等比较中性不容易引起冲突的话题, 如“Lovely weather, isn’tit ”。外国人告别时通常说“bye-bye”或“See you later”，“See you around.”。而中国人却通常说:“慢走”、“走好”。在翻译时应该注意转换成译文的寒暄用语。 

在饮食习俗上，中国人热情待人喜欢帮客人布菜，劝客人多吃、多喝，英美人则习惯“Help yourself”。 

在家庭关系上，中国人注重的是父子、兄弟的关系。男方的兄弟是亲人，兄弟也叫手足，姐妹则是亲戚，而女方的兄弟姐妹都是亲戚。从称呼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对父系的亲和对母系的疏。叔伯的孩子称为堂兄弟、堂姐妹，而姑姑、舅舅的孩子为表兄弟、表姐妹，姨则更远一层，姨的孩子称为姨兄弟、姨姐妹。而英美人家庭的主要关系是夫妻关系，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不分远近，都是亲戚，统一用uncle、aunt称呼。

社会是发展的，习俗也随之变化。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中国家庭结构在简化，随之称呼也在简化，如姑父、姨父现在也被称为叔叔，不再有亲疏远近之分了。 

1.4 思维观念的差异 

首先，中国人以人为本，以“我”为中心，中国古代的帝王自称“孤”、“寡人”、“朕”。反映在语言上则表现为，中国人喜好采用主动语序，而英语中注重客观事实、人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做的事及外在的逻辑关系，常用被动语态。如： 

他与此事有关。He is involved in this matter. 

Gre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应该重视环保。 

其次，在审美情趣上，中国人爱欢聚一堂，喜欢询问别人的情况，西方人则注重隐私、讨厌嘈杂。中国人喜欢迁往大城市，西方人向往宁静的乡村。中西作家在对美的描述上也有不同。中国人欣赏含蓄内敛的儒雅美，西方人则欣赏强壮野性的外在形体美。 

签于以上历史、习俗、思维和宗教多方面的差异，导致英汉表达法的不同，因此，在翻译时不仅仅要注重语言符号的转换，更要转换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耀先.浅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 

［2］马文霞.文化差异与翻译.［J］.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 

第4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val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ir root causes； then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based respectively o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finally， with reference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conformity and compatibility.

关键词： 公司治理；中西比较；文化差异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Sino-West comparison；cultural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2-0136-02

作者简介：李秋孟（1989-），女，四川南充人，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0 引言

许多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其中包括经济制度，国家政策，市场性质以及文化元素等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很难照搬到他国的公司治理系统中是因为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元素。因此，在考虑借鉴别国优秀的公司治理模式经验之前，你首先应该考虑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结合社会文化背景来探讨公司治理的模式。因此，只有针对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来对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改革才能使企业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实现其高效，稳定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中西方公司治理及其差异做了很多研究并且得出了许多切实有用的成果。但从总体上来看鲜有专门从中西方文化差异角度全面阐述中西方公司治理的不同理念和不同模式。因此，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视角入手来对它们所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凭借西方先进的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来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公司治理策略进行整合，从而使其能对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优化提供具体的措施与所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1 基于公司治理模式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仅仅是公司领导者为追求效率最大化而采取的管理模式，它还是与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环境相互适应的结果。由于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中西方在传统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陈述文化元素对中国公司治理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比较，从他们之间的差异的来比较分析各自所实行的公司治理模式。

西方文化主张 “非平均”观念。这种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将一个人应得的东西与他的贡献相联系。这一观念在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中体现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上。由于人信息不对称，就很有可能产生经纪人“偷懒”的行为。这就涉及了财富的分配与其所做出的贡献挂钩以激励或者约束经纪人的行为。西方文化还强调“法治”，这一观念是建立在人是利己、排他等“性恶”的理论基础上的。因此，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法律来解决矛盾。“法治”观念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法人治理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的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也决定了其必然通过法制而不是通过道德约束自我、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文化崇尚的是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主张就是该价值观的体现。这一观点体现在我国公司治理的资本市场上，国有股权比例高导致自理效率低下，大股东控制股东大会，对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足，加上我国资本市场和经历市场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这都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公司的治理水平。并且，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性论上突出“性善”，国人将“行善”作为至高的道德行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甚至将“行善”与人类走向最高信仰的路径联系在一起，止于至善。而一个充满善意的公司，必定是由善良者设计的公司，具有善意的治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进行公司治理的过程中是往往更加重视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期待用道德来约束员工的行为而非正式的制度制约。不过目前我国的股份制改造都是依据“公司法”在进行的，法规是比较完善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公司治理总体的模式上强调“法治”文化。

2 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公司治理模式

对应上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都有着各自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家资本市场发达，资本积累充分，企业融资以股权资本为主，股权相对分散，并且一直遵循着“投资者”和“股东至上”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哲学。所以他们采取了以市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它的特点体现在市场监督控制上，主要依靠高效运行的资本市场来监督和激励企业经营者，即通过证券市场对公司和经理人员进行管理和控制并间接通过非执行董事、接管、破产、经营者激励等措施实施控制。外部市场监控在公司中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在激励措施上美国倾向于物质型激励，并且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激励是通过正式制度进行协调的，这样把员工之前的关系就建立在了工作任务的基础上，不像中国重视人情和非正式关系。

反观我国由于私有企业发展时间历史较短，国有经济的存在，以及资本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实行单层董事会制，由股东大会、懂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股东大会任命董事，组成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与职工代表选举的监事组成监事会，监督董事和总经理。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划分互相重叠，没有创设监事会履行职责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在资本市场方面，我国股票市场上可流通股少，机构投资者投资较少，大股东控制着股东大会致使小股东的权益不能被有效保护。在经理人市场方面，激励的竞争机制和不完善的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会迫使经理人员过度追求利益或者是过度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都使得经理人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虽然许多公司都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大多是“形似而神不似”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我国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对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还不完善，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直接导致公司治理效率的低下，影响公司的发展。

3 中国公司治理模式与自身文化相适应的策略

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强调权力制衡、相互监督、信息对称及制度至上的观念。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和谐、集权、含蓄、人治等。这必然会导致在中国推行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时会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反应到公司治理的结果就是上述问题：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与中国文化的不匹配，进而造成公司治理的效率不高，效果不佳。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文化的公司治理模式，这要求我国在建立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时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并把现代公司治理文化因有机的融合进来；二是在我国文化元素中需求适合公司治理模式发展的相关要素，为我国建立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文化环境。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形态意识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不应该也不能试图去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应该主动积极的选择和整合那些能够支撑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基因，来为建立适合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服务。

3.1 优化股权结构，推行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推行股权分置改革来实现全流通，使股票价格反映企业真实地经营业绩，这样不仅可以改变“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实现大股东相互制衡，同时防止股权过于分散，导致内部治理和控制系统失效。除此之外，股东还可以通过利用“用脚投票”使得经营者感受到来自外部市场被收购接管的压力，充分转劣势为优势。

3.2 加强市场监督，重点完善企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资本市场在我国大环境下看来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像美国那样规范发达的金融资本市场，对公司经营的监督也不能依靠股东在证券市场上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在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这一市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监督还是要以加强公司内部治理为主。这方面借鉴日本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经验，如完善内部相关法规，明确各自的权责范围，强化信息披露制度等。此外，我国在明确国家证券管理部门监管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管理的作用，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可以使信息需求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3.3 探索和完善经理人激励及其约束机制 我国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发展资本市场，培育经理市场，加强经理市场信誉机制。同时积极推进经理人各种激励机制，如经理人持股这种能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契约治理能力的方法。这样使得管理层在以提高企业价值为前提，能更多的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或者解放对自己过分的束缚，最终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最后由于我国与西方文化的存在差异，所以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照搬美欧模式，需要结合我国自身的文化特征来完善现有的激励机制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创新型的激励机制来适应我国的文化基因。

4 结论

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基础，对制度运行的效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制度被借鉴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不能与本地的文化传统想兼容的话，那就失去了借鉴它的意义，甚至有可能还会危害到原有一些有利制度的运行。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这两者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对应的情况。如果不对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中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左的因素进行调节的话，就会影响企业治理效率，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然而并不存在一种通用的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也要求在选择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我国来说，在选择公司治理模式时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正视其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继承、吸纳适应国外优秀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要素，并且针对这些文化特点使得借鉴来的公司治理模式“本土化”。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实现文化与模式的妥协与契合。这也要求推行特有公司治理模式的人具备跨文化思维，这样才能使自己所推崇的公司治理模式很好地为我国公司服务。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J].经济研究，1995（1）.

[2]胡汝银.中国需要公司管制革命[J].中国经济政治评论，1999（10）.

[3]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4]费方域.企业的产权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小约翰·科利，等.公司治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7]李维安等.公司治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68.

[8]青木昌彦.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l：55.

第5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小产权房；合法化；利益分析。

一、小产权房的界定。

小产权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小产权房，是相对大产权房而言的。“大产权房是国有土地上建造的、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房，其流通不受限制；而小产权房是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主要是出让给城市居民的房屋，其流通受到法律限制或禁止。”若作具体区分，又可以分为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小产权房、宅基地上的小产权房和农用地上的小产权房。本文探讨的是前两种形式的小产权房，统称为集体非农用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与大产权房相比存在诸多“不合法”：第一，用地不合法。小产权房直接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建设，未经过国家征地程序，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并未按规定上缴给国家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属于非法用地。第二，开发建设程序不合法。开发建设和出售商品房，需要具备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开工证、预售许可证、销售许可证齐全。而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均无相关手续。第三，产权不合法。在我国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才有权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而小产权房实质上是无产权。

二、利益分析角度下论证合法化。

在立法层面，国家对集体建设用地的严格管制，而在政策下，小产权房是亦被禁止，这也正是“合法化”的前提。

（一）小产权房的利益及利益主体。

利益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因此人们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或要求。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利益是多元的，社会关系是纷繁而丰富的，不同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利益倾向；同时，不同的社会主体又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而，利益冲突是客观不可避免的，这正是法律介入的动力。法律必须在这些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调整，而不能一视同仁。利益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以社会主体的地位不同和社会矛盾的主次之分，相互冲突的利益也表现出主次性。要调整好各种不同利益，就要了解和认识利益，而认识利益必须区分有哪些利益主体。有学者将小产权房中涉及的利益细分为：“居住生存利益、不动产财产利益、集体经济组织级差地租利益、农业利益、农村社会保障利益、房地产企业商业利益、国家建设用地利益、国家土地级差地租利益等”。本文将其中的主要利益归纳概括为：购房者利益、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房地产开发商利益四大类。相应的利益主体为：购房者、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四类。

（二）法学视野中的利益衡量分析。

利益总是与利益衡量相关联着。“法律不仅是一个逻辑结构，而且是各种利益的平衡。作为利益法学出发点的一个根本的真理是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因此，通过对各方利益的衡量最终确定应保护的相关利益者，这是法律的最终目标。利益衡量的内容，是对各利益重要性之评价及利益的选择和取舍。庞德认为，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对利益进行评价和平衡的时候，需要在同一平面上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和衡量。即是说，只能是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比较，社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比较，而个人利益绝不可直接与社会利益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庞德提出了各种不同利益的比较方法，就是将就是将各种利益“化约为最一般的形式”，也就是社会利益的形式进行比较。他认为：“当我们正考虑要确认什么样的主张或要求、在何种限度内确认、什么时候去试着调整那些在某个新方面和新情况下冲突交错的主张和要求时，将个人利益归人社会利益，并这样去权衡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在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中，上述主体的利益都是庞德所讲的个人利益。因此，如果需要衡量各方利益而作出做后的利益选择的话，必须将他们“化约”为一般的社会利益之中。从利益主体上讲，如果小产权房合法化，则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农民利益、购房者利益得到了保护，而地方政府利益和房地产商利益受损。如果小产权房被禁止，则出现相反的结果。住房问题是关系社会安定和谐的大事，从社会利益的高度考虑，商业利益等个人利益因该让位。显然，农民集体利益和购房者利益与政府利益和开发商的商业利益相比，前者更值得保护。

小产权房合法化也符合法律的终极价值目的——公平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一个原则是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尽管这可能损害某些人在经济利益和财富分配方面的权利。利益衡量的价值选择目标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是保持一致的。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个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为了维护参与其中的多方主体的利益，肯定有利益的牺牲者，站在社会利益的高度，通过比较衡量，购房者、农民集体的利益更有保护的必要。也就是说，小产权房合法化是自然理性的选择。

三、小产权房的解决途径。

（一）对现有小产权房的解决。

小产权房不仅牵涉到相关主体的利益，更关系到巨大的社会利益。在处理现有小产权房时，应当坚持在维护农民利益、考虑购房者利益和尽量不拆除、符合城市建设规划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决。从保障民生角度提出如下解决办法：

第一，转变为正规商品房。建议经政府批准，开发商补交土地出让金等有关税费，住户补交有关交易税费后，进行房屋登记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第二，转变为保障性住房。参照保障性住房的规定，购买者在补办相关手续后，可以发放房屋产权证，使其享有类似经济适用房购买者的有限产权；第三，以“共有产权”模式改造。由于小产权房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因此在改造已有的小产权房时，政府可以以欠缴的土地出让金等税费补作为共有份额。可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同享有房屋产权，即形成购房者与政府按份共有的产权模式。

（二）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制度出路，即改革集体非农用地使用权制度。

小产权房的问题不单是“房”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土地”的问题，是是否允许集体非农用地流转自由的问题。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还有待于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彻底改变现行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归还集体土地所有权应有的完整权能。建议在增订《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时，增加“允许集体非农用地使用权流转，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条文。同时颁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解决集体土地在流转的根本性问题。

本文仅仅针对法律问题进行思考，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系列相关的政策、配套制度与之相结合，才能真正弥补现行法律法规的空白，规范集体非农用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流转，才能最终改变我国“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

参考文献：

[1]王洪亮：《小产权房与集体土地利益归属论》，载《清华法学》，2009 年第 5 期。

第6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职 英语 交际能力 文化差异 培养对策

中职阶段的英语交际能力是提升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基础，在培养对策中，不仅要注重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还要从课堂内外，引导学生来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思维模式、教育特色、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源自生活，对社会文化传统及习俗的了解是增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关键。

一、中西文化背景差异性研究

对于文化差异下的语言教学，我国教育还以传统的学分成绩为考核主体，对于学生的创新力重视不足，而对于西方教育，以学生的尝试体验为基础，让学生从问题中发现、解决难题，逐渐形成思维和能力。西方教育注重对人的潜能开发，特别是在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上，坚持以人为本。中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思维上的差异。从中国文化的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上，对于客观规律的遵照和实施已经成为习惯。如对于某一事物在进行表达上，往往依照传统的时间、事物发展的顺序来进行，以浙江杭州市艺术学校为例，西方在翻译时却将事物的表达顺序进行了转换，Hangzhou Art School，Zhejiang，China.同时，中国人在思维逻辑上相对随意，如在受到帮助时，往往说谢谢你的帮助，而在西方文化里，对思维逻辑的界定较为清晰，在收入帮助后回到为“Thank you for your help”，而其中的“for”，表示“因为”，对于他人的帮助是因为感激而已。可见，正确的构建东西方思维习惯及逻辑思维上的差别，对于提升学生对英语交际中的英语句式特征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二是上的差异，从中国的佛教文化传承来看，对于“不看僧面看佛面”，“借花献佛”等谚语，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人群中，如“上帝保佑”等，相关的句子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中国佛教在于以善救天下，普度众生，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类是有罪的，请求上帝来宽恕，要从反省、赎罪中来拯救人类。了解中西方差异，对于了解西方为人处世观念具有较大帮助。三是历史文化典故的差异。从汉语中的“刻舟求剑”、“卧薪尝胆”等成语中，都有源自历史的典故；西方语言中的“face the music”（毅然面对危险、考验），“Promise somebody the moon”（不要许下过分的谎言）。这些语言结构简单而内涵丰富的句子，都与其文化典故有关，如果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则容易出现误译、误解。如“Pull one's leg”，不是拉人后退，而是愚弄某人；“Take French leave”，不是“请法国离开”，而是“不辞而别”。四是习俗文化的差异。对于中国在听到赞美之词时，往往表示谦虚，而对于西方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恭维和赞誉会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中国崇尚谦虚，并作为处事的低调；而西方认为谦虚是虚伪，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再如中国文化里对“龙”的情感是特殊的，我们有“龙的精神”，“龙飞凤舞”、“望子成龙”等，而西方人认为“龙”是邪恶的象征，是罪恶的化身。如“The Old Dragon”在西方表示“魔鬼”，是与上帝作对的恶魔。因此，在深谙中西文化差异中，对于“龙头企业”的翻译，不能译成“dragon-head entetprise”，而是要译成“Leading enterprise”。

二、英汉语言结构的差异在英语交际能力中的基础作用

英汉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语言结构运用上表现差异较大。因此，从两种语言的结构特点分析中，来探讨其异同，往往对于交际能力事关重要。一是英语的动词有词性变化，而汉语没有。在英语中对于“现在看电视”与“昨天看电视”，其中的“看”在使用中就有变化。如“Rose watches Tv in the evening.Rose watched Tv yesterday.”对于两句中的“看”，一个是表示现在，一个是表示过去。再如汉语中的“是”，在英语中有“am/are/is”的差异。二是汉语的形容词可以单独作谓语，而英语没有。对于罗斯很漂亮，汉语中的“漂亮”，可以作谓语，而英语中必须加上系动词“be”，才能与“漂亮”构成谓语。如“Rose is very beautiful”。对于汉语中的“天黑了”，“黑”是个形容词，可以做谓语，而英语中“It is dark”，则必须有“be”。三是汉语的句子成分一般为“主语+状语+谓语+宾语”，而英语一般为“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如对于“Tom studies English hard”，“Jack plays the piano after super.”对于汉语在表述时通常要先说“时间”，再说“地点”，而英语中则是先“地点”后“时间”。如我们明天上午在操场上打篮球，在翻译时，We will play basketball on the playground tomorrow morning.四是语言的多义性。对于汉语中的一语双关、一语多义现象，而英语则相对固定。如“我想到下面活动活动”，对于该句的理解：可以是去楼下运动；也可以是去群众中了解问题；还可以是理论工作者到基层参与调查研究。汉语中的无主语现象，仅在英语中的祈使句中使用。如“好冷”，表示为天气很冷，在翻译中“It is very cold”，其中的“it”是主语；这儿将修建很多居民房，在翻译时变为“More apartment houses will be built here”，从句子中可见，英汉语言翻译中的特点。

三、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英语交际能力在于实践，从语言应用实践中来提升、巩固交际能力。一是积极开展英语角活动，利用英语角来开展英语交流，拓宽学生的实践范围。如通过不断的变换主题，让同学们从活动主题中来收集相关资料，增强交流的质量。另外，对于获得主持人要善于调动气氛，增强学生规范使用英语的能力。二是引入英语技能竞赛活动，通过英语演讲，让学生从演讲主题中来学习写英语稿，并从自我表达上，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性，从而能够增强自身对跨语言交际的理解和应用，提升语言演讲质量。三是积极开展英语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与到商务洽谈活动，从导游服务、语言翻译中来拓宽英语听说训练氛围，并从实践中来扩充词汇量，提升英语交际、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1] 丁静.英语语言与西方文化背景的关联性研究[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3）.

第7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西方社会，是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中西礼仪没有得到完美融合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礼仪的差异。

一、交际语言的差异

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而英国人见面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

称谓方面，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长幼尊卑，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对所有的男性长辈都可以称“叔叔”，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可以称“阿姨”。这在我们中国是不行的，必须要分清楚辈分、老幼等关系，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貌。

中西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告别语。如在和病人告别时，中国人常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早点休息”之类的话，表示对病人的关怀。但西方人绝不会说“多喝水”之类的话，因为这样说会被认为有指手画脚之嫌。比如他们会说“多保重”或“希望你早日康复”等等。

二、见面的礼仪

西方人见面时，不一定会握手，只要笑一笑，打个招呼就行了，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而中国人则视握手为一个基本礼节。但在中国握手并没有太多的限定，而西方人握手是有一定礼节的。例如男女之间，女方先伸出手，若女方无握手之意，男子就只能点头鞠躬致意；长幼之间由长辈先伸出手；上下级之间，由上级先伸出手；宾主之间由主人先伸出手。而且握手时应注视对方，并摘下手套，否则会被视为不礼貌。在西方，人们见面时喜欢直呼其名，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纵使交谈之初可能互相用姓称呼，但过一会儿就改称名字。而在中国，人们很喜欢被称为某某经理，某某总裁，因为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人们很少用正式的头衔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和高级宗教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用行政职务如局长、经理、校长等头衔来称呼别人。另外，在与人交谈时，切不可谈及个人的私事，诸如年龄、婚姻、收入、信仰等等。看到别人买的东西不可问其价格；如果看到别人回来，也不能问他去哪儿了或者从哪里来，否则就会遭人厌恶，西方人常用“鼻子伸到人家私生活里来了”这句话来表示对提问人的轻蔑。而在中国，人们对个人隐私的界限远没有这么深刻，人们并不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生活作一般了解

三、餐饮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饮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中国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过了对营养的注重，只要好吃又要好看，营养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种科学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营养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们的饮食多是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讲究味的享受。

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四、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市井生活中，倒会看到不少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服饰。

礼仪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借鉴与融合。随着世界全球化不断加快步伐，经济、文化高速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礼仪也不断受到西方礼仪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并去其糟粕，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的融合，成为人们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西礼仪文化必将会互相渗透，不断发展。

就拿餐饮方面举例。现在中国饮食市场上洋快餐和西餐占了很大的比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和接受这些外来食品。麦当劳几乎代表了一种文化时尚，成为美国文化在餐饮领域的标志。与此同时，法国的贵族文化，英国的绅士文化也随着饮食而涌入中国。随着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不仅带来了蛋糕、面包、鸡尾酒等西式菜点，也带来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制作工艺和饮食方法。这些都为古老的中国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我国悠久而灿烂的饮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中国餐馆，中国菜日益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与喜爱。比如北京烤鸭俨然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的地道美味。

但是在中西礼仪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国人未免盲目热衷于西方，不自觉中陷入两个误区：其一，是拿西方的礼仪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礼仪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在青年中，举行外国式婚礼、过西方节日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倾向。对西洋礼仪只是作为民俗知识了解一下无可厚非，如果趋之若骛，就失去了民族的自尊，本民族的传统礼仪也会被淹没。其二，是把礼仪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操作层面，比如鞠躬要弯多少度，握手要停几秒钟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讲，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礼仪就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

不可否认，当今国际通行的礼仪基本上是西方礼仪。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实力强大，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人价值观的统一，在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这一切与基督教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因为礼仪是宗教的重要活动方式，由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西方人从小就接受这种礼仪的教育与熏陶，使得礼仪能够自然地表现在人的行为之中。精神与物质、政治与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人们获得高度的自信与优越感，正是西方人的自信与优越感赋予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感染力，使其礼仪文化被视为世界标准。对照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明显的。

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在我们今日中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但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是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我们借鉴西方礼仪，不仅仅是要借鉴它的形式，更应当借鉴其内在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才能确立我们的感染力。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实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只有别人也认同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礼仪行于世界。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一个礼仪缺乏的社会，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而一个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先从礼仪开始。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的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统一。而礼仪文化无疑是这种统一的“先行军”，只有认清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的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新晨

五、宴会礼仪

（1）在当你应邀赴宴时，你对同桌进餐的人和餐桌上的谈话，大概要比对饮食要更感兴趣。因此进餐时，应该尽可能地少一些声响，少一些动作。

（2）女主人一拿起餐巾时，你也就可以拿起你的餐巾，放在腿上。有时餐巾中包有一只小面包；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把它取也，放在旁边的小碟上。

（3）餐巾如果很大，就双叠着放在腿上；如果很小，就全部打开。千万别将餐巾别在领上或背心上，也不要在手中乱揉。可以用餐巾的一角擦去嘴上或手指上的油渍或脏物。千万别用它来擦刀叉或碗碟。

（4）正餐通常从汤开始。在你座前最大的一把匙就是汤匙，它就在你的右边的盘子旁边。不要错用放在桌子中间的那把匙子，因为那可能是取蔬菜可果酱用的。

（5）在女主人拿起她的匙子或叉子以前，客人不得食用任何一道菜。女主人通常要等到每位客人都拿到菜后才开始。她不会像中国习惯那样，请你先吃。当她拿起匙或叉时，那就意味着大家也可以那样做了。

（6）如果有鱼这道菜的话，它多半在汤以后送上，桌上可能有鱼的一把专用叉子，它也可能与吃肉的叉子相似，通常要小一些，总之，鱼叉放在肉叉的外侧离盘较远的一侧。

第8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小麦在全球种植的历史足足有几千年。在世界各地，收获后的小麦被制成面粉，面粉又经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变成各具特色的面食，东方人是蒸馒头、蒸包子，西方人是烤面包、烤披萨饼。对于同样的食物，东西方为何发展出不同的烹饪方式？

出现蒸和烤的区别，在原始时期是由文明发展的先后决定的。“烤”的烹饪方法是食物直接接近火源，不需要借助复杂的厨具，这是落后文明的表现：而“蒸”则是运用了水、火以及水蒸气，再借助有屉或者蒸笼的锅，这也意味着文明程度的先进。在人类文明史上，西方文明的起步要远远晚于东方，当东方民族的农耕文明高度发达时，西方民族还未完全脱离原始蒙昧的生活。直到17世纪时，欧洲贵族的饮食都还没有像样的餐具，人们用公匙喝汤，甚至可以在餐桌上擦鞋，中世纪的西方饮食可以称得上是“手抓饭”。

发展落后不是东西方烹饪方法不同的根本原因，因为落后者不会永远落后，当法国和意大利美食带动着西方饮食文化崛起的时候，东西方烹饪的差异依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不同，烹饪不同

烧烤和蒸煮，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烹饪方法的不同，其实也深刻折射了东西方文化观念的不同。西方的烧烤强调原汁原味，并且每一种食材都分别烹制，各种菜品分别摆放在盘中，例如烤牛排，即使盘子中装了土豆泥、西兰花，它们也不是和牛排一起烤出来的，在盘子里也是和牛排“割据”而立的。这是西方人喜欢强调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西方人喜欢把不同的事物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就是食谱也不调和在一起，强调每种食材自己的风味。

而中国的蒸煮则是把各种食材放在一起烹饪。比如西方披萨饼的馅料是一层一层铺上去的，而中国的包子馅就是把各种馅料切碎了搅拌在一起来蒸，这样的方式虽然使它们各自几乎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完整的美味。在中国的食谱里，把各种食材放在一起的做法非常普遍，如福建名菜“佛跳墙”就是中国“调和”的烹饪方法的高端表现，里面有鸡肉、鸭肉、猪蹄筋、瑶柱、鲍鱼、海参、猪肚、鱼翅等多种产自不同地域和领域的食材，从这道菜里虽然再也吃不到各种食材的本味，但是却能尝到一种全新的美味。这种“一锅煮”的方式，与东方人强调集体主义、讲究大团圆、重中和的中庸之道是相通的。

观念不同，礼仪不同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除了影响了东西方的烹饪方法外，也在影响着进餐礼仪。

中国是礼仪之邦，已有的史料证明“礼仪”最初起源于饮食，《礼记》里说礼仪文化发端于饮食，祭祀礼仪也开始于饮食，至于那些人情礼仪则是后来才兴起的。于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崇尚和谐的东方，人们进餐喜欢团团围坐的聚餐形式，人们相互敬酒、相互布菜，体现出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以及和谐团圆的氛围，同时也借此交流了感情并巩固了家庭观念，再加上几千年的阶级统治和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教化，东方的进餐礼仪中也充分体现了阶层的差别。

而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大力提倡平等、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特别强调对个性和自我的尊重，因此西方人进餐时奉行的是分餐制和自助式。在餐桌座次上也能看出不注重高卑尊下只强调平等和个性的“以人为本”的精神，西方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坐，夫妇分开而坐，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第9篇：西方的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戏剧改良；中国热；二元对立；差异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9—02

一、五四“戏剧改良”对西方戏剧的态度

五四时期，的倡导者对中国戏曲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几乎都加入了讨伐旧戏的队伍，纷纷撰文探讨“戏剧改良”问题。“新剧”倡导者采用文学进化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等作为思想武器，对“旧剧”进行激烈批判。他们认为文学经由低级慢慢进化到完全发达的阶段，“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戏剧）被种种旧戏的恶习惯束缚，到如今弄成一种既不通俗，又无意义的恶劣戏剧。”他们指责旧戏的脸谱、嗓子、台步、行头、武把子、翻筋斗等是“下等把戏的遗传”、“竞技的遗传”，是应随着历史进化而废弃的“遣形物”。主张“中国旧戏，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相比之下，“遣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在西洋戏剧史人类精神的表现，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西洋名剧，总要有精神上的寄托，中国戏曲，全不离物质上的。”所以，只有“扫除旧日的种种遣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批判“旧戏”，还是探索建设“新剧”，“西方”总是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存在。一方面，西方理论（进化论、人道主义）成为评判中国戏剧价值不容置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解剖”下，旧戏被贴上“进化不完全”、“物欲”、“非人类”的标签。另一方面，西方戏剧又是中国戏剧仿效的对象，在先进、文明的西方戏剧对比之下，旧戏显出落后、野蛮的特征。中国旧戏与西方戏剧构成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极不对等：后者不但被用来否定前者，还被用作前者改良的榜样。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西方成为带给当时知识分子羞耻感和压迫感的“他者”。五四倡导者意识到文学改良和国家复兴有着极大的连带关系，于是亟不可待地要改变传统中国文化，以对抗西方文化。但对抗的前提是承认对方的压迫。“新剧”倡导者为了论证“旧戏”之应废，给其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这些标签恰恰迎合了西方对中国戏剧一贯的想象。与此同时，亟待建立的“新剧”需是“文明”、“进步”的，而这种文明进步还有赖于西方的认同。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才算是“文明”、“进步”的。所以，五四倡导者试图扭转中国戏剧的劣势，取得与西方戏剧平起平坐的地位，却不得不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内矛盾地认同西方戏剧对中国戏剧的俯视，这是与对抗西方的初衷相违背的。

二、“中国人礼仪”事件前后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两种态度

如果说近代中国是被迫“西化”的，那么在启蒙时期的欧洲，“中国化”则是自愿的。启蒙时期是中国和西方最早有深入接触的时代，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总体而言比较正面。这些正面的看法，主要来自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耶稣会士。耶稣会士熟悉中国礼俗，通晓汉语，来华传教不忘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和通讯，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情况。耶稣会士宣传说，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中国古书印证了许多《圣经》的真理；儒家经书充满理性精神，孔子是伟大的自然哲人，儒教是已发展得十分完善的自然宗教，接下来就能接受启示宗教（基督教）；中国的王朝是由哲人管理的，哲人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和勇气；朝廷不论出身血统，通过科举制选贤任能……这种对儒家传统的认可实质是一种适应策略，为的是争取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论耶稣会士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赞扬多么不遗余力，毕竟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因为在传教士眼里，世界分为“基督教的“与“非基督教的”，中国因其“非基督教”而与“基督教的”欧洲自然形成对立。在这个层面上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中国（非我）与欧洲（自我）同一。

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习惯与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允许中国的基督徒祭孔祭祖、用汉语主持天主教仪式的做法引起了天主教其他修会的不满，认为这不符合教义。于是各方发生激烈争执，最终于1700年爆发了“中国人礼仪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主要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天主教徒能否祭祀孔子、能否依传统礼仪祭祀死者、能否用汉语中的“天”、“上帝”称呼三位一体的神。“中国人礼仪事件”实质上是主张教义纯洁的正统派与采取适应策略一派的冲突。正统派纯洁教义的动机无可厚非，就连积极推行适应策略半个多世纪的耶稣会内部也对教义的纯正问题提出过异议。但他们的反对理由很值得注意：“龙华民神甫认为，‘上帝’一词指的丝毫不是天主，不是一个精神的、超验的人，而只是指物质的天体。至于中国典籍中说的‘神’，龙华民觉得它们与天使迥然不同，因为它们被赋予了肉体的形式、在龙华民的要求下，熊三拔神甫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人不区分精神与物质，因此不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形成灵魂、天使或神的正统教义中的概念。”可以看出，与利玛窦等人认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可以融合的看法相反，正统派从根本上强调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在于中国的哲学是物质性的，缺乏西方思想包含的精神实体和抽象概念，所以中国的语言也是具体的、物质的，无法表达形而上学观念。这就将中西文化的差异上升到了思想范畴和思维模式根本不同的程度，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