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种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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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第2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

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是指能够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数量、部门构成和地域分布的贸易政策工具。根据影响方式不同，贸易措施可分为：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发展的市场准入优惠；促进出口措施和出口限制。

一、市场准入限制

这是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类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这类措施一般限制或以其他方式阻止进口产品的竞争，从而促进想要获得市场准入机会的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七种类型：

1.进口关税和对进口数量的限制

关税或配额是最常见的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保护国内产品不受外国产品竞争。受保护的生产者可能是国有企业，也可能是得到批准的外国投资者。

2.部门管理的贸易安排

有时，部门管理的贸易安排被用来取代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特别禁止的贸易配额。通常发生在钢铁、纺织品、汽车、半导体、航天和建筑业等部门。这类措施不仅扭曲贸易的自由流动，还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选址决定。

其他形式的部门管理贸易安排也被称为“自愿出口限制”，通常是双边的。实行这一贸易限制的主要目的是对国内市场提供暂时保护，防止进口产品的竞争，进而增加国内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3.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最重要的一类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这些贸易协定允许成员国制订和执行有利于区域内企业的非最惠国贸易措施，对本地区之外的企业的进口加以歧视。

4.原产地规则

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规定，为获得某项协议给予的贸易优惠，产品必须达到的区域含量水平。在其他情况下，原产地规则被用来确定进口产品的原产地国。这对于执行限制性贸易措施，给予某些国家优惠贸易地位十分重要。

5.反倾销条例

反倾销条例是防止进口商实行掠夺性定价行为的贸易措施，进口商为了取得未来的垄断优势，使用这一办法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过去，反倾销行动依赖于国际价格差别标准。如果进口产品按低于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定价的价格销售，则表明对国外市场的销售实行了补贴。近年来，美国和欧盟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平生产成本”标准，即平均总成本加上一定的加成利润和管理费，来确定“公平价格”。

反倾销的使用日益重要。据世贸组织报告，从1985年至1994年发生了近1600起反倾销调查，美国和澳大利亚各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其余部分几均地分布于欧洲联盟、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行动也大幅度增加。

6.国家标准

许多国家标准可被认作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往往难以明确地确定一项标准如何有意无意地阻碍进口。各种政府间协议对这些标准所作规定差异很大。因此，有关规则、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以及补救措施的效果，都有待于大量经验和实践加以证实。

7.非货币贸易安排

某些非货币贸易安排也起到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的作用。它们通过缔结贸易合同，产生了在相反情况下不会发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非货币贸易常常发生于航空和电子等高度竞争的工业，尤其可能涉及政府融资的重大交易项目。要求合作生产（在当地进行相当部分的生产活动）是本类别中最常见、最有意义的措施。非货币贸易安排可能扭曲贸易也可能增加贸易，取决于没有这类安排是否可进行交易。

二、有利于发展的市场准入优惠

市场准入优惠是一类特殊的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是一些国家和区域集团给予另一些国家或区域集团的照顾，可以增加享受贸易优惠的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最终将会影响全球FDI的分布。普惠制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准入优惠。例如美国的普惠制计划，该计划对来自其偏好国家的出口给予低关税或者免关税待遇，以提高偏好国家的投资吸引力。

美国加勒比区域倡议(美加区域倡议)是1984年开始的地区性发展优惠，利用贸易鼓励措施和经济援助促进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这项计划有着明确的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鼓励合乎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多样化和增加出口收入。

欧洲联盟通过与中欧和东欧国家签署的各种联系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市场准入贸易优惠，还通过普惠制和洛美贸易协定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类贸易优惠。定期修订的洛美协定在1975年开始时先是9个欧共体成员国和46个非洲――加勒比――太平洋集团国家之间的一项安排，现在则将15个欧洲联盟成员国与71个亚加太国家联系在一起。这项优惠安排于1994年获得关贸总协定最惠国待遇规则的豁免。

三、促进出口措施

该措施通过促进或支持出口，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主要有出口加工区、出口融资和税收措施三种形式。

1.出口加工区

出口加工区提供多种自由贸易优惠，如低成本加工、迅速免税入境、免税出境，为企业生产和运输提供便利等，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中国家经常采用此类措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当地就业、技术转移和增加出口。

近年来，出口加工区发展迅速。1989年初，全球只有200个加工区，雇员150万人，出口额为150亿美元。到1996年，至少有840个此类加工区，其中约90%在发展中国家。例如，越南1997年有18个出口加工区，吸引了26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金额达25.4亿美元。越南政府希望出口加工区将带来多达2400个项目，投资金额达到200亿美元。

2.出口融资

竞争性出口融资计划通过抵消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到国外寻找出口销售来源的经济优势来留住外国直接投资，将其吸引到提供最大补贴的国家。各国政府历来以各种手段竞争出口销售，例如提供优惠利息和偿还条件的政府担保贷款和/或将发展援助与购买援助国产品结合起来的“附加条件”援助计划。

3.税收措施

有关出口退税的多边贸易规则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原有关贸总协定规则明确禁止退还直接(收入)税，将其视为非法出口补贴；而允许退还间接(销售或增值)税。这一贸易政策有利于偏重依赖增值税国家的出口，不利于实行较高直接收入税的国家。所以，公司在出口导向型投资的选址过程中，会考虑这项与税收有关的贸易措施。

四、出口限制

出口限制，是国家控制出口商品的数量、金额和输往国别的管理制度。它不是典型的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与其他三类措施相比，不常使用。当国际商定的贸易管制无法实现或难以奏效、境外实施不可行或政治代价太高时，通过外国直接投资逃避出口管制便成为一项可行的商业选择。但在某些情况下，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愿意在实行出口管制国家特别是敏感工业进行或扩大外国直接投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种类繁多、范围广泛、贯穿于国家、地区和多边政策和计划中，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利用这些政策时，必须充分了解其影响，才能更好地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关税与配额之所以对投资产生影响，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希望进入贸易保护市场，在关税和配额“围墙”之内进行生产。“逃避关税外国直接投资”这一定义恰恰表明了这种影响。虽然各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谈判削减关税、数量限制措施，减少了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的重要性，但它们在某些行业的作用仍然很大。

取代配额的部门管理安排对外国直接投资有三重影响：将投资保留在贸易地位增强的国家；将外国直接投资从其他国家吸引到具有优势的国家；有效排斥条约以外的非资本输出国，使它们无法参加受影响部门的交易。世贸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说明了这类贸易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决定的影响：企业在一些国家从事经营活动，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剩余的纺织品出口配额；有些投资者离开具有较好的生产要素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完。虽然《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只是一项过渡性协定，但它作为一个实例说明了这类管理贸易配额限制不仅扭曲自由市场贸易流动，而且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选址决定。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通常是直接的，有时甚至在实际批准和执行前就已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往往吸引非成员国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否则与获得协议优惠的当地生产者相比，它们将失去竞争力。同时，市场一体化和规模经济的扩大也将吸引企业进行投资。

区域贸易协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面影响，在欧盟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欧洲共同体1992年宣布改革计划，促使法国和德国等欧共体成员扩大欧共体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以期利用新的市场一体化机会。欧共体以外的企业也增加了在该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利用同样的市场一体化机会；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防止因竞争而被排斥在一体化市场之外。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扩大了有关投资的贸易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例如，《设立加勒比共同市场条约》的共同对外关税从1991年开始生效。自那时起，流向加勒比共同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增幅达20%，从1991年的4.12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9亿美元。现在，许多区域协定在谈判或修订时，都较明确地承认和评估所载贸易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例如，为创办东南亚国家联盟投资区，已签署了促进和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的议定书。当然区域贸易协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特别重要性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地区内部的投资要素及其经济发展水平。

原产地规则常与区域贸易协定挂钩，并对外国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例如欧盟于1989年通过一项决定，若要避免14%的关税，半导体生产中芯片制造阶段必须在欧盟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高技术产品中实施的原产地规则也有类似作用。

即使外国直接投资在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之外发生，投资模式也受到该地区原产地规则的影响。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匈牙利投资一家引擎工厂，但为达到欧洲联盟与中东欧国家联系协议所规定的60%国内含量要求，必须使用德国钢材，而不能使用匈牙利或其他非欧洲联盟成员国的廉价钢材。这将影响这些国家的投资格局：因为德国和其他欧洲联盟钢铁生产商不大可能将工厂迁移到欧洲联盟以外，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则减少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在相关国家建立新工厂或合资经营的兴趣。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原产地规则可能起到积极作用，也可能起到消极作用。例如，对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适用原产地规则，是为了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优惠的经济效益。而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达到原产地规则所要求的标准。如果具备必要的当地生产能力，该规则可能有利于其增值生产，甚至成为一种“杠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如果当地生产能力不够，过高的原产地规则可能限制发展中国家享受贸易优惠的利益。但无论如何，都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产生影响。

如果反倾销对进口的歧视相当大，可促使外国企业在受保护的市场投资，以避免倾销处罚。但也可能会阻止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担心在外国生产的商品进口时受到反倾销关税的惩罚。

基于国内政策考虑制定的各种国家管理标准，能有效设置对进口的非关税壁垒。当它损害市场准入时，就起到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的作用，从而影响投资。例如，如果要求国家政府检察员到工厂视察以认证符合产品卫生或安全标准的情况，那么外国生产者便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排挤出该国市场。否则，视察员必须前往另一国家（不可能），或存在一项承认另一国认证的政府间协定（不常有）。面对这种国家标准壁垒，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外国生产者在该市场竞争的唯一选择。

合作生产的结果是把增值生产的地点从外国迁移到购买国：常常由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提供必要的资本、技术或质量控制方法。这些投资还可能影响到未来生产的地域分布。

其他形式的非货币安排也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当外汇限制阻碍购买进口消费品时，回购安排可能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拿出部分国家现有硬通货储备、促进与另一国家的贸易，也可能促使跨国公司将生产转向享受该双边优惠安排的国家。

市场准入优惠计划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类似：可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即鼓励在享受优惠准入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于1967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在资源贫乏、生产落后、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美国等经济强国给予的普惠制待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进口原材料，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加工业，并以此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出口加工区利用自由贸易规则和其他鼓励措施，吸引出口导向型投资。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联盟等区域贸易地区，出口加工区可增加区域贸易协定已提供的投资吸引力，将免税生产与优惠进入区域市场结合起来。例如，创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产生了30个与墨西哥贸易直接相关的通用自由贸易区。因为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自由贸易区生产的产品可被认为在美国生产；来自外国的原料可免税进入。此外，产品完工之前，可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自由贸易区进出，无须支付关税；成为制成品后，只对来自国外的原料征税。

各国出口融资支持的差异可影响公司产品出口国的选择，进而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例如，得到政府出口信贷机构支持的大额出口定单将促使跨国公司扩大其在产品出口国的工厂和设备。

未来政策选择

认识和评价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的效果，对全面评估国际协议对发展的影响十分重要。现有贸易关系的国际框架，直到最近才承认有必要考虑与投资有关的问题，但只注意到有关贸易的投资措施的单项影响，而忽略了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反向影响。在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应该考虑这些措施的影响，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促进国家发展。在制定此类协定时，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包括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视各国发展需要而定。

一、市场准入限制

由于各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谈判削减关税、数量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仅在某些行业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更多地使用合作生产、反倾销、国家标准等非关税壁垒。这些政策可能吸引逃避壁垒的外国直接投资，并对国内企业起到保护作用。不过应当注意，虽然给予新兴工业以政策保护是合理的，但保护期限不宜过长。

目前，在市场准入限制措施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原产地规则和反倾销。

由于原产地规则确定享受优惠贸易政策的产品的性质和构成，因此对发展有较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订原产地规则，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否则，如果规则要求的当地增值含量高于国内生产要素可以支持的水平，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该国不会获得较大收益。

反倾销的使用日益频繁，这说明需要更多地注意将这一手段作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来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可能。与其他有关投资的贸易措施相比，反倾销措施具有更大的行政任意性。发达国家使用歧视性反倾销措施，阻止投资流向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担心损失就业机会和传统生产优势部门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留住投资的措施日益具有吸引力。在制定国际投资协定时，应注意对歧视性反倾销措施加以限制。

二、有利于发展的市场准入优惠

市场准入优惠不仅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而且能够扩大出口、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等。因此，在制定国际投资协定时，应该积极利用该项措施。同时，也必须意识到，普惠制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看，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但从长期看，普惠制也会产生保护落后丧失效率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在积极争取普惠制待遇的同时，也必须不断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真正的优势地位。

三、促进出口措施

由于出口融资竞争产生相当大的市场扭曲，致使大多数经合发组织成员国于1978年批准了《关于政府支持出口信贷指导原则的安排》。开始时这项决议会减少发展中进口国利用出口融资利息和条件的竞争所获利益；而对“附加条件”援助计划加以限制（但不减少总体援助水平），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制定协定时，应在援助条件等方面进行充分协商，争取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第3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中小企业

跨国经营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and Its Inspires to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Abstract】The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connotation fits for the tru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should be directed by this theory， go abroad bravely and develop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The expansive environment and ardent competition will develop our country’s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and prepare it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words】The Theory of Marginal Industry Dilation Middle and Small Size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一、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介绍

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美国、西欧共同构成国际直接投资的“大三角”格局。然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较欧美国家不同。对此，日本学者小岛清(K. Kojima)教授根据日本国情，结合本国特色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1978年，在其代表作《对外直接投资》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指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有三点明显的不同：一是美国的海外企业大多分布在制造业部门，从事海外投资的企业多处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或部门；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是日本已失去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投资是按照这些行业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的。二是美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大型企业；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所转让的技术也多为适用技术，比较符合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及水平。三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的，由于一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减少了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与此相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是在本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正在形成比较优势或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的行业，所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国际贸易量的扩大，这种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这也正是日本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不同之处。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小岛清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将其分为自然资源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型等四种类型。

小岛清理论在把微观作为既定前提的基础上，注重从宏观动态角度来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缺陷在于，其动态分析仅陷于日本及少数欧洲国家的情况。在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上，小岛清注重从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比，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近越好，这样容易在海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立足点，占领当地市场；第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中投资往往比大企业更占优势，因为他们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于当地生产要素结构，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受他们欢迎；第三，无论是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不需要有垄断和寡头垄断市场。

二、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符合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根据日本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而和创立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符合发展中国家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起步和高速发展的阶段，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1、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一种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典范，它来源于当时高速发展的日本跨国经营实际状况，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腾飞，很快的日本即从发展中国家的队伍稳步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很好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行业特点，弥补了原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只能解释发达国家的状况，对我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有着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2、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该理论提出时的日本状况相似。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时的日本经济和跨国公司相对于美国来说是处于“发展中”阶段的，这与我国现今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相类似。还有我国与当时日本的对外关系相似，1981—1989年我国处于出口大国阶段，1989—1997年属于生产大国，1997年至今已经处于出口大国阶段，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大量出现。这一系列的相似点进一步说明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指导意义。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印证了该理论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相比滞后了一个多世纪。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至2003年7月底，中国已经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设立非类企业7222家，中方投资企业超过100.9亿美元。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说明了发展中国家是完全可以开展国际直接投资而获利的[3]。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开始阶段主要是大型的国有公司。但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广大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股活跃的力量，尤其是我国的传统加和手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在国内竞争激烈，几乎是处于边际产业的行列，但在国际市场却广受欢迎，产品需求量大，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还表现在我国大量的出口产品中。手工业及棉纺织业产品遍及世界各国，“made in china”在发达国家是随处可见。我国的边际产业产品在国外受到这样的礼遇不仅表明这些产业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也说明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正确性和在我国的适用性。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指导作用，我国的中小企业要利用自己的优势扩大对外直接，增强竞争力，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三、 几点启示

1、边际产业扩张为我国中小跨国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刚刚起步，还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中小企业由于资金有限、迎接挑战的经验不足及缺乏强大的竞争力，所以跨国经营对他们来说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根据我国的状况是：第一，国内家电、纺织、重化工和轻工等行业已普遍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这些行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就必须寻找新的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建立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点，就可以带动国产设备、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第二，“入世”在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入世”后中国企业面临的义务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国内，所获得的权利和机遇则主要体现在国外，即体现在外国向中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方面。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就要尽可能地向海外进军。第三，从企业国际化道路的一般进程来说，首先是发展间接出口，如通过专业的外贸进出口公司进出口商品或服务，而后是直接出口，如企业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进出口部门来处理相应的业务，最终再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2003年贸易总额已名列世界第五位。国际贸易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第四，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国外不断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限制等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种类繁多，层出不穷，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进一步增加。面对这样的背景，我国发展对外投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是势在必行的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我们的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说明了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优势所在，我们的中小企业应该抛弃恐惧心理，勇敢的迈出跨国经营的步伐，以自己的优势占领国外市场，不断的发展壮大自己。

2、对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产业选择的启示

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产业选择应该按照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内涵，主要发展那些在国内处于边际产业位置的公司，以传统制造业和手等加工产业为主。如我国有一定声誉的特色行业，丝绸、瓷器、航运、餐饮、中国特色的食品加工、中成药等。制造业目前仍是国际直接投资中机会最多的热点行业，也是我国产业结构中行业门类最多、规模最大的部门。我国在机械加工、纺织、轻工、化工业已具有一定优势，产品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实用性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挥优势。不仅如此，我国制造业的一些技术也具有相对优势，可以在发达国家产品周期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中发挥其优势。

3、在区位选择上的启示

在区位选择上，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应该选择与该国生产技术相近的国家，这样容易在海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立足点，占领当地市场。按照这一理论，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地区应该是那些在发展程度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东欧和中亚比较符合这一条件。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正处于经济改革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开展直接投资。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基础好，资源丰富，具有经济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我们应该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一领域，通过直接投资进入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轻工业、加工业和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要素，为我国的产品和技术（尤其成熟产品和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提供发挥相对优势的广阔市场[2]。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并转移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我国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必须注意。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获取我国经济化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发展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和其它经营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抓住发达国家产品周期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带来的机会，是我国具有一定相对优势的技术、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区位优势和比较利益最大，因此应成为今后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向。

总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为基本取向，以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为主导方向。

【】：

[1]卢进勇、杜奇华，《国际经济合作》，[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8

第4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十五”时期，中国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遍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取得显著成就。

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达到572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1859.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57.9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签订合同额403.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56.1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6.6万人次；对外设计咨询累计签订合同额23.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4亿美元。

1、对外直接投资“十五”时期快速增长

自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企

表1 2001-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情况一监表注：2001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各年度《世界投资报告》，2002-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业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非金融部分)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22.6亿美元，年均增长65.6％；每年新设境外企业数由2001年的312家增加到2005年的1067家，年平均增长36．0％(见表1)。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资38亿美元，占31％；当期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占26％；其他投资52.6亿美元，占43％。

从统计数据上看，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二是通过境外企业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53％。三是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四是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投资流量的四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制造业22.8亿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批发和零售业22.6亿美元，占18.4％，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类企业的投资；采矿业16.8亿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交通运输、仓储业5.8亿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其他行业5.2亿美元，占4.3％。五是在开曼群岛、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六是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200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为64.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2.6％。首次超过亚洲地区位居榜首，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亚洲43.7亿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区34.2亿美元，仍为投资热点；以下依次为：韩国、马来西亚、也门、蒙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欧洲5.1亿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吉尔吉斯坦等国家。非洲4亿美元，占3.3％。主要流向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几内亚、加蓬、埃及等国家。北美洲3.2亿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2亿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亚。七是中央管理的企业及沿海地区投资拉动作用显著，地方的对外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1倍多。2005年，地方对外投资额20.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5％。其中，上海、浙江、广东、黑龙江、山东五省市投资最为活跃，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均超过1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是北京、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市。

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72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124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比上年末增加14个国家和地区。二是从存量的构成情况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在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构成中，股本投资197.3亿美元，占34.5％；利润再投资270.4亿美元，占47.3％；其他投资104.3亿美元，占18.2％。三是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1)商务服务业(主要为控资控股)165.5亿美元，占28.9％；(2)批发和零售业114.2亿美元，占20％，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3)采矿业86.5亿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4)交通运输、仓储业70.8亿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5)制造业57.7亿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6)房地产业15亿美元，占2.6％；(7)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为其他服务业的投资；(9)建筑12亿美元，占2.1％；(1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9.1亿美元，占1.6％；(1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6亿美元，占1％，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12)农、林、牧、渔业5.1亿美元，占0.9％；(13)其他行业3.7亿美元，占0.7％。四是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亚洲地区406.3亿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韩国、澳门、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地区114.8亿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欧洲15.98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非洲15.9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南非等国家；北美洲12.6亿美元，占

2.2％，主要分布在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州6.5亿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五是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资规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从存量规模上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资存量为93.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8.8亿美元；广东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是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从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资存量占16.4％，较上年末提高2个百分点。

根据6426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统计资料汇总显示：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越南、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境外企业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业占16.5％，美国占10.3％、俄罗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国占3.1％、澳大利亚占2.6％。

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从境外企业的所属省市情况看，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福建、上海、黑龙江六省一市的境外企业数量占总数的50％，其中浙江省拥有境外企业1238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19％。

从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情况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占境外企业总数的96％，联营公司仅占4％。

2、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显著发展

――对外承包工程“十五”时期翻一番

对外承包工程一直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最重要领域。200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21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6％；新签合同额2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2％。

2001-2005年五年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超过730亿美元，年均增长25％，比“九五”时期增长1倍；新签合同额累计992亿美元，年均增长22.7％(见表2)。到“十五”末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数达1800多家。

表2 2001-2005年中国境外工程承包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对外劳务合作“十五”时期增长近五成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在“十五”前二年有所起伏，从2003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48亿美元，同比增长27.5％；新签合同额42.5亿美元，同比增长21.3％；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7.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6万人；1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6.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3万人。

2001-2005年五年问，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181亿美元，年均增长10.9％，比“九五”时期增长49％；新签合同额累计达到169亿美元，年均增长6.3％。2005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达56.5万人，比“九五”期末增加12.5万人(见表3)。到“十五”末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数达600多家。

――对外设计咨询有所增长

2005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2.27亿美元，同比增长54％；新签合同额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7％。2001-2005年五年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6.1亿美元，年均增长37.8％；新签合同额累计达到10.6亿美元，年均增长41.9％。

从数字分析看，中国对外设计咨询近两年完成营业额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非常小，是企业“走出去”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后需要拓展的领域。

表3 2001-200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表4 2001-2005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问题

1、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模式比较单一

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形式日趋多样，但目前仍然是以对外承包工程的模式为主(见表5)。在2005年当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最大，占55.7％；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部分占31.4％；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2.3％和0.6％。同样，截至2005年末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累计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依然最大，占59.0％；对外直接投资(非金

表5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总体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2005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融部分)部分占24.9％；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5.5％和0.6％。

2、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规模仍然偏小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发展速度较快，但规模仍然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过去的5年里，作为跨国投资和经营主要的形式之一，中国新设境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6.0％和65.6％，但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很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7302.6亿美元，存量97322亿美元，以此为基础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见图1和图2)，2005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一，超过了新加坡(106.7亿美元)、俄罗斯(96亿美元)和巴西(94.7亿美元)，但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中美国(2293亿美元)的百分之五，不足英国(654亿美元)的20％。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见图3和图4)，2005年末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排位第三，相当于第一名新加坡

(1009亿美元)的一半，只有发达国家中美国(20182亿美元)的百分之三，英国(13781亿美元)的百分之四和德国(8336亿美元)的百分之七。从平均投资规模看，中国境外投资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除少数资源开发型项目和跨国并购项目，相当一部分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只有几十万美元。根据2003年底的数据计算，目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累计平均项目投资额为153万美元。

图1 2005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统计数据，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图2-4同。

图2 2005年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外

(流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图3 2005年末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图4 2005年末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3、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结构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虽然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行业不断拓展，但低层次的格局仍未改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所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三次产业的各个领域，并且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不同行业交叉投资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主要以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例如，在2004年55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业投资为18亿美元，高达32.73％。虽然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还很低，跨国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4、跨国投资和经营业绩难如人意

近年来，“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成为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战略选择。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开始涉足海外资本市场。据统计，2005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额高达65亿美元，超过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50％。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并购案例是失败的，其中，收购企业中约有3/4股价下降了20％以上，仅有36％的企业能维持收入增长。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曾列为2004年度中国最大海外投资案例之一的TCL和阿尔卡特案，该投资使TCL损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仅有三成盈利，三成亏损，四成维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监管不到位，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机期货亏损5.5亿美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策略

1、加快推动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相关制度创新

一方面，产权制度的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目的、途径和效率。对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晰，普遍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现象。这就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享有了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享有与其控制权相应的收益权，以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相应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为获取控制权收益而进行一系列短期行为，致使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目的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受内部管理层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从而使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出现明显的决策失误现象。另外，产权安排也决定着管理制度。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使经营者合理地行使其权利，从而造成国有企业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机构)的治理机制实际上又是国内母公司治理机制的延伸，这就造成了一些中国境外公司(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等严重问题，进而直接导致了这些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事件。

对于民营企业，产权安排不合理使相当一批中国民营企业“走不出”、“长不大”。从产权安排最基本的层面上看，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业有效运作，还必须解决产权结构与层次问题，即企业内部的产权安排问题。由于产权安排不合理，中国民营企业始终难以摆脱个人和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术专业化与管理专业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员对企业的凝聚力。正是由于这种产权结构安排的不合理，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专业人才匾乏，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强。尽管众多民营企业产权相对清晰、机制灵活、市场取向显著，但苦于这种自身缺陷，面对诱人的市场机会、有力的政策导向，只能对“走出去”决策持观望或采取小规模试探性动作。

另一方面，政府宏观制度安排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导致现阶段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模式比较单一、产业发展停留在低层次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制度安排一直是为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相应的宏观经济制度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目前尚无《对外投资法》，不利于企业依法开展跨国投资经营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权；已有的一些法规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备、不配套而难以落实；中国尚缺乏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投资者在境外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中国驻外使馆所获得的商业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关主管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线路。因而，在这种缺乏足够合理的宏观制度安排情景下，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大多选择了具有劳动力密集型优势的、风险相对较小的模式――对外承包工程和中国经济发展急需且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资源

型行业。

因此，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效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就企业而言，应力图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新的制度安排。

就政府而言，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应力图完善各种宏观制度安排，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加快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具体讲，一是要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外汇政策、审批政策等；二是尽快通过《对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创造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三是通过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应对境外突发事件的疏导、预防、预警能力；四是要重点扶持帮助企业“走出去”的中介机构，如咨询公司、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以形成一套集约式的中介服务；五是大力推动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和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构筑良好平台，保护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合法利益。

2、积极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一是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发展原则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产业――制造业一一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状况表明，资源开发型产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发展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资源缺乏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发挥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前向辐射效应。但是，资源开发型产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国际经验表明，虽然资源开发型产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但随着一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其所占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现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任务，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力度。

二是注重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对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应选择能够发挥产业相对优势的行业。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梯度较小，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因此目前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当前，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是，这些产业代表了中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发展方向，在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大有可为。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其海外投资能够及时追踪，获取国外最新技术成果，分享国际技术资源，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因此，对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的重心应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这符合对外直接投资的辐射效应和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要求。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因此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是现阶段发展的重点。而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所以在发展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逐渐加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以保证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竞争力。

3、着力提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

从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动机分析，国际跨国投资和经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导向型，即为寻求某种自然资源而进行的跨国投资和经营；二是市场导向型，包括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三是生产要素导向型，主要是指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跨国投资和经营。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实践来看，影响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寻求更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二是专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吸引；三是优势的产业结构吸引；四是企业扩张的需要。企业只有选好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东道国或地区，确定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企业稳步可持续的发展。成熟的运营方式和产业链对从事该产业的企业来说，可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为了切实提高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该把增强跨国投资和经营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自主创新上来。

一是竞争优势高低层次的选择。竞争优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一类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低层次的竞争优势，包括低廉的生产资料成本、运输成本等易被模仿的比较优势。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是指高级专业人才、内部技术能力等。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能够借助长期累积并从持续对设备、专业技术、高风险研究、营销等方面的投资和经营发展而来，在适时的机会中形成跨国公司扎实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应该尽可能选择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不断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有关服务质量。

中国企业应当坚定地树立这样的信念：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因此，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企业来说，更应如此。企业要加大研发费用投入，改善关键设备和技术程序，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联合建立实验室，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引入高质量的人才。

第5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 FDI has been developing in a high speed in China since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 So far， in FDI inward stock，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nly next to the USA in the world. But because of China’s uneven opening polic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FDI in China appears obviously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why FDI in China is regional lopsided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ratio of FDI infl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for central and west region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FDI， Region Imbalance， Location 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 -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地区的机和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

为了探讨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 = C +a1 LnFTR + a2 LnPFDI+ a3LnPGDP + a4LnWAGE + a5LnSALE

+a6LnROAD + a7LnLAB +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 WAGE， SALE， FTR， ROAD， 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 WAGE， PFDI， FTR， SALE， ROAD。

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1．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 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 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3．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 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 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6．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中国的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鉴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各省区中心城市与偏远的山区经济基础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战略应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引进外资应着力在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带动中西部地区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东部，但在区内已经产生了许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推行的板块式推移的梯度发展战略，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点上带动经济增长。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广阔，经济的内向型特征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更适合采用这种战略。

目前，中西部地区共有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对在开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开放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基础雄厚且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资本供给充足、自我累积能力较强、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实力强，产业结构方面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支柱产业。在未来的利用FDI的战略中，这些中心城市将是重要的发展支点和辐射点，并通过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在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加快这些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步伐，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吸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外资流向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主导产业和企业群为聚集点和辐射点，向其他产业或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二）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为了鼓励外商积极投向中西部地区， 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己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国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1] 姜岩.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与借鉴[J].人文杂志，2003(3)， PP：71-76.

[2]崔新健.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方式的实证与比较[J].国际经贸探索，2003(5)， PP：29-34.

[3]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其在我国的实证[J].国际合作，2004(9)，PP：13-17.

[4]朱云鹃.外商投资的区位变动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19)，PP：19-22.

[5]黄晓玲.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J].国际贸易，2003(1)，PP：32-37.

[6]田贵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与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J].世界经济与，2002(10)，PP：61-65.

[7]陈继勇.国际直接投资的新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8]魏后凯、贺灿飞、王新.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

第6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第7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12-0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重大转折点之后，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的重视和优惠政策的实际行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成果，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国正式开启了“资本输出时代”。在这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企业应抓住机遇，大显身手。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当大一部分企业的海外投资处于亏损的状态。

与中国改革开放一样，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也曾同样地引人瞩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渐摆脱了国际收支赤字的影响，政府也不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行严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欧美先进工业国产业转移的契机，大力发展自身经济，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与周边亚洲国家相比，日本逐渐积累了明显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日本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带动经济持续腾飞的强大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

虽然时下的中国和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国际经济的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资源的日益匮乏、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来自外界的货币升值压力等等，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日本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找到借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从与日本的比较中得到新的启示。

一、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发展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稳步增长，从无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尤为迅猛，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8.6亿美元，而2012年该数值已经达到了878.0亿美元，增长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6.3%。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283.9亿美元，其中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964.5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319.4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6.3%，排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二战以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加之国际收支的拖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尚小且发展缓慢；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日元的升值和日本与欧美国家贸易矛盾的升级，日本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海外投资建厂，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以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走下神坛，逐渐衰退，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随之规模缩小，进入调整期。

二、中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整体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地区广泛，但分布严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国有1.6万家企业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2万家，覆盖率达76.8%，但从对各国家投资规模占比上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投资范围主要局限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量分别占到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68%和13%，其中，单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就占到了整体的58%。较为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显冷清。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是动态变化的，中国企业对各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基本都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长尤为突出，这也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越发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其区位的选择与国家的经济形势和战略选择关系甚密。在20世纪五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获取资源，故其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随后，日本国内的生产水平和资本积累已经形成一定的优势，日本企业迫切的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开拓海外市场，此时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大到欧美等地。

（三）中日区位选择的比较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受企业自身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体来看，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两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国对亚洲的依赖性更强，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占到了总额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区位分布更为均匀，且更多地集中在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在技术和资本的积累逐渐强势，其投资对象可以从先前的发展中国家转向欧美等发达地区，动机由最初的寻求资源，开拓市场逐渐偏向技术的学习和获取；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各个地区的分散投资有效地避免了本国企业的相互竞争，这样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赋予了日本的投资企业更大的生存机会和利润空间。

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从2012年末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319亿美元，涉及产业种类已涵盖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几个主要的投资领域，而住宿餐饮、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等产业投资存量所占份额极小。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具有很强的惯性，2004年发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个产业每年的投资流量却发生着细微的变化，比较发现，大部分产业，如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等，投资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现回落后都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在近几年的变化趋势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趋势。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同区位选择一样，日本的产业选择也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战略目标的转移而变化。第一阶段，国内资源的匮乏决定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相关产业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获取资源相关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了整体投资的44.6%，其次是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整体投资份额的36.3%和19.1%；进入第二阶段后，日本国内技术和资本积累已经初显优势，同时加上日本同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不断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逐渐偏向以拓展市场为目标的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的兴起，第三产业逐渐替代传统的制造业，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宠儿，1985年，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到整体投资的55.3%，资源获取型产业和制造业的份额和地位越来越不重要。

（三）中日产业选择的比较

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路径大相径庭，这是两国不一样的经济发展轨迹决定的。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更像是完成了一个由兴起、发展、成熟、产业转移的阶段分明的周期，中国的经济情况更为复杂。所以表现在产业选择上，日本经历了由资源获取型产业转向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再转向第三产业的进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一直保持着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在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中，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日本，因为中国的制造业还未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不能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中获利。

四、中日对外投资主体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2013》数据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属企业661家，地方企业19044家。由此可见，在数量意义上，地方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力，但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国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14.4亿美元，占整体投资存量的71.5%，而地方企业的该指标仅为1240.6亿美元。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角色将会由央企逐渐转移到地方企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主要构成是大型跨国公司，同时，中小企业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是日本经济社会的支柱，在国际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据统计，1974年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整体投资的5.4%，而1978年该指标上升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构成和功能较为一致，都是数量较少的大型企业作为中流砥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贡献的对外直接投资占的比重较少，但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渐上升。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在区分央企和地方企业时，指的并不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地方企业中同样包括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并不多见，所以在中国对外投资直接的企业名录中，民营企业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体构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业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极具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更灵活，对于经济风向的变动更容易做出调整。

五、中日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方式的比较

有一些企业调查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的融资来源并不是银行的大额贷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13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显示，仅有21%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52%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是对外直接投资贷款的主要来源，它代表了日本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政策支持并为企业提供坚实后盾。同时期的中国，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大约是一千四百亿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却占到了58.0%，远高于日本。如果考虑日本1971-1984年的数据，企业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融资的规模是84亿美元，占GDP的0.08%，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2%。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更依赖于银行贷款。

第8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第9篇：直接投资的种类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 产业结构升级  ； 空间自相关  ； 地理探测器模型

引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大量成果已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正向的推动作用。如Barrios，Gorg和Strob（2000）、Keith和James（2001）、Robert（2002）、Tuan和Ng（2004）等通过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本国企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优化和相关产业的升级。我国学者近年来也展开了相关研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李逢春，2013；李敬子，2012），剖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遇芳，2013；杨建清、周志林，2013；李逢春，2012）。现有的研究和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机理关联、升级效应等方面，在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大多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化情况是怎样的？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除了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能否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现有理论成果还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内在联系。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测度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R作为测度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Rit=（Y2it+Y3it）/Yit  ；  ；  ；  ；  ；  ；  ；  ；  ；  ；  ；  ；  ；  ；  ；（1）

式中，Y2it、Y3it分别表示为第i个区域在t内第二、第三产业产值，Yit为第i个区域在t时期内的生产总值。

（二）地理探测器模型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受到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环境和不同因素的影响，地理探测器模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最早应用于地方性疾病的致病因子探测（Wang JF和Hu Y，2012），其模型如下：

（2）

式中，PD，U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D，i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n为整个区域样本数；m为次级区域个数；整个区域σ2U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方差；σ2UD，i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PD，U取值区间为[0，1]，当PD，U为0时，表明对外开放度分布呈随机分布，PD，U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越大。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R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分析。鉴于海南省的空间邻居定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据此予以剔除，选取其余30个省（市、区）作为研究区域。本文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商务部公布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于2003-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空间数据的采集处理由Arcview3.2软件统计完成。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

（一）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差异且差异趋于均衡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点，华北、华东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相对较低。

2002-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变异系数总体趋于下降的态势，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趋向均衡。变异系数在2003年下降后又快速上升，幅度较为明显，主要是我国加入WTO后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波动磨合期，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由于产业结构基础存在差异，政策扶持力度不同，直接导致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2004-2012年，变异系数呈缓慢下降态势，说明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逐年降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总体趋向均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各地区充分响应国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关政策，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深入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内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与东部沿海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距不断降低。

（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核心区域逐渐显现

通过Arcview3.2软件依次绘制出2002、2007和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程度的LISA图后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存在高高空间集聚、高低空间聚集、低高空间集聚和低低空间集聚四种类型。低高空间集聚区域、低低空间集聚区域和高低空间集聚区分布较为稳定，高高集聚区域则变化较大。低低空间集聚区域集中在四川、云南、广西、贵州、五个地区徘徊，表明这5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对周边区域的负辐射程度较强，两者空间差异较小。河北一直是低高空间集聚区域，表明河北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而周边区域如北京、天津等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两者空间差异较大。青海一直是高低空间集聚区域，表明青海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而周边区域如新疆、、甘肃等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两者空间差异较大。2007年，上海、江苏2个地区成为高高空间集聚区域，表明此时上海、江苏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迅速提升，对周边省市的正辐射效应较强，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也显著提高。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LISA集聚区域基本保持稳定，上海、江苏依然是高高空间集聚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高高空间集聚区趋于稳定，可见上海、江苏2个省份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核心区域。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析

为了动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内在联系，本文将2003-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标准化后在ArcGIS软件中进行自然聚类分级，共分为三级三个区域，同时将30个省（市、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标准化，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计算出2003-2012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P值，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2003-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P值介于0.89至0.96之间，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两者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P值除2009年异常较低外，其余年份在0.83以上，表明2003-2008年和2010-2012年这两个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很高的影响力。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不大。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年我国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均衡有关。

为了全面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到数据获取的一致性、连续性、可比性，本研究尝试从经济发展水平（GDP）、能源（电力消费量）、资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总额）、劳动力（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消费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技术进步（专利申请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等7个方面选取10个代表变量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将相关指标标准化，在ArcGIS中进行自然聚类分级，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利用公式（2）分别计算出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各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P值，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03-1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受到能源、资本、劳动力、消费水平、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要素的影响，P值均在0.6以上，表明这些因素都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主要因素。除外商投资总额变量外，其他影响因素的P值均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表明不同时间不同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结论

第一，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趋于均衡。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点，2002-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变异系数总体趋于下降的态势，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距不断降低，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趋向均衡。

第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核心区域逐渐显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对周边区域的负辐射程度较强。2007年，上海、江苏2个省份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高值正相关区域，表明此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集聚区域已经显现。2012年，上海、江苏2个省份依然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高值正相关区域，表明此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集聚区域已经趋于稳定，上海、江苏2个省份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核心区域。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此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还主要受能源、资本、劳动力、消费水平、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不同时期不同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力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1.Barrios S.，Gorg H. and Strob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5，49（7）

2.Keith E. M.and James R.M.General-equilibrium Approaches to the Multinational Firm：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C]. NBER Working Paper，2001，No.8334

3.Robert E.L.Home and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C].NBER Working Paper， 2001，No.9293.

4.Tuan，C. and Ng，L.F.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s Incentives to Asian FDI in China after WTO[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4，15（4）

5.李逢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J].国际经贸探索，2013（2）

6.李敬子.探析影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12（5）

7.遇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

8.杨建清，周志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