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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简化;初等教育;要素教育;艺术;启示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8-0026-02
一、裴斯泰洛奇及其简化教育艺术思想
约翰·亨利赫·裴斯泰洛奇,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伟大的教育改革家,对初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800年,裴斯泰洛奇在布格多夫初等学校,提出了“要素教育理论”、“简化教学方法”等教育理论。“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孜孜以求于物质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索一样,裴斯泰洛齐致力于教育世界基本要素的探索,致力于将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单化,将深奥的教育规律清晰化,运用其高超的教育智慧,从纷杂的教育现象中提炼抽象出教育的最基本要素,进而开辟出一条提高人类教育效率的教育之路。”
裴斯泰洛奇反对当时乡村教育的繁杂与无用,他认为应该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进行简化,使每位母亲都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并且促进初等教育普及和发展。大自然中的万物都遵循着自身的法则,教育也不例外。裴斯泰洛奇认为,简化教育应以遵循自然为基本原则。为保证当时教育的高效发展,他要求应把教育简化进而实现教育对自然原则的遵循,“顺应大自然普遍地要求这些教育应最大限度的简明化,我的一切教学法著作一直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首先,我的目标限制在努力实现尽可能的简化,并且目的在于使学校的实践更像家庭的。”裴斯泰洛奇的“要素教育”是在遵循大自然法的基础上诞生的。他在《天鹅之歌》中写道:“要素方法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的才能和能力的培养与大自然的顺序一致。我多多少少觉察到了这一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已花费了后半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努力解决它。”
二、简化教育艺术的内容
《辞海》中“简化”的涵义为:一,“使繁复变为简单易行”;二,“艺术品的一个特征。指在洞察本质的基础上以简洁的组织手段和节省原则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统一的结构中,从而创造出审美的效果。” “简化教育”意为对复杂的教育理论或教学方法实施哲学思维的抽象和抽丝剥茧式的还原,运用抽象或还原所得的教育基本要素或单位,以简单、清晰、易于理解和实施的方式呈现教育现象或教育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所获得的教育结果即为“简化的教育”。
1.对教育内容的简化。裴斯泰洛奇提出了集中体现简化教育的“要素主义理论”,它以“教育心理学化”为前提。他认为,儿童的天赋能力和力量的发展都有其自然顺序,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些最简单的要素,都必须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如果儿童掌握了这些简单的要素,再过渡到较复杂的要素,他们就能更好地认识周围的世界。“最复杂的感觉印象是建立在简单的要素上的。当你把简单的要素完全搞清楚了,那么最复杂的也会变得简单了”。裴斯泰洛奇要求儿童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通过简化教育的“要素方法”获得均衡和谐的发展。
在德育方面,裴斯泰洛奇认为“儿童对母亲的爱”是道德教育的最基本要素。母亲对孩子的关怀、保护,在孩子心里萌生出信任的情感。随着孩子的世界的扩大,他们将爱加以扩充,由近及远,扩大至爱全人类。
在智育方面,裴斯泰洛奇认为“数目、形状和词”是智育的最基本要素。任何复杂的知识都是从简单的知识发展而来的,所以他把人类知识简化为数、形、词。他强调,智育不仅是传授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的发展。
在体育方面,裴斯泰洛奇把“各种关节的活动”看成是体育的最基本的要素。鉴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他认为,“各种关节的活动”是体育中各种复杂活动的基础,儿童正是通过这些基础才逐步完成复杂的动作活动。儿童身体的健康发育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综合实践能力发展的保障,不应忽视体育的价值。
2.对教学方法的简化。裴斯泰洛奇依据教育心理学化和要素教育理论,并遵循简化的原则,对初等学校的语言教学、算术教学和测量教学等科目的教学方法进行简化。裴斯泰洛奇说:“初等教育从它的本质讲,要求普遍地简化它的方法,这种简化,是我一生所有工作的出发点”。
在语言教学方面,裴斯泰洛奇认为词的学习是语言学习的最基本的要素,语音又是词的最基本的要素,儿童在学习语言时应从发音开始,进而进行词汇教学,最后过渡到语言教学。他提倡从简到繁进行练习。
在算术教学上,他认为数字“1”是最简单的要素,计数是算数能力的要素。他还主张通过具体事物或者直观教具帮助学生了解数字概念,待儿童了解了数字概念后,再用教具帮助儿童逐步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在测量教学(又称形状教学)方面,他认为测量教学的目的是发展儿童对事物形状的认识能力,直线是构成各种形状的最简单的要素。从认识直线开始就是测量教学的首要任务。先让儿童通过直观教具观察直线,再认识三角形、四边形及其他各种多边形,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曲线、圆、椭圆进行学习。
三、裴斯泰洛奇的简化教育艺术对我国初等教育的启示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国的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不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学生接受的知识复杂程度不一,农村初等教育比较薄弱的学校只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教育脱离自然等现象,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基于裴斯泰洛奇的简化教育艺术,探讨其对我国的初等教育的启示。
1.牢固基础。裴斯泰洛奇的要素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从最简单的要素开始。我国的初等教育也应重视基础,打牢学生的基础知识。知识之间是环环相扣的,扎实的基础知识是学生前进的基石。学习犹如盖房子,如果地基不牢固,房子是无法建下去的,同样,学习知识也应打牢基础,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轻松地掌握更深层次的知识。
2.降低教育实施的难度与复杂程度。在我国初等教育阶段,有些教师授课不易于为学生轻松的接受,注重题海战术,没有掌握易于学生接受知识的简单明了的教学方法,向学生讲些超越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知识,超过了学生心智发展的水平,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针对我国当前教育的难度和复杂性,我们很有必要简化教育知识,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对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做出简化,务使孩子通过最简捷的途径实现教育的目的——获得关于外部事物的清晰概念,选择那些能够体现其所属学科基本特征的物体作为教学内容,同时在实施方式上要能够体现孩子的年龄特征和学习习惯”。
3.促进教育均衡和谐地发展。要素教育主张每个人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能受到最基本的教育而得到均衡和谐地发展。我们的教育不能偏废学生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造成不健全的人格的培养。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学生各个方面均衡和谐的发展,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
4.教育适应自然。教育遵循自然是裴斯泰洛奇简化教育艺术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初等教育要遵循自然,了解儿童的天性,不能压抑他们个性的发展。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教育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我们要开展遵循自然发展的教育,为社会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人。
四、结语
裴斯泰洛奇创建的初等教育体系,以简化为一大特色,对现代初等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启示。规律是简单的,简单也是一种美。现代教育进入知识爆炸式增长和信息极大丰富的时代,在正确认识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新的简化形式进行科学地探索,把有意义的东西从无意义的东西中提炼出来,以简单、明了、易于掌握的知识呈现给学生。追求教育的简化应成为现代初等教育发展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王保星.大道至简:裴斯泰洛奇的教育智慧解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2010,(4).
[2]裴斯泰洛奇著.裴斯泰洛奇教育论著选[M].夏之莲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音乐;创作;美学
中图分类号:J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1
音乐美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它虽然只是艺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涉及的面非常宽广。
音乐美学寓于哲学当中,我认为这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因为事物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人的审美也是多种多样化的,对什么是美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知道了何以为美才可以更好地欣赏、创作每一个作品。音乐美学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我们需要拥有像音乐美学等等各类与专业知识互补的音乐素质,不仅是从形式上把握它们,更重要的是掌握本质内容,甚至不断的挖掘出新的东西,树立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形成自己的风格。记得有位哲人说过:“世界上不会有同样一片树叶,那么演奏出来的音乐也应该是多姿多彩型的。”学习音乐美学更有助于理解作品,更好地从情感上诠释作品,真正理解作品。
音乐的基本要素包括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音高是由振动频率决定的声音听觉属性,是音乐最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声音可分为乐音和噪音。乐音使人产生明确而稳定的音高体验,而噪音则不具有明确而稳定的音高。从人类听觉愉悦性的自然审美需求出发,乐音为音乐艺术的基本材料,噪音相对使用得较少。音高本身具有一定的表现力,低音深厚、沉重,中音宽广、温和,高音明亮、轻快。音强是由振动幅度决定的声音听觉属性,它在音乐表现中具有重要意义。音强变化是音乐表现丰富性的重要因素,任何具有表现力的音乐都包含着丰富而细腻的音强变化。更大的音强范围与更细腻的音强层次控制,是人们丰富与加强音乐表现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艺术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音色是由物体振动状态决定的声音听觉属性,不同的乐器由于材料构造的不同而产生音色的差异,同一乐器在不同音区,以不同力度及用不同方法演奏时也会产生很大的音色差异。音色是音乐重要的表现手段之一。音长是声音的时间属性,一首作品就是由不同时间长度的声音组织起来的。音乐的速度与节奏感归根结底是在音长的组织中产生的。音乐的时间特征是直接对应着其表现对象的时间特征。快速的音乐,使人产生对具有快速运动特征对象的联想。同样的旋律,以不同的速度演奏或演唱会产生不同的艺术表现力。
再说到音乐的创作。音乐是表现时代精神和思想的艺术实践,音乐创作是一种表达时代的精神和社会实践,是一项高尚而富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劳动。音乐创作是为了表达社会的精神气质,而音乐也正具备这种表达的能力。另外,由于时代精神的力量,促使音乐艺术不断向前发展。比如,贝多芬就产生在欧洲社会发展急剧变革时期。他的一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社会的激烈变革,其作品是时代和个性结合的产物,出于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才能,使音乐的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音乐创作表达的是自身和他人内心的精神活动。柴可夫斯基曾经说过:“你怎样能够表现当你在写一部器乐曲是掠过脑际的一些漠然的感觉呢?”这纯粹是一中抒情的过程,是灵魂在音乐上的一种自由,而且充满生活中所有的经验,通过乐音倾泻出来。柴可夫斯基被称为旋律大师,其旋律及其丰富,有长呼吸的抒情旋律,也有单一乐句的反复和延伸,用相应的和声支持,以适应其强烈的感情宣泄。音乐审美活动是受音乐审美经验支配的创造性劳动,渗透在音乐创作、表演和欣赏三大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中。作曲家所表达的所有内心体验,都被包括在审美经验之中。所以音乐创作实践上作曲家会把审美经验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把内心体验改造成音响结构的创造性想象活动。作曲家总是信赖自己,对他们来说,把内心体验转化成为音响结构的唯一可靠的依据就是自身的想象力。富有创造性的想象是音乐创作最基本的心理方式。
音乐创作中音乐美学对音乐创作过程的基本认识是音乐创作首先是作者对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心理体验的方式。作曲家在内心构思一幅音乐蓝图,然后再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把它写在总谱上。这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当作曲家已经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积聚起创作情绪,并开始着手创作时,他总是先停留在内心的构想当中,这种构想纯粹由心灵在创造、在构建。一旦作曲家完成了内心的音乐构想后,就进入书面工作。这是作曲家将内心的构想落实到具体的、富有物质性意义的乐谱上,其最终目的是建造音响的艺术客体。
音乐美学与音乐创作相结合,研究它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把音乐作为一个总体,从更概括的角度考察它的本质和规律;音乐美学则对音乐的总体进行基础理论性的学术研究,为音乐创作的美的发展提供远大的理论前提。
参考文献:
一、情感导入与文本的情感基调融合
心理学表明,学生对事物的感知一般凭借直觉,并非理性思考。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注重感情的引导与调节,尽可能激起学生的感情波澜,造成双方情感的共鸣,最好不要“反刍”不要倒学生胃口,严防造成学生的“感情饥饿”。而注重新课的导人和情景的设计,便是教师调节学生情感使之与文本情感融合的有效途径。《人是什么》一文是赵鑫珊先生的经典论作。全文引述了中外哲学家、文学家对“人是什么”的回答,然后又转换角度,以文学的眼光看人生,根据过去、未来、现在的人生经历,做出对人生意义的解答。我首先引用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来导入:有一种生物,它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下午三条腿走路。接着引入课文,本着学生对于猜谜的兴趣,开始介入“人是什么”的思考。后来,我又引入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匣子》这个故事:潘多拉受命于宙斯前来惩罚人类。当其打开神秘的匣子、疾病、瘟疫、灾难、洪水、战争等一齐冲向人间,潘多拉恍恐之间,盖上匣子,却将“希望”藏在了里面。由此,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带着自己的遐思冥想,带着自己的好奇与兴致分析爱因斯坦、雨果、加缪、歌德、康德、孔子等对人的诠释,从而探索人生的意义。这时,教师、学生、教材三要素有机地交融在一起,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二、过程设计与文本主旨的挖掘相吻合
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要和谐,科学再现“生死爱”文学的三大母题。诸如罗丹雕塑中的“母与子”的老女人、、婴儿三者出现在一起,对寻求生命的真义在对比中一目了然。再如“断臂女神”、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袁牧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平字见奇”等,均表明奇异、独特给人以思想的触发点和灵感乍现的契机,在课堂上这便是构成教学艺术的关键。《闺塾》是汤显祖的《牡丹亭》里的名篇。在分析陈最良时,按一般分析人物的方法,通过“肖像——语言——神态——心理”来分析,也能得出较好的理解,但是本课中对杜丽娘、春香的形象分析中这种方法已经采用。如果把陈最良放在一个“教师”的位置上来分析,那便有趣了,根据其“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来对陈最良作分析,那么他的愚腐、麻木、使昭然若揭了。这样,既增加了同学们的学习情趣,而且还会引导学生对封建家庭教师特质的更深刻的思考。
三、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相结合
一、音乐的形式基本要素
音乐形式的基本要素以音乐感性材料的声音特征为依据,以音乐表情为最高标准。表情是指用音响去表现音乐人情绪活动的运动状态,对音响的强弱、快慢的把握可使音乐艺术达到艺术美的效果。音乐形式中,最基本物理属性包含音高、音强、音色三方面。音高、音强、音色作为表现情绪变化的综合性因素,是历代作曲家在创作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近代音乐对这四因素的运用尤为考究。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以和声色彩的创作著称,众多现代作曲家把传统乐队重新组合或开辟新的音色领域,从而达到了新的音响效果。
1、音高是由发音体的运动频率决定,由于有了音高的存在,音乐作品才能将不同的音组织在一起构成曲调,与节奏结合构成旋律。2、音强又称音量。音量的变化是音乐表现的重要因素,在与音乐内容相结合时,音量的力度有着不同特征。较弱的音量力度演奏摇篮曲等柔和的曲调;而强音则表达隆重而富有战斗力的背景场面。3、音色同样为音乐表现的重要形式。音色通常由不同的乐器所决定,如小提琴演奏出来的音色丰韵饱满,长笛音色清脆而纯正,圆号音色混沌、洪亮而有质感。相同的乐器采用的演奏方法不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音色。以中国戏曲为例,如京剧中的老生与花脸、青衣与花旦等角色仅凭借其音色就能够被分辨出来,他们对不同角色的音色规定是非常严格的。
二、组织手段
音乐的组织形式是音乐诸要素的有机组合,本身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音乐的组织手段需要通过一定的运作规则实现音乐自身的形式美。调性对比、节奏韵律、对称均衡、和谐统一等法则都是人们在长期音乐审美活动中,对实现音乐形式美的规则的概括和统一。音响、音色等各要素需要通过如旋律、节奏节拍、和声复调以及现代作曲技法十二音序列等 组织手段体现出来,从而使音乐具有独特有序的形式整体。
1、旋律。旋律是音乐存在的最易被感知的音乐语言。音乐的旋律之美在于音乐的流畅之音。旋律是音乐之音的有机组合。音高运行轨迹形成旋律,时而顺畅圆滑,时而棱角分明;时而波动迂回,时而起伏跌宕。上行旋律表现音乐人的情绪紧张度,旋律下行反映音乐人的心气平和。旋律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动力性。旋律通常采用各种音乐手段来调动听众的情绪,使人产生激动高亢、紧张平和、痛苦悲伤、欢快狂热等情感。
2、节奏与节拍。节奏是声音与时间的结合体,是一种有序的音乐组织形式。节奏能调节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作,激越的节奏使人振奋而情绪洋溢,舒缓的节奏使人沉静。节奏是音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它本身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舞曲奏曲中,节奏贯串始终,连续的节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结构。印尼舞曲“克恰克”,其音乐的流动感就基本上由节奏表现出来;在中国,西安鼓乐《老虎磨牙》除了鼓的敲击声,就是仅由节奏构成的音乐作品;中国唐朝的打击乐羯鼓就是一种单纯以节奏为表现手段的古代音乐作品。摇滚乐等现代流行音乐就是在节奏上对爵士乐的发展。与节奏相关联的一个音乐术语还有节拍。节拍是节奏中循环往复、强弱交替的形式特征,是力度在音乐组织中的运用,体现了音乐的旋律有序。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采用三拍子节拍将圆舞曲表现得浪漫缠绵而有情调;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通过三拍子节拍表现了多瑙河的自由奔腾。我国的《长江之歌》和法国古诺的《圣母颂》采用四拍子节拍强弱有致,使音乐表现的场面和气氛异显庄重而情感丰富,场面廓大。节奏、节拍与音乐的旋律一道,构成了音乐结构的骨架。一般来说,节奏包含在音乐的旋律中,与节奏相比,旋律更强调音的有序性,没有旋律的节奏可以有限存在,而没有了节奏的旋律将无价值可言。于是,在现代音乐作品中,节奏就愈显重要。
3、和声和复调。除上述阐述的和声和复调外,和声和复调也是音乐的基本组织形式。根据艺术审美的特点,和声要求以和谐为特征,和声的协调能够给人带来纯净的心理体验。法国巴洛克时期的古典音乐,占主导地位音韵为和谐性,当然不谐和的和弦也会限量运用以制造出紧张不安的特定氛围。不谐和的和声,其美学意义在于与和声的谐和性构成音乐向前发展的内部动力。艺术家正是通过两者的音响矛盾来组织和选择和声,进而推动音乐的发展的。复调是与主调相对应的概念。主调音乐织体是由主旋律加和声衬托声部构成的。复调音乐是由若干相互独立的旋律线,有机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多声部音乐。复调音乐既有和声形式特征,又有旋律的形式特征。复调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性,它可以丰富音乐形象,强化场面气势,制造出此起彼伏的音乐效果。复调有模仿式复调和对比式复调两种表现手法。冼星海的《保卫黄河》采用模仿式复调,产生了此起彼伏的艺术效果。俄国音乐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两个犹太人》采用对比式复调,曲调一高一低,一呼一应,产生了非常鲜明的音乐效果,通过音乐中的动感让听众不由得联想到贫富悬殊的两个犹太人的不同际遇。
三、中间媒介
音乐艺术也为时间艺术。音乐形式各要素及其组织手段都必须通过时间这个媒介,来表达音乐的艺术魅力和人文情感。音乐的生成是声音时间不断延续的结果,音乐作品可以没有声音但必须具有时间,美国音乐家凯奇1952年创作的钢琴曲《四分三十三秒》通过让表演者以闭目点头的方式静坐于钢琴旁暗示“乐章”的起止,这种无声的表达却是时间的延续。可见时间是音乐组织的重要属性。音乐中的长音与短音都是声音在时间中的延续,它们具有不同的表现力。二胡曲《赛马》通过一系列急而短的音调表现出万马奔腾的壮烈景观,而同样是蒙古民歌,《牧歌》而以音调长时间的延续表现出了蒙古大草原的宽广与渺远,这就是时间在音乐中的作用,通过不同时间的乐音延续将形成不同的音乐节奏,时间的每一点变化都反映了音乐的节奏美和艺术表现力。同时,音乐形式还体现在以音乐空间中,音色的变化、音质的高低都必须通过人们对听觉空间的感受体现出来。这种听觉空间本质上是一种听觉联想的空间移位。所以,音乐形式存在于一种物理发声体的音响振动中,从这一意义上讲,音乐形式的存在是一种艺术性的物质运动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移位表现出来,所以,音乐之美本质上就是一种欣赏者的心理运动和想像之美。
还原论是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机械性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1]。这在诊治疾病中就强调局部定位,这一特点与传统的原子论自然观是一致的。这就把人视为“机器”,把疾病视作机件失灵,由此西方医学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失灵的机件上,着眼从部分、细节和微观机制上研究和诊治疾病。他们沿着人体的层次结构,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进而到量子水平;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对各个层次上的病理解剖、病理生理机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医学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形成了近代生物医学模式,西医学的主要成就就是在运用分析还原方法取得的。当今医学领域内,有一种趋势就是研究的问题越微观就越科学,微观才是生命的本质。西医学的精华就是通过解剖学、组织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途径将人体还原为独立的器官、组织、细胞、蛋白或基因,希望通过对单个细胞,蛋白或基因的研究找出影响生命运动规律(即导致疾病)的最微小最特异的生物学变化。但它侧重于线型关系,忽视致病因素的因果网络作用,把医学研究的视角仅仅投射在人体自身某一层次的病变上,只重疾病、重治疗、重个体、重局部病变、重生物性因素。很多疾病有可还原性的一面,可找到特定部位,或微观机制的生理、病理变化。但部分与整体、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之间有质的不同,因此,人体和疾病有不可还原性的一面。完全用还原方法来探求错综复杂的疾病现象是不可能获得对疾病的全面认识的。例如,在现代社会,居于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肿瘤和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心理紧张、人格差异、行为不良和环境污染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光靠生物学手段要解决这类疾病的防治问题显然鞭长莫及 [2]。当还原论指导下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人类医学研究的需要时,这就需要更先进的方法论及更完善的医学模式,系统论及系统论指导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自然进入了人们的研究领域。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创立的[3]。系统论原则是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原则、目的性原则及最优化原则。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这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征。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便兴起了以生物-心理-社会为模式的现代医学。生物、心理、社会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度统一,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牵涉到另外两方面,如躯体疾病可以引发心理问题,心理问题引发的适应不良可导致社会功能障碍,社会因素如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压力等又可以导致心理困难出现,产生紧张、焦虑、抑郁、困惑、烦恼等。而长期的心理矛盾又是身心疾病产生的原因,所以应从生物、心理、社会三轴系统着手全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预防。在中医看来,它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仅具有形质的“人体”,而“形神合一”,“形神相即”的“人”,是形(生物形质)、神(精神心理)活动有机结合的人,形神两者缺一便不成为“人”。 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时空之内,形神功能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以分析考虑其功能状态,并结合环境变化诸因素,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医学实践活动,是中医的基本原则。对于这种模式,何裕民教授提出了“环境-形神”医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日月、气候、季节、地理等因素)和社会环境(包括社会、人事、文化等因素)两大方面。所谓形神,形者,形体功能也,可视为生物因素;神者,心神活动也,可视为心理因素。“形”,泛指一切物质形体,中医中的形,主要指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躯体肌肉等生物机体或生命物质及其所进行的功能活动;“神”,的概念较为复杂,一般泛指精神魂魄、感觉思维、性志等各种心理活动。《内经》认为:“形具则神生”,“形神合一”而为人。这就从医学角度,对形神关系做出了科学的论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则说明人之功能活动无不相应于天地间自然环境。这种环境不仅指自然环境,而且也包括社会环境。“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说明医患间要保持密切配合的良好关系,调动患者本人健康的心理精神活动,对各种疾病的康复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中医的环境-形神模式有着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这就需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只是运用西医的高科技诊断技术,诊断出疾病再应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疗,这充其量不过是中西医的“凑合”,并没有在理论高度进行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完善,以达到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如果西医发展为生物-心理-环境医学模式则更接近中医,理论会更完善,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对疾病有全面的认识,达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使我们不再单纯地注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是将疾病研究重点上升到医学预防保健的高度,因病治病是下策,只有将疾病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只有这样,全民健康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小英.况立洪.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看医学模式的转变.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24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现实;奥尔曼;内在关系哲学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7-0073-03
社会现实概念已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主题。从起源来看,正是黑格尔首次从哲学角度开启了社会现实本身,并把理解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哲学的重要使命。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哲学的革命不仅依然保留着这一哲学主题,而且重新制定了自己的社会现实概念。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能够认识到马克思和黑格尔在社会现实方面的学术联系,但还没有阐明这种联系是何以可能的。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发现和利用为我们探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一、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
黑格尔首次把社会现实规定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并揭示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一方面,黑格尔正面谈到了自己对现实概念的理解,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他关于社会现实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思想提出严厉的批判,以便揭示社会现实概念的理论背景和出场路径。从正面来看,黑格尔首先指出,所谓现实,并不是人们耳闻目睹的所有东西,而是其中带有本质性的那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事物本质性的一度,即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此外,黑格尔还认为,现实表现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总体,而不是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或者环节。换句话说,现实同时包含事物历史性的那一度。因此,黑格尔的社会现实概念主要是指社会发展中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同时又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事物。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还通过对主观思想提出严厉的批判来开启人们理解和切中社会现实的道路。应该说,黑格尔对社会现实的发现与他对主观思想的批判是密不可分的。在黑格尔那里,主观思想又叫外部反思,它不能深入事物的内容,反而经常表现为一些个别的想法。黑格尔认为,主观思想犯有两个方面的错误:(1)从本质性的一度来说,主观思想只不过是把人们关于事物的表述和事物本身等同起来的另一种说法罢了;(2)从历史性的一度来说,主观思想人为地割裂了事物发展的有机过程,从而使得事物发展的前提和趋势脱离于事物本身的存在。可见,黑格尔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绝不是先验的,也不是纯经验的。吴晓明先生说:“正是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将‘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的概念赋予了哲学,并试图将它置入一般科学的意识中。”[1]所以,我们既不能把社会现实仅仅理解为经验事实,也不能根据一般原则来设想社会现实。
黑格尔在社会现实主题上的哲学努力,对马克思的理论方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马克思正是在社会现实这个主题上才与黑格尔有着一种本质的学术关联。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接受黑格尔的社会现实概念,而是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一种基本的批判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又再度瓦解了社会现实概念。具体说来,马克思通过一种双重批判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现实概念。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现实并不在绝对理念构成的总体中,而是在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这里涌现的决不是现实对理性的让步与和解,而是本质的矛盾和冲突。其次,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现实并非概念或范畴之间的抽象联系,而是根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特别是更加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这两点来看,马克思似乎倒转了黑格尔对社会现实的探索方向,决定性地把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的出发点。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使社会现实概念有了不同的内容。
马克思对社会现实概念的阐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现实表现为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2)社会现实由人类寓居于其中的全部社会关系构成。对于前者,我们要从时间的维度去理解;对于后者,我们要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无非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马克思和黑格尔在社会现实概念的理解上只是“形似”,而非“神似”。马克思固然坚守着社会现实的哲学主题和理论方向,但已悄然改变了社会现实的出场路径和思想面貌。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和黑格尔的社会现实概念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尽管前者和后者在社会现实的发现方面有着最为本质也最为切近的学术联系。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者在谈到二者之间的原则差别时,只是谈到社会现实概念的本质性一度,而没有深入探讨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一度;而在谈到二者之间的学术联系时,却未能解释清楚这种联系又是何以可能的。
二、内在关系哲学的新视角
奥尔曼在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发现和利用。然而,从理论旨趣来说,他的发现为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提供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奥尔曼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不仅在社会现实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而且还通过内在关系哲学关联在一起。内在关系哲学和社会现实本身也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论关系。只有把社会现实概念建立在内在关系哲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很好地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这一主题方面错综复杂的理论关系。
奥尔曼早在其博士论文《异化》一书中就已提出内在关系哲学,并对这一哲学的理论谱系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按照奥尔曼的说法,内在关系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巴门尼德的学说,但这一哲学的真正开端要到近代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去寻找。斯宾诺莎史无前例地把整个自然界理解为唯一的实体,并认为这个实体所包含的各种事物,无论是物理性的,还是精神性的,都是它的存在形式,而各要素都与整体有着一种相互关系,诸要素的性质就是由这些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另一方面,莱布尼茨把单子理解为真正的实体,这些单子只是纯粹的精神建构,它们没有部分,本身也不占有任何空间,但其和宇宙间的联系却构成现实的基本要素。黑格尔对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内涵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他指出,事物不仅仅是由它的所有特性所构成,它还包括这些特性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所谓外部世界正是事物所属的更大背景。无论是对个体事物的理解,还是对这些事物所属系统的把握,黑格尔都力求使我们牢固站立在内在关系哲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并不包含内在关系哲学,毋宁说只是这种哲学的运用方式以及由此展开的全部问题域。俞吾金先生在《问题域的转换》一书中说:“就其实质和时代性而言,马克思哲学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它所蕴含的问题域与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域是一致的。”[2]鉴于当代西方哲学特别重视对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以及奥尔曼从多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论证,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也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
就此看来,内在关系哲学是一种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包括在内的思想传统。进一步说,正由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分享着同样的哲学传统,他们才能在社会现实的发现方面建立起最为本质也最为切近的学术联系。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内在关系哲学的基本观点:(1)任何整体都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但被称为“部分”的始终是一个关系结构,而关系则是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2)从横向结构来看,在一个整体内部,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乃至进入该整体内部的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构成该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3)从纵向结构来看,对于单个事物来说,它的真实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潜在是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事物本身都能在关系语境中作为思考其所属整体的一个视角发挥作用。[3]事实上,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学习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时首先要面对的理论难题。通过内在关系哲学,我们获得了全新的视域,即把事物作为关系来处理,同时又将这一关系分别把握为事物与其所属整体的关系以及事物的过去和将来与其现在的关系。在这方面,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对于他们实现各自的理论目标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根据内在关系哲学,任何事物的本质和重要性都是通过和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实现出来的。不仅如此,按照奥尔曼的说法,事物也只有通过与包括具有一定物理和社会特性的人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时空联系才能产生和发挥作用。[4]奥尔曼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阐述实际上为我们重新探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一方面,内在关系哲学有助于我们寻找社会现实概念的一般含义,从而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哲学家之间建立起某种学术联系;另一方面,内在关系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社会现实概念的新形态,进而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哲学立场严格区别开来。从内在关系哲学出发,我们认为社会现实由系统关系和历史关系共同构成,前者把事物内部各要素或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该事物与周边事物或相关事物间的关系作为该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后者把事物发生的前提条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确定为该事物的构成要素。对于前者,我们需要阐明事物的本质性一度,对于后者,则要揭示事物的历史性一度,二者缺一不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势遮蔽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只有通过内在关系哲学,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主观思想,从而准确和牢固地把握社会现实概念。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在内在关系哲学的框架内提出各自的社会现实概念的。不仅如此,二者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也同样置身于这样一种思想传统。黑格尔认为只有思想所把握的事物自身才是真正的客观性,从而对“只是我们的思想,与事物的实质或事物的自身有区别的主观思想”提出明确的批判态度。[5]这就决定性地开启了社会现实。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的巨大理论功绩,但同时又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根本改造。马克思的主要目的在于拯救再度被遮蔽的社会现实本身,但绝不是根本改变了这一概念所依循的内在关系哲学传统。马克思并没有游离到内在关系哲学传统之外去构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实概念,而只是改变了社会现实的出场路径,即内在关系哲学的具体运用方式。卢卡奇指出:“由于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他不仅使自己与黑格尔的继承人分道扬镳,而且把黑格尔的哲学本身也分裂为两部分。”[6]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划分不是随意做出的,他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从属的内在关系哲学传统,但有意改变了这一哲学在新的境域中的运用方式。
三、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越发具有指导意义。为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大力吸取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要立即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原则差别。对于前者我们除了继续对主观思想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外,同时还要求大家能够认识到内在关系哲学对社会现实构成的理论意义;对于后者我们在认识到马克思和黑格尔不仅通过社会现实的发现联系起来,而且还分享同一个内在关系哲学传统的同时,又要承认二者在内在关系哲学的具体运用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性质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在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即上帝理解为最高现实的地方,马克思坚持从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发掘社会现实,并把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历史的总体)和全部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结构的总体)建立为一个全新的整体。马克思和黑格尔在社会现实主题上的差异正是从这里发源的,并直接导致二者在各自哲学具体化纲领上的不同。
[ 注 释 ]
[1] 吴晓明.论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J].求是学刊,2011(1):41.
[2]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3.
[3] 曾德华.内在关系哲学与社会现实[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5-25.
[4] Bertell Ollman.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M].Univ.of Illinois Press,2003:36.
一、作为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
中国传统文化里,五行说是对世界组成的解释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五行说认为世界是五种元素构成:金、木、水、火、土。世界万事万物就是由这五种成分变化衍生而来,水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五种成分之一。而在西方,水同样被看作世界的基本元素的成分之一。古希腊哲人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这成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命题。他认为万物最开始都是由水形成的,而最终又可以归结于或者说还原于水。这一论点与生物学上的生命始于海洋的观点似乎不谋而合。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水占据人体重量的70-80%,地球表面70%也是被水占据。水作为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这在中西文化中是一致的。
二、作为崇拜对象
中西方文化中,水都是被广泛地作为崇拜对象。在古代中国,人们不是简单地把水看作世界的组成成分,更多的是看作神明进行供奉祭祀。时至今日,在很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带都还有很多庙宇供奉着主管水的神灵,如道教的龙王、水官,民间传说中的水神共工、妈祖、江神、河神、海神等。西方社会同样对水有着特别的崇拜现象。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传说中都记载着波塞冬这一位重要的神,即海神、海王、海皇。他是克洛诺斯与瑞亚之子,宙斯之兄。他被称为是大海的宙斯,其地位和力量之高,以致支配力遍及全宇宙,是仅次于天父宙斯的强大掌权者,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除此之外,古希腊神话中也还有水泽仙女罗提斯(Lotis),水泽女神达佛涅(Daphne)的传说故事,不过其影响力远不如波塞冬之大。
三、作为纯洁、新生的象征
水的清澈本性和洗涤功能为其赋予了纯洁、新生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中,水常常被看作纯洁的象征。中国俗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佛教中,法会开始前要用杨枝甘露水来洒净来清净坛场,主法和尚还要说水文,讽诵佛经前常常先念杨枝净水赞。《西游记》中记载,观音菩萨播撒净瓶中甘露圣水使得长生果树起死回生。显而易见水作为纯洁、新生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而在西方,水也具有类似的象征意味。基督教里诺亚方舟的故事广为人知。万物之主上帝耶和华见到世间到处充满邪恶、腐败和堕落,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于是降大雨四十昼夜,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这里水就被赋予了荡涤所有邪恶的功能,达到净化世界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水的象征意味在中西文化中也是具有一定的同共性的。
四、作为时间的象征
水在世界经常是以流动的形式呈现,或在江河湖海中流动翻滚,或通过蒸发凝结以雨雪形式轮回流转,这一特性又赋予了以水喻时的功能。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卷首《临江仙》一开篇就写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将滚滚东流的长江比喻为历史长河,感叹历史风云人物的浮生短暂。《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面对着奔流不息、一去不复返的江水,孔夫子体悟到时间的流逝犹如这流水一般,感慨人类无法超越时间的规定性与自身有限性的痛苦与无奈。诗仙李白在《把酒问月》中也写道“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西方社会中,水也有类似的喻时功能。英文中有这么一个习语:It’sallwaterunderthebridge.字面含义是桥下面的都只是水,也就是说就像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整句话用于表达已成往事、往事云烟之意。水(water)在这也被赋予的象征时间的功能。美国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海浪》的结尾处为读者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我想我已让伯纳特跨出了最后一大步:现在他将笔直地向前走,然后站在门口,看到的是海浪连天的最后一个画面。”
关键词:体验性 范畴化 词汇化
一、Lakoff & Johnson的体验哲学
Lakoff & Johnson在《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志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书中,论述了体验哲学的三个基本观点:the embodied mind(心智的体验性),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ness(认知的无意识性),the metaphorical thought(思维的隐喻性)。其中“心智的体验性”认为心智依赖于我们的身体,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体验哲学中和了强调心智独立的理性主义和强调反映客观世界运动的经验主义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理论。
为了说明体验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点,Lakoff后来还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阐释了体验观的科学性。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身上有很多类神经元,其中跟运动相关的有一般目标神经元和视觉运动神经元。人类在发出某种动作时便会激活相应的一般目标神经元,当看到与动作相关的食物或者看到其他人在做相应的动作时会激活视觉运动神经元。某个动作并非只涉及一个神经元,而是由很多个神经元共管,这些神经元构成神经元丛。神经元丛可以构成神经元回路,神经元回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多次运动体验后,它能够在相关运动神经元周围建立起施事者、受事者等角色。神经元网络中有不同的神经参数,这些参数涉及运动的不同方向、维度、力度、路径等,这也就解释了下面“足”部动作之间的差异。不同的神经元是可以连通的,它们向外扩散,相互连通,这可以解释概念的整合、概念的抽象等等。
由此可知,语言是人体对外部世界进行体验、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产物。透过有形的语言,可以窥见无形的人脑神经生理结构和人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模式;人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的外部形式结构和内部语义组成。“足”部动作是人体与外界进行互动的主要人体动作之一,“足”部动词基于“足”部动作的体验特征而形成了一系列有层级的动词体系。下面将以体验观为基点,分析基于体验的“足”部动词的词汇化层级和范畴整合情况。
词汇化层级的主要理论框架是Talmy的复杂运动事件与词汇化理论,范畴整合情况的主要理论框架是Rosch的范畴层级理论框架。
二、“足”部动词的词汇化层级
(一) Talmy的复杂运动事件与词汇化理论
Talmy(2000)从类型学的角度,通过考察不同类型的语言,提出了“词汇化”(lexicalization)的类型框架。在其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Ⅱ: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一书中,他首先明确了“Semantic”(意义)和“Surface”(外部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one-to-one(一对一)的,即要表达一定的意义,可能有多个形式选择;同一个形式,也有可能表达不同的意义。这里的“形式”包括动词、介词、从句和卫星成分;“意义”则是Talmy提出的“macro-event”(复杂运动事件),具体情况如下(图1):
图1:复杂运动事件组成成分
在不同语言中,一个复杂的运动事件,有的通过形式复杂的小句、卫星成分表达,有的通过动词附加一定的介词表达,有的则凝聚在一个形式简洁的动词中。Talmy的词汇化便是指最后一种,一个复杂的运动事件所包含的Figure(物像)、Ground(背景)、Path(路径)、Motion(运动)、Co-event(伴随事件)全部或部分凝缩在一个词中。
按照这个理论,一个复杂的运动事件包含着多个意义成分,“足”部动作作为运动事件,必然也蕴含着多种意义要素,“足”部动词作为“足”部运动事件的语言表征,可以成为解析运动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成分的载体。
下面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常用“足”部单音动词所蕴含的语义成分进行解析,并按照语义要素的多少进行层级描写。
(二)一级运动事件
“足”部运动有其特殊性,“足”是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不同于眼、耳、口、鼻,“足”的特性在于其运动性,运动有可能形成位移。所以对“足”部动词进行第一级划分,可首先从运动与位移的角度出发。由此可以得出“站立类”“踩跳类”和“跨走类”的一级分类。“站立类”处于相对静止无位移的状态;“踩跳类”有运动的状态,但通常只是空间上下的移动,基本没有前后的位移(“踢”仅仅是一只脚产生踢出又立马收回,可视为无位移);“跨走类”处于显著的运动状态,与参照物也构成明显的前后位移。一级运动事件构成成分如下表:
(三)二级运动事件
在二级分类中,踩跳类按照是否施加力量于他物,分为“踩踏型”和“腾跳型”。“踩踏型”一般以单脚为支撑,另一只脚对外物施加力量,动作完成之后,人仍处于原点;“腾跳型”一般双脚蹬地,形成的反向力造成身体向上运动,短时间后由垂直落下,也不形成明显的位移。跨走类按照形成位移的长短分为“跨越型”和“行走型”。“跨越型”和“行走型”一个可以看作是长动程的分解,一个可以看做是短动作的叠加。二级运动时间构成成分如下表:
表2:二级运动事件构成成分及词汇标记
(四)三级运动事件
“足”部动词在一二级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再分类。对不同的“型”按照“Co-event”(伴随事件)还可以分出更为细致的类别。以“行走型”为例,在二级的基础上,根据行走速度的快慢分为疾行和缓步,这是按照伴随事件中的“Manner”(方式)进行的三级分类。三级运动事件构成成分如下表:
(五)四级运动事件
在三级分类的基础上,分出第四级。第四级的标准至此不再是统一的概括的,相比于前三级,第四级中的“足”部动词包含了更为细致的方式、结果、目的等伴随事件。参考《现汉》(第5版)的释义(表4),仍以行走型为例进行再分类,得出下表(表5):
表4:
【逃跑】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
【狂奔】迅猛地奔跑
【飞奔】飞一般地奔跑
【漫步】没有目的而悠闲地走
【游荡】闲游;闲逛
【蹒跚】腿脚不灵便,走路缓慢、摇摆的样子
【跛行】腿或脚有毛病,走起路来身体不平衡
【踉跄】走路不稳
(六)总结
综合“足”部动词的一二三四级分类,可以发现,一个运动事件越是笼统,内含的因素就越少,或者说限制条件就越少。下级运动事件在承继上一级运动时间特征要素的基础上,会增添新的要素。所以说,一个复杂的运动事件是层级性地添加新要素,最终拼接成一个完整事件的。如:
如前所说,词汇化是复杂运动事件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也就是说,运动事件蕴含的要素累加性地“填充”进动词“外壳”中。不同级的“外壳”中被填充如数量不等的要素,当要素到达一定数量,“外壳”就需要进行“扩建”,就像“足”部动词逐渐由单音节扩展为双音节,当一个动词“外壳”容纳不了数量众多的要素的时候,“外壳”就会与其他性质的“外壳”进行“桥接”,如介词、状语,甚至扩展为小句。运动事件要素的填充与“外壳”形式的具体对应在不同语言中存在不同情况,属于类型学研究的领域。
三、“足”部动词的范畴化及词汇标记
20世纪60年代开始,心理学对强调特征合取或析取的特征范畴理论提出了大量反证:Wittgenstein提出了“Family Resemblances”,Berlin&Kay在对色彩进行分析时发现了“Focal Colour”(焦点色)。在这些基础上,Rosch提出了“Prototype”(原型)及“Basic-level Categories”(基本层次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ies”(高层次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ies”(低层次范畴)。
事物围绕一个原型进入一个范畴,不是看它是否具有所有范畴成员的特征,而是根据其与原型之间有无家族相似性。Rosch认为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不是混乱无序的。在对世界进行体验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事物范畴付出较小的认知努力就可获得最大的信息量,这就是基本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之上,是更抽象更概括的高层次范畴;在基本层次范畴之下,是更形象更具体的低层次范畴。语言是人对世界进行体验并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产物,必然存在着语言的原型及范畴层级。对“足“部动词进行范畴化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一)基本层次范畴
二级运动事件中的动词,本文列举的“站”“立”“踢”“踩”“踏”“跺”“踹”“蹬”“碾”“腾”“跳”“蹦”“跨”“越”“跃”“走”“行”“跑”“奔”“逛”都可归于基本层次范畴。原因在于这些动词能表达人类活动中的直接体验,所表示的动作为所有语言使用者认可并实施,在行为上具有一致性。这些动词在形式上有着共同的特征,音节形式上大多是单音节,词法上大多是一个音义结合的语素独立而成的单纯词。
(二)高层次范畴
一级运动事件,本文列举的“站立”(站立类)可归于高层次范畴。这些动词基于人类直接行使的基本动作,并在此基础上综合一类动作,提取动作之间的相似性抽象而来的。提到这些词,人们不会立马反应,做出相应的动作,而是在大脑中预先产生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系列动作。“足”高层次范畴词语的词汇标记往往有两种,一种音节上呈现为双音节,词法上是由两个音义结合的语素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语素分别表示两个独立动作,二者相加,以点带面地概括了与二者属于同一类动作的整体。另外一种高层次范畴动词是“隐形”的,本文用“”来表示,踩跳类和跨走类就属此种情况。这种无词汇标记也恰好印证了与基本层次范畴相比,高层次范畴往往不直接与人类基本生活经验相联系,而是建立在对基本经验的进一步认识与概括上。
(三)低层次范畴
文中的三、四级运动事件的动词可归于低层次范畴。这些动词表达的是更加细致具体的人类经验,以“足”为例,三、四级运动事件在原有的基础动作之上增添了速度、方式、甚至产生动作的原因、动作导致的结果等附加要素。也正是这些添加的要素,使得次层次范畴的动词语音外壳上呈现为双音节、词汇标记上呈现为由两个音义结合的语素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或者两个音节连缀而成的连绵词。组合之后的复合词或连绵词往往不能从外部简单地离析出组成要素,组成要素之间结合得非常紧密;组合之后的意义并不是组合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更多是融合。
(四)小结
对“足“部动词进行范畴化和词汇标记的分析,结果汇总至下表:
可以发现,二级运动对应着基本层次范畴,这一范畴的成员最容易识别和感知,一般用单音节单纯词来表示;一级运动时间对应着高层次范畴,这一范畴是对基本层次的概括,更为抽象,常常通过概括词(提取基本层次范畴的典型成员进行简单相加)表示,甚至还会出现无词汇标记的情况;三级、四级运动事件对应着低层次范畴,这一层次的范畴比基本层次更具体,添加了更多的要素,通常为双音节复合词或联绵词。
四、“足”部动词范畴化与词汇化的体验观解释
我们可以从体验观的角度解释“足”部动词的范畴层级和不同层级词汇标志的特点。
首先,“走”“行”“跑”“奔”“逛”等动作是人类最基本的运动体验,人类理所应当地为这些基本体验命名,命名简单易记,大多表现为单纯词,如“走”“行”。当人发出或看到上述动作,便会激活相关的神经元丛,这些神经元丛有某些相同的神经元回路,使得这些动作及相应的词语表达能够因有相同点而聚合起来,比如“走”“行”“跑”“奔”“逛”都具有[+运动][+位移][+长程]这些因素;与此同时,这些神经元丛因为存在不同的神经元参数而使不同动作及相应词语之间相互区别,如“走”和“跨”除了具备[+运动][+位移]的共同因素,差别在于[+长程]和[-长程]。总之,这些最基本的运动体验,在语言的范畴上就表现为基本层次范畴,并用简洁的单纯词加以标记。
其次,人类在切身体验之后,对发出的动作形成一种感知,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基本体验可以因为某些相同的要素一层层聚合成更大的类,大类提取了若干基本要素后便形成了高层次的范畴。“跨越型”与“行走型”抛开长短程,共同形成[+运动][+位移] 的“跨走类”“跨走类”和“踩跳类”“站立类”再聚合,形成跟“足”有关的最高层次的行为范畴。与基本层次范畴不同的是,高层次范畴的行为由于是在基本层次范畴的基础上提炼归纳而来的,因而常常没有词语标记,或者通过“概括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提取基本范畴中的若干词语进行加和,如“站”+“立”合成“站立”。
再次,随着人类体验的深入,大脑逐步感知到基本体验因为参数的不同也而细化,细化的神经机制便是不同神经元丛之间可以相互连通。这些神经元丛向外发散,相互连通,体现在范畴上便是范畴间的整合,整合的程度有高有低,整合后原范畴意义的虚化程度不一,分布特征发生变化,功能有了扩展或转移。“跛行”“游荡”“蹒跚”的整合程度大致由低到高排列。相应地,词语标记是由单纯词构和或融合而成的复合词和连绵词,一般来说,前一个语素往往修饰后一个语素,从而发生了原范畴的转类。
最后,随着体验细化得越来越深刻,范畴整合已达到一种“饱和”的状态,词汇化过程中的“扩建”功能也发挥到极致,就产生了如前所说的“桥接”,向外扩展成短语、词组、句子,乃至句群、段落。
五、结语
从La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基于基本体验的基本层次行为范畴为原点,向上归纳出高层次行为范畴,向下细化为低层次范畴。这种顺序又影响了外在的不同层次范畴的词语标记(或者说词汇化层级)。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示简明地表示这种层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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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寅.国外神经科学最新发现对语言体验性的论证――十六论语言的体验性:模拟语义学[J].外语教学,2009,(3).
[3]张维鼎.意义与认知范畴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4]John.R.Taylor.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T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Leonard Talmy.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Ⅱ: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M].Cambridge,
[关键词] 商业文化 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 营销文化 形象文化
所谓商业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商业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经过商业部门主动倡导和精心培育并为全体商业员工所认同和遵守,具有商业行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商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传统习俗,以及蕴含于商业形象、商业制度、商业环境之中的某些文化现象的总和。面对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和激烈的商场竞争,中国商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借鉴西方商业文化模式并结合我国商业实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为此,必须把握以下基本架构和操作要义:
一、构筑商业文化的灵魂――精神文化
商业精神文化是在商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受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它包括商业哲学、商业价值观、商业精神和商业伦理等内容,是商业意识形态的总和。其中,商业哲学是商业经营成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商业全部行为的指导思想,其根本问题涉及商业中人与物、人与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商业价值观是商业成员所拥有的共同信念与判断是非标准,以及调节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导向系统;商业精神是在长期经营发展过程中通过商业全体员工积极倡导和自觉实践而形成的理想信念与目标追求的一种团体精神;商业伦理则是商业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以善恶评价为标准的商业伦理原则、商业道德规范和商业活动的总和。商业精神文化既是商业文化的内核和灵魂,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基石。
培育商业精神文化,构筑商业文化的灵魂。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商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商业文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商业固有的性质和要求,来塑造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因而,商业精神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树立忠于职守、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团结协作、讲求商业道德、为消费者服务等商业理念和商业道德。其次,要积极培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具备的新观念,即公平的竞争观、优化的经营观、全心的服务观、拓展的市场观、开发的人才观、严明的法纪观、创新的管理观等。再次,要以商业发展目标和商业经营根本点为契机,不断提炼商业经营宗旨、经营战略、经营理念、经营信条、经营方针等商业精神文化。此外,通过内化商业价值观,提高商业员工的思想境界。当前要特别加强商业行业的思想工作,对全体员工进行商业文化教育,自觉地将个人的目标纳入商业目标的轨道,实现个体价值观向商业价值观的内化,引导员工调整视角,转换观念,振奋精神,迎接新挑战,开拓新局面。
二、强健商业文化的骨骼――制度文化
商业制度文化是在长期的商业经营管理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制度特征和文化现象,它既是为了保证实现商业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形式和方法的载体,又是在商业精神文化指导下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和规则。商业制度文化不同于一般商业制度,商业制度是一种为了维持商业秩序而人为强制制定的程序化、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和运行方式;而商业制度文化则强调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应建立一种全体员工能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制度机制。商业制度文化是商业精神文化与商业物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主要包括商业财产制度文化、商业组织制度文化、商业人事制度文化、商业财会制度文化等,它是商业文化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秩序方面的具体体现。商业制度文化既是商业文化的骨骼与标志,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组织制度保证。
制定商业制度文化,强健商业文化的骨骼。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商业制度理念。树立科学的商业制度理念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充分贯彻商业精神文化价值,辩证处理商业制度文化建设中激励性因素与管束性因素的原则。其次,从全面修订现行的商业管理制度入手,采用民主程序来制定商业制度,制度要体现员工权利与义务、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相统一,并具有系统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再次,要注重制度执行中文化因素的引导与教育。制度一旦制定后,必须在商业精神文化价值观指导下进行自觉意识教育,注重奖惩过程中的文化引导和商业制度执行中的各种辅助因素的作用。此外,要认真进行商业制度的文化评价。一方面要分析商业制度是否保证了商业经营活动的有效进行和商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还要分析商业制度产生的文化效果,即是否达到了商业精神文化价值的导向功能、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及对广大消费者的辐射作用。
三、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营销文化
商业营销文化是指在执行一系列商业营销活动及策略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商业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高起点、智力型的竞争手段,服务服从于商业文化的价值目标,并渗透于供、产、销整个营销过程的各个环节。当前,CS(Customer Satisfaction的缩写)战略作为全球工商界流行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营销文化,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CS战略,即“使顾客满意的战略”,是指商场为了使顾客能满意其产品或服务,综合、客观地测定顾客的满意程度,并根据调查分析的结果,使商场系统、全面地改善商品、服务及商业文化的一种商业营销文化。商业营销文化既是商业文化的血肉与实体,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关键。
完善商业营销文化,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首先,要确立“使顾客满意”商业营销文化的指导理念。商业整个营销活动要以“使顾客满意”为指针,要从顾客的角度,用顾客的观点来分析消费者的需求,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来建立顾客的信任和忠诚度,并将其视为商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以此来增强商业组织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其次,要将商业营销文化理念外化为商业营销行为。也就是说,“使顾客满意”的商业营销文化理念,只有外化为“使顾客满意”的商业营销行为时,其商业营销文化价值及其对商业成功的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此外,“使顾客满意”的商业营销行为还必须从个别倡导者的商业营销行为变为整个商业行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行为,从一时一事的具体行为升华为一种持久、非情景的行为方式和整个商业行业的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这样才符合商业营销文化的内涵与实质。在全球商业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的21世纪,中国不少优秀商业企业家已经把目光投向CS这张现代商业营销文化战略的新王牌,可以预料,一场前所未有的CS管理革命将可能在中国爆发。
四、塑造商业文化的表层――形象文化
商业形象文化是指社会公众对商业的风貌、行为和各种活动文化所给予的整体评价与一般认定。商业形象文化主要包括商品形象、服务形象、员工形象、营销形象、公关形象、信誉形象等要素。塑造商业形象文化,就是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将商业形象的要素传达给关系者,使其对商业主体产生认同与好感。当今世界,商场间的竞争已从局部的商品竞争、价格竞争、营销竞争等发展到整体性的商业形象的竞争。现代中国商业必须在商业标识、名称、品牌等方面,按照商业形象文化传播等规划,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识别系统。这不仅符合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塑造现代商业形象最流行的技法―― CIS(CorporateIdentity的缩写)战略,它强调通过企业识别系统的运作,把商业各种信息传达给商业周围的关系者,从全方位来完善商业形象。商业形象文化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
塑造商业形象文化,美化商业形象的表层。首先,整合商业理念识别系统。商业理念识别系统是指商业价值观、商业精神、商业使命、商业信条、商业品格、商业行为准则、座右铭、商业发展目标等精神方面的认知和识别。要通过确立商业品牌目标,设计商业共同愿景,开发商业价值理念,以整合商业理念识别系统。其次,完善商业行为识别系统。商业行为识别系统是指在商业理念识别系统指导下商业全体员工的行为准则与状态表现,其中包括内部员工的行为活动和外部的行为活动。要通过规范商业制度行为的目标,制定商业行为规范的基本构件,遵循制度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以完善商业行为识别系统。最后,运用视觉识别系统,创设商业形象文化。视觉识别系统是指为了实现商业形象视觉而设计的统一性和标准化的符号,它是商业形象的静态表现,也是具体化视觉化的传达形式。商业视觉识别系统的内容一般包括两大部分,即基本要素和应用要素。基本要素包括商业企业名称、标准字、标准色和商业造型等;应用要素即将基本要素应用于商业日常用具之中。在商业视觉识别系统中,要根据人对客体直观形象符号的刺激感应规律,对商业自身形象进行个性化塑造,以突出自己的特色,从而展现世界一流商业的品牌形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