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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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64-03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外贸政策主要以 “引进来”为主，引进国外的资本、先进技术和人才，以及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竞争机制。然而，完全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既要 “引进来”也要 “走出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意味着我国企业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积极“走出去”。这种“走出去”战略是以中国企业为主导、服务于中国企业的一种跨国战略整合模式，因此“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战略主要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投资或并购等方式参与其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生产和经营，并掌握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多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仍着重于“引进来”战略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的研究。近些年来，对我国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然而研究成果并不突出，也不深入。本文将综合分析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及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及其发展前景等，并根据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我国跨国公司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全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跨国公司既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同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物，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形式等都在不断发生改变。

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给国际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效益的提高。跨国公司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年生产总值的50%。跨国公司为达到赢利目标，在经济上超越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在数量上，全球跨国公司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到1995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已发展到3.8万家，比1979年的7 000多家增长了4倍多，并拥20.7万家海外子公司；2007年底，全球跨国公司增长到7.1万家，其中拥有90万家海外分支机构；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已超过8万家。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而新兴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上升。

2009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跌入谷底，在经济前景难于预料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只好对其新投资持观望态度并撤回一些国外资产。2012年，38个发达国家中就有22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下降，总体下降23%。相比较而言，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迅速。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量的52%。发达国家现仅占全球流量的42%。除此之外，近1/3的全球直接外资流量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这些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强劲的发展态势，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1）对外直接投资指标的增长

2003年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2年，虽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比上年下降17%，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投资流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态。

（2）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新变化

2003年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覆盖率不断扩大。2008年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已成多元化局势：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等聚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九成；到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发展最快且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七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4 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3）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覆盖新变化

2003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市场覆盖面积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跨国公司投资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对非洲和北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覆盖要比在亚洲和欧洲的市场覆盖度上升快，而亚洲和非洲仍然是最为吸引中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区。截至2012年底，我国1.6万家国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

2.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实施，我国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但就其规模而言仍然偏小。

2012年底，我国投资存量突破5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到了5 319.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绝大多数的我国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仅为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远远低于世界投资规模的平均水平。投资规模偏小，容易导致企业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也无法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其生产成本。中国跨国公司自身规模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偏小，这使得中国跨国公司在开拓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并使其同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时难于抗衡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从而使我国跨国公司丧失了很多市场机会，削弱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融资能力，增加我国跨国公司经营风险等。

（2）跨国公司缺乏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

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急需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作为坚强后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拥有高水平的跨国经营人才有利于其在21世纪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全球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力度，通过各种优惠性和选择性的移民政策等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我国党的十中也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的国际经营能力，培育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同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紧迫战略任务，努力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富强广揽天下英才。然而，从当前我国的企业形势来看：很多企业都缺乏懂技术、懂法律、懂外语和具备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知识的人才，这将严重制约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企业除了需要紧缺精密工程、汽车技术、模具设计及制造和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之外，优秀的管理人员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培养和选拔优秀的跨国公司跨国管理人才、提高跨国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分析

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当前，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后起之秀，在维护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中也日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发展趋势将得到延续。

（一）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空间较大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1.35万亿美元，下降18%。但是，随着投资者在中期信心的恢复，对外直接投资量可望在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在2015年达到1.8万亿美元。

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2012年分别占当年全球流量、存量的 5.2% 和 1.6%。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 的比重中，全球平均占比17%，发达国家占比 25% 左右，发展中国家占比14.3%左右，而我国仅占了4.9%。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很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比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从1979 年的 50万美元增长到2010 年的688.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五位，为发展中国家第一；2012年底，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提高到878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对外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境外设立的跨国公司个数也从 1979 年的4家增加到2012 年的8万多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继续稳步扩张。按照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5%的低比例计算，到2020年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转型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5%计算，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将达到大概3万亿美元。基于这样的计算，到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会在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之间。

（二）对外投资可寻求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人民币呈不断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资产，降低其收购的成本。国际金融危机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为便利，拓宽了跨国公司利用资金的渠道，降低我国跨国给公司筹集资本、进行资本交易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投资和融资的效率。

随着我国国内投资条件的日益变化，企业的资金相对充足，投资的需求和欲望比较强烈。然而在我国境内，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找到高效的投资机会，相比较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为这些企业带来高额利润。根据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2011年4月公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08―2010）》，在今后的几年，我国88%的企业都将适度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海外投资机遇和新的增长点。

三、政策建议

根据我国跨国公司存在的问题分析及相关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跨国公司具有小规模跨国经营、相关立法不健全、技术相对落后和跨国经营人才匮乏等特点。为此，我将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支持服务体系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政府不断加强对其海外投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我国已有的境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仍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国政府应加快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设来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快发展。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加快建立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和强化法律制度建设，建立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保障制度，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立法等，为我国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在跨国公司国际竞争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跨国公司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首先，跨国公司要注重科研资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其次，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来刺激和鼓励跨国公司增加其科技资金的投入，对其进行适当的财政扶持并拓宽其融资渠道。另外，跨国公司还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通过技术合作实现跨国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在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时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要使先进技术研发和企业产品结构优化相结合，开发和培育跨国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培养跨国经营人才

熟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必须注重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首先，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人才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国内乃至国外选拔精英并对其进行培训和聘用，通过争夺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以“人本发展”为核心，使其在企业中创造最大经济效益。其次，要完善我国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让国内外精英能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广阔的空间。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对外投资经营活动，招纳和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并懂得国际化经营、懂外语和财务等高级管理人才，为我国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跨国投资经营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础。

四、结论

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发展快。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海外扩张机会。我国应坚持“走出去”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全球化机遇，整合国内和国际资源，发挥我国跨国公司内在的优势，主动调整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跨国公司整体上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要想尽快 “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与当代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同台竞技，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跨国公司必须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培养新型的跨国公司经营人才，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总之，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占用重要席位，我国跨国公司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Berry，H.：Shareholder valu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sion.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6，27（12），1123-1140.

[2] 葛秋颖.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跨国公司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0）.

[3] 林家彬，刘洁，卓杰，等.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王利华.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王志乐.2007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第2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论文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结合外商投资的特点，探讨外商投资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与借鉴。

    一、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分析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资本市场顺利运行的基础，对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至关重要。从目前我国现状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较多问题，影响了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投资者的决策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1.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

    (1)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成的。《证券法》规定企业改制过程中其国有净资产的折股比例不得低于65 0}，加上我国关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允许上市流通的规定，使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为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占到上市公司总数的95%左右，在整个上市公司国有股中居绝对控股地位。同时，由于法律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使得经理人员在公司的经营决策、管理制度的制定、利润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权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际的企业所有者，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在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现状诱发了大股东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利用其对公司拥有的绝对的信息优势，与财务人员合谋“暗箱操作”，使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和决策有用性受到影响。

    (2)内部人和大股东控制了董事会，董事会缺乏独立性。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虽然已经引进西方的模式，设有薪酬委员会、监事会等，但由于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使得内部人控制现象盛行，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般由行政机关任命，董事长、总经理往往由一人担任，董事会成员绝大多数是企业经理人员。这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同一，使董事会完全成了大股东的执行董事会，造成董事会监督独立性的丧失，其表决流于形式，影响了董事会作用的发挥，无法保证其经营、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行及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约束。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为公司经理操纵利润、侵蚀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提供了方便，使公司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往往误导投资者。

    (3)监事会徒有虚名，没有真正起到监督作用。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有监督董事会的权力，其职能主要是聘任和解聘董事，监督董事会的业务经营，审查监督董事会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批准董事会的年度报告等。但由于我国畸形的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会实际上也是被大股东控制的，监事会的监督机制难以奏效，只是徒有虚名。这就为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人员互相“合作”、篡改会计信息提供了可乘之机。

(4)独立董事功能弱化，实为“花瓶董事”。为了抑止大公司滥用权力，防止内部人控制，解决内部董事不能有效行使职权的向题，保护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制度被引人公司治理结构中。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由大股东聘任，聘任的成员大多与其关系密切，并且每位独立董事都会从该公司领取丰厚的报酬，与该公司存在着利益关系，导致无法独立、公正地监督董事会的决策，无法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决策咨询作用，无法对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实施监督和对小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实际已沦为“花瓶董事”。

    2.从外部治理结构来看

    完善的外部治理结构可以给经理人员施加压力，迫使其认真履行职责。因为在产品市场上，产品质量、性能或成本会直接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资本市场股价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企业筹融资;在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的业绩与其地位、薪金密切相关，要时刻面临被“炒鱿鱼”的风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一般经理人员会竭尽全力。但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历史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经理人市场尚未成熟，使得董事会在经理人市场上较专业地挑选、任命合适的经理人员受到限制，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形成，导致公司治理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经营者偏重于追求短期赢利，影响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上市资格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情况下，易诱使公司管理部门操纵会计信息供给以达到获取上市资格的目的。

    二、外商投资企业治理结构特点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同样存在着公司治理问题。李维安等，在对我国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及其动态变化、董事会及其权力配置、管理层控制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果显示，外商投资企业治理结构具有不同于上市公司的特点，如控股和独资化倾向、技术等关键资源的非股权控制等。从中可以概括出其治理结构的3个比较突出特点。

    1.股权权力控制

    股权结构是指公司股东的构成和各类股东持股所占比例以及股票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我国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合资企业中不设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其组织机构只设董事会。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股权安排上强调控股权，并且又规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董事会的名额分配由合营各方参照出资比例协商确定。这样，外商投资企业中董事会人员的比例分配取决于该公司的股权结构，谁占有更多的股份，其董事人数相应就多，在权力结构中就占主动地位。由于是外方控股，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的战略政策是由母公司制定和实施的，母公司拥有对董事及总经理的人事任免权，董事会要对母公司负责，并接受母公司监督。

      2.非股权结构因素控制

    外方公司不仅重视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通过绝对控股达到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且非常重视通过非股权的手段，如资金、市场销售渠道营销网络、研发核心技术及关键的管理技能等来达到控制目的，迫使合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日常运营依赖外方公司。如中日合资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日本富士通天株式会社持股达60 %，承担了合资企业绝大部分资金需求，而且由于该公司目前尚未形成自己的销售渠道，由外方投资公司包销全部产品，其技术也由母公司提供支持，这就使得该合资企业对日方母公司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可见，外商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显示出较强的母公司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

    3.通过审计来监控企业的经营

    审计是持有少数股权的公司重要的控制机制，通过审计可以使他们了解合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外部审计。有些公司聘请第三方如国际会计公司审计中外合资企业。因为第三方与该公司没有利益关系，地位比较超脱，能客观地开展审计，所以其审计结果公正，可信度高，易被接受。二是内部审计。多数母公司还通过内部审计来监控合资企业的经营运作及财务状况，以加强经济管理和促进经营目标的实现。这样从内部到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

    三、外商投资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与借鉴分析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已经严重制约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外资股东的进人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积极借鉴意义。

    1.改变“一股独大”局面

    根据alchian与demsetz提出的经典理论，企业的监督权应被授予能够分享经营剩余的人，以保证监督者具有最大积极性。在传统国有企业中，对管理者的监督在名义上是由政府实施的，实践中则需要相关部门官员来执行。由于官员并不享有经营剩余的索取权，因此缺乏监督的积极性。根据经济学中的理论，当外商参股成为股东获得控制权后，基于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为降低成本，需有更强的动机监控管理者，通过对董事会的制衡达到治理结构和决策体系的稳定和优化，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迫使经理人员按照股东利益行事，以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己任，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各种成本和管理者利用委托一关系侵害委托人利益的人行为仁”，从而改变公司原有的“一股独大”局面。

    2.改善股权结构，提高绩效

    从公司治理机制看，只有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外资控股，以存量购买和增量稀释的方式并购部分股权，客观上实现了企业产权多元化，使股权结构趋于合理。同时推行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使得管理层更注重公司业绩、股东利益和公司股价的市场表现等，有效提高竞争力，保证以更高的效率实现其发展战略。如国内微电子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贝岭，在外资进人后改善了股权结构，在a股上市公司中较早聘请了独立董事，并在董事会下设财务审计、投资决策等委员会，约束和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大大提高了绩效，使其与国际间的技术差距从落后五代左右迅速缩短到两代，改变了原来完全靠引进国外技术的局面。

    3.优化会司内部治理结构

    许多外资企业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积淀，实力雄厚，不仅能为企业带来所需的资金、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而且通过外资控股并购，能够将现代化管理理念、经验、营销策略等“软”资源注人企业，合理对人事和制度进行改造、管理，强化内部控制，增强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感，以对公司股东负责为出发点进行经营，使股东监督的积极性和监督效率大大提高，对经理人的行为构成一定的压力，迫使其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尽可能维持契约关系的连续性，约束经营者减少“道德风险”，最终促进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改善，增强与国际标准趋同的透明度，为投资者更有效地了解和评估其投资提供保障。

    4.改变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资本结构涉及一个上市公司经营理财的利润和风险，直接影响其综合绩效。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这一标准最早是由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miller认为，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股权和债权特有作用的发挥及其合理配置来协调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出资人内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和行为。外资的引人必然影响其股权和债权的比例关系，改变原有的资本结构，影响企业权力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分布关系，决定各个利益主体受到的约束与激励强度，能够从委托和控制权争夺两方面影响企业治理结构，从而进一步促使形成完善的治理结构。

第3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对比

首先，从全球视野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这里选取了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与中国做以对比，从流出流量和流出存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中将中国与美国、日本这两个发达国家流出流量进行对比看，1996年至2006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19.18%，日本占全球流出流量比重平均在4.81%，中国占全球流出流量的比重平均在0.74%。2006年美国的FDI流出流量为2166.14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的10.24倍。从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投资存量进行对比看，1980年到2006年间美国占全球FDI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24.4%，日本占全球流出存量比重平均在5.31%，中国占全球流出存量的比重平均在0.4%。同时，可以明显的看出，美国、日本的FDI流出存量都呈现出下降后保持平稳水平状态的势态。

其次，根据FDI流入与流出的比例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根据1999年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1：1.1，其中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从表1中1996―2006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FDI流出流量平均相当于其流入流量的1.3倍，发展中国家FDI流出流量平均仅是其流入流量的35%，中国FDI流出流量平均仅为其流入流量的10%。

通过以上的对比看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以及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很小，同时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很少，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另一方面，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差悬殊，说明中国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理论上预期有很大差距，大大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容易受母国经济规模的影响，用绝对份额简单进行比较并不说明全部问题，为此UNCTAD采用了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OND），以反映在控制了母国经济规模之后一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OND =[某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全球FDI流量]/[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国内生产总量]

不同国家OND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国家跨国公司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UNCTAD的计算结果表明(见表2)，2006年，中国的OND为11.5，美国OND为90.4，日本的OND为65.6，印度的OND为12.6。从中国、印度、韩国、美国和日本五个国家从1996年到2006年的FDI流出业绩指数排名的比较来看（见图3），中国的排名保持在61左右，在美国、日本及韩国之后。而且中国的OND近年来呈总体下降趋势，印度虽然大部分时间排在中国之后，但它近年来OND排名一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4年之后都超过了中国。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中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进而无法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区位优势。

三、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对比

对于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公司经营、利益相关者及从空间角度看的管理的组织。跨国公司经营强度指标和分布指标主要反映跨国公司拥有股权利益的那些境外分支机构的经营，UNCTAD的跨国指数（TNI）从经营角度衡量了全球、发展国家及中东欧国家最大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该指数试用了三组变量（销售额、资产和雇员人数）来测算境外经营相对于总体经营的强度，计算方法是取国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国外销量与总销量比率、国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的平均值。国际化指数（II）――即境外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总数的比率，从经营角度来衡量跨国公司的境外经营强度。跨国程度指数和国际化指数说明了一家公司在母国和国外的植入程度和利益。

根据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计算2005年按国外资产排名的前七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与总资产比率、国外销量与总销量比率、国外雇员与总雇员比率，得到跨国指数，通过国外机构数与总分支机构数，得到国际化指数（见表3）。相比之下，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还比较低，平均值达到31.35%，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的国际化指数平均值达到了38.1，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还相差很多。

无论是海外资产规模还是跨国指数和国际化指数，中国跨国公司与世界级企业都有较大的差距。通过对比可知，尽管我国经济在国内保持了持续强劲的增长，但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没有形成综合性力量，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跨国公司主要还是国内资源配置，而世界级企业已主要面向全球配置，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四、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对比

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较大，达到了15%，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小，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很大，2005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7.5亿美元，发达国家为26552.9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为1174.2亿美元，世界为27742.8亿美元，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世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95%，制造业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其国内劳动力成本太高的驱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行业分布国际对比，看出中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西方跨国公司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集中于资源开发类产业部门，是其在母国的生产结构的复制或为其在母国生产体系提供原材料供应等。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于经济全球化的特定背景，各国纷纷放松了服务领域的投资规制，这为中国企业进入服务领域提供了新的契机。服务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条重要路径，这可能是后起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早期跨国公司在投资的产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重要差异之一。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66亿美元，占24.9%；商业服务业的投资达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的投资达40.7亿美元，占15.4%；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6.7亿美元，占6.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资为3亿美元，仅占1.1%。可以看出，服务业项目中劳动密集型仍占主导地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很低。

五、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比

从全球趋势看，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收购、兼并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跨国并购能有效地降低投资成本、缩短投资回收期，已超过“绿地”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成为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美国跨国并购数达到1602件，较上年增长了12%，英国跨国并购数为817件，较上年增长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即创建新企业）为主，但是以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比例在逐年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63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23.8%。但是中国跨国并购数目相比之下仍然很少，据2007年联合国贸发会统计，2006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6974件，其中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61件，占全球并购总数的0.87%。发达国家跨国并购以跨国公司为主，而中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如中石化、中石油、中信集团等，真正达到一定规模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企数量不多，而且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多依赖于政府的扶持，不利于国内企业迅速捕捉跨国并购的良好时机。

综上，通过对比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企业所有权优势不足，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较低。要缩小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需要国家政策引导，使得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高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投资结构不合理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企业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一方面，积累国际经营的经验，制定适合在东道国投资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当地市场赢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跨国企业要在全球合理分配生产实施和人力资源，使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朱吉庆.“走出去”战略―任重而道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差距分析[J].中国外资，2007(4):8-11.

[2]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杨大楷、李增春、杨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4]吴先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第4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小岛清模式；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2

一、小岛清模式

在1977年日本著名跨国公司理论著作《对外直接投资论》中，小岛清对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形成“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是对H-OCS模型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应考虑在实际生产中生产要素联合投入。小岛清模式对李嘉图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发展，认为应利用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将在本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行业转移到国外。

小岛清基于1966年美国弗农教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行业间比较利润和比较成本分析，由于同种产品在不同国家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利用国际间的交叉投资，得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基本观点。[1]

二、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分析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受到其独特的环境影响，可以从主客观进行分析

1.客观环境

日本地理位置特殊，处于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上，但另一方面日本资源缺乏，国土面积狭小；外商投资规范，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

2.主观环境

日本政局相对稳定，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平稳，制造业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日本科学技术水平高，但市场活力有限，并经常性出现日元升值、通货膨胀现象，由于日语的自闭型导致“加拉帕戈斯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便成为解决过剩生产力、开拓市场的有效途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跃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1-196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总量仍然处于低水平；1971-1977年进入发展阶段；1981-1989年为扩张时期；1991年至今整体处于调整阶段，其中1991-1999年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徘徊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调整，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表2.2.1 1965-201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JETRO

根据表2.2.1，整体来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0%以上，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从横向来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机械工业、能源产业等行业。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日本跨国公司将国内的劣势产业转移至其处于优势的地区，选择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其战略目标就是获取更多的海外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巨大。据日本银行统计，2013年日本对外投资高达1，177，265 亿日元，日本对外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大幅增加。

第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多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导向型。在资源开采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高于其它任何国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从表2.2.1和图2.2.1来看，对制造业的投资集中在机械工业和能源工业，这源于日本资源匮乏，劳动力不足。

第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日本将国内的劣势产业转移，其国内劣势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源集中型、环境污染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

第四，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日本的集团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许多日本企业，通常是贸易公司在政府机构协助下，联合起来共同对外进行投资[2]。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采取和东道国合资的方式进行，顺应东道国制定的经济贸易政策。

三、日本跨国企业对小岛清理论模式的应用

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小岛清模式的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岛清基于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表现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强调将国内优势产业的对外转移，属于替代型的逆贸易导向性投资，而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强调夕阳产业转移，属于互补型的顺贸易导向型投资。

2.小岛清理论证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自然资源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的综合。日本绝大多数直接投资集中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道国采取分享产品或贷款买矿的“开发进口、长期合同”的方式进行[3]。

3.日本跨国公司将其处于劣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本国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原材料、劳动力、资本；通过产业转移给相对落后的东道国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陈恒，王蕾.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评介[J].商业经济，2008（12）：32-54.

[2]Matthew A. Cole， Robert J.R Elliott. Globalization， firm-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study of Japan [J].ScienceDirect，2005（10）：312-323.

第5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2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6%。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达到87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

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技术外溢，是我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一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有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由于国外企业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难以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通过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走出去”战略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因此，研究我国对外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学者由于采用了不同方法，得出了不尽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考察对外直接投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2003年～201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地区差异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二、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机理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研发反馈、技术扩散、收益反馈和公共效应四个机制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其具体的影响路径分析如下：

（1）研发反馈机制。对外投资的企业通过到技术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开设研发机构或者海外子公司，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资源优势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设立海外研发子公司，嵌入当地研发资源密集区，可以了解国外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通过合作或者模仿来利用当地先进的研发平台或者完善的基础设施，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然后通过公司内部将最新技术信息反馈给母公司，经由传播或扩散效应对其他公司产生影响，从而调整和优化母国技术研发方向，增强母国的吸收与研发能力，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

（2）技术扩散机制。一般来说，越靠近技术产生源越便于分享技术扩散的外部性，母国企业并购东道国拥有适用技术的企业，对其核心技术内部化，能够有效地提高逆向技术转移的效率。通过跨国并购海外企业，既可以将原来的竞争对手变为内部公司，绕过技术壁垒，将其研究能力和研发成果为己所用，从而获得关键研发资源以及与母国企业互补的研发能力；还可以采取与东道国当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开发和横向合作等方式，获得产品的技术支持，并通过公司内部交易等渠道将技术传递回母国。

（3）收益反馈机制。收益也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经营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并通过竞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进而实现母国利润的增加。然后，增加的利润可以加大母国自主研发投入，或通过购买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引进技术专家的方式，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进而促进母公司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绕开贸易壁垒成功地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通过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使海外子公司的财富增加，然后子公司又会加大研发投资，通过与东道国政府联合开发等方式，刺激东道国政府分摊部分研发费用，降低单位产品研发成本，促使母国企业腾出资源用于核心项目的研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公共效应机制。从社会以及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效应，即公共效应。首先，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使生产结构得以优化，会引致正的生产溢出，使得母国厂商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下移动，从而使母国在高科技产业中比以往更具竞争力。其次，跨国公司通过向国外的扩张，使本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在经营环节或资源获取等领域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母公司的生产力。再次，厂商间的逆向技术转移能够带来更为直接的外部性，即子公司通过吸收各种知识，会产生强烈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母国该领域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最后，增加的投资收益转变为国内企业的利润和居民收入，可以进一步带动国内的消费和投资，盘活国内市场。

三、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其中，专利授权量和研发投入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些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图1是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

影响技术进步的变量有很多，表1中的解释变量是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选择的结果，接着基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具体的回归模型进行判断，因为Hausman检验值大于临界值，因此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表2是基于全国层面数据的技术效应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可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都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估计系数为正，但不够显著，即O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

一是投资动机和投资规模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较快，但是投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小，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国外投资的比例相比差距明显，制约了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市场导向型的，技术寻求型在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小，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创新路径产生了锁定效应，这是由于企业只要凭借既有的技术优势就能够实现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技术创新动力不大，对本国技术进步影响较小。二是吸收能力问题，技术外溢不仅取决于获得技术的途径也取决于吸收技术的能力，我国的研发投入不足，导致自身吸收消化再创新能力不够高，会影响反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区位分布不尽合理，在行业结构上，我国对外投资侧重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偏低；在区位上，我国对外投资过度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少数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对我们能从中学习到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投资却较少，这一现实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法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无法借此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看到，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外直接投资，所以虽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国外技术，但自主研发始终是提高技术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应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与层次，加强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加快引进国外技术的步伐，从而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表3是分地区的技术进步效应回归结果。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但是在研发投入上，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说明加强中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的必要性。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通过10%显著性水平，显示出正向效应，但是中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为负，结果不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较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倾向于获取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当地技术进步产生正面效应。然而，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研发投入等没能跨越引发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值，对外投资还不能显著提升当地的技术水平。

为了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应该针对东、中、西地区采取差异化措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研发能力较强的东部地区应加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投资比重，同时增加对技术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投资吸收海外的研发资源。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研发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应以增强其技术吸收能力为主，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完善金融体制等，加快其跨越技术溢出的门槛值，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四、 结论

第6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论文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 投资 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 资本主义 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中 国学 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国际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 跨国公司 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由于各种理论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将各种理论加以组合，形成更大的理论框架。其中，邓宁就在提出公司优势概念的基础上，将其与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从企业的利益、优势和决策行为等方面探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较全面地解释了跨国公司不同内容的经营活动。

西方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内部化理论的提出。其研究思路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它将区位因素与内部化的公司优势所带来的 成本 节约相联系，从而具有综合的特点，能够解释更大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纷纷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并且许多企业还直接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 市场 ，这引起了西方 经济 学 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探究针对这一现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促进和 指导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些理论解释局限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而且几种观点还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难以自成体系。

总的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还远不成熟，至今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国内方面

参考文献：

[2]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20052006海外投资年度报告》，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7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回顾 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1、威尔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1983年，威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前景。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比本国更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市场规模比较小，如果本地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可能会导致企业规模过大而与当地市场规模不匹配。在产品市场比较小的情况下，使用的技术也应该适合于小规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技术就符合这一要求。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国外投资的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方面是本地企业，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本地企业想要模仿投资国的技术，可能要支付比较高昂的成本，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并不愿意将资源浪费在小规模生产和小规模市场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就具备了技术上的优势。

竞争优势还体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恶劣的国际收支状况会限制进口而鼓励本国企业制造，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了夸大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首先会选择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胁时才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对外的投资活动保护产品的国外市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廉价的原材料。另外，因为投资国与东道国比较接近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环境，使产品和技术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可。

（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前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相比，具备的竞争优势比较小，从而容易失败，一旦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技术优势被取代就很难寻求其他的优势来源。但是，只要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继续保持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优势与经验，这些具备新的竞争优势的企业会不断涌现，对原有的企业进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继续受到威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使优势内部化也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不只是简单的模仿技术，而是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对外国技术做出大规模的调整，这种技术地方化的过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他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来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术和知识；和同类型国家产品市场的相似性；小规模技术效应；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研发的产品与跨国公司的产品的差异化。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外国技术的消化、改进、创新，使其更适应当地生产的需要，在这一创新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3、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

由坎特威尔（J.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也被称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该理论重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和技术积累进行考察，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能力的积累，向周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成功的投资，并最终升级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托兰惕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的地理扩散的规律，认为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向临近国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联系的国家投资；第二步，开始向非临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投资形式为比较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步，在最高级的产业阶段，跨国企业将自身优势运用于复杂、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开始向距离遥远的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4、小泽辉智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了“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发展中国家FDI会经过4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为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本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小泽辉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FDI结构升级应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把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与开展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他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与对外投资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变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的跨国增长，海外经营也会反过来提升产业竞争力，让相关企业成长为国际领先的优势企业。

5、Uppsala国际化模型是基于约翰逊（Johanson J.）、保罗（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国际化演进模型

Uppsala国际化模型将国际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依次代表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没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过独立的代表处或人有规律地出口；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子公司；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实体。Uppsala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而言，其借鉴意义在于该理论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之前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对企业积累最为关键的海外市场的知识、销售技巧至关重要。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评述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自身角度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原因、发展规律等，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按照传统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其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客观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具备的竞争优势，拥有的技术和其他要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本国低的国家，这种并不先进的技术却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如果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较低的国家，他的技术相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更容易被当地市场接受，遇到的竞争者也会比较少，那么就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学习，创新与转化，锻造并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2）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拥有的是比较优势，所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步骤和路径也与发达国家不同。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在完全拥有垄断优势之后才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发展中国家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展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紧密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状况，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对外投资策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竞争优势的增强，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利用海外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主要路径之一。

（3）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当商品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企业才会利用内部化的优势降低成本，扩大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将本国所具备的技术优势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且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和提升；通过投资扩大比较成本差异，对贸易又形成了新的推进作用。相关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贸易与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1）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来源论述片面。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把对于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先进的技术作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显得比较单一和片面。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以目前的发展形势看，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技术地方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的来源归结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的模仿与改进，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区位仅限定在比本国经济水平的低的国家。按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只可能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发达国家而并非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企业当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跨国企业的最高发展阶段才会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理论，就很难全面解释这种现象。

（3）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难解释。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言，解释中小企业在FDI中获得的高收益始终是一大难点。对现实经济的经验现象与经典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矛盾，中小企业的高效率在过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规模经济既不能解释各类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不能解释结果。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企业个体层面的扩张，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不能被厂商规模经济解释。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注重培养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首先，要利用和发挥比较优势，先从具备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开始发展，在发展中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同时把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有效的结合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的升级。其次，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促进国内比较优势的提升。另外，优势的获得除了企业本身，还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以我国目前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实力。现阶段就应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周边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展开投资。这种模式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为继续扩大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打下基础。

3、注意协调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关系

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关系，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我国当前外贸出口受到国家经济的波动与国内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很多企业面临危机，甚至倒闭。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可以有效利用相关的理论作为指导，从而促进投资和贸易的共同发展。对于遇到出口问题的企业，除了技术改造和政策扶持，还可以根据其技术与市场状况开展一部分产业转移，通过合理的参与国际分工为本国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对外投资，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有效优化与提升，使得外贸中的比较优势就进一步增强。

4、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产业升级

我国目前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而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消费制造业，产业结构比较低。现阶段我国要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将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的向周边国家进行转移，一方面缓解在国内遇到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提升我国的产业优势。

除了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投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必要的。在投资过程中加快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与吸收的能力，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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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第9篇：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

冯宗宪（1954），男，浙江宁波人，管理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壁垒、国际金融与信用风险管理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反倾销壁垒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与进入战略选择”（批准号：70473070）。

摘 要：文章在综述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从反倾销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机理；二是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判定。

关键词：反倾销；外商直接投资；合成数据模型

反倾销的作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贸易保护的范畴，它会促使出口商或进口商将税负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刺激未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出口的增加，有时还会引起国家间的报复等等。当然，在反倾销所有的效应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往往通过一定途径对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影响，从而使一国的贸易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产生联系。毫无疑问，入世后我国对外反倾销力度将在现有程度上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又是我国目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显得尤为迫切。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1993年8月，美国Eastman Kodak 公司申请针对来自日本和荷兰的富士（Fuji Photo）公司的照相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年10月，初裁结果认定该产品倾销幅度高达300％，并且认定该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相关行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初裁后不久，该产品进口量大幅滑坡。然而就在同一期间内，富士公司很快在美国本土投资建成一家照相纸生产厂,并于1996年3月开始运营。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富士相纸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了受到反倾销调查之前在美国的份额。

这是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东道国反倾销措施的典型案例。Compa等(1998)研究了市场结构对规避反倾销的FDI行为的影响。Belderdos等(2004) 使用了一个三阶段模型研究了欧盟反倾销措施对外国出口商选择以FDI形式进行规避的行为的影响。

相关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对日本企业的研究。Belderbos (1997)第一次在企业和产品层次上对相关的日本企业为绕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壁垒从而在这两地进行直接投资的现象进行了研究；Blonigen和Feenstra(1997)利用1980至1988年间美国SIC行业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措施(包括反倾销保护)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Barrell和Pain(1999)利用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美国和欧盟对日本出口企业的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投资跨越效应；Sourafel 等 (1999)对相关日本企业在英国的贸易壁垒规避行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发现了在相关日本企业中，这种规避现象是非常明显的。Vandenbussche等 (1999)在指出存在这种现象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行为的结果可能使得国内生产商面临更加糟糕的境况。

为了弄清日本企业的行为是否代表了所有企业的行为,Blonigen（2002）对1980-1990年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所有企业和产品的规避贸易壁垒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反倾销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是相当温和的，是否进行直接投资还与相关企业是否拥有跨国经营的经验、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其规模经济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上述所描述的关系中，反倾销措施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规避的途径发生关联。在这个关系中，反倾销措施是外生的，外国企业以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其进行规避。而在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类关系中，恰恰相反，反倾销措施成为内生的，外国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其中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手段。

（一）补偿投资理论。补偿投资理论最初是由Bhagwati(1987)提出的，他利用一个两时期博弈模型，研究了外国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在第一时期，外国出口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威胁，它不得不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然而这一时期的投资很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但外国企业的进入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的竞争，而此时利益受到影响的国内企业会对东道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致使东道国降低下一时期的贸易保护水平。这样，第二时期东道国贸易壁垒的降低有利于外国企业增加出口，从而使外国企业利润水平上升。国外企业在第一时期的损失在第二时期得到了补偿，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

（二）“建立贸易保护”理论。Blonigen和Ohno(1998)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古诺双寡头模型，对两个寡头出口企业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进口国贸易保护水平进行了研究。在第一个时期，两个企业均以出口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东道国根据这一时期两个企业的出口量确定相应的贸易保护水平；在第二个时期，两个寡头企业根据东道国政府所设定的贸易保护水平进行新的决策，即在继续出口和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出口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将减少第一阶段的出口；而对外投资方面相对优势较强的企业则倾向于在第二阶段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它将增加第一阶段的出口，以此迫使东道国政府提高贸易保护水平，这样就限制了其竞争对手在第二阶段的出口，保护了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达到了“建立贸易保护”的效果。

(三)“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理论。Yasukuzu (2004)认为：当外国企业可能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规避反倾销壁垒时，进口竞争企业所追求的最佳保护水平是恰恰能够阻碍外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这个水平高于不存在外国企业直接投资可能性的情况下本国企业所需的最高保护水平；外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能够化解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威胁，Yasukuzu把这种战略性的出口增加叫做“化解保护威胁的出口”。在这里，直接投资成为了达成特定保护水平的间接手段。

本文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两个方面来界定反倾销措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两者之间的规避关系，另一种情况是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成为外国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增加第一阶段的投资或出口）主动寻求的结果，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

关于反倾销措施与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作如下界定：

这类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可能是由反倾销措施引发，也可能是由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所引发。本文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称为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引发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就像将石头扔到水中泛起的一轮又一轮的水波纹，最初的行为效应也许只是一个点，可是由这个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效应，最终的效应往往远大于最初的效应，这个引发过程的发生或许源于信息的传递，或许源于主体对特定利益的追求等等。

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这个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产品部门分为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编号依次为0，1，2,......i,i+1,......k，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动，且该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和非涉案产品部门记为第0个层次，假设第i＋1个层次所发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由第i个层次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引发，且第i＋1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是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变动规模的ni＋1倍，如果将第i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设为Fi，则有：

Fi+1=ni+1・Fi

设第0个层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α，则有：

F1=n1・F0=n1・α

F2=n2・F1=n2・n1・α

……

……

那么，如果设反倾销措施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规模为F，则：

F＝ki=1Fi＝ki=1(Πim=1nm・α)＝(ki=1Πim=1nm)・α

F>α（1）

由此看来，与对外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如果考虑了对外反倾销以及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那么由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比较大。从1997年第一起新闻纸反倾销案开始，截至2006年2月，我国已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40多起。国内已有关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龚家友和滕玉华（2005）、胡麦秀和周延云（2005）、李 君（2005）、黄文俊和于江（2004）、鲍晓华（2004）、朱庆华和唐宇（2004）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国内已有文献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外国企业以直接投资形式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这种行为的研究；（2）多以介绍反倾销各种效应为主，一般将外国企业的投资跨越行为作为其中之一介绍；（3）多以定性说明、个别案例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二、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关联机理

基于上文关于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界定，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最终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类型：

（一）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企业规避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一种途径

国内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多以个案为主，本文尝试以更加全面的方式对这种情况进行总结，表1是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相关的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汇总，其中包括规避这种情况。

从表1所反映的样本数据看，对外反倾销案件发生后共发生FDI案例数为80次，其中外方企业为涉案企业或者来自涉案国家的有47次，占FDI案例总数的59％实际上要比这个数值大，因为有些外国企业可能与涉案外国企业有某种关联而在汇总时无法获得准确信息，比如它可能是涉案外国企业在某些非涉案国家投资而建的企业。。虽然说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也无法详细知晓，但对于那些恰恰是在遭遇反倾销调查之后而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来讲，不能不说规避反倾销壁垒是促使其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二）反倾销保护水平是外国企业的主动寻求，而直接投资成为外国企业达成特定反倾销保护水平的手段，有时还可以受益于所达成的反倾销保护水平

笔者在对跨越反倾销壁垒的外商直接投资案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案件的申诉企业中包括已设的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在某些案件的涉案外国企业中恰恰包括提起反倾销申诉外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或其外商投资者的其它分支企业。无论申诉企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涉案外国企业分支，或者与涉案企业关联于同一个外国投资者，反倾销措施都对已有的外商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 虽然反倾销调查使涉案外国企业向东道国出口的利益受损，但同时受损的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即其它的向东道国出口的外国企业。不仅如此，相应外国投资者可以利用已形成的反倾销保护加强其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下面这个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种情况。1995年12月,美国杜邦公司属下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佛山塑料三厂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了佛山市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1999年3月16日，由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代表中国聚酯薄膜产业提出了对来自韩国的聚酯薄膜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并于1999年4月16日正式公告立案（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cacs.省略）；2001年6月27日，以生产幅宽6.7米双向拉伸聚酯薄膜高附加值环保型新产品为主的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宁波开发区大港工业城正式投产；2003年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宣布，将在佛山新增一条聚酯薄膜生产线(《中国化工报》，2003年10月18日)。

（三）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

反倾销措施一般会引起国内涉案产品价格上升，为涉案产品提供原料性产品的上游产品部门会因此而得到好处，这一点可以诱发上游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产生“波纹效应”，比如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其上下游产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源于对原料类产品的需求、产品销售的需要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需求等等；还比如有时出于规模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外国企业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往往不仅包括涉案产品，还包括非涉案产品，这些非涉案产品与涉案产品相关程度不一定很大。

下面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波纹效应”。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分别于2002年3月1日和2005年5月31对进口邻苯二酚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商务部于2004年5月12日对进口双酚A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cacs.省略）。2006年3月2日， 列入世界化工100强的法国罗地亚集团在江苏省镇江新区投资兴建的新双酚生产基地正式奠基，该基地生产的产品不仅包括适用于多种行业的邻苯二酚和对苯二酚，还包括下游衍生物，如香兰素、乙基香兰素、二甲氧基苯和对苯二酚中的单甲醚(《中国化工报》，2006年3月22日)。

三、基于合成数据模型对两者关系的定量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关联程度，本文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反倾销措施作为多个解释变量之一，利用合成数据模型对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了估计。

（一） 变量与方法

某行业吸引FDI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选取了已有外资的规模、同类产品在该国的市场前景、经营此类产品的盈利潜力、政策对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容许度以及该行业反倾销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该行业三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ZCZ）、该行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XSSR)、该行业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CZBZ)、该行业发起的对外反倾销次数(AD)来表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用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来表示。分析中选取了四个样本行业，分别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SY）、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X）、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JT）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DZ）。

模型分析采用年度数据，由于各种因素对FDI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文研究中所有解释变量的取值比被解释变量滞后1期，被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2000－2005年，解释变量数据期间为1999－2004年。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所用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β1、β2、β3和β4为不随时间和行业变化的常数；α*i为截距，用以反映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它随行业变化而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单位为万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ZCZ）和销售收入（XSSR）的单位均为亿美元，行业内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以小数表示，用反倾销立案次数度量反倾销程度。所有数据均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中国投资指南网各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

（二）模型估计结果

对合成数据模型进行的估计结果列于表2。

从各模型估计结果看，模型估计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每个模型的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R2）均大于0.85。就各行业反倾销情况看，各模型中解释变量AD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说明对外反倾销调查对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显著影响。从AD的回归系数的值来看，各模型中其回归系数的值约在50000－60000左右，这说明就过去我国的反倾销实践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反倾销调查增加一次，下一年度该行业合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平均增加约5亿～6亿美元，其中值约为5.5亿美元。

（三）与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判定

在1999－2004年期间，模型所选四个样本行业中只有化学工业发起了对外反倾销调查，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次数分别为2、1、5、7、4、6，如果按模型分析的结果，即每次对外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度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约5.5亿美元的平均规模计算的话，1999－2004年各年化学工业的反倾销调查平均引起下一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应分别为11亿美元、5.5亿美元、27.5亿美元、38.5亿美元、22亿美元、33亿美元，占下一年度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0.03、0.01、0.05、0.07、0.04和0.05。六年间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共25起，按每起引发约5.5亿美元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的规模计算，1999－2004年六年间化学工业所有对外反倾销调查共引发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137.5亿美元，占2000－2005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相关数据列于表3。

需要强调的是，1999－2004年我国全部行业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34起，而其中化学工业就有25起，约占该期间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总量的74％，所以上一年度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增加额占当年全国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样本期间内由我国全部对外反倾销调查案件所引发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相对变动规模。

模型估计结果反映出来的与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相联系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应包括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以及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所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反倾销措施直接相关的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许并不大，但如果考虑了由反倾销措施和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波纹效应”引发的非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那么对外反倾销措施所引发的所有FDI变动的规模就会大得多。

四、结论

本文对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系机理以及联系程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途径至少有三种：一是外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壁垒；二是外国企业通过一定方式主动寻求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而直接投资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直接或间接手段，同时也可受益于所达成的特定的反倾销保护水平；三是反倾销措施以及涉案产品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波纹效应”引发非涉案产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通过利用合成数据模型的定量研究发现，就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化学工业来讲，与每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联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平均约为5.5亿美元，以此规模计算，在2000－2005年间，与化学工业对外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约占该时期全部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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