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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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富含非常深刻的管理理念,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儒家思想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仁”、“和”、“义”、“诚”和“中庸”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关键词:

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应用;价值

一、引言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几千年来被数代中国人所传承、发展,并对中国文明、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以儒学作为治国安邦之道,实际上,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与现代企业管理方向所契合的管理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何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相关的理论原则,合理有效的运用于现代企业中,将不但有助于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同时对于企业的战略发展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核心思想是“仁”。儒家思想的代表有“孔孟学说”,“两汉儒学”等。孔子提出以“仁”修身,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基础上提出“性善”论,推行“仁政”。与孔孟的学说相比,荀子主张强调“性本恶”、“礼法并施”,其理论则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两汉儒学提出了以礼义治国的主张,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发展成熟。最终,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从而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现在,有人将传统儒家思想与当前时代特征相结合,并称其为“现代新儒家思想”。

三、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价值

1.“以人为本”——企业管理的核心“仁”作为五常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中,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儒家思想的许多经典著作中对“仁”的解释虽然不甚相同,但是其本质是一致的,即“爱人”。《论语·颜渊》中有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可以说,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的尊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越来越强调一个理念——以人为本。人是企业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便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塑造一种氛围、打造传播一种理念,是的组织内的人员思想及步调一致,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调动工作积极性。也有人称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为“东方式管理”。方太总裁茅忠群对方太施行的便是儒家文化管理模式,茅忠群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一定是可以管理企业的。他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的时时为顾客着想,事事替下属着想,方方面面替相关方着想,如此以来,这些人也一定会反过来设身处地的替公司着想,力争创造更大的业绩及成绩回报公司,使大家共同开创合作、共赢的局面。员工的个人发展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一部分,要把员工的成长放在与企业发展一样重要的位置,注重对员工的人格尊重、生活关爱和能力培养,用真情打动员工管理员工,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用仁爱的精神营造一个和谐协调的管理氛围。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要切实了解员工真实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满足员工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需求。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让员工积极参与进来,领导和员工互为彼此,互相关心和体谅,企业在这种氛围中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2.“以和为贵”——企业旺盛的法宝《论语》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和”为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即“人和”,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安定和谐、团结协作。“和”在组织中表现为动态的和谐,是企业伦理道德一种理想境界的反映,是企业文化建设始终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和”不但崇尚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又体现和而不同、的原则。一个企业内部如果和谐融洽,那么全体员工的团队凝聚力便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说,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营造这种内外关系和谐的局面。当今许多知名的大型企业非常注重团队意识,这些企业平时十分注重团队建设,提倡并实行团队领导与员工的有效沟通。组织企业员工参加拓展训练,各种丰富多彩的业余集体活动,增强企业与员工的亲密度。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员工也能够更理性、更全面的对管理者提出自己的真切意见,达到“共同管理”、“和气生财”“共赢发展”。

3.“见利思义”——企业发展的保证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义”是指道德规范,“利”是指“经济利益”,孔子主张,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即“义先利后”。儒家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方面,要求将义放在首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儒家思想重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企业内部来说,如何处理好义利关系是企业经营管理要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求“利”,即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从道理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唯利是图”而损人利己,是为“不义”,并且最终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长期利益,甚至会葬送企业的大好前程。因此,企业管理中应当坚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原则,将经营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反对“利”。儒家思想中对于富与贵从来不反对,因孔孟都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儒家思想反对的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4.“诚实守信”——企业生存的基石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曾有云:“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可也”。孟子则把“信”视为儒家基本伦理规范之一,“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也”。诚信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被视为立身立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因此,诚信的伦理价值一直以来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诚实守信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它不仅是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的道德基础。在企业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中,“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但是,诚信缺失问题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发展,但却因为一朝诚信缺失,致使企业品牌一夜倒塌。“三鹿奶粉”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见,只有诚实守信,重约守信,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才能增值企业的无形资产,保证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中庸之道”——企业管理的精髓“中庸”一词始见於孔子《论语》:“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它主张“取中贵和”,是儒家哲学的最高命题,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方法论。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观它源于道德生活中的理论思维,包含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它主张要“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这是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也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主张公平、合理、最优。将“中庸”之道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意味着要重科学、讲规则。在团队建设、人际关系、客户关系中要讲究中庸的艺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用道理去套,用理性去解决,经常是行不通的。其次,还要注意说话办事收放自如,进退有节,凡事应把握分寸,留有一定的余地,才能牢牢立于不败之地。最后,管理中要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辩证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可以使企业管理效率达到最大化。四、结语在风起云涌的商业巨潮中,企业要赢得战略上的优势,占领文化制高点是极其重要的手段。这就要求现代企业就要在管理中赋予其时代的文化新内涵,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促进现代企业能够更加健康、长远、蓬勃的发展。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值得现代企业不断学习和继承发扬,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林丽环.先秦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企业导报,2010(11).

[2]梁梦,毓洁.试论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2012(12).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

[4]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8).

[5]张秀丽.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价值初探[J].中国科技信息,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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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骆承烈.儒家核心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华纸业,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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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琪.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人才资源开发,2015(01).

第2篇：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盐铁论；经济政策；王道；霸道

《盐铁论》是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就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辩论写成的“议文”，即今天人们所说的“会议记录”。

一、《盐铁论》展现的各方观点。

御史大夫桑弘羊所代表的是带有法家思想的维护汉武帝时期政策的利益集团。他们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更看重的是政策的实用性，因而主张继续实行盐铁专营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地方势力。而贤良文学一派则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更多提到百姓利益，似乎看重的是政策的施行效果的长期性。对于实行这两种政策的好坏及这场辩论的输赢，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以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学派更多的考虑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进一步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播，是真正的赢家，事实上《盐铁论》一书的作者桓宽在写这本书使也是明显倾向于贤良文学一派的思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捍卫汉武帝时期有效的政策一派的论证有理有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二、《盐铁论》中双方辩论的问题

（一）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否取消盐铁官营政策。这个辩题不仅仅只涉及了盐铁官营的一项政策，它还可以拓展到以农为本还是农商并重的问题。对于是否取消盐铁官营这个问题，桑弘羊明确的指出了盐铁官营对于中央财政及中央财政支持下国防费用的意义。对于桑弘羊的这一鲜明观点，贤良文学们的回答并不能令人信服，他们说：“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贤良文学们的观点突出了传统的仁义，但须知仁义德行并不能当饭吃，国家的财政及对军队的支持并不是仁义德行能够解决的。

如果将他们辩论的这个问题推广到现在，我们会发现《盐铁论》所涉及的这个问题在当代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意义更为突出。无论是当时的官营还是现在的国营，都是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产业结构的调节能力。这是政府对国家进行治理的先决条件之一。从产业结构的代表的角度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革新派是当时构建新型产业结构的代表，即从完全的农业产业到农商并重的产业结构转变的代表。而贤良文学一派则是旧的奴隶社会式的落后产业结构即单一农业结构的代表。在当代，人们考虑更多的是在农业发展到足以满足人们的吃饭的需要的同时，如何协调好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和关系。正如桑弘羊所提倡的这种现实的、使利益最大化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一样，我们在如何协调各产业之间的比例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这样考虑。

（二）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从表面上看，桑弘羊的观点好像带有一定的侵略性，对内郡的条件感到不满足并觊觎匈奴的丰草肥马，但放在当时那种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到这与近代边界已经基本确定却贸然入侵的其他国家的情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九州未定，开疆拓土的年代，这种想法就是进步的，有益的。而贤良文学的观点是对中原之地处于中心地位的自信的表现，仔细分析下就可以察觉到其实是有种在装腔作势下自卑的据守一隅之地的意味。

同样的，桑弘羊的这种强硬的外交思想在当代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桑弘羊的观点，拿到现在并不是要我们出去侵略，而是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来实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三）对腐败问题的思考。这主要是从贤良文学的观点中得出的。文学曰：“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后诸业不相远，贫富不相悬也。夫乘爵禄以谦让者，名不可胜举也；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贫富第十七）这句话对现在社会很有启示，事业不二，利禄不兼就能够使诸业不相远，贫富不相悬。这可以类比到当今的官员不能从事或间接从事和自己职权有关的工商业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贪污的发生。汉朝人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就已经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可见腐败与反腐败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要进行廉政建设，就要从这些早已经被确定是正确了的结论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四）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的交锋，或者说是儒法之争给当代的启示。在古代中国，儒家的王道政治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在当代，并不存在这两种思想的绝对对立，非要一争高下不可。二者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两种思想对当代都有借鉴指导意义：第一，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的无条件的行使中央政府权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在社会还没发达到“绝对和谐”的情况下，必然需要一种无条件的强制力来实现国家的统治目的。但在绝对权力行使的同时发挥儒家所倡导的以礼治国的民主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的。第二，从桑弘羊的思想角度看，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从政治家管理好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只一味的机械的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较为狭隘的角度来看，这里强调的是高明的政党或者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煽动人民向着好的方面、利于自己所设想的方向发展的能力。即通常所说的执政能力问题。第三，由腐败问题引发的思考。政治是政治家执政的手段，而国家的发展的进程甚至是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家的良心和能力决定的。

《盐铁论》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的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著作，它对当代的启示性远不止这些。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其中各学说的合理性，并把这些合理性应用到当代的国家建设上来，这样才能实现古代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当代社会更好的得到治理的双赢。

参考文献：

第3篇：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4篇：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一

 

从成长的时代与环境来看，其实是与梁启超、王国维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在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时，他们都注意到，对于西学的引进、吸收，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而应真正深入到学理的层面，从文化的高度来加以把握。这使得他们都注意到科学、美育的重要性，但是各自的态度又有微妙的差别。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经总结了中国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这种转变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入有密切的关系。梁启超认为，在接触西方之初，中国知识界只是见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翻译了一些科学书籍，思想上没有什么震动;到后来见识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于是强调中学与西学的互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由日本而接触到西学的，是“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直到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介绍西方文化，中国在引进西学时才真正延伸到了文化的层面。因此，梁启超在介绍西学时，对西方的科学是极为关注的，同时又注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力图以一种科学的精神来贯穿。

 

也作过类似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欧化历程是十分曲折的：“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赋予了教育一种形而上的性质，使教育不至于沦为政治的工具，赋予教育独立的品格，使民主时代的教育与专制时代的教育划清界限。这也是教育观念上的重大变革。认为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上经历了如此坎坷的历程，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传统相关。

 

梁启超与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因为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他们从小都接受了严格的旧式教育，儒家思想对他们影响很深。因此，在美学、文艺问题上，尽管梁启超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抱着直接的功利主义观念，而则强调学术的独立性，要求尊重美术自身的规律，但是在最终的归宿上，他们都是希望文艺能够发挥变革人心的功效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没有纯审美的传统，儒家的实用主义、现世主义把审美与道德修养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在危机深重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像康德那样完全走向纯审美的境界，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良知，他们必须对现实危机提出自己的方案。看似注重纯审美、纯学术的王国维，在政治上其实也是极为敏感，而他提出的以体育、智育、德育、美育造就完全人物，以宗教和美术治疗国民精神疾病的方案，都是他关心现实的表现。在传统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梁启超、都是注重审美的功效的，这也就可以理解在提倡美育时为什么会从美育的功效入手。而且在他们那里，审美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道德服务，最终是为了造就具有新道德的国民。

 

当然，在具体的设想上他们存在明显的区别：梁启超是工具论，强调致用，文艺和美育在他那里没有独立的地位;则是主张无用之用，有学者把这种观念归纳为“审美功利主义”，以便与梁启超的“政治功利主义”或者说是“道德功利主义”相区别，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

 

在引进西学时，新旧文化阵营都注意到了科学的重要性，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与梁启超都认为，这是一个“教育万能、科学万能”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四”时代是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在摧毁旧文化的征途中，科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手中的有力武器。同时，实业兴起，也有赖于科学。从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出发，认为教育为改良社会的根本，其途径就是培养人才，美学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推广开来，认为科学对于人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而在教育上，科学也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强调“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我自民国元年以来，常举以告人。惟提倡美育，必须先输入欧洲之美学及美术史”。美育要真正为国人接受，还必须借助于学术研究。因而在这一时期，他非常重视对美学和美术史的研究。

 

但是，一战的爆发，却让中国的知识界对西方深感失望，由此也带来对科学的反思。梁启超原本也是对科学推崇备至。在一战结束不久，梁启超前往欧洲，他发现“科学昌明之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于是唯物论者建立了“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否定自由意志，以致道德问题都受到了怀疑。梁启超虽然表示“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但是西方战后的现实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推崇使梁启超深信作为西方专利品的科学不能担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所以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也担负着责任。因此，梁启超认为，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最终拯救世界。

 

梁启超在审美观念上的政治功利主义态度使他把文艺直接当作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因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才会把小说当作新民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在接受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后，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与王国维更为接近了。他强调“精神之快乐”的重要性，于是科学、美术应运而生，“自初等小学始，以至中学，即可注重实业、美术，其中可包括文学等”，美术“似无用，非无用”，因而与人生密切相关。

 

在这一问题上，与梁启超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见解。他固然对“科学万能”产生深深的怀疑，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科学。发现“现在的世界，一天天望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质，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为了吃面包，以致增进食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在看来，一战是人盲目地追求物质的结果，因而科学反而变成了帮凶。要真正制止战争，还是要从人性那里找原因：“根本办法仍在于人类的本身。要知科学与宗教是根本绝对相反的两件东西。科学崇尚的是物质，宗教注重的是情感。”

 

三

 

是把教育当成一项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和推行的。1913年冬，到法国，与、李石曾等人商议创办《学风》杂志。在《学风》发刊词中，提出要以世界之一分子的地位，与他人“通力合作以增进世界之文化”，而其中合于世界主义的，就是科学与美术。在《哲学大纲》中，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科学、美学之间的关系，从价值论的角度探讨了美学，提到“科学在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乎赏鉴，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是吾人意识发展之各方面也”。在《简易哲学纲要》中，进一步认为“以伦理为中坚，而以论理与美学为两翼，这才是最中正哲学”。由此建立起了意志—知识—情感、伦理学—论理学—美学、道德—科学—美术、真—善—美等相互联系而又内在对应的框架结构。落实到教育上，就是德育—智育—美育的体系架构。

 

梁启超也曾提出过趣味教育、情育等观念，显然也是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同一样，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也是立足于人生，力图找到人生的趣味，使人的情感世界丰富完满，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味的人生。

 

从人的精神、心理层面入手探讨人格问题，依据知、情、意的划分提出智育、美育、德育，其根据显然来自西方哲学、美学。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席勒则认为“只有各种精神力均衡地混合在一起才能造就出幸福而又完善的人”。在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以实现社会的变革这一点上，作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的一员，与梁启超都吸收了他们的观念与主张。但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又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很关注自我人格完善问题，他们把自我修养作为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儒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儒家重视修养，强调自省，他们所要达到的，是高尚的道德境界。

第5篇：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新课程改革 高中历史 学科素养

至今为止，新课程改革对于提高我国人才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高中历史教学在新课程改革日益深入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人本身。对学生进行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逐渐成为教学研究的焦点。本文首先介绍了新课程改革深入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的新要求，并从情景教学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出发，对加强高中历史学科素养培养的方法进行探讨。

一、新课程改革深入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一）新课程改革对教学目标设计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高中历史教学目标发生转变：①促使学生获得知识与能力的双面成长。新课程改革要求将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思考，逐渐强化历史思维能力；②教师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不是进行知识灌输。教师充分发挥客体作用，引导学生提高学习技能，并逐渐培养合作精神等。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还体会到了学习的快乐，提高了学习兴趣，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③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探讨，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能够在生活中尊重生命并积极进取，对人类文明产生认同感和崇拜感。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教师设计教学目标时要体现历史意识、自主学习、合作精神、终身学习、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及尊重人类文明等教学目标，从而体现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二）新课程改革对教学内容达成的要求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史实性知识要点时，新课程改革要求高中历史教师转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历史比较、情境创设、史论结合等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梳理时空、因果等基本史实要素。教师通过不断创新教法而呈现的教学内容，不仅加强了学生的历史知识记忆，在今后的学习中有助于建构全面的知识框架，而且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历史意义[1]打下基础。历史意义是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点，学生学会感悟这一联结点，才能以史为鉴、指引未来，才能提高高中历史学科素养。

例如，教学“秦朝统一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时，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看，学生需要掌握基础史实性知识：秦朝统一；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影响。教师创设历史情境，并引入相关史料进行实证，引导学生分析对比，旨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使学生认识到秦朝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进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及维护和平与国家统一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二、高中历史学科素养培养的措施

人的发展是历史教育追寻的目标。在新形势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转变要求高中历史教师有效利用科学的教学模式，逐渐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高中历史学科素养。

（一）情景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学科素养的有效途径

历史知识的习得与理解有限制性――时空限制。要想引导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充分理解，并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可以积极应用情景教学法，对历史事件进行还原。这种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有较强的历史移“情”能力，再将这种情感观融入教学过程中，同时创设基于事实基础的历史情境，从而帮助学生理清时空观念，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增强历史洞察力，提高历史学科素养。

例如，在进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的讲解中，本课要培养的历史学科素养主要体现在雅典公民对自由、平等的政治追求上，教师可以创设以下情境：主人公为雅典公民，拥有参加每十天一次的公民大会的权利，尽管会耽误家中的事情，但是参加这一会议可以得到工资。在大会现场，工作人员对今天讨论的主题进行了描述，每个人都可以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意见等。

古代希腊的历史具有较强的时空限制，教师在尊重公民大会这一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构建场景，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同时对古希腊人民、轮番而治的民主政治的特点有了初步理解。这一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对照书本史实和课前查找的相关资料，自主学习，相互合作探究，对历史资料进行论证辨伪，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并感悟到民主、平等对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因此，情景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学科素养的有效途径。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提高历史学科素养的关键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促使学生提高历史学科素养的关键因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可以达到以史为鉴、指引未来的教育目的。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充分发挥历史的育人作用，引导学生将理论联系实际，从而培养德、智、体兼备的人才。

例如，在讲解“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时，对于儒家“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的思想、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感悟先秦时期传承下来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应用价值，可以让学生大胆地论述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意义[2]。教师可以提供论点：如“传统的思想同现代社会时隔上千年，二者严重脱轨，已经不适用”，再如“儒家以人为本等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二种观点各执一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结合社会实际，让学生在相互讨论、倾听中学会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由此看来，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加强对学生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

三、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有助于提高高中生对历史的洞察力，提高民族自豪感，利用历史思维指引未来。积极加强高中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文化素养，还可以逐渐形成稳定的心理，以更加健康的思想面对社会和人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学科素养的培养是我国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产物，因此应继续贯彻落实新课程改革，为促进人才的全面成长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第6篇：儒家思想对现实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网络化生存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接受主体

网络化生存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它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而当前在校大学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时代的群体性力量。作为一种虚拟的生存状态，网络化生存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交往规则和价值取向，影响着教育主体的施教活动，也影响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接受主体对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水平和接受效果，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网络化生存的界定及表现状态

网络化生存是以信息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从微观上讲是采用二进制编码通过数字化信息网络对其进行的加工、转换，从而对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不同的实践活动和影响[1]。网络化生存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而“虚拟实践活动是人的智能活动的直接物化和延伸，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社会等一切对象的物质器官，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在本质上是人类智能活动的外化和延伸”[2]。网络化生存在构建的虚拟世界里具有“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和自由性特征，个体与网络整体形成了点对面的共时往关系，从而使人在思维方式上树立系统思维、非线性思维和超前思维”[3]。

对于高校学生来讲，网络化生存是指学生群体的学习、生活、娱乐等各方面都离不开网络，具体表现为：其一，网络作为工具理性的存在。“工具理性作为实现满足欲求目标的工具，只关心工作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而不思考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特别是不进一步深入研究或评估这一目标在人生与人类整体中的地位”[4]，这也正契合了当前高校学生运用网络进行知识结构的完善、外界信息的获取、娱乐和交往的工具理性。其二，网络作为心理依赖和行为依赖温床的存在。由于网络化存在具有“超越时空、弱化不平等性和多重信息反馈的特征”[1]，使得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心理失衡、找不到自我的学生将目标指向网络，他们可以在网络世界中以自我为中心被公平的对待，而不必考虑周围人的权利和地位，掩饰住自身与别人的差距和病态心理，享受网络世界中的平等和自由，重塑自信，进而对网络世界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和行为依赖。其三，网络奴隶的存在。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把网络社会中的群体分为了“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连接者”和“被隔离的劳工”，认为当“被隔离的劳工”从现实社会转移到网络虚拟空间中，由于对网络技术的不掌握、对网络精神的不了解，自我完全丧失个体，成为网络运营商赚钱的搬运工，精神被控制，意识被主导，就成为了网络空间运营商的奴隶[5]P294。大学生在网络化生存中，典型的就是其在沉迷网络游戏后，身体和精神都被游戏运营商牵引、指使和控制而难以得到解放。

二、网络化生存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网络化生存作为社会人在数字化媒介中的生活方式，为大学生拓展交往空间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也为大学生获取信息、拓宽视野提供了便利条件。但由于网络空间存在着良莠不齐的信息，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融，以及网络具有的超越地域性、自由性、开放性特征，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1.网络的超越地域性对接受主体价值观的冲击

超越地域性作为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打破了传统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传输途径，同时也成为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和交融的一个平台，其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以及渗透性超越了以往的传统媒体。互联网诞生以来，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他们利用这个有效的信息传播平台，通过资金支持和技术优势，广泛输出和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现实的政治霸权在互联网上演变成一种‘文化霸权’甚至‘文化殖民’，变成了一场争夺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为目标的没有硝烟的战争”[6]P389。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主体，还处于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过渡阶段，其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价值判断能力和辨识能力相对较弱，对网络世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缺乏理性的思考，在充溢着中西方思想、文化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网络世界中被一些错误的言论和极端的思想所误导，增加了接受主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2.网络的自由性造成网络道德失范现象

在网络社会中，由于人交往的方式由现实性转变为虚拟性，致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较现实社会中更全方位和多样化”[3]，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有效平台，但也存在着与之伴生而来的问题。在充满诱惑的网络世界中，人们隐匿起姓名、年龄、性别，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和价值评判标准，在一个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体验着不同于现实空间的超脱和自由。另外，由于没有了现实空间人与物的限制，一些网络自由客利用网络空间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操纵社会民众的道德尺度，甚至违反道德标准和法律，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和传播网络病毒，“这种无排他性、无节制性、无过滤性的特点导致网络信息的过度膨胀和嫉妒泛滥”[6]P392，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无序性。而“网络的无序化导致价值标准迷失和道德失落，网络的隐蔽性和匿名性淡化了大学生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7]，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

3.网络的开放性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冲击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是接受主体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传授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把其内化为内在的主观意识，再由内在的主观意识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最后作用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和自我意识的过程[8]，这个接受过程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而在网络化生存空间中，“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便捷性和广泛性彻底改变了传统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信息占有方面是平等的”[6]P391，颠覆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其次，接受主体接受来自网络空间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具有明显的片面性，“而部分信息存在着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各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着连接的‘空缺’，以及对接受主体习惯结构的否定，引起接受主体心理上的‘空白’”[9]，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次，接受主体将网络碎片文化进行吸收，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的观察、评价与思考，获得不同的心理体验，产生不同的心理需要。“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指向和不同强度的需要都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接受的一种驱动力，形成对教育内容的欲求倾向”[10]，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接受，冲击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三、网络化生存视域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网络化生存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彰显了人在社会环境维度上的个性人格的发展和丰富，也促使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队伍、育人理念、育人环境和育人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发生重要的变革，提升网络化生存视域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1.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要做好网络化生存状态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键在于队伍建设。高校的“两课”教师、党政管理干部、辅导员班主任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首先，这支队伍不仅要有较高水平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能力素质和人格魅力，更要把握网络化生存的特征，要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特点，掌握他们在网络化空间中的生存状态。其次，着重提升这支队伍在网络化生存状态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一是要真正融入网络生活，真切感受网络文化，体验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交往、学习和娱乐过程中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与大学生共境。二是要掌握网络话语，真正与大学生展开思想对话和交流。三是要转变教育观念，降低姿态，与大学生进行平等对话。

2.主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

网络上这样来形容微博的影响力：“你的粉丝超过一百，你就好像是本内刊；超过一千，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一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11]而网络良莠不齐的混杂信息和西方敌对分子的网络煽动，均会影响到学生的思想走势和价值判断。我国现阶段处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者共生的时代，多元价值观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矛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融合了“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12]，“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追求”[13]。因此，必须通过将大众媒体的相关信息移植到网络，实现与网络传媒的优势互补，来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并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内容制作成图文并茂、声像交融的视频资料，来增强其生动性和鲜活性，达到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的目的。

3.改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首先，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价值认识的范畴，而非科学认识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认识理论，具有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性。根据价值认识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强调我们想教什么，同时必须要研究接受主体的特点、需要等，这样才能使主体性与客体性较好地统一”[14]，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才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把握住接受主体的自我认知需求、情感性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原则，才能够理清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价值是否得到了实现，其价值是正价值、无价值抑或是负价值。

其次，改变教学内容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既要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又要有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而这些具有抽象性、理论性、长效性等特点的理论内容，要求教育者创建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料，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的需求，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教育实践活动，解读出让大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和理解的内容，对有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信息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说明和批驳，使接受主体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要改变单线条的灌输为多元的立体的信息输出，把握接受主体的心理需求，加强与接受主体的互动和交流，注重同接受主体生活经验、思想积累和文化背景的融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4.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交流互动平台

“互联网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而互联网中所出现的问题大多都是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社会心理问题的反映，而这些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必然会对处于网络化生存状态中的学生思想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15]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以形成接受主体一定的思想品德为目标，教育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教育活动过程。而新媒体所具有的边界开放、平等性和自由性特征，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使得两者之间交流的平等性具有了可能。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通过BBS、QQ群、微信、飞信、网络空间、微博等形式，降低姿态，以平等的身份同接受主体进行沟通和交流，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受众有很大的自由性和选择性，是“眼球媒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要时刻关注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动态，洞悉生活中的变化，关注反应时代特征的活动形式和内容，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校园学生关心的焦点问题，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撰写主题博文和评论文章，来激发青年学生的心理体验和理性反思，达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5.健全管理体制，净化网络环境

一是要加强网络立法，强化他律约束，使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保持必要的张力，维护教育主体在信息空间的管辖力。二是要加强对局域网、校园网的管理，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及时清理网络中的消极信息和垃圾信息，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大学生中存在的和反映的问题，在做好教育引导的同时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三是要推动大学生的道德自律，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管理和法制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规范和控制自己的网络行为，不制造不传播网络污染信息，自觉抵制网络垃圾的侵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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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丽娜.论社会转型时期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与引导[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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