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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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一)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

国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对全国整体发展阶段的形象概括，内涵就是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以及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到2020年的目标，“十一五”期间，既要对此有一个总体的考虑，也要具体做好5年的阶段性工作。

(二)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以及我国过去的工业化而言的。要改变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和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为此，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加快技术进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进工业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发挥比较优势，以发展“两大、三新、两配套”产业为支撑，把我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成为国家和省重要的新型工业基地。

(三)关于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确立城乡统筹的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最主要的渠道就是推进城镇化，要纠正推进城镇化中的三个偏差：即“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镇建设；简单地以行政区为界推进城镇化。要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重点，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城镇化。加快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步伐。增加对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增加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事业支持，把农村社会公共产品投入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由公共财政承担，逐步使农村居民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要落实好中央已确定的各项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和发展农业，加快农村工业化步伐，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优质、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使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有质的飞跃。拓宽农民就业门路。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四)关于服务业发展问题

服务业快速发展，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积极开发旅游资源，大力推进社区建设，规范、搞活房地产市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采用现代物流管理技术和装备整合现有资源，加快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业，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加快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形成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检验检疫体系、农业技术体系。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推动商贸流通企业改变传统的营销方式，大力发展新型流通业。进一步完善大型商贸、餐饮业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档次和水平。引导有实力的大型连锁企业向市内其他中心城市和农村延伸发展，形成覆盖全市的连锁经营网络。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对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或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办的服务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完全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文化、医疗等领域，推进服务业产业化和社会化进程。

(五)关于社会发展问题

“十一五”期间，要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目标。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关系，立足于更多地通过扩大就业带动经济增长。坚持统筹城乡就业的原则，处理好城镇就业再就业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确定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解决好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滞后问题。充分发挥社区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六)关于国民经济自主增长机制问题

“十一五”期间，要合理引导和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培育和提高民间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对投资的宏观调控，防止少数行业过度投资。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关键是推进城镇化，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队伍，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培育外向型企业，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提高开放水平。

(七)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全面理解地区协调发展的内涵。地区协调是指人口分布、经济分布在各地区之间要适当，不仅是经济的分布在各个地区之间要均衡。缩小地区差距，重点是缩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最终是要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加强区域调控，促进行政区经济逐步走向区域经济。从经济区出发，统筹规划城镇体系、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

(八)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水资源、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基础，必须超前发展。加快供水、防洪工程建设，提高供水、防洪能力。启动和加快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尽快形成哈达山水利枢纽供水体系，有效解决全市的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及洪涝灾害。加快能源建设，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风电和火电并举的电力发展格局，形成具有较强的石油、天然气及油母页岩勘探开发生产能力，实现供求平衡。加怏交通、通信发展，全面增强综合运输通信能力。建设长白铁路复线，将203线、科铁线松原至扶余段改建成高速公路，新建长春至松原高速公路。推进政府及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市县两级电子政务系统，更好地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

(九)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

未来十几年，松原市仍面临着人口增长规模大、环境污染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人均资源占有量和资源利用率较低等等问题。因此，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关键是树立人口流动的思想。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保护和节约各种资源，高度重视水、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搞好国土资源整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抓好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

(十)关于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

第2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一、农耕文化朴实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朴实性作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朴实，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的简单描述，并不具备现代社会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识。而一旦一种思想意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正因如此，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成了当时成都平原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尚处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证。战国末期，秦国蜀守李冰及其儿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他们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治水过程中巧妙地结合了当时成都平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耕文化朴实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巧妙地运用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未知领域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先进的，而相对于当前的科学理论而言它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农耕文化。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导和规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冰父子将阴阳和五行巧妙的运用到对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学说中的“土胜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齐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朴实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水理论，从而建筑起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将上游来势凶猛的岷江水分为内江和外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著名的“天府之国”。

第二.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指导。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主要得益于朴实的农耕文化对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们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响，而需求偏好正是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体现。不同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样，对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决定了教育发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虽好学，但多以静退相高，淡薄荣利，读书的目的为修身固道而已(2)”，这与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统一的，也正是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当时成都平原人对功利性质的科举并无明显的需求，“不事科举反而成为时尚(3)”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相反，在当时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龙”、“福荫子孙”、“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决定了其对科举考试的乐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朴实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没有妨碍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文人贤士大都乐于兴办书院，而他们兴办书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应付政府的科举考试，而是传授文理学说或修身养性。这样一来，教育的内容比以前就更加广泛和丰富，同时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书院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沧江书院、眉州的东馆书院以及涪州的北岩书院等。诸如苏轼、苏辙这样的著名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农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自私性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小农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满足，从自私的角度保护和扩大自身的财产是人性的必然驱使。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耕文化的自私性为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当时的环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观念上。

第一.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国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开垦到足够的土地，土地私有观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随着秦人的南下，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外来人口占据。第一生产资料的减少直接威胁着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虑土地的安全性问题。由此，自利思想开始得到加强，土地私有观念在成都平原产生并确立了起来。一方面土地原始产权的确立，既保护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舒尔茨指出：“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4)”；另一方面通过搭便车侵占他人土地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促进了人们对荒芜田地的垦殖，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进而出现了“溉田畴之渠以亿计，然莫足数也(5)”的恢宏场面，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国推广开来。从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发展至西汉，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土地买卖也日趋成熟，土地集中现象逐渐明显，大土地私有制初现端倪。

第3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摘要】目的：探讨职业技能训练对于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改善的临床效果。方法：病例选取为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之间我院收治的10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入院单双号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52例给予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观察组52例则在此基础上增加职业技能训练，两组训练时间均为4个月，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自尊量表（SES）以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评价并对比。结果：各量表评分结果显示观察组较对照组而言SAD评分显著降低，SES及PSSS评分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职业技能训练；社会功能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有着较高的致残率，一直是精神疾病防控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对于长期住院治疗的患者而言，缺乏与社会的接触，仅靠基础治疗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反而会造成医源性衰退加重患者的残疾状况。笔者近年来采取职业技能训练的方式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病例选取为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之间我院收治的10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包括男性71例，女性33例，年龄38.1±10.2岁，文化程度初中40例，初中以上64例，病程73.1±32.0月。入组条件：1.诊断标准符合CCMD-3，现在用ICD-10诊断标准[1]且在近2年内未达到痊愈标准者；2.年龄18～60岁；3.患者或其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条件：1.具有严重肢体残障患者；2.社交技能明显缺陷者。将以上104例患者按照入院单双号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2例，在一般资料对比上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生活料理、家务劳动、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交流。观察组除此外还进行职业技能训练，根据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入院前职业以及病情进展程度进行具体工作的安排，鼓励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和帮助，根据患者工作种类和工作强度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观察在训练过程中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对于康复迅速的患者可适当增加训练力度。

1.3 评定方法 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自尊量表（SES）以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情况进行评估。SAD量表包括28个条目，以是非题形式调查，分值在0～20之间，得分越高则说明患者苦恼水平高且存在社交回避现象；SES量表包括10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4级，分值在10～40分之间，得分越高则说明患者自尊水平越高；PSSS量表包括12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7级，分值越高则说明患者对于社会支持的主观体验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用excel整理，录入SPSS 16.0进行处理，组间用t检验，P

2 结果

观察组52例患者从事工作中17例为保洁工作，8例为园林维护，8例为洗车工，8例为售货员，11例为刺绣工作。各量表评分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较对照组而言SAD评分显著降低，SES及PSSS评分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本身和药物治疗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加上患者长期住院缺乏社会交流，很容易造成精神残疾。有学者认为[2]，只有将生物、心理、社会学干预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帮助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生活训练、社交训练都是这方面的基础内容，而除此之外的职业技能训练是有着明确目的性以某项职业训练为基础来提高患者主观能动性、工作信心和回归社会的医院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职业技能训练，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社交能力，对于患者自信心和自尊心都有所增强，最关键的是工作中的充实感和来自周围其他人的认可让患者坚定了重返社会，恢复工作的信心[3]。从本文数据来看，两组患者均给予了基本的生活技能训练和社交训练，对照组患者从SAD、SES、PSSS量表评分结果看，虽然较治疗前有所改善，但改善并不显著，考虑原因可能是由于患者仅仅只是被动的接受训练，很难主动的去适应和积极融入社会，缺乏信心和主动性；而观察组患者较治疗前和同期的对照组而言SAD、SES、PSSS量表评分均有显著改善，这说明观察组患者在经过生活技能训练、社交训练和职业技能训练有效的缓解了病情，提高了患者与周围社会交流的欲望，树立了患者重回社会的信心。

综上所述，长期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不仅仅缺乏社交训练，同时还需要职业技能训练来提高他们的回归社会和工作的信心，在住院期间应当注意职业技能训练的延续性，充分利用资源来给患者建立一个良好的康复场所，促进其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范肖冬；汪向东；于欣等译 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第4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3]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3，(2).

第5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市场场域；经济社会学；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F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59-005

一、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市场逐步被赋予不同理解的内涵，从最早的“交换的物理空间”和“聚集的经济活动”到“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以及近来，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1]它主要体现的是理性个人决策行动者进行交换的一种价格机制。最近几十年来，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制度经济学把市场看作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形成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理解，这与研究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有可嵌合之处。

市场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正如著名研究市场起源与运作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指称的：认为某一种交换形式是经济的，或是社会的，是过于轻率的，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交换类型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2]古典社会学中对市场研究强调的是市场与社会的统一，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市场观中是对“剩余价值”与“系统矛盾”的分析，剩余价值的分析基础在于其认为的物质生产的第一性，而属于交换范畴的市场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流通”是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更是提出了对市场的特有理解方式，即把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市场不只是人们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而是强调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3]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商品之内在固有、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毋宁说是“作为物的关系而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把市场视为某种社会关系的结构问题的思想，使马克思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对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是其一生中的主要兴趣之一，在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包括“市场的社会学”在内。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并非意在成为经济学的理论，毋宁说，是由界定若干频频加以使用的概念，以及分析经济领域中若干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所构成的”。[4]在韦伯看来，市场是经济斗争的战场，市场是人们取得交换商品而开展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角逐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强调了市场中“经济行动”与“社会行动”的统一。

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到二战之前对市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段“黑暗时期”，基本没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战之后，在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与卡尔·波兰尼的努力中，人们重新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在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他们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整合，提出应该把市场表达为一种“社会系统”。经济只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实际上他们是把市场当作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加以理解的。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看法，在经济研究中，经济生活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其中市场不过是人类历史中逐步演化起来的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而已。从其论述中，而后的格兰诺维特称其理论观点为其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

目前，按照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看法，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市场概念，当用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现象时都不是特别富于成效的。原因是波兰尼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对AGIL模式的运用又过于抽象和任意（Swedberg，1987）。如巴纳德·巴伯(Berard Barber)认为，“声称市场交换是非嵌入的，就将注意力从对恰恰是市场如何与社会关系的其他部分相互依存进行分析扭转开来；这就赋予市场以一种错误的在分析上以及在具体现象上的独立性。”[5]总的说来，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最重要的局限在于没有把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贯彻到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构的观点。如斯威德伯格所概括的（Swedberg，1987），[6]市场社会学复兴的五个征兆：巴纳德·巴伯的《市场绝对化》的论文（Barber，1977）；同一时期，欧洲某些社会学家重提建立“市场的社会学”；哈里森·怀特和马克·格兰诺维特开展的将网络研究方法运用到市场的研究（White，1976；Granovetter，197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近现代世界体系》中对贸易与国际市场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以及组织理论领域、种群生态学对市场研究社会学分析的兴趣等。在此时期，没有主导的范式和理论模式，存在的是根据不同的理论框架对于同一市场现象的探讨。

二、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新转向：市场场域

第6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发展阶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职业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滑坡、再发展的过程，特别是近三年来，省政府实施的职业教育攻坚计划，极大地调动了省辖市和县（市）两级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财政投入和社会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河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惑，突出表现在对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认识不清，对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判断不明，导致在职业教育攻坚计划即将完成之际找不到或者是找不准下一步的发展努力方向。因此，有必要对河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判断。

1.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现代职业教育的起源来看，职业教育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不同的工业化阶段需要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总体上说，职业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规模扩张阶段、质量提升阶段、内力驱动阶段。

规模扩张阶段，是指工业化初、中期，经济社会发展从较低水平起步，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需求量大，且对劳动者的需求以数量为主，对质量、层次要求不高，以中低层次的劳动者为主。这一阶段，由于社会缺乏受过职业训练的劳动者，经过职业教育的人员一般不存在就业问题，基本上是有多少用多少。该阶段前期，职业教育以初等职业教育为主，中后期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总体上以规模扩张为主，从数量上满足经济社会对劳动者的需求。

质量提升阶段，是指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对劳动者从数量、类型、层次、质量上提出不同要求。这一阶段开始出现结构性失业现象，也开始出现由于人力资源不足或不适用而导致的经济发展层次提升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该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开始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和提升质量、以内涵发展为主，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结构、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等措施，提升人才的素质、能力和层次等，使之与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内力驱动阶段，是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职业教育已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手段，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既是普及新技术、新技能的手段，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已经摆脱前两个阶段被动适应型的发展，进入适应自身发展需要，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服务时期。总体上，职业教育体系完整健康，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的更高层次发展中具有不可取代性。

2.从工业化进程看河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2011年，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27232.04亿元。按常住人口9402万计算，人均GDP约为2.9万元：按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6.45估算（2011年汇率平均水平），人均GDP约为4500美元。以人均GDP指标为基础，结合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指标综合分析，河南省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同时，结合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形势，这一时期，河南省肩负着探索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重任，需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低水平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服务业水平。工业化中期的现状和“三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要求河南省职业教育加快转型变革，从规模扩张阶段进入到质量提升阶段，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用的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等技能型、高端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

3.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看河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

2011年，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961所，比上年减少169所；招生68.02万人，比上年减少4.45万人；在校生184.72万人，比上年减少4.5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51.28％和49.36％，分别比上年下降2.28个百分点和0.27个百分点。高等职业院校71所，比上年增加9所；招生24.49万人，比上年减少2.21万人；在校生74.13万人，比上年减少2.82万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与在校生数分别占高等教育的51.95％和49.42％，分别比上年下降3.87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近六年来，职业教育招生数、在校生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考虑到2011年河南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0.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4.63％这一状况，2011年的下降，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下降，虽有多种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明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具有不可持续性，中等职业教育难以吸引初中毕业生，高等职业教育也正面临着难以吸引高中毕业生的困难局面，保持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职、高职院校的第一选择。这一变化，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从以往的注重规模扩张转入到注重质量提升上来。另外，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看，职业教育到一定阶段，也必须改变其终结性教育的面貌。如法国、德国、英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中职教育是终结性的，且与普通教育相互隔绝，为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这些国家相继改变了将职业教育作为终结性教育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渗透性。再如韩国，在70年代末开始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对口专业的职高毕业生保留30-50％入学配额。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这一发展历史说明，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提升层次、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是其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否则，职业教育的终结性导致对学生及家长的吸引力不强，不能满足个人的学习、提高要求；低层次导致对企业的吸引力不强，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高端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低效益导致对社会的吸引力不强，不能满足政府、纳税人对职业教育投入的社会贡献率的要求。

综上所述，河南省职业教育目前正处在从注重规模扩张、不重质量、层次终结的规模扩张阶段向注重稳定规模、提高质量、提升层次的质量提升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职业院校，应该以新的思路重新定位职业教育，构建、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目标和责任，真正发挥职业教育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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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一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该书的“不足”，实际上是城市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解之题。姑且不论现实当中著述活动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概念和历史理论都难以做到全方位地透视悠远混沌且广阔无垠的过去世界，尤其是面对城市这个几乎聚集了人类文明一切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的话来解释就是:“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历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人清晰的光线之中”。

第8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 低碳经济;绿色金融;绿色信贷

一、低碳经济的由来及内涵

(一)低碳经济的由来

低碳经济的产生与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识和行动紧密相关。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国。2003年2月24日,英国颁布了能源白皮书 《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 LCE)”的国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因此,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低碳经济的特征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构筑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体系。低碳能源系统是指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替代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低碳技术包括清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捕捉及储存技术等等。低碳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等。

二、绿色金融是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

从整体上看,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一是金融业如何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前者指出“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后者则明确金融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

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发展低碳经济,金融服务要先行。金融业将成为实现这场新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创新优化重要的推力和重要的杠杆。同时,金融作为一国经济的核心,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一国的金融越发达,其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越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前提的低碳经济要大发展,自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绿色化经营就是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好的支持。绿色金融就是将环境保护纳入金融功能的服务范畴,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进行融合,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环境经济的一部分,也是金融功能拓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发展绿色金融的途径

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是发展低碳金融,也是发展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金融;不仅需要金融企业有所作为,还要有政策扶持和理念引导。

(一)理念上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金融

1、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地方政府彻底转变观念,彻底转变唯GDP、唯短期效益的政绩观。

各级政府要加大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扶持,特别应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费用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机构加大对环境保护项目融资支持的信贷风险。各地区、各部门应充分认识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切实采取强有力、见效快的政策措施,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逐步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健康可持续的良性轨道。

2、提升金融业的绿色金融理念,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首先,银行应充分利用自身对企业具有的引导、鼓励或约束的作用,支持环保产业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同度。否则,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支持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将损害银行自身的竞争力。

其次,随着我国银行业的逐渐的开放,国内银行将与外资银行处于同一竞争平台。竞争的内容不仅包括技术、产品,而且上升到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商业伦理和道德水准的竞争。银行践行社会责任,易于不断改善自身形象和信誉,增强利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并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赢发展。

最后,银行践行社会责任应通过政策引导,市场激励的通道实现。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需要树立长期稳定的政策导向,建设适合企业社会责任中长期持续的外部环境和平台,有利于综合平衡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短期利益损失和长期整体收益。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承担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三重责任。重视并实践社会责任投资与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有着共同一致的价值取向。社会责任投资已经逐步成为全球社会的共识,也应该是我国金融行业和社会群体的共识。实现“产业环保化、环保产业化”。

(二)政策上鼓励绿色金融创新

各级政府要加大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扶持,特别应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费用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机构加大对环境保护项目融资支持的信贷风险。

中国银监会旗帜鲜明地支持低碳金融服务创新。从政策指引和具体举措来看,银监会的确颇有作为。早在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央行、银监会三部委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首次提出将环保调控手段通过金融杠杆来具体实现的政策,这标志着绿色信贷全面进入节能减排的主战场。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对于淘汰类项目,应停止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从源头上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有效地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条,遏制其投资冲动,解决环境问题,通过信贷发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随后,金融管理层相继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要求金融业全面加强绿色信贷建设。银监会制定了《落实“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具体措施》,并于2007年11月公布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自此开始,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和管理制度。两年多来,信贷政策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总体目标还在不断深化。2009年12月23日,央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明确信贷投放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加大绿色信贷和对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

(三)发展绿色信贷,鼓励企业碳减排

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业联手抵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促进节能减排,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经济手段。根据《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项目进行信贷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与一些行政手段相比,绿色信贷这样的市场经济手段往往非常有效。绿色信贷已经显现的作用是逼迫企业必须为环境违法行为承担经济损失。现行法律允许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罚款的额度只有10万元,这样的处罚与企业偷排结余的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而绿色信贷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环保部门的执法手段。

具体而言,在绿色信贷方面,应结合我国到2020年的总体碳减排目标,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减排要求,承诺达标企业获得融资;将排放权减排额作为抵押物,来为环保企业进行融资;开办专项治理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换代的项目贷款业务;开办排放权交易购买方专项贷款。在发展直接融资方面,应支持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或项目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筹集发展资金。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加大对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资金投入。

在实务中,兴业银行率先进行了绿色信贷的实践。2006年5月,兴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推出了能效贷款的创新型金融产品,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2007年10月,兴业银行正式加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郑重承诺遵循相关环境法规,将环境因素纳入商业决策考量范畴,支持可持续发展。2008年10月31日,兴业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成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赤道银行。在12月22日启动了中国银行业首个适用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福建华电永安发电有限公司2×300MW扩建项目,贷款总额7.3亿元。

(四)发展碳金融,为企业碳减排建立良好的平台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据测算,“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投资总额累计可达6000亿元以上,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达8000亿元。因此,我国银行应该大力发展碳金融业务,为企业减排建立良好的平台。

1、健全碳金融交易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

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框架是碳金融健康发展的前提,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碳交易市场,市场需要透明、长期、明确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来规范碳金融的发展。只有这样,银行和企业才有碳金融创新动力,才能制定相应的长期计划。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发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时,应考虑金融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准则、政策制度与国际接轨。

2、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建设

目前为止,中国无论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还是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供应量,都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主要交易买主都在欧洲,国内至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尽早建立碳交易市场,可以避免投资的高碳路径依赖问题。我国消费仍然不足,GDP仍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形成持续的碳排放。因此在投资初期就必须要考虑到低碳排放的问题,否则就会被固定在相对高碳的路径上。如果早一些向企业下达碳排放限额,建立了碳市场和碳价格信号,企业在投资决策的时候就会考虑减排收益和超排处罚的问题。

3、增强商业银行碳交易中间业务创新能力

首先,优先发展与碳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理财产品业务。利用近年来我国银行理财业务无论是市场规模、投资范围、还是产品种类都发展迅速的市场优势,继续深度发展与碳排放权交易挂钩的理财产品业务。其次,发展碳交易、融资担保、咨询等中介服务业务。为了使商业银行积极地参与到低碳项目融资过程中来,可以施行“比例担保”。在项目初期,银行为项目提供一个较高比例的担保,随着项目的深入逐渐减少担保的比例。再次,引导和鼓励银行项目融资,探索银行CDM项目融资模式。目前,我国项目融资模式还处于不断摸索阶段,以CDM模式来实现低碳项目,低碳产业融资的具体模式还处于试验和示范阶段,缺乏规范且可资借鉴的经验。

4、积极开发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产品

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仍处在发展初期,市场的流动性较低,而且不同市场之间也存在分割现象。商业银行业通过开发各种连接不同市场的套利产品,如CERs和EUAs之间以及CERs与ERUs之间的互换交易,基于CERs和EUAs价差的价差期权(Spread Option),加速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尹钧惠. 发展循环经济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探讨[J].当代经济,2009年9月(上).

[2]. 李倩. 发展绿色信贷助力低碳经济[N].金融时报,2010-5-7 (第001版).

第9篇：经济社会的起源范文

一、系统思想是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本思想

从思想史上看，由圣西门最早提出的近代意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就已包含了系统思想的因子。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多个器官、组织构成的有机整体。他的学生在《圣西门学说释义》中明确提出“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并要求分析“这个统一机体的各个器官”。实证主义创立者孔德的“社会有机论”有着深刻的系统思想。他认为，社会的细胞是家庭，社会的组织是种族或阶级，社会的器官是社区或城市。斯宾塞是“社会有机论”的集大成者，他依照生物有机体有营养、循环和调节三个系统，相应地把社会有机体也划分为三个系统：营养系统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循环系统是商业阶级，调节系统是政府和工业资本家。但斯宾塞又认为社会是一种“超有机体”。就是说，社会有机体虽然是一个可自我调节的系统，它的各个部分比较分散与自由，这与生物有机体各部分紧密相连并完全从属于整体不同，生物有机体各部分的存在是为了生物有机体的整体，社会“超有机体”的存在是为了社会系统中各个独立的个体。

马克思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他又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把社会比作有机体是为了把社会“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就是说，社会有机体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整个自然发展的高级阶段。它绝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体的机械组合或全部社会生活条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实践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实践关系中构筑起来的，由人及其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活生生的、自我运动的、不断新陈代谢的复杂系统。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有机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两者都有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基于社会存在的实践性、系统性和辩证本性形成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它认为社会有机体已不同于纯粹自然环境的物质系统，它里边是一个个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实践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特殊之处在于：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活动。而后者把生物学规律简单移植过来解释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人类社会，在总体上是错误的，这就像用经典物理学原理来解释量子物理学现象一样。

二、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系统方法论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根本方法论是“新唯物主义”辩证法。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但在次层次方法论中，系统方法论无疑体现得最为充分。

首先，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和目的性。马克思有着鲜明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他曾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散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又说：“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卢卡奇指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可以说，整体性是马克思研究社会的首要观点。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而且“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实上，马克思提出社会有机体范畴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蒲鲁东割裂了社会的整体性，片面夸大了观念和理性的作用。当然，从根本原因上说，马克思创立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片面性的。因为，其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和劳动的异化。他主张劳动应成为“自觉自由的活动”，人的发展要以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社会发展要整体地推进。显然，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又有着鲜明的人本思想，体现了社会有机体的目的性。

其次，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层次结构性和关联性。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由要素和部分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有机系统。第一，人口是社会有机体的第一个前提性要素。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第二，自然环境是社会有机体的又一前提性要素。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第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决定社会有机体发展和性质的根本性要素，三者有机联结在一起，共同构成社会有机体的核心系统。马克思又进一步把各种社会关系(要素)归结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阐明了它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此外，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还包括语言、教育等特殊的社会现象。

第三，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开放性和动态复杂性。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此处，马克思经典地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从内部自我引发了社会有机体的矛盾运动。这是社会系统自组织开放性和动态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讲的，并非忽视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复杂性和其他要素的作用。恩格斯晚年曾清醒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其实，社会有机体不断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进就是“通过渐进分化从低复杂状态向高复杂状态进化而到‘自组织’的系统”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把社会及其要素、结构和关系等描述为一个活动和发展着的复杂系统，尽管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后来的系统论，但却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系统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事实上，对系统的研究在古代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过“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思想。可以说，现代系统论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贝塔朗菲本人也坦率承认：“虽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类似则是显而易见的。”

三、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系统方法论指导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空前伟大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同时以人为本，通过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人的发展及同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与不间断发展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实践性、人本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特性，从而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其实，科学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上就是以系统方法论为基本内容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以人为本”体现了系统的目的性，“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自组织性和动态复杂性等。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自觉运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系统方法论作指导，系统地认识和改造社会。

第一，把握社会系统的目的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系统都是有目的的，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也有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把握社会系统的整体优化性，切实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各项建设任务上升到社会整体的高度和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去认识，全面地把握社会有机体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地位和功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社会实践。这样才能减少片面性、主观性和盲目性，少走弯路，少付代价。必须看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依照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这种片面发展不符合系统整体优化性原则。今后，必须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整体地认识和改造社会，力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整体优化”。

第三，把握社会系统的层次结构性，自觉调整优化经济社会结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一条有序的思路，建立一套有序的机制，有序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700美元，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主动适应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充分吸取历史教训，正确对待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变迁，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避免用被“左”的思想曲解了的“斗争哲学”来处理问题。这样才能建成马克思所展望的那种和谐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