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和历史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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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1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和应用统计专硕初试笔试科目调整
2中央民族大学
招生专业及部分考试科目调整
3兰州大学
各个专业招生专业目录公布
最新的招生专业目录之后，大家跟去年对比，毕竟专业课少不了历年真题，如果考试科目有变化，大家做真题就要小心了。
比如：对比去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招生目录来看，2019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招生有几个变化：
①兰州大学2018年招收历史学研究生的专业只有考古学、中国史、敦煌学，2019年则加上了世界史专业，并且实行分科考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②从招生人数来看，去年招生目录显示的招生人数为97人，推免30人。而2019年增加了世界史专业招生的情况下，招生目录显示招生人数为95人，推免人数29人。增加了招生专业，招生人数却在减少，这说明除了世界史专业外，其他的三个专业招生人数会相对减少，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③去年兰州大学中国史、敦煌学、考古学均考的是“632历史学综合”，也就是这三个专业是同一张试卷。但2019年中国史、敦煌学均改为了“630历史学综合”，考古学改为了“629考古学基础”，也就是说考古学现在实行单独命题，不再和中国史、敦煌学一张试卷，命题将会以考古学内容为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④中国史、敦煌学从“632历史学综合”到“630历史学综合”也是一个重大变化。虽然看起来只是考试代码变化了，其中很可能蕴含着考试命题的巨大变化。考过或看过兰州大学真题的同学肯定会清楚，兰州大学之前虽然不招收世界史研究生，但在“632历史学综合”的试题中，包含着世界史的内容。
4南京大学
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具体招生专业请以南京大学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第2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 课程教学 学术前沿 多媒体教学
《中国古代史》是大学历史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刚进入大学，学生的知识和思维一般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无论是在基础知识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提出了与中学阶段完全不同的要求，如何迅速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使之适应大学阶段学习的要求，是任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我通过教学实践，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现提出来，以期与同仁交流。
一、通过研究和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从单一性思维向多元性思维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现象。某些中学生把中学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当做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实际上，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论的正确性永远都是相对的。进入大学后，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大学低年级学生不能较好地转换角色，不能较好地转变学习方法。当他们遇到与原来不一样的说法和学术观点时，往往变得不知所措，他们不免问：是中学历史课本错了呢，还是大学老师教错了呢？这时，靠硬性灌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学生陷入进一步的迷惘之中。因此，促使学生由中学阶段简单化的单一性思维，向大学阶段多元性的思维方式转变，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笔者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讨论和研究的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寻找答案，促使学生转变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系统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中学历史教材认为是战国时期，虽然一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但对于学术界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只是学术界众多观点之一种，不是唯一的说法。因此，让学生掌握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观点，是非常必要的。我的做法是，首先介绍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几种说法，如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②，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时期的说法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汉时期的说法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东汉时期的说法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的说法⑥。其次让学生阅读相关资料，比较几种观点的不同理由，形成基本看法。最后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虽然这种研究和讨论的结果，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的问题，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学生掌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时间问题的基本内容，改变中学阶段形成的历史观点绝对正确性的误解，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养成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有利于学生开拓思维，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二、站在学术前沿的角度，介绍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现在大学里使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种类不少，数量很多，但大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内容和观点老化。许多教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材料不全，观点守旧。尽管后来也陆续编写了一些教材，但大多是过去教材的改良，并无多大新意。比如目前所用的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1]，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时就用过，现在还在使用，虽然有些边边角角的修改，但整体上来说，换汤不换药，从形势到内容，在体系上并无多大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层出不穷，也更成熟，但这些很少反映到教材中。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所谓新教材，仍然延续过去不成熟的，甚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比如关于井田制的观点，教材一直沿用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即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周天子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从而使各级奴隶主贵族成为所受封地的实际占有者；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因而成为“公田”，在西周中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往往驱使农人和奴隶开垦荒地，增加分外的土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私有，称为“私田”⑦。二是缺少个性和独创性。大多数《中国古代史》教材，都是众人合作的结果，很多教材只是材料和观点的集合，难免显得涣散和粗疏。
基于这两点因素，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难以达到让大学低年级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史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应不单纯依靠教材，而是注意介绍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学生尽量靠近学术前沿。
三、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
由于受学科特点和教学方法的影响，考古学的成果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两个学科间的关系长时间以来仍然处于较严重的隔离状态，考古学家与以研究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应该说是很不够的，彼此间在心态与操作层面上都有隔阂，甚至缺少对话。”[2]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的弱交流态势，不能不说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损失。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需要考古学的参与，为其提供证明观点的有力证据，考古学需要中国古代史为其提供基本方向和指引。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多依靠传世文献，传世文献的抵牾和错讹之处甚多，加之古人用语的模糊和缺乏对概念界定的习惯，使得对一些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得不到解决。考古学通过科学的地层分析和器物界定，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确定的历史信息，使我们一步步走近历史真实。因此，利用和吸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李玄伯先生说：“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⑧这可谓一语中的。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出现，解决了商文化的问题；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回答了秦律的疑问；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汉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等等，无不是考古学成果的作用。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可谓慧眼独具。
具体涉及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教学，我们需要跟踪考古学的新成果，及时将考古学的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如讲述夏代，应联系二里头考古发掘情况，证明夏文化的确凿无疑；讲述《孙子兵法》，应联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证明其所言不虚。总之，在讲述具体历史史实时，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可以纠正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一些相对滞后的内容。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和手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随着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在传统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教学主要以讲授为主，手段单一，靠的是教师的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但中国古代史课程内容繁杂，历史时间跨度大，教学时间有限，因此，要面面俱到，不仅困难，而且教学效果不佳。多媒体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它通过直观的影像，配以声音信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器官，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如在讲授原始社会时，通过直观的图像，可再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工具的不同形状，使学生快速把握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差异和不同特点；可以再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不同外形，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进化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基本史料和各种流派的观点非常多，这些都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如果利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将其均写在黑板上，那么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师生都会感到疲乏，不仅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且使学生觉得枯燥，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节约时间，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史料和学术动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中国古代史课程是一门基础课，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信息资源。传统的教学手段所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多媒体技术通过信息存储器和更广泛的网络，能够克服传统人力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各种需要的信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在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课件，“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互动性，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直接观看到与中国古代史教学有关的人物、器物、地图、遗址、表格、文献资料、思考题等”[3]。这正是多媒体教学的一个重要优点。
当然，无论多媒体技术多么优越，它总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对其不能过于依赖。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手段，而且是师生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的过程。过于依赖多媒体手段，会影响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无论现代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应该忽视师生交流，现代教育技术只有和传统教学手段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会发挥作用。
注释：
①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也是中学历史教材长期采用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以公元前475年，即战国开始的时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杨宽先生也是战国封建说的主张者，但他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以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即公元前45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吕振羽先生在《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中，把韩、赵、魏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
②西周封建说的代表有范文澜、、王亚南等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在《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③主张此说者有李亚农、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④西汉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锡元为代表。侯外庐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法典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把有无固定的法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标志，他认为直到西汉初，才有固定的封建法典。赵锡元在《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一文中通过探讨中国奴隶制的灭亡过程，考察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他认为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形成。
⑤东汉封建说的主要代表是周谷城和郑金滏。周谷城在《中国封建社会论》（发表于《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封建社会到东汉才开始。郑昌淦在《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一文中也持此观点。
⑥魏晋封建说以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关于郭沫若的观点可参见其《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页。这种关于井田制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公田”和“私田”的解释，已经被绝大多学者所否定，被证明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井田制观点的错误之处，可参见金景芳：《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9-23页。）
⑧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第3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文物与博物馆学考研属于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属于历史学门类；
博物馆学专业是研究涉及博物馆物品的陈列等诸多问题的专业。现代的博物馆学一般都和考古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设置在一起。博物馆是保藏并展出有关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物资料或标本的一种文化机构，可以对人们进行教育和宣传，本专业培养具备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专营单位、海关、新闻出版、教育等单位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的博物馆学高级专门人才。
（来源：文章屋网 ）
第4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学者把它和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还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不是做文章，不是说教，不是搞政治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实。
傅斯年认为判断一种学问是否进步，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
总之，傅斯年强调研究历史学要能运用新工具（如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扩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相互促进，史学方可走上科学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视史学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成为“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也正因要建设客观史学，所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 ，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正体现客观史学（实证史学）重视材料，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实得以“近真”。这种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也可称为“史料整理学”。傅斯年说：“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记，每取传闻，又多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实际上是指“我们要建立的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整理/编辑学”。它既是针对过去史学的弊病而发，又是针对近代史学的缺点而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勿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
前面谈到，学界对此思想评价不一。一种在肯定其重视史料、强调考证的同时，也指出其证而不疏 、轻视理论、割裂主观与客观、实证与义理的统一等弊端。一种则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正确性，批评对其主张的误解，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
出现分歧的原因，一是对傅斯年的这一思想理解不同。双方都认为傅斯年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促进了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但前者认为，史料学派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学派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对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傅斯年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适的高度上，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全部功夫要看处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辨的倾向，其结果往往陷入繁冗琐细的考证中，难以发现事物、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及其联系。后者则认为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实有广狭二义：《旨趣》所阐发的是广义说，在专义的史料之外，还包含理论、学说、知识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内；《史料与史学发刊词》所重申的，大体是狭义说。世人不察，每以狭义代广义；或望文生义，误认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但求史料不讲史学；或断章取义，刻意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句话上做文章，指责傅等非止本身不讲，甚至不许他人讲求史学义理。因此，只要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就不会以为他真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划了等号。综合《旨趣》的要旨及其他有关论述看，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或“史学本是史料学”二语，无非是要强调，史学研究当以史料学为根本。邓广铭曾说，史料之于历史学若如生命之源，傅斯年所言历史学即史料学是不错的。史学是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即史料，一个“学”字的学问大也；离开了史料谈史学，讲探求历史规律，这样的学问就不能说是史学。前者以为傅斯年只讲史料，不讲理论；只讲考证，不讲规律。后者则指出傅不仅重史料，也讲理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史学也不等于史料学。
二是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批评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以所谓正确的理论和真正的史学来分析评价史料学派。认为“真正的史学应当是实证与阐释或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完美结合”，“史观与史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缺一构不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翼膨胀，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余英时说：“从理论上说，这两派（指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其实各自掌握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史料学派的史学思想是偏颇的，真正的史学研究也就无从开始。而肯定者则站在当时时代的角度，“能同情地理解”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许冠三说：“从否定的界说看，或许更易明了傅氏倡此义例的苦心和时代意义。他当时似乎亟于要澄清史学界的惶惑与迷乱，特别要和旧式‘著史’、历史哲学以及国学或汉学划清界限，故《旨趣》一开头就表白：‘历史学不是著史’。”另有学者也指出，傅斯年重视史料是代表一种史学理论，而他的主张绝非无的放矢。他有他面临的问题，当时国内最大的势力当然是顾颉刚。史学即是史料学，以求实的态度破疑古派的陷虚。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来重建历史。而傅斯年反对疏通的史学方法，基本上也是针对日正当中的疑古派说的。可见，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并非只是一句标新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时代（及以前时代）学术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我们以为，第一种观点有“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之嫌。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对各派就会“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客观公正，其实，“后世之理论”本身是否真理也难说，不然，这些理论也就不会“此消彼长”了。第二种观点则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的是非得失才不至于离事实太远。此点陈寅恪作了极好的阐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极难推知。”因此，“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论也同样适用于近人的学说。
第5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书名：《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作者：徐坚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横跨河南安阳洹河两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到193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工作。甲骨卜辞、青铜器、骨器、玉器等文化遗物，以及宗庙、王陵、族邑聚落遗址、墓群、甲骨窖穴、作坊遗址等残留遗迹，将《史记—殷本纪》等史书中对商朝半历史半神话式的寥寥数语记述，在实际物证支持下变成了3300年前殷商文明的真实面貌。
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的考古发掘，安阳发掘引入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对塑造嗣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影响极为深远，更是至少造就了中国前两代考古学人。但正如《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作者徐坚博士看来，如果过度强调安阳这一“主流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恰恰是这些未受关注的、已被遗忘甚至遭到贬抑的“暗流传统”（alternative tradition），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简单地满足于按照年代关系汇总发现和研究，罗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事迹，而应该充分地展现学科范式形成和嬗变过程中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主要从人员和机构、“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证和理论之别等三个角度来厘定暗流传统。
例如，史语所郭宝钧主持的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青铜时代墓葬发掘，吴金鼎在苍洱之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具有超越安阳的重大价值。在史语所之外，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学与国学研究机构、各省公共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的民间考古学组织，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参与力量。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物收藏传统与金石学、器物学研究，甚至“非科学”的遗迹盗掘、公器私藏与古物流通，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不能说毫无助益。具有乡土史、人类学、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暗伏于特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主题中，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的考古学史体系、发掘方法和类型学分析被“有意识、有倾向”地译介到中国，让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有选择性地接受”并融汇结合。可以说，这些暗流传统的脉络，既与作为主脉的安阳传统相互呼应、交织糅杂，又显示出独特的人员、地域、学统和理路。
在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的安阳，也见证了中央与地方、本国与外国、科学发掘与牟利盗发之间的角力和斗争，以及在发掘、保管和阐释各个环节中的冲突与矛盾。虽然史语所和地方政府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但是中央和地方之争从未消弭，河南本土人士基于乡土文化保护意识、文物在地保护倾向以及发展本地博物馆等考虑，曾抵制史语所的安阳发掘，使其短暂中止并代之以河南本土考古力量。另一方面，史语所按照每亩地每年180元标准支付的天价地租，依然让当地村民觉得“阻挡财路”而愤懑不平，导致猖獗的盗掘屡禁不止。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顾立雅亲临安阳考察时发现“地面上遍布三英尺见方的盗洞”，估算每年至少有50件以上的精美商代青铜器流往北平古董市场，其精致程度和罕见程度甚至胜于大部分田野发掘遗物。出于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政治的考虑，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安阳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更是罕被提及。
《暗流》虽然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采用“回访”、“深描”等情景分析方法，试图审慎而准确地部分复原历史的错综面貌，让那些“隐匿的多数”、“执拗的低音”重新发声，于是我们就能在书中读到关于一国一地一家的细微剖片，看到田野考古学家、金石学人、盗掘乡民、古董掮客、洋人探险家、本土收藏家等共同织映出的历史图景。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如小说般起伏跌宕的最精彩“情节”，或许当数在安阳发掘之前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的发现与发掘。
新郑李家楼大墓在偶然中被发现，地主李锐并不接受知事上缴铜器的劝说，反而将菜园井坑所出铜器当成私家财产，待价而沽甚至已经售出。到底应当公藏抑或私存？驻军靳云鹗部迅即介入，在多通电文中反复申明，“此项古物，皆祭祀宴享之器，实系中华国粹，片铜寸铁，皆足宝贵，应由公家保存，不容私人所有。”李锐联络北京一带官方人士疏通不果，不得不交出已出土诸件。
第6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杨公骥是我国现代文史学家、学者，著有《中国原始文》、《中国小说史》、《西藏古史考》等。他12岁入中学，由于兴趣广泛，往往被学习中的疑难所牵引，跟踪求索，遍读各类图书。他说：“这时期，我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许多著作和译文。”他的一生中读书都是采用跟踪读书方法。跟踪读书法是在读书时发现疑难问题，追踪求索，广泛阅读，多渠道、多学科地从外围解决问题的读书方法。杨公骥说：“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拔，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公骥读书从不死板地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而是在阅读时发现疑难问题后马上跟踪下去。有时甚至由这学科转到另一学科，直到把问题弄通为止。
例如，他年轻时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阅读了很多文章。但由于当时自己历史知识贫乏，越读问题越多。于是他跟踪学习，阅读了《古代社会》及考古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便解开了自己的疑团。
由于他采用了跟踪读书法，在读书时往往为了解决具体问，“而在不知不觉中引起对许多学科的兴趣”。如他母亲因生他难产而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公骥读书从不死板地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而是在阅读时发现疑难问题后马上跟踪下去。有时甚至由这学科转到另一学科，直到把问题弄通为止。
例如，他年轻死，他隐痛在心，总想探其究竟，遂借阅妇产科医书仔细阅读。由此扩延，又读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人类学、民俗等书。他说：“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我库存的有用材。”
第7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作为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在1900年以前的中国从未存在,因而也从未被提出过。苏秉琦(1909―1997)这位土生土长的学者,用一生辛勤劳作,从中国考古这门学问给予沉雄有力的回答,胜义纷披,意蕴深远,获得国内一致的赞赏和广泛的追随、国外密切的注意。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其实,讲到中国历史,从孔夫子起就不是把中国史看成是铁板一块。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是三家来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而不是看做一连串的三代。汤武革命不是继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但还是周人的学问全面。“周礼”是国家大法,是周人建国治国的系统理论,以一个“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国家已成熟的表现,殷人还未达到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为主。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进来出去又多有反复,所以,华夷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绝对的。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名言,也是认识到他的弟子们来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来源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而且有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有教无类”的“类”,一般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较少联系到种族问题,但殷墟的情况给了我们启发。李济分析殷墟大批人头骨后,指出活动在商代中心地区人们的种族差别很大,他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中说:“从著名安阳遗址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看,就远不是纯一人种的。从研究这一人骨的头形指数计算出的标准偏差数,远远超出正常范围,这肯定地说明这一组颅骨有着极不同的来源。”虽然时代越近,人种差别越小,但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种族歧视,这当然是很进步的思想。由于面对的是多文化且复杂的民族传统社会,所以他讲课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兼容并举。《周礼》所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
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兼容并举的,他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修史内容超越国界,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至于另一个怪圈――社会发展史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几本有影响力的中国通史就有这种倾向;1958年前后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时编写的通史陈列说明词、北京大学师生合作编写的考古学教材,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结果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也只能“对号入座”,把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教条,再添加些考古资料便交差了事。连调查少数民族史也受到影响,一个现成的例子是,海南岛的五指山,被说成是黎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标志。其实,五指是五支,代表黎族内部的五个各有特点的社会群体,五支之间不是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而是每一支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标志,是社会内部群体分化,并不代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把它简单说成是所有制问题,只进行阶级分析,那就把黎族的民族及其内部的特色给抹掉了。
其实,把社会发展史视为全部历史,在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找到什么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概括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工程时,是从研究具体史实开始的。恩格斯也并不认为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条,他在写《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就是在研究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得到的史料之后,提出国家的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它们各有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制约的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和国家的产生。
第8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亚历山大建立了大约20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他的远征在客观上使得古希腊文明得到传播。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成为后来的军事领导者的楷模，全球军校迄今仍在传授他的军事策略。然而，这个大帝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死亡之谜
长期以来，古今学者们对亚历山大的死因争论不休。有史料说，随亚历山大征战波斯的希腊预言家加南鲁斯（于公元前323年在古波斯城市苏萨自焚身亡）曾对亚历山大说：“我们将在巴比伦重逢。”而他说这话时亚历山大还无前往巴比伦的打算。还有史料说，公元前344年2月，亚历山大命令他的军队向巴比伦进发。他的军队在跨越底格里斯河后与迦勒底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沼泽地的民族，曾短暂统治巴比伦）遭遇。后者警告他说：不要进入巴比伦城，否则他将面朝落日。“面朝落日”显然是衰落的征兆。在亚历山大病逝于巴比伦后，人们把他的死亡与这些传言联系了起来，认为这些都是亚历山大将死在巴比伦的“预言”。当然，这些纯属巧合或人们的牵强附会。
关于亚历山大之死，古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鲁斯记叙说，亚历山大为了祭神，喝下一大碗未经稀释的白酒，之后便发病，并在经历了一阵剧烈的痛苦后死亡。另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记叙略有不同。他说，亚历山大在死前大约14天，连续两天与其部将饮酒作乐，之后便开始发烧。他的病情持续恶化，以致他无法开口说话。在他病情危重时，他身边的士兵被允许列队经过他的病榻，他则向他们缓缓挥手。
现代学者对亚历山大的死因各说不一。有研究将亚历山大之死归咎于酒精性肝硬化和番木鳖碱中毒，但这两种说法被认为缺乏证据。1998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报告说，根据“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很可能死于在古巴比伦很常见的伤寒症或疟疾—— 他在死前一周出现发冷、盗汗、虚脱、高烧症状，严重的腹痛还导致他痛苦喊叫，这些都是传染性疾病如伤寒症或疟疾的典型症状。还有研究认为，亚历山大是在死前两周乘船视察沼泽地洪水防御工程期间感染疟疾的。不过，这些“史料”的真实性都遭到质疑。
除生病之说，亚历山大之死还有多个谋杀版本。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杀人不少（其中包括误杀和错杀），树敌甚多。事实上，在马其顿王朝，谋杀的确也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杀人手段。其中一个版本说，暗杀亚历山大的主谋是被他革职的马其顿总督安提帕特，后者在被亚历山大召到巴比伦受死之前，安排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倒酒师毒杀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恩师亚里士多德可能也参与了这场谋杀。还有一个版本说，亚历山大是被他的同父异母私生兄弟托勒密·索特一世用砒霜毒死的。被怀疑为谋杀亚历山大的凶手的人还有亚历山大的妃嫔、他的将军、他的御用历史学家和顾问，以及王室侍女等。不过，下毒版本的始作俑者是《亚历山大死亡证明》一书，但此书被认为是在大约公元前317年编撰的。
认为亚历山大并非死于谋杀的根据有：亚历山大的健康在多年酗酒和多处受重伤后每况愈下；亚历山大的爱将赫费斯提翁之死加剧了亚历山大的健康恶化；亚历山大过量服用包含藜芦的药物，而大剂量的藜芦是致命的。对暗杀之说的最强有力的反驳是，从亚历山大发病到他死亡之间有12天，如此长效的毒药在当时应该还没有出现。不过，2010年的一项新理论指出，亚历山大的症状与卡里奇霉素中毒相符，而这种由细菌产生的致命毒素存在于亚历山大的饮水来源——斯提克斯河。
有流行病学家提出，亚历山大可能死于西尼罗病毒。但也有流行病学家认为，西尼罗病毒感染人类不可能早于公元8世纪。科学家对亚历山大的死因还提出了其他猜测，包括由酗酒和过度肥腻饮食诱发的急性胰腺炎、急性心内膜炎、血吸虫病、卟啉症和白血病等。有人将亚历山大死前症状输入“全球传染病流行病学网络”，结果在收集到的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流感”获得了最高概率——41.2%。不过，也有科学家指出，亚历山大的症状和发病时间与流感并不吻合，与疟疾、血吸虫病和中毒更不匹配。
亚历山大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埋葬之谜
关于亚历山大之死，还有一个未解之谜，这就是：他死后被葬在了什么地方？有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在死前把自己的一个戒指交给一个名叫佩蒂卡卡斯的将军，并任命其为摄政王，替他管理国家，直到他的王后罗克珊产下他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四世。但是，亚历山大四世很可能只是短暂地继承了王位——他和母亲都被人暗杀。
由于安葬去世国王被视为王室的特权，在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为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中，拥有亚历山大的遗体被视为权力合法的象征。那么，亚历山大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据信，佩蒂卡卡斯决定把亚历山大的木乃伊送往马其顿的都城埃垓安葬。一份古籍记载说，设计和建造亚历山大的灵车花了两年时间，之后他的遗体被灵车运离巴比伦。至于在这两年中亚历山大的遗体是怎样被保存的，考古学家并不清楚。据1889年的一份史料，亚历山大的遗体当初有可能被浸没在一大罐蜂蜜中。另有史料记载，亚历山大的遗体被放在一口充满蜂蜜的人形金棺里，金棺被放在一只金匣子里，金匣子则与亚历山大的全套盔甲一起放在一辆金马车上。
据说，运送亚历山大遗体的灵车队在叙利亚遭到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私生兄弟、后来的马其顿统治者托勒密·索特一世的军队的袭击。托勒密是亚历山大手下的一名将军，也被怀疑是暗杀亚历山大的主谋。预言家加南鲁斯曾预言说，亚历山大的安葬地将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而托勒密作为当时埃及事实上的控制者，自然希望将亚历山大的遗体葬在埃及。公元前322年年末或公元前321年年初，托勒密下令把亚历山大的遗体转运到埃及，埋葬在孟斐斯（古埃及城市，废墟在今开罗之南），这里因此成为亚历山大的最初埋葬地。这一过程在史料中有详尽记载。
公元前4世纪末期或公元前3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遗体由托勒密一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从孟斐斯转往亚历山大城隆重安葬。在公元3世纪或4世纪居住于亚历山大城的史学家塔提尔斯称，亚历山大墓位于当时亚历山大城中心的陵墓区。普卢塔克则记述说：“国王（亚历山大）的遗体在棺椁里躺了6天，在此期间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从葬礼转向了如何组成一个政府。当亚历山大的朋友们最终有时间照料他的遗体时，进入安放棺椁的帐篷里的人们看见遗体没有丝毫腐烂迹象，甚至也没有变色。”其他多位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也都提到过这个陵墓区。在这里，亚历山大的遗体被放在一座宏伟建筑内部的一具金棺里。许多考古学家相信，托勒密家族的成员也葬在这里。后来，托勒密四世又把亚历山大的遗体放入亚历山大城的集体陵墓。他还用一具玻璃棺材替换了亚历山大的金棺，目的是用金棺铸造金币。
在埃及艳后克娄帕特拉死后不久，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大帝的外甥、养子、继承人，原名屋大维）造访了亚历山大墓，据说他奉献了鲜花，还在亚历山大的头上放置了一顶金王冠。但他在亲吻亚历山大的鼻子时，不小心将其碰掉。恺撒大帝也造访过亚历山大墓。大约在公元200年，罗马皇帝塞维鲁斯关闭了亚历山大墓，理由是担忧游客太多造成损坏。而有人说他把一些秘籍放进了墓中，他不想他人看到这些秘籍。据史料，最后一次有记录的亚历山大墓的造访者是卡拉卡拉皇帝（塞维鲁斯之子），时间是在公元3世纪。卡拉卡拉自诩是亚历山大的化身。当时他向亚历山大遗体供奉了自己的多件宝物。
在此之后，关于亚历山大墓的记录就变得模糊了。到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墓已经下落不明。虽然后来有学者称看见过这座墓，但却未说明具体地址。根据一种传说，亚历山大的遗体被埋在一座基督教堂的地下墓室里。
根据种种历史文献，包括文献作者自己对亚历山大墓的造访，很多考古学家相信，亚历山大城是亚历山大的最终埋葬地。需要指出的是，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劫掠，加之瘟疫、地震等多种灾难，几被毁灭。例如，公元4世纪的一场强地震导致王宫大面积被毁，其中包括著名的法罗斯灯塔和托勒密宫殿，王室墓地可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阿拉伯征服战之后，亚历山大城失去了重要性。到15世纪，该市人口大量消减，土耳其人几乎终结了这座古城。亚历山大墓逐渐被历史长河所湮没。
陵墓今何在
数百年来，人们对亚历山大墓的寻找从未停止。例如，1737年，一名荷兰船长造访亚历山大城寻找亚历山大墓未果。1768年，英国人布鲁斯寻找亚历山大墓，无功而返。18世纪，意大利人赛斯特里尼为寻找亚历山大墓而造访了亚历山大城，当时有人对他说亚历山大墓在阿特里纳清真寺。1803年，来自俄罗斯的一名高级教士在寻找亚历山大墓未果后说：“虽然直到15世纪还可能知道亚历山大墓的位置，但现在已无从知道了。”事实上，在15世纪以前很久，亚历山大墓的确切地址就已遗失。
有研究认为，早期的埃及导游为了回答游客的询问，编造了亚历山大墓的原址是阿特里纳清真寺之说。不过，这也并非空穴来风。早期游客知道的是，在这座清真寺里有一具表面雕刻着象形文字的花岗岩石棺，石棺后被拿破仑的士兵在1801年撤离埃及时带走了。但英国士兵后来却在埃及的一家医院发现了它，并将它送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那里，经过解读上面的象形文字，石棺被证明是一具法老石棺，最初是装内克塔内布二世法老木乃伊的，后被用来装他人的木乃伊。有考古学家根据阿特里纳清真寺庭院里的古代石柱推测，这里的确可能是亚历山大墓的所在地。
根据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墓位于亚历山大城的中心。亚历山大城的形状像西洋跳棋棋盘，由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两条主要的大街构成，这两条大街的交汇处靠近城中心，因此也就靠近亚历山大墓原址。不幸的是，托勒密时代和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城地形早已未知。
1865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下令著名天文学家和工程师法拉基绘制了一张亚历山大古城地图。这张地图引发了一种理论：亚历山大墓位于距离纳比·丹尼尔清真寺不远的城中心。法拉基造访了这座清真寺并报告称，自己进入一间有着用石头修筑的地下通道的大房子，高品质的建筑石块让他坚信：这些地下通道必定通往亚历山大墓。
对亚历山大墓的探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在此期间，德国商人兼考古爱好者施利曼获准在纳比·丹尼尔清真寺发掘亚历山大墓，但没能成功。此后又有不少人在埃及的疑似亚历山大墓遗址进行发掘，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后来，埃及政府禁止进行类似发掘。
1960年，波兰考古队获准在纳比·丹尼尔清真寺附近进行非破坏性发掘。波兰人虽然未能找到亚历山大墓，但发现了罗马半圆形剧场、罗马浴室和水池、罗马居民区等遗迹，还发现了亚历山大石雕头像，其年代被测定在公元2世纪。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考古学家亚德里亚尼对亚历山大墓展开了调查，但他在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前过世。根据亚德里亚尼的调查，亚历山大墓原址在古亚历山大城东北部，距离王室居住区很近。1964年，他在那里的一座古墓里发现了用雪花石膏建造的墓室，他认为这就是亚历山大墓。然而，这一说法遭到埃及考古学家的否认。
现在，又有考古学家提出，应该在亚历山大城的地中海沿岸波涛汹涌的海面下去寻找答案，毕竟那里的海底躺着许多古迹，例如已经发现的克娄帕特拉的塑像。或许强大的自然力量已将亚历山大墓掩埋在海底。
2013年8月底，国际媒体传出一条引起不小轰动的科学新闻：发现于希腊古安菲波利斯遗址附近的一座墓葬，可能正是久已失落的亚历山大墓。这座宏伟墓葬的墓墙长达500米，高达3米，考古学家相信墓主即便不是一位国王，至少也是马其顿王朝的一名要员。目前这座墓的发掘仍在进行之中。
亚历山大墓的四种“下落”
亚洲 有两个亚洲国家—— 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都声称是亚历山大墓的所在地，大部分原因是它们都曾是亚历山大的广大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考古学家普遍否定上述声称，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
马其顿 有些人相信亚历山大可能被埋葬在马其顿帝国的都城埃垓，这里也是他的祖先们的安葬地。但也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仅有一些古代文献表明他的灵车队可能曾在某个时刻朝着埃垓的方向而去。
第9篇：考古学和历史学范文
中国人民大学有完整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宗教学等,国学院与这些学科有联系,但并不等于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综合,那么,国学院的特点在哪里?
“五四”以后,我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受科学主义影响,产生了两面性。一方面,学科分类比较细,使学科的专门化得到保障,推动了具体学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难以从宏观上去开拓学科的新领域。那么,如何在现有学科分类的背景之下,走出科学主义的藩篱,实现国学教育的“综合创新”?
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我们把“国学”教育厘定为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国学院本科生制订合适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在教学实践中检验、修订、成型,使得从这里毕业的本科生掌握有关国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和专门技能,能够在相应的机构(如文化机构、教育教学部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中胜任工作。
为此,我想提几点建议。
1.国学院设立关于文献学类别的课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就是文献学;作为“国学”的经、史、子、集,即着眼于文献学。我在这里所说的文献学,是指国学中的专门学问,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训诂学等。这些国学的专门知识,不必按文、史、哲去划分,而是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中的重要文献资料作为讲述和研究对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些综合性大学将文献学专业设置在中文系;有的则设置在历史系,形成具体的历史文献专业等。如果超越学科的界限,一定会有助于突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综合性和基础性特色,推动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对各相关专门学科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2.设立关于考古学及其成果类别的课程
自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后,迄今将近九十年,以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取得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毋需论证。作为国学专业的专门人才,要有一定的考古学知识,特别是对出土文书,要有一些基础知识(不是做专门研究,在大学本科没有条件做深入的研究)。对于国学院的本科生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那样,用相当多的时间去进行田野考古,但是关于考古学通论、考古学方法、中国考古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等,开出若干课程,也是不可缺少的。
3.设立经学研究类课程
经学是国学的灵魂,儒家的“十三经”是国学的精髓。儒家的经书从西汉“五经”到东汉“七经”,到唐朝“九经”,再到宋代“十三经”,体现了古代社会不断扩大儒家经书范围的过程。历代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经学有关。儒家经书从读书人(士学)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记述。其中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普遍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百科全书,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研究国学,不能不研究儒家的经书。当然,为国学院本科生开课,并不限于儒学,应扩大眼界,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若干本有关中国古代所谓“百家之学”的代表作,这很有必要。
4.世界学术之介绍
国学院所要培养的,是既有世界学术眼光,又有本国传统文化学术基础的专门人才。众所皆知,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流和相互借鉴,而且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些不可能在国学院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中全部反映出来,有些也难以构成一门课程,可以通过“讲座”的灵活方式扩大学生的学术和知识视野。因此,我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经常性的“国学与西学讲座”,请不同学科的专家来做讲演,特别是这二者的交融,以及这方面的代表作,可以着重加以介绍。
在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时候,关注将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结合,这个指导方针不可缺少。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将国学院的课程分为国学与西学各占一半,而是学术眼光、学术胸怀和学术素养的大问题。过去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把中学与西学分割开来的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需要真正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中外)贯通。
5.鼓励和引导国学院的学生关心和思考重要的理论问题
中华文化既包含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奔腾不息的巨流。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就把中华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论述。同时对我们专门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即国学和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归纳为“文明”“和谐”可能不够,其中的天人和谐、仁者爱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尊师重道、居安思危、诚实守信、养生有道、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可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在。引导国学院的学生思考和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以及它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会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精神境界。持续办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需要有这种精神力量的指导和鼓舞。这才能表现出我们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即国学的研究既不同于汉代的经学笺注家们、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也不同于清朝的考据家们,而是具有我们自己时代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