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金融危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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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本文选取全球范围内67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涵盖全球各大洲的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18个，欧洲国家23个，美洲国家14个，非洲国家10个，大洋洲国家2个①。样本的时间范围为1989年至2009年，这是金融危机发生频率较高的一段时期。根据金融危机变量的赋值特征，本文选择Probit模型来估计。参考马勇（2009）[8]、Fukuda（2011）[9]的相关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Prob(Yit=1)=Φ(α+β1iINSTit+β2iEXCNit+β3iCAit+β4iFDIit+β5iABit+β6iCPIit+β7iFDit+β8iBCit+uit)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概率密度函数。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一个国家在样本区间发生了危机，则赋值1，未发生的国家则赋值0。INSTit为解释变量，表示一国产业结构。EXCNit、CAit、FDIit表示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ABit代表经常账户差额。除了前面代表经济结构的核心解释变量外，我们还纳入一些控制变量，描述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行业的基本特征，如CPIit、FDit、BCit分别代表通货膨胀率、金融发展水平、银行集中度。α为常数项，β代表影响系数，u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四、实证结果

为了考察金融危机与经济结构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我们运用极大似然法，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1）产业结构显著负向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且影响程度最大，这意味着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越大的国家，其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当一国的工业规模不断缩小、服务业不断扩大，制造业萎缩，则会形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则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这种现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表现更为明显，并被认为是触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结构性因素之一（朱太辉，2010[4]；巴曙松和李胜利，2008[3]）。（2）国内投资比重显著负向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表明国内投资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在全球样本下的多次金融危机检验得到的普适性结论，这一结论与JohnRoss（2009）[10]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原因时的观点相一致，他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过低的投资率及阻止美元汇率下降的畸形汇率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3）经常账户差额显著正向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意味着经常账户顺差或逆差的数额越大的国家，其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4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代表性国家泰国、韩国和印尼的经常项目逆差和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都在高位运行，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达到顶峰，经常项目赤字的积累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苗永旺、王亮亮，2009）[11]。同时，经常项目顺差数额过大，则会导致货币发行量增大、流动性过剩，进而加剧金融风险。（4）在代表经济结构各变量中，出口-消费比、国外直接投资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影响不显著。这表示在跨国样本的多次金融危机检验中，一国经济是出口驱动型还是消费驱动型并不会增加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国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大小也不会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5）宏观经济因素（通胀水平）、产业层面因素（金融发展水平、银行集中度）均显著影响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通胀水平产生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银行集中度产生负向影响。在考察各经济结构变量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显著性后，我们进一步考察金融危机对一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和经济结构变量间的关系。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选择2008年至2009年各国GDP变化百分比作为因变量，2008年各国的经济结构变量、宏观经济变量、产业层面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横截面数据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显示，经济结构变量中出口-消费比、经常账户差额显著影响GDP受冲击程度。其中，出口-消费比影响方向为正，表示在一国的需求结构中，出口需求比重越大、消费需求比重越小则该国产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大，产出减少的越多；经常账户差额影响方向为负，表示如果一国经常账户顺差数额越大，该国产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小，产出减少得越少。反之，如果一国经常账户逆差数额越大，该国产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越大，产出减少的越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2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黄锡富，广西师范学院学院教授，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122—04

一向自认为经济制度优越无比的美国于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并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传导机制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蔓延发展，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市场的激烈震荡及世界性经济衰退，至今仍未见到尽头。美国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开始认真探究其爆发原因，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如何等，思考如何更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等问题。

一、实体经济及其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以及直接为此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能源、交通运输业、通信、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

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发展的基础。

1、实体经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等所需物质产品。而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都是实体经济生产出来。若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人们的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没有了基础和可能。若没有实体经济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人们也就无法提高生活水平。若没有实体经济提供人们精神生活所需的各种产品，增强人们综合素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实体经济发展繁荣了，人们才可能日益缩小其为生存而奔波的时间，才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才能更好地发展。

2、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直接创造各种物质财富。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要实现此目的就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才能为人们提供就业，其才能得以发挥。只有实体经济繁荣发展，才能使民众收入不断提高，才能为稳定物价、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没有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有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发展。

3、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体经济是支撑一国发展的基础，是改善人民生活及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具备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实体经济强盛，则国家强大；实体经济衰退，则国家没落。改革开放前，我国由于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各种物质产品匮乏，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到了崩溃的边沿。科技、教育及文化体育等各项事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充分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及其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粮食、棉花、肉、蛋、鱼等大量农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水泥、钢铁、造船、煤炭、电解铝、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汽车、电脑、服装、制鞋等22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占我国国民经济40%份额的工业，已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前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体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我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也得到了快速繁荣发展。

4、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强大的实体经济是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前提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强大的实体经济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法宝。英国曾因“食利”、忽略实体经济而丧失强国地位；拉美因过度城镇化、实业衰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日本经济大衰退，就与当时日本产业空心化、房地产泡沫化、日元大幅度升值、实体经济青黄不接，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同一时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相关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分脱节、实体经济虚弱所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充分揭示了过度金融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所造成的“物极必反”的结果。而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仍然“一枝独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一直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其工业制造业成为经济“脊梁”。正因德国长期以来没有离开过制造业和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也没有离开过革新创造，因而确保了经济增长始终具有活力，经济能长期保持一种健康稳定发展态势。由于我国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品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高端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在电工电器、高精密机床、工程机械、重型矿山等行业的出口产品中，成套设备、高附加值的产品占较大比重，也使得我国能较好的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发展一再证明，只有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实体经济，社会的基础才会扎实，经济发展的动力才会强劲。

二、虚拟经济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虚拟经济是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对应、与传统的物质生产及其有关的一切劳务活动相区别的经济形态，是指金融证券及以资本“运作”为手段实现增值的经济形态，是基于信用、未来收益索取权等符号经济。其表现形式就是以钱炒钱，以钱生钱。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是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发展。

1、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融资，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越是发展繁荣，资本所起的作用就越突出。虚拟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高效地集中社会大量闲置和零散资金投资实体经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成就某一产业的发展。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并迅速超过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主要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就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又如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约4000美元，美国5000美元左右。但经过20世纪的发展，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阿根廷已元法同美国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而阿根廷没有重视虚拟经济发展，缺乏高效的金融市场，社会大量闲散资金无法有效地为经济提供支持。从而丧失一次次工业化机会。虚拟经济通过资本价格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引导资本向生产效率更高、且经济效益更好的实体经济的相关行业与领域流动。使相关行业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并借助产业链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从而提升社会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主要是为解决实体经济运行中的资本流动、资金筹措，减少交易成本，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与促进调整产业结构。

2、虚拟经济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实体经济要健康运行发展，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虚拟经济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如企业可以凭借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方式，为企业实现低成本规模扩张。虚拟经济的发展带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技术、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使有限的经济资源优先流向更有发展前景的实体经济部门，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其后劲。

3、有助于分散市场风险，充当实体经济的缓冲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适度发展可以分散市场风险，缓冲实体经济的过分波动。当市场货币供应超出实体经济实际生产能力时。必然出现过剩储蓄资本，进而导致社会物价上涨。而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引导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本进行投资或投机，从而降低资本集中投资到实体经济中的风险，缓冲实体经济运行波动。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两面，尽管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若其脱离实体经济盲目扩张，过度炒作，对实体经济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破坏作用。首先，虚拟经济的过度炒作会引发经济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离开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虚拟经济过度炒作，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或资金成本过高，必然会催生经济泡沫，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破坏。其次，虚拟经济过度炒作会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资本过度炒作的结果都是各种物品价格的大起大落。资本炒作结果的受益者往往是大量资本持有者即炒作的最先发起者，而后跟进者往往是受害者，造成财富集中在少数群体的集中，加大社会贫富差距。再次，虚拟经济易于扭曲人们致富观。任何社会财富的创造都是实体经济创造，都是靠人们辛勤劳动。资本的过度炒作，社会极少数人的暴富，扭曲了人们的致富观，诱发了社会上捷径致富、追求暴富的致富观，使许多曾经靠艰苦创业、勤劳和实业致富的生产经营者不愿意从事实业。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要扭转需要很长时间，从而加大了社会发展的风险，阻碍社会发展。

三、重视和加快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虚拟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但是我国近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发展有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就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用工荒和成本高的严重生存困境，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垄断使得民间资本投资实业发展受阻，迫使大量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由于行业利润分配缺乏合理规制，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两极分化”：做实体经济面临高成本和高税费两头挤压，利润“比刀片还薄”，大量亏本运营；而金融行业利润赚得“不好意思说”，虚火好旺。因此，为了在竞争激烈且变化莫测的现实世界中掌握主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更须重视和加快实体经济发展。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是加大财税对实体经济的扶持。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生产成本上升、税负重、利润薄、资金困难、压力大等。因此，要制定财税扶持政策，进行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通过贴息贷款、低利率贷款、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符合产业政策的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创新型的小型、微小型企业发展。二是加大政府资源的支持。为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政府应把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之中，并发挥“种子资源”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发展，以形成政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预期，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三是放宽市场准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让实体企业有利可图，有空间可以发展，让所有做实业的人感到有奔头、能致富、受肯定、得支持，增强民间资本专注于实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引导资金流回实体经济。四是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政府要加大遏制投机炒作，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期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促进更多资本从虚拟经济转回归实体产业。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改变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浮躁及快速暴富心理，让人们脚踏实地从事实体经济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产业结构是提升经济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面对金融危机冲击，世界主要国家都重新审视本国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实体经济。美国提出要吸引在国外的美国制造业企业迁回本国发展，壮大美国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危机发展，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表现就是进口明显减少，消费方式上也提出低能耗、低污染产业的需求。国内消费市场也在发生变化，消费水平提高，形成新的消费需求，致使一些传统产业出现萎缩。为适应这一变化，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大力扶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以新兴产业支撑创新型经济、引领危机后经济增长以致成为新的产业增长极。尤其是市场前景广阔，产业关联性强的战略性产业，如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信息产业等，形成我国实体经济新的增长点。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贸易服务业也迅速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全球化竞争的需要，也才能更好地为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和空间。三是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如钢铁、纺织、建材、石化、船舶、汽车、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电子信息、轻工食品、医药等，仍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力量。要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其转型升级，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增强市场的持续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创新与塑造品牌，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提高企业利润率，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强竞争力，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第3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摘 要］如何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推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金融危机；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062-01

1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近几年来,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虽然通过全球改革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严重打击,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泛,再加上发生的经济危机在短时间内不能有效解决,这使全球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刻的反思。经分析发现,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发展方式不协调,这就必然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对全球经济影响极大。

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当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方法,革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形成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各个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正因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失调,使金融危机一直危害着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全面并且透彻的去分析此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美元在世界上货币所处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发展处于世界的前列,并且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利用对世界其他国家发行国债并且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贸易逆差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为了确保美国对其的投资,持续的购买美国的国债并且向美国以低价出售国内能源,这种形式上所谓的“协调”,在实际上只是促进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却极大的危害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揭示了这个虚伪的“协调”,使美国经济迅速衰退,导致了全球经济严重受到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性影响的打击,如果不尽快的调整全球经济维持到新的平衡状态,那么,金融危机将会持续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

所以,客观并且深入地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合理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 国际金融危机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2.1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

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高度消耗能源、高度影响环境、高度的资金投入,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是暂时性的,不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长期的推动作用,而且严重的消耗了我国的能源储备,对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以短暂的能源损耗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繁荣,必将导致我国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近几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打击,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

2.2 革新市场经济体制难度较大

(1)只有不断地去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断冲击,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而对一些非国有企业,国家政府却没有进行有力的支持,最终使一些非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破产停业,这必将会增加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矛盾,甚至形成经济上的恶性竞争。

(2)发展我国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能过多的干预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与国家政府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经济问题发生。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政府会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来帮助我国市场经济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这道难关。

2.3 经济增长产业之间的带动转变难度较大

只有通过加强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加强新型农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制造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使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金融危机大大影响了经济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在：

(1)由于现在农民工失业问题严重,使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大大增加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使土地的压力增大,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措施的推进。

(2)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由于工业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不能正常生产,这就使服务业的物质匮乏,最终导致服务业的发展停滞。

(3)我国制造业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负面性影响,造成了产品积压,无法找到销路的僵持局面。 3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的措施

3.1 加强对制造业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因此,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上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且我国的制造业的产品以物美价廉的特色销往世界各地,给我国制造业不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如何加强制造业的发展,要从以下几点来着手：

(1)质量是工业制造产品要把好的第一道关,不能只求数量上的增大,重点要加强制造业中产品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制造业经久不衰。

(2)国家不能只注重大型企业的发展,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加大扶持力度,这些中小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3.2 调整外部资产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1)我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处于领头企业的地位,在行业整合的产业链下,金融的杠杆可以使更大的企业放大市值,从而处于一个与国际巨头竞争的地位。

(2)我国近一些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的发展态势,世界500强的公司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这些企业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些占据产业链高端的跨国巨头企业受到冲击、股权被贬低的“天时”,去参股这些跨国公司。另外,轨道机车、发电设备、汽车等行业的企业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自身的强大订单配置能力,考虑参股上游的公司。

(3)我国可以对于外汇的储备进行多元化的配置,利用外汇的储备来增加对我国战略能源的储备。需要鼓励银行把支持实体经济放在全球的产业布局上来。需要实行精细化管理,企业如果想要做强离不开先进的管理方式,质量管理需要落实在每一个行动上,彻底摆脱“求数量、求速度”的传统管理观念。

3.3 促进国内消费

由于收入状况的不佳或者环境因素的不允许,导致了我国国民消费水平较低,因此,提高我国国民的收入,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并且提高就业率,是促进我国国民消费的有力措施。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国民消费水平再度降低,因此,制定合理的消费方案,并且创建良好的消费环境,是促进我国国民消费的必要措施。

3.4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政府应该大力的支持并积极的引导我国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在金融危机的威胁下,为非国有企业开辟出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努力地维持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平衡。

第4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015-02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的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考察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假如要实现稳定状态的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均衡条件。

经济增长最常见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另一种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1.哈―多模型。哈―多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承袭凯恩斯有效需求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用G代表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由此可以得出哈―多均衡增长模型:G=S・V或G・V=S。在S和V为既定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实现每一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互平衡的均衡增长,要求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便由需求所带动的国民收入(产量)的增长率(G)所引致的投资(G・V)恰好能够完全吸纳既定的储蓄。因此,我们看到哈罗德和多马强调投资作为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该理论还认为,在保证S/V=Sw/Vw=Sn/Vn的前提下,经济将达到一个稳定的增长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将以人口的自然增长速率n增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平均的产出将趋于稳定。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认为,哈―多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即使假定技术保持不变,但随着资本积累日益深化(即每个工人人均资本量随时间增长日益增多),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要发生变化,资本―产出率也要发生变化。所以,索洛在模型中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假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隐含规模报酬递减),在此基础上,索洛建立起他的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Y=A+αG+βG。其中Y、A、G、G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在索洛―斯旺模型里,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终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劳动力而不是资本所有者的。

3.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更趋合理,更接进现实。一是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从而说明了长期的资本收益增长,并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二是产品的产出作为知识及其他投入的函数,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内生化了知识;三是罗默理论强调投资促进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促进投资,从而得出对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久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领域,视人力资本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现在,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函数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这明确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

4.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式。新剑桥模式人为新古典模式中的技术是独立因素不现实,因为没有投资就没有技术进步。他们提出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只有调节储蓄率s。而储蓄率是由资本家收入储蓄率Sp和工人收入储蓄率Sw决定的。因此,社会储蓄率为:s=(P/Y)・Sp+(W/Y)・Sw。该模型的含义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储蓄倾向。

5.钱纳里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竞争均衡的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约束条件。特别是当把这种方法用于发展中国家时,缺乏有效性。钱纳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诸如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要素市场的非均衡意味着要素在不同部门中边际生产率可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于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以加速经济的增长。一句话,钱纳里强调了经济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

1.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涵义。经济增长的两种定义对于不同的问题具备各自的优越性。如果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的增长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具有决定意义。

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具体情况来看,经济增长问题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增长也是同等重要的概念。就此我们可以明白在对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上的态度来说,最好是找到既解决总量增长,又解决均量增长的理论。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哈―多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都没有解决个量增长,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决总量和个量的共同增长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运用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一些。

2.资本积累问题。从哈―多模型我们知道要经济稳定增长,积累是关键。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但是哈―多模型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积累率大于投资很多,因此就中国的特殊情况来看,关键还在于刺激投资,以满足其稳定增长的条件。近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的时候,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家电下乡、汽车减免购置税等促进消费的措施也都成了十分现实和必要的选择。

3.技术进步问题。哈―多模型可以解决总量增长,但是对均量的稳定增长无能为力。虽然索洛―斯旺模型已经引入技术是解决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样的概念,但它也同样无法解决均量的稳定增长。只有到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那里均量增长才真正得以解释。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技术等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的模型里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

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总的增长速度增长的前提下个人收入的增长如何也同样保持一种稳定、高速的发展。从西方经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途径只能来自于将内生发展的因素加以重点对待,也就是说在能够解释总量和均量共同发展的理论与哈―多模型等的差异中寻求解决办法。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问题。在现实中就是要抓好教育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这里涉及到国家增大在研究开发和教育发展上的投入问题,国家在这两方面投资,无论是从经济的长足发展还是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值得的,这也被国外不少国家的发展证明。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建议中央政府将4万亿投资计划中的相当部分或重新追加部分投资用于上述领域,各地政府也应该抓住机遇加大投资,以技术进步去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

4.收入结构问题。就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来看,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收入的最终实现时的结论是恰恰相反的。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资本报酬率降低的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而相反,倒是新剑桥学派关于社会储蓄率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的不同储蓄率共同的更符合实际。目前,中国应特别注意收入分配和收入的均等化问题。使储蓄率最终达到适合经济发展满意的水平,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建议政府进一步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并同时适当提高相关税率,在尽可能保持总税收不大幅下降的同时来减少贫富差距。

5.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从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就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确是一个现存的、严重的问题。因此,产业结构问题也就具有现实的意义了。

第5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加速器；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顺周期；金融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0-0065-06

一、金融经济现实挑战传统周期理论

短期经济波动是使经济学家着迷的永恒话题。克拉克曾经说过：“现代世界关注经济周期就像古代埃及人关注尼罗河泛滥一样，这种现象间断地反复出现，它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而它的自然原因却无法理解”。我们显然要比古代埃及人幸运。主流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经济波动并对其进行数量分析的框架，然而近些年来，金融经济现实却向传统周期理论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传统周期理论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是不能为金融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满意的解答。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是宏观经济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类框架。虽然两者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然而却都因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的假设，其结论是金融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各种变化不影响真实经济活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仍然墨守MM定理和从生产函数角度推导经济波动原因的理论传统，在其框架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往往被简化成一个代表资金流向的函数，无法被引入经济周期模型。随着金融在经济中作用的凸显以及经济的日益虚拟化，现代经济周期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形成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而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严重的衰退。显然，传统周期理论无法为这些现象提供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宏观经济分析迫切需要寻找更加贴近现实、更具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从探讨“大萧条”的非货币效果人手，发现信贷市场某些条件(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借贷成本等)的变化会放大并传播初始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随后他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阐述了最初的微小冲击通过信贷市场状态的改变被传递和加剧的机理，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金融加速器理论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和一般分析框架，为现代金融经济周期的诸多现象和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

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萌芽与发展脉络

伯南克等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并不是全新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剖析大萧条的大师欧文・费雪(L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费雪认为，1929--1933年间，在以高杠杆形成的一系列信用链中，初期的商业下滑导致了一些企业的破产和支出下降，并直接导致新一轮的破产潮。在这种直接作用机制以外，是一种涉及所有借款人的更为重要的间接机制在起作用：资产和商品价格给名义债务人造成巨大偿债压力，迫使他们低价倾销资产，这反过来又迫使价格进一步下降，触发金融危机。在费雪看来，广泛的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产出和价格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使当时的美国经济出现一种债务－通缩(Debt-Deflation)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加速恶性循环。信用市场条件恶化并不仅仅是真实经济活动下滑的简单被动反映，它们本身就是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主要力量。“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虽然内涵丰富且思想深邃，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隔半个世纪，伯南克重新唤起了费雪的主题。伯南克在分析了美国大萧条期间货币与金融总量的相对重要性后，强调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他指出，1930-1933年金融体系全面崩溃、市场服务和信息服务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和银行信贷全面紧缩等导致了当时的经济下滑并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伯南克(1995)基本厘清了“金融危机一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他还和戈特勒(Mark Gertler)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最终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

伯南克和戈特勒(以下简称BG)在一个“非莫迪利亚利－米勒世界”中，基于一个具有固定规模投资计划借款者(或企业)面对“有代价的状态证实”(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CSV”)问题的代际交叠模型，阐述了“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在CSV框架中，企业家净财富水平的下降会导致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因此，一个初始的不利冲击(比如生产率的下降)会减少企业家的净财富，导致内部融资能力降低、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企业由于融资约束收紧而减少投资支出，这进一步降低了下一期的经济活动水平和企业净财富。伯南克和戈特勒等对此机制进行了梳理，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他们提出：“假设信贷市场存在摩擦或成本、总的融资需求不变、存在不对称信息，标准的贷款行为分析模型证明：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与借款者资产净值负相关。一般而言，借款者的资产净值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比如企业的利润和资产价格就是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那么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将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由此触发企业融资的波动，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投资支出和生产波动。我们将由信贷市场状况变化导致的初始冲击被放大的机制称作金融加速器”。伯南克和戈特勒等(1996)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两个宏观经济动态含义，并运用商业季度金融报告(QFR)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证实了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预测。该文为检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现实存在性提供了基于计量手段的实证路径。

伯南克等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金融加速器模型随后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在BG模型中，金融合约只在单一时期有效，戈特勒(1992)证明即使允许放款人和借款人签订多期合同，类似的结论仍然成立；BG的另一个简化假设是产出变化仅仅反映在生产率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上，经济中的总就业保持不变。Greenwald ＆ Stiglitz证明厂商对就业的需求也会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并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Aghion ＆ Bolton详尽分析了整个宏观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动态过程。BG模型假设真实利率由当前可供选择的技术决定，且固定不变。Aghion，Banerjee ＆ Piketty

(1997)刻划了当利率变动是内生变量时，此类模型的动态过程如何被影响。在BG(1989)模型里，企业净值顺周期变化的主要渠道是外部冲击改变企业现金流。实际上，企业资产净值更大幅度受其真实资产和金融资产之价值变动的影响。Kiyotaki ＆ Moore在Hart ＆ Moore债务合约框架的基础上将上述论点模型化，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突出特点是资产价格内生的、顺周期的变化是导致借款人的净财富、信贷可得性、支出和生产水平等波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Carlstrom ＆ Fuerst将信用市场的特征方程纳入通常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藉此量化经济周期中成本对厂商投资需求和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直接启发了伯南克等的研究。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以下简称BGG)的在Carlstrom ＆ Fuerst研究的基础上，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和企业净值纳入动态新凯恩斯(Dynamic New Keynesian，简称DNK)模型的分析框架，设计了一个可供计算的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一般均衡框架，并通过该模型定量地展示了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BGGTM是金融加速器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其所建立的数量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为后续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此后有关金融加速器的大多数研究多是基于BGG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DSGE)的框架下展开的。随后，伯南克和戈特勒(2001)探讨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下针对资产价格动荡的货币政策规则，提出总体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下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准则。自此有关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金融加速器理论为理解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可以对现代经济周期以及金融危机中的诸多现象给予更加贴近现实、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1．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

现代经济周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周期的萧条、衰退阶段往往发端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时期衰退。Ichiro Fukunaga(2002)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泡沫破裂导致的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以及90年代晚期银行系统的大规模运转失灵，可能存在非常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他运用日本数据校准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果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确实能够解释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中企业投资的大幅波动。Hitoshi Fuchi、Ichiro Muto和Hiroshi ugaj(2005)同样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衰退进行了历史考察。他们对BGGTM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GMM估计，之后通过模拟发现可识别的净值冲击对产出和价格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影响，结论是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否对经济萧条、衰退时期投资、产出的大幅波动给予更好的解释呢?学者们基于BGGTM模型，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借助真实经济周期的校准技术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Simon Hall(2001)在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企业的投资支出、财务状况和融资可得性相互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基于BGGTM模型用英国数据进行了校准、模拟，结果显示有金融加速器的模拟结果能够更好地符合此期间企业的真实活动和融资行为的关键特征，这表明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够较好地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衰退中企业投资和金融状况的关系以及投资、产出的波动。

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周期动态的内生非线性，货币政策的周期非对称性即是很好的例证。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可以对此给予很好的解释。金融加速器的宏观动态预测之一是随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在拥有充裕内部资金的经济中，当前企业利润的噪声冲击对投资支出没有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效应微弱。相反，利润波动将对支出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衰退程度的加深，货币政策不仅通过资金成本等直接效应对经济体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融资者资产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从而对经济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对称性，一个现实例证是在由紧缩货币政策引起的经济下滑初期，小企业存货、销售等下降得更快、更多，小企业在产出的下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ertler ＆ Gilchrist，1993，1994)。金融加速器对此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问题更加突出，外部融资的成本更高。在经济繁荣时期，顺周期的企业净值为外部融资提供了充足担保，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真实经济行为差异表现不明显。而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净值的变化使得中小企业的问题凸显，银行信贷更多地流向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的固定资本、存货投资支出等更早、更大的波动。

2．金融加速器与金融危机

(1)金融加速器与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对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等进行了探讨，相关的文献如Gertler，Gilchrist和Natalucci建立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Faia建立的两国模型，Gilchfist，Hairault和Kempf(2002)的欧元区模型以及Natalucci(2001)的三国模型等。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贬值国经济的急剧崩溃使传统开放经济理论遭到了广泛质疑。传统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表明本币贬值将提高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的价格，导致本国产品被更多的消费，从而通过“支出一转换效应”带来产出的扩张。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视角，学者们认为由货币贬值带来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产出急剧下降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外部债务几乎全部是以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当企业的收入以本国货币计价而债务以美元计价时，未预期的本币贬值严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反过来影响了其借贷能力。而贬值进一步恶化了借贷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外国资本的风险溢价大幅度上升，外国借贷急剧收缩，由此导致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崩溃。Cespedes，Chang and Velasco将上述作用渠道纳入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的新兴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对资产负债表效应导致的产出收缩给予了更加正规的描述，同样的结果被Gilchrist，Gertler ＆ Natalucci(2003)、Tovar(2003)和Cook等发现。

对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的关系问题。

Gertler，Gilchrist & Natalucci(2003)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建立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揭示了影响企业产量的财务状况与汇率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如果将金融危机模型化为对大量的未预期的本国风险升水增加的内生效应，在浮动汇率制下，风险升水的增加将被本国货币的贬值所抵消，贬值减弱了对本国利率的影响，避免了资产价格和投资支出的大幅下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国风险升水的增加导致本国利率的立即上升、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和外部融资升水的增加，因此，固定汇率体制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大于浮动汇率制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学者们亦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在解释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方面。Gertler & Gilchrist(2002)分析了金融加速器在货币联盟体系中的应用，结果发现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金融合约不对称的存在放大了货币区国别经济周期的差异。Ashoka Mody，Lucio Sarno ＆ Mark P.Taylor(2007)的研究则提供了跨国金融加速器存在的经验证据。他们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国际间、地区间的经济波动协同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了国家间和国别上的信贷周期在解释产出波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运用四个主要经济体和两个地区1971-2001年的数据，发现地区和国家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解释产出的共同活动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2)金融加速器与次贷危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连续调低利率，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学者们对房地产部门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给予了高度关注。Aoki等在BGG模型中引入了房地产部门。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提供消费流，又是家庭借贷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家庭拥有更多的抵押价值，反过来刺激其更多地借贷为消费或房屋投资融资，从而推动新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经济扩张，货币冲击在房地产价格、住房投资和消费中的作用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被放大了。通过模型化以房屋所有权为担保的额外借贷成本的降低，Aoki等指出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会强化金融加速器效应。Matteo Iacoviello(2005)发展了一个包含名义债务和与房地产价格相连的担保约束的名义货币周期模型，其中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两个渠道产生，房屋的担保效应提高总需求对房地产价格冲击的影响，需求冲击推动房地产价格和名义价格同方向运动，并被放大和传导；价格水平的上涨又减少了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由于借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贷款者，以及财富的重估效应从而刺激消费和产出的进一步上涨(即名义家庭借贷进一步放大了房屋的担保效应)，产生更加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其他学者运用跨地区(Lamont and Stein，1999)或跨国(Alemeida，Campello and Liu，2005)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检验家庭(或消费)金融加速器效应假说的有效性的同时，提供了有关房地产价格、净债务可得性和家庭消费间同向运动的强有力证据，表明了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Richard Disney，Sarah Bridges ＆ John Gathergood发现相对于无信贷约束的家庭来说，房屋价格的上升放松了有信贷约束家庭的信贷约束，因此这些家庭会更多地再融资，从而可能推动房屋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和商业周期的繁荣。Dell Ariccia等的实证检验表明，房贷标准的放松与信贷的超常增长、房价的过快上涨以及按揭贷款的高证券化率等联系紧密，且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为透视次贷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第6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石油价格冲击；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46-02

1 引 言

近年来，石油价格如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先是从2002年的26.18美元/桶开始发力攀升至2006年的66.05美元/桶；随后至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上涨势头更为猛烈，一直飙升到2008年年中133.88美元/桶的高位；随后，伴随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油价同世界个各国股市一样急转直下，一直到2009年年初才有所起色，进入了上涨通道，至2011年1月已经翻了一番，达到89.17美元/桶。

石油有“工业的血液”之美誉，多数国家把石油储备作为战略能源。石油作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派生许多的金融衍生品，在世界金融市场占一席之地，油价的剧烈波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推波助澜。震荡的油价不仅对各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也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油价的长期高升和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都进入了萧条阶段，即使中国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难以摆脱二者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石油的需求不断攀升，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1994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石油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2010年达51.29%，国际能源机构（IEA）曾预测，中国2020年的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7%。石油供给的短缺无疑已成为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的余震及相互影响的石油价格与国际政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因此，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国民经济均衡的影响和金融危机前后不同的特点，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显得相当必要。

2 石油价格冲击影响经济的理论分析

关于石油价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始地比较早，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19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滞胀”，而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石油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影响，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经济衰退幅度与石油价格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幅度不同（Finn，2000）。石油作为一种原料投入，油价的外部冲击（主要指油价上涨的情况）会导致能源投入减少，从而使得产出下降，劳动的边际产品下降并可能带来投资减少、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Finn，2000；Keith Sill，2007）。油价冲击还增加了高能耗行业（如化工业）的投入成本而使得这类行业减少了投入，并在配置渠道方面降低了对低能耗行业产品的需求，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导致经济衰退（Lee and Ni，2002）。石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均衡失业率，从而导致经济衰退（Carruth等，1998；Davis等，2001）。

以上理论多以美国经济为研究基础，部分理论也得到了中国经验数据的佐证。首先，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油价上升会滞后地阻碍经济增长，而油价下降仅在短期内对经济有正面的刺激作用（于伟、尹敬东，2005）。其次，油价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恶化和产业结构变动（史丹，2000；何念如、朱闰龙，2006）。最后，石油价格上涨对CPI的冲击是正向递增的（郭凯，2008）。

然而，现存文献缺乏对石油价格冲击对国民经济均衡的综合分析，并且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油价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正是从这两方面寻找理论突破口。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除国际石油价格（Oil Price）外，其余变量是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的情况的指标，本文选取了GDP增长指数、消费价格指数（CPI）、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4个宏观经济指标。本文并未考虑消费这一指标，原因是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以美国为主，美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约2/3，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大相径庭。在数据处理上，为了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等影响并且不改变原始数据的性质，对OIL、GDP、CPI、EX、IM分别取自然对数得时间序列lnOIL、lnGDP、lnCPI、lnEX和lnIM。

数据考察范围为1990―2010年，主要是考虑到1994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且1991年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分界点（数据回归时滞后一期）。利用的宏观数据的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GDP增长指数是用实际GDP求得，与消费价格指数都以1989年为基准年。国际石油价格采用的是WTI原油现货价格的年平均值，来自美国能源部（EIA）网站。

3.2 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惯性，以及石油合同的分批性和石油价格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借鉴Keith Sill（2007）的做法，把变量都滞后一期，回归方程如下：

lnYi，t=αi+β1，ilnYi，t-1+β2，ilnOILt+β3，ilnOILt-1+μi

其中i=GDP，CPI，EX，IM；对应lnY分别为lnGDP，lnCPI，lnEX，lnIM。α为常数项，μ为回归残差。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总体来说，回归结果较好，部分结论与现存研究结果一致。首先，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每上升1%的油价，将造成0.26%的GDP增长率损失。其次，油价对进出口的负面冲击滞后性较大，但是影响程度最深，每上升1%的油价，将造成0.3%的进出口增长损失。最后，石油价格冲击对CPI影响较大，油价每上升1%，CPI将上升0.06%。

3.3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的特点

通过观察2006年至今的季度或月度数据，不难得知：①金融危机前的油价大幅上涨，并未对GDP的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且危机爆发前夕GDP增长率先于油价下降；2009年1季度二者同时出现向上的拐点，可见中国需求对油价有一定的影响。②金融危机前油价的持续高升对CPI的影响不断累积，在投机最狂热的时候达到顶点，随后随着油价一路下滑；然而油价翻转后，CPI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下滑并处于负值，说明油价影响的滞后性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的持久性。③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出口并未随着油价的下降而上升，反而不断下降，这主要是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财务危机和恐慌性预期造成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油价又随着进出口的复苏而攀升，需求的上升带动着油价。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期石油价格冲击对进出口的正向影响。

4 小 结

通过上述分析易知：石油价格冲击对GDP有负面影响；对进出口负面影响最大，但滞后性较强，且进出口的增长会带动油价的上涨；CPI受油价的冲击是不断累积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做到未雨绸缪。其一，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受影响较小，实质上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的，而粗放型、高消耗的发展模式不改变，中国经济将难以摆脱油价冲击的后续影响，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另外，目前持续上升的进出口的部分得益于金融危机爆发后油价不断的下降，而近期不断上涨的油价将对未来进出口贸易造成滞后性的冲击。其二，中国市场的巨大和石油的进口高度依存度，对油价上涨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这将反过来削弱经济的平稳性，因此，要积极寻求长期稳定的石油来源，以减轻这种影响。其三，油价冲击对近期的CPI不断超出预期影响很大，而油价随着中东北非的恶化局势不断拉高，这将成为我国抗通胀工作的极大挑战。

参考文献：

［1］史丹.国际油价的形成机制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0（12）：48-53.

［2］于伟，尹敬东.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5（6）：11-19.

［3］郭凯.石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8（6）：82-83.

［4］Finn.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effects of energy price increase on economic activity［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0，32（3）：400-416.

第7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次级债；中国中小企业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由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造成的，其原因如下：

1、 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固定资产投资的泡沫及经济的虚假繁荣；

2、 美国衍生工具和信用评级的金融监管不力，致使类似网络泡沫的经济重现，使世界各国深受其累；

3、 美国对次贷危机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没能在早期及时纠正和提供必要的支持，造成现在难以收拾的局面。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分析

美国是典型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级债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而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状态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比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更为重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百分之五十。当因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大批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时，为中小企业提供能源、矿产、钢材等上游产品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过产能过剩的困境，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上缴税收大幅度减少在最近几个月表现特别明显。而此前存货较多的国有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难的地步。此外，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在次级债的影响下，发达地区受到打击最大，在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下降的同时，欧洲以及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会相应下降，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美国的需求下降时，欧盟和日本的需求也跟随下降，欧盟与日本没有能成为美国份额下降的替代区域。因此，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1.由于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因素是中国免于受到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原因。

2.中国金融资产在美国的实际损失预计是巨大的。

3.中国虽然没有在金融上遭受严重危机的冲击，但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影响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也是严峻的。

4.世界巨头的危机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消化的，中国势必会成为最终的买单一族。

5.中国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试图用启动强大的内需来化解此次外需不足造成的经济影响，但为时太晚，长期的外需拉动型经济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对中国中小企业影响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低迷，给中国企业发展带来了特殊的挑战：

中国金融环境首当其冲地会受到巨大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中国市场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这使得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中国整个消费市场将发生变化。一旦普通消费者感觉到”严冬”来了，一定会收紧支出，这对消费市场的刺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消费市场不旺盛的时候，对所有的企业都有影响。对企业价值链的影响。当某个运行良好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照样会影响到这个企业的运作。因为，只要产业价值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都难以独善其身。直接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企业。

因此，随着经济危机影响的深入，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会越来越大。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突破发展瓶颈，一系列的问题与困惑摆在了企业面前：

1.出口增速下降，将面临更多的贸易保护壁垒。全球经济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境外投资企业的业绩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受境外投资企业所在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业绩不容乐观。所在国的信贷紧缩，将导致企业的经营流动资金吃紧，对资金量的需求相应增加；如果所在国实施资本项目管制，那么境外企业与境内企业间的资金流动链条将断裂。

3.国际商品市场价格下跌，中国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下降。

4.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外汇衍生品风险上升。全球性金融危机形成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欧元、英镑、澳元等国际货币的波动幅度增大，从事外汇交易的风险大增。此前，有些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或投资中为避免汇率损失，从事套期保值交易；另有一些企业从事外汇衍生品投机交易，这些交易中的风险因素不可忽视。

三、中国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对中国企业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因素时，应当将外部冲击与中国自身经济周期的特点分离，以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1.出口企业应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虽然美国经济的放慢会拖累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企业通过实施市场多元化，仍有可能扩大出口。

2.以内需市场为导向，主动调整结构。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外部基本是隔离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较是良好的。随着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内部需求也逐渐旺盛。因此，在外部市场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目标市场。

第8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关键词：河南省；经济结构调整；高职教育

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地方高职教育发展的规模、层次，高职教育必须依托于区域经济发展，以其为经济基础。而高职教育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显得日益突出和重要，而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经济特色化，所以区域经济在发展和形成特色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高职教育系统。只有实现高职教育和地方经济的成功对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达到高职教育和地方经济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一、 河南省的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确

河南省作为中部大省，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省份及发达省份相比，还是由较大差距，在国内教育大的环境下，政府对高职教育也给予了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但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仍有些偏颇。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高职院校的结构布局政府缺乏合理规划。第二，缺乏完善健全的高职教育法律体系。第三，政府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第四，高职院校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

（二）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不明晰

就河南高职教育发展现状来看，无特色的办学模式是大多高职院校存在的问题。这就削弱了对地方经济的服务功能和降低了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适应性。

首先，办学方向不明确。其次，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最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落后。

（三）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

调查得知，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河南省的大多高职院校的发展过程中。后危机时代，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重点在于：战略支撑产业和支柱产业要做大做强，战略新兴产业必要加快发展。但目前河南省大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中缺乏与产业发展需求一致的专业及相关人才培养，高职院校设置专业数量虽多，但特色性较少，灵活性和针对性不足，以致于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和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四）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滞后

近年来，河南省高职院校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逐步改变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而努力使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多样性。目前“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已被高职教育广泛认同并作为其主要发展途径。但在具体实践和落实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所培养的人才不能及时满足社会行业企业的需求。主要原因是：对“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解有误；企业对高职教育的参与积极性不高。

二、河南省高职教育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

（一）加强政府的主导性宏观调控功能

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为推动高职教育与经济结构调整二者的互动发展，政府应以本省高职教育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为基点，做全盘考虑，针对其规划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保证二者的协调良性发展。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兼顾三方面要求。第一，目的明确。第二，实际运作具有可行性。第三，政策法规条文必须细化。

2.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调节高职教育发展。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社会总需求，从而关联到人力资本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进而对整个高职教育发展产生影响。政府可运用财税政策杠杠调节高职教育适时发展。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的劳动就业政策、人事工资政策及教育方面的政策来调节高职教育的发展。政府可利用其信息优势发挥公共服务职能。

（二）增强高职教育发展的适应性

1.高职院校办学定位要明确化，办学方向要区域化。高职院校办学定位必须明确，办学方向必须清晰，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宗旨。

2.加强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1）高职院专业专业设置遵循的原则与要求。专业设置遵循的原则包括：针对性、立足资源实际、科学合理实效性、优化资源配置等原则。（2）优化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布局。高职院校必须立足于学校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科学的专业设置。 首先，高职院校不能脱离本校实际盲目追求大而全，而必须立足于自身教育资源，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的改革与创新，灵活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其次，高职院校设置专业应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高职院校设置专业时应联系市场、行业、产业的具体情况，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河南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协调与同步发展。（3）加强特色专业建设。由于河南省的高职院校多属地方政府主管的、由地方财政支持的地方性高职院校。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和水平，同时高职院校对地方经济具有服务功能，所以高职院校必须根据本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当地人力资本的供求信息来开设特色专业，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才能增强学校的吸引力和加强学校的品牌效应。

第9篇：经济与金融危机范文

文书的作者戴维•欧瑞尔系应用数学家出身，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谈起，结合新发展出来的数学领域、系统工程、牛顿力学、统计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背景，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应用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经济学只是对人类行为的数学表述，但这门学科确立的假设前提非常不切合实际，因此，与其说经济学是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观念学。

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独立的市场主体，经济则是理性自私的人为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相互独立的行动的最终结果。这种假设实际上取于物理学，假设人无限接近甚至等于牛顿学说中的原子，不存在过大的个体差异、选择差异。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此种观念与假设曾长期驱动美国及世界其他主要金融市场去监管化的政策方向，从根本上忽略了节点风险，更无法预防整体风险。

经济学的又一个重大假设是，经济本质上是稳定的，价格只是发生微小且随机的变化，所以波动很快就会被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平息下来。戴维•欧瑞尔认为，这种假设与金融史相悖，他一一分析并驳斥了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利昂•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三人奠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论证：杰文斯只接受和分析事实上不存在的理想化市场，其中，每个个体决策的基础是“对自己的要求或私利的单方面关注”，“交换的意图众所周知”，而且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完全自由的竞争”；价格机制跟钟摆运动一样，将最终停止在理想的供求平衡状态。

瓦尔拉斯直接将数学原理用于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熊彼特高度赞赏瓦尔拉斯的贡献），他的学生帕累托则在老师学说基础上拓宽了其数学基础。戴维•欧瑞尔指出，此三人将稳定性的概念从物理学和工程学范畴引入到经济学，但没有且无法证明他们列出的方程组具有稳定解，他们可用的数学工具仅仅适用于研究静态系统或只适用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

主流经济学及由其指导的金融理论一贯认为，经济中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建立风险模型来管理。如前述，投资者是理性的、独立的，市场是稳定的、价格变动是随机的等观念前提存在诸多缺陷，但风险管理理论及实践恰恰就建立在这些存在极大缺陷的观念前提基础之上。这方面最典型、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就是1998年倒闭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该公司是由多名诺奖经济学家组建管理，利用有效市场理论发放高杠杆效应的债务，主要出售对极端小概率事件的保险。同样，2008年初，美国贝尔斯登公司还在报告说其业务风险系数得到稳定控制，随后不久就全面崩盘。书中引用了对冲基金经理大卫的一番话称，金融风险定量管理带给使用者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就好比一只好用但出事故时却坏掉的气囊”，低估风险发生概率、错估风险规律使得风险行为增多，从而提高了经济运行不稳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