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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体育与经济的一体化 发展方向
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整合的趋势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时间不长,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处于磨合与整合阶段,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体制与运行机制也正逐渐形成。在全球体育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我国也产生了体育与经济的构建,并逐渐形成一体化运作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有开放性、系统性以及关联性的基特点,同时体育与经济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应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在全球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也是各有特色的,因此,构建我国的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则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考虑我国的现实社会环境,选择与确定适宜的发展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与经济一体化模式,应考虑如下几方面: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但植根于民族体育经济,还融入了时代精神与现代风格,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第二、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不但将我国民族体育融入进世界体育经济中,同时吸收与借鉴人类优秀的先进体育经济成果;第三、内部变化关系。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作是通过人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是不断吸纳、扬弃与创新过程,基于先进文明,在发展实践中构建更新更高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人与各种因素的变化关系均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构建与发展。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
二、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向
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的管理制度与体制是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要素。同时,还应提高现代管理者的素质水平,创造适合其发展的有效管理环境,达到管理创新的目的,开创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强体制创新,保证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运行
创新体制能够保证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运行。现阶段,我国在体育与经济的宏观管理上仍然为体育、经济相分离与分割的体制,体育与经济分属各自的职能部门管理,这致使体育与经济相分离,合力不够。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传统的体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在仍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致使其弊端仍影响着现行管理体制的开展。这种分离与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合理的资源配置,制约了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与开发,限制了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使资源综合管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生态性与有机性。在宏观管理体制中,应以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的思维来开展;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借鉴那些成功、有效的管理经验去建立与实际相符的管理体制与模式;以有利于发挥体育与经济功能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与体系。
(二)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
在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下,管理环境尤其是宏观管理,越来越影响着体育与经济一体化管理实践。因此,应强化环境创新,促进一体化发展的稳定发展。第一、营造舆论性氛围,产生观念导向。借助现代化传媒工具与舆论手段向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创造舆论支持,在舆论环境中推动管理观念与思想的创新。明确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建立系统化的管理观念,构建一体化的理论管理体系,使人们接受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展趋势,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第二、政策性环境的营造,产生政策导向。当前,经济与产业政策应倾向与体育产业,进行因势利导,以政策支持与保障体育产业;积极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对体育产业加以扶持;应构建促进体育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为体育与经济发展一体化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投资环境,提高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能力。政府利用政策与行政策略对体育经济的结构布局与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影响与调控;利用政策法规来监督、规范、协调体育产业发展,强化体育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次,还应加大公益性体育的投入与扶持,促进体育使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提高管理者创新与实现目标创新
人是体育体育与经济一体化运行与管理的主体所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与观念下,要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水平及创新意识,丰富而深厚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管理能力。因此,要增强管理者的全面培养,在自我塑造与社会塑造中,提升整体素质,以适应市场经济与管理的需求。如能力水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化与创新。
其次,实现目标创新。构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评估体系。在评估体系中,应表现全面发展观,体育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现代与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其衡量指标,不能只包含人均GDP或GNP数量增长值,还应包含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标,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健康状况等。通过评估体系,不但可以反映出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还应反映出人们在体育上的需求满足程度;不但包含社会物质与生活质量的指标,还应有人们的健康质量指标;不但包含人们的物质消费统计,还应有相关的体育消费统计。
三、结论
在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创新,如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环境创新等,不但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扶持与帮助,为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与政策环境,保证其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牛亚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2005,(06)
(一)缺少相关法律法规
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策略通常情况是上级政府制定并颁布的,采用这种方式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上级政府在行政权利上相对较高,其所制定的策略也比较有力度,可以将一些相邻区域政府之间的隔阂打破,从而进行无间合作,促使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均需要依靠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上级政府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透彻,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查,其所制定的策略可能会出现和当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若出现这种情况,既不能促进当地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还可能产生阻碍。
(二)区域之间没有科学的合作和发展经验
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在不同区域存在着不同特点,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也较大,这就使得相邻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优势项目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但对于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我国西北地等,这里人口数量少,存在着相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的现象。此外,因为这些区域地广人稀,促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类型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这些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步、不协调等现象,加上这些区域之间缺少交流,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相应阻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总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不同地区均具备自身独有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自然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不尽相同,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因此,区域合作由此产生,其经济一体化可以帮助不同区域之间进行优势互补,从而促使经济总量得以提升。同时,将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和交流。
(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
交通通讯算得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大动脉,因此,区域发展过程中,交通的建设是不可代替的,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直至今日,相关结果显示,我国高铁修筑里程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同时也达到一半的互联网普及率,交通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政府政策的支持
去除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等,我国在这三十多年来,还建立了深圳、厦门和珠海以及汕头等国家级经济特区。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三)人口区域性流动
在我国,人口产生跨区域性流动,属于一种相对常见的现象。直至21世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也随之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始越来越多。人口的流动逐渐变得方便快捷,尤其是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相互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同时为相对落后的地方带来了思想上的启发。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模式对比
公共治理理论,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而言,可以促进区域合作效益最大化,法律治理的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采用科学有效的法律治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法律治理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沟通和合作方式。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均不能离开相对应的法律结构,可以对法律治理模式进行划分,形成三种不同模式。
硬法治模式
对行政区域进行治理的过程中,硬法治模式主要指的是一种确定性的法律,同时又是种可预期性的法律,通过这种形式,能够为社会秩序以及基本价值观念带来相对有效的保障,促使社会对其自身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依照硬法规定的内容进行治理,更不能开展相对全面的硬法进行治理。在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环境当中,对硬法的全面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法律相互背离的。
软法治模式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软法治模式主要是指,借助各个区域地方成员所商讨出来的内容,最终实现意见的一致。同时,各个区域共同对可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进行制定。软法律实施过程中,虽然缺乏一定的强制力,但是不同地方成员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因此软法也具备相应的约束力。但是软法的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具有极强的理想化特点。
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五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建设了无数的城市和乡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形成了非凡的环境理念,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的《周易》就曾提出“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观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带有地方志雏形的区域地理著作。以山脉、河流等为标志,根据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与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地域视野,表达了古代的区域观念,并对每州的方域、植被。土壤等自然形态,以及物产、田赋、民族、交通等人文景象,均作出简要的描述。同样威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是我国最早的土地分类专篇总结了我国远古时期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把土地分为5类,即渎田、坟延、丘陵、山林和川泽,然后详细论述了各类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并根据各种土壤的生产能力划分等级,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管子・地图》则是我国最早的地图专篇,主要论述军事统帅在作战之前,必须了解诸如“名山、通谷,经川,陵路、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等各种情况。
先秦古籍《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内容庞杂,自然方面有山川、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象等,人文方面有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疾病医药,以及帝王世系、葬地和发明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所述地域,地望以及山水的走向大多可考,对于古代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西汉学者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货殖列传》可称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论著。根据他游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见闻,以发展的观点观察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根据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等,将国土划分为“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山西”、“江南”等4大经济区域,进而细分为12个小区,分别描述各地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同时,以城市作为地区的中心,对30余个城市的地理,风俗、交通、物产和贸易情况进行分析。东汉学者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对汉代郡县封国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和文化等均作出综述。部分郡条记述了一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县条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别记录有关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著名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情况。其中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官营盐、铁产地的分布。
北魏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介绍了丰富的农牧渔猎知识,记述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其中“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观点,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以河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地理、地貌和生物地理,人文地理中的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农业地理等。此外还有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方面的珍贵资料。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南宋学者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肇域志》,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涉及了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各个方面,在历史学、金石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为今天研究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同时,从五代开始,我国地方志的编撰逐渐盛行,在一千多年中,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地方志达到上万种,其内容包括行政区沿革,地貌,地质,水系,气候,植物,动物,交通,社会,聚落、物产、贡赋,灾异,民俗等,地方志中所涉及的文化景观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也是今天开展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内容极其丰富的资料。
在我国众多古代文献中,不仅描述了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而且记载了基于山水文化的环境设计理念,表达各赋特色的环境意境,所形成的不同类别与特征的文化景观。我国古代先民在选择定居地点时,出于对生存环境和防御需要的考虑,往往对周边的山水地貌格外关注。例如西汉时期的晁错就曾建议在“移民实边”时,必须考虑良好生态环境,指出一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仟佰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量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至新邑也”。可见古人在考虑新的居住环境时,要选择那些水质甘美,土地肥沃,草林茂盛的地方,继而加以规划,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合理安排居室结构,这样才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使人们对新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体现出农业社会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特点。此外,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牧渔猎生产中,还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知识,例如在《国语・周语》中就有“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毁坏山林),不崇薮(不填埋沼泽),不防川(不障阻川流),不窦泽(不决开湖泊)”的论述,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古代城市选址则对自然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涉及地形,地质,气象,水文,资源、交通等多种因素,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城邑分为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多种等级,城市又有商业都会、军事重镇。手工业城市等多种类型,因此选址时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对环境的要求也各有所别。尽管如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始终遵循一定的规则,体现一定的规律,形成我国特有的城市景观和山水文化,将自然环境的特征与优势,通过特定的文化景观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困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既反映出在城市选址中对自然环境和
山水格局的严格要求,又强调城市选址应充分结合地利条件,视地形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种重地利,讲实效的城市建设理念,对于摒弃单一的城市格局,突出城市个性特色,形成风格各异的文化景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强调根植于富足农业基础之上,对土壤,水源的要求格外重视。例如周、秦、汉、唐各朝相继在关中建都,皆因当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记载周边国家和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文献。例如公元前139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历时13年,身经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其主要见闻被录于《史记・大宛列传》,公元416年,东晋高僧法显,根据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经过,写成《佛国记》一书,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只身西游,跋山涉水,行程5万里,历尽艰险,携回梵文经典,所著《大唐西域记》,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等地区的138国的地理形势、人口疆域。国都城邑,政治历史、物产气候,风土习俗,语言文字、民族宗教等;公元1405年始,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航“西洋”前后共历28年,随航人员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载了所历亚非30余国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这些著作不仅是反映我国历史上国际交流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各国文化景观的珍贵文献,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
文化景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晶。由于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加之文化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不尽相同的文化景观理念。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曾有不少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例如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著有《地理学》17卷,描述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区的自然特征、物产、居民风俗习惯等,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地理著作。但是自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至14-17世纪,欧洲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科学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实际上西方社会在17世纪才开始欣赏自然之美。在此之前 自然、荒野往往被看作是可怕的禁地,被视为凶残的土著人和野生动物的领地。随后,欧洲出现了工业大生产的萌芽和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航海者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促使各国居民纷纷移居海外,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了殖民掠夺,同时也促进了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资源分布、商业中心等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对于景观的辨别,描述和解释,在西方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德国地理学家A洪堡(A.Humboldt)在19世纪初曾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c.李特尔(c.Ritter)则是在近代地理学中,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并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认为”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c.李特尔在具体研究中偏重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主张地理学必须与历史学携手前进。他的学术巨著《地学通论》,又名《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一书,探讨了世界各地区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认为自然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c.R.Darwin)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他20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提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以适应生存环境的生物演化论观点,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1865年,英国学者G.P.马什(G.P.Marsh)在《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一书中,以生态学的观点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影响会带来生态平衡的失调。
由此我们看到,人们对于文化景观的认识也是由零星的知识积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直到19世纪,美国才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迷人的自然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区,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中的首例。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是文明生活的摇篮,不能不顾后果地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因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生态资源。在城市景观方面。1858年,有美国景观之父之称的奥姆斯特德(F.L.Olmsted)和沃克斯(calvertVaux)在曼哈顿的核心地区设计了长2英里,宽0.5英里的城市公园,继而在全美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景观设计师在美国各城市从生态的高度,实施将自然引入城市的设计。其中波士顿公园系统设计,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依据,在城市滨河地带形成2000ha的绿色空间,以线性空间连接城市公园,意在重构城市自然景观系统。奥姆斯特德在《公园与城市扩建》一文中,认为城市要有足够的呼吸空间,要不断更新和为全体居民服务,并且归纳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原则,以城市自然脉络为依托,使城市公园实现有机地联系。
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F.Ratzel)最先系统地阐明文化景观的概念,他称之为历史景观。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了种族,语言和宗教景观的研究以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并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F.拉采尔指出历史景观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出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对田地,村落,城镇及道路等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相互联系和历史起源。1885年,J.温默(J.Wimmer)在其《历史景观学》一书中提议,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景观”的全貌,提倡景观内涵的自然与人文意义的兼容并蓄。事实上“文化景观”一词自20世纪初已经开始应用,主要是指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乔丹指出,“文化景观是文化集团在其居住地域上所创造的人为景观”。德伯里则认为“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
景观所有可辨认的改变,包括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
20世纪初,生物学家和暂学家P.盖迪斯(P.Geddes)从生态学研究走向人类生态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研究现代城市成长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人类,居住地与地区的关系,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他积极倡导综合规划的概念,在1909年出版的《城市之演进》一书中,用哲学,社会学与生物学的观点,揭示城市在空间与时间发展中所展示的生物与社会方面的复杂性,指出在规划中要把不同部门和工作统一起来考虑。他把环境看成是多种元素的一种构成物,是在不同地址上人类进行多种活动的场合。P.盖迪斯提倡“区域观念”,即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的影响关系,突破城市常规范围,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此后,著名学者L.芒福德(L.Mumford)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出影响深远的区域观和自然观。他认为城市与区域不仅是地域的范畴,而且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人文要素的综合体,主张复兴城市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他指出“城市和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一个绿化环境,这对城市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被掠夺,被消灭那么城市也随之而衰退,因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他提倡要“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德国地理学家都认为,研究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人员的中心任务。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o.Schluter)提出文化景观论,认为景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存在的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即原始景观经由人类活动改变以后的景观。认为文化景观是地面上可以感觉到的人文现象的形态,人文地理学应该研究这种人类及其劳动所创造的,能反映人类群体的文化和经济的景观。他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这一概念,强调景观既有它的外貌,在它背后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力量,并指出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进行研究。o.施吕特尔还把文化景观分为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两种形态,前者指人以及随人移动的物品等,后者则通过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全部效果来反映。对文化景观理论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c.O.Sauer),他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学者的文化景观论。他强调景观一词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重新评述了地理学研究领域中景观的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种景观的形式和功能,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景观”概念。
1923年,c.o.索尔在就任贝克莱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演说中指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C.O.索尔在1925年发表的著作《景观的形态》中,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而在1927年发表的《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一文中,他首次明确定义了文化景观,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由于人类对地球表面的影响已经历几千年,按照他的观点,地表的所有景观都已经成为文化景观。因此他提出地理学者应该开创先河,将对自然景观的研究转入到追溯当地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去。在C.O.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内形成,具有区域基本特征,在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合体。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人文地理。c.o.索尔一直致力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并开创了”伯克莱学派”。这一学派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他们认为景观因人类的作用而不断变化,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出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作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C.O.索尔认为“如果不从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来考虑,我们就无法形成地理景观的概念。它处于不断发展、消亡,替换的过程之中”。他对农业起源和扩散的研究和人在改变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
C.O.索尔之后,地理学家对人文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英国学者A利奥波特(A.Leopold)在1933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中,主张把良心,权利等概念扩大到自然界,提倡“完整形态的尊重存在的伦理学”,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提出“生态价值”概念,主张以伦理学为基础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即承认生物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道德权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新的价值观念。由于民族的迁徙,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往往是在不同时期,由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叠置而成的。因此,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D.S.Whittlesey)在1929年提出“相继占用”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相继叠加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序列。因此,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主张用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征,来说明地区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他列举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例研究,印第安人居住时为从事采集的原始森林:欧洲迁移来的农民把低地开发为农田,在山坡草场饲养牲口,后来因经济转型又把草场转变为森林(次生林)并养殖牲畜;他预言第四阶段将以林业为主要活动。在他看来,每个阶段或人类占用的时代,都与人类的祖先和后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阶段演化是内园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个活细胞的发展和死亡。认为一个地区的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它们的意义就需要重新估价。
关键词:农机化 山区 经济效益
一、农机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1.农机化能给农民带来便宜和效益
机械替代人畜等来工作,机械作业拥有其本身精确快捷的优势,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使得人们能有时间去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增收。就大部分地区来说,农民已经很依赖农用机械了,不仅是因为机械代替了其本身的乏味田间工作,更是因为机械能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用最经济的方式实现节省时间,增加效益,由此而大受欢迎。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农业生产变得简单方便,也就使得农村能有更多的劳动力剩余,这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条件。一些调查也都显示农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都比一般地区要高。
2.农机化提高作业效益
农机使用者通过使用机械为农民服务来取得直接收入,为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农民机械收入本就包括在农民总收入之中,则其取得的效益自然归属于农民总收入。与此同时,农机化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精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幅节省了种子、水源等资源,也可以促进粮食产量的增加,节省的资源和增加的收成,也能归于作业效益的提高。第三方面,农机化增加了就业职位。一些开始有富余钱财的农户,率先购买生产机械,当其掌握了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时候,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益。这些农机使用者看准时机、敢于投资,能够吃苦耐劳,靠使用生产机械致富。通过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农机作业能取得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
3.农机化带来的延伸效益
农民通过使用机械来对农作物进行加工,这过程中会带来一些附加效益,即延伸效益。农副产品的加工进一步带动了农业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工作岗位,使其能不出家门就可以就业致富。另一方面,机械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促进了维修业的发展,而机械用油,也促进了油类的消费。
4.农机化的抗灾效益以及生态效益
以机械救灾为主要手段来救灾能有效地减少农业的经济损失。就山区来说,各项措施比较落后,机械在火灾中能大幅减少作物的损失。对于虫害、泥石流、冰雹等特殊的灾难,农机更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来抗灾救灾。通过农机也能同时带来生态效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农机在使用过程中,能有效的避免土壤的风蚀和沙化,这些满足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二、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1.山区的特点以及发展机械化农业的难点
在山区发展现代化农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主要由于其当地土地资源的匮乏和土壤特质的不同。其当地耕地较分散,主要为陡坡地,改造难度大,同时很难抵抗自然灾害,从而粮食的生产能力低,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山区生产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要改造,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同时要实现机械化、水利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使得现代装备在其间使用的难度大,这是山区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严重障碍因素。
2.面临山区耕地分散的挑战
因为自然因素等的约束,山区耕地和农民的居住都相对的分散。由于山区的封闭性,一些农户对现代农业认识不足,虽然农机化能很大帮助到农民,山区人还是不愿轻易改变以往的生产方式。
3.山区的市场不健全
农产品在流通中需要供需交易平台,即市场。而在山区之中,市场体系、中介组织和物流产业多数发展不健全,信息不及时,产品流通不畅,现代化手段和设施比较落后。
4.面临山区农业人口的抵抗
山区交通不便,现代设施较少,导致当地人出行不便,从而当地人的经济文化会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青壮年以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进城奋斗,乡下留下许多空巢老人和妇孺,其观念落后、很难接受新鲜思想,不喜欢新理念、新技术。由此用现代化技术发展山区农业存在很大的困难。
三、山区发展机械化的方法
要在山区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还有很多困难,既要能甘于苦干,又要有创新的方法。只有不断创新意识、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才能更快的实现山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根据山区的农业化水平和当地居民的风俗特点,要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找对方式来促使当地农业由传统型来转向现代型,实现当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1.加大宣传力度
促进当地居民对农业生产机械化的认同,应注重农机生产的宣传。可以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来宣传,例如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方式来广泛宣传,使山区人民能对现代技术有大概的了解。还有就是通过组织农机使用人员到乡村田头来进行现场作业,这会使得农民对农机有更深入一点的了解。向农机使用人员以及农民群众进行当面的宣传教育,来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是农业生产机械化深入山区人心。
2.主动带动当地农业发展
通过提供机械来使山区人民初步体验机械化生产的省时便捷,体验现代化生产的好处。用行动来让山区人接受农机的使用。针对当地田地的特点,选择适合当地使用的小型器械来促进生产。因地制宜,有针对性有准备地进行实体宣传会更容易得到山区农户的认可,来达到转换山区人民生产模式,实现山区的机械化生产。
四、结语
农业生产机械化能更好的服务农民,为当地百姓带来快捷和效益,是一种利民的产出模式。山区停留在原始的人畜劳作阶段,发展机械化生产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适当的采取措施以来帮助山区农行转型,不仅能促进当地人民的发展,也有利于很多副产业的发展。故此改积极推进农民生产的机械化进程,尤其是帮助比较落后的山区农业生产。
参考文献
[1]龚长明.立足山区经济特点 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J].中国农机监理,2010(03)
【关键词】金融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 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 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身体危机的实质是体育异化,体育异化的原因是人被欲望所奴役。拯救身体危机与体育异化,必须将人从“欲望”中解救出来。在伦理意义上,欲望表达着人对身体的恶,是人在身体面前迷失了自己的道德本性。从根本上说,是人与身体的关系失调所致。因此,要找回身体面前的道德存在,人就应该站在与身体和谐关系的立场上,重新确证“人是谁”,继而纠正自己对待身体的不当态度与不当的体育行为。在此,我们无法具体陈述这种人性的内容,但这一人性应该具有关爱身体、保护身体的伦理特征。
首先,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身是一种“真”,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以合乎真理的方式改造身体。人们大都承认,人与身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且不可分割。无论是黑格尔所反对的原子式的伦理考察方式,还是海德格尔所赞同的人与存在共在,无不向人们说明把握事物“整体性”的重要性。这种人性恰恰是对“人与身体”整体性本质的反映。当这一有机整体性内化于人的自我意识之中,并成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即以一种有机整体的方式,以合乎身体本真存在的方式把握身体、对待身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总体性”概念,并认为人应该以“总体性”的方式把握社会现实。“总体性”是把社会现实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逻辑上先于且重要于社会的孤立现实和部分,是全面把握社会现实的一种辩证法。他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虽然卢卡奇的“总体性”说的是社会事实,但对于从整体性出发认识人与身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根据卢卡奇观点,只有从总体性出发,才能合理解释各个孤立的事实与现象。即只有把体育改造身体的实践活动置于人与身体的整体关系中,才能确保这一改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其次,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身是一种“善”,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合乎善的方式改造身体。人性本身是一种善。当人们认为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表征时,人性是指人远离人的动物性而升华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其本身就蕴含着人性是好的、文明的、崇高的、善的。如孟子的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观点,旨在说明人性是善。因此,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那些野蛮的、不道德的行为称之为“不是人”的行为。这表明,人性是价值和道德判断的基本标准,是价值与道德判断的统一。进言之,合乎人性即合乎道德;合乎道德即合乎人性。因为,道德是人之为人的象征,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表现。历史上存在许多人性恶的观点,如荀子的人性好利多欲、霍布斯的人对人像狼一样,他们是把人的动物性视为人性。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人性是一种善,而没有超越动物性的人性是一种恶。这就是说,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合乎善的方式改造身体;以善的方式改造身体,是以伦理或道德的方式改造身体。因为,伦理或道德本身就是善。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质是人与身体的和谐统一,具体表现为人与身体协同进化、平衡发展。然而,人性之善内在于人的本质,它并不是现实中的善。换言之,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人与身体的和谐统一,并不是现实性的统一。但是,人可以把人性之善,作为内在尺度应用于现实的身体,即通过体育实践活动对象化给现实的身体,使之成为内在善的外显。此时,体育实践就成为人的内在善和内在尺度的外在落实。可见,体育改造出怎样的身体,关键就在于人拥有怎样的人性。按照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改造身体,必然会创造出一个现实的和谐身体。
最后,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身是一种“美”,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合乎美的方式改造身体。马克思说:“人懂得……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s}人通过体育改造身体,必然会涉及美学维度,即按照美的尺度改造身体,以实现其审美价值。美是人所追求的永恒价值之一,但人怎样才能实现身体的美呢?康德认为,对美的判断是一种愉悦,但这种愉悦和官能满足的愉悦不同,官能满足的是感觉上的愉悦,与生理需要有关,它不但具有一个满足需要的对象,而且还与这一对象存在一定的功利关系。而审美愉J悦则超越了这种功利关系,仅与对象的形式有关,即审美属于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愉悦。我国学者高尔泰认为:“美的力量,恰恰就是把人们从那种自我施加的种种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对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解放的追求。”[川在高尔泰看来,“美是自由的象征”,美学的本质是人学,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一致性。人只有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体验到美。按照人与身体本质统一的和谐方式改造身体,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身体。古今中外美学界无不视“和谐”是一种美,而人与身体和谐本身就是一种美。按照美学理论,人与身体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和谐人性,超越了功利主义改造身体的态度,自身就拥有了美的本性。如果说,改造身体的体育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活动,那么拥有内在美的人性必然能够对象化出一个和谐、健康、美丽的身体。
根据马克思“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观点,人拥有怎样的本质,体育就会对象化出怎样的身体。当人以合乎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改造身体,就是以“真善美”的人性方式改造身体,体育便会将这一人性在身体上显现出来。因此,化解身体危机与体育异化,人必须向合乎与身体和谐的人性复归。如此一来,体育就不仅仅是实现身体运动价值的存在,还是展现人性真善美的存在。以这种人性引领体育改造身体的历史发展,人就会自觉、自愿地关爱身体、保护身体,继而成为身体的守护神。
[关键词] 国际经济与贸易 实践教学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作为一个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专业之一,受到各个院校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院校都设立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培养综合型、复合型的人才对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需求概况
2004年7月1日新的《贸易法》正式实施,我国对外贸易权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准入门槛降低后,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大幅增加。2006年中国外经贸培训网的数据显示,全国备案的外贸企业已骤增至18万,5年内国内外贸企业的数量将是目前外贸企业的2倍。外贸主体在迅速壮大,但外贸人才队伍建设却严重滞后,存在大量的供给缺口。我国外贸人才主要是由高等院校培养,目前设有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约380所。所培养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每年几万人,与百万的需求相距甚远。而根据2007年国家教育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我国每年高校经济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经济类毕业生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只能培养出65万外贸人才,按照每家新增企业需要3名外贸专业人才计算,尚有100万人才的大缺口。
由于国际贸易特殊的贸易环境和运作惯例,外经贸业务工作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较强的专业性。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不愿承担培养和训练毕业生操作技能的的费用,在员工招聘中倾向于录用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能够直接进入业务状态的外贸应用型人才。但是,据2005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对83家高等院校毕业生进行的调查,进入到企业后马上就能够胜任工作的仅占10%。
二、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
调查显示,企业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数量问题,选择“越多越好”的占54.1%,认为“只是关键岗位需要”的占43.2%。企业招聘时看中的首先是实践能力,其次分别是持续学习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可以看出,企业更看中一个人面对新事物的再学习能力以及面临新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就是应用创新能力。由此看来社会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很多,从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来看,具体存在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1、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于理论型
各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偏重于学生在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等宏观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而对于国际贸易具体、实务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多数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并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在具体业务中的岗位要求。
2、专业课程体系趋同于局限纯经济类
在1998年以后.我国政府改变以往以计划为主的调控经济的手段,不断加强宏观市场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通过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发挥来促使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一时间,国内高校也开始重视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类课程,各种经济类理论课程进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在总培养课时不变的情况下,各校原有的专业课程体系自然就向纯经济类课程体系趋同。
3、专业人才培养方式集中于课堂上理论知识的传授
在人才培养目标趋同于理论型和专业课程体系趋同于局限纯经济类的特点下,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普遍存在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各高校虽然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了各种实习。但在高校评价体制以科研为主,国际贸易实际、业务实践集中体现在商品流通过程而非生产过程等客观背景下,高校专业教师不得不集中精力侧重研究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以提高科研成绩,外贸公司和企业也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所以,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面对无稳定的实习基地、实习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精通进出口业务操作的教师流向企业等现实问题,从而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培养方式过于倾向课堂理论教学。
上述国内高校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方式的趋同性,最终形成国内该专业毕业生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的单一和相近,该专业的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严重。因此,一般本科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必须要立足社会需求,注重能力培养,构建一个将实践教学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对学生进行综合技能训练,强化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三、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措施
举措之一: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
科研、生产合作教育是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的一条成功经验 ,是实现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根本措施。为加强学校对产学研合作工作的领导,学院成立了产学研领导小组,开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措施地推进产学研合作工作。在专业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积极主动地采取走出校门到企业第一线实践锻炼的方针,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了共建立了上海通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等十几家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经过实践,我们认为:校企合作强化学生的专业实训。通过校企合作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企业,也使企业对学生有准确全面的评价。这样,学校就在学生与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在“双向选择”时减少了盲目性,同时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增强了学习的动力。
举措之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推动高校实践环节教学改革,并把实践教学作为教学工作评估的关键性指标”。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学校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是高校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主渠道、主途径。
在近两年内学校加大对实验教学的投入,建立专项基金,以支持实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实验教学软件的研究开发项目、实验教学教材出版等,组织专家认真研究论证,提出实验教学教改项目的选题指南和实验教学软件的开发要求,确保实验教学教改项目和教学软件开发的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除此之外,我们为了使实践环节教育得到落实,制订了规范周密的实践环节教学总计划与执行计划,增强国际贸易综合技能的校内模拟实习环节。
举措之三: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师结构
第一,努力提升教师实践业务素质。对于外贸实践阅历缺乏的教师,一方面要求教师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学校适当安排专业教师到条件较好的重点经贸院校去进修培训,也将教师送到企业挂职锻炼3-6个月,以提高教师的实际操作能力。
第二,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在教师中实行 A、B角色轮换制,规定各系部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到企业第一线去,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鼓励、支持部分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到企业去兼职或担任一定的职务;建立校外兼职教师队伍,聘请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来院讲授专业课。通过这几种途径,迅速提高“双师型”队伍的素质。
第三,积极推行见习导师制。地方本科院校可以积极利用校企合作的方式,从外贸企业中聘请一些具备熟练业务操作能力的工作人员作兼职导师。由每个见习导师负责指导10-15名学生,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外贸企业见习,让学生有机会充分了解真实环境下外贸业务的整个流程。
举措之四:创建学生实践活动中心
依托拥有的研究所创建学生实践活动中心,下设就业促进工作室、学科竞赛工作室、创新项目工作室、科研训练工作室、社会调查工作室,为学生参加创新活动、展示个性和锻炼能力搭建平台,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与基本方法,学会收集、处理信息和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在团队协作精神、开拓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创造思维。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陈乃芳.特色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05(2).
[2]白玲.21世纪复合型、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7(3).
关于西方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暂且不谈,仅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来说,我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国家政务,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主权的碰撞。
当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中国恢复时,学者们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活动,凡不属于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便不属于行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把行政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不仅更符合汉语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国宪法对行政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是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一含义表明:行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人们今天所讲的公共管理,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践背景正是各国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运动。
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主权的碰撞,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阻力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0014
1 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现状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承德、张家口、沧州、衡水、邢台、邯郸11座地级以上城市及其所辖县城。京津冀两市一省,地理位置紧邻。京津被河北省所环抱,河北是华北地区的腹地。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而且经济实力雄厚,商业服务业发达。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口城市和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京津两市组成全国最大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核心区。河北环京津地区经济也有相当基础和实力,在能源、原材料、工业、港口运输等方面具有优势。
近几年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发展现代物流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地区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战略意义,并已着手研究和制定有关物流规划与政策。如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北京市综合物流系统规划研究》。天津市把发展物流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措施,并编制了《天津市现代物流纲要》。河北省选择一批大型工商企业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涌现出了一批企业物流管理先进典型。
2 制约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 “加速器”的物流业,同样也面临着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从目前来看,京津冀地区经济明显落后于 “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实现区域物流一体化,必将大大加快区域经济整合与协调发展,加快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步伐。但是,从现实来看,要实现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障碍。
区域协调发展观念不强。当前,京津冀依然是三个独立的行政区,这就决定了三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只是把其他利益主体和整个区域的利益作为影响自己利益实现的因素来考虑,而不会把其他主体的利益和区域利益作为行动目标来考虑,区域经济目标的实现仍然要受到行政区目标的制约。因此,当自身利益与区域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益,这样就谈不上区域物流的整体规划、协调和发展,更别说超越行政区的协调力量了。
缺失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缺失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没有形成类似上海和广州这样的龙头,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强。与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相比,京津作为京津冀的双核心城市,两者之间的关系定位比较模糊,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有限。由于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规模和功能相差不大,因此,北京要统领天津,或者天津统领北京都不现实。由于没有辐射整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从而也就很难产生跨区域、跨行业、复合型的物流产业。
快速便捷的区域间城际交通体系尚待加强。京津冀地区对区域间城际交通线路和网络建设重视不够,不能充分满足城际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需要。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之间交通联系仍然不便。一方面,该地区内道路交通设施发达,但发展并不均衡。区域内路网呈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型结构特点。这种结构一方面导致与北京无关的客货流量都要经过北京交通枢纽或在此中转,造成枢纽能力紧张,对北京市区内部城市交通产生很大压力。另一方面,运距增加,造成运输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京周边城市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发展。另外,该地区尽管有诸如天津港、秦皇岛港、京唐港、黄骅港在内的北方重要港口,但各港口独自经营,竞争大于合作,难以形成区域整体竞争的合力。
缺乏物流人才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培养。就京津冀目前的情况看,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丰富,人才优势明显。但是,这种人才优势,由于受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滞后的影响并没有在区域整体发展中显现出来,甚至受到抑制。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自然也就没有形成整体发展合力,进而影响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因此,京津冀三地缺失物流人才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培养,严重制约着京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的发展。
3 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建议
31 牢牢把握重大机遇
政策的倾斜,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切合京津冀区域实际,为京津冀地区交通运输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
32 加快推进交通一体化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交通一体化进程,必须着眼于分流北京过境交通,强化河北的交通枢纽功能;着眼于提高京津冀区域的交通效率,实现铁路客运专线的纵横连通;着眼于实现与京津的高效连接,推动北京大外环等高速公路通道建设;着眼于构建铁路货运大通道,提升河北的交通服务保障能力。
33 加快推进综合运输网络化
城市群是京津冀实现区域合作、优势互补、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网络,是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要从这一点出发,强化交通运输主枢纽、主通道作用,统筹区域间、城市间、城乡间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网络化综合运输体系。到2020年,实现京津与周边的河北设区市之间1小时通达,省内主要相邻城市间1小时通达,货运形成12小时通达圈。
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运输网。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着眼于整个城市群空间布局和结构,着力建设便捷高效、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强化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城市区域枢纽功能,加快建设现代综合运输枢纽,在京津冀实现旅客运输“零距离换乘”和货物运输“无缝衔接”。深化京津冀三地联运合作,逐步形成京津与环京津市县城际快速直达客运体系。
二是加快建设大容量城市交通网。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推进石家庄、保定“公交都市”建设,构筑城市快速公交系统,与京津实现互联互通。积极打造与北京同城化交通设施,用轻轨和地铁等公共交通,把北京与河北周边地区连接成“半小时交通圈”。协调推进北京地铁6号线延长到燕郊,北京城市轨道大兴线延长到固安、房山线延长到涿州等。进一步增加北京通达廊坊、保定等周边县、区的公交班线数量和运输能力。采取低价灵活票制,实现城际轨道交通和道路客运的公交化运营,推进环首都公共交通一体化进程。
三是加快建设低成本货运物流网。以北京为中心,建设京秦、京廊沧、京衡、京石、京张、京承六条经济大通道。以经济大通道为基础,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衔接,发展石家庄等地内陆无水港,加强货运场站与物流园区的规划衔接。
参考文献:
[1]郝玉龙穆岩以市场一体化为平台加快区域物流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2(8):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