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重症医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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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潍坊护理职业学院护理专业三年制中专一、二班的学生，共82人。在征得学生同意的情况下，随机选取一班（40人）作为实验组，采用循证医学教学；二班（42人）作为对照组，仍采用传统教学。两组教学课时、内容、进度同步进行。

课程及教材 两组学时和内容均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要求安排，选用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第2版《儿科护理》作为授课教材。

教学过程

1）循证医学教学法。实验组采取循证医学理念，充分利用医院和学校教学资源，讨论分析临床典型案例，应用图书馆资源查找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具体采取以下步骤：

①授课教师提前一周以多媒体的形式提前让学生认识、认知、认同循证医学教学法，更新学生受教育观念；

②针对儿科护理过程的疑难病案提出有关该疾病病因、诊断、治疗、预后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学生分为5组，将事先准备好的病案发给每个组的学生；

③每个小组针对自己的病案，利用图书馆和网络信息等渠道收集相关证据资料，并根据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评价文献的标准评价收集的证据信息的真实性；

④小组内进行归纳总结，结合证据提出具体结论和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案；

⑤正式上课时，每个小组在课堂上针对自己的病例进行讲授，同时其他小组可以提出问题，并可以提出建议；

⑥最后教师加以总结，简短地从专业的角度对每个问题的知识点加以重点强化，扩展和补充，解决学生遗留的问题。

2）传统教学法。采取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制作课件进行课堂讲授。

评价方法 传统考核方式注重理论知识要点的掌握，忽视对所学知识的灵活应用，最终导致头脑僵化，不能创新，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创新性医护人才的培养。新的评价指标从客观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对效果进行评价，更注重学生对实际病例的分析能力、文献检索和证据评价的能力。

1）理论考试。全部课程结束后，期末进行闭卷考试。题型主要分为两部分：客观性试题（选择、判断、名词解释）占50%，主要考核学生对儿科护理学基本概念、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主观性试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占50%，测试学生理解、综合分析判断及应用的能力。

2）学生评价。问卷调查通过无记名方式在实验组中进行，由满意度、学习兴趣、能力提高、临床思维的培养等方面组成，征求每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每项内容均采用ABC三级进行评价。

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处理按照两样本均数比较的t检验方法进行。

2 结果

理论考试 实验组学生客观性试题考试成绩与对照组成绩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尚不能认为两组学生在基础理论的掌握上有差别。主观性试题及平均成绩两组学生成绩有显著性差异（P

学生评价 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实验组学生对循证医学教学法给予了肯定，认为循证医学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培养证据检索和评价能力及临床思维的能力。结果见表2。

3 讨论

儿科护理学与医学专业学生熟悉的其他医学课程有很大不同，知识覆盖面较广，理论性较强。儿科患者年龄小、发病急、病情变化快，患儿往往不能自诉病情，不能很好地配合体格检查，以致影响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故儿科护理学的临床教学有其自身的系统性和特殊性，更迫切需要改进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和学生都很努力，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长期的死记硬背导致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差，其创新意识受到抑制；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循证医学模式教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即“反客为主”，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去主动学习而不仅仅向学生传授知识，即“变教为导”。

在儿科护理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的思想，进行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采用循证医学法教学组的基础理论成绩与对照组无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通过努力记忆，基础理论知识易于掌握，教学方法的变革对基础理论的掌握影响不大。循证医学法教学组在主观题上成绩显著高于传统组，可能的原因是循证医学教学法可帮助学生改变学习方法，提高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对疾病的应对处理能力；而对照组缺乏自己分析、思考问题的锻炼，应对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则相对较差。

通过对两组学生运用不同教学方法教学所取得的不同效果的比较来看，循证医学教学法优于传统教学法，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型教学模式，对现代医学教育将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循证医学取代传统的经验医学是儿科护理教学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在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不足之处：1）按照循证医学的步骤和方法进行实践训练占用了学生太多的时间；2）学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缺乏；3）教学要求教师具备较高技能，且花费时间很多；4）循证医学教学法需要学生掌握熟练的英文阅读和数据库检索能力；5）远期的教学效果不清楚。针对这些新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完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临床技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性、高能力、高素质的儿科医护人员做好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第2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西方人类学最初建立于一定数量的公设之上(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原始主义等等)，这些公设在几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用于证明人类学研究社会的各种特质(宗教的、传统的等等)。针对西方中心的人类学模型的后殖民争论，引发了对人类学知识视角、构建模式，乃至其最近提出的“他性”认识论本质的重新审视。不过，非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尽管替代性理论和研究方法得以诞生，却未必会在这场实证主义的争论之后出现一种“霸权式”的西方人类学和一种西方的“地方主义”。在这一点上，尼泊尔的人类学案例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提示了一种双重的、不一定继承西方的殖民主义。

引子：人类学中的殖民问题

数年来，后殖民批评被大量引入“人”的科学，特别是参与到对人类学知识本质的质疑中来。民族学家的责任问题因而被从各个方面(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进行无情的后殖民主义审查，不论其批评来自于之前被殖民化及“民族研究化”的国家(这种情况曾十分常见)，或来自于以前的殖民者自身(现在越来越多)。从此，从事人类学被附上了沉重的罪孽：即自认为是“殖民”或“霸权”性的，以至几乎难以想像，研究者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开展些人类学的自我批评，能取得什么进步。于是，人们对西方霸权在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中的作用有了广泛的争论，而且来自于前殖民地国家(通常也是19、20世纪的民族学家经验考察的地方)的声音的出现，则引发了一场激烈又不乏益处的讨论，其对象便是这个――必须承认――曾一度倾向于树立或认可某些明显依附殖民意识形态假设的观念(如原始主义)的学科。

后殖民主义思潮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从事民族学工作的政治条件，并考虑政治是如何作为背景组织起其知识的，不论是在研究本身的层面(民族学者在田野和受访者互动的方式，Ghasarian，1997)，还是在选择概念以解释现象的层面。

人们将永无休止地强调，正是某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石铸造了西方认识他者的历史，因此也铸造了民族学或人类学，指引其工作和范式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19世纪的欧洲，当其诞生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时(Kilani，1992)。然而，攻击殖民主义太过容易：其范围含糊不清。作为范畴，又笼统地包括了某些人对他者历史的权威发声、被控制的政治单位、强加社会和智识模型等。殖民主义这一提法涵盖了太多内容，――但是其核心问题都是统治。如果说人们认可针对以上元素的批评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的确在科学知识中产生了回响，那么作为人类学家，我仍认为没有必要仅仅是为了不受怀疑而任由一个问题过多地占据我们――正如后现代主义曾做的那样。

围绕着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最终将一步步把(西方)民族学者拖向某种永久的自我鞭挞，仿佛他们曾是西方殖民计划的活跃人，理应担负起前人(沉重的)罪孽负荷(Bruekner，1983)，而且仿佛地球上的所有社会都从根本上由西方和其他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方式――界定。人类学知识从而长期遭受大量的指指点点，从内部到外部都被批评和殖民计划相勾结，而实际上，占其产出最低限度的法国也的确伤害了该学科的整体形象(Panoff，1977)。从滋生安格鲁一撒克逊世界中的后现代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米歇尔・福柯与“法国理论”开始，学界舆论就变成了一种政治舆论，旨在将科学放人政治的角斗场，以便对其进行政治角度的考核(然而不对政治舆论做科学考核)。不过，后殖民的反思――它首先是反殖民主义的――仍存有盲角，其中之一便是地区殖民主义。后者并非一定揭示出西方帝国主义或其意识形态轮廓。本文即旨在探讨此话题。

东方主义和对亚洲的民族学想象

Peter Van Der Veer和Stephan Feuchtwang最近提出，人类学应转向对亚洲社会的研究(两人分别指印度和中国)，这不是为了衡量列维一斯特劳斯和路易・杜蒙的比较主义所珍爱的人类社会的“重大差异”(列维一斯特劳斯，1958；杜蒙，1964)，而更多地是为了在视角改换的框架之下，批评人类学所关注的本质：自我指向的西方人类学矛盾地将其合法性建立在“我们谈论他者，如同我们就是他者”这一观念之上，然而当地的社会文化因素不但能引起对西方模型的修订(Van Der Veer，2009；Feuehtwang，2009)，甚至是对视角的修订――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尤其是，在西方和“剩余世界”的“大分享”框架之下，――Jack Goody曾呼吁其在建构认知模式中的重要性――亚洲社会占据了独特地位：相对于研究非洲或大洋洲的人类学而言，研究亚洲社会的(西方)人类学是学科中最为落后的一分子；但是如同非洲和大洋洲被同样标上想象中的原始主义标签一样，亚洲则被标上一份特别的他性标签――即东方主义。即便在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民族学者在建立亚洲的形象过程中仍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其首要便是将其封人一个建立于中东这样的熔炉的、宽泛的“东方”范畴。在这一视角下，爱德华・萨义德紧跟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之后，从西方把东方描绘成幻想之镜，以借助其建立文明和地理认同出发，对西方范畴进行了解构(萨义德，1978)。

人类学知识及其矛盾的争论：殖民主义和“双重殖民主义”

亚洲尤其提供了(社会一政治和民族志式的，但也是科学的)一些地点，在那里，西方的殖民思想以及行为所带来的影响被以不同方式解读。围绕殖民化及去殖民化的问题，数年来已经毫不夸张地对人类学讨论进行了(请允许我玩个小小的字眼游戏)

“殖民”，以致于人们有时把相对独立的后殖民研究跟当代的批评人类学搞混。而这些完全属于政治性质的争论背景，则显现出认识论模式之间的对立：功能主义和释经学(是基于功能的模型还是基于意义的模型)，现实主义描述(即宣称民族学家应“如实”描写社会和文化现实)和文本建构主义(即相反地认为民族志是对他者的叙事建构)，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通常，西方人类学家(特别是北美人类学家)会宣告实证主义和人类学中的简单二分法已经终结(例如像他们一我们，北部一南部，西方一东方等)。但实证主义仍有其吸引力：只需举出像“自然主义”倾向(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学)和相对的“文化主义”倾向(文本和翻译的范式)之间的冲突，便可理解19世纪时、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分隔出来的古老对立(研究自然的科学vs研究精神的科学)(Oba-dia，2007)。人类学中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谴责“自然主义者”固守科学主义的姿态且企图重拾实证主义的视角，而实证主义者们则相应地批评这些文化主义的“文本至上”的人类学家。

这场论战，其各自的论点、得失和理由都很复杂，在此不能一一叙述，但要牢记它引起了西方当代人类学的极大动荡和分裂，而实证主义则成为划分这两种趋势的分界线。但是，实证主义却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它可能藏在认知的“外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走向国际化、 传播到西方以外的过程中，为曾是人类学的简单“田野”或“对象”的社会所采纳和改革。

人类学知识的“地方主义”概念是在文化研究和底层研究的框架下形成的，它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不是为了简单地更进一步，而是为了转移。如果将关注的相互性推到底，那么面对西方在知识上的霸权位置(不论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最典型的研究他性的科学――人类学，首当其冲需要一场认识论的转变。首先，它得向众多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声音开放智识讨论，允许其表达，并且它为研究这些曾被殖民、刚成为人类学的新声如何“在别处”表达“别处”提供了可能。在此意义上，

“地方”的提法至关重要：因为不但那些常被错误以为是普适的人类学理论依赖于其形成的文化和社会形态(Lederman，1998)，且同样的人类学知识也会被不同的话题所“地方化”(知识的意识形态或认识论地区：结构主义、社会学主义、心理分析主义……)。跟这种双重地方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双重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以及科学的殖民主义，两者在尼泊尔的案例中造成的影响和激起的反抗不尽相同。这就是我们从尼泊尔人类学的最近历史中所学到的。

人类学在尼泊尔的发展

首先，尼泊尔人类学不是尼泊尔的人类学：前者把尼泊尔社会当作研究对象，长期为在尼泊尔工作的外国人类学家所统治；后者和前者的对象一致，但是由本土的研究者实行。针对那些对尼泊尔影响巨大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智识上的殖民主义的斗争，独特地没有采取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形式――让这些前“原始人”或“当地人”进入大学。不过，亚洲却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的后殖民争论的一个特别活跃的熔炉。

其中，在印度尤其诞生了数个在人类学知识去西方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潮。虽然早期的印度式“比较社会学”是由欧洲学者建立的(路易・杜蒙和David Pocock)：Homi Bhaba，Gayatri Spivak和人类学家Ajrlln Appadurai都是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同样，在印度繁荣起来的底层研究，其最初的使命是批评由“殖民者”所书写的南亚社会史，之后才广泛传播到原涉及的地缘政治地区之外(Poucheo-adass，2000)。从此，(几乎)全体人类学都遭到了这一批评，后者被引向外界且由文学所引发，在被人类学所消化后，人们将其称成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

尽管如此，在西方成形的“后殖民”论战仍保留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它让欧洲和美国学者永无休止地反思和批评自我的过错，以至于他们把这一本来是谈论文化的人类学项目单独分解出来，转变为一项自恋的(谈论民族学者的)项目(Ghasarian，1997)；另外，它还铺展成一系列只和西方有关的争论――以至于争论的声音奇怪地都带有西方口音，即便它们来自于南方。不是所有亚洲国家都是印度，而且这种“后”尤其是“反”殖民的关系仿佛不以同样方式影响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社会，尽管它们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尼泊尔就是这样：如果人们考虑到人类学家的数量和总人口的比率，那里的人类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在这个面积约147000平方公里、拥有2500万人口和数十个被登记的族群的国家，几乎没有地区或者族群不被当成为民族志调查的对象。在尼泊尔的人类学，或者更应该说那些人类学，现在主要是针对同一亚洲国家的数种西方人类学。但是近30年来，一种尼泊尔的(也就是本土的)人类学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既独立又基于外来模型形成的、奇特的智识传统。

尼泊尔的人类学的出现

尼泊尔人类学实际上先是研究一个亚洲国家的西方人类学。她起步于Christoph Von Ftirer-Haimen-doff对北部山脉的夏尔巴人的研究(Ftirer-Haimendorf，1964)：从此，尼泊尔成为地球上被探索得最为彻底的民族志田野之一，以至于根据著名的Hopi人的谚语，一个尼泊尔家庭由父亲、母亲、孩子、狗以及一个人类学家组成(Luger，2000)。尼泊尔靠着它混杂的民族和宗教特色、巨大的文化丰富性、还有――必须承认――美丽的自然环境及在一个拥有如此好客的居民的国家里从事田野工作的便利性，成为越来越年轻的西方民族学者的理想田野工作地点。对于当地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其学术配置远远不如西方。正如Krishna Hachhetu所指出的，“尼泊尔的社会科学长期为政府和社会所忽视”(2002：3640)，他指出，该国自20世纪50年代向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开放以来，主要投资在技术性科学方面。

然而，尼泊尔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仍成功地为自己清理出一条道路，从而在自己的国家成为研究人和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当然，(在研究组织上)按国际标准建立起来的当地研究机构从197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知识的学习和建制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首先，Tribhuvan大学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和科学发动机。自1973年创立尼泊尔和亚洲研究所，1981年在Tribhuvan大学建立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以及1985年成立尼泊尔社会学和人类学会以来，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不间断地在其上升过程中举行(1992年的尼泊尔人类学：人民，问题和过程；1997年的尼泊尔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文化、社会、生态和发展)(更多细节参见Battachan，1987)。尼泊尔的人类学从一开始便依赖来自于印度和西方的双重影响，而且它必须在尼泊尔有关人的科学中获得一席之地，后者由历史和经济学所统治。

通过逐渐从其外国奠基者中获得独立，尼泊尔的人类学从1980年代开始成为一门全国性的学科。但是尼泊尔还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关于是否要普遍重塑其方向和模型的真正争论，例如像印度人类学那样，特别是在路易・杜蒙逝世后，对其整体论方法的批评(Assayag，1998)。突然之间，尼泊尔的人类学仿佛在一种古典主义的、尼泊尔的人类学(由西方人从事)和一种尼泊尔式的人类学(由当地研究者从事)之间拉扯不清，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即便两者拥有相同的认识论、田野方法和概念，这两种人类学却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尼泊尔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怀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应用研究的问题上公开地宣扬公共政治在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发展、教育和卫生领域的置入或便利化(Allen et al.，1994，Chhetri et Gurung，1999，Devkota，2001)。社会科学还未在大学里取得发展，便已经在当地发展的项目框架下被教授和被应用(在政治决策系统的层面，特别是pan-chayat)，这一必须和社会环境条件相调和的重点被保留了下来：社会科学应对何种需求和／或问题作出回应?(Battachan，1987)

发展一种应用的而非严格的学院和基础人类学同样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同意为其发展作出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常常变化的：社会科学通常在大学中被边缘化，除非是在非常的政治动荡时期(1990年代)；在那种时期，人们持有期许，认为社会科学能“产生”政治体系层面的忠诚公 民，而且／或者社会科学能为国家提供可支配的、关于社会资源的信息，从而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Hachhetu，2002)。尼泊尔发展自己人类学的努力过程显现出了某种民族自豪感。从而，当地所进行的人类学工作无论是否和国际合作，都表现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应用人类学倾向(Bista，1987：7)，后者必须并行参与到“民族文化和公民身份推广”上来(同上)。另一方面，学院框架出现问题时，尼泊尔的人类学也借助于其他的赞助和支持，特别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资助，后者常能提供比大学好得多的资金和研究条件(Hachhetu，2002：3638)。

殖民主义的问题以及videshi人类学的批评

因为上述原因――这还要加上尼泊尔拥有其自豪的、没有殖民时期的历史，尽管有近处(印度)和远处(英国)邻居的多次尝试――在许多非西方人类学中被提出的殖民主义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摆在尼泊尔的人类学面前。如果说殖民主义在历史和国际上都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国家从1950年代初开始，的确处于一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以及某种程度的智识依赖的关系中。不过，有关尼泊尔，的确有一份非常古老的民族志(可追溯到18世纪)，其描述跟内容都清楚地揭示了其暗含的殖民计划(Beine，1998)。因为当人们提到殖民主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内部殖民主义的存在，而对后者的分析揭示出一种人类学认知的政治社会学。在该背景下，针对videshi(即外国人)人类学导向的批评最终推动了本土人类学的自治运动。前者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很少在尼泊尔传播其工作内容(其出版的受众是国际化的)；

――拒绝运用人类学知识为发展规划服务：

――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印欧人口，更多地只对占少数的藏缅族群(bothia)感兴趣(Chhetri和Gurung，1999)；

――对涉及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变量不感兴趣。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尼泊尔而非为尼泊尔的人类学，另外，它重拾了某些研究“遥远”和“奇特”民族的人类学倾向：对尼泊尔人民做的民族志时常依附于这种浪漫主义的倾向(后者在西方人类学中历史久远)，即把他们当作是未经探索的远方国度的居民，保存了某种形式的文化真实性(Beine，1998)。正是面对这种基于地缘文化的遥远建构人类学知识的沉重趋势，人们需要尼泊尔式的尼泊尔人类学。正如加德满都最早的人类学教授之一Dor Bahadur Bista合理宣称的：“在尼泊尔，传统在生活中至高无上；但讽刺的是，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们完全没有用来遵循的传统，只有用来建立传统的传统。”(Bista，1987：6)“传统”一词所指的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不仅是一个学院机构。而且对于尼泊尔的人类学来说，与印度和欧洲先辈(部分地，但必要地)割断世代联系、重新创立，这既是难题，也是机会。

然而尼泊尔的人类学已然开始描绘王国内部的殖民主义的轮廓，探索印度教被树立为国教以来，司法、政治、文化和语言框架的历史发展，以及后者如何影响尼泊尔公民身份和(被指定的)种姓、(争取来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Pradhan，2002)；并且，在此意义上，尼泊尔的人类学从未明显地从西方殖民问题上汲取灵感，而是完全集中在地方殖民问题(如印度教)上。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针对国家的印度教的批评，后者作为一个中央集权体系，在文化、宗教和族别上统治着少数族群(比如佛教)，将它们包纳其中(Pradhan，2002)。若不经此批评，尼泊尔的人类学便面临成为统治种姓和印度教传统研究被统治和低等种姓的人类学的危险，其基础是平原的印度教“文明”和山地的佛教“部落”――当地“初民”――之间的对立。

所以说，在尼泊尔的尼泊尔人类学所采取的发展方向有两条主要脉络：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和理论关注(内在)，另一方面，对西方人类学知识进行本土化的模式和过程(外来)。而这一本土化远非一种人类学输入的“被动”涵化形式：它旨在将学科真正地“尼泊尔化”(Nepalization)(Devokta，2011：34)以超越理论和分析模型的欧洲或美洲中心主义，还要摒除从事人类学过程中所暗含的文化浪漫主义。不过，从另一方面，对利于发展和政治机构的、工具化的民族志的强调，有把利益和角色完全和简单分开的巨大风险。正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交界处，反对者们组建起一个各种智识传统相互遭遇的场所，这些传统带着不同的挑战参与到同一个人类学项目来，而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分化：单一文化和多种文化。

文化主义的持久性

西方国家的人类学(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均已宣告埋葬了文化主义或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文化主义(本质主义)，而尼泊尔式人类学则相反地趋向于采纳文化和各种民族特色文化的概念。固然，最初一批由西方学者(Furer-Haimendorf，Hitchcock等)写成的专著带有Franz Boas的文化主义色彩(Beine，1998)，后者对做“部落”民族志即把社会和文化群体作为独立个体相互区分的方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Gautam和Thapa-Magar，1994)。还有，从亚洲社会特别是印度发出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却矛盾地和令人不快地倾向于产出它们所反对的东西：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用以对抗西方的、同样被固化的身份认同(Amselle，2008)。

但是，普遍的喜马拉雅地区人类学以及特殊的尼泊尔人类学，都通过众多工作对解构文化本质主义和深层的族别主义作出了贡献――尼泊尔人类学的领衔人物David Gellner的研究对这一方法作出了特别有意义的展示，即提供有说服力的替代分析理论：相对于无所不包、决定论式的“文化”概念，应该选择采用“性”(agency)的研究方法，重新组织自身、社会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Self，Society and History)(Gellner，Pfaff-Gzarnecka，Whelpton，1997)。亚洲社会曾是各种族别理论的酝酿和形成之地，后者带来了一场对文化概念的完全修订(该运动的发起人有Michael Moermann，Edmund Leach)；此外，亚洲(特别是喜马拉雅地区)对研究人的科学来说分外具有创新意义，这远不止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的去中心化而已。只举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Sherry Ortner或Vincanne Adams的研究都发展出了原创性的理论，前者用以解释尼泊尔北部因一段结构和整体上的政治历史引发的宗教转型(Ortner，1989)，后者透过大众旅游扩张看待对族别的模仿性创造(Adams，1996)。还有，Sherry Ortner也曾通过一段微历史对“现代化”的目的和终极论模式提出质疑(0rtner，1998)。

针对“浪漫主义”的指控，在尼泊尔的西方民族学家不乏强调：videshishi式的民族志文本和当地现实的抵触的确揭示出“异国化”的一面，但是作为范畴(被投射在西方身上)的浪漫主义也同样可以 回敬给尼泊尔研究者用做视角出发点的“发展”模型，后者既不中立也不客观(Fischer，1987)。同样地，和尼泊尔盛行的应用式和发展主义专著倾向相并行的，是一种将文化作为geist或文化的“精神”重新置入分析核心的民族志：例如Dor Bahadur Bista曾经将尼泊尔对发展规划的反抗解释为主要(但非全部)和印度教的宗教观念有关，特别是面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可能，产生一种“宿命论”思想的种姓制度(varna-iati)(Bista，1994)。除了这些最为人知的尼泊尔人类学家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志作品同样在这一“应用”的方法框架下完成，试图通过地方文化的各种形式解释社会一经济领域的落后原因。

回到悖论

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学院传统的标准化过程之一，还是相反地促成了特殊传统的涌现?以上介绍的尼泊尔人类学案例让我们得以将思路放宽到这两种可能之外：尼泊尔人类学同时是全球化力量和当地博弈的结果，既在面对其西方先辈时试图模仿，又追求自我的成熟。有趣的是，在选择“转向应用”时，尼泊尔的人类学似乎“卡”在了Roger Bastide 40年前提出、后来被大量追述的一种可疑关系之中，即人类学作为工具服务于发展规划。显然，在这一导向中，人类学和当地文化、社会架构的关系被重新阐释，人类学家的工作和挑战根据社会和经济目的而被重新塑造――这些目的是由尼泊尔进入世界经济市场，向大型西方组织的经济、社会、卫生和发展标准看齐而决定的(Obadia，2006)。

在尼泊尔的尼泊尔式人类学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即殖民主义的循环：尼泊尔的人类学远离其原型、西方人类学(并且曾一度犹豫是否依附同样属于西方后裔的印度人类学，参见Battaehan，1987)，结果又回到了西方人类学，并且只保留了其中最实证主义的部分――这恰恰是西方人类学在带着批评意识审视殖民问题时已经清除了的。在此意义上，人类学知识到处且永久受到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诱惑，它在普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欧洲和北美传统中，它首先将其“非科学”的元素肃清，继而以主观性、直觉或感情的形式将之重新纳入；而尼泊尔的人类学在受到西方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孕育后，则(再一次)来到了这一殖民时代的科学理想型。

第3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女，现年岁。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现任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该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多次荣获湖南医科大学“优秀带教老师”等荣誉称号，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专业论文数篇，科研项目获市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她所领导的科室由于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于年荣获“省表年文明号”称号。该同志现为中华医学会邵阳分理事委员、市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省脑瘫康复委员会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兼副教授。

一、刻苦钻研、苦练本领

××同志自年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在临床一线从事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儿科医生，为年幼的患儿解除病痛，为患儿的家庭拂去忧愁，她总是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埋头工作。在虚心向老同志、老专家讨教临床经验的同时还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探索新的科研项目。她在这种进取精神的激励下日渐成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儿科大夫，并于年晋升为儿科副主任医师，成为儿科医师队伍中的当家花旦。二、言传身教、严谨行医

××同志从进入临床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严格要求自己必须做一个让患者觉得可亲又可敬的医生。在医疗技术上她要求自己精益求精、治疗效果上要好上加好，在诊治疾患的过程中应该严肃认真，尽职尽责，这样才可以在患者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可敬的形象，而平时与患者的交谈又要亲切自然、态度和蔼，要把患者及其家属当成自己的朋友一样去交谈，这样才可以让患者又觉得可亲。多年以来，××一直就这样要求着自己，同时也要求着自己带教的学生。××同志工作所在的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湖南医科大学（即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学之一，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来到该院进行临床实习。正是有着象××同志这样严谨行医、言传身教的好老师，湘雅学子在这里才得到了良好的临床锻炼，既丰富了自己的临床知识又树立了良好的职业道德，为日后担负救死扶伤的光荣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伤风体现在每一次的带教工作中而使她连续多年获得湖南医科大学“优秀带教老师”的荣誉称号。

三、心血浇灌、铁树开花

由于业务水平高、工作责任心重，又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与领导意识，××同志在年全院中层干部大调整时成为当之无愧的儿科主任，全面负责儿科的工作。年以前，由于众多的原因，儿科在我院所有的科室中是出了名的差科室、累科室，患儿哭哭啼啼，家属骂骂闹闹，医务人员忙碌了一年却还得不到一分钱的奖金。多年以来的这种状况致使在儿科工作的医护人员思想不稳定，总想有朝一日跳出这个火坑。××任儿科主任后深知重任在肩，为了改变儿科的现状，她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调整病房布局、开创新的项目、挖掘服务空间、提高业务水平、增强服务意识、改善医患关系、扩大行业影响……能想到的她都去做了，能去做的她都做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用心血浇灌的儿科这棵铁树终于开出了喜人的鲜花：该科目前已形成了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与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中心为主的特色专科。高超的医疗水平和完美的服务理念改变了儿科当年的“火坑”局面。如今的儿科，医患关系融洽、就医环境舒适，工作人员笑容灿烂，最值得一提的是儿科全体工作人员在××的带领下竟创造了年收入连续翻几番的经济效益，从年全科年收入的万增加至××年的多万元。今年上半年儿科总收入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万元，增长。成为临床科室业务总收入和增幅位居第一的科室。版权所有

四、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同志于年在全市各大医院中率先创建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数年来治愈了各种新生儿重症疑难病例数千例，特别是在超低体重早产儿的救治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曾救治的一位孕期只有周，体得仅为克的早产儿是目前为止我市救治的一位体重最轻、孕期最短的一个早产儿。该例患儿的成功救治标志着我市在超低体重患儿的救治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更让人惊喜的是她在最近又成功抢救一例呼吸停止个小时的新生儿，为我市重症儿的救治工作再谱篇章。××同志在取得临床医疗效果的新突破的同时，更有医学理论方面的新成就；年《大剂量东莨菪碱抢救婴幼儿重症肺炎合并顽固性呼吸衰竭例临床分析》获全国首届基层医学理论与实践论文优秀奖；同年《中西结合治疗小儿病毒性脑炎例临床分析》再获全国首届基层医学理论与实践论文优秀奖；年《大剂量维生素及鲁米那治疗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的临床观察》、《新生儿黄疸例的临床分析》又同获全国现代基层医学论文优秀奖；年月《高危儿的随访与超早期诊治脑瘫》在《中华临床医药杂志》第卷第期发表；××年月《高频射通气治疗婴幼儿急性呼吸衰竭临床观察》在《中华综合医药卫生研究》第七卷发表；抚触对促进低出生体重儿生长发育的临床疗效观察（《综合医学杂志》第六卷第七期）；高频喷射通气治疗婴儿急性呼吸衰竭临床观察《中华综合医药卫生研究》（××年月第卷）；年月，××同志被邵阳市医学会聘为儿科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摘获串串硕果，××不但没有觉得可以松口气了，反而更激起了她勇往直前探索科学领域的斗志。创建邵阳市第一家小儿脑性瘫奖康复治疗中心！这成了她的又一个奋斗目标。凭着她的毅力与能力，××又一次成功了。到目前为止这家邵阳市唯一的小儿脑性瘫奖康复治疗中心已成功治愈了多例小儿脑性瘫痪患儿，为孩子赢得了健康的生命，为患儿家庭驱散了忧虑的愁云，也为社会减少了负担和拖累。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这一项目的开展填补了我市在该领域的空白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年月《高危儿的随访与超早期诊治脑瘫》这一科研项目获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年月，湖南省医学会特于新宁举办由××同志讲述的《小儿脑瘫的超早期诊治与早期干预》继续教育学习班以肯定××同志在这一领域所取得成就促进该项目的继续发展。本文转载自网

××同志深深扎根在儿科这块土地上，多项目的深入研究有如繁茂的枝叶，渐次而获的成绩正如累累硕果。

五、救护生命、忘却小家

××同志十分敬业，她曾说：“我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她以院为家，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她担任科主任以来，从款休过探亲假及工休假，节假日也总要到病房去巡视。年初，武冈老家的母亲脑溢血病危，当时工作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她正在救治一例体重克的早产儿，为了挽救宝宝的生命而没有请假回去照看母亲。最后，宝宝获救了，而母亲却离她而去了。

为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扩大社区服务范围，她还经常利用节假日还领医护人员深入到福利院及县、乡医院进行随访义诊，使重病的患儿及时送往医院救治，挽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

××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科技工作者，她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为医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年月被湖南省政府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及“帼国建功标兵”同年月获得邵阳市专家突出贡献奖。

第4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关键词] 儿童；重症肺炎；诊断；治疗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7（b）-184-02

小儿尤其是婴幼儿，由于全身脏器与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咳嗽、咳痰的能力差等原因而导致小儿多发呼吸道疾病，肺炎仍是儿科中的常见病和致死的主要因素。重症肺炎是儿童常见的急症呼吸道疾病，起病快、来势猛、并发症多，其导致的多种并发症严重威胁儿童健康与生命，故重症肺炎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为儿科的重大课题。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逐渐深入，其防治工作也得到重要进展。笔者2008年4月～2009年7月对本院就诊的20例小儿重症肺炎进行临床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20例患儿均为本院2008年4月～2009年7月就诊的小儿重症肺炎患者，均符合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20例患儿中，男13例，女7例，年龄3个月～13岁，入院时病程1.0～4.5 d。本组既往体健者15例，有高危因素5例；先天性心脏病3例，营养不良1例，入院诊断为重症肺炎16例，入院后诊断病情为4例。血常规检查：WBC＞12×109/L者17例，＜4×109/L为3例。X线胸片：两肺弥漫性点状阴影19例，一侧大片阴影6例，一侧胸膜炎4例。血气分析14例，单纯低氧血症5例。 痰培养中链球菌4例，金黄色葡萄球菌2例。 并发呼吸功能不全6例，心肌损害3例，心力衰竭2例，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并多器官功能障碍者5例，胸膜炎及胸腔积液4例，存在两种以上并发症为8例。

1.2 诊断标准

WHO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防治中的重症肺炎概念：嗜睡或激惹、拒食、下胸壁凹陷以及发绀现象出现[1]。诊断标准为：①明显的中毒症状（如嗜睡、昏迷、精神萎靡、频繁持久抽搐）；②明显呼吸困难和缺氧现象，吸氧后症状无缓解；③心力衰竭者；④肺部湿音，有支气管呼吸音，叩击浑浊，X线检查可见阴影弥漫；⑤发生严重合并症，如脓胸、败血症、病毒性脑病等。以上诊断标准，肺炎患儿具有一项以上者均确诊为重症肺炎。

1.3治疗原则

纠正缺氧、控制并发症的发生以及积极治疗。由于重症肺炎时会出现气体交换面积减少等引起的缺氧现象、中毒症状以及其他并发症。本组20例患儿均给予氧疗、抗感染、液体平衡、退热镇静等。

1.4 治疗过程

①开放气道：保持气道通畅，防止反流窒息。可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气道通畅，如：吸痰、拍背等，严重时需进行气管插管。②及时进行血气监测，氧气和呼吸机配合治疗，吸氧无效时应及时应用CPAP；出现Ⅱ型呼吸衰竭应根据血气监测及时应用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③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并及时纠正心脏衰竭，如吸氧、强心、利尿等；必要时给予患儿使用心肌复活剂等药物。④重症肺炎并发中毒性脑病，可选择使用甘露醇、甘油氯化钠等药物。⑤根据其病情控制出入液量，并记录相关数据。

1.5药物应用

①应用抗生素：普通肺炎可用青霉素治疗，而重症肺炎则需选择药性较强、广谱抗生素，直至患儿体温恢复正常后6～7 d停止用药。②选择抗病毒药物：病毒唑可经超声雾化到局部，缓解其不良反应；抗病毒静脉制剂需慎重使用。③静脉应用丙种球蛋白：重症感染以及全身炎症严重时，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可以起到控制病情发展的作用，进而促进疾病的有效恢复[2]。

2 结果

本组抢救成功19例，1例死于严重感染伴有多器官功能衰竭。

3 讨论

小儿肺炎是临床常见病症，四季均易发病，主要以冬春季居多。小儿肺炎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如治疗不彻底，极易反复发作，而影响孩子发育。小儿呼吸系统的解剖生理特点和成人不同，小儿的支气管管腔较狭窄，管壁黏膜上的血管丰富，但纤毛运动较差，清除能力差。故当病原体侵犯人体时，会出现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以及炎症渗出，出现通气受阻及换气功能的障碍，使二氧化碳潴留及缺氧现象。故手术中应开放气道，保持气道通畅，防止反流窒息。患儿重症肺炎时毛细支气管会因炎症水肿而堵塞，分泌物的增加严重影响肺的通气功能。重症肺炎常会因为气道分泌物的增加而导致呼吸道不通畅而引起其他并发症，尤其会导致在机械通气过程中的撤机失败甚至死亡。治疗时应注意： ①血气监测：重症肺炎的病理环境主要因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引起，及时有效地动态监测血气分析可以诊断呼吸衰竭、掌握气管插管的时机、评价机械通气和机体环境的状态；②氧气和呼吸机治疗：患儿吸氧时通常使用鼻导管、头罩以及面罩等方式进行有效给氧治疗。如出现紧急情况，应及时应用CPAP或应用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④控制患儿脑水肿的发生，重症肺炎易并发中毒性脑病，可适当选择使用甘露醇、甘油氯化钠等药物。

肺炎只要分为轻型支气管肺炎以及重型肺炎，而重型肺炎除了轻型肺炎的发热、咳嗽、呼吸症状加重以外，持续高热、全身中毒症状严重，同时会有其他脏器的功能损害。因此对具有高危因素的患儿应当高度重视，患儿一旦感染肺炎，病情会常在短期内迅速加重。重症肺炎是一个肺炎发展的过程，其病情的进展迅速，全身中毒症状较明显，除了呼吸系统严重受累， 其他脏器、系统均明显受累，如：急性心力衰竭、中毒性脑病、败血症、呼吸功能不全、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等并发症的发生。肺部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使肺炎加重并迅速扩散，患儿一般给氧无效时，需使用机械通气辅助呼吸[3]。抗生素合理应用，根据肺炎的病原学特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在于仍以细菌为主。机会菌与条件致病菌的发生率在增加，其中混合感染和多重感染也有一定概率。因此，临床上随着抗生素的治疗难度增大，而造成抗生素的滥用现象越来越严重。

重症肺炎发病迅速，且不易治愈，同时并发症也多，家长对于疾病的知识缺乏，早期没有合理治疗，而引起重症肺炎，因此如何更有效地预防肺炎发生至关重要。肺炎的家庭预防尤其关键，让小儿坚持锻炼身体，增强孩子抗病能力。同时注意天气变化，随时为孩子增减衣服，防止感冒。教育孩子养成良好饮食、作息以及卫生习惯、不断增强婴幼儿的抗病能力是预防肺炎发生的关键。对患有肺炎的孩子，家长应细心仔细对待，注意孩子体温以及呼吸情况，保持室内通风，环境安静，是孩子有良好的睡眠保障。饮食要食用易消化、高热量、高维生素、易于消化的食物。为了使痰液较易排出，应适当增加房间湿度，并指导孩子适当饮水[4-6]。孩子肺炎痊愈以后，仍需特别注意预防上呼吸道感染，防止反复感染。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适当锻炼方式加强抗病能力。户外活动时需注意适当增加衣服。如处于流行感冒时期，减少带孩子去公共场所，远离致病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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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亚美,江载芳.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204-1205.

[4]耿荣,陈贤楠.婴幼儿重症肺炎临床过程分析和治疗[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5,20(10):948-950.

[5]范淑霞,杨秀珍,暴丽荣,等.大黄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09,6(17):162.

第5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贵州省遵义市妇幼保健院贵州省遵义市563000

【摘　要】护理人员应当加强临床护理工作，尤其是加强对护理操作、应急处理以及抢救治疗等环节的护理工作，提高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效果，提高患者家属的满意度。本文分析了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护理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强化护理风险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 护理风险管理；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由于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特殊性，其护理风险管理工作的要求较高，通常而言，护理风险管理工作主要包括风险的识别、处理、控制和评价等方面，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需要护理人员提高对于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风险管理能力，根据危重患儿的病情变化状况设定相应的护理工作流程，保证护理工作的连续性、直接性及有效性，从而保证护理工作的工作质量。

1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护理风险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1医护人员存在的问题

当前部分医护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较低，缺乏相应的护理风险管理能力，同时部分工作人员的护理风险管理的经验不足，从而导致护理人员对于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出现的紧急状况缺乏有效地应对策略，从而影响了患儿病情的控制。再者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疗设备较多，部分护理人员对于医疗设备的操作不熟练，护理工作不能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执行。最后是护士人员的工作观念存在问题，对于护理风险管理没有保持警惕性，同时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沟通不够全面，从而不能全面了解儿科患者的病情变化状况，甚至出现了医疗纠纷事件，影响了重症监护病房的护理风险管理工作。最后是医护人员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能力，对于潜在的护理风险不能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从而造成护理工作缺乏针对性。

1.2仪器设施设备因素

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提升，医疗设备的复杂性和精确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其设备都是精密的高科技设备，但是部分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更新不及时，或者医疗护理人员对于新设备的接受能力不强，其医疗思维还停留在原来的旧设备操作上，不能对幼儿的病情进行全面的监控，从而，造成监控数据出现一定的偏差，影响了下一步的治疗工作。

1.3儿科患者感染因素

重症监护室的护理环境要求比较严格，但是各种设备和仪器的混合使用，增加了幼儿感染的可能性，影响了患者的康复进程，要强化护理风险管理工作，要从控制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感染入手，提高监护病房的感染控制能力，例如ICU病房中的导尿管、留置针或者患者的痰都有可能是传染源。如果护理人员的消毒工作不到位或者护理操作不当，都会增加患者感染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患者的额外的治疗费用，因此重症监护室中的感染也是影响护理安全的因素之一。

1.4护理人员配置因素

部分医院的护理人员配置不合理，各个部门的护理人员比例不协调，由于重症监护室是护理工作的重点，所以应当配备足够数量的护理人员，但是，通过调查显示，各大医院的ICU病房中的护理人员配置比例不足，而中下小医院的护理人员配置更不容乐观。护理人员的配置不合理，会造成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的工作量相对较大，再加上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较大，很容易发生护理事故，使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恶化。

2强化护理风险管理的对策

2.1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优化护理人员配置医院要合理的进行护理人员的分配，通过科学的安排，明确各个护理人员的工作范围和时间，在保证护理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地分配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医院要注重护理人员的能力水平，对于经验较少的护理人员，要提高其护理抢救的能力，发挥有经验的护理人员的传帮带作用，提高其独自护理的能力。另外要为护理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减轻其工作压力。

2.2加强医护人员的工作水平

良好的护理工作可以有效降低护理风险的发生，因此要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尤其是加强对于儿童特殊病患的护理工作，针对儿童病情状况设置有针对性的护理策略，减少护理工作中护理事故的发生，为儿童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同时也可以精心设置病房，为儿童提供愉快轻松的护理环境。

2.3建立风险意识的护理观念

PICU护理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要提高风险意识，在护理过程中始终保持严谨的心态，严格遵守重症护理流程，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再者护理人员要提高自身的沟通能力，要充分掌握患者信息，增强说话的艺术性，让患者保持愉悦、放松的心理状态，增加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信任度；最后护理人员要提升自身处理应急事情的能力，由于在PIU特殊环境，并且病情危重，这就需要医护人员临床经验，及时做出抢救措施，提高治疗的成功率。此外要提高对PICU内各种新型的医疗设备操作能力，严密监控病人的病情变化状况。

3总结

总之，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应用护理风险管理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的发生，提高了患儿的治愈率，同时实行护理风险管理工作有效规范了重症监护病房的工作流程，保证各项护理工作按照规章秩序进行，医护人员通过和患儿以及家属的有效沟通，对于患儿的病情有了全面的了解，并有助于护理人员根据患儿的病情变化设定相应的护理流程，有效规避了不良护理风险的危害性，提高了对于患者的护理水平。

参考文献

[1]任志萍,李兰凤,张瑜联,张会芬,张娜.护理风险管理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应用[J].河北医药,2013,35(15).

[2]许兆萍.护理风险管理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J].中国社区医师,2015,31(2).

第6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关键词：儿科；危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护理管理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危重症患者指的是病情复杂、严重、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患者，此类患者是治疗、护理关注的重点，如果没有及时、准确掌控患者的病情变化，会影响疾病的预后［1］。对于儿科病区而言，由于婴幼儿难以准确表达自身病情，且危重症患儿往往病情发展迅猛，护理工作难度相应增加，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必须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且能够认真观察、准确评估患儿的病情变化情况。为了解儿科护理人员对危重患者病情的知晓情况，进一步加强护理质量管理，笔者进行了相关调查。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2014年7月～2015年7月对长兴县人民医院儿科危重症患者，按照护理部制定的《危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检查计划》进行护理质量检查，被检查护士共30名，年龄20～45岁，平均（27．2±6．9）岁，工作年限1～14年，平均（4．1±1．2）年，包括护士10人，护师14人，主管护师6人，学历包括中专1人，大专14人，本科与本科以上15人。

1．2方法

1．2．1制定调查表格参照文献［2］中关于危重患者检查标准，结合护理部提出的《危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检查计划》进行调查表格的制定，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诊断与病史、症状主诉与进展、阳性体征与检查指标、专科与心理护理要点、治疗方案与用药、常见并发症、康复计划。每项调查指标根据调查结果计分，不掌握记0分，部分掌握记1分，完全掌握记2分。1．2．2调查方法由护理部主管护理质量控制的主管护师1名、儿科护士长1名和护理管理人员2名组成质量控制调查小组，每月对病区危重患者的护理管理情况进行调查统计，了解责任护士对所负责患儿的病情知晓情况与对应的处理措施，由调查小组对护士的工作质量进行综合打分。

2结果

从调查情况来看，30名护士对儿科危重症患者的一般资料、诊断与病史、症状主诉与进展、治疗方案与用药的掌握情况较好，但对阳性体征与检查指标、专科与心理护理要点、常见并发症、康复计划的掌握情况一般。见表1．

3讨论

3．1儿科护理人员对危重患者病情知晓情况

从本文统计数据来看，30名护理人员对儿科危重症患者的病情知晓情况一般，虽然对儿科危重症患者的一般资料、诊断与病史、症状主诉与进展、治疗方案与用药的掌握情况较好，但对阳性体征与检查指标、专科与心理护理要点、常见并发症、康复计划的掌握情况较差。这说明儿科护士更注重患儿一般病情的掌握，能够很好的遵医嘱进行治疗，但未能深度察觉患儿的治疗需求，对于心理、并发症、康复计划等内容的掌握程度较差。

3．2加强儿科护士对危重症患者阳性体征与检查指标的掌握情况

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儿科护士对危重症患儿阳性体征与检查指标的完全掌握仅达到76．67％，这说明仍有近1／4的护士不够重视患儿的阳性体征检查。由于危重症患儿的病情复杂、发展迅速，因此儿科护士要在掌握患儿诊断、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及时把握阳性体征改变，了解相关检查指标，才能及时、准确评估病情变化，为医生调整治疗方案，做好抢救准备提供依据。有文献［3］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5％以上的护士更注重患者的常规治疗和皮肤护理，忽略了患者其他的治疗需求，未能体现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因此护理管理者应当做好相关培训，指导护理人员学会观察患儿的阳性体征，确保能够及时做出病情评估，将书本知识与临床工作相结合，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3．3加强儿科护士对危重症患者专科与心理护理要点的掌握情况

随着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临床更注重满足患者的身心需求，护理人员要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正确服务思想，而非以疾病为中心［4］。儿科的专科护理要点是要以危重症患者特有的体征、症状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为依据而进行的。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护士难以对患儿的疾病特点进行概括和描述，而是对常规护理内容进行不断重复，这充分表明了护士在患儿专科护理和心理护理需求方面的空缺。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完全掌握患儿专科与心理护理要点的护士仅占63．33％，不掌握的护士占6．67％，说明危重症患儿的专科、心理护理诉求被忽略，超过40％的护士未能重视患儿这方面的护理需求。考虑专科护理不足的原因可能与护士未能熟练掌握患儿的阳性体征和预判并发症有关，而心理护理方面的不足，则可能与传统的护理思想影响有关。对于护理管理者而言，要加强护士的全面培训，提高护士的现代护理认知，要强调对患者身心需求的满足，鼓励护理人员加强在职学习，补充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不断充实自身，以满足临床护理需求。

3．4加强儿科护士对危重症患者常见并发症的掌握情况

儿科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复杂，并发症发生率高，危害性大，因此必须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和对症护理。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能够完全预知并发症情况的护士占到80．00％，考虑原因可能与护士难以主动了解患儿病情有关。由于患儿难以正确描述自身感受，因此当患儿症状不明显时，护理人员在护理知识不扎实的情况下难以判断出是否存在潜在并发症［5］。所以要加强护理人员基本知识的学习，通过一帮一的形式带动新护士，增进低年资护士的临床经验积累。

3．5加强儿科护士对危重症患者康复计划的掌握情况

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仅有63．33％的护士能够完全掌握康复计划的相关知识，并制定出康复计划，仍有较多数的护理人员不知道如何制定危重症患儿的康复计划，甚至不知从何入手，这会严重的影响患儿的康复［6］。护理管理者要针对性的拟定培训方案，加强护理人员制定康复计划的意识，制定相关流程以供护理人员参考，满足危重症患儿的护理需求，提高患儿的康复效果。

4结语

综上所述，儿科护理人员对危重症病人的病情了解不够全面，尤其对于阳性体征与检查指标、专科与心理护理要点、常见并发症、康复计划的掌握不佳，应当加强培训及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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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珊瑚，陈永浩，张志杰，等．全身麻醉患者术中知晓情况调查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2，50（10）：23－24．

［4］王婧，冯泽东，孙彭赛男，等．甘肃省武威市中小学生肺结核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2014，31（6）：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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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关键词] 儿科危重症监护病房；压力源；护士；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 R197.3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9（c）-0164-02

儿科危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是抢救新生儿及危重病患儿的场所，劳动强度大、风险高，加之小儿病情变化快等特点，护理工作的难度增大，导致ICU护士承受的心理压力远大于普通病房的护士，其过重的压力易对护士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1]。本文就目前儿科ICU护士压力源的产生和应对措施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ICU护士压力源分析

1.1 工作量大，工作难度高

儿科ICU收治的患者年龄大多为14岁以下的儿童，更多的是婴幼儿，大多数患儿对自己的病情不能准确叙述，加之ICU患儿的病情变化快等特点，增加了护理工作的难度，这需要护士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凭借其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密切观察以及时发现病情的变化情况。另外，由于儿科ICU采取无陪方式进行护理，护士除了完成必需的治疗外，还需完成患儿的所有生活护理如翻身，擦洗，同时，护士需将患儿的病情及时告知家属，让家属及时了解患儿的病情，并与患儿的家属进行良好沟通，因而其护理工作量大而繁琐。

1.2 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高

在儿科ICU中，多数患儿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被常常视为“小公主”或“小皇帝”。在医院，患儿家属对护士有较高的期望值，但是，由于儿科ICU面对的护理对象较为特殊，患儿的情绪复杂，难免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突况发生，导致护理工作很难进行[2]，同时，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及法规的的实施和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目前民事医疗诉讼案例日益增多，这无形中加重了护士的精神压力。儿科ICU中急危重患者多，病情发展迅速，变化较快，患儿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病死率较高。有时患儿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仍不能挽回生命，家属仍要求继续对其抢救甚至无理取闹，或提出高额的经济赔偿，致使护士精神上需承受较大的压力，并消耗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加重其心理负担。

1.3 工作环境较差，薪酬福利低

在儿科ICU中， 患儿的哭闹声和各种监护仪器发出的警报声不断刺激护士的的听觉；严肃紧张的抢救场面，家属询问病情时悲哀激动的面容表情无形中对护士造成压力。长期以来医生普遍受到社会的尊敬和任何，但护士在医院的地位较低，护士群体得不到重视，工作付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补偿，往往工作量很大，但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较低，导致护士产生一定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对工作的满意度下降，直接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

1.4 ICU护士技术要求高

ICU护理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同时随着社会进步和知识不断更新，给护士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护士在完成紧张工作的同时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目前，在国内一些医院尤其在一些基层医院，大多数护士学历较低，知识老化，知识层面较为狭窄，而ICU收治的患儿多为跨学科，常常合并几种疾病，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具有广博和深厚的专业知识[3]。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ICU仪器不断更新，各种新的检查和抢救治疗手段层出不穷，这对ICU护士提出更加严格的职业素质要求，以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身心准备适应社会的要求。

2 应对措施

2.1 增强工作的责任心和工作使命感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要具有高尚的医德，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而作为一名儿科护士，需具备更多的爱心，耐心和强烈的责任心，真正去关心和爱护患儿。在工作时，应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患儿身上，仔细观察每个患儿的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4-5]。

2.2 合理调整人员配置，实施人性化管理措施

护士长应注意护理工作压力对护士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护士需求并结合医院及科室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护士编制，合理调整科室人员配置，实行灵活的弹性排班制，以合理安排，有效分配人力。工作忙时可适当增加人员，以减少工作压力，保证ICU护士合理的休息和足够的的睡眠，以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调整。

2.4 创造和谐科室氛围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创建和谐的医护、护患关系及和谐的科室氛围，对于减轻儿科ICU护士心理压力十分重要。护理管理者应对护士的工作给予及时的肯定，给予其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创造一种和谐、愉快、团结及进取的工作氛围。对于护患关系，保持冷静平和与理解的心态，与患儿的家属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同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做到换位思考，理解患儿家属的心情，对患儿多一些爱心，用人性化工作服务于患儿，提高患儿家长的满意度，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取得其家长的理解和信任[6-7]。

2.5 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专业素质

ICU护士应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医院应鼓励ICU护士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加强专业知识和理论水平的学习，提高业务水平，熟练掌握各种抢救技术和抢救仪器的使用，提高应对急危重症和突发事件的判断处理能力、操作技术水平、应急能力[8]。如有条件可定期对ICU护士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操作技术水平和应急能力以增强护士的自信心，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减轻心理压力。

2.6 注意自我调节，提高自身心理素质

当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和失败时，ICU护士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学会自我调节，掌握适合自己的放松技巧及寻找释放压力的正确渠道，提高对挫折和失败的承受能力。同时，如有条件医院可邀请护理心理专家定期开展讲座，帮助ICU护士进行心理沟通，语言沟通的技巧训练，提高其应对压力的能力。

3 小结

儿科ICU护士作为特殊的护理职业人群，承受很强的工作和心理压力。如果护士长期处于过重的心理压力中，会影响其身心健康，造成其身心疲惫，从而直接影响到儿科ICU的护理质量，因此，医院应采取相关措施努力减轻儿科ICU护士的心理压力，提升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护士自身面对较大的工作压力时，也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确保护理质量和护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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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入住河南省人民医院NICU中50名新生儿，均在我院产科出生，生后1 h内由新生儿科医生直接护送入病房，其中男35例，女15例，纳入标准：入院时新生儿危重症评分[2]均为75分以下，胎龄37～41周，体质量2005～4350 g。排除标准：先天性多发畸形，染色体遗传性疾病，以及出生时即诊断的先天性感染。该研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家长书面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分组 患儿被随机（随机数字法）分为2组，一组给予鼻饲或口服益生菌，为治疗组，另一组则不予益生菌，为对照组，其他均予以常规抗感染、支持等对症处理。益生菌采用复方嗜酸乳杆菌口服片剂，每片含中国株和日本株嗜酸乳杆菌5×106个，治疗组患儿在开奶后即经口服或鼻饲予以服用，每次0.5片，每天2次，连续服用8 d。

1.2.2 喂养方案 待患儿生命体征平稳时，由2～3 mL/次，间隔2～3 h开始进行喂养，每天增加奶量不超过20 mL/（kg·d），如果患儿出现胃潴留奶量超过前6 h总奶量的25%，或出现腹胀及血便等，则暂停喂养，待患儿上述情况好转后再继续增加奶量，直到每天总奶量达到150 mL/kg，认为实现全胃肠道喂养；此外每位患儿生后24 h内即开始给予氨基酸等静脉营养，直至胃肠道喂养奶量达到100 mL/kg为止。

1.2.3 观察指标 两组患儿均在入选时、应用益生菌第4天及第8天进行新生儿危重症评分[2]，同时观察每名患儿开始胃肠道喂养的时间，达到全胃肠道喂养的时间[3]，医院感染[4]（肺炎、晚发型脓毒血症）及MODS的发生率，并记录患儿的住院时间及预后。

1.2.4 标本采集 分别在入组第4天及第8天留取2 mL静脉血，经离心分离血浆后置-70 ℃冰箱保存待测。

1.2.5 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浆中C3，C5水平，由专人严格按照说明操作，采用免疫比浊法进行相关指标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入选新生儿的基本情况

所有入选新生儿在性别、胎龄、出生体质量、出生方式、母亲患病率及宫内缺氧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因包括：败血症，肺炎，NEC（坏死性小肠结肠炎），DIC（播散性血管内凝血），重度窒息，NRDS（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硬肿症，化脓性脑膜炎（见表1）。

2.2 新生儿危重症评分变化

所有患儿在入组时进行新生儿危重症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入组4 d后，两组的危重症评分有所不同，治疗组为（84.32±4.03）分，而对照组为（82.24±5.84）分，治疗组略有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入组8 d后，这一差别进一步明显，治疗组为（90.8±2.24）分，对照组为（87.28±5.35）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其他临床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均在2 d左右开始胃肠道喂养，治疗组（8.16±2.61）d即可达到全肠道喂养，而对照组则要（10.92±4.32）d（P

2.4 补体水平比较

治疗组患儿血清补体C3，C5含量在入组第4天与对照组新生儿相近，入组第8天时较对照组水平有所上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论

人体内的肠道是危重症患者并发脓毒血症重要的细菌和内毒素来源，是MODS的始动器官之一，将益生菌应用于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已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之一。益生菌曾被广泛应用于腹泻、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的治疗，近年来不断有在危重症患者中服用益生菌取得疗效的报道[5-6]。

对于新生儿而言，胎儿期在母体内处于相对无菌的状态，出生后数 h胃肠道内的菌群结构才开始形成，4～6岁才能达到成人水平。如果这一期间的发育过程受到干扰，肠道内的细菌就会处于失衡状态，导致病原菌的定植。尤其在危重新生儿中，由于疾病的重大打击，胃肠道处于应激状态，甚至消化道出血，加上抗生素的应用等，肠道的微生态环境更为恶化。而益生菌可以恢复或提供肠道发育成熟及维持稳态所需要的细菌株，从而建立完整的肠黏膜屏障，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肠源性感染，起到预防感染的目的。有人发现，应用益生菌可有助于减少早产儿NEC的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3]。目前在NICU中，足月儿患者也占有相当比例，与早产儿所不同的是，足月儿胎龄大，体质量大，各系统发育相对成熟，病因以缺血缺氧以及感染等为主，胃肠道营养建立和疾病恢复时间也较早产儿快。

本研究中所有患儿均为足月儿，胎龄平均38周左右，出生体质量平均为3000 g左右，剖宫产率约为70%～80%，患儿母亲多为病理状态下生产，存在妊高症、胎盘早剥、胎膜早破、心功能不全、血小板减少、肝肾功能异常等，合并症高达50%～60%。剖宫产儿由于产时没有经过产道，失去了与母体菌群接触的机会，加上入住NICU母乳喂养中断，无法形成人体内正常的菌群，相反会使一些院内病原菌在体内定植[7]。以上这些危险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益生菌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临床中较为常用的益生菌主要有乳酸杆菌类、双歧杆菌类、链球菌属等，这些细菌均为专性或兼性厌氧菌，能够产生乳酸，提高肠道酸度，固有的生物特性使它们能在人体肠道内较病原菌占有优势[8]。故本研究也采用了以乳酸杆菌为主要成分的口服制剂进行观察。

近年来在新生儿领域中，胃肠道喂养日益受到重视，尽快建立并完善新生儿胃肠道营养，已成为儿科医生的共识。而在危重症患者中胃肠动力往往会受到抑制，从而引发一系列并发症，比如：喂养不耐受，胃肠道黏膜萎缩，通透性增加，甚至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及MODS[9]。本研究中，所有患儿均在生后2～3 d即开始胃肠道喂养，服用益生菌后，患儿奶量增加较为顺利，胃潴留、腹胀、呕吐等现象明显下降，喂养耐受性提高，达到全肠道喂养的时间明显缩短，而没有给予益生菌的新生儿的这一过程则明显延长，从而相应增加了静脉营养的时间及其并发症的发生率。这说明益生菌可以明显改善新生儿的胃肠道喂养，促进食物消化吸收。

NICU的医院感染（NI）发生率高[10]，是危及危重新生儿的重要死因之一， NI可以表现为血流感染、消化道感染、肺炎、皮肤感染及中枢系统感染等，其中以血流感染及肺炎最为常见[11]。随着各种先进救治措施的广泛应用，NI的防治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早期使用益生菌的预防作用已引起关注。本研究中，治疗组患儿肺炎及MODS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有明显下降，而晚发型脓毒血症也有降低趋势。现有益生菌用于新生儿的报道多与预防早产儿NEC有关，但是从本文来看，不仅是早产儿，益生菌对其他危重症足月儿同样有良好的NI预防作用。究其机制也与益生菌增强胃肠道黏膜屏障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有关。具体作用主要表现在：抗微生物效应，抑制上皮细胞炎症反应，影响先天性及适应性免疫细胞功能，促进Tr细胞发育[12]。

新生儿出生后受母体的影响逐渐消退，同时自身免疫系统迅速发育，免疫功能的变化特殊而又复杂，目前这方面以研究细胞和体液免疫居多[13-14]，而补体系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补体是存在于人和脊椎动物血清与组织液中的一组具有酶活性的蛋白质，主要由肝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是非特异性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补体不受母体的影响，对新生儿自身的免疫功能评价有一定意义[15]。补体的生物学功能包括： 补体介导的细胞溶解、调理作用、参与炎症反应、清除免疫复合物、免疫调节作用，低补体水平将不能很好发挥补体等生物学功能，从而导致易患肺炎等感染性疾病。在本组资料中，尽管治疗组患儿血清补体C3、C5含量较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但两者整体水平上都呈上升趋势，由于本文观察时间所限，所以益生菌对补体的长期影响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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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儿科重症医学范文

重症儿童哮喘是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和多发病，其特点是呼吸道高反应性慢性炎症导致气道阻力增加，雾化吸入疗法使药物雾化后直接作用气道患病部位，作用迅速，收到更好治疗效果，成为重症儿童哮喘发作期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笔者对50例重症儿童哮喘发作期行两种雾化吸入方法，比较二者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5年1月～2007年1月收治的重症儿童哮喘患儿50例，均符合重症哮喘的诊断标准［1］，男30例，女20例，年龄6～8岁，平均（6.00±2.09）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5例，均予吸氧、抗炎、平喘、化痰治疗。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病程诊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雾化吸入方法 观察组应用北京吉纳高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QW15型氧化雾化吸入仪，高压氧气7 L/min形成气雾，将普米克令舒、博利康尼雾化液注入该机药皿中，雾化吸入15～20 min，2次/d，对照组应用德国PARI.BOY公司气雾雾化吸入仪，予7 L/min高浓度氧气吸入并予气泵雾化吸入，将等量的上述两种药液加入药皿中，雾化吸入15～20 min，2次/d。

1.2.2 评价方法 均于治疗3天后比较两组雾化吸入前（下称治疗前）和雾化吸入3 h后（下称治疗后），第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FEV1），最大呼气峰流速（PEF），PaO2、PaCO2。肺功能由专人使用肺功能机，并有专人采集患者动脉血气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输入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采用t检验。

2 结果

两组雾化治疗前后各观察指标比较见表1。表1示两组雾化吸入治疗后FEV1、PEF比较治表1 两组雾化治疗前后各观察指标比较疗前均有改善，观察组相比t=-4.35、-3.24，均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t=-2.10、-1.24，P＜0.05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前后比较PaO2；PaCO2，t=-2.16、-2.54，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t=-1.35、-1.54，P＜0.05差异有显著意义。但观察组和治疗组治疗前后取差值再进行比较FEV1，t=-1.05，P＜0.05；PEF，t=-1.04，P＜0.05；PaO2，t=-1.15，P＜0.05；PaCO2，t=-1.32，P＜0.0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重症儿童哮喘是一种可逆性气道阻塞疾病，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和支气管扩张剂可降低气道阻力，故两组雾化吸入均可使呼吸道阻力降低，通气功能改善。氧合亦随之改善，表现为PaO2值升高，PaCO2值降低。但本研究结果示氧泵吸入在治疗儿童重症哮喘中优于气泵，由于儿童重症哮喘中气道阻力增加，其主动吸入雾化微粒不能直接抵达靶器官，而氧泵是以氧气为动力驱动，可降低主动吸入时呼吸功，从而较容易直达靶器官而使消耗的氧下降，同时高浓度的氧，可提高肺泡氧浓度，使呼吸道扩张，呼吸道阻力迅速降低，PaO2上升、PaCO2下降较明显。另一方面气泵吸入时可使药物浓度和氧浓度下降，故PaO2上升，PaCO2下降相比氧泵没有那样显著，故治疗儿童重症哮喘时氧泵优于气泵。护理要点：（1）做好解释工作，消除患儿的紧张心理，使其能主动配合；（2）吸氧浓度的调节。氧气泵吸入时取6～7 L/min，治疗完毕后仍取3～4 L/min；（3）雾化量调节。雾量应从小到大逐渐调节，使患者能耐受；（4）排痰护理，雾化吸入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痰液可因气管扩张而排出，故随时协助患者拍背，必要时吸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