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计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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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文物考古单位为科学研究和配合建设工程及其他动土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经费预算编制工作。

第二章考古调查、勘探预算定额

第三条考古调查是为了解地面、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而进行的查阅文献、实地踏勘、采集标本并做出文字、绘图、摄影记录，提出勘探或考古发掘计划等工作。调查经费预算定额的内容有：调查人员的交通、住宿、补助费、民工费、技术工人费、文具及工具损耗费、设备更新折旧费、文物包装运输费、资料整理费及不可预见费。调查经费按每平方公里500－1000元编列。调查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按1平方公里计。调查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由文物部门核收10％的管理费。

第四条考古勘探是为了解地下古代文化遗存的性质、结构、范围、面积等基本情况而进行的钻探工作。勘探经费预算定额内容有：勘探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补助费、民工费、技术工人费、文具及工具损耗费、设备更新折旧费、资料整理费、回填费、不可预见费等。

第五条普探指采用每平方米布孔5个的梅花点布孔法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普通土质、孔深在2．5米深之内的普探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量为6－8工／日计算。

第六条重点勘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他遗迹现象并在地面作出形状标记而必须进行的钻探工作。普通土质、孔深在2．5米深之内的重点勘探预算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量为80－120工／日计算。

第七条较软土质以上述定额标准为基数最多核减25％。较硬、特硬土质或带水操作以此为标准增加50－150％。孔深在2．5米以上，深度每增加0．5米，预算定额相应递增10％。

第八条普探面积最低从100平方米起计算。重点勘探面积最低从10平方米起计算。

第三章考古发掘经费预算定额

第九条考古发掘经费预算内容包括：

一、人工费用：

1．民工费；

2．技术工人费。

二、其他发掘费用：

1．消耗材料费；

2．器材、设备更新折旧费；

3．记录资料费；

4．运输费；

5．占地补偿费；

6．临时建筑设施费；

7．标本测试鉴定费。

三、发掘工作管理费。

四、安全保卫费。

五、不可预见费。

第十条人工费用：是指雇用的民工和技术工人所需的费用。

1．民工费用：日工资标准按当地有关规定执行，用工数量标准每平方米8－12工／日。

2．技术工人费用：依其从事的工种和熟练程度确定日工资标准，一般为当时当地民工日工资额的150％至250％。技术工人用工数量标准为民工用工数量的15％至25％。

第十一条消耗材料是指在田野发掘、文物修复和资料整理等工作中自然损耗的小型工具、文具、包装、覆盖材料等的费用开支。

第十二条器材、设备更新、折旧费指对发掘单位拥有的固定资产，如照相机、录相机、测绘仪器、小型运输工具、柜架等用于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工作等而损耗的补偿费用。

第十三条资料记录费是指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等工作所必需的文字、录相、摄影、照相、绘图、测量等工作的费用及印刷费用。

第十四条交通运输费是指田野发掘、资料整理过程中民工和技术工人往来，器材设备、消耗材料、出土文物及生活资料的运输所需费用。

第十五条占地补偿费是指田野发掘中临时占用耕地的补偿。补偿面积一般为实际发掘面积的100％－300％。补偿数额视实际情况按季计算，经济作物可按特殊情况处理，但最多不得超过发掘费总数的12％。

第十六条临时建筑设施费是指田野发掘进驻期间所必需的临时性建筑设施。包括民工和技术工人住宿房、伙房、值班房、工作用房、文物库房及水电设施等。

第十七条文物标本测试鉴定费指必须送往专门科研单位或由有关专家对文物标本进行测试鉴定的费用。

第十八条上述费用预算定额见附表一，各项费用在考古发掘工作各个阶段中所占比例见附表二。

第十九条管理费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单位所必须列支的人员及管理费用，包括工作人员的办公、交通、住宿、补助、补贴及民工和技术工人的医疗、劳动保险、有关部门收取的劳动管理费等项费用。其定额标准为人工费用及其它发掘所需费用总数的20％。

第二十条发掘现场的安全保卫费用指为保证考古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安全而雇用的专门保卫人员及购置必要的保卫器械、设施所需费用，其定额标准为人工费用及其他发掘所需费用总数的10％。

第二十一条不可预见费定额标准为人工费用及其它发掘所需费用总数的3％－5％。

第二十二条以上预算定额适用于耕土层及文化层平均厚度在1－2米以内的古代遗址。文化层平均厚度不足1米者，以此为基数递减30％，文化层平均厚度不足0．5米者以此为基数递减50％。文化层平均厚度在2米以上，每增加0．5米预算定额相应递增15％。

第二十三条发掘对象为耕土层及覆土层平均厚度在0．5米以上遗址时，按每立方米用工数量为2工／日，另外编制清理耕土及覆土层预算定额。耕土层及覆土层在2米以上时，每增加0．5米，该预算定额相应递增15％。

第二十四条一般考古发掘的面积最低从10平方米起计算。

第四章考古发掘特殊项目预算定额

第二十五条发掘对象为大中型墓葬或其他特殊遗迹时，可按发掘对象的形制、规模计算劳动力投入量，以此为基数另加200％－300％的其他发掘费用。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视实际需要单独计算发掘定额：

1．形制特殊；

2．规模巨大；

3．出土文物可能特别丰富或需进行特别保护；

4．其他如洞穴、沙漠、贝丘、悬棺、地下水位较高等特殊遗址。

第二十六条发掘工作中可能有塌陷、滑坡等一定危险时，可列支一定数额的安全加固费，定额标准不得超过发掘费总额的5％。

第二十七条发掘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应额外增加不超过发掘费总额20％的文物保护费和不超过发掘费总额10％的资料出版费：

1．发掘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古代遗址；

2．发掘总数在200座以上的古代墓葬；

3．出土文物特别珍贵、丰富或遗迹特别重要的。

第2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新区年内投入800亿

8月11日，有媒体报道，开封市将斥资千亿元，以重现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消息一出，就引起网友在微博上疯狂转发，有称赞的，也有质疑的。有网友更是指出，“其实就是借棚户区改造之名把老百姓赶出去，原地搞商业房地产开发。”对网上备受热议的“清城计划”，河南开封市“两改一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对外界回应说，开封正在推进的是“两改一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是为落实国家棚改政策，结合实际提出的惠民措施，并无所谓“清城计划”。

据了解，开封新区建设统筹开封老区发展，突出“古今文明交相辉映、新老城区各展风采”，新区既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朴典雅，又有现代化城市的时尚与新潮，是一个厚重文化与充满生机、活力的统一体，是一个时尚新潮、大气靓丽、气势宏伟的现代化魅力之城、活力新区，是展示开封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对外窗口。今年以来，新区已开工建设项目和新选址项目93个，预计总投资超800亿元。8月7日，开封市在新区举行今年101个总投资404亿元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千年前的契丹古国——辽国的首都辽上京进行考古发掘并获重大发现。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对辽上京城的制高点，即皇城西南角的西山坡建筑遗址群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在一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保存较为完好的铺地砖、石柱础，以及数十根奇特的长条石等，出土了近万枚铜钱，以及诸多制作精美的泥塑人面像、经幢座等与佛教有关的遗物。此次发掘中出土的最精美遗物，当数一个保存较好的石经幢座和半块仰莲雕花石座。石经幢底座呈八边形，四角有四个兽头，两个兽头保存较好，另外两个已经被破坏。

陕西榆林卫城城墙修复成“贴皮”工程

8月21日，《东方今报》披露，榆林卫城城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榆林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久失修，曾多次坍塌。继去年榆林市政府启动南城墙加固保护工程之后，榆林卫城西城墙保护工程于今年5月下旬启动，项目总投资5500多万元，计划11月底完成。然而，这样的修复在很多居民看来却属于“贴皮”工程，并未真正起到保护城墙的作用，而是一种对真正文物的破坏。陕西榆林投入5500多万元修复古城墙，也是想为现代人留下更多的文化古迹，挖掘古城墙丰厚的文化魅力，也让业已损坏的古城墙得到修复，造福更多市民。可所谓的城墙修复竟然成了贴皮工程，就是仅重新修复城墙外侧墙壁，其余几乎不动。

北影厂三老楼列入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

近日，舆论热议北京电影制片厂即将被拆除一事。8月27日，市规划委对此做出说明，北影厂改建正着手今后利用的前期工作。北影厂内的主楼、东楼和西楼2007年已被列入《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市规划委已按规定明确要求予以保留。位于北三环中路77号的北影厂正式拆迁，拆迁后原址将进行一个综合房地产项目建设，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8月24日，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表示，文物局的意见是原址保护并已将此意见反馈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是否继续拆除还需等待市规划委或上一级部门作出最终批复。有专家表示，北影厂的拆迁对文化影响很大，希望对北影厂近现代建筑群予以保留。市规划委表示，关于北影厂改建工程，土地所属方驻京某部队和使用方北京电影制片厂，经过多年努力，解决了长期土地权属问题，正开始着手今后利用的前期工作。据介绍，在确定第一批保护名录时，市规划委也曾明确要求这些建筑的所有方和使用方，遵守不得随意拆除的要求。

贵州古老宗祠现神秘外文字母雕刻无人破译

贵州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刘氏宗祠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迄今已有230多年，光绪初年维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门面牌楼，由三门塘的王泽寰设计绘图。这一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造型别致，气势雄伟。宗祠正前面壁上浮雕彩画层层叠起。大门两侧各有三根凸起的假柱直插檐顶，假柱每节骨段上均为塔楼式装饰。各层假柱之间又有圆顶假窗或圆顶真窗。左右两侧还各塑有一口洋式大钟。面壁两侧檐脊上，浮雕有动植物。动物浮雕有昆鹏、麒麟、奔鹿、雄狮、凤凰、紫燕等，各具姿态，栩栩如生，有的在虎视江波，有的则展翅欲飞。植物浮雕有翠竹、红梅、莲蓬、花草等，若临风摇曳，或暗吐芬芳，构思奇巧，工艺超群。

祠的正面两高柱上方，对称地凸塑着十一组外文字母，每组二字，分别是HN、OA、CK、PR、ON、NC、FL、TY、EL、VH、UA和UA、PR、TN、 BL、CV、HO、UT、NA、UL、EO、CA。两侧山墙二进柱上方又各有一行不对称的字母，左五组，为TH、UN、AP、OV、IL，右七组，为 HU、NA、PR、OV、IC、BL、KE。这些字母组合如谜，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待识者破译。

电影名人“露面”北京艺术博物馆

9月8日，逄小威《面孔》二期拍摄工程启动仪式上，冯小刚、张艺谋、巩俐、张子仪、孙红雷等几十名为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名星、电影导演的黑白影像照片共同亮相北京艺术博物馆，同时这次展览也是“电影的面孔”中国电影人肖像作品摄影展。这是逄小威继8月1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届奥运冠军肖像摄影作品展后，又一个摄影成果展示。两个展览，不同领域的被摄群体，呈现出了摄影人的独特视角。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6日。

西安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汉代水管道

第3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 公众考古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考古学由此诞生。公众考古学主要是面向大众的考古学，交流与解释是其核心思想。在中国，公众考古理念也逐步得到实践和推广，除了通过报刊、图书、电视、网络等媒介面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外，考古相关机构和学者也积极尝试探索公众考古活动，发挥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主力军的作用。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文物和遗址的收藏、保护与展示平台，也成为参与公众考古实践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历史、文化及文化遗址对公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博物馆也因此成为文化旅游中的热点。为适应和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多数博物馆改变传统的以“物”为主的简单、枯燥、单一的展示方式和阐释手段，转而以观众为中心，充分站在观众视角来全盘考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设计和公众阐释手段，把考古、历史与公众的心理、观念、情感和需求相结合进行综合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享受。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专门为宋代古沉船“南海I号”打造的水下考古专题博物馆。“南海I号”的发现，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及我国古代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贸易史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从发现伊始，就已引起世界巨大反响，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创举更是轰动全世界。作为目前世界上船体较大、船载文物数量巨大、保存较为完好的珍贵水下文化遗产，“南海I号”聚焦着世界公众的目光。为更好地让公众了解“南海I号”，了解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考古文化，海丝馆也通过多种尝试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践行公众考古理念。

1 公众考古理念的实践

1.1 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海丝馆坚持发展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文化，强调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意识。英国有位学者提到：“博物馆最值得珍视的资源不是展品，而是观众”。这不仅因为公众的参与能够证明博物馆的存在价值，更因为博物馆作为向公众传递考古、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平台，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公众作为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和保护者，在博物馆所获得的不仅是丰富的生活，开拓的视野，更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和责任。因此，观众才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源泉，观众的需求和感受决定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为此，海丝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观众及社会教育来进行，围绕着为公众服务来展开，牢固树立“观众至上”的观点，建立完善的教育、导览咨询、休闲便民及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和谐、便利的参观环境。由于博物馆的观众是多元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学习形式和参观目的都各有不同，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我们也设置了观众留言簿和服务热线，吸取观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要求，及时解决观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帮助观众愉悦地参观和学习，全面体现博物馆的优质服务，让观众能高兴来、满意归。

1.2 开放展示发掘和保护现场

入馆后，“南海I号”面临着发掘、保护与展示的重大课题，观众也对此充满了好奇心。为满足观众的探知欲，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博物馆与考古队在对“南海I号”的发掘和展示中融入公众考古理念，将发掘场景和文物保护场景向公众开放。2010年的二次室内试发掘过程，全程向观众开放，观众既可透过水晶宫和水下考古工作平台现场观看考古人员如何清理淤泥，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对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又能通过发掘现场的高清数码录像机将所有细节一一捕捉。通过现场观摩，获得直观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水的喜悦感和文物保护的迫切感和责任感。在考古发掘后，考古队员也及时在馆内召开发掘成果的新闻会，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的参与，通过媒体向观众传达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1.3 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

为让观众初步接触和了解文物保护及修复的相关理念和基本知识，馆内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向观众展示文物脱盐浸泡、陶瓷器、铁器、木质文物等各种材质文物的修复、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结物的清理等内容。通过对“南海I号”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的现场展示，来提高公众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

1.4 开展流动博物馆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了解“南海I号”，了解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我馆还在每个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展展览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以图片、影像资料的形式通过讲解员的生动描述将文物、历史知识传递给广大群众，让平时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群众能够免费体验文化的魅力。

2 关于今后实践的几点意见和思考

2.1 增加体验式的展览活动

即在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要增加观众参与体验历史的机会和条件，丰富个体的历史认识与体验。使观众在体验过程中能主动探究、发现知识并消化理解，通过体验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从而引发观众的兴趣，调动观众的热情。如开设“触摸过去”活动，“南海I号”出水的瓷器很多，各窑口的破碎瓷片也有很多，可挑选一些典型的各窑口的代表性瓷片让观众直接触摸，增强直观感受，并将古代和现代瓷片放置一起，让观众亲自触摸感觉二者的不同。再如模拟考古，在考古发掘中，划出一小块地方，让观众代表在专业考古学者的带领下动手参与体验现场考古，了解基础的考古、文物和保护知识等。

2.2 延伸展览内涵

如定期邀请专家在馆内开设讲座、陶艺培训班，与学校联合举办夏令营、博物馆修学游活动，与电视台合作举办博物馆知识有奖问答亲子活动等等，为观众带来趣味、知识、想象力和创造欲。同时，可依据本馆的船文化特色，结合市场调研和观众意见，有计划地设计和营销旅游纪念品，让纪念品成为文化宣传的一大载体。

2.3 提升讲解艺术

将考古基础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作为讲解的重要内容向观众加以阐释。例如对于我馆的船木，应该简要描述遗物出水的具置、年代、材质和保护状况，还原藏品出水的时空环境。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知识也可引入讲解，如有修复痕迹的瓷器，可介绍在文物修复中对瓷器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在讲解中，还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时刻坚持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为宗旨，将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1]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J].江汉考古.2010（1）.

[2]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J].东南文化.2006（4）.

[3]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J].文物世界.2010（4）.

第4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中原地区 城垣 龙山时代

城址规划是指在城址建设中全面、长远的计划，偏重于宏观布局方面，是对城市各项设施的初步考虑，对于确定城址形制、规模以及发展方向有指导性作用。史前城址的规划应该包括城垣的形状和环壕、基础设施设立、城市与河流的关系等。

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地区史前城址已发现14座，分别是郑州西山[1]、淅川龙山岗[2]、安阳后岗[3]、登封王城岗[4]、淮阳平粮台[5]、郾城郝家台[6]、辉县孟庄[7]、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8]、平顶山蒲城店[9]、濮阳戚城[10]、濮阳高城、温县徐堡[11]、博爱西金城[12]。现据已表资料将这些城址从城垣形状入手进而对城址的规划进行初步的分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圆形城垣

目前仅发现郑州西山城址一座。城址平面近圆形，总面积3.45万平方米。残存城角处呈45°与两边相连，与原始环壕聚落相近。城墙外绕以环壕。城门发现北、西门各一处，均偏离中心位置。正对北门内侧发现南北向道路一条。西门内东侧有一处夯土建筑基址，呈扇面形状，周围有数座房基环绕，其北是一个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广场。大量储物窖穴分布于城内西北地势高处，城内北部和城外西部各有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说明此时的城市已有了一定的功能分区。西山城址属仰韶文化晚期，始建和使用的年代约在BC3300一2800年间。

二、 不规则形城址

目前也只发现安阳后岗一座。在遗址西、南两面发现长约70米、宽约2-4米的夯土墙，全貌不明。经已发现城墙弧度推测，城垣应为不规则椭圆形。后岗龙山遗存延续时间长，经14C 测定，城墙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应属于该遗址中晚期，约BC2500-2100年。

三、矩形城址

进入到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绝大多数城址都为矩形。目前已确定的有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平顶山蒲城店、濮阳戚城、焦作徐堡、博爱西金城等。

登封王城岗，1975-1981年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文化小城，2002-2005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对王城岗遗址扩大发掘，在小城的西南发现面积为34.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大城。两座小城的地势是西城高于东城，两城隔一墙而连属，东城的西墙即西城的东墙。东城墙体不部分被五渡河冲毁，该城角的建筑形制为内角凹弧状，外角呈凸圆状，向外突出2米左右，疑为“马面”设施。西城城墙大部分都有保留，其西南城角建筑形制与东城西南城角相同，似为马面设施。

淮阳平粮台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约为3.4万平方米，如加上城墙及外侧附属部分，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城墙系用小版筑堆筑法建造而成，其南门有两个土坯垒筑的门卫房，南门路土之下埋设有公共排水管道，均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同类建筑。城址始建年代为BC2500年。

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梯形，城内面积约12.7万平方米.东墙保存较好，长约375米，北墙残余260米，西墙残长180米，南墙被毁。城墙的筑法为铲高垫低，先将地基整平然后在内外两边取土分段堆筑而成。城外有护城河，宽约20米，其始建年代约为BC2700年。

新密新砦发现有龙山文化城址和新砦期城址。其中龙山城址平面为方形，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护城河，城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东墙和北墙是利用自然冲沟的内壁修整、填土夯筑而成，东墙南半部大部分被双洎河冲毁。发现护城河、城壕和内壕三重城壕防御体系。

博爱西金城城址坐落在沙土堆积的土丘之上，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其中西南角向内斜收，城内面积约25.8万平方米。四面城墙均保存较好，北城墙长560米，西城墙长520米，南城墙长400米，东城墙长440米，在南城墙和西城墙上各有一个缺口，似为城门遗存。在北城墙、东城墙和南城墙外侧发现有排水沟围城的壕沟。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期，至龙山晚期已经废弃。

四、 小结

通过对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分析，将其分为圆形城垣、不规则形城垣和矩形城垣三种，暂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城垣形状具有阶段性特征。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城垣为圆形，龙山时代城垣多为矩形。圆形城垣是早期城市的初始阶段，其产生与仰韶文化晚期大量出现的圆形环壕聚落不无关系，中原早期城垣经历了由圆形到矩形的发展过程。

2、除龙山岗城址的形制尚不明以外，史前城址均有壕沟，新密新砦城址还出现了护城河、城壕、内壕的三重环防御模式。

3、城垣布局临近河流的规划思想。因生产力限制，凿井技术尚未出现，早期城市用水主要来源于自然河流，故中原地区史前城市均建于位置较高的临近河流的台地上。

4、城垣多为一重。除王城岗可能存在大城、小城两重城垣外，余皆一重城垣。

5、城门数量多为1～2个，不超过4个，一个城门者多建于东墙，如王城岗郝家台、孟庄目前均似发现一个城门，位于东城墙；古城寨、平粮台，南北各有一个城门；戚城、徐堡似东、西城门各一个。另外，王城岗小城中的西城似有南门；新砦城北外壕有三处缺口，西内壕中部有缺口，城垣相对应地可能建有城门。

6、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多见于城址内中北部。王城岗几处大面积夯土基址，新砦城的浅穴式大型建筑均位于城内的中部偏北处；古城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城址中部略偏东北；徐堡城中部发现一处堆筑台地，可能为城址中的重要部位之一。（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a.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期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b.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7期。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29日。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4]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呢：《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10]赵新平、李一丕：《濮阳县戚城新石器时代和东周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

第5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关键词】公众考古 博物馆考古 敖汉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历史、文化及文化遗址对公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博物馆也因此成为文化旅游中的热点。为适应和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多数博物馆改变传统的以“物”为主的简单、枯燥、单一的展示方式和阐释手段，转而以观众为中心，充分站在观众视角来全盘考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设计和公众阐释手段，把考古、历史与公众的心理、观念、情感和需求相结合进行综合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享受。

二、公众考古理念的实践

1.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博物馆应坚持发展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文化，强调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意识。英国有位学者提到：“博物馆最值得珍视的资源不是展品，而是观众”。这不仅因为公众的参与能够证明博物馆的存在价值，更因为博物馆作为向公众传递考古、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平台，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公众作为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和保护者，在博物馆所获得的不仅是丰富的生活，开拓的视野，更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和责任。因此，观众才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源泉，观众的需求和感受决定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为此，博物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观众及社会教育来进行，围绕着为公众服务来展开，牢固树立“观众至上”的观点，建立完善的教育、导览咨询、休闲便民及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和谐、便利的参观环境。由于博物馆的观众是多元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学习形式和参观目的都各有不同，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我们也设置了观众留言簿和服务热线，吸取观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要求，及时解决观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帮助观众愉悦地参观和学习，全面体现博物馆的优质服务，让观众能高兴来、满意归。

2.开放展示发掘和保护现场

面临着发掘、保护与展示的重大课题，观众也对此充满了好奇心。为满足观众的探知欲，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在发掘和展示中融入公众考古理念，将发掘场景和文物保护场景向公众开放。发掘全程向观众开放，观众既可通过考古工作现场观看考古人员如何清理遗址表面的土层，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对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又能通过发掘现场的高清数码录像机将所有细节一一捕捉。通过现场观摩，获得直观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土的喜悦感和文物保护的迫切感和责任感。在考古发掘后，考古队员也及时在馆内召开发掘成果的新闻会，吸引国内众多媒体的参与，通过媒体向观众传达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3.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

为让观众初步接触和了解文物保护及修复的相关理念和基本知识，馆内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向观众展示石器、骨器、陶瓷器、铁器、木质文物等各种材质文物的修复、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结物的清理等内容。通过对文物保护修复的现场展示，来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

4.开展流动博物馆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了解历史并开展展览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以图片、影像资料的形式通过讲解员的生动描述将文物、历史知识传递给广大群众，让平时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群众能够免费体验文化的魅力。

三、案例介绍

龙祖玉源粟之乡--神奇的敖汉。敖汉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东南部，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多年的考古资料证明：旱作农业从这里起源，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在这里发光，凤从这里展翅，龙在这里发祥……远古的祖先在这片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探寻、发展的足迹。

敖汉的神奇当属那些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敖汉境内陆续发现了四千多处不同时期的古代遗址，遗址数量居全国县级之冠。这些遗址包括近万年的小河西文化，8200-7400年的兴隆洼文化，7200-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6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5000-4500年的小河沿文化，4200-35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3200-2500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些延续发展、没有断层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使中国北方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齐全，脉络清晰，让敖汉旗蜚声中外，成了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中心，被学术界誉为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如何更好的对这些古文化遗产进行宣传、保护、传承工作，是摆在敖汉考古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四、关于今后实践的几点意见和思考

1. 增加体验式的展览活动

敖汉之所以被称为“龙祖玉源地，华夏第一村”，是因为对敖汉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兴隆洼遗址是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地，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奇特的服饰“蚌裙”和奇特的葬俗“人猪合葬居室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在对兴隆洼文化的宣传展示中，可以根据发掘资料复原八千年前的兴隆洼人生活场景，通过复原的房屋、制陶场面、围猎和用火的一些情景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八千年前古人的衣食住行。即在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要增加观众参与体验历史的机会和条件，丰富个体的历史认识与体验。使观众在体验过程中能主动探究、发现知识并消化理解，通过体验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从而引发观众的兴趣，调动观众的热情。或开设“触摸过去”活动，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都出土了大量的石器，但每个时期的石器都有不同的特点，可以挑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石器让观众直接触摸，增强直观感受，并将不同时期的石斧、石刀或磨盘、磨棒放置在一起，让观众亲自触摸感觉它们的不同，直观简单的就能理解每个时期石器的特点并能加以区分。再如模拟考古，在考古发掘中，划出一小块地方，让观众代表在专业考古学者的带领下动手参与体验现场考古，了解基础的考古、文物和保护知识等。或者到遗址实地参观，更是直观的学习，亲身的感知。

2.延伸展览内涵

如定期邀请专家在馆内开设讲座，与学校联合举办夏令营、博物馆修学游活动或举办小讲解员培训班等活动，与电视台合作举办博物馆知识有奖问答亲子活动等等，为观众带来趣味、知识、想象力和创造欲。同时，可依据本地的文化特色，结合市场调研和观众意见，有计划地设计和营销旅游纪念品，让纪念品成为文化宣传的一大载体。

3.提升讲解艺术

高水平的讲解可以使陈列增辉，使观众在欣赏展品、增加文物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的愉悦、心灵的共鸣。好的讲解能紧紧围绕展览的整体脉络将考古基础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到讲解词中，对展览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科技成就、经济状况、文化特征、文物概况等都要有所描述，甚至展览中没有出现而又与展览相关的内容也可收录其中。例如在讲解碳化黍和粟的时候，现场只能看到一些黑色的谷粒，应该简要介绍这些碳化谷粒发现的地点、时间、发现过程以及发现它们的意义。如这些碳化粟粒和黍粒发现于敖汉旗兴隆沟遗址，2003年在对遗址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时，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了的植物籽粒，这些籽粒经北京大学、日本和加拿大的权威部门鉴定，是距今8000年的碳化粟粒和黍粒，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粒遗存早了2700多年，由此敖汉被定位为“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也有了“谷乡”的美誉。碳化粟黍的发现，说明兴隆洼时期已开始少量的种植粟和黍，很难想象敖汉的先民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万苦才遴选出了适合人们进食的最佳食物，至今用谷子加工做成的小米饭和黍子磨面做成的粘豆包仍是敖汉最具传统特色的美食。再如讲解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时，可以从兴隆洼文化的原始猪首龙形象讲起，再到赵宝沟文化刻画以猪、鹿、鸟为题材的龙凤纹尊形器，再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让观众清晰的了解到龙文化在敖汉的孕育和发展过程。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知识也可引入讲解，如有修复痕迹的瓷器，可介绍在文物修复方面的一些知识。如我们馆展出了一批辽代的墓壁画，在讲解壁画的内容和壁画发现的意义时，可穿插讲讲壁画的揭取的过程和保护的一些措施。在讲解中，还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时刻坚持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为宗旨，将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由于多种文化传播形式的迅猛发展，选择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观众给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物馆要赢得更多观众就必须处处考虑观众的需求，满足观众的需要，一切服务于观众。

第6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Retrospection and Projection

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达一百年了。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1〕，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 但考虑到“村农收落花生，偶于土中检之”， 于是为古董商人所得之说， 其始出或在1898年冬，而由王懿荣鉴定则是1899年。不管怎样，现在开始纪念这件学术史上的大事，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甲骨的出现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甲骨学。“甲骨学”这个词系何人何时首创，有待考证，然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率先以“甲骨学”揭橥于论著标题的，是朱芳圃先生。朱氏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的弟子，他在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同时，1934年《中法大学月刊》有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1935年复旦大学《文学期刊》有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2〕， 此后“甲骨学”作为学科名称便广泛流行〔3〕。

甲骨学的内涵可有狭义与广义。狭义的甲骨学特指甲骨及其文字本身的研究，广义的则举凡以甲骨文为材料论述历史文化者皆得纳入。过去如董作宾先生《甲骨学五十年》（后修改为《甲骨学六十年》），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严一萍《甲骨学》等，取义均较专门。本文所述也想以狭义的甲骨学为限，略陈拙见，请方家指教。

让我们先由甲骨的搜集著录谈起。殷墟甲骨到如今一共出土了多少片，因为“片”的定义不很明确，加之收藏分散，不断流动转手，要精密统计是很不容易的。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估计为10万片〔4〕。近年，胡厚宣先生计算有16万多片〔5〕。最近有学者表示不同意， 仍认为“近10万片”为妥〔6〕。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 陈梦家文以小屯YH127坑情形为准，推断相当“完整的甲和胛骨数千”，不过YH127龟甲基本完好，从历年发掘经验看，实在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甲骨在埋藏时业已残碎，所以碎片所代表的完整甲骨数量会更多。

甲骨的著录，始于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到1983年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图版13册出齐，为一大结穴。《合集》汇总诸家，共收录甲骨41956片， 当时已出材料的主要内容皆已搜罗在内。作为《合集》组成部分的释文及来源表，也将于近期出版。

《合集》以后，又有若干著录问世。其间比较大宗的，发掘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收藏品有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与《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甲骨续存补编》等等。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正在做《甲骨文合集补遗》的编纂工作。

《合集》及其后种种著录，为全面整理殷墟甲骨准备了条件。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等学者安排计划，编著“《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考释类编》（出版时名《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选》等四部著作”，构为“一个完整的系列”〔7〕。这些书籍， 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人们习用的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其中《甲骨文选》未出，但已有王宇信等主编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徐谷甫、濮茅左的《商甲骨文选》等，体例略似。

整理工作， 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8〕。《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叕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9〕、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10〕。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1〕。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拚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了修订版〔12〕。近年新出的熘惺嫦壬鞅唷都坠俏淖值洹贰?3〕，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14〕，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5〕，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6〕，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17〕，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8〕。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的发表〔19〕，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20〕。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21〕。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22〕，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3〕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 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24〕，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 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25〕，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 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26〕。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

One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were first unearthed at the Yin　Ruins. The　discovery has lead to the birth of a new branch of　knowledge: study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The compil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started withthe publication of Liu E's Tieyun Canggui. The　Jiagu　Heji， abook published in 1983，with Mr.Guo Moruo　as　its　editor- in-chief，includes a total of 41，956 pieces of　oracle　bones andshells，which compose the major body　of　information　obtainedso far.The sorting and compiling of oracle bones　have　turnedout to be fruitful with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scholars，providing a solid basi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Thedecipherment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　is　a majorpart of paleography.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from　theYin Ruins began at 1935，when　Mr. Dong　Zuobin　worked　out　awidely　accepted 5-stage sequence based on the excavated　data.The periodization of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consistently discussed ever since.The　discovery　of　the　YinRuins oracle bones and shells has been a major event　in　theworld archaeology since it unveils the magnificent culture　ofthe Shang dynasty.

The past century　of　oracle　bone　and　shell　study　hasproduced many scholars and works，a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period has witnessed a really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area.It is from this crescendo that　a　 brighter　 prospect　 can be predicted for the coming century.

注释：

〔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24～3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第161～164页、30页， 中华书局1983年。同书141页1933 年《通报》苏联布那托夫《甲骨学之新研究》，标题乃后来译文。

〔3〕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载，1930 年周予同先生在《学生杂志》有《关于甲骨学》一文，翌年《开明活页文选》又有周蘧同题文章，两文未见，记此备考。

〔4〕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5〕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号。

〔6 〕孟世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汉字》，《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

〔7〕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序》， 《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赵诚《关于〈甲骨文字诂林〉》，《书品》1997年第3期。

〔8〕饶宗颐主编，沈建华编辑《甲骨文通检》第一～四册，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1995年。

〔9〕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 科学出版社1955年。

〔10〕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已出6册，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1972年。

〔11〕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5年；《甲骨缀合新编补》，同上1976年。

〔12〕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13〕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另有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1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15〕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7〕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

〔1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以上叙述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李学勤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1995年。 参看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20〕李学勤《读〈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待刊。

〔21〕参看丹尼尔《考古学简史》（Glyn Daniel，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logy，Thames and Hudson，1981）第174页。

〔22〕Jacques de Morgan，Prehistoric Man， 转引自〔21 〕第173页。

〔23〕王国维《古史新证》第52～5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濮茅左《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第7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罕见春秋大墓与神秘古国“钟离”之谜

罕见春秋大墓与神秘古国"钟离"之谜

一座墓葬在凤阳，另一座在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这两座相距不过20公里的墓葬开启的，可能是一段2000多年前的失落文明……

蚌埠双墩1号墓位于蚌埠市区淮河以北，隶属蚌埠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双墩村内有两座高9米以上的古墓葬封土堆。这两个特别大的封土堆是双墩村的标志。 2006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阚绪杭为领队的考古队进驻双墩进行考古发掘。当封土被一层层推掉，露出一圈圆形白土层，圆形的墓坑让很多专家认为其可能是祭祀坑而非墓葬。 紧接着，更多极其复杂、前所未有的遗迹现象显露出来：圆形墓坑中，由深浅不同土色构成的20条放射线形遗迹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同时，叠压在放射线遗迹填土层下，墓坑周边约2米宽范围内，建有18个大小不同馒头形状的土丘，土丘内外放置大量土偶。然而，发掘出的墓道口到了尽头，但墓底却没有出现。“北墩到底是不是古墓”这一疑问又开始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正当考古人员为蚌埠双墩墓葬的定位以及下一步发掘计划犯难时，一个意外的发现为考古人员理清了思路。 2007年5月，在凤阳县临淮关镇钟离城遗址东北大约1．5公里处，一处圆形的古墓葬在施工时被发现，墓葬呈圆形。从墓底发现了墓主和10具陪葬人员的棺木痕迹以及骨架。由于主棺被盗洞贯穿，主棺内没有发现，只在棺椁之间发现打仗用的锅和箭头，并从村民手中追缴回一些珍贵器物。 凤阳圆形墓葬的发现，让阚绪杭以及其他的考古专家豁然开朗，判断北墩应该就是一个古墓，而且和凤阳古墓应该属同一种葬制。 “该墓葬中有编钟、戈等大量的随葬品。其中，在5个镈钟上面还发现了铭文。钟上铭文非常难以辨认，阚绪杭对铭文上的两个字产生了怀疑，一个像儿童的“童”，另一个像梅花鹿的“鹿”。他想，鹿的这种写法，也可以看成美丽的丽，童鹿，童丽……童丽……难道是钟离？ 阚绪杭为自己的想法激动起来。他迅速赶到凤阳县，叫来凤阳县文管所退休干部孙祥宽，两人开始按图索骥。 “我们查到，‘钟离’两个字，确实有那样的写法，并经过安徽大学古文字教授刘信芳的证实确认。”阚绪杭说。 记者了解到，关于钟离国的记载，史料匮乏。一般说来是在西周的时候，由伯益的后代受封建而建立，是西周、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之一，国君为嬴姓。春秋时期被楚国所亡。阚绪杭告诉记者，钟离国最初在山东，后来到安徽，再后来南迁。“在安徽，有关钟离国的说法在凤阳、舒城都有。” 凤阳的钟离城至少有2600年的历史，是安徽省现存最完整的春秋古城遗址。史书载，周代在此设方国钟离子国，春秋时位于吴楚之间，被两国反复争夺，最后归楚，直至战国末期。钟离城自建至弃，沿用时间长达1200多年。钟离城原有四方形夯土城墙，南北长约380米，东西宽约360米。夯土城墙历经千年风雨和农业耕作，今已颓成土垅，残高3至5米。 “凤阳编钟铭文‘钟离’的发现，表明该墓葬应该与凤阳古城中的钟离贵族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发掘见底的蚌埠双墩1号墓，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阚绪杭指出，主棺与随葬人员的位置一致，都是主棺居中，随葬人员分列四个方位；最南边是器物椁室，均出土了编钟、鼎、车马器以及陶器等。但蚌埠双墩1号墓“型号”和规模都远远大于凤阳的墓葬。 “凤阳‘钟离’墓葬的发现，为蚌埠双墩1号墓提供了佐证，说明这种圆形墓葬很可能是淮河中游地区的一种特殊葬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阚绪杭说。

第8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一、工作背景和工作方法

1.工作背景

浑河下游区域性考古调查是2004-2005年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配合《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文化、生业与环境》项目,选择内蒙古中南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境内的浑河下游地区和准格尔旗境内共28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图一;图版一一,3)。调查中发现遗址点共367处,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两汉时期,部分还见有辽金、明清时期。通过文字、照片、测绘图和采集遗物等手段记录下了遗址点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地表环境、遗址保存状况和遗迹遗物的一些情况,获得了一批详细而科学的调查资料。此次调查不仅为发掘提供了基础资料,更为研究本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生业的发展变迁、聚落形态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基础资料。

2.工作方法

针对这次航空考古调查的特殊性,参与航空考古的双方工作人员与实施本次航空考古的中国国家测绘研究所的人员进行了沟通,将预期要达到的目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后期研究工作中的一些设想、目的和意义进行了沟通,遂于2010年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希望航空摄影考古能和地面踏查资料结合起来,打破地面踏查的局限,且将航空摄影考古的优势发挥出来。根据要求,我们首次采用了立体影像和成图软件的应用,采用了航空影像区域立体快速解译系统(TOPStereo),成功实现了对大范围多航带立体模型的整体连接,使“立体测图”测绘技术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客观真实地形展示技术,从而能够满足我们对真实三维地理数据的强烈需求。

3.工作历程

2010年5月项目开始正式进行,国家博物馆遥感考古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对飞行区域的划定、天气和飞行模式等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有序的计划。2010年7月,双方委托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公司对调查区域开始进行飞行,采用无人机低空航测遥感系统,这一系统所具有的机动性、高精度和低成本等优势,在内蒙古地区的航空摄影考古中为首次应用。因为属于无人机飞行,所以要对航线进行程序设定,要选择气候和植被都最佳的时间段进行。遂于7月份至8月初完成了调查区域内所有的飞行任务。2010年8月开始至年底,对飞行的所有航线的航片开始整理、统计,编入数据库。并利用航空影像区域立体快速解译系统(TOPStereo),成功实现了对调查区域内多航带立体模型的整体拼接。通过顺利完成对浑河下游地区的航摄任务,无人机低空数码遥感系统再次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顺利的完成1:2000成图比例尺的数字航空摄影,成功实现了连续立体模型观测解译系统辅助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分析,开启了无人机应用于考古工作的新篇章。

第9篇：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寻访渭河源头，为此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的开场大戏，大家都满怀期待。但昨天从兰州奔赴渭源时却是细雨蒙蒙，让人颇为忧虑，唯恐天公不作美影响行程，满眼青绿的山川美景也未带来更多的兴致。

未曾想一觉醒来，竟然是晴空万里，蓝天如洗，考察队员们自然是大喜过望，每人一碗牛肉面后即驱车出发。先至五竹寺遥望渭河源的远景，让大家可以宏观地感受源头之地南依西秦岭的主峰露骨山，西傍鸟鼠同穴山的南脉，处于两山相夹处低山缓岭的川塬胜形。茂盛的秋庄稼一抹葱绿，成熟待刈的黄色麦田点缀其间，恰似翠玉嵌金，美不胜收，更激起每个人渴望尽快亲近源头之地的心情。

车解人意，谈笑间就到了渭水之源的景区大门口。过多人为装点的门饰虽与自然美景不太协调，但门旁立石上所刻晚清名臣左宗棠题写的“大禹导渭”四个红色大字还是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不是出自《尚书・禹贡》的名言吗？没有错，大禹治水“导渭自鸟鼠同穴”。敢情不是梦里依稀啊？4000年的历史竟然就这么和我们不期而遇！对史书中的记载我们都较稔熟，渭河之源与此有关也不足为奇，可这么设计出来让人迎面相撞还是有些意外的惊喜。

果然，景区内多有纪念大禹治水的相关内容，我们简单浏览后便快速向源头走去。一路清流激湍，绿树重荫，赏心悦目自不待言。而靠近源头的壁立山崖上，才是左公“大禹导渭”题名的原版所在。突然想到，大禹治水的一位重要助手――四岳，整个景区却没有丝毫涉及，不免感到有点若有所失了。

四岳，这位出自西部的英雄，按照史书的说法是大禹治水的功臣。《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一说为西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索隐》引三国谯周之说，太公望“姓姜，名子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由此可知，西周的开国功臣、齐国之始祖姜子牙，本为炎帝的后裔，其又一先世在尧舜禹之时，曾掌管过四方山川之事，而称四岳，并在大禹治水时立有功绩，获封吕与申地。姜子牙称吕尚就是因封地而来。《史记・夏本纪》还说，四岳在帝尧时期就曾推荐大禹的父亲鲧治过水，“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只是方法失当，未获成功。显然在大禹治水时四岳又参与其间，终有成果，故被认为“甚有功”。

由此说明，四岳确是大禹治水工程的有功之臣。而后世子孙纪念大禹却不提四岳，这是否有失公允？而更重要的是，炎帝族的姜姓后裔实际与古代的羌族关系匪浅。《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可见姜、羌本为一体，是居于西方的大部族。《西羌传》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大体包括今青海、甘肃东部靠近陕西、四川的区域，当然也涵盖渭河源头所在的渭源及周边地区。

而考古发现说明，相当于距今4000年前后，约为史书记载的夏代初期，也就是大禹的时代，甘、青地区主要分布的是齐家文化，也就可以说齐家文化应为当时古羌族的考古学文化。此时，在中原地区的尧舜禹王朝为官的人物中，有一位古羌族的首领曾因掌管天下山川，任四岳之职而著名，而参与治水实与其职责有关。可以设想，大禹要到西部地区治理渭河、黄河，当然更需要四岳组织动员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羌族民众参与。四岳因此建立大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实际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或说古羌）先民为治水大业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此外，考古学还发现以中原地区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西部的齐家文化已存在诸多联系，甚至夏文化的青铜文明有可能是在齐家青铜文化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二里头文化带流B等典型陶器，也见于齐家文化，两者的玉器多有相同或相似。这些发现和历史的记载如此之契合，绝不应该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应是文献与考古发现的极佳印证。渭水上游以及下游都可见齐家文化的踪迹，表明这条水系是两种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中原和西部沟通的命脉。

因此，在渭水源头纪念大禹的同时，也颂扬一下古羌民族的代表人物――四岳以及他的人民，不是顺理成章吗？在祭祀大禹的祠庙里，安置一个西部先民的英雄，让不同部族的代表在后世子孙心中同样树立起一个不朽的形象吧！

这，正是我们应修的功德。

徜徉在西周的边防站――西河滩

渭河道考察的第二站陇西县，因秦最早实行郡县制所设陇西郡而得名。上午考察的三个古遗址之一的西河滩，是我多年以前就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处最偏西的西周遗址，至今尚无逾此而存在的发现，也可以说这就是周王朝的西部边陲。可始终无缘造访，以致抱憾不已，今得如愿，怎一个喜字了得！

驱车穿城区及铝业公司而过，到达遗址后发现，这是一处发育良好的台地，三面环水，生态条件优越。当地的文物同行介绍，遗址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上世纪60年掘的地点，在我们踏查处数百米开外的铝业公司家属区，说明此地为较大的西周遗址。周围到处都是生长茂盛的秋田庄稼，好不容易找了一处约200平方米的空旷地，随便走走就发现不少典型的西周陶器残片，可辨出鬲、罐等器形，足见遗址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

按我的设想，这里可能是一处很小的西周聚落，当年也许都已发掘完了，不会见到什么东西。确实不曾想到遗址会有如此之大，地表竟能采到不少遗物。那么，这个遗址就应该入住过不少的西周先民，典型的西周陶器暗示了他们是来自陇山以东之人。采集的标本中未见到寺洼文化遗物，却让人颇感意外，要知道渭河上游地区可是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民族领地。至于当年发现过的墓葬，原想可能是周人一度扩张到此，偶尔葬了几个人。但内涵丰富的大型周文化遗址的存在，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认识，其应属一处重要的西周聚落。

这里的地形三面临河、一侧援山，让人立刻感悟到选址是出于军事防卫考虑，也可说是边塞城堡的西周形式。可惜的是，发掘资料没有公布，又无新的考古收获，没有办法了解聚落的持续过程和时间范围。周人在这里活动了多久？如何坚守于此？与寺洼文化为代表的西戎如何相持？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能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来为我们解释了。

有感于此，遂吟小诗以记之：

陇西西河滩，西周最西边。

将士有阿谁？戍守在此间。

夕阳戎歌里，回首望乡关。

干戈与玉帛，何者更占先。

重回关桃园

玉帛之路考察团的汽车在渭河峡谷中穿行，两岸苍翠赏心悦目，在大家的一片赞叹中，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那是14年前的2002年，春寒料峭的正月，我率考古队一行人乘坐汽车也在这座峡谷行进，只是初春的河谷草木枯黄，满目寥落。我们要去发掘陇山南端、渭河北岸的一个小遗址――关桃园。因为陇海铁路的宝鸡―天水段复线工程建设，需经过这个遗址，故要进行考古发掘保护文物。此前已有宝鸡的同行对这里进行了初步调查，报告说文化内涵不丰富，故单位领导告诉我带几个人去简单发掘一下，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发现，个把月也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好让铁路工程建设早日进行。

可谁知我们布了探方发掘下去后，竟然发现多是7000～8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遗迹，有房子、灰坑及墓葬等。我知道这一时期的遗址是很难发现的，全国也没有多少。所以计划一个月的工作就持续到年底，当然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大量的前仰韶时期遗迹和数百件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文物，而且进入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预选项目，可惜因微小的差距而未获选。

这里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是渭河流域此类遗址中文化发展序列最完整的一个。早期属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期为此次新识别的关桃园类型，晚期属宝鸡北首岭下层遗存，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这里出土的骨器几乎可说是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最好工艺水平，发现了与商周时期铜削刀相似的骨刀，被当年的考古队员戏称为“天下第一刀”，以及代表了北方旱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20余件，同时发现了渭水流域最早的玉环。有趣的是，最终落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原因恰是因为此环。因为在评审会上有专家提出质疑：“这么早的遗址怎么会有玉器？”但他怎么就不明白，古人偶遇一块漂亮的石头，加工成器物为何不可能呢？也许是他不知道《山海经》的记载，渭河上游的鸟鼠山就是出白玉的地方吧。

此外，还有少量仰韶文化、西周、春秋战国等时期的遗迹、墓葬等。

思绪飞流间，已看见了遗址北侧骆驼山的驼峰，我忙喊：“关桃园遗址到了！”随着我的指向，大家从左侧的车窗看到奔流的渭河在遗址西侧高台地下环绕东去。这是自天水以东渭河进入峡谷地区以后唯一的一个高亢台塬，平旷开阔，两水环绕，自然条件良好，当然是先民居留的佳地。看到这些，大家一阵忙乱，停车拍照，还分别要和当年的发掘者合影，好不热闹。

此时已过12点，到遗址旁的拓石镇用过简餐后，大家便热情洋溢地奔向遗址，纷纷采集标本。因为雨后的庄稼地不便行动，只能在路旁溜达，收获不多。但就在临走前，叶舒宪教授居然发现了一大片前仰韶二期的陶罐残片，有口沿及肩部，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缘分吧？要知道这是此次渭河考察发现的最早文物标本，年代在距今750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