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发展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工业文明使科技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巫魅到祛魅的演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方法论乃至实践过程都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导致科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文明视域下，应对科技理性、价值观、方法论和实践过程进行全面反思，推动科技形态的生态化转型，发展并促成一种“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还魅于自然。

关键词:

生态文明;科技发展;亲自然;哲学反思

大约在500年前开始的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的技术形态。在近代科技杠杆的撬动下，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开启了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文明时代。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借助现代科技和先进工具，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和提升，开始大肆开发、改造、征服，甚至是掠夺自然，相形之下，自然力退缩了。今天，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及其所衍生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威胁，近代科技与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工业文明都难辞其咎。然而，“没有科技的转向，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转向”［1］。基于此，要克服环境问题，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促进科技形态的转变，即以生态化科技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在我国，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是引导并支撑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生态化科技，需要科技发展战略的生态化转变。如何促进科技发展战略的生态化转变，则首先要探讨科技发展与自然演变的关系。

1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

讨论科技发展与自然关系，有必要首先厘清“技术”、“科学”与“科学技术”3个概念的演变与内在关系，因为这3个概念之间既反映着科技形态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也内含着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与发展。用一个简化的模式呈现3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所反映的科技形态的演变:技术(与人类生存具有源始性关系)科学(始于希腊人开创的“理性科学”)科学－技术(工业文明时期受近代科学兴起影响，引起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形态转变)。科技形态的改变意味着人与自然交换方式的改变，最终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

1.1前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从古至今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前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主要以技术作为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借助技术，人类改变了身体受制于自然的状态，生产方式由采集渔猎过渡到农耕畜牧，发展出能够掌握较为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熟练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的农业文明，并伴随着人口增长、对自然需求的增大。由于技术的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前工业文明时期它的运用虽打破了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但整体上看还是局部的、可恢复的，对自然尚不能形成伤筋动骨的破坏。而科学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与技术融合的程度还比较低，二者的界限也较为明显。即便在前工业文明几千年时间里，科学的形态也不断变化———从纯逻辑思辨的理性科学演化出了基于经验论的实验科学和基于唯理论的数理科学，科学却鲜有直接参与干预自然。理性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执着关注反而并不重视机械技术的发展，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在工业化生产到来之前多处在实验室或纸面阶段。尽管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和科学都没有对自然造成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却并不代表前工业文明的技术和科学是符合生态文明的，尤其是近代科学，它的兴起为科技结合和工业文明到来做了思想和物质上的铺垫。

1.2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自然的关系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牛顿的力学体系和热学理论得到了技术化应用，也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结合的开始，成为“科学－技术”(下文简称为“科技”)，通过对自然界物质的分解、重构和再造，将科学成果不断转化为生产力，从而焕发出了帮助人类改造自然、变革自然的巨大魔力。蒸汽机在生产领域迅速而广泛地使用，使机械力开始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其后，近代科学武装下的科技在距今不过30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一步步摆脱了对自然和牲畜提供生产动力的依赖，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以石化燃料为动力的机器、火车、轮船将人类带入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流水线的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就连农业生产也同样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但是，工业文明发达的生产力背后是对自然资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长，而对生产和效率的追求使自然的生态平衡被轻易忽视———大规模地攫取作为生产原料的自然资源投入工业生产，之后又将生产废料“还”给自然。近代科技帮助人类更新了文明形态，也的确丰富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内容，提升了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效率，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却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远远超出了自然的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见得，工业文明是以牺牲生态换取的。

2工业文明:科技发展导致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

从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难看出，科技的不断发展在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变迁的同时，也大大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和生活习惯，从而成为构建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与环节。近代科技追求效率和力量，这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值作为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人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现代科技的逻辑，被纳入了现在科技的“座架”之中，为获取更多资源满足人类的利益，从而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同时也对发扬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2］。

2.1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近代哲学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和价值的唯一尺度，这也将人从自然的整体中抽离，成为宰制自然的主人;加之人类长期以来希望摆脱自然束缚的朴素愿望，必然地要求有一种服务于人类的科技理性和与之对应的科技形态。而科技发展到工业文明时期，解释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客观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于是相互作用下衍化产生了“亲人类”的科技理性。近代科技理性奉行人类中心主义，把摆脱自然束缚、征服自然视作对人类的造福，在这种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近代科技放大了对力量和效用追求，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满足人类自身利益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旗帜下，近代科技理性对待自然的态度已从顺应变成了控制、利用和征服，探索自然的奥秘不过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自然。

2.2科学主义的科技方法论实证科学和数理科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重要组成，机器化则是近代技术的鲜明特征。实证科学倡导经验的方法，认为了解自然需要通过观察实验，将所研究的自然物置于实验室的极端条件下进行反复刺激，以“严刑拷打”的方式逼问自然，当考察物在非自然干预下的反应以规律的方式呈现，自然的奥秘就被解开了，科学也就有了预测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数理科学的方法则是对世界进行数学化解析，通过建立了贯通几何和代数的直角坐标系，将物质和空间置于其坐标系内实现了世界的普遍数学化。同时，近代科技还推崇机械自然观，认为自然世界和人造的机器并无本质差别，世界可以像机器设备一样被拆分。近代科技的方法论即是用挤压和拆解的方法来解释和改造世界，还将其认定的研究方法扩张到了自然以外的方方面面，使得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科技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案，凡是不能被实证的或不能用数学的方式量化分析的都是非科学的，都会遭到科学的拒斥。近代科技的独尊地位停滞了其对自身的反思，就好比缺乏制动系统的车，在反自然的歧途上越滑越远。

2.3单一维度的科技价值观近代科技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可拆解的对象，以不断精确的尺度对其进行解构、细分和还原，使“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3］。但每一次解构也都是一次对自然去质化的过程，当自然被表述成符号化的等式、模型或是部分的加总，它的整体性、内在性等其他价值维度却被遮蔽，自然的价值被缩减为只剩下物质和材料。科技消弭了自然的神秘感，“宇宙被视为一台由死物质(至少是无声无息的物质)上演的戏剧”［4］。它打消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使人改造和掠夺自然变得更加心安理得。近代科技的价值观也充满了对自然环境的挑战，往往以人工化再造改变自然环境展示自身的强大。在效率逻辑的推波助澜下，科技的适用性和自然的生态平衡常常被忽视甚至无视，导致科技对自然的侵略和破坏也是高效率的。

2.4与自然对立的科技实践近代科技在与自然互动中将自然看作可任意摆置的持存物。“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5］932自然被科技效用化为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能源库，是被置于股掌之间的摆弄对象———“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又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5］933科技的滥用也导致了人的异化。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6］人被卷入科技发展进程，独立性被渐渐消解，成了科技发展特殊的能源、工具和持存物，膨胀的欲望和异化的事实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3生态文明:实现生态拯救的科技发展之路

工业文明的科技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及内在联系，并在工业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导致一个反讽的结果:以对抗自然的方式满足人类利益，最终导致人类利益难以为继和人类文明不可持续。生态文明的要义与价值精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视域下为实现生态拯救，需要全局性、有步骤地摒弃过去一味“求力”、“逐利”的科技发展道路，战略性地引导科技发展从观念到实践进行生态化转向，寻求可持续的生态化科技发展。

3.1树立亲自然的科技理性环境危机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并不能脱离自然独立存在。自然是内在性的领域，它按照固有的规律运行。科技并非万能，它虽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却也无法改造这些规律，能够改造的实际上只是自然与人的相处方式。工业文明时期追求“改造”和“征服”的科技理性已经显露出了其不可持续的局限性，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型首当其冲的是要扭转这种局限。生态文明的科技理性需要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生态整体性的前提下建构，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亲自然理性。亲自然的科技理性倡导“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真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7］正如自然的动态平衡是依靠物种的多样性来维系，亲自然的科技理性反对近代科技对“人类中心”及科学确定性的偏执追求，更注重多元性和适应性，主动放弃挑衅性的思维而以适应性取而代之，主张适应自然的科技才是可持续的、有意义的。

3.2建构亲自然的科技方法论应该承认，借助量化、分解、实验等近代科技方法的祛魅，人类摆脱了巫魅的状态，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虽然工业化造成的严重生态恶果印证了工业文明时期科技与生态自然的不相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因噎废食，彻底否定科技的方法和工业文明的成果，而是要在近代科技的基础上批判地探索出一种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科技方法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精神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8］科技解释自然的能力越强，未知的领域也越宽，莫测的自然能给人类和科技的发展无限的启迪。亲自然的科技方法论尊重并且认可自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是以自然为敌，而是以自然为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繁荣是由单向度的生产———消费模式缔造的，它最终必然走向自然能源的消耗殆尽，地球也将变成大垃圾厂。而生态文明的科技以“仿生态”为方法，摒弃对生产数量的刻意追求和资源的一次利用，以效仿自然的循环模式取而代之。自然是一个系统，它不能只由单一的物种构成。生态文明的科技方法论并不自恃为唯一真理，对其他科学形态和非科学的智慧表达都能以宽容的态度吸收或欣赏，人文和自然科学在生态化科技这里不仅并不对立，而且努力促成二者的有机融合。类比生态系统需要借助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其平衡，生态科技也将在多样化智慧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对世界愈发全面的认识。

3.3引导科技价值观还魅自然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强调科技改造自然的效率，却不幸造成了环境的迅速恶化，欠下了大笔的“生态债”，可以说片面效率逻辑的价值观是一种短视，赢得当下，输掉未来。科技、自然和人三者并非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生态文明的科技价值观不否认效率，但也不忽视整体，是兼顾“数量上多”和“质量上好”的价值观，通过强调整体性的和谐稳定为科技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赢得前提。生态化的科技价值观对自然是博爱的，破除普遍科技化对自然价值的抹杀。通过培养人和科技与自然万物付诸情感的平等交流还魅与自然，是一种亲人类、也亲自然的科技观。“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9］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它本就不应是人类征服剥削的对象，而是生命万物无私的孕育者和养育者，是人类情感的依托。“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生态文明的科技价值观会引导科技发展也还魅自然，回归生活世界和生活技术。

3.4引导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实践亲自然的科技实践秉承生态化的思想，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自觉践行亲自然的科技观，进而引导科技模式朝着亲自然、生态化的方向转型。科技生态化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着眼未来、着手当下过程。科技生态转型需要循序渐进，但这并不能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反倒提醒人们在科技转型的过程中更需要注重科技行为的亲自然标准，将其贯彻到生产循环的始终，实现全过程的亲自然。警惕不成熟的“所谓”生态技术埋下的未来生态隐患，例如，虽然开发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小高度依赖化石燃料带来的严重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措施确实不失为当下缓解环境危机的有效手段，但当因耗损被更换的设备不能被有效降解或人工贮藏的能源不慎泄漏，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超工业化的生产。亲自然的生态实践也要求科技要主动作为，应主动、深入地探索能源多层次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转变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生态化利用”，最大化地实现全过程无污染的“真正生态化”。为让被人化的自然物能够回到有序的自然循环秩序中，生态化的科技实践还可更进一步地致力于对自然进行主动优化，要在“未来不欠自然生态债”目的的基础上尽可能偿还过去对自然的亏欠，如借助生物技术的治理，恢复因人类活动遭到破坏的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对可能影响整体平衡的局部环境主动介入优化，以达到科技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互利互惠的目的。

3.5促进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形成当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已经被严重生态危机困扰，并且已经意识到生态危机的科技根源和生态文明本质上的优越性之后，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它而坐等生态破坏终将带来的毁灭，而更应该促进这种拥有“善性”的、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良性调和，对人的自由发展和诗意栖居起促进作用的生态化科技更快、更好地完成转型和普及。但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毕竟工业文明的科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为人类社会作出过卓越贡献，而生态文明的科技还处在探索的阶段，许多并不完全成熟。科技也具有社会性，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建构。从现状上看，工业化的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还未散去，表现为普遍推崇技治主义的管理思维:工程师领导、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数据化考核等，而社会领域这种缺乏多样性的工业科技思维正是生态科技所反对的也是生态科技出场的阻碍。促进生态化科技的形成，要先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使其成为人们的信仰和自觉的行动，并在与生态科技的互动中加深对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其次还要治理好社会环境。生态科技认为追求“整体”、“适度”、“博爱”是维持生态可持续的方法，这恰也是政治、经济等社会诸领域永葆发展活力的方法。因此，推动社会的和科技的生态化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最后，生态化的科技有一定的自我隐匿性，犹如自然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时，其和谐之美却常被人忽视，只有当平衡被打破、环境问题出现以后，和谐的可贵才被人察觉。从这个角度说，生态化科技也如同一个“理念”，需要人类不断体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卢风．生态文明与新科技［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4):90

［2］田松．警惕科技迷信［J］．读书，2012(11):101

［3］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7

［4］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3－24

［5］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6］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78:24

［7］吴国盛．回归博物学［J］．博览群书，2007(3):22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8

［9］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

第2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一、科学发展观是全球发展理论演变的逻辑旨归

站在自然辨证法发展哲学的平台审视，早期现代化发展观即发展客体论是其第一阶段形态，个中主要包括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其特点是将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但缺陷十分明显：其单一指标体系强调西方中心论与西方价值观；它将发展等同于增长，见物不见人，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全面发展指标，忽视了发展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故于理论上片面，于实践中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与损失。

继后出现了发展主体论。它认为发展的本质与主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客体论所说的物质财富等客体的增长，并指出人的现代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性标准，不是财富客体的增长所能解决的。从客体论到主体论，从重视物到重视人，是一大进步，但主体论忽视了客体对塑造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性意义与作用，更因其测量方法与标准西方色彩浓重，并主要取之于西方价值观而遭诟病。

其后，出现了以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主客相关论，它扬弃了以人为中心的抽象片面的现代化理论，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发展主体意识。但是，主客相关论将发展的根源归于中心一极，将边缘视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体，将己国视为主体而将他国完全视为客体，其图景从根本上还是没有避免消极的单一主体论。要克服这一缺陷，单一主体论必须走向多极主体发展观。

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主体际发展观应运而生，它不仅解构了发展客体论与发展主体论，而且解构了主客相关论，但它并未建构具体的发展理论。稍后盛行的可持续发展观克服了单一主体观与单一客体观的缺陷，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自然辨证法的唯物发展观最终使科学发展观扬弃既往，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基础上建设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具体表现。它源于全球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不是照搬传统发展理论，而是从中国后发现代化的国情特点出发，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国情特点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发展条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现代化必要条件，不能重复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西方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把科学发展问题提到日程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在解决发展问题上是很不自觉的，是在走过漫长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后，已经出现发展性危机时才提出的。比如，日本提出环境问题也是在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之后，按日本的标准，中国也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把环境保护问题提上日程，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少自然资源和产品产量的绝对数字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计算便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早发现代化国家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终点，中国现代化确立的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构建和谐，共同富裕，而这一刻也离不开科学发展。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质量问题和如何向人们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下才能完成。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结合起来，它不仅要消除贫穷，使人们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要“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语）。

最后，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必然要求。根据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步骤，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由于21世纪世界各国差不多都已分布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时点上，将给全球环境带来更大压力，这就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更大的环境和资源约束。面对严峻环境，我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最根本的是要把自身的事情办好，最大限度地聚集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动力资源，并通过结构优化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和我们民族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的贡献和施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康有效的引导和约束机制。故科学发展观源于全球发展理论，又超越了传统发展观，它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但也要注意施行中的问题。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发展观。全面性决定了它超越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它的目标不是社会发展中某个部分或某个领域的局部优化，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元要素组成的社会系统的整体优化。科学发展观抛弃了旧发展观片面的、绝对的思维方式，它所构建的全面的新发展观，不仅合乎今天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发展观上又一次生动地证明自然辨证法中关于全面、辩证和发展观点的科学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协调发展观，它超越了不协调的片面发展观。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我们当前社会的不协调因素还很突出。比如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协调，城乡之间分布仍很不平衡。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它超越了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第3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数学的含义 数学的起源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从古至今，数学一直是以一种直接且深刻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没有数学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本文是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发现其中的一些关联。以助于更好的了解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一、数学的含义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六艺中称为“数”），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西方语言中“数学”一词源自于古希腊语，其有学习、学问、科学，以及另外还有个较狭意且技术性的意义-“数学研究”。

“数学”一词的大约产生于宋元时期。但该词意义不同于现代标准汉语之“数学”，古意乃术数之学，现代的意思则是日本人对汉词赋予新意义，逆传回中文的词汇，所以等同于日语中的“数学”。新意义源自于日文在西化，明治维新时所做之西洋的一些新概念之对应翻译。

二、数学的发展史

数学的起源大体上从远古到公元前六世纪。根据目前考古学的成果，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史前的人类就已尝试用自然的法则来衡量物质的多少、时间的长短等抽象的数量关系，如时间-日、季节和年。算术（加减乘除）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此期间，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步形成了数的概念，并初步掌握了数的运算方法，积累了一些数学知识。随着土地丈量和天文观测的需要，几何知识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由于缺乏逻辑因素，加上这些知识是片断且零碎的，基本上看不到命题的证明。因此，此时的数学还未形成演绎的科学。

从历史时代的一开始，数学内的主要原理是为了做税务和贸易等相关计算，为了解数字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土地，以及为了预测天文事件而形成的。这些需要可以简单地被概括为数学对数量、结构、空间及时间方面的研究。

到了16世纪，算术、初等代数、以及三角学等初等数学已大体完备。17世纪变量概念的产生使人们开始研究变化中的量与量的互相关系和图形间的互相变换。在研究经典力学的过程中，发明了微积分。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研究数学基础而产生的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也开始慢慢发展。

从古至今，数学便一直不断地延展，且与科学有丰富的相互作用，并使两者都得到好处。数学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发现，并且直至今日都还不断地发现中。

三、数学与人类社会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社会的两大基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数学作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对它们也有着重要关系。数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数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1、数学与自然科学

数学是透过抽象化和逻辑推理的使用，由计数、计算、量度和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中产生。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从合适选定的公理及定义中建立起严谨推导出的真理。数学分为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两部分，基础数学绝对是自然科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1+1=2是客观事实，不是逻辑推导。应用数学则是把某些事物用数学模型来套，并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原因。可是数学的本质是基础数学层面的。所以数学属于自然科学，因此自然科学与数学是包含关系，数学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数学可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史可以作为数学对科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突出的例子。1905年爱因期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就以四维空时的阂可夫斯基几何结构作基础。而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不仅依靠黎曼几何这一数学工具。而实际上他将引力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几何理论。而黎曼几何则是十九世纪数学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二十年代中期量子力学的创立深刻地联系于希尔伯特空间的数学思想和理论。而五十年代规范场理论的提出以及七十年代所揭示出的规范场理论的丰富结构更是紧密地联系于纤维丛及其所有拓扑复杂性的思想。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有数学理论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数学的发展也增强了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

2、数学与社会科学

按照传统的观念，数学属于自然科学或者只是自然科学的工具.然而，这一观念随着数学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而被改变.

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因在国民经济核算系统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而被称为“国民经济统计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2）在其专著：《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他论文》的主要作了如下归纳：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数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人们普遍认为：各种数学方法不仅在理论层次上，对下列事项是必须的，即对需要明确地用公式表示的问题，对需要根据基本原理得出的结论，以及对于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弄明白的各项活动；而且在应用层次上，对下列事项也是必须的，即对各种变量的度量，对各种参数的估计，以及对专心致志地希望获得各种经验数据的活动安排种种复杂的计算。

社会科学尽管五花八门，都只与两个研究领域有关。第一个是精确描述社会系统如何运行以及其不同部分如何关联，这种类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结构。第二个研究领域着眼于控制，也就是着眼于考察关于社会结构运作的有意识目标的效果以及政策形成的理性过程。这种类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决策。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感兴趣的不仅在于描述发生了什么，以及描述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的。我们感兴趣的还在于合理的决策程序，这些程序是区别有效决策与无效决策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程序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并正确地加以分析。

第4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一）小学自然科学能够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观点，科学正确的世界观是学生身心健康的良好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人类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因此，坚持从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保证小学生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在此基础上准确的认识世界，明确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物质，从而培养科学的头脑，实现教育目的。例如，在小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的学习过程中，通过自然科目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彩虹的形成原因，弄明白天气的异常变化。而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又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世界，了解我国的名胜古迹、自然风貌、风土人情，进而提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对美的感受力度，培养科学的世界观。

（二）小学自然科学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求知欲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拥有学习兴趣是提高学生求知欲的重要保证。小学生正处于成长的阶段，对很多事物还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对学生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让他们产生对自然、对美的向往。另外，自然知识与其他各门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很多自然现象就与物理知识相似。所以说，增强对学生自然科学的教学，能够激起他们的浓厚兴趣，进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三）小学自然科学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智慧

现如今，教育教学的目的已经不仅仅在于培养学习型人才，教育的最关键的目标在于培养具有良好能力素养和思维智慧的学生。因此，在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坚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小学自然课程与地理课程与各学科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通过自然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大自然现象，提高卫生保健意识，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智慧型人才。

二、提高小学自然科学课堂教学的对策

第5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差异

自然科学以物质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它起源于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困惑，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则以人类为中心，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主体是人，因而具有价值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各自具有的功能。这不仅为深入探讨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与结构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且也为在科学研究中更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主导的方法不同

所谓主导方法是指“在同一领域，在众多的方法中，经常被用到的起决定性作用、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类方法。”自然科学把实验（试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在自然科学领域，大量的、新的、精确的和系统科研资料，往往是通过试验而获得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则以观察或调查研究的方法为主，例如问卷法、访谈法、统计分析法等。

实验方法与观察方法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从内容上看，实验方法是简化、纯化、强化、优化研究事物的自然过程或以典型的形式再现客体。而观察方法是在对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和过程不进行人工干预或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有计划有目的观察，尊重客观的社会过程。从特征上看，可重复性是实验方法的根本特征。就是说，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实验结果决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重复此项实验，应该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不能重复再现的实验结果是不能作为相关的科学理论的客观支撑点。而社会现象则因时间和地点不同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即社会历史不具有重演律。

当然自然科学研究中也会运用到观察的方法，为了将二者进行区分，笔者将自然科学中运用的观察方法称为科学观察，将社会科学中运用的观察方法称为社会观察。就研究主体的身份而言，科学观察是一种非参与式观察。而与其不同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一定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研究，社会观察还包括参与式观察，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也是研究的客体的一部分。

此外，自然科学主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除了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外，还大量使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的方法。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的对象领域是物质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人类社会中参杂有精神世界的要素。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除了具有物理系统的非线性动态机制的复杂性之外，还具有凭借人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内在调适和学习的复杂机制。尽管其中存在着内在的量化关系，但是这种内在的量化关系是极其不稳定的。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混合的方式进行。

2 研究方法的结构不同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

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3 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3.1 刚性与弹性

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

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3.2 精确性与价值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

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4 结束语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自然科学以实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刚性和精确性，呈现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以调查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其研究方法具有平面化、弹性、价值性的特征，呈现平面结构研究状态。在二者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确的描述研究对象，得出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栾玉广.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8）.

[2]蒋逸民.社会科学方法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6）.

[3]唐盛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

[4]A・F・查尔莫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三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

[5]刘国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比较研究[J].探求，2004（3）.

[6]梁枫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嬗变及和谐发展[J].济南大学学报，2003（4）.

[7]刘伟伟.从价值论的视野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差异――以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为例[J].晋中学院学报，2008（8）.

第6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什么是科学精神?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将科学精神的蕴涵概括为如下几个精神气质: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竞争精神、执着精神、献身精神、批判精神、全人类精神等(戎章榕,1998;徐志远,2001;吕前昌,2002;刘国建,2003;边玉芳、任碧翔,2003;李醒民,2005;金俊岐、宋屹东,2009;徐莉,2009;王金福、宋新康,2009;许永祥、刘学求,2009)。很显然,对于科学精神的概括,学者们突出了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所具有的独特的品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客观的自然界,审慎地总结自然运行规律,立足创新、善于质疑,最终将科技成果服务于全人类。

然而,我们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首先把握四点基本要素。其一,科学精神的生发点亦即立足点何在?其二,为什么要培育科学精神?亦即秉执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点何在?其三,科学精神的涵盖范围,事实上,目前对于科学精神的探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仅限于自然科学精神,然而,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精神?其四,科学精神的运施,须要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方向、寻求特定的准则和宗旨,换句话说,这种轨迹和方向、准则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诸种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科学精神的基始点是“人”。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探索整个自然、人类社会过程中所培育、积累而成的精神品质,它立足于“人”,生发于人的实践和认知,产生于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点要素事实上是第一点要素的进一步延伸。很显然,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认知,其最终成果还是要服务于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于人,人类对于科学精神的培育、积累和传承,最终恰恰是要依凭这种精神气质,规范人的实践和认知,促进科学成果的顺利研发和运用。正如默顿所言:“科学精神是带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约束科学人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

对于第三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谈论科学精神是什么,就必须避免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科学应当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一体。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的狭隘的科学观,明确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因此,本文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之内,把科学精神简化成自然科学精神,而是要从整个科学总体出发,探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共性,以进一步提炼科学精神。

如果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向度出发,探讨人的本质问题,那么自然科学与前两者有没有共性之处?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因此,事实上自然科学也是探讨人的本质之实现的科学,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探索、通过人的实践及其对象化而确证人自身、展现人本质的科学。

我们认为,对于以上三点要素的回答,最终都将归结到第四点。既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事实上分别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向度出发,以探讨、确证人的本质,那么,在科学实践过程中,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才能够保证这三个向度按照既定的轨迹运施?我们认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显与展示,实现着科学精神的本质――自然科学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实现的是对“真”的追求;社会科学力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实现的是对“善”的追求;人文科学体现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确证的是合乎伦理的美好生活,实现的是对“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开篇所列举的诸种精神,如求实、怀疑、执着和创新精神等,事实上都体现了“真、善、美”的蕴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学精神

随着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意见》中“总体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六个“着力”为要求,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区域。可见,“总体要求”凸显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举措。那么,如何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出发,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质,推进并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其一,“真、善、美”的科学精神如何指导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应当首先意识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首要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当中,以能源、制造、基建为主的第二产业恰恰处于主力军的位置。而第二产业亦即工业的发展,事实上需要自然科学之“真”的科学精神的带动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3]。”也就是说,人类借助自然科学这一认知手段,追寻和把握自然界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和实现人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对于这一追寻和把握的最本质、也最能贴近人之生活的实践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工业。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区域内的实际的工业状况,如地理环境、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以此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石。

其次,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两极分化,是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社会科学之“善”的科学精神恰恰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探索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着力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亦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我们认为,这里的“对象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界,还包括人类社会,正是在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当中,人确证自身的类存在。当然,“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又势必需要人文科学之“美”的精神品质,以保证人在处理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乃至自身关系过程当中,遵循着合乎伦理的价值准则。

针对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教育与宣传之外,更应当把“真、善、美”的科学精神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内予以把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决定于经济基础。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意义;此外,哈贝马斯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实践形态是第一生产力,观念形态是意识形态。可见,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理应通过知识分子的认知和实践,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诸结构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以此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与此同时,以“真、善、美”为主旨的科学精神亦能够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供独特的助益。而要加强对“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建构和培育,则应将科学精神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期从总体上影响实践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当然,“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确证,最终体现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罗伯特•K•默顿.唐少杰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北京:译林出版社.

[3]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学习读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4]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杨晓明.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6] 杨渝玲.文化情境因素之生存和实践论意蕴――兼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连续体.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1):96.

[7] 吴国盛.什么事科学[J].博览群书,2007,(10):28.

[8] 徐莉.科学精神与科学发展[J].党政论坛,2009,(3):44.

[9] 许永祥,刘学求.论科学精神的培养[J].江苏社会科学,2009,(1):15.

[10] 吕前昌.论科学精神[J].江汉论坛,2002年,(1):52.

[11] 王金福,宋新康.论科学精神[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

[12] 刘国建.论科学精神的层次[J].江汉论坛,2003,(3):88.

[13] 朱红文.论科学精神的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108.

[14] 边玉芳,任碧翔.论科学精神的培养[J].当代教育科学,2003,(5):38.

[15] 戎章榕.浅论科学精神[J].理论学习月刊,1998,(7):35.

[16] 徐志远.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2001,(6):32.

第7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库恩：科学革命的阐释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否存在有方法论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家说明自然现象；而社会学家则是理解社会现象，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一个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两者之间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是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分，自然科学在进步和发展中建立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理想模式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另一派与此相反，狄尔泰、泰勒等人认为，在阐科学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说明（explaination），人则必须理解（unelerstanding）”〔2〕库恩从科学史角度反对实证主义的教条， 同时又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区分不以为然。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同样需要阐释，也与文化相关。1988年库恩与泰勒为此展开一场大辩论。泰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人文科学的对象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则不必，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解释。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解释的，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或进步的动态模式，对库恩的区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认为，“自然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现代实践者从他们的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现代实践者通过训练模仿得来的，而这只有通过阐释学的技巧，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响社会的其它成员。”〔3〕在此， 库恩已意识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过的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知识，是对先天知识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种反应。如电池、共鸣器或电子振荡器以及化学反应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处于历史中并具有与历史不能分割的意义。在他的《从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库恩使用了“释义学”这个词，是为了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作释义学的理解。库恩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特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在论问题。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某些领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赖于对象在该领域里的真实特性即它们所拥有的特性，而不管人们的信念、实践或标准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学对象这一意义来说是实在论者，库恩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实在论发起猛攻。在库恩看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们对自然会作出不同的科学说明。他引用泰勒《阐释与人的科学》一文中同样的“天空”例子说：“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空与日本的天空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天空与古腊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们和希腊人对天空的分类也不同，因为我们的天体分类学与希腊人的天体分类学截然不同。库恩立论的科学革命，他坚持相互竞争的科学的实践和标准的不可通的约性，并且否认我们能够立于科学历史而达到对世界真正认识。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库恩和我（指罗斯）站在一边”〔5〕始终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两人则出现了分歧。这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否在认识论上存在有区别的解释活动？泰勒坚持一种强的观念，在那里，诠释是人文科学独有的；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诠释的。库恩反对泰勒的区分方式，但仍然承认两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特别是在实践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时，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必须经常进行诠释，而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则根本不必这样做。罗斯反对库恩的这一区分，把科学的解释范围界定为实践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学同其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的普通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存在的。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库恩的这种区分同罗蒂曾经在阐释学与通常的演说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相似的〔6〕。

罗斯与库恩的分歧是从他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始的。首先在他对库恩的“两种理解”中，罗斯比库恩本人“更乐于把他的科学陈述观点远远地作为一种实践，”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剧两个库恩的明显区分。”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诠释，而为了发展科学的解释，而这在库恩那是经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与库恩不同， 罗斯把范式看作实践活动的共同领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领域。其次，语言与世界实在的关系，在库恩那里没有得到有意义的说明。罗斯强调语言和社会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认为语言的区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们社会实践情境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实践情境，离开了合适的语言来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础上，罗斯提出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分析。

罗斯：科学批判理论

如果说现代阐释学最初是人文科学阵营内部，以理解作为人文科学独特方法开始去反对实证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称王称霸”，那么罗斯与库恩出发点相同，都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进行分析的。一方面与库恩一致，罗斯看到泰勒为建立人类科学唯一性所作的论证恰恰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阐释学方法论的区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库恩，罗斯否认阐释学或阐释学的解释区别于其它质疑形成。他认为库恩对此所作的区分“是不成立的”。〔9〕

罗斯的主要哲学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为实践活动领域的科学的关注。第二，我们不能把科学的认识论范围和科学的政治范围截然区分开来。正是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实践，在政治范围内，也必须理解为贯穿科学本身和对我们其它的实践和团体产生重大影响的，进而最终影响我们自身理解的种种权力关系。

在罗斯看来，“在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一种与其自身的实践背景的合法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物理学或生物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识与权力》一书中罗斯谈到，科学家经常联系实践的敏感性、精确性、有效性以及技术技能从事科学研究。他声明，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们“创造”，而在于我们通过实践在一定的场境中与自然交往是恰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在实践方面比库恩走得更远。罗斯把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发展为激进的库恩—库恩。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团体当作信仰者的共同体，“对于库恩来说他们是实践伙伴的共同体”。（11）前者认为共同体不能容忍基本的异议，后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充满了不一致。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问题和技巧以及由对相同成果的说明规定的，而不是独立地由共同舆论决定的。异例不是理论之间的冲突，而是实践的困难。而危机的到来，则标明科学家们不再有共同的活动领域。区别于库恩，库恩并不是强加给科学历史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和危机并不是历史的过程，而是实践科学的方式。那种通常认为在某一范围内科学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论变化是同一的观点，对于库恩未必是事实。新的设备、技术或现象，能够在某一确定的研究中发生同样的基础性变化。

罗斯用“实践理性”代替了长期以来统治科学的“理论理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知识与政治和权力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科学实践以及自然世界通过实践呈现的方式，是语言与实践构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践属于副科学称为“统治”的领域：“统治并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统治就是去构造其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12）一个行为领域，是由材料背景，技术能力和在该背景中的共同理解这两者组成的。罗斯认为，科学实践在它有助于以两种方式构造我们的行为领域这一意义上是政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材料背景和技术能力；也有助于规定（及被规定）表明行为的概念和实践。他说：“我们同自然世界的联系……在广泛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观点”。（13）罗斯是从两个方面阐明科学解释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学革命改变了旧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是改变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包含了政治观点。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及其评估包含了客观的理性，这种理想反过来又与我们作为行为者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客观性是揭示对象的一个主观的特性”。罗斯强调，无论如何，客观地理解自然的恰当观点是什么，并不能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彼此联系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

对于怎样理解权力和知识，最近大多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解释是：权力和知识是人类关注的不同领域；但两者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罗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和评估“不代表不同的领域”，而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关注同一领域”。（14）在《知识与权力》中，罗斯对权力和知识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权力从狭窄的社会相互运行，展为包括实践及事物过程变化的更丰富的内涵。同样地，科学知识也是能动的，知识不是一种拥有或可交换的东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思考获得的一个过程。因此，“一个陈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识，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依赖于其它许多的实践和能力关系，特别地依赖于再生产的改变的和扩展的关系”。（15）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实践领域，罗斯称之为“场境”（fielel）。它包括了一个比信念网络更多的内容：技能和技术，可供操作和使用的仪器及物质系统，可用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信息及职员等）、团体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或政治关注，等等。

对于权力与知识、科学的关系，罗斯察觉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哲学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对象领域精确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权力与知识趋于一致。第二，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产生影响。罗斯总结说：“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不是同一个东西”。（16）两者代表我们认识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没有对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正确的批判性的认识。

几点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与罗斯对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有分歧。

（1）库恩与罗斯批判地分析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 从方法论与本体论方面打破了科学理性的一统天下。不同在于，库恩是从科学革命的角度展开这种批判的。库恩不满意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撇开科学史孤立研究科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斯也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从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科学实践（包括技术设备，物质条件等）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分析。

（2）罗斯与库恩都关注于自然科学领域， 关注自然科学的阐释特征，责怪泰勒等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阐释学区分，认为自然科学也同样需要阐释。尽管如此，库恩还是承认在认识论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他说：“虽然自然科学可能要求一个称作阐释学基础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阐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则经常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8）它彻底需要阐释学的阐释。这是因为人文科学缺乏范式，没有自然科学式的常规解疑研究。罗斯反对库恩上述区分，认为它“预设了科学理论的一种构想（19）”

（3）罗斯与库恩都反对自然科学的实在论， 强调科学本质上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反对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和规范方法论。但是对于范式及科学革命等，两人仍存在着分歧。作为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创造性地在科学哲学中引进了心理学与社会学，为突破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尔泰《狄尔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第8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李凯尔特认为按照狄尔泰的做法，人文科学还是依赖于自然科学，并没有取得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李凯尔特认为“从自然和精神的对立进行的分类研究，不能达到理解经验科学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差别，然而问题却首先取决于这种区别。”他提出了用自然和文化的质料对立去取代自然和精神的对立，同时用历史概念和普遍规律概念的形式对立去去代取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科学方法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李凯尔特将经验科学成功地区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

二、形式分类原则，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

李凯尔特强调仅凭质料原则“还不够，必须用一个形式的分类原则来补充这个质料的分类原则”他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在形式上的区别表现在它们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学概念时所采用的原则的对立——即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历史的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的区别。在李凯尔特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的文化科学都是对直接经验材料的改造，对现实本身的简化，这是因为概念是普遍的，我们不可能将现实的无限的个别的东西都纳入到概念中，概念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一条鸿沟，希望概念像镜子一样完全反映出现实之物是不可能的，因此，“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

那么科学概念如何才能把握现实呢？李凯尔特首先从概念与现实的关系入手，提出现实的“异质连续性原理”。李凯尔特认为概念不能包摄现所呈现出的连续性和异质性；但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显示所呈现出来的这两种特性，科学对现实的改造和重构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用同质的连续性来改造现实的异质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目的在于发现同质的普遍联系和规律；而另一种是把现实的连续性改造为现实的间断性，历史文化科学就采取这种方法，它以分割现实的连续性为代价而保存现实的异质性。要研究历史文化科学，就必须注重对象一次性发展的特殊性和个别差异性。

只有个别性才对文化价值有意义，才是本质的。即采取将异质的连续性改为异质的间断性的方法，为了防止科学概念变为个人纯粹主观意愿的产物，只有将它建立在一个“先天判断”的基础上才是可能；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通过这种先天的价值原则就能把所给的现实材料中的本质成分与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所以为了搞清楚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不同特点，就必须厘定两者形成科学概念所各自遵循的一般原则的不同。

第9篇：自然科学的发展范文

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