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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的感受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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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的感受

第1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手工创意感恩贺卡成品图手工创意感恩贺卡材料工具卡纸,剪刀,胶水

手工创意感恩贺卡制作步骤第一步

首先裁剪出三根一样长短大小的白色纸条,和一个绿色半圆,然后把纸条一个一个的弯曲起来对折粘贴,将粘贴口拢在一起粘贴固定,用绿色半圆纸片粘贴在并拢的位置

第二步

准备好一张贺卡的底卡,可以是单张,也可以是对折的翻折贺卡,然后把花朵贴在合适的位置,裁剪一些长短不一的长叶子

第2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关键词 抑郁症;糖皮质激素受体;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子伴侣

分类号 B845

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抑郁症将在疾病的总负担中排名第一,且发病率也在迅速攀升,因而对抑郁症发病机制的探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抑郁症机制的探讨主要围绕HPA轴功能障碍和神经可塑性损伤展开。众多研究结果指出抑郁症患者存在HPA轴持续亢进和血高糖皮质激素的状态;持续过高的糖皮质激素还可以导致一系列神经可塑性损伤如海马、前额叶皮质等部位体积缩小、神经元萎缩甚至死亡、神经再生减少、神经营养因子减少等;进而导致抑郁行为。糖皮质激素受体是调节HPA轴功能的关键作用点,生理状态下糖皮质激素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启动HPA轴的负反馈调节机制,使HPA轴的功能恢复正常。当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HPA轴负反馈机制失调并持续亢进,将导致血皮质激素水平升高,进而损伤神经可塑性,并最终导致抑郁行为。因而,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糖皮质激素受体受多种调控因素的调节,其中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子伴侣是两个重要因素,本文将对抑郁症中这两个因素导致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的机制进行综述。

2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与抑郁症

糖皮质激素受体几乎在所有组织中表达,在海马的分布尤其丰富。糖皮质激素受体是一种配体(糖皮质激素)激活的转录因子,没有结合糖皮质激素时,主要分布在细胞质中,与热休克蛋白和免疫亲和素等分子伴侣结合形成蛋白复合体,处于失活状态;结合糖皮质激素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构改变并从复合体上脱离,在分子伴侣的协同下转位到细胞核,调控糖皮质激素反应性基因的转录,启动对HPA轴和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

2.1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导致HPA轴亢进

过去40余年的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一贯地表现出HPA轴亢进及血高糖皮质激素状态。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主要部分,由富含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海马调控;当机体感受到应激源时,HPA轴兴奋,海马促使下丘脑室旁核释放促肾上腺激素释放激素,CRH继而促使脑垂体合成并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后者作用于肾上腺皮质并促使其合成并释放大量的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主要通过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发动多种能量来源调控多种基因的转录,一方面负反馈作用于HPA轴,抑制CRH、ACTH、糖皮质激素的合成和分泌,使糖皮质激素维持在正常生理情况下的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促进应激反应的终止和恢复,重新形成稳态,同时形成对应激源相关反应的记忆,以对抗未来的应激。当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与糖皮质激素结合受损,导致HPA负反馈机制失调并持续亢进,糖皮质激素水平持续过高。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参与抑郁症及应激所致抑郁行为病理机制的论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验证。抑郁症病人基础状态下、服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氢化泼尼松和地塞米松后,唾液中糖皮质激素的水平都显著高于正常人,即大部分抑郁症病人服用地塞米松并不能抑制糖皮质激素的分泌(即糖皮质激素抵抗),说明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HPA轴负反馈机制失调及亢进。慢性应激下调海马糖皮质激素受体表达,降低海马CA3区糖皮质激素受体和地塞米松的结合能力,导致血液中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遗传学的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受体低表达的基因突变小鼠表现出应激诱导的皮质酮分泌增多,并且地塞米松和CRH测试也显示皮质酮抵抗,且应激后无助样行为增多。特异性前脑区(包括海马、前额叶皮质、外侧杏仁核)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敲除导致HPA轴负反馈机制失调及小鼠焦虑和抑郁行为增加;杏仁核中央核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损坏则导致操作性恐惧行为的缺失。

2.2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导致神经可塑性损伤

抑郁症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都指出可塑性改变是抑郁症的病理表现形式,也是很多脑功能异常和行为改变的神经基础。抑郁症脑成像表明抑郁症病人存在前额叶、海马、纹状体灰质体积缩小等可塑性改变。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也引起抑郁症患者外显记忆的损伤。而动物研究方面,外源性长期注射皮质酮或饮用混有皮质酮的水引起动物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海马神经再生减少,锥体细胞凋亡及顶端树体萎缩和收缩,神经纤维网减少,即外源性高水平的糖皮质激素损伤了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功能,并导致海马神经可塑性的损伤。在前额叶皮质也发现了类似的神经可塑性改变(Wellman,2001)。运用计算机对抑郁症病人死后大脑组织进行三维细胞计数后发现,类似的可塑性改变在抑郁症病人的大脑中也存在。此外,应激也可以导致上述神经可塑性的改变及动物体重减轻,依赖内侧前额叶皮质功能的注意力转移受损等行为改变。以上研究共同表明,糖皮质激素受体障碍导致抑郁症中神经可塑性损伤及抑郁行为。

另外,糖皮质激素受体还可通过其他方式引起可塑性改变。糖皮质激素受体可以通过与B细胞CLL/淋巴瘤2(B-cell CLL/lymphoma 2,Bcl-2)结合转移到线粒体,对糖皮质激素应答并调节线粒体代谢、膜电位、钙容量等功能,提供神经保护作用(Du,McEwen,&Manji,2009),因此,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可能会损坏这类神经保护功能。Alboni等人的研究表明正常生理条件下,下丘脑糖皮质激素受体受损的转基因小鼠(GR-i)与野生型小鼠相比,整个大脑中对神经可塑性有重要作用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第九个外显子转录的mRNA水平下降,海马区域BDNF基因的第四个外显子转录的mRNA水平也下降,且BDNF基因上游转录因子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与BDNF基因的结合能力下降;急性限制性应激后,下丘脑糖皮质激素受体受损的小鼠CREB磷酸化水平显著降低,而CREB作为转录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经可塑性调节中发挥关键作用。这表明糖皮质激素受体受损影响了BDNF和CREB的表达或激活,从而影响神经可塑性。

综上,抑郁症中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导致HPA轴负反馈机制失调并持续亢进和血高皮质激素状态,进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可塑性损伤和抑郁行为。

3 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机制

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子伴侣等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功能障碍的机制包括改变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表达、糖皮质激素受体与糖皮质激素的结合力、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核活性、糖皮质激素受体与目标基因DNA的结合能力、糖皮质激素受体α亚型和糖皮质激素受体β亚型的比率(糖皮质激素主要通过和糖皮质激素受体α结合发挥作用,糖皮质激素受体B没有转录激活作用)等,从而影响HPA轴功能、神经可塑性和抑郁行为。

3.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影响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

编码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基因定位于人染色体5q31-32,包含10个外显子,且第2至第9个外显子包含着编码区。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和抑郁症的发病有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是指基因组水平由单个核苷酸的变异引起的DNA序列多态性。West等人运用基于全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关联分析技术,将比利时和瑞典北部的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的基因进行比对,发现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5'端的多态性与抑郁症的易感性有关:NR3C1-1是位于外显子lC启动子区域的SNP片段,其等位基因胞嘧啶(C)比胸腺嘧啶(T)在抑郁症和正常人群中的携带频率都显著更低,因而与T相比,C称为次要等位基因;且在比利时的样本中正常人C的携带频率要显著高于抑郁症患者,提示了次要等位基因的携带频率的差异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关。Wrist关于两个脑源细胞株的研究还发现,在未受刺激和刺激方式不同的情况下,NR3C1-1的次要等位基因C还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录活性下降。West等人在瑞典人中发现了另一个与抑郁症发病有关的SNP片段R23K(也称为ER22/EK23),R23K位于第2个外显子,其次要等位基因腺嘌呤(A)在抑郁症患者中的携带频率更高:且Rossum等人关于德国人及少量高加索人的研究还发现R23K与糖皮质激素抵抗有关:且与未携带R23K的抑郁症患者相比,抗抑郁药在携带R23K的抑郁症患者中有着更快的疗效。由此可见,次要等位基因携带频率的差异与抑郁症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反应性、转核活性及转录活性异常有关,进而影响HPA轴功能及抑郁症状。

另外,Zobel等人关于德国抑郁症患者的研究则发现某些非编码区的SNP片段和神经系统改变有关:rs10052957(位于转录启动区的A/G SNP片段,其中“/”后的碱基表示次要等位基因,下同)、rs1866388(位于内含子2的G/A SNP片段)及rs2918419(位于内含子2的T/C SNP片段)等次要等位基因的纯合子携带者比其他基因型的携带者海马体积显著要小,其中rsl0052957及rs1866388携带者的左侧杏仁核体积大小也和抑郁症发病相关,这表明单核苷酸多态性也能影响抑郁症患者的神经可塑性。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SNP片段中次要等位基因的频率差异与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是伴随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次要等位基因在抑郁症和正常群体中都存在,只是携带频率的差异就影响了抑郁症的发病和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这背后复杂的基因表达机制可能才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的原因,因而还需要结合其他基因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外,携带这些次要等位基因的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症的易感性高,对抗抑郁药也更敏感,很可能和这些基因本身的敏感性有关。

3.2 分子伴侣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

糖皮质激素受体对HPA轴的负反馈功能还有赖于众多与其结合的分子伴侣蛋白网络的调控。分子伴侣是一类在序列上没有相关性但有共同功能的蛋白质,它们在细胞内帮助其他含多肽的结构完成正确的折叠和组装,而且在组装完毕后与之分离,不构成这些蛋白质结构执行功能时的组分。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分子伴侣以分子伴侣热休克蛋白70、90为基础发挥作用,这些伴侣分子在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正确折叠、形成、核转位及与靶基因的DNA结合中起重要作用。在这些伴侣分子中,已经证明B细胞CLL/淋巴瘤2关联凋亡基因1(B-cell CLL/lymphoma 2-associated athanogene,BAG一1)和FK506结合蛋白51(FK506 bindingprotein 51,FKBP5 1)与情绪疾病的发病相关。

3.2.1 BAG-1

BAG-1作为糖皮质激素受体的伴侣分子,它的C末端序列能够和Hsp70结合,进而结合糖皮质激素受体并与之相互作用。Kanelakis等人运用体外细胞培养发现BAG-1过表达对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调节主要通过两种模式实现,一是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与糖皮质激素的结合能力,二是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核活性。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与糖皮质激素的结合能力可以维持糖皮质激素受体与糖皮质激素结合与分离的动态平衡,防止糖皮质激素受体被糖皮质激素过度占用。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核活性则可以保持糖皮质激素受体在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合理分布,防止糖皮质激素受体过分集中于细胞核。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过度占用或在细胞核的过分集中都将影响糖皮质激素受体和后续糖皮质激素的结合,进而导致糖皮质激素抵抗和HPA轴负反馈失调。

BAG-1对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调节机制的很多研究结果都是通过体外培养各种细胞获得。Kullmann等人研究发现RAP46(即BAG-1的亚型BAG-1M,分子量为46kDa,分子量大小在所有亚型中处于中间位置)通过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的铰链区结合,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与靶基因DNA的结合及糖皮质激素受体介导的转录激活作用。运用RNA干扰技术降低BAG-1所有亚型蛋白的表达阻断了糖皮质激素受体对部分靶基因的转录抑制作用;沉默BAG-1的表达没有显著改变糖皮质激素受体介导的转录激活作用。Zhou等人的研究表明,长期施用锂剂和丙戊酸钠均抑制地塞米松诱导的糖皮质激素受体核转位及糖皮质激素受体介导的基因转录;降低BAG,1的表达发现,锂剂和丙戊酸钠对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抑制作用减弱,这表明抑制作用至少部分是通过BAG-1介导的。总体上,体外研究表明BAG-1表达异常的确可以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

另外,体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BAG-1表达异常可以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障碍。Katz等人对有抑郁症状的怀孕妇女的研究发现随着怀孕进程和抑郁症状的增多,BAG-1、FKBP51等的mRNA表达小幅升高,但是怀孕中后期BAG-1及FKBP51的mRNA表达量的增加量还是低于非抑郁的怀孕妇女;外周血细胞检测还发现糖皮质激素受体敏感性逐渐下降,也许和怀孕中后期BAG-1及FKBP51的mRNA表达增多有关。Bourke等人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接受过慢性复合应激的雌性大鼠成年后遭受急性应激,海马内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核活性下降,且海马内BAG-1的表达升高。与野生型小鼠相比,BAG-1过表达的小鼠在高架十字迷宫的测试中显示出更少的焦虑行为,且从无助样行为恢复的概率更高;而与野生型小鼠相比,BAG-1敲除的小鼠从无助样行为中恢复的概率更低;BAG-1过表达的小鼠Hsp70的表达量显著升高,FKBP51的表达量显著下降,但是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表达量与野生型小鼠无差异,而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表达量很可能是BAG-1、Hsp70、FKBP51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BAG-1过表达明显改善了应激引起的焦虑和抑郁行为,背后的机制是否与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改善有关尚不可知。与体外的结果综合考虑,抑郁症中BAG。1表达改变的确可以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3,2,2

FKBP51

糖皮质激素受体激活可以诱导另一重要分子伴侣FKBP51的表达。FKBP51通过与Hsp90结合,进而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且结合后降低了糖皮质激素受体对糖皮质激素的亲和力。体外研究表明,人类FKBP51过表达降低了糖皮质激素受体对配体的亲和力,减少了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核转位。慢性温和应激也可以增加腹侧海马、前额叶皮质FKBP51的表达及细胞质中糖皮质激素受体水平,说明FKBP51表达升高很可能降低了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核活性。FKBP51也可以通过提高无活性的糖皮质激素受体β的核转位,从而减少整体的糖皮质激素受体信号转导。

另外,FKBP51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也会影响抑郁症状、患者对抗抑郁药的反应性及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FKBP51基因定位于人染色体6p21.31,包含10个外显子。Binder等人发现rs1360780(位于内含子的C/T SNP片段)次要等位基因的T的纯合子TT基因型的携带者细胞内FKBP51 mRNA的表达显著增加,且外周血中皮质醇水平升高与FKBP51 mRNA表达量升高呈显著正相关,表明FKBP51的确可以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与配体的结合能力,并使HPA轴的功能亢进;另外,TT基因型携带者对抗抑郁药的反应也更迅速,但抑郁发作的频率增加。Menke等人也发现rs1360780片段T的抑郁症携带者FKBP51 mRNA的表达升高,糖皮质激素受体与配体结合力下降。FKBP51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不仅可以影响HPA轴和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功能,还能影响携带者对应激、抑郁症的易感性,影响抑郁行为。Appel等人发现rs1360780的TT基因型携带者对实验性应激的不良效应更易感,且身体被虐待的TT基因型携带者也更容易患抑郁症。FKBP51基因的rs1360780、rs4713916(G/A SNP片段)及rs3800737(A/C SNP片段)等3个SNP片段的纯合子携带者在应激后皮质醇的分泌并不能完全恢复正常,且伴有焦虑反应。由此可见,FKBP51的确导致了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另外,FKBP51的SNP片段次要等位基因的纯合子携带者与其他基因型的携带者相比,HPA轴、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功能更易受损,也表现对抑郁症和应激的易感性,对抗抑郁药的敏感性,很可能是由其基因本身的敏感性决定的。

总之,抑郁症中分子伴侣的异常可以导致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障碍。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抑郁症中分子伴侣对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调控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是分别考察每类分子对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影响,而忽略了整个分子伴侣网络对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综合调控。

4 结论与展望

第3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的种种新品,也把目光聚焦在甘南穷困地区摇摇欲坠的小学校

以及每一个怀揣着舞蹈梦想的贫困或聋哑孩子身上。

她一路走过物质的殿堂和人心的沙漠,心却从不为形役。

/心略安,意略平/

文学家雨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绘画是用线条来散步的艺术,舞蹈是用手足书写的诗。而音乐则表达了那种不能见于言辞,而又不能安于沉默的事物。”

当被问及为什么做公益时,她选择把所做的事情送回到起点。“艺术对每一个受其影响的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艺术最易触动人的灵魂,是人们彼此心灵沟通的催化剂,如果谈及对人的影响,恐怕鸿篇著作也难以讲清。” 她从不曾站在俯身怜悯的城楼上,更没有把自己定位成救死扶伤的角色,她从初衷里就摘去了孩子们特殊的帽子,这样的观点比救世主似的心态更无可挑剔。“和‘刘岩文艺基金’的合作,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通过舞蹈的学习接触到艺术并融入其中,为他们的童年甚至更长的人生时期带来快乐和希望。”

“那有没有觉得现在所做的事情更像是一个公益人?”“公益人?”她笑笑说:“那言过其实了。只是希望能尽己所能、利用杂志的媒体平台多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哪怕影响的只有身边的人。”

“但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这么多为了什么?”她说:“只求心略安,意略平。”

/心似蔷薇,晚来有香/

“子涵这孩子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一样高呢。”她亲昵地抱着身边的孩子,一脸柔软的神情。身为母亲的她似乎相当享受跟一群孩子们拍摄的过程,也似乎更能体味出孩子们心中的小小“五味杂陈”。

在暮春彦的世界里,“幸福感”是一个又大又具体的概念,每个人的感受度都不一样,但每一个孩子生来去获取幸福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她把感受幸福当做是一种重要的人生素质和生活能力,艺术的熏陶则变成让孩子们更敏感、更容易感受到幸福的能力。

在教育方面,她常常说“育儿先育己”,小孩子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生活灵感,“他们让你不得不放慢节奏、调整状态、甚至一些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的思维方式。而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宝藏,他们让你看到万花筒一样纯真美好的世界。”

“我曾经带着自己女儿去探访过北京郊区的儿童村,也有过一对一的私下援助,但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探究世界的方式,他们每一天的成长,其实都能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每一个孩子那发自内心的纯真、快乐、向上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是给每一个成人最好的教育,让我们重新审视内心并得到成长。

“做过这么多公益方面的事情,自己在关怀他人时,会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技巧吗?”

第4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关键词】公益类节目 真心 社会责任心 良心

随着新媒体的涌入,我们不难发现,现在已经是一个公益类节目爆发时代,小到网络上的直播平台名字叫公益类平台,大到很多一线媒体和名人参与的公益类节目,名人热衷于公益已经屡见不鲜,名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做公益做慈善,使得更加多的人加入其中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也使得很多人得到了帮助。而诸如“公益”“慈善”等等词汇,很容易触动人心中柔软的一块,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因而把个人的私生活搬到了电视荧屏之上。各大卫视很早就推出了类似的节目,就连央视都推出了《为了你》《梦想星搭档》等一系列节目。

笔者在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公益类节目的时候,试图去想给“公益类节目”一个明确的定义,于是百度了一下,公益类节目尚未收入百度词条。翻阅了大量的专业书籍,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概念。既然没有明确的概念,笔者只能自己找出其中个别词汇去分析。公益:社会的公共利益;对公众有益的事。指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快速成长的一种性质,公益是指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公益”为后起词,“五四”运动后方才出现,其意是“公共利益”,“公益”是它的缩写。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也无从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所以,笔者仅对自己策划组织参与的公益类节目提出一些浅薄的见解。公益类节目如何冲出尴尬之境,在各种节目中展现出独有的特色,媒体责任的担当,这是一件必须面对又需要思考的问题。

做公益类节目首先要有一颗真心,这颗心真诚、善良而又悲悯。这是做公益节目的初衷。2015年,阜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金色年华》节目,发动了一种新的广播模式,广播加微信平台,当然这也是时代特色的体现。《金色年华》节目的记者无意中发现朋友圈都在转发阜新本地农村一个患有白血病的uu小朋友急需捐款的事,因为已经完成了五次化疗正在治疗阶段,康复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孩子的家庭却因为经济条件要中断治疗。节目组经过确查和研究后决定推出一期直播节目,在直播前一周,发动了节目平台的大量的宣传,印制了宣传小册,在节目直播前收到了上百个听众的主动请愿,希望能够加入到直播节目中为uu小朋友助力加油并捐款,节目的小嘉宾们纷纷当起了义工,帮忙分发宣传小册,在节目开播前四十分钟,就有很多小听众带着家里的父母长辈在直播间的门外等候。虽然仅有半个小时的直播,通过连线直通医院的uu小朋友也通过电波对所有的爱心人士真诚地说了声“谢谢您”,八个爱心人士和孩子参与了直播间直播,另有许多听众参与了电话直播。有的小听众甚至拿出自己的压岁钱要帮助uu。节目中直接播送了孩子父亲的银行账户,参加节目的爱心嘉宾在直播中就捐出近万元。加上的平台,收听到节目的听众,以及各方的呼和援助,真是应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后续统计收到善款十余万元。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孩子可以继续好好地治疗。两年后的他现在也已经康复快快乐乐地去幼儿园了。

做公益类节目其次是要有社会责任心。2014年阜新市图书馆新建落成后少儿图书馆藏书稀缺,《金色年华》节目得知后便发动了“为图书馆捐书吧”活动,从前期策划到运行再到节目直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认可。原本只是发动大家捐些阅读后的旧书,但是却收到大量的新版精致的新书,不乏珍贵的绘本图书、立体图书,近年获得国际国内大奖的优秀图书。为此阜新市图书馆特别推出爱心书架阅读区域。录制活动宣传的采编人员至今都记忆犹新――“您家是否有图书被遗忘在角落里蒙尘?您是否觉得小时候的书既占用空间又舍不得丢弃?那么请装满您的爱心,让他们来图书馆安家吧!让你的图书插上爱的翅膀继续启程,去为需要它们的读者带去快乐和温暖。阜新广播电视台《金色年华》节目‘感恩 分享 阅读’,主题捐赠活动期待您的参与。”捐赠图书的现场小朋友们亲自签名并附上了爱心寄语。小朋友在捐赠的图书的爱心贴纸上写着“我们一起看吧”“这是我最喜欢的书,希望你也喜欢”等等充满爱和童真的话语。整个过程中,分享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有品德和责任心,是一种传递阅读快乐和诚信的阅读游戏,捧着一本本图书,孩子们个个爱不释手,他们交换着彼此的珍藏,也交换着对图书的感悟,或细细品读,或共同讨论。孩子不仅能阅读到妙趣横生的绘本故事,还学会了分享,从分享交换中得到了更多知识,相信图书将把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带给孩子,会将更多的惊喜带给家长;孩子们在今后的时间里,通过长期日积月累的阅读,也会积淀人生更多珍贵的东西。

做公益类节目想做好最重要的是良心。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做公益类的节目?公益累,公益类节目当然更有强度。古语云“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现在说“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都是教育人们要与人为善,摸着良心做公益节目,不图名利,不图回报,甚至不图一声谢谢,公益类节目做好的精髓就是良心。

深入社区感受“小巷总理”们――街道干事的酸甜苦辣,走进公安局派出所感受民警一天的工作强度,下乡去与留守儿童一起度过2016年的国际儿童节,阳光启智园里那新增添的辅导教材和锻炼康复器械都是节目后续的爱心展现。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容,都融进每一次节目的直播中,那不论是粗犷的温柔的甜美的稚嫩的声音都传递在声波里。

公益类节目的意义远大于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述出的或感恩或激动或哭泣的心情和行为,一种参与度高的活动不一定使得精神得到成长和进化,比如广场舞参与的人也非常多啊,公益节目最大的益处应该是当我们参与其中时我们不自知,但当我们回想起时,我们仍然感动于心。在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将这样的情怀和精神发扬并扩散。

诚然,公益类节目只是一个起点,以推广的更高标准和要求来衡量任重道远。说白了推广这种公益的精神要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班级做起,扩大到一个社区、一个单位直至整个社会。

第5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漂亮说话,不如漂亮做人/

一聊起公益慈善,她立马收起了北京女孩儿的大大咧咧。“其实在很多天灾人祸后,我都会参与捐款,但都会以公司的名义或者用家人的名义来参与捐款,因为我是挺怕拿捐钱说事儿的人,而且我也挺怕这些问题的。”金牛座的女生固执地坚持着她的初衷,“因为其实也没想特别多,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做公益或者别的,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会尽量去参加,我没有过多地想,就是尽量挤出时间来。”

在李小冉的世界里,做公益是给自己看的,只求在受益者得到应有的帮助后不愧于心。她话真的不多,甚至有些生拉硬拽,因为她始终执念地认为“做公益用不着那么多漂亮话”。漂亮说话,不如漂亮做人。

/将心比心/

以前对公益的印象,就是付出。总认为公益是已经成功拥有之后再考虑的事情。但我们总会发现常做公益的人有些不同,他们的微笑纯粹、谈话舒服而直接。因为他们会把微笑、谈话都当做了不起的公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你把心放空,公益便成为了一种帮助自己的方式。

第6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湖北红安县七里坪方西河幼儿园的孩子们坐在崭新的小板凳上,有的用小手抚摸光滑的小课桌、有的干脆趴到小桌子上静静地看着其他小朋友。这批桌椅是这间教室里最“体面”的设备,与角落里孩子们之前使用过的破旧桌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这学期最后一节课了,孩子们和自己的老师一起等待着这批桌椅的捐赠者——雅詩兰黛公司的代表以及志愿者的到来。

加入彩虹桥工程

实际上,方西河幼儿园是此次“彩虹桥工程”——雅詩兰黛公司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行动的第二站。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作为“彩虹桥工程”的一分子,雅詩兰黛公司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行动捐赠仪式及员工志愿者走访老区幼儿园活动在红安县直机关幼儿园举行了朴素而温暖的爱心捐赠仪式。公司将211张桌子,1266把椅子,930张儿童床等设施捐赠给当地有需要的幼儿园,企业志愿者们还带去公司近400名员工捐赠的爱心礼物与祝福。

“彩虹桥工程”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2012年10月首先在湖北省红安县正式启动,它是公益项目与民间外交相结合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即以拓展民间外交工作渠道为核心,以贫困革命老区为切入点,整合国际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资源,在跨国公司与贫困革命老区之间搭建一座旨在改变思想观念、传授知识技能、“授人以渔”,携手互助、合作共赢的桥梁。

雅詩兰黛公司加入“彩虹桥工程”开展公益项目,旨在帮助改善革命老区留守儿童的生活及学习条件。雅詩兰黛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樊嘉煜表示,“我们对于此次能参与‘彩虹桥工程’感到非常兴奋。雅詩兰黛公司进入中国已经超过十年,我们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履行企业公民责任。近年来中国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对于这样一个人数高达6500万的特殊群体,我们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帮助他们。”

捐赠仪式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充分肯定了雅詩兰黛公司在积极参与“彩虹桥工程”公益项目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李小林告诉记者,“‘彩虹桥工程’从红安起步,将逐步扩大到其他贫困老区。在一系列项目中,雅詩兰黛公司主要针对留守儿童做了很多工作。雅詩兰黛公司积极参与和支持‘彩虹桥工程’,展示了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本土公益的尝试

与雅詩兰黛公司旗下各品牌以往色彩缤纷的公益项目不同,此次“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行动是雅詩兰黛集团中国公司成立11年以来首次纯本土化公益的尝试。

2002年,雅詩兰黛集团中国公司成立,并在华经营12个护肤、彩妆及香水品牌。自2003年起,雅詩兰黛集团在国内开展了“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号召女性朋友定期检查乳腺健康,并资助国内医学机构的研究活动。MAC品牌抗击艾滋病活动、海蓝之谜“世界海洋日”活动及悦木之源“Origins悦木之林”中国生态林种植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些公益项目是雅詩兰黛旗下产品品牌公益活动的全球化实施。它们全部来自集团总部成功的项目实施经验并糅合了中国本土化的特性后落地中国。

随着中国公司业务的不断壮大,更有效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迫切。究竟要关注哪个群体呢?公司首先在内部员工中做了调研,结果80%的员工选择了“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雅詩兰黛公司的顾客群体主要是女性,是女性这个群体成就了公司的事业,而孩子则是每位母亲心里最柔软、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多孩子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成了留守儿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公益行动帮助到他们。”雅詩兰黛集团公共事务与企业传讯部总监刘薇如是说。

关于此次双方的合作,雅詩兰黛公司相当谨慎。负责项目前期对接的雅詩兰黛对外事务副总监李茜亲自跑到红安县,观摩其他加入“彩虹桥工程”的企业公益项目的实施情况。当一切心里有底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公司原计划帮助的对象是留守的小学生,结果发现已经有其他公司关注了这个群体。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她介绍了幼儿园留守的孩子,“如今,留守儿童越来越低龄化了,这是我们实地考察之前所没意料到的。”李茜告诉记者。

经过一番实地调研之后,公司决定作为“彩虹桥工程”三年合作的第一年,先帮孩子们解决最急需解决的困难。“先雪中送炭,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锦上添花。这是公司首次纯本土化公益的尝试,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希望在实施过程中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刘薇向在场的记者这样阐述了这次的公益行动。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外国人并不明白“革命老区”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语境,如何让公司高层理解、认同、接受并支持这个公益选择充满了挑战。在这个看似传统的公益行动背后,却凝聚着雅詩兰黛中国公司的不懈努力。

员工的第二事业

“我不是第一次参与公司举办的公益活动了,之前我就利用我的化妆特长教乳腺癌患者们如何将自己打扮得更美丽,能帮到别人我感到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公司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志愿服务机会。做公益是件会上瘾的事,一旦迈进来就停不下来了。”作为此次活动的企业志愿者房蓉非常兴奋。

企业志愿者服务,则是这项公益行动的另一大亮点。“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我们的员工都特别有才华、有爱心,这次有近400名员工捐赠了6808件爱心物品。我们在公司内部征集志愿者,大家积极踊跃地参与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员工在分享企业成功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企业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并加入进来一起添砖加瓦,把做公益当成每位员工的第二事业。”刘薇介绍说。

第7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儿时梦里的侠义情

面对奉献社会多于善待自己的人,人们习惯问“为什么”。于是笔者向佟丽华抛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放弃待遇优厚的商务律师职业,登上了公益律师这条“稳赔不赚”的船?

佟丽华喜欢用“简单来说”开始自己的回答,但他的回答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他说,那是因为向往古时的侠义之情。在中学期间,佟丽华读过很多的武侠小说,像许多青年人一样,他向往那种匡扶正义、除恶扬善的侠义精神,那种精神让他热血沸腾。

自小生活在农村,来北京上大学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佟丽华深刻地体会了人在弱势情况下“帮助”的可贵。大学的教育更让他明白,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法律替代刀剑实现着“匡扶正义”的作用,保护弱者,保障尊严。

从1998年初创办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佟律师法律热线”开始,到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将公益法律援助做成自己的事业,佟丽华的公益法律援助逐渐囊括了未成年人、农民工、农村法律事务和刑事案件(主要是农民工刑事案件)这四个领域。农民工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成为佟丽华心中的牵挂。

对于未成年人,佟丽华谨守一个朴素的道理,“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但他考虑的更加现实,“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受到伤害时,得有人站出来帮助他,法律就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否则他怎么可能对社会充满信心和希望?

从除恶扬善的绿林英雄到理性思维的职业律师,佟丽华始终没有缺失的就是那股“侠义之气”。他说,“有时候想想,小时候看很多侠义的故事,历史上最大的侠客可能也没有我们今天帮助的人数多”。

“为什么”是一种开始,“坚持什么”才是人生的过程,“靠什么坚持”则是人们想挖掘的深度。笔者以采访者的口吻询问着,佟丽华则以律师惯常的逻辑思维回答着,“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关联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回答中,“我认为我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我从不回避这件事情,有时候夜里做梦都在想工作。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太多人需要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自己的帮助给人们带来的改变”。

佟丽华说:“我们每天做那么多事情,几十万人从我们的帮助中受益,我们改变了很多孩子的成长轨迹,给很多家庭带去快乐,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为了公益法律援助事业,佟丽华不仅失掉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在创业初期更卖掉了自己17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佟丽华看来,“不是特别富裕,但干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就可以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没有执剑天涯,凭着法律的盾牌,佟丽华也如愿实现了自己的侠义豪情。

带着“镣铐”行走的十几年

公益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区别在于更多的人只能把公益放在自己的业余生活,而有人却把公益当成毕生的事业来做。圈子外的人能够想象做公益会遇到的困难,但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困难的深度。

佟丽华说:“我想让社会各界了解办理一起复杂案件的历程,让法学院师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是如何被应用的。”他曾写过一本名为《为了正义——致诚公益十年》的书,从294页到324页,整整三十页,却只讲完了一个案件的办理过程。除去时间和精力的耗费,公益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更是棘手的问题。

佟丽华希望无论是在儿童领域还是农民工领域,都能培养更多专业、专职的律师,但人才的培养是复杂的工程,“我们给农民工、未成年人提供的帮助是免费的,但是律师也要生活,他们也有家。单位的运转同样需要经费”。作为这项事业的带头人,资金问题成为了佟丽华的最大压力之一。

他坦率地说:“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发牢骚的人多,空谈的人多,我们要动员更多的人去干实事。”他希望有更多的律师用业余时间帮助农民工和未成年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考虑的不是个案的问题,而是要推进中国公益法律事业发展的问题。即怎样从制度层面让更多的困难群体在权利受到伤害时,得到他人的帮助”。

十几年的公益法律援助,在有据可查的公益法律服务当中,直接获益于佟丽华和他的团队法律援助的农民工和未成年人“应该超过四十万”。他推动成立了被国内外公认的全球最大的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律师网络,“比如说,县里发生案件,就近我们有志愿律师,如果希望我们帮助,我们就联系他们过去提供帮助,总的来说,我们是动员更多的律师来关注孩子的成长,发动县里的律师去关注农村的孩子”。所谓的“志愿律师”,就是让更多的律师愿意在业余时间去帮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孩子们。

笔者问到:在援助的这些人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佟丽华说:“坦率地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提到了断臂的童工,提到了带着很少钱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对于佟丽华来说,无论哪一次的法律援助,都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做公益不是没有疲倦,佟丽华说:“我们总在面对案件,我们也经常心力交瘁。”但他依然说,“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去观望,也不会停下来彷徨”。

援助的不仅仅是一个人

公益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业,公益法律援助也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案件,而是关乎法律改革的问题。

佟丽华说:“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我们所做的公益与一般的公益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非常重视实证研究及推动法律改革。”

第8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2

011年,在云南,很多山区孩子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了;在青海,400名寄宿学生有了洗澡室;在河北、河南和安徽的138所乡村学校,近30000余名小学生每一季都能读到《绿孩子》季刊。

支持这些项目的资金,部分来源于周贤依照“社会企业”概念创办的善淘网。通过善淘网,她做到了两件事情:做有趣的慈善、做持续的慈善。

大别山之旅催生的公益梦

“社会企业”的概念来自于英美等公民社会和公益理念相对成熟的国家,强调通过商业手段和创新的模式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在接触到“社会企业”概念之前,公益的种子早已在周贤的脑海中萌发。那是2005年的夏天,周贤在大别山山区参加志愿者助学活动,大别山区的贫困刺痛了她。她第一次萌生出做公益的想法。

曾在德国学过MBA的周贤此时在国内已经创办过数家企业,都很成功。然而大别山之旅让周贤深切地感受到做公益的必要。从大别山回来后,她开始广泛阅读资料,并和热衷于公益事业的朋友们交流。2006年,一位好友推荐给她一本书:《如何改变世界》,在这本书里她接触到了“社会企业”概念,并让她明确了自身的发展方向。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企业”,周贤决定放弃已有的事业,去社会企业的大本营英国读她的第二个硕士:社会服务管理硕士,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个领域。

在英国,周贤被大街小巷的各式慈善商店所吸引。英国的慈善商店往往是一个社区人气最旺的地方,明星、艺术家、主妇、游客、流浪汉……各种各样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来淘宝,这里没有施舍,没有慈善一贯的“奉献”味道。但慈善商店却是英国慈善事业的主要手段,全英国有约7000家慈善商店,年交易总额在3.5亿~4.5亿英镑,年收入1亿英镑左右,这个数字占英国年零售业总额的2‰。

这种不依赖于社会捐款、“自给自足”同时又能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慈善商店不正是周贤一直在寻找的“社会企业”的范本吗?她当即就有了把慈善商店开到中国的想法。

慈善商店的中国旅程

2007年,周贤回到中国,满怀信心开始了她的慈善计划。然而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在中国开慈善商店完全不像英国那样简单。

慈善商店在英国已经成熟,并渗透到社会的肌理当中,能做到一个志愿者管理一家店铺,并且大部分店铺都是免租金的。而在中国,慈善商店几乎是一种全新的公益方式,无论是公众意识、政府支持,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此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慈善商店, 如2003年就开办的上海爱心慈善超市等,但由于实体店租金贵,营运成本高,风险大,真正能撑下来并经营良好的非常少。 这让周贤的公益之梦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为什么不能通过开网店的方式解决实体店的租金压力呢?” 在2009年9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念头闪电般划过。目前国内拥有高达1.2亿的在线购物人群,大部分年龄介于20~40岁之间的城市人群已经非常习惯在线购物。周贤终于找到了解决节省成本、降低风险的好主意。

这一次,她的创业感觉完全不同以前,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企业“善淘网”的征程。从2010年的春节到秋季,周贤和创业伙伴们每周都定期出现在一家昏暗的咖啡馆,为善淘网的雏形而争论不休,时而沮丧,时而兴奋。直到12月份,善淘网的雏形完成,今年1月,善淘网正式上线。

善淘的挑战与未来

善淘网的营运模式是:通过在线出售捐赠者提供的闲置衣物,筹得善款,并在扣除掉运作成本(约占销售额的30%左右)以后,全部作为捐款返回到合作的公益机构。

在周贤看来,与政府扶持的“慈善超市”等模式相比,善淘网更加有趣,而且各个群体都能参与进来。与公益组织以及网上社区开展的二手市场相比,善淘网更为专业。

周贤在善淘网上线的时候就了一则特殊的招聘启示,希望能招募残障人士加入,负责平时线下营运中心的日常工作,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今,尽管高管不拿工资,但对于基层的员工和这些兼职的残障工作伙伴,网站依然按照正常的劳务标准发放工资。

善淘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却是观念的宣导。要想让人们接受慈善商店,首先要让慈善捐赠和购买成为一种潮流。

第9篇:做公益的感受范文

“长尾理论”阐述的是小众市场显露的种种商机。作者认为,所有非主流的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主流市场还大的市场,这些少量的需求会在需求曲线上面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实现小众的极大数量。

这一理论在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捐赠救援中也得到了体现。盘点汶川地震捐款时我们发现,2005年才正式上线的易宝支付()与淘宝支付宝、腾讯财付通共同跻身于三大网上捐款平台,这被业内称之为“互联网公益奇迹”,易宝支付副总裁余晨认为,这主要得益于“长尾”的力量。

公益事业更需要“长尾”效应

每次灾难过后,一些大企业往往动辄捐出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善款;一些具有号召力的明星,也会纷纷走到前台,不仅自己捐出大批善款,也会号召他(她)的影迷、歌迷去捐款。这些在慈善舞台上频频露脸的公众人物,无疑仍是当前中国的捐款主流。而作为社会捐款的生力军――普通的社会大众却被忽略了,这恰恰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短腿”。据统计,美国的捐款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80%以上则来自大众。而中国,来自大众的捐款则不到10%。

“公益事业更需要长尾效应。” 余晨认为,长尾理论是针对“二八法则”提出来的。在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里面,“二八法则”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即80%的好东西都集中在20%的人手里,如办企业,80%的盈利可能来自于20%的客户。同样在公益领域,80%的捐款可能来自20%的企业或个人。但长尾理论并不排除主流,它只是消除了“二八法则”的盲点,如同钓鱼,如果一次一次钓的话,要用“二八法则”,如果规则允许更换工具使用渔网,就可以实施长尾法则。“长尾”作为发展公益事业的一种战略,是可以成就公益事业逐步做大的,易宝支付之所以在前不久的抗震救灾中募集了1800多万元,原因就是聚集了众多的“长尾”(社会小众),体现了小众的极大数量。

谈起此次“红十字汶川地震救援行动”网上捐赠项目的长尾战略运用,余晨感觉收获颇多。“互联网发动的是小众捐款,且本身不接受捐款,只是建立一个公众向具有公信力的公益机构捐款的便捷渠道,是公益事业的有机补充。捐款并不仅仅需要大企业、名人参与,需要各个渠道发挥力量,既需要大企业的捐款,也需要初创型、成长型的企业贡献力量,同时除了大灾大难,平时的捐款也非常重要,地震之后的网上捐赠同样需要长尾。”

捐钱多少并不是衡量企业公益行为的惟一标准,像中国移动在地震发生后最大的公益价值就是恢复灾区的通讯,对易宝支付来说,价值不是企业要捐多少钱,而且在第一时间提供了一个小众可以捐款的平台。

网络公益的快速兴起,募款数额的迅速攀升,似乎预示着公益事业由此将步入繁荣时代,余晨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如果仅以捐款的多少来判断公益价值,实际上对公益事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捐款的第一原则就是自愿,强迫个人或企业捐款是不长久也是不健康的,一定要培养企业肩负社会责任的公益文化,让公益行为成为企业的一种日常活动,像一些企业因突发灾害而‘临时抱佛脚’的公益行为,是很难实现企业与公益组织双赢的。”

互联网是发掘公益“长尾”的最佳载体

对于易宝支付来说,与淘宝的支付宝、腾讯的财付通一样,它们的最大能力是能够提供第三方支付平台。所不同的是,该公司对于慈善的关注“似乎与生俱来”。2004年底,该公司的网上支付业务还未真正推出时,12月发生印度洋海啸,余晨和他的同事利用还未正式上线的测试版本,为北京市红十字会组织了为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捐款。之后,易宝支付一直在两个方面实践自己的公益理念:一是与北京市红十字会合作,长期在网上提供捐款的平台和通道;二是作为电子支付企业,每一笔支付交易发生,易宝支付就捐出其中的一分钱给公益机构,长此以往,一直坚持。

与全社会数百亿元的捐赠比起来,网络捐赠的数额毕竟是沧海一粟。不过,一个富人捐款100万元和1万个普通阶层捐款100元不一样的是,前者是表达了一个人的爱心,后者是1万个人的心意,余晨认为后者的价值更大。

以“一个人、一个月、一块钱”为理念,创立 “壹基金”的著名影星李连杰曾表示:“一个贫困学生捐的1块钱跟一个富人捐的10万元,在量上是有区别的,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经说过:“做慈善,绝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尤其在现阶段,慈善绝对不是高高在上,只有富人和圣人才能做的事业??平民慈善不开发,中国的慈善如无源之水。”

颇有同感的易宝支付CEO唐彬认为,互联网让大众参与公益事业的方式,进入了“2.0”时代。公益事业“2.0”,致力于“人人可慈善”,让全民都成为慈善的源泉。全民公益这个资源,一直分布在公益事业的“长尾”部分,以前由于程序、手续的繁琐,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发,而随着互联网手段和平台的充分使用,全民公益变得容易了。借助于功能强大的网络工具,公益活动不仅实现了图文视频的在线传播,让网友更直观全面地了解、感受到公益活动的真实性,也让网友的参与方式和手段更加丰富多彩。在线义卖、在线捐助等,都让普通大众感受到,参与公益活动是那么便捷,仅仅只是“举手之劳”,互联网被认为是传播“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的最佳载体。

电子支付是互联网金融支付的主要手段,与“人人可慈善”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与以信息传播为主要功能的网站不同,电子支付网站所聚集的网友,都是有网上购物和支付习惯的人,且大多为普通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都分布在公益事业的“长尾”部分,虽然也有做公益的想法,但苦于手续繁琐、渠道太少,对他们而言,在线“随手”完成捐款,是一个极其便捷投身公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