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仪文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儒家礼仪文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国家治理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民心三个问题。为民用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民而行使权力，使权力的运作成为民意的体现；为民谋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理顺民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理想目标，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顺乎民心，赢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关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要把理顺民心作为治理国家的不懈的追求。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第2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宣汉县；群众文化；管理工作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3-0083-02
近年来，宣汉县群众文化工作在省、市业务部门的领导下，按照大力发展先进群众文化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县县情，提出了建设“巴人文化展示区”的奋斗目标。全县人民充分发扬革命老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全力推进我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力挖掘巴人文化、文化、土家文化，切实加快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全力整治群众文化市场，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特色突出的群众文化发展氛围。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硬件建设有待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经费投入不足、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不强以及群众文化骨干力量匿乏等问题。那么，究竟如何进一步加强宣汉县的群众文化管理工作呢？笔者总结几点论述如下。
一、做好政策引导完善融资机制
建立群众文化建设多元融资体系，是保障群众文化建设协调运作的有效手段。在保证宣汉县财政预算对群众文化建设的投入且每年有所增加的基础上，着重加大政策对群众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坚持谁投资谁受益。如社会投资群众文化项目的建设用地可按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对公益性群众文化设施建设和相关配套项目，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指标优先安排；对投资公益性群众文化设施建设的企业和个人，在税收上予以优惠，在精神和物质上予以奖励等等。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化运作不断吸纳社会资本对群众文化建设的投资，从而拓宽投资渠道，保证经费的充足。
在鼓励对群众文化建设的投资与捐赠方面，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引导工作。例如，社会力量通过国家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或国家机关对相关群众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经税务机关审核后，纳税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做好类似政策的宣传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对宣汉县群众文化建设投入。
二、加强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宣汉县需要建立一个实现“管理有阵地、服务有载体、活动有依托、工作有平台”的工作目标。建议将群众文化建设纳入宣汉县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全县群众文化建设三年规划，加大群众文化建设比重，以灵魂的地位体现其重要性；制订群众文化建设年度计划和重点项目推进方案。群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争取公益用房。宣汉县在解决群众文化组织办公用房问题上，建议可以采取政府投资解决一部分，利用企业开发建设解决一部分，向单位无偿借用或租用一部分的办法来解决。在以往的成效方面，主要在县城内建成了2个50平米的文化宣传橱窗、2个20平米的文化展示形象墙及2个共1200平米的室外群众文化活动场地，用于宣传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和文化成果。自2007年以来，宣汉县文化馆先后筹措经费60余万，添置了非线编辑机、专业摄像器材、舞美设备、音乐器材、计算机及其他文化设施等，着力改善了办公环境，为全县群众文化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引导群众参与群众文化建设
群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到底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宣汉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率呈逐年递增趋势，从2000年的24.3%，增加到2010年的54%，2011年达到63.3%。只有做到真正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才能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从而吸引群众主动参与。首先，要做好宣传发动，让群众了解群众文化内容与意义。通过开办群众文化论坛、群众大讲堂等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平时要与群众建立经常性联系，着力培养群众的参与意识；遇重大活动时，采取发放宣传单、设置群众文化活动公告栏、群众骨干走访家庭宣传等。其次，要能够提供群众所需的文化产品。在这方面可以尝试“按需配送”，先通过调查，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再按需调配文化资源，制成“菜单式”目录，各镇、村可自由选择，满足群众多元的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站可以涵盖书报阅览、团队活动、教育培训、健身锻炼、休闲娱乐、影视放映、展示展览、网络信息等综合文化服务内容。虽然当前某些村镇还不具备条件，但树立这种主动服务理念对今后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再次，要善于发掘和利用群众文化特长和参与意识。如我县一些老年人自发组成文艺团体，我们立即为他们购置了相应的设备，主动提供场地，引导他们加入到群众文化活动中来，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我县每年在春节、元旦、元宵、国庆等重要节假日，举办登山、漂流、舞狮、游园、团拜会、广场大家唱、健身操等各项群众参与的文化活动共计300余次。其中：群众参与的广场类文化活动达60余场次，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达40余次，开展舞蹈、声乐等免费群众培训达5000余人次，参与的群众达10万人次。特别是去年举办的校园歌手大赛，今年举办的宣汉县首届红歌连连唱大型电视歌手大赛，报名参赛的群众近2000人，对挖掘本土优秀文艺人才及提高群众文化活动参与意识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四、进一步加强文化人才培养
群众文化队伍是加强群众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必要条件，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是实现群众文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原动力。加强队伍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巩固现有文化队伍。建设一支年轻化、有活力、业务精、有组织协调能力的群众文化队伍，是保证群众文化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牢牢抓住现有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文化队伍，造就一支业务精、有组织协调能力的群众文化团体队伍，是当前宣汉县及各镇、村群众文化工作领导者和组织者应做的重要工作，确保现有文化队伍不解散、不流失。二是加大对群众文艺骨干的培训。对参加活动获奖和文化精品有影响力的，在精神和物质上予以鼓励，调动文化骨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抓好文化骨干的“传、帮、带”作用，促进文化队伍在巩固中发展，在活动中壮大、扩大群众文化的影响力，提高群众文化的品位和档次。三是壮大文化指导员队伍。可聘请县群众艺术馆(站)专职人员，社会上和社区内有专业特长的教师及各界人士担任，至少达到每个社区1-3人。
近两年，县文化馆组织在各个辖区开展文艺辅导、培训80余次，办各类文艺培训班近20期，长期坚持办少儿声乐、舞蹈与美术、书法培训班，共培训学员800多人次。通过培训，有56名学员取得了各种级别的专业证书，有60名学员参加了各类艺术类专业比赛，15人获省市大奖。定期抽派馆内的音乐、美术、舞蹈专业老师，到宣汉县老年大学为老同志们现场进行美术、书法的舞蹈的授课，丰富退休老人的文化生活；在县城先后组建了文昌社区“巴人大鼓”、花园社区“腰鼓队”、津碧社区“红绸舞蹈队”、“英姿舞蹈艺术团”、“少儿舞蹈艺术团”等9个社区宣传文艺队，由社区的群众自发组成，不仅群众参与积极性高，同时为丰富节日群众文化活动，良好的节日文化氛围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此外，县文化馆每年都定期对基层文化站所的文化专干进行专门的文化业务指导，进一步提高基层文化专干的业务素质。
五、结语
群众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群众文化设施建设。要真正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社会文化进步、地方经济发展、群众素质提高等大环境大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完成。
[1]孙朝阳.关于农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思考[J].农技服务,2007,(11).
[2]杨宗军.转型期培育农村群众文化的制约因素与完善对策分析[J].甘肃农业,2006,(05).
第3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儒家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思想关注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修养，对中国社会生活作用巨大。在当今社会，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日益扩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逐渐成为外国学生的热门选择。为了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批判地继承儒家礼仪之精华，不但对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汉语教学，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播和理解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礼仪 儒家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一. 礼仪定义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著称，礼仪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什么是礼仪，想必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
自古以来，由于古代文字深奥艰涩，礼学就被认为是难治之学，只能吸引少数学者的目光。然而，基于礼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它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产生于先秦和西汉的《周礼》《仪礼》《礼记》，后称为“三礼”，是我国最早的礼仪研究成果，一直流传至今，并成为后人研究礼仪的经典文献。
一般认为，礼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风俗习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礼被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范准则，以此区分尊卑、贵贱、亲疏。随后，礼从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政治范畴，建立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西周以后，礼被进一步发展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关于礼的界定，由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宽泛性，古今学者都未能给礼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礼的本质。其一，礼是祭神求福的行为；其二，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其三，礼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立身的根本；其四，礼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准则。
本人认为，礼仪是礼节和仪式，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过程，涉及穿着、交往、沟通、情商等内容。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
二. 儒家礼仪精神
对儒家礼仪精神的探求，直以来都是礼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将礼的精神概括为“仁”“礼”“敬”和“诚”。这里主要分析“仁”和“礼”。
1.仁
“仁”作为儒家礼仪精神之一，主要表现在仁是礼的根本内核。在儒家礼仪思想体系中，“仁”是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从理论卜讲“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内在道德依据，失去了“仁”的精神，“礼”也就不能称其为“礼”。“仁”又可以概括为仁者爱人、仁者立人、仁者恕人等几个方面。孔子没有把“仁”看作一个固定的德行或者限定于某一种德行，而是把一切德行都看作“仁”，看做是“仁”所显现出的恭敬辞让、谨慎勤俭、廉直义勇、宽恕惠敏等的德行。因此“仁”是统摄一切德行的根本和道德创造的根源。
在儒家礼仪思想体系中，仁是内在的道德范畴，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里而礼外”。礼以仁为根本，是仁的外在性规范；仁以礼为形式，是礼的内在性原则。孔子首先引仁入礼，并将“仁”视为内在的道德原则，将“礼”视为外在的行为规范。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叹。正是说人之仁德是施行礼乐的前提，倘若没有仁德，礼乐便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依仁以成礼”是要求各类礼仪制度、行为规范的制定应以仁为依据，符合仁的精神。“设礼以显仁”就是要通过外在的“礼”来显现内在的“仁”。所以说，无仁，礼则失去本源；无礼，仁则难以显现。因此，守礼即为行仁、践仁，是仁的体现和展开。
2.礼
据历史定献记载，礼最旱出现在夏代，夏礼较为简朴，经过夏、商、周三代，礼的发展更为成熟、完备。历代统治者和儒学思想家都重视礼的道德功能，不仅包括秩序性制度，而且包括伦理道德规范，以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序，通过各类伦理规则制约人的行为，使人能够明辨是非曲直，遵守社会规则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此处所讲的“规矩”，就是礼，就是规范与制度。
孔子非常重视礼的作用，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爱表现出来就是礼，礼是人们交往的行为规范，父子、长幼、师生、朋友、君巨等之间依靠礼来维系，没有礼，人们的行为就会失去规范。在孔子看来，礼并非一种单纯的规范、形式，而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礼乐仪式不仅表达和唤起人内在的情感，而且培养人的职责和使命意识，因而孔子特别强调礼乐的教化陶冶作用，通过“礼”来控制、规范人的言行举止，通过“乐”来调整、提升人的内在德性，故而有“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之说。礼发挥作用的途径是由外而内，从外部来约束人性，防止行为不端，规范人的行为举止，让人们在行礼过程中去领悟礼的内在真谛，使德行内化，这也就是礼作为外在形式的价值所在。
三. 儒家礼仪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儒家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思想关注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修养，对中国社会生活作用巨大。
在当今社会，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日益扩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汉语逐渐成为外国学生的热门选择。为了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
批判地继承儒家礼仪之精华，不但对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汉语教学，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播和理解有重要作用。
1.将儒家礼仪精华融入课堂
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儒家礼仪精华，融入课堂教育之中，帮助学生树立中国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正确印象。很多老师反映留学生来了中国都学坏了，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社会中一些不太好的方面，而忽略了好的方面。
儒家礼仪精神强调在与人交往中要“仁厚”“诚信”“谦让”，《论语》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孟子也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强调的是人们在交往中要宽仁厚道、友爱互助。“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种克己谦让之风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观所要倡导的。
因此，我们应将礼仪教育融入到课堂之中，帮助学生树立对中国的正确印象和自身礼仪修养的提升。
2.用“礼乐思想”营造课堂氛围
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除了将礼仪常识和规范理论融入课堂教育外，构建良好的校园礼仪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让同学们处处感受到礼的存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礼仪熏陶。另一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礼仪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积极展示中国礼仪风范。例如，举办各类与文明礼仪相关的展览、演讲、小品表演等活动，促进校园崇尚礼仪风气，在愉悦的文化氛围中实施礼仪教育，进而内化为学生自身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认识。
3.发挥“身教示范”作用
儒家不仅重视道德教育和个人的自我修养，且提出了一整套身教示范的思想。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苟正其身矣，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说，要正人，先正己，己不正，如何能正人。孟尹也指出：“舒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意思就是，自己不正，是不能正人的。儒家身教示范虽然多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但其提倡身教示范的思想对教育者无疑是有益的，值得我们汉语教师汲取。
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是关键。教师是学校工作的主体，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学生礼仪教育的传播者，教师的言行举止以及礼仪礼貌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必须懂得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务必先正己的道理，要使自己从各方面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能够效仿的榜样。因此教师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礼仪修养，要用自身的行动为学生作出表率。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文化史上，“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儒家礼仪作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范畴广泛、影响深远的民族文化载体，己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吸收和继承的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永恒的普遍价值。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舍弃也不能盲从，而应该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积极成分。所以，对儒家礼仪文化的研究和学习，特别是深入挖掘其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儒家礼仪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律制度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人们通过对礼的自觉信守和实践，主动地去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这种态势不但将大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也会给世界展现一个以“仁”“礼”为核心的，礼仪之邦的大国形象。
批判地继承儒家礼仪之精华，不但对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汉语教学，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播和理解有重要作用。作为汉语国际教师，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者，要在不断提升自身礼仪修养的同时，向学生展现中国礼仪文化，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唐贤秋.道德的基石）先秦儒家诚信思想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白华.儒家礼学价值观研究：[博士学位沦文].郑州大学，2004
[5]马国华.孔子的礼治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5
第4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8月19日公布了本年度全球女性权力排行榜,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第四年排名第一。上榜的华裔女强人包括排名第五的新加坡淡马锡集团行政总裁何晶、排名三十八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排名九十二的香港安利集团大中华及东南亚地区行政总裁郑李锦芬以及排名二十五位的美国雅芳产品公司华裔行政总裁锺彬娴。
《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百强榜单每年一次,其评选标准包括经济影响力、媒体关注程度以及职业生涯成就等。《福布斯》表示,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政治领域,女性的权威及影响力都在不断上升之中。
全球女性权力榜
1、德国总理默克尔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贝尔
3、美国百事可乐行政总裁诺伊
4、英国英美能源集团行政总裁卡萝
5、新加坡淡马锡集团行政总裁何晶
6、美国卡夫食品行政总裁罗森菲尔德
7、美国杜邦公司行政总裁库尔默
8、美国WellPoint公司行政总裁布拉利
9、法国Areva公司行政总裁洛韦容
10、美国太阳石油公司(Sunoco)行政总裁埃尔森汉斯
25、美国雅芳产品公司行政总裁钟彬娴
36、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38、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40、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92、香港安利集团大中华及东南亚地区行政总裁郑李锦芬
李嘉诚1504亿稳居首富
最新全球华人富豪排行榜出炉,台湾富豪蔡宏图、蔡万才大举迈进,排名第7、第8名。首届500位富豪中,前10名就由港、澳、台包办。香港长江集团的李嘉诚以1504亿人民币,约台币7200亿元资产稳居华人首富,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则分列第2、3名。
至于台湾方面,汪旺集团蔡家叔侄,蔡宏图以及蔡万才挤进第7、第8名,其中蔡宏图总资产达台币1670亿元,成为台湾首富,蔡万才财产也高达1370亿元。
美国评选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 三华裔学者上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期刊《科技商评》近日评出本年度35位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家,傅佳伟、宋晓冬和孟繁君三位华裔学者榜上有名。傅佳伟更获得年度创新家称号,这是华裔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1999年创刊的《科技商评》是世界最悠久的权威科技杂志。自1999年起,《科技商评》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100位35岁以下青年创新家,2005年缩减为35位。他们的研究和发现覆盖生物医学、电子通信、商业和能源等范畴。自第一届起,华裔学者和企业家每年上榜,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是第一届的获奖者之一。
麻省大学安墨斯特分校电子科学系助理教授傅佳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科学系副教授宋晓冬和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助理教授孟繁君将于9月22日出席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颁奖仪式。33岁的傅佳伟的获奖技术是挫败信用卡、起搏器等物体中可能出现的无线电频率芯片黑客,34岁的宋晓冬获奖技术为通过自动软件分析挫败恶意软件,34岁的孟繁君则以利用微型泵输送药物预防失明中榜。
从本科到博士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脑科学的傅佳伟表示:“仅有优秀的专业成绩是远远不够的,创新需要具备许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和欣赏力,在专业之外开发创新能力。”傅佳伟在美国出生长大,不会说中文的他最想具备的才能是“多学会几种语言”。他更欣赏那些既拥有专业科学技术,同时热爱生活,喜欢箭术、摄影、攀岩和厨艺的同行。
第5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礼”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唐代茶诗中即凸显出儒家的礼文化旨趣。唐代茶诗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墨客对茶文化的情有独钟。诗以言志，唐代文人墨客在品茶、饮茶之时，将自己的品饮感受寄寓于诗歌中，将自己的旨趣、爱好以诗歌的形式予以表达，从而使儒家的礼仪在茶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唐代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僧人曾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与高僧大德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彼此以诗会友、以诗言志，创作出大量诗歌。诗中有礼，以礼彰显出儒家之礼仪文化。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一直讲求仁、义、礼，并试图将之推广开来。“礼之用，和为贵”［1］，此言精当地说明了儒家文化的价值旨归。儒家所追求的文化发展目标，其终极价值指向是因礼而和。中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儒家文化讲求礼，唐诗中的茶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礼仪性、和谐性。如张籍的诗歌《和陆司业习静寄所知》：“幽室独焚香，清晨下未央。山开登竹阁，僧到出茶床。收拾新琴谱，封题旧药方。逍遥无别事，不似在班行。”［2］4328此诗即表明了儒家礼仪文化之价值旨归：唐代茶文化尤其发达，因之，唐代以茶待客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喝茶的过程中，敬茶为客，待客以茶，其间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诗人以茶待客，体现的是敬茶人的热情、大方。同时，在诗人敬茶的过程中，彬彬有礼，凸显了敬茶之人（施礼）与饮茶之人（受礼）的和谐之美，并由茶礼到茶诗构成了完美的茶文化。再如白居易《曲生访宿》诗云“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2］4326，亦凸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其一，由白居易之诗可以管窥唐代待人以礼的茶文化的兴盛，在唐代不仅以茶待客，同时还配有茶果，凸显出唐代茶礼；其二，对来访客人敬之以茶，是一至高的礼仪，凸显了儒家礼仪文化的规约性，即茶文化凸显了儒家的礼文化，茶文化中蕴含着儒家之礼，由茶诗可以管窥儒家茶文化之礼事。在唐代，客人来了，小孩要以茶敬之，孩童均知茶事中所蕴含的礼文化。有唐以来，主人即使生病卧床，如若客人来访，亦要起床提供茶饮，以示对来客的尊重与敬意。如张籍的诗歌《赠姚合少府》：“病来辞赤县，案上有丹经。为客烧茶灶，教儿扫竹亭。诗成添旧卷，酒尽卧空瓶。阙下今遗逸，谁瞻隐士星。”［2］4326这首诗反映了主人卧病在床，客人来访之情形。虽是卧病在床，但是有客人来拜访，依然会起床泡茶敬客，以示主人的热情，体现出儒家文化以礼待人的特质。诗人在病重之时仍然要为访客“添炉烹雀舌”（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为客烧茶灶”，儒家的礼仪文化在烧茶、品茶的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既有唐诗宋词之美誉，同时也有隋唐佛学之佳谈，诗歌与佛学是隋唐时期的显著特征。唐以降，文士与僧人的交往，以及以茶交友之风盛行，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因为“佛教的寺庙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胜之地，这些地方是唐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隐逸之所和心灵向往之地。也正因如此，唐代诗人就和僧徒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僧徒交往的诗歌、题咏佛寺的作品，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尤其在文士和僧人之间。以茶待客，凸显了敬茶之人的热情，同时也彰显了文士和僧人之间的礼仪文明。如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2］4026同样，陆龟蒙的《谢山泉》亦体现出了这样的礼仪文化：“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2］4026在陆龟蒙的这首诗中，反映了作者待客以礼，亲自为客人煎茶的全过程，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唐代文人通过诗歌抒情，以表达儒家内在的道德文化底蕴，即表现出儒家文化的礼仪特色。在唐代茶诗中，除了体现儒家的礼仪旨归外，还凸显出佛教文化的禅悦旨归。
唐代茶诗中佛家的禅悦旨归
唐茶诗中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佛家的禅悦旨归，是茶本身的功能使然：茶清淡甘甜，常饮茶可以提神、益思以及消除疲劳，让人之精力专注于本心，获得本心之旨归，这其中暗含着禅悦之趣。禅本身的意思为禅定，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外物所动，即般若学所倡导的不执着于有，也不执著于无，倡导对待任何事物均要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不执著于外物，如此才能获得禅机真谛，为此，禅宗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三个基本命题，教化众生不要拘泥于外界事物，因为“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4］。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种释然情怀。这种情怀为文人墨客所吸纳，并通过茶诗来表达他们“随缘自适”的禅悦旨趣。“禅”本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禅之原初系“禅那”之简称，佛教经典中对禅是这样阐释的：“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5］禅之心性之思即蕴含着“寂”，即通过内心世界的寂静，达到内心世界的谐和。禅宗讲求“悟”，“悟”有渐悟、顿悟之争。在中国化佛家中，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其宗旨均是为了达到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唐代茶诗也体现了这种直指本心之悟，而悟性的获得即是因饮茶而起。茶的基本功能在于提神、益思、消除疲劳，让人之力量专注于本心，以获得本心之旨归。僧人可借茶消除疲劳，借茶来明心见性，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获得人生之理，通过茶的恬淡而达到对万物的超然，从而提升“色即是空”的人生境界。佛教讲究“悟”，而饮茶能促使人有所妙悟，这种妙悟即在于悟人生之真谛，去人生之苦谛，达到最高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6］，揭示了禅道与茶诗在“悟”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茶诗大家吴海在《藏海诗话》中亦表明了这一态度：“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茶诗与禅文化具有可通约性，在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常用茶诗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安闲自然、淡泊宁静的心境。通过对茶诗的体悟，了解到人之生命与宇宙之谐和一致，使人获得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外物所迁，进而获得禅悦旨趣。在中国哲学史上，隋唐时期主要是佛学之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在人之心性修养层面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文人墨客与僧人在交往中，或多或少受到僧人的影响，他们在僧人身上寻找到生活的乐趣、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文人墨客向往僧人的悠闲自在、清心寡欲和无牵无挂，艳羡僧人“共水将山过一生”（杜荀鹤《题道林寺》）的虚静生活，并由此获得人生的乐趣。唐代诸多茶诗均反映了诗人这种对禅悦生活的向往。如刘禹锡的诗歌《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劳动诸贤者，同来问病夫。添炉烹雀舌，洒水净龙须。身是芭蕉喻，行须筇竹扶。医王有妙药，能乞一丸无。”［2］4028刘禹锡这首诗作于被贬之后，本来心情郁闷，又逢身体有恙，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此时有远方禅客来探望他，受宠若惊中又感到极大安慰，于是煮茶待客，以上等茶招待客人，以表敬谢之意。作者在诗歌中盛赞这些禅客身心俱空，无忧无虑，手持筇竹，美若芭蕉，云游天下，真是神仙福气。此诗充分展示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再如唐代诗人李中的诗歌《寄庐山白大师》：“一秋同看月，无夜不论诗。泉美茶香异，堂深磬韵迟。”［2］4027诗人与僧人之间的那种和谐溢于诗中，展现了诗人和僧人以茶论诗、吟诗品茶，并在幽静的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享受，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境界。在品茶吟诗、吟诗品茶之时，诗人、僧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人生境界在茶饮中得到升华，双方都在彼此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人生的禅悦，所谓“世途烦嚣，诗人士大夫久处期间，则又不耐其扰，遂亦不得不往游禅林，借茶求静，暂解尘网”［7］。由品茶、喝茶而获得人生乐趣，称之为茶文化之禅悦，这即是唐代茶诗中所彰显的禅悦之旨趣。李泽厚说：“禅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热，更少激动昂扬的欢乐，而毋宁更为平宁安静。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升，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比起那强烈刺激的痛苦与欢乐的交响乐，它更能似乎长久地保持某种诗意的温柔、牧歌的韵味。而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悦也是一种似乎包括愉悦本身在内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种异常淡远的心境。”［8］饮茶谈诗，以诗寄情，禅茶一味，唐代茶诗凸显了此种禅悦旨趣。诗人与僧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僧人对诗人的影响，这使得诗人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禅的属性与特征，使唐代诗人体会、享受到了禅悦的乐趣；另一方面，僧人也颇受诗人和诗歌意境的影响，使唐代僧人身上也有着诗人的气质与情操，因而更增添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
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
唐代茶诗不但尽显儒释的礼仪与禅悦旨趣，还彰显道家的隐逸旨趣。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也别有韵味。如果对中唐以后的诗歌进行发掘与整理，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部分唐诗彰显了文人的隐逸旨趣，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中唐以后，唐朝由盛转衰，各种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朝廷内部纷争不断，争权夺利，党羽斗争，弑父、弑君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现实使一些有识之士的入世情怀遭受打击，“遁世”之念不时涌现。诗以言志，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于茶诗中。整体看来，中唐以后饮茶之风盛行，反衬出当时文人墨客消极遁世的思想。中唐以后的诗人，在茶诗中明确提出“中隐”这个概念，如白居易的《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4032白居易的这首诗，明确表达了文人的隐遁情怀。这首诗歌虽然不是茶诗，却表明了文人墨客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感伤，以致想要隐遁起来，逃避现实之难。显然，在当时环境下，文人还不能完全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达出来，只能以诗言志，茶诗正反映了文人墨客的这一思想情怀。“中隐”是介于“大隐”与“小隐”之间的一种归隐，中隐能有效逃避现实间的混战与纷争，逃避对现实的不满。与儒家的入世情怀相反，“中隐”更多的是一种出世隐逸情怀。“中隐”之价值功用，可从茶叶本身获得，因为茶本身的诸多特点与“隐”息息相关。首先从茶之色来看。茶之色为绿色，与自然之色一样，动物也常以绿色逃避天敌。由茶之色，唐代文人墨客浮想联翩，创作了不少诗歌，因为绿色能让人放松身心，平复心情，抛下烦恼，怡心养情，并让人进入到逍遥自在的境界之中。如诗人卢仝《玉川茶歌》中的“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云凝碗面”［2］4066，即凸显了茶之色。此诗中，作者对茶的颜色、形状作了生动的描绘。诗人面对碧绿的茶园，回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喧嚣，不禁产生暂时逃离现实、躲避现实之念头，渴望彼岸世界的幽静与安宁。再从茶之生长地域来看。茶树一般生活在幽静的高山坡地之中，且喜温好湿。文人墨客一般喜欢游山玩水，享受山水所带来的宁静与逍遥，如此才能激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文人的这一喜好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正好契合，同时也符合道家遁世的超然情怀。最后从茶之香来看。茶有淡淡的清香，甘甜中略带苦。一些文人在品味茶之“疏香”之时，能体会到君子之间淡如水的感觉，从而祛除自身张扬、狂躁之性情，在淡淡的人情中体悟出超然忘机和高雅脱俗，使人达到“疏”之境地。另外，茶之香甜中还带微苦，使人在成功之时不忘奋斗之苦，在享受之时不忘劳碌之苦。唐代诗人在品茶之时创作的一些茶诗，常常借茶之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幽静、清雅、恬淡，超然于世。如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2］4132韦应物系隐逸诗人，此诗通过描绘茶的习性反映了他隐逸田园的情怀和不染尘俗的、恬静的生活态度。白居易在其诗歌《题施山人野居》中也借茶表达了自己隐遁的思想：“得道应无著，谋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2］4029在这首茶诗中，作者描绘了道家闲适的隐遁生活：白天插秧种田，晚上品味茶香，并借茶以明志，表明了文人墨客在乱世时所向往的生活，反映了道家的隐逸旨归。再如白居易的茶诗《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2］4037这是一首典型的茶诗。在诗中，作者借茶描绘了他所向往的隐逸生活：吃完饭后，小睡起床，手持茶碗，悠然自得。再如唐代诗僧皎然的诗歌《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2］4033作者皎然既是僧人，同时也是诗人。诗中，好友送来了剡溪名茶，白色瓷盏里的茶汤如琼浆玉液，清香四溢，作者一饮二饮再饮后，仿佛进入了道家物我两忘的仙境，妙不可言。茶后仙境正是作者所说的仙人丹丘所追求的那种境界，在此神仙境界中，作者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唐代像白居易、皎然等借诗以言志的茶园诗人较多，通过茶诗，反映了这些文人恬静、淡雅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家的隐逸旨归。
第6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中国又称『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就与汉服有关。中华天朝重衣冠礼仪。《周易·系辞下》曰“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周礼通过《仪礼》、《周礼》、《礼记》的服章和仪式表现出来，因而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汉服是礼仪的载体。
《春秋左传正义》疏：“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尚书正义》注：“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而“衣冠”便成了文明的代名词。五胡乱华之时，原先在中原地区的贵族和平民纷纷逃亡到江南，保留了中原文明的火种，而逐渐把江南开发成繁华富庶之地，这一事件史称“衣冠南渡”。
汉服体系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等级文化、亲属文化、政治文化、重嫡轻庶、重长轻幼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
“汉服”一词的文物记载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墓遣册》：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东汉蔡邕的《独断》：“通天冠：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礼》无文。”，最早的正史记载见于《汉书》：“（龟兹公主）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直接与汉朝重建的周礼服制体系有关。正如胡人传统服饰被叫做“胡服”，中国传统服饰被称之为“汉服”。所以，后来“汉服”这个词汇的基本内涵也固定下来，即汉族传统服饰。
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服”逐渐成为汉人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在唐代樊绰的书中就明确的称大唐的服饰为“汉服”。到了宋元明时期，一些异族酋长也明确地用“汉服”来指称汉人服饰，如“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元代修《辽史》甚至专门为汉服开辟了一个“汉服”条。
第7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一、主要代表人物的礼学精髓
儒家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追求谦谦的“君子之风”，从早期借鉴吸收祭祀礼仪，到根据个人追求、社会所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礼学教化系统。早期的原始社会的主要用于祭祀典礼，后来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奴隶社会逐渐被封建社会所取代，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同时为了宣扬自己的理论学说，一代又一代儒家思想家将儒家的礼学思想与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结合。
（一）孔子的礼学精髓
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那时伴随着周王朝统治力量的逐渐衰落，诸侯的之间连年争霸，因此孔子把目光关注于如何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他短暂的为政生涯中，有一次在周游齐国时，齐鲁公向孔子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他认为可以通过制定一定的礼仪规范，进而在人们之间形成礼仪秩序，使得贵贱、长幼之间井然有序，从而进一步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他认为，治理国家需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也是每个社会个体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
孔子的思想大多被记录在《论语》中，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孔子思想中关于礼的痕迹，比如在“学而篇”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他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知识，要必须学会注重师生之间关系，并且要学会对他人持之有礼才可。又如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也。”，即认为一个人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必须要学会用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孔子认为礼作为六艺之首是个人活动的所依从的规范准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把自己礼学精神贯穿于其伦理思想之中，把礼作为公民教育道德提升、社会长治久安的道德标准，在后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二）孟子礼学的精髓
孟子将孔子的思想继承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治国理念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上下有序。比如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提出“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即认为要想彻底治理好一个国家，就要像在道路上遵从规则，要遵循礼的思想规范。
孟子的礼学思想除了认为礼学对国家安定的作用外，更多的把视线着眼于个人思想的提高。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在他的思想主张中，尤其注重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如《孟子・离娄章句上》中提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佛为。”认为不是社会规范，不是最佳的行为方式，成年人都不要去做；又比如孟子认为“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即在国家管理中，上下级之间要注重礼仪规范。孟子认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得到他人的尊重，那么首先他必须学会以礼待人，遵循社会礼仪规范，这样在与他人的无形相处中就会不自觉的尊敬他人，反过来他人得到你的尊敬之后也会尊重你。孟子的这种仁礼结合的思想在当时以及之后都曾被用于个人的道德教育中。
（三）董仲舒礼学的精髓
礼学的发展在汉朝发展尤为迅速，西汉时期，儒家文化遭到黄老道家思想的排挤，为了宣传儒家文化，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这个思想得到了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采用。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中，首先，他提出了“天道”，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封建君主的权利是上天的选择，这在古代封建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提到“道之大原出于天。”把礼合法化。他将礼与天道联系起来，认为“天”已经为人们的发展安排了具体的规范道路，人们应该遵从社会礼仪规范，这样社会秩序才会稳定。如果人们违背了“天道”，礼仪秩序被破坏，那么社会就会混乱，就会出现“天谴”，认为人们应该遵循封建的道德规范，把礼神秘化。
其次，在董仲舒提出的神学体系中，他将礼学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认为在国家的教育中要加强礼化建设。他将礼学精神放在自己的伦理思想中，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主张。他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关于“君君臣臣”的礼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更加严格的规范了政府内部之间、家庭之间、父子夫妻的礼仪规范。
（四）宋儒礼学的精髓
礼学的发展，对古代封建统治者而言，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稳定，宋代对于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以欧阳修、朱熹为代表提出了自己对于礼的见解，他们认为礼在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社会过多的注重形式轻视其作用，将礼过度的形式化，把礼作为政治的“饰物”。
宋儒对于儒家经典的进行重新的理解。具体而言，宋儒将礼学的作用归之为四，即一是规范道德，稳定秩序，二是抵制佛教泛滥，三是培育国家人才，四是修身养性。由此可见礼学对于社会的作用之大。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之中，礼作为必备的考试科目，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对礼的重视。比如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为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百姓的安宁，他将礼用在当地的治理中。某次，高丽进贡的使者仗势欺人，与上级的官吏对抗。苏轼派人告诉使者：外国的使者来华都是仰慕我天朝的威严，学习我国的礼仪教化来的，而你们来了却是一点儿没有礼仪之心，蛮横不讲理。如果你们还是不知悔改，我就要上书朝廷。高丽使者害怕了，收敛了自己的态度。可见把礼学的思想应用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可以提升外交影响能力。
二、儒家礼学对于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
当今社会，虽然物质水平提高了，但是人的精神追求却很是让人担忧。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国内公民不道德现象却时有发生，传统的礼仪文化被人们忽视或者遗失。如何发掘礼学文化精髓，对于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改善人际关系，促进家庭社会和谐，提升我们的大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礼学对个人道德培养的启示
礼，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都是衡量一个人个人形象的重要标尺。古人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培养，追求思想上的“慎独”，在为人处世上特别强调要注意自己的礼容规范，如仪容上，注重自己的仪表形态，注意衣冠的整洁；行为上，见面行作揖礼。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理念中，儒家学者将公民的道德培养被放在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位，特别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追求君子之道。
学习礼学文化，将礼灌注与自己的行为习惯中。生活中，我们在与他人相见时，在注意自己的仪表荣态时，交谈上多一份礼貌问候，在行动上多一分儿尊敬礼让。比如在我们找工作应聘时，如果我们平时就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礼仪规范，在面试的过程中，多注意一些细节，不仅会在他人心中留下良好的形象，而且有的可能影响自己面试的成功与否。
（二）礼学对和谐家庭建设的启示
礼，在古代被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古人重礼，将礼用之于家庭的建设之中。古人特别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长幼尊卑秩序。比如说，古人提倡的伦理纲常，即“三纲”“五常”，对于维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关于家庭的夫妻关系，《后汉书・梁鸿传》记载的有这个故事，后汉梁鸿和孟光婚后，两人隐居在今陕西长安县东的一座的深山里。之后，他们搬家到江苏。在那里，两人男耕女织，共同劳动，互助互爱。梁鸿每天下地劳动之后，每次回到家里，孟光总是提前把饭和菜放在盘子里，双手到自己的眉毛那样高，恭敬地将饭菜送到梁鸿面前，梁鸿也行礼相谢。故事讲述的就是夫妻之间因为和谐礼让而形成的良好的家庭关系。
礼对于调节邻里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高中政治课上我们曾经学过这样一则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朝堂之中有个名叫张英的大学士，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家书，家书上谈到家人在盖房时，因为三尺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希望张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关系，帮助张家人打赢这场官司。张英看完家书之后，略作思考，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并附了一首小诗差人送回去，诗这样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看了来信，深深领会了张英想要传达的意思，便不再为三尺之地争夺不休，主动将三尺地礼让出来，邻居一看张家人竟然不在争夺三尺的宅基地，反而主动谦让出来，被张家人的礼让所折服，也将自己家的宅基地让出了三尺，就这样一条六尺之宽的小巷形成了，结果使得张家与邻居的矛盾得以化解，而且小巷的出现也使得过往百姓的生活方便了许多。可见如果在公民中进行礼学教育，那么就可以减少许多社会问题，进而促进社会的文明建设。
（三）礼学对人际交往构建的启示
礼对于公民的人际交往构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身处社会这个大集体中，我们每个公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群体，因此如何处理好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了需要面对的问题。“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指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行为不受礼的制约，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变得不文明不道德，这样就会造成他难以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对他的生活工作就会造成极大的困扰。当今社会中，由于物质水平的不同，社会中所谓“城市人”歧视“乡村人”，“有钱人”歧视乞丐、打工者，官员歧视普通百姓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我们学习礼学，尊敬他人，爱护他人，社会中就会少一分矛盾纠纷，多一分社会和谐。
随着交通工具的增多，人们出行的方式也逐渐多样化，随之社会矛盾也逐渐增多。比如在车站，有些乘客不遵循排队的礼仪规范，插队等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时为了排队大打出手，造成流血、踩踏等恶劣后果，不仅不利于自己以及他人出行，而且影响了公共秩序的稳定；又比如，如果汽车司机在过马路时，注意礼让，那么我们城市交通就会更加通畅。
〔参 考 文 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
〔2〕张焕君.尧舜传说与中国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3〕陈洁，刘正刚.先秦时期儒家的“礼”、“乐”思想及现代意义〔J〕.求索，2011，（08）.
第8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华文化 仁与礼
一、中日“仁”的区别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高美德，其中“仁”是中心范畴，强调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高层次的人格境界，它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在孔子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以真心对待家人和他人，就能达到仁，成为圣贤。
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仁的作用，这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认为，为政者必须是君子，时刻做到为民着想，克制私欲，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奉行以德治国，并把修己治人看做是为政的根本原则。而日本则多认为政治与道德应当划清界限，日本古学派荻生徂徕的思想极具政治性，但他认为政治应从道德中独立出来，这与孔孟及朱子学根本不同。
在日本，儒学的传入要早于佛教等各种思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最先传入日本，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的。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到了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日本迎来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等思想家，都是倡导仁爱的。伊藤仁斎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书”，通过精读论语，仁斎紧紧抓住了儒学的思想“仁者爱人”。同时，仁斎认为“诚”是仁爱的形成条件这与古代日本人的“清明心”相融合一致。但是随着儒学日本化的进程，仁爱思想出现了分支：
一支演化为“忠”的思想，成为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支柱思想。“忠”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篇》，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达到仁的方法；而日本则将忠推到了极致，并逐渐用忠代替了仁爱思想。山鹿素行从儒学中为武士道找到了理论依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规定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由于功利性因素，日本在继承儒学时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忽视心性之学，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加之，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天命观不需要赋予道德的意蕴；而仁政思想对君主道德上的约束，正与这种天赋的绝对至上权威相悖，所以，仁于民的说法在后来越来越不受到重视。
另一支较接近于孔子主张的仁，但是后来被神圣化，即贵族化，也就是说日本并非不注重仁，但只有高贵的皇室、神甫才能成为仁，仁通常被用于天皇的名字及年号中。这一规矩出自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此后如后冷泉天皇（亲仁）、一条天皇（怀仁）、昭和天皇（裕仁）等，1000多年来除个别例外，大多遵循其例，正是因为长期受到儒家影响。从汉学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最先接触到“仁”思想的日本哲人看来，仁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可以辅助政治，又可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具有了“仁”的品性，则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就无法体现，甚至会受到威胁。因此，逐渐形成了“只有天皇才是仁”的思想。
二、中日“礼”的区别
学会爱人还需要“礼”。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礼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象征的一种秩序。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孔子主张的礼是广义的礼，在社会关系中与道德相等同起来。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确立人之为人的标准。君臣间的忠，父子间的孝，夫妻间的敬、兄弟间的悌，朋友间的信...处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人不仅崇尚礼的言行，也非常重视礼的教育。“百善孝当先”，实践礼，要先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孝是仁的前提，是道德之本，是礼仪最基本的体现。从《弟子规》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叫，行勿懒”到《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刻木侍亲、埋儿奉母”...都体现着我国自古以来对“孝”的重视。
日本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高度重视礼仪。604年，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提出：“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在这里，日本最早明确了礼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下对上的义务。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在教科书中列入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日本将道德教育的顺序规定为：“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对天皇的绝对服从被置于优先位置，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在日本，孝被视为与忠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儒学家林罗山认为：“舍孝而取忠者可也。”国定教科书中曾对“孝”作了如下说明：“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这种忠孝一致的国民道德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一旦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会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进而酿成军国侵略主义的温床。
中国人重视家庭和睦，而日本人注重效忠集体。中国人喜爱以礼待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渐渐地忽视了内心的礼义精神而专注于形式上的礼仪，“礼”被仅仅当做了一种待人的方法，并非涉及人的心灵境界的内在价值观。日本人的礼仪文化中强调和，主张人人安守本分，并将礼义与礼仪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人讲客观事实，但日本人更注重含蓄或是不被他人排斥，所以经常违背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不切实际的话。所以，在孝敬父母、真心对待他人方面，中国远远超过日本。
三、小结
儒家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时隔千年，但是儒学并没有过时。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正是儒家思想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许多日本企业家也一再宣称，他们的成功秘诀是将儒家伦理运用于现代企业，用涩泽荣的一句话说，叫做“论语加算盘”，即儒教资本主义。了解中日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趋利避害，实现平等交往，有利于儒家思想更好地传承下去，使仁与礼切实发挥其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青木康洋.图解日本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9篇：儒家礼仪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 韩流 文化角度
近几年，由韩国流行音乐、偶像剧、服饰所聚集起来的韩国文化风潮席卷我国，国人形象地称之为“韩流”。为什么这种浸透了韩国特有文化的气息、纯粹的韩国式生活方式能够在我国掀起流行风潮呢?笔者认为：“是两国在文化、民俗、语言等方面存有着较少反差，即都拥有同宗同源的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扬光大，经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不断扩展充实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是用于齐家治国的一种伦理体系。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蕴藏了无尽的思想珍宝，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教早约于耶稣纪元初年传入韩国。高句丽于公元372年设立“太学”。新罗统一韩半岛后，派遣学者到唐代中国，并带回大量儒家文献。10世纪末韩国采用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大大地鼓励了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同时也将儒家的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韩国人心中。建立于1392年的朝鲜王朝采用儒教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教育、礼仪、行政方面推行一套儒学系统。
今天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韩国有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时至今日，孔子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韩流”鼓励自由、民主、个人奋斗，并且这种转型建立在对传统儒教的反拨基础上。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把儒学视为一种人文主义。实际儒学重人事、尚伦理，自创立之日即与中国古代宗法政治联姻，伦理政治一体化是儒学的本质特征。儒家所谓“人”是“伦理-政治”等级结构中的“伦理人”，宗法等级鲜明，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把人视为一律平等的“自然人”有本质区别。另外，以自然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本就有阻碍作用。儒家文化“重农轻商”忽视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的一元化思维体制极易僵化，带来闭关锁国，延迟现代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儒家文化，近代以来韩国一直在谋求文化主体性，他们刻意儒家文化影响，比如近年发起的高句丽历史之争，把高句丽本属的中国历史篡改为韩国历史，力图使高丽文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模式。
谈到“韩流”，不能不谈“韩剧”。新浪娱乐频道开展了一项题为“你怎样看待韩剧热”的大型调查。56006名参与者中，81%的人承认自己喜欢看韩剧。韩国文化观光部的数字显示，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阿拉伯半岛。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灵魂所在便是儒家的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
韩剧的这种儒家文化魅力在《大长今》达到了顶峰。在香港，《大长今》播出时万人空巷，创25年来香港收视率最高纪录，曾红极一时的《上海滩》也只能屈于亚军。在美国播出时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追捧。《大长今》里不但有正义、善良，也有邪恶卑鄙。面对诸多奸恶势力，长今坚持正义，决不妥协。《大长今》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让我们在浮躁的环境里静下心，重新接受儒家精神的洗礼。看韩剧，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到了韩国，值得欣慰的是，这样的传统道德观在今天实际上是受欢迎的。” 韩剧中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文化的基本元素是语言和文字。韩国字母是15世纪在朝鲜王朝(1392―1910)第四代君主世宗大王(1418―1450)倡导下，由一些学者创造的。在此之前，使用的是中国文字。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韩国报纸文章中一大半是中国汉字，不必猜就可以大致了解文章的内容。今天的韩国可以说汉字无处不在。
韩语的发音也有许多尊长的礼仪蕴藏其中。如老师的发音似“先生”，学长的发音似“前辈”等等。韩语的语法有“尊敬阶称”“、对等阶称”“、基本阶称”三大阶称之分，表示说者对听者的尊卑、亲疏、庄重或随便等态度。晚辈对长辈，后辈对前辈，下级对上级，小孩对大人必须用敬语。反之，将会被耻骂，犯下大忌。
受儒家文化影响，韩国又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在韩国崇尚教育，尊重教师蔚然成风。一个人当了教师(不论小学、中学、大学)就像获得了一种荣誉。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历届政府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教育部的预算虽然各年有所不同，但通常是占政府支出的20%，就是说，政府预算支出的五分之一用在了教育事业上了。当然，“读书至上” 、“学而优则仕”也使得今天的韩国青年同中国青年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和就业压力。为了进名牌大学，毕业后有好职业，韩国国民从小学、中学就开始极残酷的竞争。
韩国文化还包含了很多形成人民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各种宗教。如萨满教、佛教、天主教、新教、天道教、伊斯兰教。那么这些宗教与儒教是什么关系呢?韩国人认为：儒教是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论信仰什么宗教，为人处世都要遵循儒家的道德标准。所以，韩国虽然各类很多，但源自我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
儒家的传统文化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韩国的节日很多，但最重要的节日是民俗日(农历正月初一)和秋夕节(农历八月十五)。正是中国的春节和中秋节。这期间，全体国民一半都要出行，所以称之为“民族大移动”。“出行”、“大移动”当然有游览、娱乐、休闲、会友的内容，但最重要的、最普遍的活动项目还是“归乡祭祖”。韩国人念祖思乡、耀祖睦族的伦理道德传统，正是一种儒家的文化现象。
崇尚礼仪，彬彬有礼。在韩国，下对上、少对老及朋客之间见面或分手告别时都行鞠躬礼。遇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晚辈还向长者行大礼，即对长者虔诚跪拜。感悟韩国的儒家文化同时，让我们深深地反思自己。
因此，作为孔子故乡的中国，理应更好地继承发扬儒家的精神。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可是近百年以来，经历了“”及“”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在中韩两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由于当代多元价值社会面临价值混乱的危机，使个人在做人处事上难以找到标准的生活规范，在传统精神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冲突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锐.《“韩流”带来本土化警示中国电影产业生存难题》，《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2月22日。
[2]冯有兰.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道学.文史知识编辑部.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3-5
[3]蔡尚思.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5-7
[4]张岱年.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0:7-10
[5]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