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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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摘要服饰既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服饰艺术既是人类物质文明的结晶，也具有精神文明的含义。服饰艺术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象征，本文就从服饰艺术所蕴含的民俗寓意、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受儒家影响的理性意识三个方面着重地分析一下服饰艺术中蕴含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服饰艺术 民俗寓意 政治意义 理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从远古到现代，从树皮遮身到绫罗绸缎，再到现代的棉麻衣物，服饰艺术一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发展着。服饰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本文对此作了简要的分析。

一 服饰艺术中蕴含的民俗寓意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特有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俗寓意，在服饰上则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中国服饰艺术的形式美和民俗内涵。服饰是最贴近人、最能体现人的特质的元素。服饰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体现出浓厚的民俗性特征。求福趋吉，是人们最普遍的一种心理，因而在中国传统的服饰艺术中，特别地重视服饰的形式美以及其所代表的寓意。所以服饰图纹中表现吉祥如意、避晦驱邪的内容特别多，这些图案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日月星辰、花鸟鱼虫、文字谚语等，通过比喻、双关、谐音等创作手法，使服饰的形式美与其中的吉祥寓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服饰的形式，多追求对称、整齐、圆满的特色，比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或者松、竹、梅岁寒三友的吉祥图案，多是成组地出现，以此组图案来表现文人雅士高尚的情操和坚贞不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另外，在汉语中，“鱼”和“余”的发音相同，“葫芦”谐音“福禄”，因此，鱼和葫芦纹样造型应用得也较为广泛，像年年有鱼（余），福禄双全等，这些饱满的图案使得衣服的造型别致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样，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具有独特的民俗寓意在其中，比如彝族妇女戴的鸡冠帽，就被认为有辟邪的作用，而其缀饰在帽子上的大小银泡，则是头顶月亮星星的象征，表示光明永在，幸福长存。这些服饰纹样不仅融会了民众的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也表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这些吉祥图案不单单是造型优美的装饰纹样，还是一种文化内涵的体现，古人早已将种种具体的观念注入其中，正所谓“图必含意，意必吉祥”。这些富有民俗内涵的的中国传统服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更是中国传统服饰艺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一个重要表现。

2 服饰艺术中表现的民俗个性。服饰具有两重民俗性格：一是保护身体，二是装饰。保护身体、遮身蔽体是服饰的基本功能，这是服饰艺术发展早期最为人重视的方面，慢慢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饰的装饰功能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而在这种服饰装饰艺术中体现了更多的民俗个性。这种服饰装饰艺术的民俗个性主要表现在服饰的纹样内容、所选题材上。比如汉族服饰中多有“龙”、“凤”的图案纹样，就来源于人们原始崇拜中的信仰与追求。本来龙和凤都是不存在的动物，但在原始社会中，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人们幻想出这两种图腾，以此来除灾、避邪，避免自然界中的危险，以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慢慢地，这种原始崇拜成为一种文化留存下来，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民俗个性在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中也有体现。布依族妇女的头上总是包裹着尖角往左右延伸的帕子，形似两只水牛角，俗称“牛角帕”。这一特殊形制的头饰就与该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因为在布依族的民俗中，牛是圣物，是该民族的图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图腾纹样是服饰纹样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影响着中国服饰艺术的发展。中国传统服饰在内容选材上以当时的生活、故事、祈福、避邪等为主，再加上个人的情感与创意，表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好愿望。比如表示长寿的“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表示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俗个性的一种表现。

二 服饰艺术中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

服饰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了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主张，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的反映。因此，服饰艺术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

1 服饰等级分明，政治地位不同。服饰艺术由当初简单的遮身蔽体功用发展到今天，由实用性到社会性，其内涵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阶级社会形成之后，服饰的社会性特征成为主要需要，彰显了穿着者的社会角色和等级身份，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义。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在服装方面制定了非常完备的服饰礼仪制度。虽然随着朝代的更替，一些细小的地方会有些改变，但是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下在服饰上的表现仍然很明显，几乎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以明朝为例，其服饰多承古制，用冠冕衣裳。文武官员凡遇到重大节日，必须戴梁冠，穿赤罗衣裳，平时则穿常服即可。官员等级可以从服色、冠上的梁数、所持的笏板及所佩的绶带来区分。这种服饰区分的政治意义不仅在官员中有所体现，在平民百姓中也是如此，孔乙己的长衫和短衣帮的打扮就足以证明服饰的社会属性的强大影响。不仅在服饰的外在表现形式上，而且在服饰的用料上也有等级规定。如商周、汉代商人的地位很低，高级的服装用料如丝帛、绢、缣、绮、锦、绣和精细的麻织物都由大奴隶主贵族所专用，政府设有专门的官吏，掌管生产、保管和供应，商人是不许穿用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制度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人们穿着打扮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更是统治阶级用以“定尊卑、分等级”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藉以维护和巩固统治权的一种典章制度，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

2 服饰色彩禁忌代表的政治寓意。在中国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都具有严格的规定，色彩被赋予了人为因素――象征高贵或者卑微，在服饰礼仪之中明确规定了服饰色彩的穿着应用。首先服饰色彩禁忌代表了不言而喻的政治寓意，是“昭名分，辨等威”的重要工具。在服饰的色彩上，中国古代视青、红、皂、白、黄五种颜色为“正色”，这是礼服的色彩。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骝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为便服、内衣、衣服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色。不同的朝代也是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但是从唐朝以后，黄色被认定是尊贵的颜色，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红、紫，是官服之色；黑色，后来多为小吏之服色；青蓝，多为低品位的服色，常为婢女所用。在这里，服饰颜色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尊卑贵贱，服装色彩带有非常浓郁的政治意味。其次，人们还将一些色彩定为“凶色”和“艳色”，在日常生活及喜庆日子里忌讳穿着“凶色”，在某些时代某些场合忌讳穿着“艳色”，根据不同的情况衣服的色彩有所区别，不能用错。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在服饰色彩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观念，但是一些基本的观念确是大家所共有的，如中国古代白色和黑色被视为凶色，尤其忌讳全身穿着白色服饰，白色是家里办丧事时必须穿着的颜色；红色则为吉、喜之色，婚假、生子、过节最为多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服饰色彩是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效手段，其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古代封建社会“明贵贱”“别尊卑”的重要标志。

三 中国传统服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理性意识

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服饰艺术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服饰艺术受儒学思想意识的影响很大，一直弥漫着一种理性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极其重视服饰之美。中国古代是极其重视服饰之形式美的，也非常重视衣服的整洁性和规范性，你的衣服可以很破旧，但是必须要符合你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出席的场合。《论语・雍也》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只有着装适度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也才能符合社会规范。孔子对于服饰的穿着明确指出：“君子正其衣冠”，以为衣冠的周正本身就是君子的起码礼节和必备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儒家非常重视对服饰仪容的要求，这种要求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到今天。

2 “克己复礼”，崇尚礼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几乎是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的思想自然对中国古代的服饰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倡“文武”，他们崇尚古代礼制，重视礼仪伦常，维护等级观念，主张一切言行，包括衣冠服饰都必须“约之以礼”，“克己复礼”。这里所说的礼，指的是周礼，因为儒家认为只有周礼才是最完美的。因此，在服饰的形制方面，他们推崇古代的礼服，致使以后的中国社会的服饰都是以周朝为模本变化发展的。并且儒家讲究礼制，以后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服饰上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对服饰加以礼法的约束，这些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

3 提倡中庸之道，穿衣主张庄重矜持。儒家思想注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在向往人伦亲和、人格完善、善视人生的同时，主张沉毅不屈、自强不息、庄重矜持、不越规矩的生活态度，而不赞成标新立异和偏激的个性自由。在这种独特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着装讲求和谐、融洽，不喜欢出现独特的个性主义特色，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传统服饰始终以繁冗、宽博的主要特征出现，几乎没有特别跳脱的元素出现，这里面也表现出含蓄、端庄的民族性格。同时，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主张和谐美，“文质彬彬”就是儒家和谐美的中庸思想在服饰上的生动体现。

4 崇尚简朴，反对奢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讲究仁义礼智信，提倡以德服人。这些思想表现在服饰质地上，就是崇尚简朴，反对过分奢华，这一点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代尤其明显。受程朱理学影响，宋代对妇女的服饰做了严格的规定，提倡简洁质朴，一改唐朝时妇女奢华艳丽、袒胸露背的习惯，多为拘谨、保守的样式，在色彩上以淡雅恬静为主，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并且出现了缠足的陋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各朝皇帝还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并在宁宗嘉泰初年，将宫廷中除帝王后妃外，妇女所用的金石首饰集中放火焚烧，以此警示天下。再如《宋史・舆服志》曰：“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这反映的是宋代初年妇女的一个服饰潮流，即当时妇女的发式继承晚唐五代遗风，以高髻为尚，这种高髻的梳成，大多掺有假发，有的直接用假发编成各种形状的假髻，用时套在头上，这就违背了理学关于服饰简朴的原则，因而遭到否定。由此可见，在程朱理学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

综上所述，服饰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点缀，它更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服饰文化中民俗寓意、政治象征以及理性意识，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服饰艺术，也对我们现在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服饰艺术蕴含的文化意义是非常必要且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吴民庆：《试论古代政治和礼法制度对服饰艺术的影响》，《中国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2] 伍魏：《中国古代服饰艺术的理性意识》，《装饰》，2002年第10期。

[3] 陈曦：《传统服饰专制主义的文化反思》，《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 王大凯：《传统服饰纹样中的民俗寓意》，《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

第2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社会意义；分析

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国家在群众文化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重点倡导发展群文事业。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要对象，通过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达到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目的，进而真切的体现出当地区域的实际生活状况。比如，举办形式多样化的社区活动，广场舞文化、文艺汇演等，都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当中，在提升群众整体品味和修养时，也能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全面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一、群众文化艺術教育概述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古代的先祖们在劳动生活创造出来多样化的文明类型，这种形式的文化在经过岁月的沉淀成为了人们丰富的形式内容，也是我今天口中所提及的群众文化。因此，新时期背景下，党和国家都在大力提倡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每一位群众都是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的人物，且艺术活动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群众文化艺术教育不受地域的限制和约束，即使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在文化和经济水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群众文化教育丝毫不受影响[1]。所以，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应该更加倚重教育资源和力量不足的地区，以提升全民整体道德素养为目的，建设和谐稳定社会为主要思想，通过文化教育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观念，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群众文化艺术教育的社会实际价值和作用

1、群众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的关联性

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文化的发展可以助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文化进步。目前，各式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已经开始步入各家各户的门槛，无论是严寒或者酷暑，都抵挡不住群众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热情。近年来，象棋爱好者、广场舞爱好者一到早晚都会开始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也会通过短片宣传的方式，带动周围的社区加入到浓烈的艺术活动中来。

群众文化是通过群众独立的创新，再通过自身的方式去传播给大家。“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和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竞争激烈的时代环境下，艺术教育中所提及的艺术思维、审美观念、人际交往等，都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当代社会不仅需要文化修养高的人，更需要能够适应时代步伐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群众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对带动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有待证实[2]。

2、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点提出“走群众光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工作内容。其一，群众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关键的助力作用，也体现出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可以看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群众文化实际上一种面向基层群众的建设工作，在发展中每位群众都会参与进来，简单来说，能够将社会的真善美传播到每一位民众的心理，有利于促进人类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改革的不断深入，群众文化艺术教育能够发挥出调节的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另外，群众文化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精神文化的基础需求，能够构建出让他们身心都得到全面满足的和谐空间和阵地，心灵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能提升其精神境界。

3、推动社会审美教育的发展

目前，国外很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群文艺术教育的发展，他们建立了老年人生活俱乐部以及群众艺术馆等。群众文化活动的实施和教育主要教育对象是针对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偏低的民众。在实际文化艺术教育活动开展中，更加注重群众的身心发展，通过轻松愉悦的方式融入丰富的娱乐内容，培养社会群众的审美观念和综合素质，这不单单是体现在简单的文化理论学习上，更为重要的是提升社会大众的整体修养和素质。

4、促进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群众文化是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载体，一旦形成就是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能够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着关键的助力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群众文化已经通过网络媒介传播的方式成为了大众娱乐的形式，人们被多样化的文化项目所吸引。这时，需要群众文化去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当关键，政府所提倡的群众文化基地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时，还能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出良好积极的社会发展氛围。其次，丰富群众精神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促使人民群众以最佳的精神面貌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3]。

第3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一、禅宗文化与陶瓷艺术结合的基础

在佛教东传中，佛教世俗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佛教信仰及其表现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展示在思想界。“从八世纪中叶以后，一度相当兴盛的佛教教义学有些偃旗息鼓，似乎世人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真正的佛教信仰，并不是在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中，而应该是在习禅与持律中得来，也就是说，以戒律严格护持自己的身心不受污染，然后以禅定去体验自己的心灵本原，或者以禅定体验到自己原本清净的心灵境界，然后用戒律小心呵护这种境界不至于失坠，这种针对心灵的实践性宗教信仰才是佛教的正途。”当然，这种“佛教的正途”到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之所以变化的深刻根源在于佛教经历了数百年在中国的发展与利用，使人们深刻体验到仅仅对之进行照搬，或诵读经文，或参拜偶像等，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历史的长期性及复杂性，它的核心内涵总是在做一些吸纳、摈弃和界定。例如，在唐代，人们用“法师”和“禅师”来指代传佛之人，其中，以翻译与解释佛教经典义理的被称为法师； “禅师”是“以禅定与体验心灵为深入佛教信仰为主要途径”，于是，佛教禅宗便出现了。

就像“禅定”为禅宗修炼的主要途径一样，对心灵的体悟也是陶瓷艺术“以器观道”的主要途径之一。如宋代的青瓷，崇尚自然朴素，器型删繁就简，体现的就是禅宗那种“少即是多”、重精神而不重形式的文化内核。另外，从瓷器的质地上看，在由“陶”到“瓷”的转变中，对制瓷原料中铁质的去除，以达到洁白如玉的目的，像极了禅宗教义中“时时勤拂拭”的修炼历程，达到的却是“何处惹尘埃”的最终大义。

陶瓷艺术的发展并不是本体内核不断演变得到的，它实际上也是吸收各种文化精华丰满自己的过程。从“苏麻离青”造就了元青花的辉煌，到康乾晚期五彩瓷吸收珐琅彩的工艺创制四大名瓷之一的粉彩瓷，陶瓷艺术文化渊源广泛性的表现可见一斑。

所以禅宗文化和陶瓷文化在精神内核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它们都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脉络。

二、陶瓷艺术与禅宗文化的结合有利于赣西禅宗历史遗迹的保存

随着禅宗文化在各地的发展，逐渐凸显着自己的特色，也就是在八世纪初期，形成了西蜀智诜、北宗神秀、东吴牛头、南方慧能等派别。正是由于禅宗的形成及其在各地的不同表现，才使得它与赣西的地方文化紧密结合，进而形成了各具自然景观特色的禅宗文化内容。宜春是赣西重镇， “宜春的山水与禅宗有着深厚的渊源，六祖慧能创立的南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沩仰、 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个宗派，宜春独占了前三宗，后两宗与宜春关系亦密切。”禅宗文化在宜春不仅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在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表达上具有丰富的内容。尽管历史经历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文化洗礼，但是，就现存的禅宗文化遗迹而言，也不在少数，它包括：马祖道场宝峰寺、怀海道场百丈寺 、希运道场黄檗寺 、良价道场普利寺、慧寂道场栖隐寺、普庵道场慈化寺等禅宗文化的历史遗迹、遗址，以及各个时代禅宗法师的墓地及墓碑等。这些禅宗宗师的道场及墓地分别处于不同的地方，例如，马祖道场宝峰寺位于靖安县宝峰，怀海道场百丈寺位于奉新县百丈山等。这些历史遗迹不仅见证了禅宗文化在赣西蓬勃发展的历史状况，而且有力地证实了佛教禅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这些禅宗历史遗迹历经沧桑，由于自然风雨的侵蚀，己露倦容，陶瓷艺术介入这些自然人文景观留存，可以采用彩绘或者照相贴花工艺，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重现在千年不腐的瓷器上，无论是室外展示还是室内供养，都可以无视时光的流逝。

另一方面，作为文化遗产，禅宗文化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就是禅宗文化的非物质文化价值，它包括禅宗寺庙的建筑文化内容、禅师的雕像，以及历代禅师对佛法禅解的内容和义理等。其中，禅师雕像包括属于本籍的禅师有方会、 慧洪、普庵与外籍的六祖慧能、慧明、怀海、马祖道一、良介、希运、慧寂等佛界禅门的大师或高僧。在佛教教义与中国宗教信仰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最具有非物质文化意义莫过于历代禅师对于佛经的研读、剖析以及领悟的结果。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陶瓷雕塑、陶瓷书法等方式复制保留下来，作为“以器观道”、依物参禅的对象。

三、基于陶瓷艺术打造赣西禅宗文化的现实意义

1、推动创新意识的发展

从佛教及其禅宗的发展与演变看来，如果说佛教在原发地印度有禅宗的话，那也是自发形成的对于佛教教义的禅解，即为“禅”。禅宗作为宗教派别，对佛教义理进行深入阐释及体验的，则发生中国南方，所以后来南禅被称为禅的正宗。佛教禅宗最大的特点，就是“试图建立一种沟通宇宙本原、终极境界与宗教生活之间的贯通之路，涵盖和超越其他各家学说。”最终，佛教禅宗还是找到了这样的通道：它以宗派的分化与思想的分化，从各自的实践中找到了自身发展的道路。这种用各自的禅定及其结果阐释宇宙事物，并最终建立自身宗派思想的践行方式，突破了佛教传统观念的禁锢，可谓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划时代变革。所以禅宗讲究因时、因地、因人对教义进行创造性解读，形成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新的禅理，这种创新的意识也存在于陶瓷艺术中。陶瓷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对表现技法、装饰手法、材质运用、烧成工艺方面的改进与创新，从来都没有停止?^，这也是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的源头。这种创新落实到赣西禅宗文化品牌的打造上，就必须根据具体地域的具体宗派，设计陈设器、法器、实用器等物品，比如根据“荷”的造型设计的陶瓷花器、依据莲花的形态打散重构后设计的香炉法器等等。这些创新能引起普通人对禅文化的兴趣、提高普通人对禅文化的认识，从而达到扩大赣西禅文化品牌影响力的目的。

2、利于自我意识的重拾

佛教禅宗的伟大变革，就在于它突破了佛教传统观念的禁锢，利用各自的禅定及其结果来阐释宇宙及沟通宇宙，并最终找到了建立宗派自身思想的践行方式。这种自性论的观念与艺术主体思维过程中尊重自我、追求自觉的意识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赣西地区长期以来都不属于赣文化的重镇，赣南的客家文化、赣北的陶瓷文化和旅游文化、赣中的红色革命文化和庐陵文化都是江西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势力。其实作为普世文化――禅宗更利于人心的安定、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禅宗“不立文字”、义理高深，不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所以一直处于孤芳自赏的状态。陶瓷艺术作为一种实体的“器”物，注重表现、尊重感受，两者结合后有利于禅宗文化走出象牙塔，重拾失去的文化地位。

第4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衣；婚恋文化；文学书写

衣服除了防寒保暖、护卫身体的基本功能外，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如美的装饰、身份的象征等。其中，婚恋象征是衣服较早承载的文化意蕴之一。衣服的婚恋文化意蕴是远古人类原始思维和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文化沉淀。作为一种文化沉淀，“衣”的婚恋象征直接呈现在并影响到古代文学的书写，一方面文化意蕴往往借助于文学来传达和表现，另一方面文学书写又往往受到特定文化观念来导向。这样，文化与文学就处于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本文正是通过个案研究来展示这种双向互动关系。

一

以衣服来指代人体，象征婚恋内涵，很早就出现了。《周易·归妹》卦记载：“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1]乙是殷帝，纣之父，嫁少女于周文王。“君”是周文王之后，“娣”是帝乙少女之妹，是“君”的陪嫁之人。在帝乙嫁“妹”这件事情中，嫡妻（君）的衣袖（袂）不似乎没有妻妹（小姨子，娣）的衣袖来得漂亮。其深层含义就是说，夫君更爱随嫡妻从嫁的媵女身分的妻妹，妻妹对夫君更具有诱惑力。这里，女子的衣袖（袂）就成为女子身体的隐语了。同样，在《焦氏易林》卷十四也有将女衣作为女身的借喻之句，如《归妹·贲》：“耕石不生，弃礼无名。缝衣失针，襦袴弗成。”一位男子想和一位姑娘约为婚姻，但失于通媒之人，仿佛是欲制衣却无针线一样，因此这位男子就得不到梦中之衣。

作为指代人体的衣服，一般是特指那种贴身的内衣。如《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衵服，即为贴身内衣。杜预注：“衵服，近身衣。”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衵，妇人近身内衣也。”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都与夏姬有之私，都得到了夏姬送的贴身内衣，因此都拿到朝廷上来炫耀。《楚辞·湘夫人》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袂”，衣袖也；“褋”，内衣也。《方言》卷四曰：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关之东西谓之襌衣。有袌者，赵魏之间谓之袏衣；无袌者谓之裎衣，古谓之深衣。”“袏衣”、“裎衣”都是内衣的指称，即“深衣”，区别在于前者有前襟，后者无前襟。“襌衣”，亦称单衣、内衣。“褋”与“襌衣”之异只是方言的区别。屈原，楚人也，所以称内衣为“褋”。捐袂遗褋于江浦之中，即表达了湘夫人对湘君的一片痴心和忠贞之情。所以洪兴祖说：“捐袂遗褋与捐玦遗佩同意。玦佩，贵之也。袂褋，亲之也。”[2]所谓“亲之也”，就是指衣服为贴身之内衣，故能指代人体之身，表达贞爱之情。

贴身内衣为什么可以指代人的身体，从而象征爱情婚姻的文化内蕴，其原因大概有三：

其一，根据古代灵魂观念，认为人的生命是元气变化而成的，魂是阳气，魄是阴气，魂魄合一从而构成一个具体的生命体，而内衣由于长期贴近人的生命之体，因而与人的魂气具有黏附关系。如《仪礼·士丧礼》就讲到了用亡人的衣服来为新亡者招魂的礼仪：

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降衣于前。受用箧，升自阼阶，以衣尸。复者降自后西荣。

郑玄注：“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贾公彦疏：“覆之，直取魂魄反而已。”复者即招魂者登上屋顶，拿着亡者生前穿过的贴身内衣，面向北方连叫三声亡者名字，招呼亡魂归来，然后将内衣投于前庭的竹箧中，前庭受衣者则将招魂的衣服覆盖到亡者的尸体上，一场招魂礼仪便完成了。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徭人》记载了壮族男子娶妇迎亲过程一种特殊的“收魂”仪式，迎亲途中，巫者持篮，“脱妇中袒贮篮中”，“盖欲其妻悸畏而无他念也”。“中袒”即内衣，以竹篮贮内衣即为收魂，收魂的目的就是为了收住妻子的灵魂，使夫妻和谐，婚姻长久。这些古老的仪式都证明了内衣与人的魂气具有很强的黏附关系。

衣不仅与人的魂气具有黏附关系，而且有时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重要载体。如《史记·刺客列传》载豫让剑击赵襄子衣以报仇之事，司马贞索隐引《战国策》佚文曰：“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这里的衣就是赵襄子的生命载体。又如《聊斋志异》卷九《云萝公主》叙狐女与安生相爱怀有身孕，但作为人的异类是不能生育的，于是狐女“乃脱衷服衣英，闭诸室。少顷，闻儿啼声，启扉视之，男也”。“衷服”即内衣，是狐女的生命载体。

由于衣服黏附着人的魂灵，甚至是人的生命载体，所以衣能够指代女身或男身，进而演绎婚恋的文化蕴涵。

其二，根据古巫术观念，以衣指代身体是一种接触巫术。所谓接触巫术，就是根据接触律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巫术，如一个人的脚印、衣物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术于脚印、衣物，这些脚印、衣物也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将受影响。[3]“巫术思维的特征就是心与物不分，物象和观念合一，呈现为神秘的一体感和混沌性。它总是借用某些具体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即使表述较为复杂的内容也是依靠‘象’的组合，从中产生超出象外之‘意’。它不仅使物象和观念融为一体，而且使想象和事实融为一体。”[4]正是通过以衣代人的巫术思维，从而把异类之人与现实之人合而为一，推进婚恋故事的发展。对于那些现世存在的人来说，通过以衣代人的巫术思维从而达到掌控对方，如壮族脱妇中袒以贮竹篮中就是如此。《红楼梦》中晴雯脱下贴身的红绫袄赠予贾宝玉也残存着一定的巫术观念，她剪下指甲给宝玉则属于交感巫术中的另一种——顺势巫术的行为。因此，巫术思维赋予了衣服代人演绎婚姻文化蕴涵的思维原则。

其三，远古御衣礼的孕育仪式直接促使了得衣为婚的文化内涵。前面两重原因主要是分析了以衣代人的原因，而得衣为婚的原因则要追溯到御衣礼的孕育仪式当中。《礼记·月令》记载，在古代野合求子的高禖仪式中，有御衣礼：“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文选》卷一一何晏《景福殿赋》：“玄辂既驾，轻裘斯御。”李善注何晏赋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于身曰御。”蔡邕《独断》卷上亦曰：“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因此“御”就是穿衣礼，这种穿衣礼是与“接于寝”的男女交接的高禖仪式相联系在一起的。《论衡·吉验篇》曰：“后稷之母，履大人迹，或言衣帝喾之服，坐息帝喾之处，妊身。”闻一多认为“衣帝喾之服”即是“行夫妇事之象征”。[5]这种御衣礼在盘瓠故事中得到进一步继承，据《搜神记》卷一四载，高辛氏（即帝喾）“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高辛氏之少女脱去自己的衣裳，披上盘瓠之衣，“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穿衣即是行夫妻事，由这种远古的高禖仪式推演出得衣即婚的文化蕴涵，所以后世中的“衣”故事中就承载着婚恋的文化意蕴了。那些羽毛衣或兽皮衣被藏的女子而为男子所娶的故事里，实际上也暗含着御衣礼的孕育遗质成分，因为鸟女或虎女与男子结合后都生下了儿女。

综上所述，衣的魂灵黏附关系、巫术思维原理为以衣代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维原则，而古老的御衣礼则为衣载婚恋蕴涵提供了契合点，这就是古代文学中“衣”承载着婚恋文化意蕴的原因所在。

二

“衣”的婚恋象征直接呈现在并影响到古代文学的书写，以小说为例，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书写题材来看，通过具有婚恋象征意义的“衣”的勾连，拓展了现实人类与非现实人类的婚恋描写题材。一般来说，婚恋只能发生在现实人类当中，但是通过“衣”的文化象征，把非现实人类进行化幻为实、化物为人的文化改造，从而塑造了人与鬼神、动物等非现实人类的婚恋故事。前者如《搜神记》卷十六《卢充》，此篇小说是叙述鬼女赠衣给男性的婚恋故事。小说叙卢充外出打猎，误入崔少府墓中，卢充穿上崔氏鬼女所 “投一袱新衣”，在鬼府中结为夫妻。三日后，卢充回家，鬼女有娠，“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并“传教将一人，提袱衣”赠给卢充。别后四年，鬼女抱一个三岁男孩又与卢充相遇，此三岁男孩即是卢充与鬼女的婚姻结晶，是为“幽婚”。这里鬼女所赠卢充的“袱衣”即是女身的象征物，虽然崔氏鬼女已为亡灵，此一袱衣则为鬼女真身的替代，卢充穿上此袱衣就意味着男女两情相悦、鱼水相欢。

后者如那些“窃衣成婚”或“得衣得女”的婚恋故事，《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玄中记》曰：

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鸟，脱毛为女人。名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钓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人养小儿，不可露其衣，此鸟度即取儿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各走就毛衣，衣此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取衣，在积稻下得之，衣之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飞去。

豫章男子窃得姑获鸟的毛衣，从而与姑获鸟变化而成的美女成婚，并且育有三女。不幸的是鸟母后来得到毛衣后又化为鸟带着三个女儿飞走了。这则故事后来又演化为句道兴《搜神记》中田昆仑窃衣成婚的故事。故事叙述田昆仑家贫娶不起妻，禾熟之季，遇见了三个由白鹤变化的美女在池中洗浴。田昆仑窃得最小女子的“天衣”，此女子就成了田昆仑的妻子，生下一子叫田章。[6]这是“羽毛之衣”的故事模式。还有一类是“兽皮之衣”的故事模式。如《太平广记》卷四二七引《原化记》叙天宝年间有一选人入京，日暮入宿村中僧房，天明临别之时于院后破屋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皮”，选人于是“掣虎皮藏之”，女子醒后甚为惊惧，“因而为妻”，数年之间，“生子数人”。后来选人无意间泄露虎皮所藏之事，虎女得到虎皮，“披之于体”化为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在这两类故事中，无论是“毛衣”还是“皮衣”，男性得到它后都可以得到脱去毛或皮的禽兽变化而的妻子，而一旦男性失去了这些毛或皮则失去了妻子。因此，衣与妻子或者说婚姻有着直接的对等关系。

上面列举的都是“女衣”为媒介的题材，其实还有“男衣”为媒介的婚恋题材。如《列异传》叙谈生婚娶一鬼女，鬼女被迫离开谈生时，“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鬼女也“以一珠袍与之”。后来鬼女之父得知情委，“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这里的男衣也一如女衣一样，成为人的身体的象征，得衣即为婚姻。又如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卷十《求冥婚》叙曹晦面对庙里三座神女像，相中第三位神女，欲与之婚姻，巫者要曹氏“留着体衣一事，以为言定”，曹氏“遂解汗衫留于女坐”，巫者又取“女红披衫”给曹氏，并且约定二十年后当为婚姻。此后曹晦逝不婚娶，二十年后果真车马“骈塞曹门”，曹晦“升车而去”，以应“华岳灵姻”。衣服就是定情物，双方交换衣服则是交换定情物。

从构建情节来看，那些以“衣”为媒介的婚恋故事中，“衣”往往是构建情节的重要构件，曲折的婚恋故事往往因“衣”的得与失而变得起伏跌荡、摇曳多姿。如上述《玄中记》中豫章男子、《原化记》中天宝选人、《列异传》中鬼女、《求冥婚》中神女等，都是得“衣”得婚，失“衣”失婚，“衣”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推进因素。话本小说《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衣”为媒介把情节构建的艺术推向了极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故事叙蒋兴哥与王三巧结婚，把祖传的珍珠衫赠给王三巧；兴哥外出经商，三巧耐不住寂寞，与另一商人陈商好上，珍珠衫被赠给陈商；陈、王私情败露后，三巧被休，改嫁给吴知县，陈商惊吓病死，珍珠衫被其妻平氏收藏起来；平氏改嫁蒋兴哥，珍珠衫又重回到主人处；蒋兴哥失手伤人吃官司，吴知县审案，三巧求情，在吴知县的开明下，兴哥不仅没有吃官司，还重新与三巧团圆，最终演绎了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珍珠衫又重新赠给了王三巧。“衣服”珍珠衫的“得”与“失”昭示着婚姻的成与败。珍珠衫从蒋兴哥赠给王三巧作为婚姻见证开始，中经陈商、平氏，又回到蒋兴哥手上，并最终以蒋兴哥重新赠给王三巧作结，再次见证破碎的婚姻重归于好的美好结局。一珍珠衫把一个悲欢离合的婚姻故事演绎得一波三折、跌荡起伏。

从文学审美来看，以“衣”为媒介的婚恋故事中，“得衣”或“失衣”的故事情节还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喜剧或悲剧的文学审美情感。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浓郁的喜剧或悲剧的文学美感就是伴随着“得衣”或“失衣”而渲染出来的。文学审美最具悲剧色彩的当属于《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贾宝玉去看望生命垂危的晴雯时，这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丫环清醒地认识到此生无缘与身为贾府二少爷的贾宝玉在结为夫妻，于是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递给了宝玉，以此来表达她对宝玉的恋情与忠贞。这件贴身的旧红绫袄就是晴雯死后身体的永恒象征，是她企盼得到宝玉爱情而又不能的悲怆控诉！

总之，“衣”的婚恋文化意蕴对于相关小说书写具有文化导向作用，而小说的文学书写又对其指向的婚恋文化意蕴具有展示与体现的作用，两者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当然，这种双向互动并不是单一的对应关系，文学书写在传达“衣”的婚恋基本意蕴时，同时也会传达其他一些文化观念。如由“衣”的身体隐喻演绎出妻子等同后，后世的文学书写常常表现了对作为女性的妻子的歧视。《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叙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夜袭徐州城，张飞不但丢了城池，还使刘备夫人陷落在城中，面对关羽的责难，张飞痛苦万分拔剑欲自刎谢罪。刘备夺剑掷地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玉茗堂批评新著续西升仙记》卷上第四折法聪也说：“衣服可（与人）共，妻子亦可共。岂不闻‘夫妻如衣服’？”[7]清代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初编卷二《冯埙》也说：“兄弟手兄也，妻子衣服也，宁为手足去衣服，忍为衣服间手足？”在妻子和手足之间作二者选一的决择时，往往是弃妻子选手足，体现了古人重手足的血缘关系，而轻视夫妻的婚姻关系，这与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宗族制度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193．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68．

[3][英]弗雷泽．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9—21．

[4]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8．

[5]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A]．闻一多学术文钞·神话研究[C]．成都：巴蜀书社，2002：44．

第5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一、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意义

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有助于促进群众文化队伍的发展与壮大，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能够将文化工作者都集中在一起，使文化队伍扩大和稳定发展，业余活动的丰富与发展，会使一些业余的、有文化特长的群众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展示平台。在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政府以及文化馆等部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馆在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活动开展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群众心中文化馆的整体形象，因此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有助于维护政府及文化馆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创意

要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首先需要有创意，这是前提和基础，有创意的文化艺术活动才能够吸引群众，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追求原创

进行头脑风暴，可以让每一位成员都发表自己的想法与见解，不会受到别人的嘲笑与讽刺，能够在比较轻松的环境氛围中，提出自己的想法，从而挑选有建设性的创意。当前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容也应顺应其发展，否则将会使群众产生审美疲劳，因此需要适当的进行头脑风暴，使群众文化工作者能够积极发散思维，提出更多更好、更有新意的活动意见，满足群众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2.充分整合资源，实现创新

文化馆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有优势，例如利用现有的舞蹈人员、绘画以及书法人员等，实现资源的有机结合，开创书画音乐会，实现动静有机结合，在悠扬的琴声、笛声中观看各位艺术家挥毫泼墨，群众能够深入其中，自由评说书画作品。此外，还可以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实现技术资源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有机结合，实现形式以及内容上的新颖，更好的满足群众文化需要。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可以安装射灯、播放音乐等使观众的视觉效果更好，并通过微信、微博等将文化艺术活动展示在网络媒体中，通过网络评比、投票等加强群众的参与和体验。同时开展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活动，由政府主导，寻求市场合作，充分吸收企业、商家的资金、资源，促进文化艺术活动质量以及效果的提升。

3.积极借鉴，促进发展

在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还可以积极的学习和借鉴，帮助文化工作者进一步扩宽思路，避免陷入思维的死循环中，日常工作中要多留意国内优秀的文化活动形式，借鉴其可行之处，并不断创新使其成为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

三、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

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就是要对文化艺术活动进行设计研究，活动策划能够进一步指导活动创意，使文化艺术活动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

1.从群众需要出发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是要为群众服务的，因此必须要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了解群众的文化兴趣。活动开始前，应由文化工作者通过走访调查等形式了解群众的文化喜好，并结合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需要，明确文化艺术活动的目的、内容自己形式等，如果不从群众需要出发，策划出的活动与群众相距甚远，是不会得到群众认可与关注的。

2.了解自身的实际情况

在了解群众实际需要的同时，还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明确自身可以调动的人员，物资以及财力。人员就是进行文化艺术活动时所有的人员，包括演出人员、后勤人员、安保人员等，物资就是活动中所需要的道具、灯光、摄影、音响、宣传展示等，财力就是举行文化艺术活动中可以使用的资金以及资金的分配情况，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统计与分析，了解自身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相应规模的文化艺术活动。

3.明确艺术活动的定位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不是大锅菜，不能将所有的元素都混到一起，要对文化艺术活动进行准确的定位，这样才能够使文化工作者在活动策划中能够选择出科学的活动内容与形式，如果是在比较开放性的场地进行文化艺术活动，可以以表演为主，策划一些比较接地气的、活泼的活动。如果是在室内进行，就可以进行一些专业讲座、培训等形式的活动，要注意策划的内容的主题，满足社会群众的兴趣需要，还可以在节目中的某个时段加入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形式，因此文化工作者应进行科学的文化艺术活动策划。

4.进行精密策划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需要精密、细致，确保策划的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策划人员在策划活动时不仅要明确活动的内容、形式，还需要考虑到活动现场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如果事先计划是在室外的文化活动，但是遇到了不利天气或者观众骤然增多的现象，就需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避免现场出现混乱，造成人员伤亡。文化工作者在策划活动中要考虑全面、细致，并将所有的内容、事项都熟记，遇到紧急问题时能够沉着冷静的应对。

结语

第6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艺术；功能预设；复制；意义限定；影响机制；文化；艺术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本身既是文化，又是文化的产物，受着文化的制约，因此，对艺术的理解和研究都不能离开文化这个维度。这样一个观念，随着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和各种各样艺术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但是，艺术是如何成为文化现象的？或者说，文化是如何实现（或体现）在艺术之中，影响并塑造着艺术的形态和特征的？也就是说，文化影响艺术的机制是什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因而对它的学理机制至今不甚了然。笔者在关注音乐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渐渐逼近这一问题，并尝试着做了一些理论思考。现将思考的结果整理成文，愿意与广大同行进行交流，使这一直接关系到艺术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功能预设

文化影响艺术的机制有着不同的层面和种类，其一便是文化对艺术的功能预设。所谓“预设”，就是预先设定，这里是指，在艺术产生出来之前，文化就对其功能预先设定了。预先设定之后，艺术便只能按照这一设定向前发展。除非文化对其功能有了新的要求，否则它无法随意地改变自己。所以，艺术并非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而是在文化的功能需求下得到发展的。什么样的功能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形态。没有文化对其功能产生需求，艺术不仅不会发展，而且不会产生出来。

1.功能源自主体的需要

我们通常会认为，事物的功能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性，它客观地存在于事物本身，与我们的享用主体没有关系。比如保温杯，它的功能自然是装水供人饮用的。但是，当我们受到歹徒袭击时，我们可以拿起杯子自卫，这时它就有了武器的功能。可见，事物的功能并非仅仅来自事物本身，同时还来自该事物的享用主体，事物本身的某些特性只是这一功能赖以实现的物理条件。正因为此，我们在受到歹徒袭击时，可以拿保温杯自卫，而不会拿纸杯来自卫，因为后者不具有防御性或破坏性的客观条件。但是，从一个特定层面上说，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享用主体对它的需要。一堆木材，它可以造房子，可以造桥，可以造家具，也可以造纸，到底实现它的何种功能，是由我们享用主体决定的。在人类形成之前的漫长年代中，木材可以造纸的功能从来没有实现过，因而可以说，那时候，木材不具有造纸的功能。只是到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有了纸的需要，并且有了造纸的技术时，木材才会用来造纸，获得造纸的功能。所以，事物的功能与事物本身的属性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受着功能主体（人）的需要直接支配。前者只是功能实现的可能性，后者才是功能的现实性所在。鲁迅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只是用来造鞭炮，欧洲人拿了去，却用来造枪炮，开矿藏；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只用来找风水，欧洲人拿了去，却用来航海，探索新世界。中国和欧洲所用均为同一火药和指南针，但实现的功能却如此不同，原因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给它们的功能预设不同。

从本源上说，功能源自人的需要，事物的功能是因着我们对它的需要而产生。而人的需要又构成文化的基础，它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①因此，是人的需要驱动着文化对各种事物的功能预设。同样，我们对艺术的需要，也就是文化的需要；由这一需要所形成的，便是预设在艺术中的功能张力。

2.文化提供对艺术的功能需要

第7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相比，Moshe的工作显得有些“另类”和特别――他大部分时间都与一个特制大相机，呆在为放置这个“大家伙”而专门辟出的暗室里，然后再把拍出的图片进行数字化还原，夸张的说，那是一个接近于对微观世界的窥视。“我希望能把这些古老的杰作带给未来，不仅仅是保存，更是一种近乎身临其境的细节和冲击。”

为了“抢救”那些濒临损毁和消失的孤品、珍品，微软亚洲研究院来自网络图形组、视觉计算组、自然语言组、语音组、无线通讯组等研究员们与Moshe有着同样的愿望。研究员们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课题，并联合亚太地区的高校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技术可以对社会，包括对人类有更多的贡献和更多的帮助，所以我们才决定做这个事情。”微软高校关系项目部经理马歆说。世界文化遗产内容丰富，主要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微软所涉及开展的研究项目不仅涉及世界遗产地和文物的保护与保存工作，比如，表面质感建模技术、同心拼图兵马俑虚拟漫游、数字化保存吴哥窟，还包含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未来，微软亚洲研究院选择，回到过去。

追寻遗失的美好

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曾经说过，“科学和技术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微软亚洲研究院作为企业级研究院，和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高校等研究机构一样，在努力寻求科技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

200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高校关系部于正式启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主题研究计划。不仅将前沿的计算技术和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更利用计算技术探究文化遗产的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除了将无线和传感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搜索，计算机视觉舆图形，多媒体等技术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将成熟的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工作，比如研制一系列技术可以具有降低保护成本和易于操作的特性也列入研究员们思考的课题。

“一个稀世珍宝或者尺寸特异的文物，如果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移动或者触碰它，而又要对其进行可能是要全方位350度的数据采集，甚至是从里到外的每一个细节。这就需要特殊的采集设备。”马歆简单向记者描述了对文物的数字化过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字显示三个过程。而这第一步就已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这个任务，Moshe给记者介绍着在几个月前刚刚“完工”的特制相机，这就像一双通向历史的天使的眼睛，可以看到每一个笔触甚至是油彩凸凹的痕迹。

天使之眼

在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面试时，Moshe就谈到了研发一部特殊相机的想法。而这些创意的产生比Moshe加入微软的时间早得多，早在哥伦比亚大学，Moshe就在这个领域里研究了2年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他终于有机会把梦想变成现实。

Moshe和同事们专门为博物馆的数码艺术文件以及电子文化遗产设计并制造了一部相机。这是历史上首部成功结合超大尺寸镜头的相机，超大尺寸镜头通过和数码感应器结合的设计原先是用于影片拍摄。这个相机可以捕捉高于1000兆像素的图片，现在的商业数码相机最多只能制造不超过160兆像素的图片。最重要的是，无需移动镜头。因此，它更适合于拍摄拥有三维立体质感表面的物体。在不同光线照射情况下，相机拍摄照片，然后通过电脑合成计算，获得图像的立体感。

“图片大小并不是唯一测量一部相机好坏的标准，这部相机的对比度高于1：3000000，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相机的300倍。它的清晰度可以让我们在一米远的地方看清一个针尖上的30条线，这是普通人类视觉的6倍。”Moshe对记者说。

硬件的强大同样在微软更强大的软件平台上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通过电脑软件，可以轻松获取那些使用常规相机而无法或者非常困难得到的数据。

穿越时空的对话

除了帮助对文化遗产进行保存和研究，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希望让神秘的历史展现更容易接近和有趣的一面。

在尊重历史、重现真实历史的原则下，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方面与研究机构合作，将最前沿的计算技术和研究应用于对遗产、文化、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确认、保护、保存和传承。另一方面，还让平时深藏在博物馆文物走近寻常百姓的视野，从神秘到实现古今的对话。

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与北大和故宫共同合作的“清明上河图”画音展示系统就是一个把文化遗产保护应用到寓教于乐层面的应用。“对于老百姓来说，故宫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宫殿建筑、一方面是数量众多的藏品。我们希望和故宫博物院一起研究如何更好的将珍宝展示给世人。”马歆对记者说。

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与文物专家沟通并从资料上去分析和了解，把历史赋予了生命力。

第8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多维文化　艺术空间　艺术观念

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与共存，多维文化的碰撞、融合与滋养形成了今天的艺术思维的多元性。所谓多维文化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而是处于一种共存与互相补充、吸收的状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多维文化的共存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中对当今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对于今天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多种多样的选择”。多维文化必然带来艺术观念上的多元化，而多维文化观念下的艺术空间无疑也会产生深刻的变化。

艺术的源流来自文化、科学、人文与社会等诸多学科的融合，如传统艺术的理论框架，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等。这种状况与艺术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艺术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和社会系统也密切相关。艺术现象本身是无法从其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中单纯地剥离出来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艺术首先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学科而存在。艺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代世界里，其意义之丰富是不易想象的。我们不仅人人感受艺术，人人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透视艺术、言说艺术，艺术研究无法不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公共论坛”。多学科的融合似乎永远都是艺术研究“理论的元话语”。但就另一面而言，艺术也好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纽结，它能把这个多样的社会和被文化鸿沟分离开的我们连接到一起。这也是我们强调多元与多维构成艺术本色的一个意味所在。因此，当我们说艺术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结晶时，我们还要看到，艺术学也有自身的前途。艺术学一方面太多地得益于多学科的滋养，艺术学自身也正在逐渐成熟，自成一格、一家，成为一个很有生机的学科。因为艺术正在不断向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且渗透到各行各业，无论是文化界、建筑界、工业界、影视界，艺术无处不在，这或许是多维文化背景下传播、交流的结果。男一方面，艺术又是从文化中获得它的特质，获得它的神韵和方式的，文化又渗透到当时的艺术脉络中去。文化是艺术的血液，是艺术的肌理，可以说艺术是文化开出来的一朵审美之花，没有多维文化的滋养我们的艺术之花就会枯萎。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文化因素的差异，在形成的艺术风格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艺术家和艺术风格。艺术家成长的地域文化、所受教育、人生经历、价值取向不同，作品中就会出现特有的体现其文化的符号元素，这对于形成特有的风格起关键作用，尤其是现代艺术趋于国际性的特征。男一方面，文化差别反过来作用于艺术的接受者――不同文化的大众。我国的传统审美意识是一种意境美、含蓄美，是一种软性的美、感性的美。这就区别于欧美，尤其是德国、英国的硬性的理性感觉。我们的绘画中讲究“气韵”，书法中讲究“骨肉”，诗歌中讲究“情景”与“情志”等，其中审美脱离不了意境。《东方神韵》中有这样的描述：“意境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理想的范畴，它概括了中华民族关于艺术是什么、什么样的艺术才是最优秀的艺术等根本观念。因而，在整个中国古典美学体系，它当之无愧地应该属于最高级的、最为核心的范畴，这是逻辑上的考虑”。

第9篇：艺术文化的意义范文

第二个构成是关于“种族”的，是因为不同种族的数量或在教育环境中缺少明显不同的种族群。艺术实践反映了教育者的意图，即将所有人都整合到赞美种族差异、宽容和相互尊重的观念的社区精神里。选定用来探索种族差异的实践活动通常是基于的肤色、地理位置或宗教节日。也许是为了了解自己，人们需要体验“与众不同”，或成为别处的“陌生人”。作为“陌生人”可以有效地来挑战假想；而戏剧，因其可以凭借比喻来交战的能力，成为探索这一构成的强大的媒介。

在某些教育环境中，艺术教育者围绕课程的参与人数来设置课程内容，因为他们相信有些艺术只属于特殊群体，并更容易被其理解。这种艺术殖民化问题很严重，因为它限制了观念和机会，而这正是艺术探索和发展的特性。种族构成可以通过一则伊索寓言来解释说明：“一匹狼透过窗户窥视，看到一群牧羊人在吃羊骨头。“主啊！”他嚷道，“他们要是撞见我坐在那儿啃羊骨头，怎么就那么大惊小怪呢！’

多元文化社会的艺术教育（AEMS）是英国目前唯一的国家艺术课程发展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研究当地教育权威机构与地方艺术协会之间、教育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原则，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与在西欧传统文化以外从事艺术实践的黑人艺术家以及学院和大学里的教育家之间的合作，来融合‘欧洲’与‘种族’构成。艺术教育者和艺术家一起设计、实施、记录、评估他们的工作，并进行研究，从而产生新的有关艺术教育观点。许多教育家都曾经和许多艺术提供者密切合作过，有的是机构或者个别艺术家，来丰富课程内容和实践。多元文化社会的艺术教育（AEMS）已为这一进程做了很多工作，并试图提升艺术领域中的黑人艺术家的位置。这种艺术领域以“艺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观点为基础，即物质、文化、社交、心理、经济以及政治的社会方面都与艺术紧密相关。艺术品不仅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而且也象征着英国社会的复杂关系，艺术作品反映了当代英国的结构、审美观、创造力进程、价值观以及传统。

最近几年，教育界一直有个趋势，将许多艺术主题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大伞”之下。整合艺术反映多元文化艺术理解，并且将其本身诉诸于跨课程工作。许多多元文化社会艺术教育项目中的艺术家出生在英国并接受训练，有某种艺术门类的专业知识，但都能在文化框架下展示他们的作品，借鉴多种多样的艺术学科的原理。《心灵风暴》一书的编者皮蒂卡•纳都利这样描述：“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它是一个现实的、总的人生观的概念。它是一种将情感、思维、想象、味觉和听觉整合到一起的‘胶囊’。”不断丰富的资源和观点挑战了艺术教育家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AEMS研究强调，英国黑人艺术家共享着一种哲学，即用基本经验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有的集体。他们使用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符号，已在时空中检验过的、具有共同意义的符号。这与艺术教育者的训练形成对比，艺术教育者的训练旨在检验某一艺术门派的纯洁性以及独特的个人成就。在追寻艺术纯洁性时，选定的信息往往可以产生最终成为具普遍真理的假设，个性化则涉及了个人艺术反映的阐述和表达经历。

然而，整体和各异是个联合的概念，是把个人经历演绎成共同意义的艺术。对一个人来说，有意义的、让人们能够超越日常琐事的东西，主要是文化决定的。然而，这也是想象，也是个人的审美体验，在某个群体中有价值的审美体验。新的经历被编织进现有的传统中，从个人经历转变为具有共同意义的体验。然而，不同的是，不同的群体具备不同的审美意识，冲突的审美意识的社会如何努力实现统一。艺术教育家有责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艺术，并采用艺术的形式去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现实世界。只有确认这是一项严肃的追求时，艺术教育才会是多元文化的、政策与实践中的反种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