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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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投资行为；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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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邱静.货币政策与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 （5）：34-39.

[9]张超，刘星，田梦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J].当代财经，2015（8）：1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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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喻坤，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企业投资效率之谜：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J]. 经济研究，2014（5）：106-120.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经济增长不仅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 ,而且 ,在社会投资总量既定的条件下 ,为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 ,要求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在投资结构上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对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来说 ,政府投资是国家利用所掌握的财力资源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直接资金投入 ,其投资活动是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重要因素 ;政府投资方向的确定 ,依据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 ,直接体现着国家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部署和投资意向 ,有选择地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等部门 ,并以追求宏观经济利益为前提。

        在现代经济运行条件下 ,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增长率和投资效率增长率。为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 ,中国“九五”期间开始的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一项长期的战略重任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从速度型转向效益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 ,与财政投融资的运作紧密相关。

        1 .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 ,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一般来说 ,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增长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 ,如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较低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低。这说明处于高速增长中的国家 ,急需疏通和完善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功能 ,在于通过政府信用将民间闲散资金转化为社会投资 ,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完成财力资源的转移与配置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

        2 .经济增长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在资本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越高 ;资本配置效率低 ,经济增长率就低。就财政投融资对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来分析 ,首先 ,通过财政投融资的运作 ,使那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成长性良好、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能够得到超常的发展 ;并由此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其次 ,通过财政投融资在资本市场的运作 ,消除企业存量资产长期凝固的障碍 ,推动存量资产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流动与重组 ,充分利用企业存量资源。再次 ,通过财政投融资合理配置资源 ,促使企业经营机制发生转换 ,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 ,营造具有良好约束力度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 ,铺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

        3.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与投资方式的转换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运行中几次出现的大波动 ,都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投资需求膨胀相关 ;说明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因素 ,通过乘数作用对经济系统施以巨大的影响。同时 ,投资在创造社会需求的同时 ,也会增加社会供给 ,成为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主要因素。通过财政投融资的运作 ,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实力 ,对社会投资规模进行调控 ,改善经济结构 ,将促进增长方式的转换。并且 ,财政投融资的诱导和扩散的导向效应 ,促使社会投资方向趋于合理。

        4.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体现着对科技进步的要求 ,特别是在对现存产业结构的改造中要加大技术含量 ,加快技术改造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目前我国产业部门设备老化和总体技术水准较低而政府公共预算资金十分拮据的状况下 ,急切需要运用财政投融资 ,为政府和企业筹集更多的长期建设资金 ,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 ,增加高新技术的开发能力 ,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政投融资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较强的作用力度 ,因此 ,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 ,运用财政投融资 ,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二、对经济结构的优化

        国民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 ,从静态上看 ,是决定于存量资本的结构状态 ;从动态上分析 ,则与资本的投入紧密相关联。由于社会总投资的投向与部门投资份额决定着各产业发展速度的大小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所以 ,增量资本结构的合理与否和优化程度 ,就影响着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演变趋势 ,需要通过合理的增量结构来实现对既存产业结构的变革。财政投融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调节手段 ,存在着对增量结构内在的调节机制 ;可以通过债券、股票、投资基金、bot等融资手段 ,增加对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以缓解和消除“瓶颈”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财政投融资运作具有明显的产业政策倾斜 ,对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合理化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通过财政投融资对增量资本的结构调整变化 ,来促进资产存量的调整 ,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比较落后国家向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转变的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的国家往往是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处于该阶段的国家能否转变成功 ,成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乃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急剧的结构变革来推动的。从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的历程来看 ,中国从一个以农业产业为主的落后国家成长为初步工业化的国家 ,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变 ,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然而 ,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始终受到结构制约的困扰 ,投资结构的扭曲已经成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地域布局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投资结构的转换成为当务之急。在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 ,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别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调节方式也就大相径庭了。从而 ,体现政府政策意图的财政投融资之运用以及运用程度在客观上就有着极大的差异性。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处于现代化 ,根本性的结构转换已经完成 ,新的结构变革不存在技术上和组织制度上的障碍 ,产业之间的结构均衡主要依靠市场的自组织过程或部门之间的协调来实现 ;故对发达国家来说 ,产业结构的调整 ,不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 ,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化途径来辅助或微调。与此相反 ,由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所面临的发展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经济结构不仅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局部问题 ,而且具有宏观战略上的重大意义。调整产业结构 ,促使其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 ,既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 ,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的作用不仅是提供经济发展的一般环境 ,而且是作为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组织者。因此 ,财政投融资就必然在以下方面起着较大作用并成为政府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重要调节工具。

       1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现状 ,都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 ,同时并存着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 ,不仅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技术基础上 ,而且具有不同的制度结构和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就是结构转换和组织制度创新的过程。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投融资 ,加大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 ,来保护和扶植我国新兴的幼小产业 ,促进这些产业的尽快成长 ;同时 ,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进行比较和选择 ,促使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结晶在我国的采用和发展 ,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现实基础上有一个较高的新起点 ;从而加快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2 .由于目前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市场要素发育不良 ,市场体系不健全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极大抑制 ,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现实中似乎一时难以达到 ,而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产业政策的导向以及财政投融资的运作 ,给微观经济组织指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方向 ,有利于促使企业作出长期决策的正确选择。

        3.在加入 wto与实现产业发展和结构转换的外部环境上 ,国内生产及供给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 ,特别是同国外的需求结构之间的差距很大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出口产业不仅是国内生产部门的量的扩大和延伸 ,而且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结构调整 ,存在一个明显的外向化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整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和它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竞争力的提高 ,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就不可能迅速提高 ;同时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的引导 ,也难以增加出口竞争力。因此 ,要实现外向化发展过程的良性循环 ,需要财政投融资配合相关的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支持出口创汇企业的运营 ,在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不断地形成一些具有新的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 ,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市场的参与度。

       4.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偏差 ,并处于产业成长过程中结构重组的转变时期 ,面临着重新构造产业结构的重大选择。伴随着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革 ,几乎会引起一些重要的经济过程、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的深刻变化。偏差协调成为产业结构变革的基本内容 ,而且这种协调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财政投融资运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 ,在于配合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 ,促使国民经济的流量结构发生变化 ,引致社会资产存量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而有效地实现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协调。

        三、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财政投融资作为政府的一种重要财力资源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功能 ,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

         1 .充实社会先行资本 ,填补财政公共预算和银行信贷的投资空白。财政投融资在实施过程中 ,既体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经济政策的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运行 ,以确保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和必要的增值性。通过发展财政投融资 ,形成财政预算、金融、财政投融资三足鼎立结构的宏观投资体系 ,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财政投融资作为既具有财政性质、又具有金融性质的政府投资 ,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建立财政投融资体系 ,就是规范政策性银行和财政信用 ,转变财政职能 ,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 ,财政投融资承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 ,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一些长期、风险性和地缘政治因素而需要的政策性投资项目。

        2 .通过发展财政投融资 ,增强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调控能力。社会基础设施是经济基础结构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是人类在长期经济活动过程中为自己创造的基础条件。社会基础设施对生产和再生产、国民生活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保障和促进的巨大作用。由于其重要性和自身的特殊性质 ,决定了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手段予以调节、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性。即使是在以私有制为基本社会制度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 ,对此也是实行相当程度的管制。如美国政府始终对交通运输业、信息业 (主要是电讯、邮电 )、公用事业 (供水、电力、水利 )进行较多的干预 ;在日本也同样对电力、煤气、水道、交通运输、通讯等进行专门的干预和控制。政府通过财政投融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营运管理 ,实行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 ,实际上是通过利用基础设施的基本特性以及营运的外在经济性 ,对市场主体实行利益诱导而实现的。

        3.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从对投资需求来说 ,既要在投资规模上有一个合理的扩大需求 ,也要求投资结构能适应国民经济协调和稳定运行。前者是依据“九五”和“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 ,只有保持一定投资率才能实现相应的经济适度增长。财政投融资是该时期一条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将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途径。同时 ,财政投融资对在“九五”和“十五”期间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和投资的技术含量 ,也显得极为重要。近几年对某些基础产业或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所增加 ,但如何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支柱产业 ,合理调整经济结构 ,以消除政府宏观调控的“缺位”现象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一、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建立充满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建立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加快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建设多元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绿色信贷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通过绿色金融再贷款、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进行绿色评级等手段，鼓励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信贷等产品，创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投融资机制，发展交易市场。设立绿色产业基金。

四、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提升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分析(2012～2020年)目前中国经济正运行在以1978年为起点，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为终点的过程中，转轨进程的阶段性变化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任务、思路等都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和风险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将在较长时期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而国内经济形势也更趋复杂，需求增长放缓、物价上涨、房地产调控与经济转型等短期与长期问题叠加。2011年末，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为2012年愈加复杂的经济形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这个总基调下，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围绕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这将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持。1．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以及“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背景下，中央政府适当调低了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这既考虑了客观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与“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增长7%的中期目标逐步衔接。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预期目标。按照十七大报告勾勒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远景，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比2010年再翻一番，年均增长速度7．2%左右。

情景设定及其依据本文模拟了2012～2020年间基准情景、益贫式增长情景和危机情景中宏观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其中包含对通货膨胀、汇率、出口、政府支出等假设。在基准情景中，经济增长平稳，预期通货膨胀仍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2012年通胀率为4%，2012～2020年间通胀水平比较温和，在4%～5．5%之间波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影响，进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12年有所下滑，但在2013～2015年逐渐恢复至危机前水平，2015～2020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短期仍将大幅提升，2012～2013年为15%，2014～2016年为11%，2017～2020年降至与国民生产总值外生增长率相同水平;政府转移支付比例逐年增长，年均增长8%。益贫式增长情景假设了一些更有利于穷人福利水平提高的变动趋势，如通货膨胀率温和;对外贸易受到危机冲击很小能够并很快恢复上升的趋势;本币升值速度平稳，居民储蓄水平有所增加;财政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逐年提高，2012～2015年政府支出增长率高于基准情景2个百分点，2015～2020年间每年高1个百分点。政府转移支付的增长率在基准情景的基础上，2012～2020年每年高2个百分点。危机情景强调了目前金融危机下宏观调控政策的潜在变化，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挑战和风险。经济转轨进程中可能出现比基准情景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贸易摩擦升级，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降低;经济发展不稳定或缓慢将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2020年储蓄率比基准情景低6．8%);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基准情景的水平。情景模拟分析益贫式增长情景下模拟结果表明，2012～2015年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高1．6个百分点，2016～2020年高1．15个百分点，各组群的真实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状况均有所改善，其中，最低收入组家庭福利改善程度最大，为33．21%，与基准情景相比，2012～2015以及2016～2020年间财政赤字总额分别高出0．10%和0．04%，说明由于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加大，财政赤字有所增加;投资较之基准情景更高，年均高达21．23%和18．14%，说明虽然存在政府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社会总投资规模仍然大幅提高;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整体而言，益贫式增长情景下基本上达到了益贫式增长的目标。危机与风险情景下模拟结果(见表4)表明，2012～2015年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低1．4个百分点，2016～2020年低1．5个百分点，各组群的真实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福利状况均有所下降，其中，最低收入组家庭福利受冲击最大，降低31．22%，总福利水平比基准情景下降低72．58%，最高福利组受冲击程度最小。危机情景下，财政支出水平大幅上升，导致财政赤字情况急剧恶化;公共投资明显增加的同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也非常明显，投资水平较之基准情景水平更低，偏离程度达－21．65%和－18.77%，消费水平也较基准情景大幅降低。整体而言，危机与风险情景下，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都遭受到重创，益贫式增长的目标无从实现，且政府的财政状况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通过模拟基准情景、益贫式增长情景和危机情景下宏观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可以发现，贸易条件、汇率、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公共支出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与幅度对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影响巨大。为了更好地推动益贫式增长，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注意宏观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和穷人福利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加速益贫式增长的宏观政策调整思路提出三点建议。(1)在保持财政政策稳健性的同时，进一步推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本文的模拟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显著，但是与财政支出数额相比，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要低得多，症结在于支出结构与益贫式增长目标仍存在偏离。近期，国家在政策性住房体系、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资增幅很快，财政支出结构已逐步得到优化，但同时也要保证财政可持续性，虽然国家财政收入增幅连年超过20%，但近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已经大举发债，财政赤字扩大趋势将会继续。财政赤字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长期来看，稳健的财政政策才是益贫式增长的合理选择。(2)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水平大幅上升。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会挤压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不满情绪甚至会因此而加剧。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通常比较被动，在发达国家先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期间控制通胀难度更大，为规避这些负面影响，必须采取调整收入政策、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提高利率、降低工资水平以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蔓延。(3)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本文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和穷人福利的冲击很大。事实上，当前外需大幅减少所引起的出口下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优化出口结构，特别是提高包括农产品、资源类产品附加值，以对外贸易带动技术革新才是贸易政策发展方式转变的要义。

作者：刘畅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魏加宁

当前经济形势确实是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偏快，银行信贷资金增长过快的现象，与2004年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煤电运等瓶颈尚不明显等。我个人认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加强适度的调控，但是还没有达到各种行政手段都要一起上的地步，还是应当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并辅助财政政策，在控制政府投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消费，加快政府财政的转型，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居民的负担，改善居民的预期，使居民敢于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消费，这样不仅能刺激消费，而且还可以减轻和减少银行存款的压力，减轻银行放贷的压力。

目前从短期看，宏观经济形势似乎非常好，高增长低通胀似乎是最好的时期，但从长期来看问题比较严重，比如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在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加重了。另外有一个房地产泡沫，经济泡沫问题。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的过程中，出现了泡沫经济，一方面日元大幅度升值，股价飙升，地价飞涨，一般商品的价格非常平稳，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没有办法及时做出有关的决策，由于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泡沫经济。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和日本当年类似的情况，就是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虽然说没有大幅度升值，但是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将继续升值，另外股市时不时有一些井喷，房地产价格在不断的调控之下依然快速地上涨，同时一般的商品价格低而平稳，很多特征像日本当年泡沫经济初期的情况。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也有很多和日本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时候，银行业还是比较健全的，没有多少不良资产，只是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才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另一个是日本当年的制造业还是很健全的，出口的产品都是真正的日本制造，而今天中国的所谓许多中国制造，其实并不是中国制造的，充其量不过是在中国制造、在中国加工、组装、贴标签而已，人民币一旦升值更容易出现泡沫经济，加工组装利润本身就很薄弱，人民币升值空间会进一步压缩，资本很容易流向房地产、股市。

我认为，要防止泡沫经济，就是要采取正确的对策，既包括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长期的发展战略。

对策之一，就是要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尤其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平衡对外贸易，应对人民币升值，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可以在不改变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情况下，解决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问题。

对策之二， 要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日本的教训之一就是扩大内需本来是中长期政策，日本的有关部门和中央银行在接受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之后，将长期政策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搞混了，以为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总需求，于是采取了过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要防止泡沫经济必须要采取稳妥适当的经济政策，要把握好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对策之三，要加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虽然是出口大国，但是出口的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且大多是外国品牌，目前我国货物出口一般55% 以上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出口的商品所占比重很低。现在，国内企业的生产向着低加工度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行业倾斜，向低加工度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倾向，而高技术含量的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基本被跨国公司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受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初级产品和初级行业，或处于低加工低技术含量生产环节的国内企业，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实现自主创新，“中国创造”，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才有可能解决国外针对我国的反倾销问题。扩大内需只能从需求方面解决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问题，实现中国创造才能够从供给方面提升我国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我国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经济过热还将继续 宏观调控没打击民企

袁钢明

对于今年的经济过热倾向，央行采取了调整利率等几种手段，但效果不大。从现阶段来看，第三季度的国内经济还在比较高的位置运行,还有加大调控力度的空间。

最近，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实，采取这种方式，要看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多不多，也就是钱用不用得出去。通俗点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因为其国有性质，可以不断吸纳大量资金，是不愁没钱用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相当于把商业银行一部分闲置的钱收起来，而且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幅度只有0.5%,所以作用不会明显。

此前，央行曾发行了1000亿元的一年期央行票据，这就是以买卖票据的方式向商业银行收回货币，这种调控方式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样的，是一种数量调控。不过相对于连续大量发行票据，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相对弱一些。

之所以没采取之前呼声很高的加息政策，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贷款利率已经很高，如果再调高，房地产业会受不了，也会给企业增加很大负担。但贷款利率毕竟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调控措施，效果也最直接。

前几个月，央行上调过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但只调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没有提高，这是治标不治本。存款利率相当于银行筹集资金的利率，存款利率上去了，贷款利率自然就上去了。国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调节存款利率，不调贷款利率。

不过，从长期看，宏观调控是一个分步走的过程，不能指望它一步到位地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可以预见，央行还将继续采取紧缩政策，逐步调控。

今年的宏观调控没有采取过头、过激的行政措施，这还是第一次。近几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于以所有制和企业性质来定性，一旦经济过热，就常常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比如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一个例子，江苏的铁本公司就 “撞”在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枪口上，因“盲目投资”而被惩戒。而今年的宏观调控没有针对民企，没有采取“关”、“停”、整顿等行政措施，对民企的态度不再“忽冷忽热”，这可以说是一大进步。

经济过热时 民企应“有所不为”

蔡福金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前,7月5日起，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上调了0.5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结构调整步伐有所加快，经济效益继续提高，总体形势良好。但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加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据此，央行做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以抑制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维护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应该说，这个调整很及时，很有针对性。根据测算，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 个百分点，可以冻结1500亿流动性资金。通过对经济宏观微调，有利于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对民营企业影响的面不是全部，而是一小部分，特别是那些自有资金不足、主要靠信贷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的民营企业影响会比较明显，这些企业的这类项目贷款可能就会受到抑制。

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担心贷款受到限制。除了银行信贷，归纳起来，大概还有九种融资途径：第一、政府财政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第二、地方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推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无抵押担保贷款；第三、直接融资，在国内主板、创业板和境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第四、股权融资；第五、项目融资；第六、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规定企业债券；第七、利用企业的无形资产如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工业产权等进行质押融资；第八、向政府设立的互或商业性信用提保机构融资；第九、向科委申请科技创新基金。

为了解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国家采取坚决的宏观调控措施。民营企业应该做好以下准备。

（一）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企业都要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正确发展，避免走错路、少走弯路。（二）深刻认识、全面理解、坚决贯彻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和国家产业政策，不要乱上、盲目上与国家方针政策不符的项目。（三）必须认真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对选择的项目做好可行性论证。反观国内有些企业，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并不鲜见，这种粗放式决策方式必须改变。（四）根本问题是迫切需要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和企业家的综合素质。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有五种行业不能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水泥、钢铁、电解铝等十三个行业；高能耗的行业；高污染的行业；正在整合、重组、并购的行业，如汽车业；落后即将被淘汰的行业。

有六种行业可以积极进入：节能型行业；低耗行业；无污染行业；有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行业；符合自主创新要求的朝阳产业；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

具体讲，有八个领域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一是原来垄断现在开放的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二是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交、垃圾、污水处理等；三是社会事业，如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四是金融行业；五是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六是参与国企改制；七是参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举的投资建设项目；八是新农村建设，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广播电视、文化事业、商业零售等都蕴含巨大商机。

民营企业投资选项目要注意四个原则：首先，任何项目的成功都是市场需求与企业资源优势相结合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注意的是，市场需求包含国家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引导；企业资源优势不仅指自身所有的资源，也包含企业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其次，向邻近和相关领域拓展的原则，如果主业已经成熟，需要向外拓展，一定要在邻近产业和行业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第三，要掌握“无中生有”的原则。凡是市场迫切需求又短缺的产品，只要投资，就可以获得惊人的成功；第四，要学会避热就冷，学会逆向思维，避免跟风上项目，避免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重后果。

“高增长、低通胀”值得质疑

易宪容

国家统计局7月18日了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3%，而GDP增长则为10.9%。仅仅看这两个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 “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时期。因此，为了保证国内经济增长得以持续、不增加国企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之负担，又能够对银行信贷增长过快有所约束，央行采取了调升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

但是，调升存款准备金率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结论可能并不乐观。从2003 年出现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等现象开始，央行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有四次了，但实际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已经证明作用有限，为什么还要调升存款准备金率？这固然与减轻国有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的负担有关，但最为主要的是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认有了误差，简单地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大好形势中。那么，“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形势又是如何得出的呢？这与目前对通货膨胀指数的评估、计算有关。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并不像公布的那样好，即目前中国的实际CPI与名义CPI差距很大。

目前国内的CPI体系没有反映居民购买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和水平。国内CPI体系滞后性、非规范性、非科学性早就受到经济学界严重质疑。加上国内CPI指数编制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不仅导致国内CPI指数与实际经济生活严重脱离，也误导了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决策，剥夺广大民众与研究者的知情权。试想，如果用一个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CPI指数来判断国内经济形势，如何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因如此，国内CPI指数严重的低估，就容易得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高增长、低通胀”的结论，因此宏观调控就不需要动用价格型工具――利率了。此时，调升存款准备金率一箭多雕，何乐而不为？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一、把握公共导向，不断深化公共财政建设作为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变革

1.公共财政建设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骤上的契合。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治本之举”之一，同时也是为财政政策发挥“有意为之”的能动性所提供的系统支撑。在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方面，近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包括财政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创新、公共产品和服务逐步提质、丰富在内的成绩。但是，公共财政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所要求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所肩负的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使命，需要继续深化财政转型，不断探索和创新。公共财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有机部分，而且需要其产生更大的作用力，以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进步，也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公共财政建设中，不仅要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还要在更深层面上，发掘公共财政的创新空间。

2.要深刻领会公共财政与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政治文明的互动意义。现代意义的公开、完整、透明的财政预算，从其编制、审议、批准到执行，需要有一整套体现合理有效的权力制衡、民意表达、规范严密的决策及监督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果这种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安排，最终能够在公共财政的决策和管理运行中稳定地成型，或者说通过公共财政建设的深化促进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建立和推广，那无疑将是公共财政对和谐社会核心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更深层次和更具全局意义的贡献。同时，其综合效应将顺理成章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正面推动作用――无疑，权力制衡和公众监督的制度化是防止政府偏离职能、过度干预经济和促使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落实于集约式增长的最有效方法和长效机制。

3.深化财政政策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完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努力扩大就业，支持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政策。完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大力支持粮油、蔬菜、棉花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应，做好必需商品进口以及储备物资投放等，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财政政策实施路径

1.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强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2.完善则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余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关键词：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政策协调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7JA7971)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任碧云(1962-)，女，山西晋中人，经济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金融与保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宏观调控、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实践等研究；王智茂(1983-)，男，江苏盐城人，天津财经大学金融与保险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宏观调控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16-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转型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及其表现

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外部环境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日益密切的互动。这和我国国内城乡二元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相似，可以将其称为全球范围内的“二元经济”；就内部环境而言，国内总供求关系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走向了买方市场。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转型背景下经济运行所具有的特征，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了特殊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双重压力

产能过剩，简单地说就是生产能力大于需求或者供过于求。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我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与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从300种生产资料来看，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数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长4.6％；供求平衡的218种，占72.7％，数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长2.4％；供不应求的仅13种，占4.3％，数量比2005年下半年减少61.5％。2006年1月一5月份，有9个产能过剩行业的国内贷款继续增长，仅钢铁行业就增长45％，增速同比加快8.7个百分点。我国的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汽车等行业产能已明显过剩；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目前虽然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很大，随着新建扩建产能的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有加剧之势，工业企业的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通货膨胀是世界性现象，其产生原因有着多种经济学解释。一种是从总需求角度来分析，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度增长，总供给不足；另一种是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它从总供给的角度分析，认为引起通胀的原因在于成本的增加；还有一种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这种理论从各生产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和各生产部门之间收入水平的赶超速度等角度分析了由于经济结构特点而引起通货膨胀的过程(武献华、庞明川，2003)。2007年以来，中国的CPI连续上升，10月份达到今年最高值6.5％。消费品价格的飞速上涨，使人们对经济产生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政府也连续出台多项稳定物价的紧缩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从目前经济发展态势来看，CPI上升的推动因素已经开始由粮食、能源、原材料等扩散到其他领域；从供求角度来看，当前通货膨胀正由成本推动为主向需求拉动为主转化。由于目前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初步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在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之间形成了互相强化的循环。

(二)流动性过剩和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加剧

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热点。可以说，当前M2/GDP比值过高、银行存贷差过大等现象已经表明中国流动性严重过剩。过多的流动性推动了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物价上涨和经济稳定造成了压力。从表1数据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广义货币M2增长明显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除2004年外，2000年～2006年广义货币M2增长率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M2增长率平均比GDP名义增长率高出3.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由2000年的1.36上升为2006年的1.65。

说明：1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

2　M2增长率、GDP增长率、M2/GDP通过各年数据计算得到：

3　M2增长率、GDP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银行存款与贷款的差额日趋扩大。2000年～2006年，银行人民币存款增长比贷款增长平均高出了4个百分点。银行存贷款增速的差异导致存贷款差额不断扩大，截至2007年9月末，银行存贷款差额已经高达12.40万亿元。这表明银行可运用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间市场。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6年的8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2002年为3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而2006年已达到177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持续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使得新增外汇占款成为我国流动性供给的主要渠道(王子先，2007)。央行数据显示：2007年1月～9月，中国贸易顺差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增长了3673亿美元，同比多增1982亿美元；而2006年全年外汇储备的增长额为2475亿美元。2007年9月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再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激增将会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的扩大。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进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投资效益的提高推动银行信贷的增加，中国宏观流动性仍将出现高位增加的局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贸易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对货币投放总量产生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对流动性过剩的部门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形成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流动性过剩；而这种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存在，必将对经济整体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三)经济增长显著，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中国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下岗就业与社会保障成为城市居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率也成为了目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之一。“十一五”期间每年城

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现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人数，“十一五”时期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8％，每年大约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5年共能提供400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而且，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将其计算在内，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另外，目前的失业率统计中也没有包括500万下岗职工，因为下岗职工尽管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企业的人，没有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以后‘下岗’和‘失业’完全实现并轨，两部分人就将合并计算，那么我们的失业率的数字就将更高。”

显见，与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着的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只有一个，即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总是要伴之以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也只有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整个社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是，由于政绩考核导向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能够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9.5％，而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该比重要在50％以上。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从1999年至2005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户数从3160万户减少到2464万户，降幅达22％；从业人员数从6241万人减少到4900万人，降幅达21.5％(中国新闻网，2007)。

从当前宏观经济的运行特征来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已经由总量问题转为结构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扭曲，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合理配置使用市场资源和非市场资源，通过市场调节和非市场调节的相互配合，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逐步推进市场化转型进程，将是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基于转型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复杂性特征的政策协调选择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开始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使之同时均衡，各项政策及其工具必须相互协调和配合(钟丹，2002)。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等都给予后人以重大影响和启示。特别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为有效。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已经拥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和较为健全的制度体系支持，因而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依赖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通过灵敏的市场传输机制，调整经济结构变化，就能够影响整个经济的运行；而中国的情形则不同，由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就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同时存在。基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这种特殊复杂性，单纯依靠某一两种经济政策已经很难从本质上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因而，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涉及到多种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和配合。

(一)基于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协调选择

根据通货膨胀的一般理论，通货膨胀的成因不外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这两方面以及这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但就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引起需求膨胀和成本提高的因素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因素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因而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受国际市场粮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粮食、能源、生产资料等基础产品的价格也在大幅上涨；而且由于工业内部结构本身的不协调，基础工业明显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需求，因而一旦基础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必然会对整个工业体系产生需求层次不断延伸和扩大的链式连锁反应，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通货膨胀的预期。与此同时，由于存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企业又会不断增加现期的生产投入甚至开始预增未来产能的投入；个人消费也因为通货膨胀预期的存在而开始增加，实物资产价格开始上升，又使得这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逐渐转变成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并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基础工业一直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加之一些高能耗的基础工业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利润空间很大，从而造成近年来对于基础工业的投资不断攀升，而对于基础工业的投资主要又是以资本密集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主，造成了这些投资项目不能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那样，比较容易地进出生产领域。这就意味着在国际市场引起的原材料及基础产品价格上涨之后，这些行业因为缺乏市场流动性，短时间内难以依据需求状况减少或退出生产，使得产能过剩的状况难以随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出现根本变化。由此，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层面上出现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调整当前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主要将依靠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组合来解决。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治理通货膨胀最为有效的工具，而产业政策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上更为有效。但由于中国经济运行中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在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就需要两种政策工具更为合理的搭配和协调。具体来讲，首先应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人手。产业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尤其在调整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结构方面，应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淘汰和压缩过剩生产力，稳定市场供求状况，增强国民经济活力；其次，在产业政策目标明确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加以协调配合，主要是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行业的信贷投放量，有效利用利率杠杆，引导、优化产业结构。

(二)基于流动性过剩和贸易顺差的政策取向选择

就现在的流动性过剩而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刚性

汇率制度下的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孙立行，2007)。在一定程度上讲，银行信贷的增长完全是出于平衡存款迅速膨胀的负债结构，M2的增长速度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央行的货币增长伴随着大规模的外汇冲销行为，在贸易顺差的扩张中也有很多隐藏着人民币套利的投机资本。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贸易巨额顺差的问题，单纯依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如加息只能缓解国内信贷的增长压力，而无法解决外汇占款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加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有利于抑制贷款需求，但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从而增加外汇占款规模。

对于经济政策的取向选择来说，货币政策同汇率政策、外贸政策的协调使用会更加有效。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进行外汇冲销干预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使用灵活的汇率政策来解决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自2006年年底起，中国已履行对WTO的承诺，开放了国内金融行业，所以，要杜绝外国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尤其在人民币增值预期非常强烈的状况下，流人的市场力量要远远大于受到监管的流出的规模，控制外汇本币化的数量调整手段也显得作用不够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就显得十分关键。应大力发展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尤其是使用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运作，这不仅能缓解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膨胀压力，而且还能降低央行冲销行为的成本。因此，在合理吸收现存过剩流动性的同时，积极寻求流动性的疏导之策将是解决流动性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多的根本所在。在解决流动性过剩过程中，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是解决如何吸收并减少流动性流入问题的关键；而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则是解决如何释放并流出流动性问题的主要政策手段。

(三)基于在经济增长情况下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政策取向选择

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等指标，而对可以增加就业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重视不够(夏小林，2007)，从而出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向好而就业率反而减少的状况，致使我国失业问题愈演愈烈。我们知道，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从政策协调的角度看，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来解决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不协调问题。照此思路，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新经济组织时，应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优先考虑的经济指标之一；在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增加就业的同时，应该辅之以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为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另外，由于财政政策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方面可以避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利率等中间环节，对于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建设、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及降低交易成本具有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因而政府还应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和农业的财政支持，保障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

三、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安排

由于转型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处理具体宏观经济问题时，就需要多种经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结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及主要问题，我们提出下列思路。

(一)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行业竞争力，实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刘志彪、安同良，2002)

具体来讲，其一，完善行业准入管理制度，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淘汰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还应该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其二，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企业，加强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化工、建材、建筑等重点行业以及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其三，鼓励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涵盖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其四，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由政府部门来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机构，主要功能是给这些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项目提供担保，使其能够向大银行贷款，以促进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协调收入分配

第一，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于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倾向，通过减轻赋税和增加企业盈利分红的措施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通过提高全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来保持居民工资水平的长期增长；第三，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在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养老院、敬老院，对农村的孤残人员实施救济金制度，通过农民个人、地方政府、乡镇企业三方联合建立医疗防御基金，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三)货币政策：政策适度从紧，优化信贷结构

第一，在目前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第二，通过“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对信贷资金投放实施引导；第三，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经济的崛起；通过大规模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主动吸纳过剩流动性。

(四)汇率政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外汇体制改革

第一，完善做市商制度，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改进中间价形成机制，健全外汇市场体系；第二，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提高市场交易活跃程度；第三，加大改革与创新的步伐，同时在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方面选择适当时机，在合适的交易所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交易；第四，筹备外汇投资公司，运用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缓解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膨胀压力；第五，继续扩大实施“藏汇于民”的政策，适度引导和扩大资本流出，同时加大反洗钱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对国际热钱流入我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继续加强短期外债管理。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范文

剖析江苏经济金融现状，更加坚定改革决心发展信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苏金融业始终坚持走改革创新发展之路，金融业在取得自身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2008年我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超过1400亿元，约占GDP的4.62％，比上年提高0.62个百分点，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12％，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下审视江苏经济金融业的发展，既要看到面临的“危”，更要把握存在的“机”。客观分析江苏经济金融现状，我们的信心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心来自于江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后劲。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江苏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为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综合竞争力提供了必要支撑。2008年全省GDP超过3.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左右，人均GDP达到5700美元。今年GDP预期增长10％以上，经济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积极贯彻中央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省财政安排投资100亿元，预计到年底可完成政府性投资3000亿元，带动全社会投资1.4万亿元。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全社会投资的高位增长，将为我省经济提供强有力的发展后劲，也为金融业改革发展创造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其次，信心来自于江苏高质量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全省金融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好势头，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008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7万亿元，增长21.6％：人民币贷款余额2.62万亿元，增长19.5％，高于全周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资本市场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11家，保险市场实现保费收入775亿元，同比增长34.5％。全省金融机构实现利润789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8％：金融机构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2.7％，比年初下降1.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双下降”势头。今年1月份，全省新增贷款260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47亿元，占去年新增贷款总量的60％，显示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我省金融业良好的反应能力和较高的运行质量。

第三，信心来自于江苏有日益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金融业高度重视，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省”的目标。去年中央对宏观调控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八个方面29条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对金融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更加统一，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金融生态县创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金融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等扶持政策，各地积极开展金融业改革创新试点、农村金融改革等工作，为推进金融业重点领域改革、加强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氛围。

透视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更加善于抢抓机遇迎接挑战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股市、房市相继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从总体看，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和影响相对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银行业仍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证券、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尚不充分，监管体系相对健全、独立，特别是对金融创新及衍生产品的管理较为审慎、严格。相比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要大于金融业。在世界经济加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环境依然向好，诸多有利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一是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随着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长远和全局看，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将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金融组织和管理体系已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审慎而又灵活的外汇管理政策，对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抵御外来资本市场冲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三是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形势把握及时到位，政策调整更显灵活，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充分体现了我国行政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艺术性。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从从紧的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定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四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和传统的储蓄美德。目前我国拥有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民储蓄率达到50％以上，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这些都是抵御外来风险、保障经济需求的坚强后盾。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环境更趋复杂，挑战更为严峻。但机遇也蕴含于挑战之中，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更加善于在挑战中把握机遇。争取更大的发展主动权。

一是要在迎接市场竞争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金融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的大调整。那些依赖于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国际金融企业集团，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相反，包括中国银行业在内的以传统储蓄与信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企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首轮冲击而得以稳健发展。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为我国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了新的机遇。当国际金融资本日渐收缩之际，正是我国金融资本实现对外扩张的有利时机。当国际金融衍生品创新受到全球质疑之际，正是国内金融业加快产品、服务创新的有利时机。当国际金融人才加快流动之际，正是国内金融业招揽金融专业人才的有利时机。随着国际金融人才、金融产品、金融管理的引进和借鉴。我国金融业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是在适应政策调整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去年11月，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务院研究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决定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就是要通过扩大

财政支出，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政策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货币政策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迅速地提振经济活动，以项目建设拉动信贷投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出，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是第一次。货币信贷资金的大幅投放，对我国银行业抢占市场、控制风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资本、保险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适应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是要充分利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抓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利时机，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化，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提高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

三是在改进金融监管的挑战中把握机遇。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缺位”问题，既为我们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也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越是要加强监管。越是在有效监管的环境中，金融业才越能健康持续发展。在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由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监管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展望江苏金融发展前景，更加勇于承担责任促进发展

当前，江苏金融业发展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面临难得的机遇。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金融业既要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好地承担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又要在“保增长、促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先导作用。当前形势下，不折不扣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省金融系统来说，既是工作要求，也是能力考验，更是发展机遇。我们必须始终坚定发展信念、增强机遇意识、发扬务实作风，紧紧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快发展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加强金融服务，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是以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心。确保今年全省贷款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金融机构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正确认识当前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行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适应的信贷政策和考核标准，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行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适应的监管措施和鼓励政策，保证信贷资金畅通地流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销路、生产有效益的企业，尽力满足经济运行的合理资金需求，确保今年我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贷款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以上。

二是以增强金融服务能力为重点，加强对重大项目、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善于把握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脉搏，更加关注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突出支持薄弱环节，着力解决信贷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首先要加强对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的信贷支持。今年我省安排的政府性投资有3000亿元，对列入“笼子”的重点项目，金融机构要及早介入，跟踪对接，做好信贷服务。其次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要求，创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监管和服务。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机制，调整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要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调整完善信贷准入条件和考核、奖惩机制，努力做到中小企业信贷存量不减、增量明显。同时要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信贷支持，积极开办农业科技贷款，创新小额支农信贷产品，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确保“三农”贷款增长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