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投资人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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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创业项目：天然无添加港式甜品店

提问投资人：石闵建(今日投资副总裁)

Q：我之前没接触过餐饮行业，只是对这方面感兴趣，我最应该学习的地方在哪里?

A：要看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壮大上市还是纯粹赚钱。基本上说，你是新手，首先应该与餐饮同行多交流，充分了解这个行业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生存!刚创业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大，先生存后发展。一开始能赚钱是最重要的。当生存没有问题时，再谈发展。

Q：我选择的店面人流量不多，商业氛围不成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做团购怎么样?

A：做团购没问题，可以是新店的―种销售手段。你的目标就是去人多的地方宣传，告诉消费者你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做。做餐饮这一行，最关键的是地点。所以地点的选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店面的发展。(古时有酒深不怕巷子深一说……)这点从古到今都不成立，它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是个传说。酒再好，巷子深了也闻不到。

Q：现在社会上大多数商家都在食品里采用添加剂，我店里的甜品纯天然，绝无添加。对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

A：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对你来说，是如何让消费者快速相信，尽快把你的理念打出去。但这样，成本会很高，比较难。口碑相传的速度又不快。你要考虑消除这种不对称信息的成本。

创业者：刘熠、罗鹏飞

创业项目：移动终端情境式资讯推送应用

提问投资人：蔡锋(德同资本合伙人)

Q：创业项目在初次演示给投资者时，是着重于产品概念的清晰表达，还是在产品之外强调团队对于该产品的执行力，如产品涉及到的算法、团队成员如何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等?

A：首先要将整个产品的概念表达清楚。特别是在时间极其有限，比如采取电梯演讲方式的时候。先把产品是什么讲清楚，讲到投资者对你的产品感兴趣后，再考虑产品执行的问题。

Q：一个新投入市场的成长型产品，决定能否获得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清晰的盈利模式?还是其他?

A：一个新产品一开始最重要的是能够拉到用户。产品无论怎么吹得天花乱坠，用户不买单就没用。想尽办法拉到用户，形成一定的用户基数后，才考虑诸如盈利之类，比如像广州这样的城市，流动人口数量过百万，项目渗透率如果做到1％，至少得有几万用户，这个就是吸引力。没有用户一切都是白搭。

Q：你认为投资者在一个好的项目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因为很多创业者会担心融资失败自己的项目却被投资者自行拿去做。

A：一个成熟而且正规的投资公司，是不会窃取创业者的项目自行拿去开发。投资者主要做的，是借助自己的经验帮助创业者完善项目，而不是过多涉及项目的具体执行。

创业者：谭杰

创业项目：户外少儿拓展

提问投资人：王刚(法国NBP亚洲投资基金中国区首席代表)

Q：资本追逐利润固然没有错，但是投资分有很多种。创业者的投资对项目更多地抱有理想主义，按时下的说法是：没有蜕变成完整的商人。请问如何让资本和知识(项目)更好地和谐融入，既不降低投资者期望值，又不扼杀创业者的抱负和理想?

A：首先，你对自己的项目要有成竹在胸的理解，你要知道你的优势所在。其次，要找到对的投资人，就像你说的，每个投资人有不同的投资原则。所以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融入。

Q：资本和项目方在决策层面上产生很大冲突，比如：是否快速扩张?是否跨行业多元化经营?是否再进行二、三轮融资等等。控股权多的一方就一定是最终的操控者吗?

A：不是，大多数的投资人都比较尊重创业者的想法，只要你能合理、有效地向投资人阐述你的想法，一般投资人都不会干涉。

Q：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组交所上市、近期安博环球雅思、学而思、学大等机构相应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我想请问，教育培训机构的上市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当培训行业驾驭上资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A：上市对于投资人和创业者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创业者：温天宇

创业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公关营销

提问投资人：雷军(知名天使投资人)

Q：如何看待目前互联网与实体企业的互通宣传方式?

A：我个人认为这是―种新瓶装旧酒，实际上只是把原来传统的公关方式放在了网络的平台上而已。

Q：互联网广告集合推广的优势明显吗?

A：要看公司的规模，特别是这个公司是否能够整合各种线上和线下资源，这个是关键。没有这个什么都谈不上!

Q：如何在庞大的互联网推广信息中脱颖而出，有什么推广方式?

A：资源整合程度、团队执行力。

创业者：张杰雨

创业项目：点对点微型物联网

提问投资人：沈南鹏(红杉中国创始人)

Q：物流行业是一个传统行业，可以吸引到风险投资吗?

A：风险投资不论传统与新兴，我们看的是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盈利状况等。另外，看项目是否能对以往的商业模式有有效的突破。

Q：物流的利润都比较低，但做大规模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扩张，这个矛盾应该怎么解决?

A：这就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盈利的突破点。

第2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其实，采取众筹融资的公司在选择股权融资之初就应当充分地全盘系统考虑，而不应站在创业型小公司的角度，或急功近利地采取只顾眼前不计长远的做法。任何一个伟大的公司都是从小公司成长起来的，一个小公司也应当有大公司的治理思维，只有拥有大公司胸怀才可能最终造就一个伟大的公司；而所谓的大公司胸怀与思维，就是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与规范性上，具有科学、严谨、系统的制度与架构。对于采取股权众筹的融资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应考虑如下五个方面。

众筹股东人数过多有哪些麻烦？

与传统股权融资相比，在股权众筹融资模式下，投资人数较多。如果投资人全部直接持有融资公司股权并登记为融资公司股东，会造成融资后的公司股东人数庞杂，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

首先，众筹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署极其麻烦。由于股东人数众多，在办理众筹股东入资并登记为融资公司股东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过程中，就需要众多股东签署相关文件，提交相关身份证件。若众筹股东分散在不同区域，无疑给上述工作造成极大的麻烦与不便――仅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就可能会拖延数月之久；也可能导致融资公司无法及时使用融资款项，从而导致大部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其次，股东人数众多，将给股东会决议造成极大的不便。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有关公司的重大管理经营决策需要召开股东会，由股东会进行决议。股东会召开必须合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事先通知及按期召开的程序。由于众筹股东人数庞杂，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很难及时送达给每一个股东，直接影响了股东会的顺利召开，也可能影响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这将造成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甚至有可能引发大量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效力的诉讼。尤其是在面对公司融资或未来上市的重大决策时，由于股东人数众多无法及时或有效形成股东会决议，从而给公司的进一步融资与上市造成障碍。

再者，给公司未来进一步融资可能会造成不便。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公司后期需要进一步融资，融资可能会伴随着公司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与关键时期。然而，由于股东人数过多，股权过于分散，投资机构出于公司治理困难的考虑，一般不愿意投资股权过于分散、股东人数过多的公司，这客观上给公司未来融资造成了麻烦。

针对上述问题，众筹融资公司该如何办呢？

首先，在设计股权众筹融资的交易结构与模式时，应当采取合理的法律结构，减少直接登记为融资公司股东的人数。可能的做法有三种。

第一、采取有限合伙模式。即由众筹投资人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由合伙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投资于融资公司，并登记为融资公司的股东。由该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GP） 代表合伙体参与融资公司的治理活动。但必须注意的是，根据我国的《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人数不超过50人，因此如果众筹投资人过多，可以设立多个有限合伙企业。但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无论设立几个有限合伙体，融资公司的股东人数采取穿透原则进行计算（直接溯及自然人股东层面），总人数不超过200人。

第二、采用公司持股平台模式。即由众筹投资人共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由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投资于融资公司，并登记为融资公司的股东。由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与融资公司的治理活动。但必须注意的是，根据我国的《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不超过50人，因此如果众筹投资人过多，可以设立多个有限责任公司。但无论设立几个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公司的股东总人数也不能超过200人。

第三、代持模式。即由其中一个或多个众筹股东代表其他投资人直接投资于融资公司，由代持人代表投资人参与公司治理。代持人与其他投资人分别签署代持协议。该类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代持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没有信任代持模式无法实施。此外，我国的新三板及A股均否定代持模式，要求在新三板挂牌前或IPO之前必须解除代持。

其次，对人数众多的众筹股东实行投票权等委托/机制，以提高决策及治理效率。对于众筹股东要求直接登记为融资公司股东的情形，为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及人数过多造成的效率低下，可采取将众筹股东的包括表决权等有关程序性事项委托给控股股东/创始股东，由创始股东予以代为行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股权分散难以形成有效决策怎么办？

股权众筹融资股东人数一般较多，如果都登记为股东就会造成股权过于分散，继而造成融资公司难以形成有效决策，影响融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及运行效率。而公司治理实践中的大量案例告诉我们，创业公司因为股权结构问题使合伙人利益失衡而不欢而散，结果往往是好项目惨遭滑铁卢。而大量失败的并购项目也警示我们，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导致新老股东难以融合，给公司管理造成僵局，其结果往往导致好公司被迫人为解散。由此可见，股权结构分散股东人数众多最容易导致公司治理失灵，出现公司僵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下面是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在设计股权众筹融资方案时，应根据融资公司的商业模式及发展要素来定向选择拥有资源的投资人，尽可能减少只有资金或小额资金的众筹股东，使众筹股东人数少而精，使得融资公司的股权结构不过于分散，尽可能将众筹融资给公司治理造成的影响降低到可控范围之内。

二、在设计股权众筹融资方案时不要设计等额的股权比例，如众多的众筹咖啡馆股东，这样会造成公司治理困境。融资公司的创始股东或控股股东应当保持高比例的股权，不宜出让过多的股权进行众筹融资，以保持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把控。

三、如前所述，众筹融资公司的原来股东可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保持对公司决策权的控制力。同时，可以通过投票权收集的方式，代众筹融资股东行使公司管理权。

如何保障创始人的控制权？

一个高效运作的公司必须有一个拥有决定权的大股东，也就是要有一个带头大哥，尤其在关键时刻，大部分人都是跟随者，如果人人决策就等于没有决策。因此，无论是新三板还是A股均要求拟上市公司拥有实际控股人或一致行动人（股权分散的公司）。大量痛失控制权的公司创始股东一次次警示我们，一旦失去公司控制权，公司将可能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造成公司发展失败。股权众筹融资的公司如何保障公司创始人的控制权呢？除了上文所述的方案之外，还可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首先，在股权众筹融资中，创始股东也参与，并在设立的有限合伙等投资工具中担任GP，从而确保控制权。

其次，采取法律特殊保障方案，确保创始人的控制权。

方案一，采取AB股模式。该模式也是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控制公司方案，在设定AB股时，可以将创始人拥有的股票表决权与其他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比例设定为1：20，这样可以确保创始人的控制权。理论上，创始人持有的股权在4%左右即可完成对公司的控制。例如，京东经过多轮融资（在美国上市之前就融资高达百亿），创始人刘强东的股权已被严重稀释，在上市后其持有的京东股份仅20%左右；但由于AB股的设定，使刘强东拥有的投票权远远超过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投票权，从而使刘强东牢牢控制了京东，也使得京东在投入巨资连续巨额亏损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初心，建立了强大的物流体系。

方案二，采取有限合伙模式。该模式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设计的控制公司模式，由合伙人选派董事会，从而控制了公司。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玄妙之处在于其制度设计，正是这种合伙人选举董事会、董事会掌控阿里巴巴的做法，使历经数次融资股权被稀释不足8%的创始人马云却拥有永久的对阿里巴巴的控制权。该合伙人制度的设计从效果上比京东的AB股更有力度，更有利于创始人控制公司，创始人的控制权牢不可破。

方案三，采取交叉持股模式。该模式的极致玩家是韩国的三星公司，韩国三星的创始人通过交叉持股，用很少的股权控制了庞大的三星集团。其交叉持股的巧妙之处在于以小博大，通过编织出庞大的交叉持股网络，李氏家族以不到2%的总股本便掌控了三星集团的74家企业（李氏家族仅联合持有三星集团1.53%的股份，但李氏家族却持有该集团49.7%的控制权）。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三种控制公司技术，其中AB股、合伙人控制模式在目前的中国公司法、证券法下还不被认可，唯有第三种方案目前没有法律障碍。但是，今年有关部门针对中概股回归提出了新的政策，即可以认可特殊公司治理结构，如京东AB股与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等。这为我国未来的公司治理创新埋下了伏笔。

如何保障众筹股东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目前，我国火热的股权众筹仍然面临着盈利模式不清晰、交投不活跃、投资效率低、投后管理差、退出不畅，以及众筹股东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客观上影响和制约了股权众筹的发展。其中，如何保障众筹股东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的问题尤为突出。如果不能得以解决，则无法保障投资人的利益。那么，该如何保障众筹股东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呢？

首先，针对采取有限合伙或公司等投资工具投资于融资公司的股权众筹模式，应当促使投资人代表（有限合伙模式中的执行合伙人、公司模式中的法人代表等）积极履行管理和参与融资公司的义务。为了确保投资人代表能够将公司经营情况及时通报投资人，融资公司可以采取直接向投资人发送公司经营信息的方式直接通报，以保障每一个众筹融资投资人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其次，针对直接登记为融资公司股东的股权众筹模式，融资公司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及时向股权众筹融资股东通报公司经营信息，以确保股权众筹融资股东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众筹股东如何妥善退出？

目前股权众筹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众筹融资股东退出不畅。因为绝大多数的股权众筹均采用有限合伙模式（“领投+跟投”的合投机制），致使股权众筹的投资人不能直接登记为股东，只能通过有限合伙体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但这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安排，使股权众筹融资股东无法独立地处置自己的投资权益；受制于有限合伙协议的限制，只能被动等待有限合伙的GP决定处置投资权益时，才有享受投资权益的机会。这种安排使股权众筹投资人无法保障自己的投资权益，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收益回报，一个不能决定自己投资命运的投资安排，如何让股权众筹投资人愿意参与投资呢？如果没有投资人参与，股权众筹融资就缺少了重要的一方，股权众筹就无法进行。

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即便是采取有限合伙持股的股权众筹融资模式，融资公司也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保障每一个众筹股东的退出权益。

第一、通过转让有限合伙份额方式退出。融资公司在设计有限合伙众筹模式时，应事先帮助每个投资人设定好有限合伙的特殊制度安排，不能将作为投资工具的有限合伙等同于其他有限合伙体，要充分考虑投资人的终极目标，该有限合伙体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解决投资效率及融资公司治理问题，而并非经营所需或有限合伙私募基金模式。因此，可以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安排一种特殊的制度，即保障每一个合伙人的退出安排。

第3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有人问我：如果股市长期不好，VC和PE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如果股市一直像2008年下半年，基本没有企业上市，VC和PE的商业模式基本就会不成立，也就是说，VC和PE应该消失。基本点在于，股市可以不是牛市，但如果融资功能失去的话，整个金融市场就已经崩溃了。我对这点是非常乐观的。股市的融资功能会逐渐恢复，但可能不是牛市，发行的市盈率可能也不一定很高。

但马上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股市和经济何时回暖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无法准确预测，不同的经济体情况也不一样。还是让我们看看VC和PE行业吧。

“投资两年左右，迅速上市退出”这样在牛市盛行的商业模式不复存在。现在的情形必然使投资人要看得更长远。也就是说，对风险的预期会更高，对进入的价格会比较谨慎。符合投资条件的项目会变得相对较少，有些行业会变得拥挤，例如教育、健康等无周期或反周期的行业，价格可能也不会低。

投资价格会逐渐回落，企业家和投资人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增大。2008年下半年，股市巨变，投资人信心受到巨大冲击，但作为融资的企业家，还在眷恋2007年的美好时光。所以，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会将达成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共识，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心态趋于一致，可以预期，2009年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会增大。

对VC和PE的影响会很不一样。对于投资后期的基金，如果2007年投资进入的价格很贵，现在日子会很难过。即使公司的基本面没问题，投资收益也会微乎其微，甚至亏损。因为相对于VC，PE的操作周期较短，尤其是人民币基金，基本是5年以内，甚至3年、4年，操作空间不大，而VC的基金一般都是8-10年，如果公司基本面没问题，熬的时间长一点是可以的。

问题项目会影响VC的动作和内部和谐。如果投资人手中有大量问题项目，投资人的信心减弱和时间占用都会导致新项目减少。这对于投资人个体来讲，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如果组织再给予压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人离职或暂时放弃投资新项目。如果VC有合作方，比如外资VC，外方可能会变得强势起来，直接插手基金管理和决策，导致治理结构问题。

投资主题的选择让VC变得迷茫，看什么都觉得有问题、都贵。这时候，可能是新一代VC和投资人崛起的起点。教育、健康等所谓非周期的行业让很多投资人扎堆儿，价格也下不来。成功的应该是那些对行业有深入了解，对企业和企业家有深刻理解，并非常专注的投资人。

第4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2006年基金翻番的赚钱效应再次燃起了大众的热情，大批对基金了解未必深入的个人冲入了基金市场，带来了基金发行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虽然只要个人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从长期看获得利益是迟早的事情，但理清基金投资的一些特殊性，获得真实的财富，降低投资波动对心理的冲击，减少投资失败的可能，才会使基金投资更快地成为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

要买非货币基金，首先要清楚的问题是：买基金注定会亏损。虽然发行的时间都在3年左右，到2006年底，当初1份1元的基金有将近70只累计净值超过了2元，3年100％的收益如何让人不心动渴望。但是，时隔不到2个月，2月27日黑色星期二，基金基本都下跌了7％左右。面对3年增长100％，1天下跌7％的情况，居于旁观者地位的人往往会认为投资人当然是赚了钱，而且盈利甚丰。但当我们居于其中，且不说我们有可能是在2元以上时购买的该基金，就算是1元购买的，面对自己曾经到手的2元财富降到1.9元，我们内心还是会有亏损了的感受。这种亏损感是每个购买非货币基金的人注定会遇到的，是我们无可避免的，也是我们享受风险收益品种的心理代价。

除了这种财富在增长过程中的突然下降造成的心理亏损感，还有一种心理亏损感也是我们往往都会遇到的，那就是我们买了累计净值超过2元的基金，而现在的基金累计净值最高已不到2元了；或者我们在发行时购买了新基金，而基金开放时，净值低于1元了。如果我们这时需要这笔钱，必须将其赎回，这种净值的下跌就对我们的投资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令我们的购买能力下降，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产生投资失败的挫折感。但是，这种亏损是可以避免的。在中国市场，虽然投资人经历了满是“地雷”股的市场、庄家操纵的市场、对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充满质疑的市场，但是到2007年3月26日，没有一只1年以上的股票型基金净值低于1元，净值全部创出了新高。海外的数据也一样能够证明，持续投资于整体市场，只要时间够长，都能够回避真实的亏损，获得财富的增值。只要投资人不是在真实的亏损时因为必须使用资金而赎回基金，那么这亏损也就只是一种心理亏损感受而已。所谓投资理财，首先就是理清资金的时间特性，让投资的波动带给投资人以真实的财富，让亏损的感受只是停留在投资人的心理层面。只忍受心理亏损而享受财富增值，是投资理财可以带给每个投资人的好处。

既然投资于股票型基金不可能不承受心理的亏损感，为什么我们还要投资于它呢?因为基金风险有价!投资的复利带给我们人生的影响比一般想象的远为巨大，使我们往往甘愿承担这种心理的亏损，以期获得唯有承担这心理亏损才有可能带给我们的不同的财富人生。用简单的复利来计算，如果我们29岁时的1万元，以2％的存款利率增长，到我们65岁时，只会增长到2万元；如果29岁时的1万元，能够按照12％的复利增长则会成为64万元，按16％增长则65岁时成为百万富翁就是注定而容易的结果。正是由于仅仅是1万元，2％与16％带给我们的人生差距相差百万，我们才会选择忍受心理亏损的感觉，投资于收益上下波动的品种，而不是心安理得地选择存款。虽然存款的收益率是确定的，没有风险，但其低于通货膨胀也是确定的，注定每天在损失。一方面是注定的财富损失，一方面是感受心理亏损下的财富增长，应当如何选择就在于每个人的判断了。

第5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当前，股权众筹似有式微迹象，多家平台转型，幸存者也发展堪忧。

近日，多位投资人联系到《投资者报》记者，反映其在股权众筹平台众投天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众投天地”）的投资资金已经到期，但平台方表示，项目合作方厦门音乐厨房餐饮集团（下称“音乐厨房”）无钱支付本金及收益，双方正在走法律程序。

音乐厨房方面涉及到多少项目，多少金额，在最初合作时，众投天地进行了哪些风控调查，以及双方官司的最新进展如何，对于这些问}，众投天地COO郝玉棠在确认本报记者身份后表示，“案情我们只对当事人公开。”事实上拒绝接受采访。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一位投资人表示，众投天地人员在向其推荐音乐厨房项目时，表示这是一个债权项目，年化收益12%，没有任何风险。至于股权众筹平台如何运营债权项目？针对这个问题，郝玉棠并未作答，只是再次表示，“正在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暂不接受采访。”

出现这样的纠纷，到底是工作人员不专业，还是众投天地以股权众筹的名义做着P2P的事情，目前仍不得而知。但项目合作方音乐厨房被曝实力堪忧，投资人的钱什么时候能追回更是难题。

合作融资

众投天地是国内一家从事股权众筹的金融服务公司。主要从事的是生活消费行业众筹，包括：餐饮、儿童娱乐、汽车服务、住宿等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众投，一直宣扬“投资中国最优秀的消费连锁品牌”的运营理念。

公开资料显示，音乐厨房是一家拥有17个品牌、超过60家门店、总投资近8000万元、年营收达2.5个亿的餐饮连锁企业，几乎涵盖了包括中餐、西餐、甜品、咖啡、烘焙等在内的所有餐饮品类。

据媒体报道，2015年8月，双方签署了多项战略协议，针对音乐厨房旗下多个子品牌以及品牌开展众筹。报道中强调，音乐厨房此次试水的旗下品牌都属于稳赚型项目，有风靡美国的 Yogurt Zone （又名“优格至尊”） 酸奶冰激凌店2家，以及一家全国最大的室内美食城 ――精馔摩尔美食广场。

据众投天地官网介绍，精馔摩尔此次融资总额为1535万，项目方出让股份49%，起投额为1万元，年化收益预计可达17%。

《投资者报》记者调查发现，精馔摩尔系列项目总共分为9个，预计收益显示为12%，有1%～5%的浮动收益，起投金额为1万，锁定期为一年，一年以后项目方回购。所有项目均显示“分红中”。在《投资风险告知书》中，众投天地表示，“如您与融资方达成投资协议，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纠纷，该纠纷由缔约双方解决，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

至于此系列项目的风控流程，则仅以步骤示意图显示，并不能看到其他的有效信息。

回购逾期

一份由辽宁投资者提供的《精馔摩尔厦门火车站项目个人投资协议书》显示，由众投天地高管发起成立的北京宝融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代持其10万元，占合伙企业0.8%出资份额。在2016年5月1日之前，将此项目全部投资额200万元投资款存入项目指定方的入资账户。从投资起始日开始，每月对投资人进行一次利润分配。投资人满12个月，项目方回购其本金。

如今，1年期已满，投资人却无法获得其本金。以上仅是其中一个项目，其他项目的投资人也表示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都是音乐厨房系列项目。至于目前具体有多少项目回购逾期，由于众投天地拒绝接受采访，记者无法拿到完整统计。据投资人预测，音乐厨房所有项目都有可能逾期，因为这家公司甚至拖欠了保洁公司的费用，甚至这个公司是否存在都是问题。

《投资者报》记者查阅启信宝发现，音乐厨房从2014年到2016年共有7起纠纷判决，最近的一起为2016年12月31日，该份判决书显示，“被告厦门音乐厨房餐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厦门鑫绿岛保洁服务有限公司193875元。”而这起案件的执行裁定书显示，音乐厨房仅有银行存款1753元，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在当年的10月28日，厦门音乐厨房餐饮有限公司就已经被列入了厦门市的“失信执行名单”。

音乐厨房系列项目的投资人在发现异常后，向众投天地问询，众投天地表示，在与对方走法律程序，但对音乐厨房当前的情况并未给予投资者更多信息。

多位投资人表示，协议是和众投天地签订的，所以应该众投天地违约，并对平台隐藏诉讼信息等行为保持怀疑，同时对事发后公司高管不出面解释的行为也表示愤怒。

此外，多名投资人表示，因为看到众投天地CEO王晓昕参加央视的节目，才对平台表示认可。至今，众投天地CEO王晓昕做客CCTV《赢在中国》栏目的海报仍然在平台官方网站的首要位置显示。本报记者尝试联系对方，但以失败告终。

警惕风险

作为股权众筹平台，众投天地当前面临的困境到底如何化解，由于公司拒绝采访，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据业内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股权众筹平台发展并不乐观，有多家平台已经转型告别此业务，有的平台已经彻底关闭。据统计，去年问题众筹平台中股权众筹平台占37.5%，因此投资人应对股权众筹保持审慎态度。

第6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佩戴熊猫图案领带的Joseph Bach(左)算是个中国通，他和Raffy Chatav为中国带来4000万美元投资资金。

2006年，他们还在谨慎地远远观望着中国。2007年，中国市场的巨大机会让他们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靠赛迪传媒搭台，中国的创业者又迎来一次诱人的机遇。

“我的很多领带上面都有中国的标志！”说这话的Joseph Bach戴着一幅黑框眼镜，系了一条黄色领带，领带上印的是熊猫啃竹子的图案，很有中国风范。来过中国20多次的Joseph Bach会说一些简单的普通话，但在中国做生意，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经历。

Joseph Bach现在供职于美国著名的天使投资组织硅谷创投(Silicon Ventures)，担任法律顾问。这次和他一起来中国的还有另外一个伙伴，同为硅谷创投咨询委员会成员的Raffy Chatav。和Joseph一样，来过中国多次的Raffy Chatav这次是要在中国做生意。

Joseph Bach和Raffy Chatav只是硅谷创投中国之行的先遣部队，在他们之后，将有一个由40~60名天使投资人组成的团队飞临中国，团队中每人至少将带来100万美元投资资金，也就是说，至少有4000万美元资金将随着硅谷创投进入中国市场。

天使即将降临

作为美国最大的天使投资机构之一，由400多名高科技企业高级主管组成的硅谷创投在创立之初，投资范围主要集中在硅谷地区的高科技企业，随后逐渐扩大到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它在多个国家通过投资峰会的形式，找到当地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企业成长。然而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却直到去年才确定下来。

“他们一直都在中国的高墙外观望，想进来而不敢进来。现在中国市场的机会更大了，他们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颖是把硅谷创投引荐给武汉市政府的人，自然了解硅谷创投最终决定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委。

2006年6月，在以色列召开的硅谷创投投资峰会上，经过中国驻以色列大使等人的介绍，硅谷创投最终确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意向。

据Raffy Chatav介绍，今年9月份，硅谷创投将在赛迪传媒和利海网的协助下，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一场投资峰会，让中国的项目持有人可以有机会向美国投资者展示项目，寻求投资。

在峰会举办之前，赛迪传媒还将对报名参加投资峰会的项目持有人进行培训，让他们能够用硅谷创投规范的商业术语描述项目，并学习与美国本土投资者沟通的技巧，以提高项目陈述的成功率。事实上，尽管之前已经有很多海外天使投资人进入中国市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华裔。纯粹的美国本土的天使投资人进入中国，硅谷创投算是先锋。因此，中美之间商业语言的差异将会是投资过程中一个大问题。

成功吸引到硅谷创投在中国投资的利海网CEO万小石对此有着切身体会：“我在向硅谷创投提交项目的时候，曾经撰写过一份5页纸的报告，说明我的技术和产品。但最后，他们只让我填写一张表格，说明自己的项目：你的市场在哪里？如何赚钱？如何让投资者赚钱？最后演讲也只给我5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就必须停止啦！”在这一点上，硅谷创投与国内的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差别，国内的投资者往往会要求创业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

外国天使优势何在

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在1月底的《2007中国风险投资年度调研报告》，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及政策强力推动下，2006年，中国风险投资业延续了自2004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态势，总投资金额达到143.64亿元，比2005年增加22.17%。2006年新筹集的风险资本中，超过一半的风险资本来源于海外，占到65.1%，由外资主导的投资额超过109.29亿元，占总投资额的76.1%。

国外风险投资大举进军中国的同时，国内也涌现出一批天使投资人。与这些天使投资人相比，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硅谷创投又有什么优势？

据Raffy Chatav介绍，和目前中国国内的天使投资人不同，硅谷创投除了能给初创企业资金方面的支持，更能带给企业技术、市场、管理和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经验。目前硅谷创投的成员有4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IT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思科、英特尔等大型IT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因此他们在技术、市场和企业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除了能给企业投资，还可以和这些企业进行形式更丰富的合作，在各个领域为投资企业提供资源，这一点是国内很多的天使投资人难以做到的。同时，这也是天使投资人跟风险投资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不过Raffy Chatav也表示，硅谷创投和其他风险投资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与合作的关系。大部分仍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来说不具有吸引风险投资的实力，可以通过引进天使投资，获得资金和管理经验等各方面的支持，等企业发展后，再吸引风险投资进入，天使投资就可以通过退出机制将企业推入下个发展阶段。

幸运带给谁

作为拥有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Raffy Chatav坦言，挑选好的项目就像是摘果实，有些果实结在低处的枝条上，容易看到，你就能迅速地把这些果实摘取下来；而有些果实在很高的树枝上，可能很隐蔽，这就需要你有独到的眼光，并愿意付出耐心和努力。

“所以，一个市场的趋势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候，项目本身的特质更为关键。”Raffy Chatav告诉记者，硅谷创投在挑选项目的时候，会关注三方面：团队、技术和市场。他们会关注团队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是否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具备热情，是否能够团结合作。创业团队是否值得信任是能否获得投资的重要因素。

从技术方面讲，硅谷创投更强调从解决方案的角度来看待创业团队的技术。如果这个技术确实能帮助客户解决那些正在困扰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值得去培育和扶持的技术。

最后一个决定因素是市场。在拥有了前瞻性的技术，也拥有了值得信赖的团队以后，市场是否具有盈利的潜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

Raffy Chatav同时承认，在中国和美国投资有很大的不同。在硅谷投资6个月后就要求数倍回报，而这样的要求在中国很难实现。“在中国，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他强调。

背 景:关于硅谷创投

硅谷创投于199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创建,是美国最大的天使和风险投资集团之一。会员中包括成功的高科技创业者、技术专家、首席执行官和风险投资家，投资范围包括生命科学、医药科技、半导体、软件等领域。硅谷创投的顾问和专家们每月要分析超过100家新创业公司，其中的2~4家将被筛选出来向集团进行演示。除去融资,硅谷创投还为这些公司联系潜在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网罗人才,提供技术和商业咨询等。

链 接:什么是天使投资

第7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沸沸扬扬的“雷士风波”被诸多财经媒体解读为投资人和创始人关系的典型案例。这场“闹剧”以雷士创始人吴长江今年5月的辞职为引爆点，雷士投资人阎炎和吴长江的互相揭短论战，以及引发的雷士供应商、商和员工的停工抗议，将这场控制权争夺战的剧情推向。

《圈子圈套》作者王强在其小说《创始人》中写到，“企业在二次融资成功后就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这一阶段虽然仍需要闯，但更需要的是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地改造和提升。这时的问题不是如何熬下去，如何拼到第一桶金，而是协调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各方投资人之间、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时的leader就要有大局观，要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还要懂一点politics,这就好像巴顿可以打赢一场战役，而艾森豪威尔却可以打赢一场战争。”

不过，我们更愿意采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观察视角来审视雷士的这场控制权争夺战。当剥离了所有具象元素之后，整个故事的主角最终剩下了三个——中性的资本，感性的创始人与理性的投资人。这里所说的理性，同样是一个中性词语，不带有任何褒义色彩，纯粹是基于利益计算上的客观与冷静。

经历了达能与娃哈哈之争、马云的“云算计”等著名案例之后，契约精神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商业公案判断上的定性底线。不过雷士很难称得上是典型的契约精神方面的案例，在《首席财务官》杂志看来，这更是一场有关资本领域的“文明的冲突”，而接下来，对于雷士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投资人、员工、经销商、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而言，目前更关心的是“秩序的重建”。

就常识而言，创始人对公司的价值不言而喻。马云曾经说，“阿里巴巴最初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创新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多数时候来自于创始人的独立思维，因此“创始人是企业的灵魂”这一说法显然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然而自从10多年前王志东被赶出新浪以来，类似“偶像的黄昏”这样的创始人出局活剧，带着一丝伤感而残酷的旋律，随着VC与PE对中国经济的介入益深而反复上演。

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资本的介入下，以股权为标志的创始人“一元制控制权”开始松动，甚至瓦解，原本形式大于内容的董事会开始强筋健骨并试图重建公司治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诸多隐含的利益与权力构成了“公司文明的断层线”，各方的价值与价值观开始摩擦直至冲突。

然而这一切冲突的实质，用本刊反复引用过的《教父》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It’s not person, it’s business.”（这与个人无关，这是生意。）

被驱逐的创始人

2012年5月25,雷士照明消息称，公司创始人兼CEO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任雷士照明及其附属公司的一切职务，雷士照明大股东赛富亚洲基金的创始合伙人阎焱将接任董事长的职务，来自战略合作方施耐德电气的张开鹏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对于吴长江的“闪辞”原因，业内人士大多认为是由前述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抗争所导致。随着“吴长江辞职事件”的发生及不断发酵，雷士照明的股价也随之起伏。7月12日力挺前董事长吴长江的雷士员工、经销商及供应商，与投资方赛富阎焱及施耐德召开内部会议。员工和经销商方面提出的要求包括：第一，改组董事会，不能让外行领导内行,赛富阎焱不能干涉公司经营管理；第二，争取更多员工期权；第三，要让吴长江尽快回到雷士工作；第四，让施耐德退出雷士；第五，选出两位经销商代表进入董事会。

目前，雷士经销商、供应商以及管理层已分别递交了一份诉求书以及一份政府请愿书。赛富创始合伙人、雷士现任董事长阎焱承诺8月1日前回复。然而时至今日，阎焱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态。有报道称，答复期已推迟至8月10日。

IDG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近期在湖南长沙参加第六届清华大学中国创业者训练营时表示，当前沸沸扬扬的“雷士风波”是一个不幸事件，发展到目前的状态是双输。“LED产业前景很好，IDG也投了LED产业，即目前已经上市的武汉华灿。雷士照明与赛富之间出问题，这很可惜。”不过作为阎焱的好朋友，熊晓鸽不愿意直接评价“雷士风波”。

曾经投资美国苹果公司的华人投资家李宗南认为，好的投资人不仅可以发现优秀的企业和创业家，而且还需要在正确的时候更换CEO。对此熊晓鸽更乐于从创始人的角度出发。“现在国内很多创始人同时也是公司的CEO，其实优秀的CEO要懂得自己什么时候行，什么时候不行。如果一位CEO能够找到比自己厉害、能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并且主动离开，这才是有智慧的CEO。一旦发展到需要通过董事会更换CEO，那么往往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了。”

的确，资本首先考虑的永远是回报，当创始人将一个创业想法变为现实时，资本看到的是放大财富的机会，一旦创始人的表现不能令其满意，资本便倾向于寻找听话的经理人，将创始人排挤出局。

也许，在资本面前，连资本家都是渺小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创始人，在公司上市后也要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作为股东，尤其是董事会成员需要更多的理性。

曾任软银中印基金中国区合伙人多年的投中集团CEO陈颉认为，这场争斗或许并无“对错”之别，创始人出局是一种商业文化的冲突。在陈颉看来，VC/PE投资一个项目，其本意而言，是把管理团队作为一项重要的核心资产考量的，从原始愿望来说，投资人不希望创始人出局，投资人也没有时间去参与企业的具体运营环节。但中国企业家往往习惯粗放式、冲锋式管理风格，这种根深蒂固的逻辑与现代商业文化是存在冲突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也持同样观点，“雷士风波根本上还是创业者英难主义作风和PE强调的企业运营制度化、规范化理念上的冲突。”董事会是集体决策，抛开感彩，鲁桐判断这个事件中吴长江违规的成分较大。阎焱曾为吴长江回归雷士照明开出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跟董事会和股东解释清楚被调查事件；二是处理好上市公司监管规则下不允许的关联交易；三是必须严格遵守董事会决议。鲁桐认为阎焱的三点要求并不过分，这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所要求的，吴长江应该给董事会一个明确的说法。

“一般中国人会比较同情创业者，但是从规则角度去看，不能用感彩掩盖实质。同时以工人罢工、经销商停止进货的反击做法有点过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不完善。”鲁桐如是评价。

阎焱曾在其新浪微博发表感慨，“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大，与企业的制度化，透明化管理关系极大。雷氏这几年的发展顺风顺水，此次的经历应该是成长之痛。 走出风雨后的雷士应该是更加成熟，更具竞争力。相信吴（长江）总本人也会汲取教训，完成由草莽英雄向成熟、自律的现代企业管理人的转变。我们都期待着并坚信着。”

陈颉也谈到，“阎焱一直是我很尊敬的人，他主持的软银赛富支持过很多的企业及企业家，如果说他看不起企业家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当然他的直率，独行是会得罪很多人，他批评过企业家、投资人，更批评过体制、官员，他更大声地为中国的商业以及投资环境呼吁。”

如何看待资本的冲突？

通过开专卖店、运营中心而不是只依靠建材店一个渠道，雷士照明打败了3000多家照明企业，并在2005年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灯具企业。2010年5月雷士照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在港交所上市的照明企业。

然而上市是一个逐渐“失控”的过程，从专制到民主，从绝对控股到相对控股，从至上而下的命令到与投资人平等而透明的沟通……事实上，成为公众公司也有很大意想不到的风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面对上市选择时一定要过几道思想关。

陈颉表示，上市会带给企业更加强大的资本实力，股权多元化也可能带来民主治理、科学决策机制。“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上市也是有极高风险和代价的。很多老板对上市后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管和监督还无法适应。”陈颉谈到，上市公司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直接挑战着商业秘密的极限，这是对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巨大挑战。此外作为公众公司具有“放大”效应，可能随时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挑刺”般眼光的审视与指责。最重要的变化是，上市意味着股权被稀释，经营战略可能被更多人控制或改变，甚至控股权直接遭到威胁。国外很多家族企业或私营企业，往往对上市十分保守、谨慎。

上市之后的风险还包括: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不健全引发的风险；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退市时还会遭遇集体诉讼风险，究其原因，在于对境外运作机制和市场文化的不熟悉。

乐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富麟（Frank J.Marinaro）表示，一家公司在上市前必须想清楚，他们是否已为即将到来的改变做好准备。因为上市不仅仅是筹到钱的问题，而是要面临持续的业绩压力、监管与质疑，比如披露年报季报，与投资者不断沟通，并且会有很多资深的行业分析师会研究你的公司。而当你的公司是私有时，就不会有什么对投资者反应的担心，不会对股价变化以及财务披露担心。

从1998年公司初创，到目前成为国内照明行业的“头牌”，吴长江在雷士照明中一言九鼎的地位无人能撼。然而在雷士逐渐引入资本的过程中，其控制权显然也在不断被稀释。据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至2008年间，赛富在雷士照明的瓶颈期对其注资，最终以36.5%持股比例超过吴长江，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010年施耐德开始与雷士照明接洽，并于2011年7月达成合作协议，施耐德以12.75亿港元收购雷士照明9.2%的股权，成为仅次于赛富(持股18.48%)、吴长江(持股18.41%)的第三大股东。

曾先后担任乐百氏达能、广东三雄极光照明等公司财务总监的艾建萍，对雷士事件一直颇为关注。同在照明行业，艾建萍对吴长江也有一定的了解。她在《首席财务官》采访时谈到，吴长江是一位很有冲劲和博怀的企业家，在早期引入风投方面进行过大胆尝试。对比之下，三雄极光则一直靠自有资金在发展，但其实施耐德、松下、飞利浦等外资公司与三雄极光谈过合作意向，不过三雄极光很谨慎，他们意识到引进外资合作伙伴后，将对公司发展规划、战略、企业文化和员工对原有企业精神信仰的依赖有冲突。

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引进“实力与经验俱强”的外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经过或长或短的蜜月期后，却与战略投资者在企业发展、公司管理等方面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以至于企业与股东们大受伤害，完全违背了引进资本以快速发展的初衷。

艾建萍指出，“看似雷士获得了资本以及进行大举并购，但在冒进的过程中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2011年9月13日，雷士照明与施耐德在北京正式启动合作战略，雷士将授予施耐德及其关联方进入、共享及使用公司的销售网络，合作期限为10年。这为施耐德在中国推广、销售其产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照明行业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产业，吴长江忽略了对方的战略意图，盲目相信对方不会进入商业照明领域。”艾建萍认为，中国民营企业不要盲目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要扎扎实实做好产品，将内部管理提升到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施耐德有自己的一套精神价值观，有自己的战略方针和目标，而雷士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如果双方都能顾全大局，就不应该为这些是非升级为内斗。”

秩序重建的代价？

资本方与创始人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事实上对于创始人来说，谨慎选择风格对味的资本方是更好的选择。

赵仕勤原任中国最大的邮购公司麦考林的CFO，在成功将麦考林出售给红杉后，2008年5月出任阿里巴巴新成立的投资部的董事总经理。该部门主要投资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相关公司。之前他在麦考林集团担任了三年首席财务官。

对于雷士事件，赵仕勤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由于事实没有完全披露，赵仕勤表示自己不能具体进行评论。但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于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未来良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在风投领域做了十几年，这种事情已经遇到过不少了。”

赵仕勤表示，当下绝大部分创始人都对投资人感觉不好。原因在于大部分投资人都非常傲慢，这让创始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而且投资人通常又很固执，当创始人有自己的想法并试图解释时，投资人往往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职业判断不会听取。“所以过去十几年，投资人在创始人心中的状态通常不是很好，从这一点上投资人确实需要改变。”

在投资领域游弋多年，赵仕勤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实际上大多数的创业最终不会成功，当投资人看了太多的案例之后，就形成了一套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出项目的缺陷和问题，例如商业模式的可拓展性、技术壁垒以及团队等等。但是在这些方面创始人可能看不出来，所以长此以往，投资人就变得非常自我和傲慢。

因此赵仕勤建议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双方要互相理解。“首先，创始人很值得尊敬，投资人应该纠正自己的态度；其次，创业者也要思考投资人的做法，加强与投资人的交流。”

在赵仕勤看来，“雷士管理权争夺战”是一个创业投资过程中因所谓双边道德风险而导致内耗的典型案例。一家接受投资的创业企业能否创业成功，主要取决于创业者和投资人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企业盈亏，也是由两者共同分享或承担。所以说投资者和创始者一定要看清这个问题，都需考虑如何与“狼”共舞。在赵仕勤看来，投资人介入企业的阶段不同，共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如果投资人是在公司的创业阶段即进入公司，那么投资人实际上是创业者的合作伙伴。“这样发展起来的企业，公司治理一定要做好。因为双方是公平的，投资人在创业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投入资金，那么投资人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要求企业做好，而创业者也应该报以透明。”

对于当下国内并不少见的诸如红孩子等投资人换掉创始人的现象，赵仕勤认为创始人为什么在这一阶段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输掉就输掉了，“否则倒过来一样输掉，两者的成本也是一样的。”

如果投资人是作为PE在后期进入公司，那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分享公司的胜利果实，得到了较高的上市回报。如果创始人不愿意进行公司治理，那么这杆公平秤就应该在于投资人退出。第二，如果是以较为合理的估值进入公司，给了公司公平的价值，这个时候就可以要求公司透明化。当然如果对方不愿意做，也只能退出。

赵仕勤表示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案例，公司一开始发展不错，但在投资者进入后，这家公司的企业家在外面新成立了一家公司，所有的采购都通过这个公司。“在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也是一样把企业家解雇掉，企业家一样反扑，员工进行罢工，我们走法律程序也没用，最后输掉了。”

“在我看来，公平是在你这边，你可以选择退出，同时选择向媒体公布。之所以向媒体公布，是因为公道自在人间。关键时打架是没用的。”赵仕勤认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也可以让创始人改正，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投资人虽然不能妥协，但是方式方法可以改进。”而且他认为随着投资行业的发展，MBA等职业教育的推进，以及双输案例的增多，这种现象会得到改变。

遵守管理边界

赵仕勤认为，如果投资人和创业者就公司的发展思路发生分歧，一般而言是投资人的问题。“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就意味着双方就达成了共识，如果不同意创业者的发展，当初就不要投，要尊重创业者的想法。”

“其实发展到公司治理这一步已经挺好了，因为很多企业发展不到这步就死掉了。”赵仕勤坦陈，企业治理在中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投资人来讲，一定希望把企业治理做好，因为他们处于信息极不对称的状态之中。投资人期待在董事会上CEO讲实话，向他们汇报，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管理层并不讲实话。所以建立一种信息充分透明对称制度对投资人是有利的。”

但其中存在的难题在于，投资人所通常讲的“做好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观点并不能总是得到证明。事实上，有时管理较好的企业不一定成功，反之管理较差的企业也不一定失败。“尤其是在目前机会很多的中国，企业往往把握住时机、站对位置就可以取得成功。”

此外赵仕勤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不成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给公司治理完善带来很大难度。“创始人的优势在于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可以坚持，在没有路的时候找到路，劣势则是不按常理出牌。与之互补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优势在于专业和职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兴起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外商投资开始的，仅有10多年的历程，内审内控等等这些怎么做最好，这些大家都还在摸索之中。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希望依靠职业经理人带领公司发展几十年是很难的。”

此外，中国的法律环境非常不健全。当企业治理发生问题的时候，法律往往无能为力，这样投资者就无法纠正企业在公司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助涨创业者原来的想法。

雷士事件对PE和民营企业都是教训。对于认清中国文化和企业环境以及判断企业家的风格，PE应该做好风险评估；民营企业家对接受投资、入股价格、对赌安排、遵守契约精神、遵守上市规则等也应有清晰的认识，谋定而后动。

作为一个投资界的资深人士，熊晓鸽将投资者和创业者的早期关系更倾向于比作教练和选手而非“结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双方关系更像合作伙伴，虽然投资者可能还是教练，但是明显教的东西少了，更多的是分享企业如何更加壮大的经验。”

对于投资者角色的界定、如何不越位的问题，熊晓鸽强调，没有教练想冲到前头替选手来参赛，“雷士风波”发展到现在也是迫不得已。“李娜在拿到法网冠军后和教练分手了，最后导致了成绩下滑。同样刘翔成功之后如果和教练分手肯定也不是好事情，刘翔的教练肯定不能代替刘翔去参赛。没有一个投资人愿意冲到前面帮公司创始人管理公司。”

如何避免这种在国内并不少见的矛盾，熊晓鸽也坦言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法，每件事情都有各自的处理方法。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如何在企业战略的制定上让资本家与创业家各自谨守自身的管理边界？

艾建萍的观点是，应该明确自己角色的定位，对企业家而言，引入投资者主要目的仍是满足资金需求，掌握企业控制权依然是企业家最为看重的结果。对VC/ PE等财务投资者而言，为LP负责是最重要的，并且最终的退出是必然结果，因此参与被投资企业的运营管理并不是目的。“风险资本若全方位介入企业运营，可能对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上有偏颇。”

控制权争夺

迈瑞医疗创始人徐航认为企业的创始人离开之后，企业很难走得远，所以创业者绝对不能为了钱将企业控制权让出太多。“我的体会是投资人和创业家都要互相的尊重，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对这个企业一定要有主导能力。你让资本分享利润，但是你不能完全让他说话。”

徐航提醒创业者，“在股份上面你一定要清醒，绝对不能为了钱把你的控制权让出太多。”事实上，在全流通时代这一全新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管理已经突显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亟需认真面对和有效应对的重大问题。

浙江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汪炜在其所写的《2010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报告》中指出，控制权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还受到董事会组成、公司决议机制、法律保护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董事会可以进行公司日程事务决策，但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还须最终提请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的构成也是由股东大会投票决定的。所以控制权既体现在最大股东对公司日常决策和公司行动过程的有效控制上，更重要的是应体现在其对股东大会投票结果的有效控制。事实上真正体现控制权争夺和有限控制边界的特别决议和重大事项等最终是由股东大会表决产生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某股东对股东大会投票结果的控制能力是公司控制权的最终体现。

关于雷士事件引发的控制权争夺话题，鲁桐认为，吴长江对资本运作应该是不太在行，“上市也就意味着其需要更好的在股东利益和控制权之间进行权衡。引入了新的战略投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溢价，股权稀释是必然，但绝对值（市值）增加了，公司价值大很多，控制权变动是必然的结果。”

如何把握有效控制的度往往成为控制权管理的难题。控制度虽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指标，有效控制份额虽然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股份比例，但由于是一个单一数值，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对于一家特定上市公司而言，大股东持股多少才能实现对公司的有效控制？持股过多，会出现控制权溢余，导致现金资源浪费；而控制不足，则很有可能被觊觎已久的竞争对手或市场猎手恶意收购，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汪炜指出，民营上市公司成长性受到融资约束、行政保护影响较大，国内民营上市企业中近3/4属于相对控股，近1/4属于分散控股。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建议相对控股的民营企业必须确保公司控制权，尽量使持股比例接近有效控制份额，并进行动态监测和调整。对于分散持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可以主动出击寻找其他被市场低估的企业并收购控制权，实现战略投资、产业整合等目标。

投中集团合伙人杨伟庆也指出，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力，不仅仅体现在管理层结构中，而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并与企业股权结构无关，雷士照明事件中员工及经销商对吴长江的响应即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企业发展角度考虑，投资者都应给予创始人足够的尊重甚至妥协，这或许是投资机构本土化进程中的无奈之举，但也是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

“天使投资人成为大股东，的确会影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随着公司的发展，今后还会有其他的战略投资者近来，还要股权激励等等。”不过赵仕勤也建议，很多公司的创始人都没有控股，他们可以通过股份设置，将股票分为A股和B股，从而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这种设置在美国的科技公司中并不罕见。例如Facebook招股书中所披露的双层股权结构，将普通股分为A系列普通股和B系列普通股，其中一个B系列普通股对应10个投票权，而一个A系列普通股对应一个投票权，就是将普通股设计为不同的系列，以实现公司管理层股东对公司重大决策的控制权。其中B系列普通股就是复数表决权普通股，扎克伯格等Facebook的高管通过持有B系列普通股来放大其对公司重大决策的控制权。因此在公司的结构设计上，律师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根据不同股东（如管理层股东、财务投资人股东等）的特点和要求，设计满足不同需求的股份架构。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体系留给股份设计安排的空间很小，目前还难以将Facebook这样的股权安排完全复制在A股市场。

“法、利、情”的商业逻辑

“公司由不同利益体组成，观念、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样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雷士风波是能够激发中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关注才能够让大家进行思考。彼此博弈的过程本身也是成长。”鲁桐直言，双方博弈的本质其实是公司治理结构求取平衡的一个过程。

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其自身的管理水平不仅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效率和好坏，也决定着公司本身的效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董事会并不为管理层负责，而是对股东存有信托责任，对全体股东负责。

在现代公司伦理共识下的董事会，其决策应当是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尽管这其中不能少了人情的因素，但至少董事会决策的一个正确排序应该是“法、利、情”这样的商业逻辑。无论是创始人吴长江，还是投资者赛富基金、施耐德都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也决定了当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时，三方的最佳选择是保持克制，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寻求妥协、退让。

陈颉认为雷士风波对于整个投资圈的大趋势不会有影响，这是一个成熟的圈子，赛富的做法是符合职业道德的，在国外这都是正常的。只有在中国争议很大，毕竟中国还是个人情社会。但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企业的认识将更加谨慎。VC/PE最核心的角色是为LP负责，投资人要获得最大的回报，要帮助企业成长，他们自己的口碑非常重要。对于这一事件的未来走向，最可能的结果将是双方以相互妥协结束。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双方利益诉求的一致性。毕竟对投资方而言，最终目的并不是取得管理权而是企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如果吴长江的回归有利于企业继续发展，投资者同样会欢迎他回来，而具体方式则可通过谈判确定。

此外，投资机构通常会通过推荐、派出CFO的方式来帮助被投资企业加强财务管理，起到监督和规范的作用。然而空降兵与企业创始团队的磨合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分歧不可避免，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类似足球场上“后腰”角色的CFO，应该如何来帮助董事会和管理层形成有效的连接，也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第8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5000万，或者500万？她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就一次又一次自己找上门来。有时候是在酒店大堂，有时候是在KTV，有时候是在饭桌上，有时候甚至就在汽车后座。

“在车上就强吻你了，你是推还是不推，他（投资人）好像对你这个项目很有兴趣噢。”周莹琪有些兴奋地问《人物》记者，“只是吻而已啊，你推还是不推，又没有上升到上床。”

“大部分女生不推”，她放慢了语速。

周莹琪的父亲曾经教过她：“身为一个女生，你的优势和你的劣势都很明显，优势也是你的劣势，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要把这个运用得很好，就是你如何应对性骚扰，又不会得罪别人。”她将此牢记在心。最忙的一段时间里，周莹琪平均一个星期会和三个投资人碰面，几乎都是男性，有过几次“奇葩的经历”。

一位投资人约周莹琪和她的合伙人下班后在深圳希尔顿酒店的大堂见面聊项目，没聊多久，投资人对她们说：“大堂有点吵，去我房间吧。”

“当时我是吃惊的，觉得他是不是有企图，但是没办法，抱着他有可能投资我们的心态，还是要答应，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他房间。”周莹琪回忆。

在电梯上，投资人搂住她的腰，周莹琪把他的手支开。到了房间，投资人说：“我有点累，我想躺在床上跟你们继续聊。”于是她和合伙人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继续向投资人介绍自己的项目。没讲多久，投资人又说：“你们累不累啊，要不要上来躺一下？”

“我们两个人，怕你吃不消啊。”周莹琪半开玩笑地回击。对方报以尴尬的一笑，她的合伙人说了更直接的话以示反抗。项目最后没有谈成。

也有投资人在周莹琪介绍自己项目时打断她说：“你长得这么好看，做这行太可惜了。”周莹琪回复他说：“你屁股也挺翘的啊”。

这是她面对“骚扰”时一贯的处理方式，让对方尴尬、毫不留情，“女权主义再宣扬说要男女平等，但直男不会理解，你只有让直男切身地体会到我们在鄙视你”。

曾经有一家知名创业公司的CEO到深圳时总想约她出来喝酒，周莹琪不想去，跟他说：“我一分钟是168，你先给钱了再说。”在周莹琪看来，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拒绝，刺激到对方“老子就是有钱”的点，当然对方也并不会真的给钱。但这有时候会把局面导向更有性意味的境地，“他们会说我骚啊”。

周莹琪似乎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是她不愿意接受的性骚扰，另一方面则是对面那个处于她权力上游的投资人。性科普作者易衡（网名女王C-cup）认为，在缺乏公平的环境里，女性面临着很多问题，很难保持道德完美处境，“弱势者要在强势者面前保护自己，这实在太难了”，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直直的硬碰硬，反而是非常态的”。

易衡认为中国大众对于性骚扰和权力滥用的理解仍然很陈旧：“仿佛要一方是彻底丑恶的压迫者，另一方是无权无势无能力反抗的受害者，且只有压迫没有受惠，性骚扰和权力滥用才存在。但悖论是，如果只有这样才算的话，性骚扰这个问题大概根本不存在。”

如果这些看起来有点惊险的“骚扰”场面对古灵精怪的周莹琪来说并不算难题的话，那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她在创业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性别歧视。

大多数时候，她和另一位女性合伙人要面对不同的投资人在还没搞清楚项目时就一遍遍地重复：

“你们合伙人没有男生？那不行啊，得找个男生，要不然肯定要失败。”

“你们太女性思维了，我很少见过有两个女合伙人成功的。”

“你们没什么格局啊，建议是找个男生来做 CEO，你们有人选吗？”

当周莹琪问对方什么是“男性思维”时，他们的回答是：野心、事业心、格局、狼性。“我说什么叫狼性，你能解释吗？他说不出来。”周莹琪告诉《人物》记者，一位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投资经理直接告诉她：“数据表明全球成功的男性的确是比较多的。”

周莹琪认为大多数女性创业者都有共同的难题，她们很难像其他男性创业者一样，随时约投资人喝酒，和投资人一起攀岩爬山打高尔夫，和投资人称兄道弟。在饭桌上，中间人只会告诫她：“嘴甜一点”（她认为这其中也有某种性意味），要学会撒娇，多撒一次娇可能就会多10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但中间人不会这样告诫男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可以在高尔夫球场，在德扑桌子上和投资人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长谈。

周莹琪也尝试过学习德扑，但“男投资人是不会和女生坐在同一张德扑牌桌上的，赢你钱不好”。她见过女性如何在德扑桌上“掌握主动权”，“一些很漂亮的女性创业者，比如说10个投资人一桌打德州，她可以从第一个人的大腿坐到第10个人的大腿，但是不会让投资人摸到她……其实她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在跟投资人交流了。”

这让那些要输钱要陪酒的男性创业者不忿地认为，女性身体在这种时候就有了极大的优势，周莹琪也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势，如果女性主动去利用的话，“而不是说你就该被骚扰”。

但女权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女性有性资本可用，男性没有，这本身就说明这依然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世界，游戏规则是掌权的男人制订的、是服务于男性利益的。”女权组织“新媒体女性”员工罗瑞雪告诉《人物》记者。她认为性骚扰恰好就是性别歧视的产物，“这里说的性都不一定要到上床发生关系，它可以是很多东西：穿短裙或低胸上衣展现‘女性性魅力’。”女性在清楚这是性骚扰的情况下，依然默许，看上去像是“自愿”，但实际上依然是受性别歧视的大环境所胁迫。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女性的性成为一种资源，是因为购买的一方更有资本，也就是说男性更有资源去置换女性的性，这个资源可以是能看到的比如钱，可以是看不到的，比如权。”易衡告诉《人物》记者。

这种资源有可能让女性变强势吗？易衡认为不可能，“至少不会让她在‘购买者’面前变得强势。哪怕她会得到一些资源，但她仍然不会取代‘购买者’成为资源的拥有者……举个例子，体力劳动者接受了资本家提出的不合理的加班要求，并得到了少量的薪酬，压迫剥削就因此不存在了吗？一样的。”

第9篇：如何让投资人投资范文

《卓越理财》：进入首批QDII名单，接下来华夏基金正在做着哪些准备？

张后奇：华夏基金在拿到QDII业务资格之前，就在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资源配置、产品设计、全球战略投资伙伴的选择以及中后台系统的准备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而且这些准备工作，现在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尽快推出QDII基金产品跟广大投资人见面。

QDII业务作为中国基金业的创新，我公司给与了极大地重视。每一次重大创新，我们都会选择全球性的公司进行合作。此次也不例外，我们选择了美国普信集团（TRowe Price）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来共同推进这项业务。它是美国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目前管理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元，在全球投资方面经验丰富。该公司还是全国社保基金QDII投资管理人之一。当然，我公司也有自己的专业投资团队，此次我们两家公司将用一种投资决策的机制来共同做这个事情。

从投资到中后台，在产品设计的各个方面，我们都会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并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不断建设我们自己的国际化专业团队，共同推进QDII业务投资管理的工作。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投资管理人中，已经有来自美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雇员。

《卓越理财》：华夏全球精选基金具有哪些投资特征，它跟其他QDII产品相比在进入门槛、管理费用和赎回到账日期等方面有何不同，这一产品更适合哪些人进行投资？

张后奇：华夏全球精选基金为股票型，投资于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地区以及新兴市场等全球资本市场，其中香港市场不超过30%。此外，华夏全球精选基金将由中国建设银行担任托管行，中国建设银行已选择摩根大通银行作为境外托管人。

我们希望通过QDII业务锻炼自己的投资队伍，让我们的投资队伍拥有全球化的视野及全球化的投资能力。同时，对于欧美成熟的资本市场，优秀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我们也抱有学习的心态。同时，我们将倚重美国普信集团的力量，加强合作交流培训，共同为我们的资金持有人做好投资管理，使之获得更好的回报。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这个产品跟目前银行的QDII理财产品有点不一样。目前的银行其他QDII理财产品不算共同基金性质，所以本身的产品性质要求进入的门槛比较高，我们这个基金起点比较低，现在预定是跟国内的现有基金差不多，在1000元左右，以人民币为主。

至于基金的管理费用和赎回的到账日期，现在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还没有出台，还在讨论阶段，我们现在也不清楚。不过，因为管理难度加大，调研难度和交易成本等都有所提高，所以费率应该比现在国内基金高一些。

只要是对资本市场有基本的判断和认识的投资人都可以认购QDII产品。QDII业务就像人民币买基金一样，1000元就可以认购了。QDII产品并不是少数会说英语人的偏好，而是所有共同基金投资人都可以购买的产品，并可以用QDII来做全球资产的配置，但我们也不建议投资人把所有的钱都买QDII产品。

《卓越理财》：未来华夏基金的QDII产品准备如何销售？在A股上升动力不减，人民币又在不断升值的情况下，您如何评价QDII产品的收益跟风险？

张后奇：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投资，所以在基金的销售方面，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网络。QDII产品同我们在A股共同基金的推出一样，我们最关注的还是投资的管理和投资的业绩回报，我觉得这是投资人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行业发展的命脉所在。

值得说明的是，现在A股是不会因为我们几家基金公司推出这个产品而受到影响的。至于QDII业务发多少会有影响？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承受能力比较强，只是一部分投资人多了一个投资渠道，我个人觉得对A股市场不会构成冲击。

另外，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A股的投资机会和海外市场投资机会，实际上是并存的。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升值，海外资本市场就没有投资机会了。我们推出QDII产品，是让中国资本市场、中国的投资人，多一个管道，多一种投资工具。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汇率波动的风险是存在的，我们也会予以充分的揭示和披露，投资人可以自己判断。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常规的问题，投资人可以理性的、冷静的做选择。华夏基金即将推出的QDII产品，将为我们参与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其他的市场提供一个投资机会。但是汇率问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我相信不仅仅是现在存在，即使是金融市场越来越开发的未来，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常规性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卓越理财》：未来华夏基金的QDII产品准备如何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海外投资？

张后奇：不同市场存在不同的投资机会。在一个开放的全球金融体系里，哪一个市场更有机会？我们这个产品是一个全球化配置的产品，但我们给予香港市场的配置比例却为30%。因为香港市场这两年的繁荣，和国内在香港上市的H股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上市有关，也和国内资金有关系。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我们才决定给香港市场30%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