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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资本市场;二元冲突;三元悖论
1我国的“三元”现状
1.1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今年前三个季度超过百分之十的GDP快速增长伴随着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并且还出现了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等问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关于回收流动性和降低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央行采取的一系列带有紧缩性质的货币政策也是基于这方面因素考量所提出的:
(1)2007年9月15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7.02%提高到7.29%。这是央行本年度第五次提高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以鼓励储蓄减少盲目投资进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同时逐步缓解因通货膨胀率持续新高下的实际储蓄率为负的情况。
(2)中国人民银行从2007年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本年内第6次动用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距离上次国务院20日宣布调减利息税和央行加息,仅仅间隔10天。存款准备金率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被视为货币调控的“猛药”。不过,从去年开始,面对银行体系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央行已明确表示,如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属于“微调”政策。
(3)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发行债券作为最常见最易控制也是效果最为温和的控制货币流通过快的工具一直备受央行青睐,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使得它所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的,现在在普通国债的基础上发行特别债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外汇储备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较快增长,人民银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较大,发行特别国债的规模过小,难以起到回收流动性的作用,与发行普通国债筹集资金的用途不同,财政发债购买的外汇以提高收益为主要目标。
(4)央行启动特别存款,吸纳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央行此前主要通过常规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定向票据等方式来回收流动性,这些方式主要针对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进行,小规模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一般不在回笼范围之内。央行日前发出通知,拟吸收部分非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主要是城商行及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以吸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此举意味着定向央票发行过程中未被覆盖到的机构将被纳入到央行收缩流动性的范围之内。
1.2我国汇率政策现状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这样一个逐步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下,汇率必然成为反映贸易的镜像,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就理所当然的需要外汇适度向上浮动来恢复平衡。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币兑美元19日中间价为人民币7.5074元,低于18日的7.5113元,人民币今日大涨39个基点,突破7.51关口,强势逼近9月21日创出的新高7.5050元,按照8.11的汇率计算,2007年10月24日又以7.5010元的中间价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超出9.3%。
1.3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现状
回顾一下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实际上,从1996年我们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开放所带来的诸多隐患有所考量,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国外资本流入容易,国内资本流出困难。不过不管是出于实现对加入WTO的承诺还是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压力(国内出现了资本的大量囤积导致流动性过盛国外贸易逆差鼓吹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已经逐步加快。
2蒙代尔三元悖论的详细叙述
2.1从“二元冲突”到“三元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发表的《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A顶点表示选择货币政策自,B顶点表示选择固定汇率,C顶点表示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也就是实现三角形一边的两个目标就必然远离另外一个顶点。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2.2三元悖论的具体解析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即处于AC边,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部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即处于AB边,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
(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即处于BC边,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2.3货币政策的自对我国的首要性
联系一下目前正处于BC边的欧盟,它因为放弃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曾带来许多成员国经济停滞不前;在试想一下如果放弃运用货币政策仅仅依靠财政政策为主要调控方式显然会出现许多恶果:
(1)财政政策作为对总需求的直接调控,如果因为国内流动性过剩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就会进一步缩小原本就不足的国内需求。
(2)在我国汇率相对锁定的现状下,使用DD-AA模型进行分析,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都会因为外汇的干预产生过度反应,比如财政扩张带来了DD曲线右移首先就带来了一部分的产出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扩张带来了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使本币升值,在要维持既定汇率水平时,中央银行就得被迫购入外汇来增加货币供给,这样AA曲线又要右移,产出会进一步扩张。同理,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也会使产出过度收缩。
(3)针对国内最棘手的货币问题——货币流动性过剩,不采取货币手段直接调节肯定在效果上更加微小。即使在体制、机制等问题后可以解决某些例如非理性投资之类问题,对于大量外汇储备囤积的调试仍旧找不到有效解决途径。
2.4汇率相对稳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0%,比上年加快2.4个百分点;全年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达到1774.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4.7亿美元。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了五年来的高位运行态势,(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远远高于世界货物贸易增速(2001-2005年世界货物进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7%),继续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7%,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比2004年提高7.3个百分点。如此大的贸易依存度,怎么可能说浮动就自由浮动,因为人民币长期以来的高估,完全浮动必然会带来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大幅度升值,接下来就是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缩水。我国跟美国在这方面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一方面,我国的内部需求市场很小,对外依赖过大。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相对来说需求弹性较大。所以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动制也是在比较狭小的浮动上下限内一种极富试探性的变化。
2.5我国的相机抉择——资本市场的暂时不完全开放
延续上面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只有三角形的AB边了,至少目前看来短期必须这样。不过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这个定局仍会继续——不断增长的外贸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我国国内也因此面临货币过度投放,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增大的压力。那么,绕A点从AB边向AC边的不断转动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今后一段时间里,蒙代尔三角在我国的动态特殊表现。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J].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所谓开放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其一,一国经济纳入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范围;其二,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又要实现外部均衡目标。所谓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二)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开放经济和货币政策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相对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必然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政策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尽管市场的开放、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指金融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包括中介目标)以及传导机制也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货币当局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总量指标(货币供应量)而转向价格性指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上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实现政策目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各国将重新获得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实际产出水平和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既然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影响是如此之大,那么,这种影响有解决之道吗?可以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国际货币理论及实践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即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影响,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协调的收益大小尚无定论。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定义及前提条件借鉴30国集团1988年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所给出的概念,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含义做出以下界定: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就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的过程。这种协调通常分为两种,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前者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
那么,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政策协调一定是在利益主体(国家或经济地区)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合作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一般地理解,只要有交往就难免有冲突,那么协调就有必要。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主体之间才需要协调呢?回答当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才需要协调,因为对小国来说存在一个谈判地位与力量问题,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协调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同样地,当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国的时候,一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措施,对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其次,只有在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定或者说妥协可以使双方都获利,亦或说至少可以改善一方的境况而另一方不受到损害的条件下,协调才会发生,如果说只有一方获利,那么这种协调不会进行下去。
(二)为什么要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1.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要求———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经济学界广泛认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是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个外在动因。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这种相互依存主要体现在结构上的相互依存,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最佳政策得以实现,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当然我
并不否认其他方面的依存,因为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于结构上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直接引起的。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对外开放和相互依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比如,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深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了世界资源的配置。但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国际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大极大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增加了世界各国的溢出效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经济的内外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货币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做出的反应。由于自的减少,其政策的作用与效力便难以预测。所以说,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必然要求。
2.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在动因。如果说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那么,当一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运行施加显著的影响,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通常地将这种效应称为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Monetarypolicyspill-overeffect)。溢出效应很早以来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许多学者如哈马达(Hama2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都已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溢出效应产生于各种原因,包括那些将国外政策诱发干扰的影响传递给国内经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各种贸易与金融联系。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量的研究证明这种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是普遍的,而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协调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这已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溢出效应就是国际协调存在的一个内在动因。但是,国际协调是怎样减少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呢?下面将更进一步地谈到。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本方法———博弈论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并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StrategicApproach),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方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在其行为发生冲突时的决策方法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决策主体之间的行为是直接相互影响的,因此,决策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他决策主体的反应。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经济行为时,不得不考虑它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这种决策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期内,协调收益的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在长期内,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三、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否有效
从理论上讲,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使各国的福利均接近最佳点,整体经济福利也高于非协调状态。但世界经济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往往不能顺利实施,“以邻为壑”的自利行为经常发生。为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出现现实失灵呢?
首先,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不确定性。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现状,一般是根据各国所用的模型来判断各国的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的利益。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外国货币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模型多种多样,在某些具体数值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由此导致协调利益的不确定性,使合作协调很难形成。
其次,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知道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够获利,也不能保证协调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如果采取协调以外的政策的获利大于协调政策时的获利,就会出现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如果很难监督货币政策的话,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振振有辞地证明它坚持了协议政策的同时违约,由此,出现不协调的结果将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政策协调是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么违约的动机会更强。要消除免费搭车或违约行为,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使协调经常化,即博弈不仅仅限于一次,这样参与国就必须在背弃协议政策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方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比较选择;二是引
进客观指标,完善协调政策的监督体制。
最后,政策协调中分配利益和分摊协调成本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计算出成功的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收益,而且对成功协调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成本分摊的研究也还很少,对协调收益究竟由什么因素决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即使关于协调的论证再详细,也很难为实践所接受。在这种局面下,要说服任何独立自主的一国政府,为了一些不完全归自己所有且数量不确定的国际协调收益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收益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更多地流向其他参与国,而不是本国。尽管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由于上述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出现了失灵,以及在完全信息和静态的一次性博弈的最优化假设下建立的协调模型存在着潜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动态结构模型中也存在着政策协调障碍(比如说政策协调的连续性问题或者说可维持性问题),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权威货币当局之间彼此协调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也许比政策协调的本身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信息交换不需要规范的政策协调,并且交换也不会使货币蒙受伴生性的损失,它可能是一个比成熟的合作本身更容易实现的目的,即使大多数实证经验显示政策协调的收益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结果依然非常显著。根据休斯-哈利特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估计,政策协调收益对美国和欧佩克其他国家来说,大约相当于每年额外GDP增长的3%~5%和4%~6%。在这里之所以要列举这样一个数据,只是想表明一种观点: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轨迹与合作协定本身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也许今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会更充分地证明政策协调在经济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显著收益。四、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依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开放经济的特点。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显示,从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会同样地受到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利益,既然如此,中国也应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状。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技术援助、法律协调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当然,中国与IMF的合作与协调更为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与IMF的积极配合方面。比如在东南亚危机风波中,中国对危机所采取的“同舟共济”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慎重承诺,这种承诺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缓解以及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体现在中国与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上,比如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与协调。中国还积极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进一步巩固“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简称“10+3”)的金融合作成果,同时根据“清迈倡议”,加快了成员国之间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进程。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共计85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谈判与磋商之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各国货币合作的机制。
2.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汇率协调问题。汇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核心。中国自1994年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官方一再说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稳定人民币汇率。但IMF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太小(不足±1%),因此属于固定汇率制。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汇率政策是否合理呢?如果说在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是为了顾全大局(因为如果中国也实行贬值政策的话,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报复性反应,这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只会使景况变得更糟,按照国际协调理论,这也符合其宗旨),那么,在危机过后,是否一定还要履行这种承诺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要以汇率稳定作为唯一目标呢?笔者同意何泽荣教授的观点:稳定汇率是汇率政策的一个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货币一定要贬值,只是想表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至少应该寻求一种在国际社会能够承受的合理限度内调整汇率的机制。
(2)利率协调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实际利率差异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并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运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间(特别是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率协调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不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利率调整了中国也应该相应的调整呢?当然不是,中国连续8次下调利率,事实上对内需的刺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动的环境、条件、因素及其范围,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相比较是有质的区别的。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因汇率变动幅度过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归到固定汇率制),因此对未来汇率变动是一种静态预期;另外,中
国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资本是不完全流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形成一种利率的市场反应机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利率政策从短期来说应该自主性地决定。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进行利率协调,只是说存在一个自我决策问题。
(3)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获得协调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协调双方的谈判力量,而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这样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自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来,在国际货币领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货币国际协调的机构(在崩溃以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八国集团”在经济实力和能力上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因此它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除IMF以外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尽管这种协调机制只是一种随机协调行为,但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未形成之前,它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吸纳为该组织成员,这对中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是有不利影响的。
(二)中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
1.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针对目前经济现状,可以采取人民币适度贬值,刺激出口,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失业压力,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
2.有步骤地开放金融领域,有效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入WTO,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体制改革进程、金融法规的完善程度、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步骤的、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开放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将加快,由此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建立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机制。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大,必然会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要求。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是一个渐进的历程。
3.探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目前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之间仍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可以通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对其加以调节。因此,中国目前仍需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认真探讨其他参照指标,研究新形势下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今后几年中国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奠定基础。
4.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规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5.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帐户,从而调整汇率。
参考文献:
[1]PierpaoloBenigno,“ASimpleApproachtoInternational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June24,1998.
[2]PaulR.BerginandOscarJorda,“MonetaryPolicyCoordination:ANewEmpiricalApproach”,SSRNWorkingPapers,February25,2001.
[3]ManjiraDattaandLeonardJ.Mirman,“DynamicExternalitiesandPolicyCoordination”,SSRNWorkingPapers,Septermber1996.
[4]LaurenceH.Meyer,BrianM.Doyle,JosephE.GagnonandDaleW.Henderson,“InternationalCoordinationofMacroeconomicPolicies:StillAliveintheNewMillennium?”,SSRNWorkingPapers,April2002.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何泽荣.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M].成都:西南财大出版社,2002.
[7]戴维•里维里恩,克里斯•米尔纳.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8]凯文•多德,默文•K•刘易斯.金融与货币
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
[9]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表外业务;货币政策;规避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发展迅速。但由于表外业务和金融产品过于复杂,且缺乏透明度和必要的监管,因此成为风险隐患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的表外业务最先蓬勃发展,尤其是衍生产品交易发展迅猛,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迅速,虽然其业务方式和产品构成还较为简单,但其规模不断增大,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大量的表外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不仅加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隐患,同时还对货币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国内外表外业务发展现状
(一)国外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现状
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从事的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的经营活动。巴塞尔委员会规定,表外业务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表外业务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通行的会计准则,不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内不涉及资产负债表内金额的变动但构成银行的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的交易活动。广义的表外业务指所有不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经营活动。20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不断扩大、金融产品不断创新,表外业务迅速发展。90年代,一些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其业务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品种齐全,以投资银行、信托服务、证券销售、信用卡业务为主。据统计,当时一些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已占到银行业务总收入的40%-50%左右。
(二)国内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主要以交易服务类业务为主,集中在结算、担保、、银行卡业务等。1979年10月,中国银行首次开发信托、租赁类业务,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表外业务的初次尝试。此后,各家商业银行也逐渐开发了多种表外业务。我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种类仍以传统的结算、汇兑、收付等业务种类为主,形成的利润较低,新兴的、高附加值的表外业务开展较少。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产品形式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在规模上已属于发展迅速。
二、商业银行发展表外业务驱动因素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发外部需求
我国经济发展引致的整体需求是推动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产品需求的推动力之一,间接影响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和发展的模式,并使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向纵深方向发展。如在我国改革推进过程中,银行储蓄业务与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等相结合的表外业务产品即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导的创新。
(二)规避监管引发内部需求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最直接的推动力是规避监管约束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由于表外业务的特殊性,财务报表不能完全反映表外业务的信息,表外业务能够规避统计和监测的常规报表项目,因而许多表外业务是为了规避监管机构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或资本要求的规定而创新出来的,许多表外业务被商业银行作为规避监管、获得较高利润的工具。
(三)同业竞争引发双重需求
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商业银行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激烈的竞争使商业银行面临存贷款业务市场不断萎缩、传统银行业务利润空间逐渐收窄的局面,推动商业银行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拓展表外业务。
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扩大了社会融资总额,干扰货币政策的调控
许多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实际是表内信贷业务的替代品,该类表外业务不在货币统计中被计量,存款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等调控手段很难对其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控制,这将导致货币供应量不受控制地增加,严重干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
(二)影响产业政策实施,削弱货币政策资源配置效应
根据产业政策的变动与调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信贷政策调控方面指导商业银行进行配合,部分企业无法从正规银行信贷渠道进行融资,因此商业银行从表外业务途径开辟渠道,帮助一些企业通过表外业务获得资金,这将严重干扰货币政策资源配置功能。
(三)业务发展非理性,影响货币政策实施
表外业务为商业银行的创新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的发展形成了多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活动,并呈现非理性繁荣的状态,弱化了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效力,使利率、再贴现率等工具失效。表外业务还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使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都面临失效的局面,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
四、政策建议
2015年3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仍处于低位增长,同比上涨1.4%;1-2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1%。随着消费需求增长的趋于减缓,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下降4.8%,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9%,环比下降1.0%。1-2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5%。结合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国CPI与PPI指数判断,201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而如何协调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通缩,也是中国2015年将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加大中国通缩压力
2014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大了中国通缩压力,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国际资本逆流动对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制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国内通缩的输入、中国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有效需求不足。
(一)中国通缩压力的国际环境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的日趋融合,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2014年的各项数据显示,通缩的阴影正在全球扩散, “经济衰退”并未随各国的刺激措施而消减。世界经济的不利因素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通缩压力。
一是美联储加息或将加大中国的资本流出压力,并制约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进入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版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上半年的集体复苏之后,进入下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出现了分化。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欧、日经济再度出现放缓,而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延续放缓的走势。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基调的分化:美联储于2014年10月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则正式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延续了量化宽松的货币基调。从美国情况来看,2015年美国将正式进入加息周期;而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经验来看,美联储加息将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因此,随着美国在2015年进入加息阶段,未来一旦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将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国际资本的逆流动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流出中国,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出将更加迅速;同时国外经济的回升意味着对外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内资本也将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国际和国内资本流出会对中国产生流动性紧缩效应,并进而会制约基础货币扩张。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提高国内就业率的大背景下,发达经济体通过低廉的土地、更多的税收补助、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对原本植根于中国的制造业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业逆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中国制造业向发达经济体的转移;再加之国外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的增加和中国产业投资回报的下降,外商会减少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加大对本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力度。最终结果是,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大量流出中国,从而制约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二是全球货币政策基调的分化将推升美元指数,加大商品市场压力。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2.4%,创2010年以来全年增速的最好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具体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制造业和出口业等呈现全面复苏的特征。正是基于近几年来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联储于2014年10月份完全退出了量化宽松。在美国经济全面转好的大背景下,美元指数目前已经接近次贷危机以来的历史高位。但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势复苏、美联储加息将成为美元未来创造新高的新的动力;再加之美元指数构成中,欧元与日元占比70%,而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无力所导致的欧元与日元走低,将被动推动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因此,随着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美元指数的上涨将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构成极大的压力: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多数均以美元计价,美元指数的上涨将会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而作为世界上主要生产国的中国,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是中国制造的必要原材料;因此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会引起中国工业产成品价格的下降并进一步拖累其他工业产品的价格。最终结果是,美元指数的上涨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打压将进一步增大中国的通缩压力。
(二中国通缩压力的国内环境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阶段,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正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下调为7%。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日的《2014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15年展望》报告显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基本平稳,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与亮点。但投资增长后劲不足、融资瓶颈约束明显、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依然较大,具体体现为过剩供给和需求不足。过剩供给和需求不足之间的不匹配使得中国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
一方面,从供给来看,中国整体上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相关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低于720/0-74%的“合意”区间15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部分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更为严重。从产业结构来讲,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重化工行业,如钢铁、汽车、造船、电解铝等;尽管经过了两年多的去产能化,但相关行业仍难以达到产能的“合意”区间。很显然,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和技术创新;但产能严重过剩将会冲击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利于相关产业的结构优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制约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因为产能过剩对经济的重大影响,产能过剩问题也成为2015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的重要议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存,在短期内主要供给方主要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的方式来争取市场;一家厂商的降价必然导致更多同类竞争方加入降价的行列,在摊薄利润的同时,最终导致整体工业品价格下降。
另一方面,从需求来看,终端需求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导向就是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逐步引导我国宏观经济走向主要依靠内需增长拉动的轨道。但目前中国经济整体呈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传统需求的不足,具体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销售及社会消费品等领域同步出现增速放缓的趋势。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引起:一是中国经济正进入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阶段,其必然结果是传统需求放缓而新型需求供给不足。二是次贷危机期间中国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及房地产、汽车刺激政策进一步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刺激过后使得传统需求放缓的程度加陕。三是海外经济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新的转型及低增长阶段,这也拖累了中国传统有效需求不足。而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当总需求长期低于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具有破坏力的通缩也就相应产生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须携手反通缩
(一)通货紧缩对经济产生的后果
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一是通货紧缩会导致消费和投资萎缩。由于通货紧缩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和物价的持续下降,物价的持续下降会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从而会持币观望,最终导致消费或投资进一步萎缩。二是通货紧缩的存在会加大企业的融资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和破产的概率。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物价的下跌,会提高实际利率,债务人的资金成本会相应提高从而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企业不敢贷款或难以获得贷款,从而难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三是通货紧缩会加大金融体系风险。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难以收回所发放的贷款,进而银行会出现大量坏账,且难以找到盈利的项目提供贷款。一旦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就有可能面临金融恐慌和存款人的挤兑而被迫破产,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会大大提高。四是通货紧缩会提高失业率。随着整体经济的恶化,社会失业率会提高,工人工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有效需求。因此,对于紧缩引起的货币升值,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货币升值是引起一个国家所有经济问题的共同原因。”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通缩的治理,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通缩也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通缩
反通缩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携手,共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逐渐加大的通缩压力,中国逐步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逆向操作,是在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供应的环境。由于通缩最重要的问题是货币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就需要去激活货币需求来吸收宽松的货币供应,然后才能够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这时就需要财政政策来刺激货币需求,即中国应配合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反通缩,并将通缩对经济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宏观政策定调为“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所以,当经济接近区间调控底线时相应的政策变动势必出台,以此防止经济内部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具体来看,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复苏。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从而扩大投资需求。二是充分发挥财政紧急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三是在财政收入增长已经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同时适度减税,为实体经济松绑注入新活力。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收益;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26日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现状和条件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随着我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逐步扩展,在本币职能的基础上由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市场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从而由国家货币走向区域货币,再走向世界货币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1、人民币流通现状。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主要通过贸易和旅游两个途径,它开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但国际信誉的迅速提高还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高度大国风范之后。而后,人民币一直保持币值稳定并处于缓慢升值的状态,人民币成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如越南、老挝、缅甸、俄罗斯、独联体国家政府和人民眼中的硬通货,并成为事实上的结算货币和支付手段。在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地,人民币也是被广泛接受的货币。2005年1月起,银联卡在韩国、泰国、新加坡开始受理业务,持卡人可使用银联卡在这些国家进行消费,并可支取一定限额的本国货币。人民币还在缅甸、蒙古享有“第二美元”之称,可在其国家全境通用。这些都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自然过程已经开始。
2、人民币可兑换现状。1993年我国提出了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国,于1996年12月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现在,人民币还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部分可兑换,这都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基础。但央行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上则多次表示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3、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现状。2007年3月,八位香港的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关于发展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提案》中呼吁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2009年9月28日,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了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这是政府支持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香港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窗口。但香港由于其货币体系的独立性,使得其不具备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条件。2009年4月,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关于建设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使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式被提上日程表,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具备以下条件:(1)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各国对该国货币就越有信心,因而越有可能选择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2)货币发行国的进出口数额。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数额越大,各国为了进行贸易结算所需要保留该国货币的数量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选择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3)货币发行国的资金融通数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资金融通的数量越大,各国为了进行金融活动所持有的该国货币的数量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选择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4)没有兑换控制;(5)政治稳定;(6)货币币值的稳定性;(7)清算系统完备,效率高。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铸币税”收益。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收益是可以获得铸币税的收入。铸币税是指货币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货币币值稳定情况下,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会远远高于纸币的发行成本,这个溢价部分当然归纸币的发行国所占有。在本国发行纸币,铸币税取之于本国,发行国际货币,铸币税则取之于国际而用之于本国,是一种额外的国际收入。
(二)“金融”收益。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国外的央行会大量的持有作为储备货币,但基本上都是以人民币资产(存款,国债)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向境外央行支付存款利息和国债利息,这部分成本减少了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我国央行可以将这些资金转换为可贷资金创造收益,而且相对于利息成本收益是比较高的。同时,国际货币的交易必须要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的结算和支付来完成,这就为提供结算服务的发行国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
(三)减少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投资都可以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这样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汇兑风险就随之消除。无汇率风险和稳定的收益预期,一方面会促进国内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对外投资,有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另一方面又会鼓励境外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利于我国吸引外资,减轻外债风险。
(四)转嫁“经济泡沫”。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那么可通过贬值解决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并转嫁国内经济泡沫。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而不得不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一国金融制度选择了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就必须放弃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所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国货币政策丧失自主性。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后,当我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央行会采取提高利率回收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来调节。但利率提高不仅会使国内的流动性回流,同样境外人民币也会回流我国,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若境外回流的人民币大于利率提高回收的国内流动性,还会加剧当前的通货膨胀现状,货币政策完全失效。当国内通货紧缩时,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结果人民币外流,国内货币减少,货币政策失效。
(二)国内经济易遭受外部冲击。国际化将以自由化为先导,与外汇的各种管制放开同步,各种方式的保护主义及行政手段将极大地弱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交易量增加,市场空间加大,货币冲击的风险也加大,由于货币壁垒的消失,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有可能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我国,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例如,国际外汇市场上存在数额巨大的游资,它们无时无刻在寻找各种套利机会。若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实际利率低于名义利率,人民币高估,有贬值预期。游资会采取循序借入人民币,然后再集体集中抛售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贬值,从中获得巨大利润,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则受到考验。1997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国际游资导演出的一部巨作。
(三)面临“特里芬难题”。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其他国家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那么我国必须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提供人民币资产。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越旺盛,我国国际收支赤字就越严重,而国际收支赤字又会削弱人民币币值,降低其他国家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人民币面临两难。
四、小结
人民币国际化是把“双刃剑”,它既会给我国带来巨额的铸币税收入等收益,也会带来货币政策失效,易受游资冲击等后果。比较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成本可以看出,相对于国际化带来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经济政治收益,国际货币所需承担的成本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发挥到极致,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曾康霖,虞群娥.人民币国际化及其条件[J].经济研究参考,2002.71.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
一、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
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带来了深刻影响,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无论央行采取何种货币政策,都会对股票市场的发展带来影响。
(一)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股市发展会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及最终目标产生影响。
中介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尚未实现终结目标之前所能达到的具有传导作用的中间变量指标。对于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各学派是有争议的,一般来说凯恩斯学派坚持的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主张以及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认为的应当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观点是两个主流观点。事实上,股票市场对于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都会产生影响。对于利率而言,股票市场对利率变动会产生预期,并且利率也不是单向地通过商业银行和货币市场来传导其作用过程,它会通过股市这一中介传导其对实体经济的调节作用。对于货币供应量而言,股票市场会使货币需求受到影响,并使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最终使基础货币的调控难度加大。具体而言,由于证券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因此股票市场的发展一般会对货币需求产生负面影响。Friedman、McCornac曾分别对美国和日本的股票价格与货币需求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上结论。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会受到影响,进而对货币乘数及流通速度产生影响,使货币供应量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相对降低。并且,由于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货币需求的变化,改变了基础货币在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分配比例,其创造能力相应发生变化,从而使央行的调控难度加大。
最终目标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一般而言央行追求的是经济的适度增长与高就业率,但同时又要保持物价稳定,不发生通胀。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一个相机抉择问题,其中关键问题是央行如何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求得各子目标之间的平衡,从而寻求最佳政策路径。股票市场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途径,它对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在各类研究文献中,笔者认为“托宾的q理论”“财富效应理论”以及“狭义的股票市场渠道效应”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依据。
首先,托宾的q理论从资产结构调整角度解释了股票市场怎样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施加影响。在该理论中,他把q定义为企业的市值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的比率,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具体而言,例如,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该理论就认为公众面对不断上升的收益率会产生资产结构调整行为,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在此背景下,企业主会因为公司市值上升而选择发新股的方法购买相对低廉的投资品,从而促使社会投资规模扩大,帮助实现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其次,财富效应理论是莫迪格利亚尼在其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中指出的,它从居民财富的角度解释了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每个消费者完全理性的前提假设条件下,他们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优配置。若某国央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股价上涨,而最终使居民财富增加时,他们会增加消费需求,这有利于实现经济适度增长的目标。
最后,“狭义的股票市场渠道效应”是Ralph Chami于1999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某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会影响居民对拥有的股票的收益率预期,从而促使他们改变对公司回报率的要求。公司在股东的压力下,会增加投资,这对于整个经济社会而言同样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从而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
上述三个理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股票市场是怎样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从而对货币政策施加影响的。除此以外,另外也有些理论从流动性效应,资产负债表渠道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论是从什么角度,笔者认为股价是关键,即股票市场主要是通过它的资产价格而对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重要影响,这给我们产生了一个重要提示,资产价格因素是央行制定、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
(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货币数量和利率调整常被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同时,它们也可以不同方式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
对于货币数量而言,它是从流动性的角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的。例如,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投资者持货数量增加时,投资者会增加风险资产投资,而在风险资产供给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风险资产的价格会相应上升。一般可认为,货币供给增加,股票价格将上升,两者正向变动。
对于利率调整而言,它主要可以从三方面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一是预期影响。一般而言,预期利率的变动与股市价格呈反方向变动。更进一步,若利率的调整出乎公众预期,则根据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公众会做出相反决策,从而股价同向变动。比如,当前利率下降幅度大于人们预计,则会有更多人相信未来利率将会上升,则他们会在现在卖出股票持有货币,以备将来买入股票,股价会因此下降。反之亦然。二是宏观经济的影响。利率变动可以发挥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指标器的作用,央行降息行为通常意味着经济不景气,投资风险上升,对股市会产生利空影响。三是利率变动会直接影响企业利息负担,进而影响着企业净利润的增减,最终影响市场股价走势。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货币政策通过利率目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那么,它的影响规律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利用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结果得到相应结论。Rigobon and Sack曾检验美国货币政策对股指影响,发现股指对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当短期利率上升25个基点时,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1.9%,可见股价一般与利率呈反向变动。
二、我国股市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但实际效果如何与股市的制度基础、市场规模以及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上世纪末,国内大部分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研究股票市场是提高货币政策效率的重要途径。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对国内金融系统配置货币资源经济效率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及政策含义逐渐成为国内深入金融改革研究的重点,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就是一块重要的研究领域。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股市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是不充分的,有待改进。
一是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明显,且其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显著。对于财富效应而言,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就是资产价格变动对消费等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但在我国,股市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意愿却比较薄弱。截止2006年2月,我国居民的存款总额突破14万亿元,虽然在当年10月,我国居民的月储蓄额出现了5年来的首次下降,较上月减少10亿美元,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一部分储蓄存款流入了当年突破5年新高的股市中,但消费支出却没因此被拉动。为什么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较弱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所呈现出的刚性表现以及我国股市的弱有效性决定的。一方面国内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较大;另一方面我国股市至今仍是一个以散户为主导的新兴市场,市场投机气氛浓郁,大多数投资者追求的是股价的差价而非上市公司的长期增值。就我国股市对经济增长贡献而言,在近年来它呈现出明显的弱有效性。我们可以从表1得知,在2001年之后,A股流通市值逐年缩水,但GDP却连年增长,其2004年增长率曾一度高达10.1%,居历年之首。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也可从谈儒勇、高莉、樊卫东、孙华妤、马跃等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一致结论。我们从前文的理论分析中得知,财富效应是股市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而股市与经济增长贡献正相关则是股市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它们的弱有效性会严重阻碍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表1)
二是货币供应量对股市影响显著,但利率政策效果却并不明显。对于货币供应量变化对股市影响是否显著的问题,近几年的实证研究是给予肯定的,比如钱小安、刘志阳以及姜炳麟等。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这个结论也仍然成立。2006年我国股市涨了近20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供应的流动性过剩,大量闲置资金拥入股市而形成了所谓的资金牛市。从2006年中国银行的数据分析,它的人民币存贷差已经超过11万亿元,存贷比为67%,即有1/3的资金是被闲置的,其中的一大部分通过正规和违规渠道流入了股市,促成了股价的不断上涨。相比之下,利率的政策效果是被大打折扣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作为货币政策传导重要变量的利率并未实现市场化,致使我国股票价格在制定过程中发生扭曲。而在发达国家,利率是制定股票价格的重要参数。同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也存在对股市融资功能过多关注的问题,忽略了股市对其自身优化可发挥的作用,普遍不分红的股利政策使市场短期投机气氛浓郁,利率政策对市场收益率影响的敏感度减弱。实证研究表明,在诸利率调整事件中,除1996年5月降息对股市平均收益率产生较大波动外,其他利息调整事件对股市的作用力度较小,其政策作用不显著。
三、完善我国股市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央行货币政策为了实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股票市场是其政策操作效果得以实现的重要传导途径。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必须使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通畅,这需要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股票市场的同时完善。
一是重视股票价格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作用。首先,从世界性的金融变革来看,金融资产价格客观上已逐渐成为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变量。对于股市而言,股价一方面可对GDP产生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股价的巨幅波动又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带来极大破坏,1994年墨西哥危机以及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典型性事件。其次,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也可得知股价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最后,股价中包含了利率、货币供应量、通胀以及产出等各类经济信息,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利用股票价格来对货币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具有可行性。至于如何发挥股票价格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作用,目前是有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可在短期内将股价作为参考指标和信息变量,而在长期内将其纳入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股票价格波动性过强,把股价作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无论如何,重视股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是有必要的。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一、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到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导致两大政策出现矛盾冲突:
(一)两类政策内部不协调
一方面是财政政策内部不协调,在使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却忽略了税收的减少。目前国内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而且税收的范围广,体现不出政府扩张性的政策意图。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内部不协调,在短期之内,难以协调物价的稳定和充分的就业需求,致使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而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矛盾,难免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协调平衡增长。另外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目标、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独立性,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经营、约束、发展和完善。
(二)政策协调配合缺乏技术含量
一是国债政策与市场业务的不协调。我国国债的品种单一,二级市场效率不高,市场发展之后,从利率调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国债市场还不具备市场基准利率产生的条件,不利于储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与金融技术性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市场份额为追逐目标,采用业务渗透等竞争手段,导致过多的财政资金进入市场竞争领域,从而破坏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另外政策性银行没有过多的资金筹集渠道,会使得财政补贴资金难以足额到位,从而影响两类政策协调配合效力的发挥。
(三)政策效应传导和协调机制的缺失
首先是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并没有将财政政策的目标分成多个层次,导致传导机制未能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样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问题,受到不健全的宏观调控运行机制的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观念转变方面不及时,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致使最佳的调控时机错失,降低了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为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成本。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根据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两者协调配合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针对国内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体制转型问题,对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进行适当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格局的转变。
其次是在财政政策的协调中,重点关注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在经济波动问题产生的时候,要对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进行妥善处理,同时借助一定的微观基础,解决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应量失衡问题,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再次是为了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确立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制,以便提高市场主体对经济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鉴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差异性,在协调配合两类政策的时候,对两类政策的位置进行确定,以便让两类政策能够承担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责,虽然两类政策之间的地位没有固定的形式。还要根据经济调控的需求,对哪种政策的需求性比较强,就应该采取那种调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执行时滞短,而效果时滞长的货币政策。
(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技术含量
首先是强化国债方面的协调配合,国债的品种少、流动性差,经济调节的时候,要调整其品种和期限结构。在重大措施出台之前,结合调控的总目标,对市场调控方向和力度进行控制,对国债发行时间、发行量、期限结构、发行利率、发行对象等进行协调配合。但很多具体问题因为财政和央行职能差异性使然,在期限结构上,央行会通过短期国债的发行满足公开市场业务需求,而财政部门会重点关注现金的管理,调整财政季节性的收支差额,因此国债的发行,必须与央行资金调度协调好。
其次是强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协调配合。通过对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善,将金融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体系,以便对财政投资的方向进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设等方面的权责要划分清楚,以便调控基础设施领域的宏观财政。另一方面是鼓励投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包括交通、邮政、通信等行业,而每种投资主体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投资,实行竞争性的管理模式,借鉴相关的经验做法,使得管理制度专业化。而对于建设性资金的拨付,要采用竞争补贴的方法,以减少财政补贴和财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业和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以便企业和银行在利率变动的时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在建立微观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基础上,形成市场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业直接或者间接的融资体制,对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扩大,企业方面要拓展融资渠道,同时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比重要适当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构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场机制,这样就能够实现金融机构与市场之间的灵活调节。
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中金融市场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发展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过度投机风气的扩散,对资本市场运作进行规范,以理性投资作为引导,发挥资本市场中投资需求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是发展货币市场,创新金融体系,建立统一性的国债市场,使得货币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同时确保票据市场的健康稳定。
最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利率的弹性力度,发挥利率在投资中的调节作用,以健康的社会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的增长,以此消除内需扩大时的不利因素。让国企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融入市场当中,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但相关的措施采取要有选择性,符合内需政策扩大的需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服务于经济发展,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内部不协调、政策协调配合缺乏技术含量、政策效应传导和协调机制的缺失。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为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成本,因此,我们要确定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原则,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技术含量和塑造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构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场机制,使得货币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格局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银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经济经纬,2008年05期:132-134
[2]蔺怀国.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现状、制约因素与对策[J].天津经济,2012年04期:34-36
【关键词】货币政策 盈余管理 融资需要 回归分析
货币政策的波动会给各个行业带来影响。外国学者Kashyap等人以及Ghosh和Sensar分别在1993年和2004年通过本国数据证实了货币政策对公司融资的显著影响。国内方面,2010年,饶品贵提出货币政策的紧缩会提高公司申请银行信贷的难度,而相比较来说,银行更愿意将钱贷给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国有企业,所以,在这方面,非国有企业会更加被动。2011年,申俊喜发现,货币政策是具有调控经济增速的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会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在安全的前提下,良性增长。2012年,王铭利在其文章中,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货币政策会对微观的经济主体的会计行为的选择产生异质性的影响。陈耿则在2014年在其文章中指出货币紧缩会加速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
一、货币政策波动现状与公司盈余管理现状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波动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融资的难易上。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我国的经济状况在逐步好转,但经济增长仍然较慢,金融环境复杂多变,货币政策波动频繁,这给上市公司的融资增加了难度,尤其是那些相对风险更大的非国有企业,所以,他们选择了盈余管理的方式去维持较好的会计账目,以此来达到融资目的。就近几年的形势来看,经济增长缓慢,人民银行多次下调法定存贷款准备金率和法定存贷款利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相应的缓解公司的融资压力,引导其放松对公司盈余的管理。
二、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证明货币政策的波动对公司盈余管理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回归分析以及检验来证实本文观点。
(一)变量的选取
货币政策有着多种政策工具和多个衡量指标,其中,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规模,进而影响到公司融资的难易,引发公司强烈的盈余管理。所以这里我们选取“法定贷款利率(6个月到一年期)”作为自变量。在我国,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非经常性损益是一个重要的进行盈余管理的操作指标数据。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的平均非经常性损益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证实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的建立
将法定贷款准备金设为自变量X,上市公司平均非经常性损益设为因变量Y,建立模型:
Y=aX+C (公式1)
其中C为随机干扰常数项,a为待估参数。
(三)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由于收集非经常性损益数据十分困难,经过不懈的收集整理,也只从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中收集到了2008年之后的相关数据,2008年之前并没有披露记载,这给本文的实证分析带来了遗憾和缺陷,也希望之后会有更详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根据证监会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中对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结果,通过整理计算得到如下数据:
(四)模型结果
由上面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a=0.11,即法定贷款利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平均每个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增加0.11个单位,且介于0和1之间,符合预期。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与法定贷款利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货币政策的波动对公司盈余有着正向影响,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慢,会导致部分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出现资金运转上的困难,有着更强烈的贷款需求。但是在货币紧缩时期,银行的贷款利率提高,贷款规模减小,公司贷款难度加大,所以,为了能顺利申请到银行贷款并获得尽可能低的利率标准,公司会在会计账目上处理的更加谨慎漂亮,进行更为有效的盈余管理。而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公司则会放松盈余操纵,因为在这样的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公司会比较容易筹措到资金,所以此时的盈余管理会稍有减少。
第二, 与国有企业相比, 非国有企业的往往更容易发生资金短缺。但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防范不良贷款的发生,会更倾向于贷款给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想要获得贷款和投资,则会面临更严苛的条件,会更加困难。所以,往往非国有企业会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程度往往更大。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可能反而会比较放松盈余管理。
第三,处于高速成长期和即将上市阶段的公司在具有投资机会的同时也会更多会更加强烈的需要资金支持,所以他们会更强力的进行盈余管理,程度也会更高。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会计准则
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要尽量规范到细节,尽可能减少企业管理者能够选择的会计方法和估算,要进行明确的规范各方面费用,这样就可以减少盈余管理的余地,缩小盈余管理的范围。
(二)加强会计审计的监督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包括合法选择和非规范会计选择,这些盈余管理行为的合理与否则完全地决定于注会的判断,注册会计师依据其丰富的审计、会计经验,能够通过对公司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绩的检查和分析,做出专业判断。所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是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的监督力量。同时,要加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方面的独立性,通过法律对定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详细的规定与规范,做好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
(三)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质量
要想让公司减轻这种过度的盈余管理,商业银行 在贷款审核会计账目时必须练就火眼金睛,能够真正发现公司是否进行了过度的粉饰来换取贷款,并严格杜绝进行盈余操纵的公司的贷款请求,这样,一部分上市公司达不到贷款目的,自然会放弃盈余管理。
(四)激励机制优化
现代的公司治理大多是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经营,这就为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了强烈的动机,管理人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通过盈余管理达到或高于约定的经营利润,针对这种情况,要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机制,加大监督力度,提高董事会监事会对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和鉴别能力。同时加强激励制度和违规惩罚力度,由此来弱化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
参考文献:
[1]熊鑫.货币政策波动引起的应计与真实管理研究[D].硕博论文,2014.
[2]陈耿,包艳萍.货币政策波动、区域金融发展及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J].现代财经,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