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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也带来了更深远的溢出效应。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转移海外。近几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FDI高速发展的新动力。《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由于服务业母国和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程度,特别是以知识和技术传递为特点的知识型服务业的跨国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外资在将来还存在着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的空间。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造业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评论。
国外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束缚,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垄断优势理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指出企业之所以直接投资就在于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某些优势,这是在国外竞争市场成功的条件。垄断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不仅能抵消东道国的本土优势,还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收益,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此外Hymer还特别强调了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垄断优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理论(三优势理论),J.Dunning认为FDI的发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跨国公司对外FDI的直接动力,但不足以解释FDI,必须引入区位优势的思路。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考虑承接国的区位因素,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流向的吸引力还决定了FDI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优势结合在一起是FDI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折衷理论最早在制造行业论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中将折衷理论扩展到服务行业部门,认为折衷理论的模型基本适用于服务业,并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这些补充增强了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
前期关于FDI的基础研究一直在试图解释FDI的发生机理,决定因素等,为进一步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基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是Rostow根据发展经济学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改善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短缺约束。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研究,最著名的还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中期,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背景下,关于FDI影响的讨论日趋集中于探讨它的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可以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识溢出的见解,他们认为国家之间除了技术转移上相互依靠,还相互学习制造方法、组织模式、营销策略以及产品设计等,FDI会带来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FDI溢出效应最著名的解释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义,它指出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通过多种渠道而导致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选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两国制造业都存在着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外资企业的渗透正向影响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结论。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间的经济数据,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回归方法分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选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考察后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Harris,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和产业中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应的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都不明显,比较而言行业间溢出效应较前两种相对明显。
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服务企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但由于服务行业的竞争又会导致国内对该服务更大的需求,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服务业的FDI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他们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各国外资政策、国内总投资率等因素影响。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关于FDI及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来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郑琴琴(2002)认为经典的FDI理论对制造业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些理论却不能很好的解释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他们从需求、供给、竞争、壁垒以及声誉五个方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出现和扩张动因都不同,传统的折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服务业FDI中的新现象。李慧中(2004)通过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动因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与规模经济最能说明当前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陈涛涛(2003)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一同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结论。姚洋、章奇(2001)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到作用。何洁(2000)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变量对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能力影响进行了分析。殷凤(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供给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
庄丽娟、贺梅英(2005)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就业、贸易效应显著,并且进一步地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仅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陈浪南、陈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选取1982-1998年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贡献率在0.4-0.6%之间,并且还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韩燕(2006)利用中国1999-2002年服务业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总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查贵勇(2007)选取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得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入FDI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每增加1%,会带动增加0.1757%的服务业产值。此外,服务业总体及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物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查冬兰、吴晓兰(2006)通过对江苏省服务业1998-2003年间的行业数据,得出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行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国服务业FDI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马莉(2001)认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但某些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商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模仿学习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直接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存在“门槛效应”。许和连(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结论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如下评价:
第一,大部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沿用制造业FDI的分析理论。但是,服务业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应有一套独立的,适合于无形产品的分析系统。
第二,目前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的论证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溢出效应,多角度地从产业内、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分析服务业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四, 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全行业的研究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问题,缺乏具体行业的细化分析。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7
作者简介:
[关键词] 贸易投资一体化 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 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
参考文献:
[1]徐波:中国与西欧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4]成思危主编:中国境外投资的战略与管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5]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王迎新:论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财贸经济,2003(1)
【关键词】产业选择;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利用国内外市场获取资源和市场,以便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成为国际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或者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特别是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并购浪潮此起彼伏,跨国投资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阶段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就迈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国目前就符合这一阶段。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企业出现破产的浪潮,很多国内企业到国外收购企业和品牌。但是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均衡。在中国对外投资行业结构中,资源和采矿业占到较大比重,而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与国际社会的投资行业选择出现偏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如何优化中国对外直接的行业结构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特别是目前中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静波(2012)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不尽合理,结构失衡严重,不利于产业升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是加大资源获取型行业投资,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雷鹏(2012)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祁春凌、黄晓玲(2012)研究发现这个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多的行业分别是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郑磊(2012)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对其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后运用灰关联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国投资东盟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制造业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田尧、杨坚争(2012)利用偏离系数法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量化指标,在构建适当模型的基础上,以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和特点
整体上看,不论从流量视角还是从存量看,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商贸服务业一直都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所占比例较高,采矿业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业、金融业和采矿业,这三个行业所占比例超过60%。在所有行业之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贸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从规模上看。商贸服务业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44%,存量上为972.46亿美元,所占比例为30.66%。从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贸服务业投资出现上升。商贸服务业主要面向消费者。这也有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相对应。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了开拓市场和售后服务的需要。必须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但是从投资区域来看出现过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东盟地区,香港所占比例为83.2%,东盟地区接近5.5%。在经营主体上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比较少。
2 采矿业所占比例较高。随着中国不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重工业的发展越来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属等越来越多,但是相比较巨大的需求,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还是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矿产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期货化的今天,往往受国际垄断实力制约,为掌握主导权,减少对国际大供应商的依赖,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国外矿业的投资,特别是铁矿石,中国对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不仅仅铁矿石,原油开采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主要行业,在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都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的身影。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掌握了大量了国外能源和资源的开采。
3 制造业所占比例较低且属于低层次投资。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属于制造业不同,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少。201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体投资的比例为6.77%,存量上只占5.61%。这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国直接投资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占的比重非常低,这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动机严重不符。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先进制造业部门的市场准入壁垒高。阻止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里,由于发达国家接受现实,市场准入壁垒降低,将出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上升趋势。资源行业,从绝对投资额来说,还会维持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所占比例会出现明显下降。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从原始社会的狩猎业,再到农业社会,逐步到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是从大的产业演进规律,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一般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农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的发展。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向服务产业结构为主专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0%左右,即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服务业产值占GDP得比重也超过45%,而我国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虽然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服务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目前也仅仅占1/3左右,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经过快速上升以后平缓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势头最猛。但是整体看,我国在确立工业立国的基础上,吸引偏向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设置的壁垒较高,而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趋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化,工业只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才能取得较高的效益,部分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换结构,也把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所以中国工业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优势,吸引的制造业FDI还在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还处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本身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升级过程中,对外投资的比例较少。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商贸服务业。这是为了出口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不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那种类型的投资。
(二)区位优势的演变
按照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没有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以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具备了一定的区位优势,但是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多。到了第三阶段,内部化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远远小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现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具有区位优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区位优势的内容和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制造业和大规模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起其他国家有劳动力数量大且廉价,成本低的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组装成成品后再进口。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外经济依赖加深,出现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输人性的通货膨胀也时有发生。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地位较低,并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投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外第三产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为技术含量少、资本额小的商业资本提供了机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说,中国的第二产业有吸引力;而对流出中国的资本来说,国外的第三产业更有吸引力。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第二产业的采矿业等产业中。中国对外投资从投资主体构成来说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这些小型投资者投资主体数量众多,资本额比较小,主要活动在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业、旅游餐饮等行业中,对于这些抗风险能力弱的投资主体,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是它们更好的选择。
四、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选择的对策
当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遇,在对外直接投资上需要优化投资行业结构。以配合国内的产业升级,这就需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层次。
(一)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力度
无论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还是巴拉萨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一个国家对外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照阶梯状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逐步对外进行转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如纺织服装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还有部分行业如冶炼、化工、医药和电子等产业由于投资的潮涌而使得产业过剩。就需要加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中国适用性的技术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优势。
(二)增加对资源耗费型产业的投资力度
近年中国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但国内的资源远远供应不上,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比如铁矿石产业等,使得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为保障国内资源供应,国内企业也加大了对国外矿产开采的投资力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部分资源都被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领,留给中国的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处于高风险地区:另外一方面,资源开采后的运输面临国际政治军事的干扰,在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情况运输成本增加。再加上为保障资源供应需要中国政府加大对相关国家的投入。当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对高耗资源产业的对外投资力度。实现当地化生产,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投资国政府的干扰,减少中国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赖程度。
论文摘 要:在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全球化浪潮中,作为中国承接此次产业转移的两种形式的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承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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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对加入WTO的具体承诺的按期履行,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长期比重偏低的服务业FDI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在此次全球化浪潮中,作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两种形式,弄清中国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存在何种关系以及有效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承接服务业转移,进而提高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加速产业结构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
2 文献综述?
孙俊(2002)通过建立一个计量回归方程,运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作用,证实了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差异。韩一波(2005)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查贵勇,顾诚(2006)通过对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进外资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动力,但不同行业影响力度和方向有所差异,故中国应逐步调整FDI分行业流向。袁永娜(2007)运用协整的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我国1982~2005年度数据对我国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无论是存量指标还是流量指标的直接投资都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不显著的负的影响,但却都显著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不同的是,直接投资流量只在长期影响服务贸易进口,而直接投资存量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会对服务贸易进口产生影响;此外,服务贸易进口在短期会对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在长期并不对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上述文献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服务领域贸易和FDI的关系,而服务外包是服务贸易的一种新形式,目前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外包的动因、竞争优势、模式选择、承接对策等方面。而对于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关系的专门研究甚少。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有限检索,这一关系的专门研究涉足不多。?
3 中国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
3.1 两者的相互替代关系?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在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中既是服务外包发包方的主体,也是进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两种不同选择,当投资计划总额一定时,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就中国市场而言也不例外。当中国市场上服务外包节约的成本低于交易成本(包括与外包商进行合同谈判、外包关系的管理以及确保外包对合同的严格执行所产生的费用等合同契约方式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服务业FDI来替代服务外包。反之,当服务外包节约的成本高于交易成本时或者直接建立合资企业存在一定风险时,服务外包常常替代服务业FDI。?
另外,中国服务业FDI行业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强化了两者的替代关系。目前我国服务业FDI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与餐饮业、交通运输业,而服务业的其它大多数行业的利用外资比重很低。这些服务业FDI集中的行业由于吸收大量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就业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增长,固有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得到加强,这反过来促进了服务业FDI更多地投入这些行业。而服务外包的项目大多数是“技术支持部门”的服务业,我国服务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支持、研发设计及金融业等领域,这些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的重要的服务业领域由于服务业FDI结构失衡投资比重一直较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承接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进而对服务外包的发展产生了潜在的不利影响。?
3.2 两者的相互补充关系?
中国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同属于我国发展服务业、承接跨国公司服务产业转移的方式,两者之间除了相互替代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近年来服务外包与服务业FDI均呈现快速增长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点。?
(1)我国服务外包行业中的FDI有助于扩大服务外包的规模、增强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与印度等服务外包大国相比,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企业规模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以占服务外包企业大多数的软件外包企业为例,中国大约有8000家从事软件外包的企业,而其中员工少于50人的占了80%,员工超过2000名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服务外包行业吸收FDI能有效地冲破规模小的瓶颈:一方面,通过外商绿地投资在中国建立服务外包企业,直接壮大了服务外包的队伍,同时,对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进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外包企业通过引资成立中外合资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劳动的合作,提高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
(2)从整个服务业来说,服务业FDI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进而提升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服务业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国内服务企业扩散,提高了服务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通过产业结构演进效应加速了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据有关资料显示,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领域,2006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超过10%,制造业则同比下降7%左右,2007年以来服务业利用外资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这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是源,贸易是流”,服务业发展为服务贸易包括服务外包提供了强大的产业基础,特别是服务业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体系的完善显著增强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另外,服务业FDI对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等)要求较高,因此,为了加大引资力度,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制度环境得以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这样,在发展服务业FDI的过程中,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投资环境客观上得到了改善,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承接服务外包的机遇。?
(3)中国服务外包促进我国服务业吸收FDI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外国服务发包方在将服务业务承包给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同时,必然会给承接方带来一定的资金,从而促进我国吸收服务业外资。其次,服务外包将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增加服务业FDI的总额。通过将非核心的服务业务外包出去,服务外包的母国企业能够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从而为其源源不断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了资本。麦肯锡环球研究所估计,西方公司每向海外转移1美元业务,能净降低成本58美分,同质同量的服务外包可以平均节省费用65%-70%。从服务外包中节省下来的可观的资金将有一部分用于西方公司对他国包括中国的服务业FDI。作为国际服务外包中心之一的中国的服务外包带来的资本积累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再次,中国发展服务外包能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优化投资环境,从而有利于我国服务业吸收更多的FDI。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已形成北京、上海、大连、成都、西安、武汉、济南等几大城市服务外包中心,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很快,形成了产业集聚的专业园区,通过对产业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等的集中整合和合理配置,在这些中心城市及其专业园区形成了良好的综合环境,提高了招商引资的水平。最后,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属于服务业高端产业,涉及很多服务业新领域,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有助于增加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电信业等非传统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扩大这些行业的开放程度,这将促进更多的服务业FDI投资于重要的新领域从而优化服务业FDI的内部结构。?
4 结语及建议?
(1)鼓励服务外包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服务外包行业,更好地促进服务业开放就要鼓励外资通过绿地投资或者并购投入到服务外包行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服务外包行业,对于扩大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增强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意义。而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又会通过产业积聚效应进一步吸收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提高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2)引导服务业FDI的产业流向。?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过多的FDI集中于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于非传统服务业的服务外包的发展,从而影响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所以制定正确的产业引导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加大服务业新兴产业的开放程度并改善其投资环境有利于增强这些产业对FDI的吸引力,同时也将促进这些行业服务外包的发展。
(3)为承接服务业转移创造良好环境。?
不论是服务外包还是服务业FDI的发展都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引资环境,政府引导和支持职能的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复合型服务业人才的培养、行业协会的发展等都是创造良好的引资环境的有力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我国承接服务业转移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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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盾.对中国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探析[J].经济师,2006,(1).?
[3]?黄慧.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及策略分析[D].广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通用电气(以下简称GE)公司是美国的一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型跨国公司,业务涉及制造业、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众多领域,拥有全球员工30万人,遍布一百多个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GE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其国际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其中的动因研究,不论对于解读各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还是对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选择,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二、GE对华直接投资特征及动因分析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优势;劣势;策略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1.综合国力的提高为物质基础提供了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实力就没有能力去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三十七年的历史,经过这三十七年的积累,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6708亿元,约合105108亿美元,为1978年的185倍。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45849亿美元,约为1978年的70倍。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越来越与全球经济有着很大的牵连,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
2.成本的低廉为生产提供了优势
成本低廉优势意旨降低生产的成本和经营的成本,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投向市场,使其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要想形成低成本优势,通常寻求比本国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投资。我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我国跨国企业就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中国的跨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建立即劳动密集又规模较小的企业,利用设备和技术的输出,使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3.传统的产品和成熟的技术为投资提供了优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对许多中等甚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自身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而且接受技术的能力有限。而我国情况则比较好,我国有许多相对成熟的技术如纺织品技术、机电、食品加工技术以及传统的园林、中药、烹调技术等对他们更具吸引力。我国所提供的中等水平的技术设备也受到他们的欢迎。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在这种优势的内部转移,这已成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策略之一。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劣势及现存的弊端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对外投资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劣势
(1)规模劣势
伴随着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增多,一些企业正在迅速发展。但至今我国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投资规模小。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要比发达国家要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
(2)投资结构不完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结构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果不加以完善,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投资的区位过于集中,且分配不合理。我国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香港是以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地区,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香港地区会影响我国在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采矿业等产业的直接投资活动,近而影响其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商务服务业和零售批发业等传统服务业投资数量过大,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数量不足。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①政府监管力度不够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球一体化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新的发展前景和新的挑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及缺乏促进私营企业成长的有效的政策、体制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私营大企业的数量非常有限。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由于经营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使其竞争力和效率低下。
②立法滞后
在全球跨国投资形式多样和我国境外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有些法律已经严重滞后了国内外投资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目前,只有我国有关部门的行政法规,这些行政管理条例的制定多数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法规已落后于当前的形势所需。在政策上,调整国有企业的外商投资是很重要的,这是民营企业调整的不足,使得民营企业的法律调整具有一定的真空度,不能基于对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另外,这些法规和规章出自同一个部门,缺乏统一和相互协调。
(2)企业存在的问题
①企业核心技术的缺乏
我国目前仍然在技术引进阶段,在关键技术上,很难与国外有点高技术和拥有成熟产品的生产企业竞争,企业没有形成以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为主的国际竞争力。就算是目前非常有前途的家电行业,他们的许多产品,特别是需要核心技术的高端产品仍然依赖于进口。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企业缺乏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技术创新不够,局部优势不明显。
②企业融资困难、资金缺乏
我国部分的国有企业在长期的低效率下,没有可依靠的资金去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再加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并不十分完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将面临不良资产问题。企业海外投资的项目缺乏科学性和综合性评价,存在“信贷紧缩”现象,国内资本市场仍不发达。因此,在筹资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自身和金融体系难以起到有效的作用,这就导致了存在融资难、资金缺乏的现象,进一步阻碍了企业的对外投资。
三、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分析
1.政府方面的策略分析
(1)完善监管体制
要完善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监管体制,首先就要建立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任何国家的外国投资,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境外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资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反馈以及沟通服务体系,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中介机构,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地区提供全面的投资环境。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制定不同的监管办法。
(2)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落后的立法,这使得政府缺乏对企业外直接投资的协调与管理应有的经验和方法。
因此要尽快制定和颁布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地位、投资审批制度和管理办法、投资争端的解决机制等问题,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出多门、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缺乏协调等问题。
2.企业方面的策略分析
(1)跨国经营要建立完善的机制培养人才
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现阶段,困扰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首要问题就是跨国经营人才的匮乏。为了赢得竞争,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鉴于目前大多数企业缺乏人才和经验的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培养人才,大力培养境外直接投资所需求的人才。我国有关部门可以从业务角度出发,推动组织培训,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为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人才选拔、培训、聘用机制。
(2)实施品牌策略
中国跨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提高自己品牌信誉和受关注度,努力塑造一个世界级品牌。所以做品牌宣传策划时,要着重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积极提高品牌竞价能力。能够激发消费者去购买产品的欲望之一就是情感因素,即在品牌宣传的过程中要突出情感;二是全面认识品牌的内涵,强化商标法律意识;三是以诚信为基础,保持品牌的信誉。有着良好信誉的品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中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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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印度 ; 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2-0073-04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之和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且两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印度的服务业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从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来看,中印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空间很大。中国在经过多年的大量引进外资发展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已经开始提速,而与此相比,印度仍处于大力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已具备了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实条件和可行性。而对于中印双方来说,目前要明确的是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具有哪些动因,以利于中印双方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一、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动因分析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稳定和拓展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1]据UNCTAD(2006)调查显示,有51%的受调查公司将寻求扩展海外市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动因。在中国企业中,有85%的企业认为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极为重要的。[2]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动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而印度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要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这就迫使中国企业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企业想占有更大的份额,必须建立国际销售网络,在国外直接投资并按当地市场需求提供生产和服务。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已经饱和。例如,国内的纺织业,生产能力为世界第一,但国内需求仅占其生产的1/3到1/2。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其优势,建立新的市场,并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从而可以为国内产业发展留出空间。
而印度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2006年,印度人口已经超过 10.46亿,并且其 GDP已超过9万亿美元。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印度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例如,在家电领域,印度每年的彩电需求增长率保持在15%,空调需求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20%―30%;在通讯领域,2005年,印度的千人电话线路仅为45.45条,虽然用户数量增长迅速,但与中国的千人电话线路268.63条相比,印度通讯市场待挖掘的空间仍很大;从钢铁业来看,印度在2011―2012年的钢材消费量将达到6 000万吨,中国的钢铁企业如能成功投资于印度钢铁业,将更有利于中国钢铁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3]
2.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实施本土化战略
印度国民喜欢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单纯的出口贸易,在印度本土投资建厂,其产品更受印度消费者欢迎。而且在印度研发和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适应当地需求,提高产品本土化程度。例如:国内的彩电声音输出功率一般为100W到200W,而印度消费者普遍认为彩电音量越大质量就越好,中国投资印度的彩电企业根据印度消费者这一需求特点将彩电声音输出功率提高,就会有效地带动在印度市场的彩电销量。因此,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本土化战略的实施。首先,此举能够贴近印度的客户,加快反应速度,更好地满足印度消费者的差异化、本地化需求;其次,可最大限度地缩短应对市场变化的时间,提高服务水平;最后,通过本地化生产及本地化采购,可以大幅加快物流周期,减少销售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型动因分析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得补充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这类投资的母国大多是资源缺乏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通过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资源开采业,然后再出口到母国以解决国内资源短缺问题。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获取印度较丰富的能矿资源。
中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缺乏的国家。以森林为例,目前中国林木蓄积量有105.7亿立方米,但人均只有9立方米多一点,考虑到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就不能对现有的森林进行大规模采伐。再如,中国的金属矿产富矿少,贫矿多。中国的铁矿石含铁量仅在30%左右,可以直接入炉的只占铁矿石总量的24%。而国外的一些铁矿,含铁量高达50%,直接入炉的矿石总量占矿藏总量的90%左右。再从石油资源上来看,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目前已较高,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将超过50%,这将使中国的石油供应存在较大的风险。因此,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合作,以改善国内资源紧缺的状况。
而印度是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尤其是铁矿石储量较大。印度已探明的铁矿石主要分布于中央邦、奥利萨邦、卡纳塔克邦和比哈尔邦。中国通过对印度的铁矿石资源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对印度铁矿石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权,改变铁矿石以进口贸易为主的供应方式,从而可以稳定铁矿石的供应来源和价格。而且,由于印度钢铁工业整体水平不及中国,技术设备陈旧,中国可以采取合资方式在印度建立钢厂,由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印度提供铁矿资源,产品销往中国或其他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例如,2005年7月,中国中钢集团在印度成立了中钢印度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投资印度的矿山和基础设施,这提高了该企业开发资源和输出资源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收益。
三、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型动因分析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得正常投资收益的同时,获得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技术。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尤其是IT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获取印度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先进技术,这种动因的形成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1.国内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有限
中国企业在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制造业,具有较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但因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中国企业自有品牌的培育及其国际化过程屡屡受阻。如在家电企业中,除了海尔等少数几个企业能够以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外,多数企业都只能以贴牌生产的方式赚取微薄的代工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对研发的重视不够及资金投入不足。据统计,虽然中国是手机生产大国,但中国手机行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只有国外同类企业的1/5。因此,中国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只能占据利润较低的中低端产品市场,而利润较高的高端产品市场为国外企业控制。激烈的竞争和微薄的利润又导致企业没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从而形成研发低投入、低能力的恶性循环。虽然通过“引进来”政策,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投资以及相应的高端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紧紧握在国外跨国企业的手中,其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是很大,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有效地进行技术获取和学习。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若要掌握更多、更先进的技术,拘泥于国内被动地等待外资的技术溢出,远不如走出国门,通过在技术相对先进国家或地区建立研发机构,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技术来得有效。
2.印度在软件开发等产业技术领先,中国对其投资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印度虽然经济发展落后,却在过去的10年中形成了印度的“代工”产业――软件委外及研发。印度人是发明数学的民族,再加上印度曾长期为英国殖民地,使得印度人具备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英语表达能力,这都是软件开发所必须的能力。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已逐渐成为全球科技研发和软件委外的首选地。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印度的技术领先产业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制造业而言,印度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并不在于成本优势,因为印度的研发成本与中国国内相差无几,恰恰是印度本地的软件人才资源和软件开发管理上的优势更具吸引力。例如,中国华为集团就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设立了研究所,并同摩托罗拉、微软等成立联合实验室。截至2007年底,华为集团已申请的国际专利达到了1 365项,位居世界第四,这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中是最多的。但在华为集团对印度投资的最初阶段,主要目的是学习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与管理经验。虽然全球软件开发水平最高的是美国,但鉴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壁垒,中国企业在印度比在美国更能学到先进技术。在对印度软件开发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华为集团在印度的投资从学习阶段向研发阶段转型。2005年,华为在印度投资的研发中心开始进入产出阶段,在班加罗尔研发制作的软件,会以内部销售形式返还华为集团总部,再销往世界各地。[4]因此,对印度的技术寻求型投资,不但可以使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可以绕开众多发达国家为中国设置的技术壁垒,从而为中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规避贸易壁垒型动因分析
随着在对外贸易上的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由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再加上中国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外贸顺差额较大,因此,中国出口近些年遭受到的反倾销、反规避、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有增无减。而规避贸易壁垒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向目标出口国或不受贸易壁垒影响的第三国进行直接投资,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达到避开目标出口国的贸易壁垒的目的。中国许多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就是规避印度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
1.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可以规避印度的贸易壁垒
随着中印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双边贸易摩擦程度有所加深,印度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也在逐年增加。为保护面临激烈竞争的国内产业,印度已开始频繁地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近年来,印度不断地调整其高关税政策,但关税总体水平仍较高。例如,印度的最高关税由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至27%,但目前较高的关税仍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导致市场走私猖獗。另外,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较多。以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为例,除个别商品在10%以下外,大部分征收幅度都在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不等。例如,2004年,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窄织布做出的反倾销初裁的倾销幅度就高达355%,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裁量要高得多。面对高额反倾销税,中国的相关出口企业无法承受,最后不得不退出印度市场。加之对印度反倾销法律制度缺乏了解,中国企业应诉率普遍较低,导致绝大多数案件以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结案。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比率很低,中国的纺织业和轻工业产品近两年逐渐遭受到的反倾销调查逐渐增多。特别是在2005年取消纺织配额后,印度担心被美国和欧盟特保拦截的中国纺织品及服装转而涌向印度,因而在2005年连续对中国三项纺织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印度已成为美国之后最大的对华反倾销国。对于这些情况,中国企业必须加以重视,必须寻找能够替代贸易投资形式。因此,许多中国出口企业正通过发展对印度直接投资,在印度设厂生产产品和组织销售,以规避印度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
2.对印度直接投资是中国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
近些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增加。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纷纷通过修改反倾销法提案,提高贸易壁垒等措施限制进口,针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加强。1995―2005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全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世界每7起反倾销案就有1起是针对中国的。其中,美国是对中国展开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2006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立案共61起,占同期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总量的12.2%。而且,美国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不断出现新形势。以反补贴为例,美国以前是不对中国实施反补贴的,理由是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数量难以确定。但2005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旨在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措施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为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实施反补贴提供了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各国通过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劳工标准等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也越加明显。随着贸易壁垒近几年的不断升温,中国出口的许多种类产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中国出口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影响较大,所以越来越多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环保法规影响,难以跨越绿色贸易壁垒。面对这样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企业不得不考虑在那些与发达国家贸易关系相对宽松的市场建厂生产,然后从第三国市场将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相邻,市场前景广阔,劳动力价格低,资源又相对丰富,但真正能够吸引许多中国企业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的,是发达国家对印度设置的贸易壁垒要远远少于中国。因此,中国有必要把印度作为第三国,在印度设厂生产产品,然后利用其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宽松的贸易关系,降低出口风险和不必要的成本,从而间接地达到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目的。总之,尽管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外资企业仍存在种种干预,但不能否认的是,印度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场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中国企业应该也必须在这个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满足中国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技术和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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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建设性策略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区位优势,是投资主体通过外界的寻求获得的,投资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去创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投资对象的经济环境和投资主体的战略动机两方面来分析:
(一)投资对象的经济环境
被投资国的经济环境是投资主体的首要考虑因素。经济环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也包含经济和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成本等新兴因素。被投资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直接投资导向,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到企业投资的正面效应;反之则表明区位内部人、物、信息流的载体的容量比较小,整体的功能比较差,投资效益比较低并且所能获取的生产要素的选择性也比较小。产业的集聚因素已经逐渐变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键动力。一个企业竞争的优势的重要来源就是产业集聚。
企业的聚集对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塑造区域弹性分工体系来讲非常有利,最终形成知识创新的外部性。以我国为例,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远远的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此外,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长江三角地区在吸引外资的总量、渠道和投资方式以及产业结构均远远的比其他地区更胜一筹。这要究其原因,无外乎是长江三角地区比其他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和比较高的劳动力水平一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等要素,并且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尤其是制造业的聚集,这就更加是有利优势。
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明确的地域及产业分布,创新能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区位选择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远优于其他在这些方面相对较弱的地区。
政策作为最传统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逐渐的减弱,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因素的作用在近些年一直逐步上升。成本驱动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较为明显的特征,而全球战略则是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作为最终目标的,目前,尚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配因素。
(二)投资主体的战略动机
获取利润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但是在实际进行中区位选择时,廉价劳动力、越过壁垒、占领市场、强化核心能力等直接决定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的区位选择,在选择是都会首先考虑那些能满足这些动机的区位开展投资活动。企业在进行选择决策时一般采用能够实现以上目的的区位作为适合的选择。一个企业的战略目标直接影响着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如果该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开辟国际市场,则要选择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渠道以及销售渠道畅通并且进入障碍少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又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位;如果该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战略目标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应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管理水平较为领先的区位;如果该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在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方面,则需要选择资源丰富和运输条件相对便利的区位。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对于区位的选择来说,应首要考虑被投资区位是否会对企业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有利来作为选择标准。企业拥有的竞争优势必须要能够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些可能是绝对的垄断优势或者所有权的优势。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当在充分衡量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目标来进行区位的选择。
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的区位选择的现状
中小型企业,由于数量多,投资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它们发挥灵活经营的优势,近年来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非常活跃。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小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已经开始赶上甚至高十国有企业,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也高。这些民营企业大多能主动适应国外的市场环境,用“本土化”方针指导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资金运作,人才聘用、营销网络建设等,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时代,竞争已经由企业间竞争发展到供应链间的竟争和集群间的竞争。为了避免单个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劣势,一些中小企业也自发开展以营销网络建设、资源开发、技术研发为目的的集群式对外投资,分散企业风险。
三、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主体
亚太地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因为首先我国地处亚洲,与许多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点,与这些国家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次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而且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投资机会较多,有利于我国不同层次的企业进行投资。再次大部分国家对我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希望通过扩大与我的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大陆在香港的投资占总额的比例最高。因为大陆企业在金融、贸易、建筑、旅游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香港这些行业中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行业优势的获得同香港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以及香港作为世界自由港的特殊地位有关。
四、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行业分布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广泛,主要是商务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等。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以贸易和商业服务类型为主,而在建筑业的投资主要是利用自己在劳动密集型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分包工程。在资源开发方面,渔业、林业和矿业资源为主要开发对象。初级加工制造业由于技术相对简单、投资少、见效快,与中小型企业的对外投资要求颇为适应。目前,初级加工制造业占全部海外投资企业的50%左右。中国企业在与贸易相关的服务部门的高比例投资说明我国在服务业的投资仍以传统业务为主,其目的主要还是为国内商品的销售服务。对技术密集型项日的投资近年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但从总体上讲,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中高技术企业的比
率很低,对外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所存在的问题
1.投资区域分布单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2005年和2006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分别占了当年流量的81%和81.5%。以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这里暴露一个明显问题是,流向传统避税地的投资的再流向问题。避税地并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流向地,而是中转到其他地区去再投资,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又流回到中国内地了。这种回流的对外投资,并没有真正实现开拓市场、转移竞争力以及获取资源的国际扩张的目的。即使没有回流,资金流向的控制力减弱,失去了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力强的优势,战略控制变得困难。开拓国际市场的途径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即出口、技术授权和直接投资。其中直接投资是一种以获得较高控制力为主要目的的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失去控制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没有充分发挥出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还要承担成本高、风险大的缺点,显然是缺乏合理性的。
2.产业结构不合理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该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一致。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它包括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其实质是协调化基础上的高度化。合理的产业结构与木国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互相适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一导技术和主导产业,合理的产业结构各部门之间能够协调发展,根据国内产业结构特征,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比较高,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则比较小。但是服务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很高,其附加值却普遍偏低。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于贸易型投资,非贸易型投资相对不足,而且非贸易型投资显著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加工制造业。近年来,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有增长趋势一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境外开设的研发中心也显著增多。但总体上讲,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对外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不利于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五、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
(一)选择技术领先的国家
吸取别国的先进技术有利于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获取更多附加值。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将是技术寻求型投资的主要区位。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渐在高科技领域形成优势。先进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人员投入,因此相关行业的主要企业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集群,这促进了行业内的信息交流,推动着企业的创新活动。虽然大部分中国企业目前尚不具备向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的实力,但是某些企业已经在进行小规模尝试,以吸取先进技术,紧跟世界潮流。避免在价值链环节上的长期低端定位,就必须积极向技术研发环节攀升。
(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中小企业在区域经济中常常以集群的形式存在。中小企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的中小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这种组织结构介于市场与层级组织之间,所以比纯市场稳定,又比层级组织灵活,从制度上克服了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在集群内部,由于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布局,大量以专业化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集聚在一地,形成密切而灵活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使区域实现了规模生产,集群为内部企业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相应增加。企业集群可以使中小企业实现品牌共享。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品牌意识比较淡漠,而且也没有实力开展广告宣传和树立品牌。而企业集群可以利用群体效应,集中广告宣传的力度,形成“集群品牌”作为集群内的公共产品,集群品牌可以为集群内所有中小企业所共享,使企业都受益,具有更广泛的、持续的品牌效应。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可以充分利用“集群品牌”的价值,通过多种销售形式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中小企业集群在利用人员灵活地进行研发合作、分散风险、利用信息等方面表现出极强的优势。
(三)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发挥企业自身优势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市场开拓资金,它是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各项业务的专项资金。市场开拓资金优先支持面向拉美、非洲、中东、东欧、东南亚、中亚等新兴国际市场的拓展。除此之外,2009和2010年不断增加的南南贸易和投资也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所需的资本。发挥中小企业优势,提高竞争力相对技术优势。中国的中小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相比,在许多领域现代技术缺乏,但却有一个很大的“适宜技术”,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我国根据自身特点消化吸收的引进技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且价格也较低,易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中小企业有机动灵活、市场适应性较强、市场进退成本低、能更多地接触客户、更快地反应市场等优势。另外,中小企业为避免与大企业竞争,更愿意选择大型跨国公司不愿进入的市场缝隙,从小的目标市场出发,关注消费者需求,因地制宜开发研究适合他们的产品,以产品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开拓市场,打造市场营销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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