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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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稳定；资产价格

JEL分类号：E52；E42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5-0016-07

一、引言

一般来讲。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途径主要通过财富和资产负债表效应。Modigliani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消费者的毕生财富。而房地产和股票又是组成真实资产与金融财富的重要部分，资产价格的波动会影响消费者的毕生财富，消费支出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资产负债表效应在于企业和家庭的净值会影响其借款能力。净值升高，借款能力增加，反之则减少。资产价格的上升与下降影响企业与家庭的净值，从而也影响其借款能力，而借款能力的变化又影响下一期企业和家庭的支出活动，该传导机制还具有自我放大的功能，Bernanke和Genler(1988)将这种机制称为金融加速因子(Finan-cial Accelerator)。因此从理论上看，除了利率和汇率以外。资产价格也可以像前者一样含有显著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资产价格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和负债表效应影响总需求，因而也能够影响反映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预期，从而影响未来的通货膨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资产价格具备预测未来产出与通货膨胀变化的功能，包含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

事实上，资产价格的周期性上涨与下跌已成为实际产出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也有研究表明资产价格还可能包含了有关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鉴于资产价格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国外研究而言，Bernanke and Genler(1999，2001)、Schwanz(2002)、Bofio and Lowe(2002)等认为中央银行应集中注意力关注通货膨胀，只有资产价格波动显著影响宏观经济增长或者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才应该考虑利用货币政策烫平资产价格逆转对宏观经济的负面效应，Filardo (2004)、Bofio and White (2004)和Roubini(2006)等人认为即使通货膨胀位于目标范围内或者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中，中央银行也要积极应对资产价格的可能变化，防止由此引发的金融系统不稳定影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国内研究中，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述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理论上，易刚、王召(2002)基于一个货币政策的股市传导模型揭示了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认为中央银行应同时考虑股票价格和商品与服务价格：郭田勇(2006)全面剖析了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代表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传导机制，并分析了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认为中央银行应保持对资产价格的关注，但不宜直接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实证研究中，蒋振声、金戈(2001)从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关联性角度的分析表明，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存在一定联动性，货币市场对股票市场的变化有积极反应，而股票市场对货币市场变动反应不足；孙华妤、马跃(2003)采用滚动窗口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中央银行干预股票市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发现利率能影响股票价格，而货币供给对股票市场的作用不显著，且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也不通畅；袁靖(2006)分别基于结构化模型和简约式模型，估计了包含股票价格的利率规则，研究认为，央行应该考虑资产价格，以此增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王虎、王宇伟、范从来(2008)考察了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指出股票价格能够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化起到一定的指示器作用；殷波(2009)推导得到包含资产价格的最优利率规则，认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率与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波动关注度不够有关，建议中央银行应提高对资产价格的关注程度；王擎、韩鑫涛(2009)和周晖、王擎(2009)利用多元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关联性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对GDP增长速度影响显著。会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而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无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并不显著，据此，认为中央银行无需直接干预以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唐齐鸣、熊洁敏(2009)通过对考虑包含资产价格和不包含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模拟，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对产出缺口有显著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完善对资产市场的监管。

以上研究可见，现有文献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关注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存在争议，事实上，仅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并无法对上述问题给予明确的解答，而通过考查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实际调控绩效则可能获取更为贴切的回答，这正是本文的分析切入点。另外，现实中存在多种资产价格，到底关注哪一种资产价格也是中央银行需要选择的问题(siklos，Wemer and Bohl，2004)，早期的分析多集中于股票价格，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房地产价格，就我国而言，尽管我国股票市场市值不断增长，参与者日益增多，与GDP比值也稳步上升，对宏观经济影响逐步增大，但是，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性强，泡沫化较为严重，金洪飞、金荦(2008)发现，从2004年到2007年之间我国上证A股换手率的样本均值为523％，即一个只股票平均每年转手5次，平均持有时间不到3个月。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央银行过度关注股票市场，必然会使得利率波动增大，从而给宏观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与股票市场不同。房地产是我国居民和企业所持有的主要资产。其价格变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需求、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带来产出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的波动(段忠东，曾令华，2008)，王维安、贺聪(2005)也发现房地产价格对未来通货膨胀水平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其次，房地产价格冲击会显著改变货币需求的稳定，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一步影响市场利率的变化(段忠东，曾令华，2008)，且房地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作用显著，传导效率较高(刘传哲，何凌云，2006；丁晨，屠梅曾，2007)。因此，忽略房地产价格因素，将无法全面评价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性，也不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当重点关注房地产价格。

综上所述，本文将对货币政策调控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此外，考虑到房地产价格波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同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产出均衡和通货膨胀稳定，因而本文将在统一框架内，在引入实际产出增长、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研究房地产价格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体现了政策操作层面上的现实意义。此外，国内关于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文献多是集中在变量之间的水平均值关系这一层面，即一阶矩上的关系，这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出变量间“波动”的特征，为此，本文将在探寻变量间水平关系的基础上，引入波动方程，从二阶矩上研究实际产出增长、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以及货币政策之间的波动关系，从而避免了以往相关研究中只关注一阶矩关系的局限性，体现了波动(方差)的时变特征和信息传导机制，力求在同一个完整的计量模型分析框架内同时探讨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上的关联性。

二、数据选取与计量模型的建立

第2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

第3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施策略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并存。第一，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各自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均未能明确，导致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第二，两大政策相互“越位”。如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用银行贷款支撑巨额“自筹投资”，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纳税，财政信贷严重扭曲。第三，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扭曲严重，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并存，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目流动并存。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不默契。20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并不一致。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这期间金融部门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使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而且加大了国家财政的风险。

3.财政与货币政策更深层次上的配合问题。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实践中，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两部门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

三、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建设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最重要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其本质上具有经济运行共同目标决定的协调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任务。

四、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对策与建议

1.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些列的改革。具体来讲，财政体制的改革要以完善现行分税制体制为基础，进一步规范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税收征管机制，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切实强化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至于金融体系的改革，则继续将精力放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开创国有商业银行依靠市场竞争、自主经营的新局面，不断消除影响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种种不利因素。

2.宏观调控中处理好两者政策的主次地位。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各异。因此，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时刻处理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主次地位。当前，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结构弊病，而在一个时期又不可能同时有效地解决两个问题。经济总量问题上，应该运用货币政策来处理好货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强调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经济结构问题上，则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角色和地位，避免任何过分依赖货币政策调控而忽略财政调控的情形，努力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

3.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要与经济形势相适应。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银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经济经纬.2008年（05）.

[2]苏杨.“5.12”地震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J].经济前沿.2008年（07）.

[3]贾康，孟艳.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简要认识[J].财政研究.2008年（06）.

第4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 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原毅军主编.宏观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宋立.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看法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1（09）.

[3]林红斌.聂良.试析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J].审计与理财，2011（03）.

[4]丛明，朱乃肖.2009年经济形势与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分析[J].财贸经济，2009（12）

第5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影响因素 宏观经济

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素

1.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因素。第一，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指的是一国央行能够自由制定适合本国的利率，而不受他国的制约，另一层含义是央行能够调控本币供给，提供适合本国的货币量。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政策组合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下，维持钉住美元制是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为代价的。现在我国虽然仍属资本管制国家，但资本账户已部分开放，目前仍在扩大开放进程中，因此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将不断增强。当资本流入过多时，会导致本币货币供给的增加，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但当中央银行提高本币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时，又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增加，从而使中央银行利率政策陷于两难处境。当前我国实行的是稳健货币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主要标志是：不存在超经济的货币发行，实际利率略高于物价总水平。但回顾2004年以来我国央行的调控过程可以发现，尽管央行采取了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等收紧银根的措施，存款利率水平仍然低于物价总水平1个多百分点，利率作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货币政策工具其灵活运用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同时，在现行汇率机制下，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必然导致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加大。由于外汇储备上升，外汇占款增加引起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因此央行必须在人民币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在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须要担负起更多宏观调控职责背景下，由于对冲的需要，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只能是被动的。目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5％以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主动性下降。这种局面使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非常大，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大幅度降低，得投资和物价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继续在高位运行，难以达到在保证币值稳定条件下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货币政策预期目标。

第二，汇率政策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失效。众所周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汇率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其政策目标是促进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我国外汇管理目标是国际收支适当盈余，而非大量顺差。但就政策与目标的关系而言，固定汇率制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由于钉住汇率，汇率不能随外汇供求的变化而随时变动，所以难以通过汇率的调整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连年大量顺差，与适当盈余的预期目标日益偏离，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加重，与汇率政策失效有很大关系。

2.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因素。第一，大规模的外资流入是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2004年，我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贸易顺差只有200亿美元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增加2067多亿美元，资本净流入达到1200亿美元左右。当一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其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较高，这能够为资本提供高额收益。因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较强，加上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难以满足行业和企业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因此大量FDI的涌入通过储蓄与投资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外资的大量流入在增加我国投资规模的同时，也会导致我国外汇供给的激增，为了稳定汇率，中央银行被迫进行对冲操作，这就造成外汇占款的增多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失控，使人民币面临大幅度升值的压力。

第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压力得以缓解但并未消除。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近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日本作为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理由是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美国接过了日本传递的接力棒，以中国货币操纵造成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为由，继续向人民币施压。随着美元贬值和强势美元政策的调整，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美元贬值压力并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此外，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些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考虑。减税政策和低利率是刺激美国本轮经济复苏的两大政策。但目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超过其GDP的5％，净外债达2.7万亿美元，达到其GDP的25％。同时由于2001年9.11、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导致美国从90年代的财政盈余走向财政赤字，接近GDP的4％，这种双赤字被认为是经济走向恶化的前兆。经常账户的赤字将导致美元的下跌，提升了对美元急剧调整的恐慌，美国国内对美元贬值的调整方案有的认为应达到90％，目前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常账目下的美元已经下跌了30％，这种调整将严重影响美国和全球的经济。美国对这种失衡的调整主要采用提升美元的利率和任其美元的贬值，货币政策的趋紧将导致经济的衰退，人均收入的减少，从而将减少需求和进口以及国内消费，鼓励国内储蓄，以弥补两个失衡经常账户和储蓄投资的缺口。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条件下的政策搭配

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实现均衡。第一种方法是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进行冲销干预），价格水平的上升，货币升值的压力由于通货膨胀而抵消；第二种方法是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削减国际收支的盈余，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利率下降，资本外流；第三种方法就是采取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方法，实际上就是突破了央行期望的汇率区间。若维持汇率在一定的区间内，政府必须采取第一种和（或）第二种方法，因此在第三种方法被有限使用的情况下，第一种方法和（或）第二种方法要做更大程度的调整。实际上以上的3种方法往往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避免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

由于现实经济中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央银行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使用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防范不利冲击给宏观经济带来较大振动。当然除了以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外，还可以配合产业政策的变化等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如贸易、产业政策调整。国家要关闭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出口企业，特别是一些高能耗、声污染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企业，它们附加值低，并且是不可再生能源，要减少或限制出口。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行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冯 涛 张 蕾:宏观经济波动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6，(6)

第6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 货币政策 发展 影响

我国正处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秩序逐步建立，市场经济逐步深化，国际合作日益频繁。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必须要坚持持续的增长，才能拉动我国经济快速进步。同样，国有企业受金融形势的影响较深，金融形势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营。货币政策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指导，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实施调控式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形势下，研究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有利于更好的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和优势和缺陷。

一、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实效性分析

（1）中国现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形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是从1998年金融危机后逐渐形成的。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根本目标。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贷款的质量，保持货币的供应量在正常范围内。这样就会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种提法。稳健的货币主要是一种货币的指导思想。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同于经济学对货币政策的概念。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处理了金融风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货币政策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在货币市场上，进行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好的进行市场化变化，由此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发展、收入分配等有效结合，使经济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达到统一和平衡。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能够保证中国经济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并保持稳定的币值和汇率。

（2）现行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发展实效性的方法和途径。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体系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货币政策体系建立中受金融政策的影响较多。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期。虽然进入了世贸组织，但是，在金融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情况。无论是宽松货币政策，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都要以经济的宏观调控为大方向。要想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效性，首先就要保证货币总量调控的规范性。建立市场化的利率调控体系，在市场业务的运行中，保持制度的灵活和体制的支持。央行要对金融市场有足够的预知和掌控。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注重资产价格的影响因素，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商业银行在参与金融发展中，应该发挥其积极的意义。货币政策体系建立，既要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又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市场经济所处的时期有正确的认知，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协调一致。

二、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重要影响

（1）现行货币政策调控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国有企业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竞争。我国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都在尝试着新的转变。我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而金融支持是保持国有企业竞争力的依靠。央行通常都会根据国有企业的运行能力，进行贷款利率的调整。在可许的浮动范围内，给予国有企业贷款的更好价值。贷款质量的提升，使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得以更好的流转。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参与，使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上，保持稳定的发展过程。企业能够在金融制度的保护下进行快速的发展和进步。

（2）现行货币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融资担保信用体系的建立。信用体系的建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在很多发达国家，信用体系是具有高价值的物质。我国国有企业要想保持长期发展的动力，就要建立一种适宜我国经济形势的融资担保信用体系。在风险补偿和风险分散方面，建立担保机制。由担保机构进行操作，从而降低商业贷款的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使金融机构发展更有空间，能够对国有企业起到更多的经济参与环境作用。

（3）现行货币政策能够加深国有企业的国际性合作和深化。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进入WTO以后，受到冲击可谓是历史性的。国有企业在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过程中，需要从多方面提升自身的能力。宏观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国有企业尽快制定出应对金融发展的各项政策。在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建立、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国有企业都要更加适应新的形势。在资金配比、贷款调整，融资难度方面更加完善，以完善本国的发展环境为基础。保证能够拥有应对风险的成熟措施。

三、结语

中国经济的发展既依靠民族性的自我创造，又要充分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宏观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发展已经经历了重要的转型阶段，正处于崭新发展的过程。但是，影响国有企业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货币政策作为金融形势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在不断的发展中，进行调整。现行货币政策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国有企业发展也依然需要宏观经济的指导和干预。做好整体经济进步的推动，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把握，把金融政策当成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参考文献：

[1]陈丽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大众商务，2009.

[2]徐燕.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分析[J].经济师，2010.

[3]徐广福.货币政策与股市运行的思考[J].股市动态分析，2011.

第7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官方利率；决定

自1997 年以来,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但到目前为止，货币市场利率体系还比较复杂，市场化的短期利率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存。在这种利率环境下，我国大部分学者选取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作为基准利率，采用历史分析法或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法来预测利率决定，以获得货币政策立场，［1］［2］这些成果都有益于利率变化的研究，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只是把观察到的利率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而没有考虑中央银行沟通对利率的影响；第二，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市场利率的变化规则，而很少有学者针对中国国情来研究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也有少数学者区分了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但是在估计方法上又是统一使用GMM来估计。［3］经验反应函数采用OLS和工具变量技术来进行估计银行拆借利率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研究官方利率却很少有吸引力。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不会改变官方利率，即使官方利率需要改变，货币当局也是把官方利率提高（降低）0.18%或者0.27%，因而采用有序概率模型更适合。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中央银行沟通影响利率方面，Kohn和Sack发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及格林斯潘的证言都会影响金融市场。声明会影响短期和中期的利率，而格林斯潘的证言却会影响全部期限的利率。同时他们发现，格林斯潘的演讲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显著。［4］(175-206)Reeves 和Sawicki利用上述同样方法，发现英格兰银行的沟通也对利率有影响，尤其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通货膨胀报告》对市场影响更加显著。同样，他们也发现演讲对市场没什么影响。［5］然而，Ehrmann和Fratzscher发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委员会成员的采访和演讲普遍对金融市场都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都是朝着合意的方向变化，即当声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高的利率，当声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时，会导致低的利率。他们认为演讲对市场有不同影响的结论，或许是由于选择沟通事件的程序不同。［6］

中央银行沟通预测利率方面，Pool 和 Rasche发现美联储在1994年2月后，意外货币政策的成分有了明显的减少。［7］(1-10)Swanson发现美国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对未来几个月的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能力提高。重要的是，私人部门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却没提高。这可以得出货币政策沟通对预测有特别影响，而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率普遍的下降。［8］(791-819)上述作者都认为，美联储在1994年后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是对货币政策决定进行了沟通。然而，Jansen和Haan利用欧洲中央银行官员讲话来预测利率决定，却发现它不能很好预测利率的决定。［9］

前瞻性沟通，如对美联储政策的风险权衡或偏好沟通，不仅对金融市场有显著影响，而且对货币政策的预测也会产生影响。Thornton 和 Wheelock发现在1999年5月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比以前更好了，他们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1999年5月之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意图只是在内部通告，到下一个会议之后才公开，而在1999年5月以后，他们会在会议后沟通这种意图，为公众提供未来政策决策的可能信息。［10］(1-16)此外，清晰的沟通可以提高利率的预测能力。如Fracasso等通过对19国家通货膨胀报告的质量进行分析，发现更高质量的通货膨胀报告通常能提高利率决定的预测能力。［11］

尽管国外中央银行沟通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但国内尚缺乏利用中央银行沟通信息来预测利率决定的实证研究，仅有的一些相关文献也只是对中央银行沟通进行定性分析。［12］

二、模 型

本文从一般形式的泰勒规则出发，来构建中央银行沟通的估计模型。尽管目前我国利率体系与西方国家（如美国、欧盟和英国）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制不同，既包括市场利率，又包括官方利率（如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且央行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管制。这无疑会让泰勒规则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实践性进行研究与探索。更何况我国已对旧的金融体制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改革,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些都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公众的预期，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继而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具体实施方面，我国中央银行在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过程中，为了引导人们的预期，也逐步对利率进行微调，具有利率平滑的特征，并且在调控政策出台之前中央银行会通过采访、讲话等渠道表明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与意图，以便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引导公众预期。这些都表明我国利率与中央银行沟通能引导预期，进而间接调控经济，而这恰好是泰勒规则的核心所在。因此,探讨泰勒规则及其扩展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将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这里S表示央行对通货膨胀倾向的信号值，Syt表示经济增长的信号值，且～N(0,1)。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我国2001-2009年的季度数据，总共36个样本数据。沟通数据和预期通货膨胀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一）宏观数据选择

1.官方利率。选择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2.产出缺口。本文根据累计名义GDP可以推算名义季度GDP。对名义 GDP 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得到实际GDP。再对实际季度GDP数据利用X-11方法进行季度调整,然后根据HP滤波法推算出潜在GDP。产出缺口=（季节调整的真实GDP-潜在GDP）/潜在 GDP。

3.通货膨胀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目前计算通胀率的方法包括CPI 和GDP 缩减指数等方法，但考虑到GDP 缩减指数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这里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价格指数，并以此计算出季度通货膨胀率。

4.预期通货膨胀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城镇储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13］本文采用预期物价服从均匀分布的概率来计算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5.预期产出缺口。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与GDP存在紧密联系，反映未来GDP走势，且只有很短的时滞。本文用他们来计算预期产出缺口。预期产出缺口=100［wln(CCI/CCI)+(1-w)ln(ECI/ECI)］，CCI表示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季度内的三项月度消费者信息指数的平均值表示；CCI*为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ECI表示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ECI*为企业家信心指数在样本期内的均值；w表示他们之间的权重，本文取w=0.5。

（二）中央银行沟通测量

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花费大量精力来对待沟通。为了能迎合不同的目标群体，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沟通工具，如《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采访、演讲和新闻会等。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自2001年以来，已成为沟通货币政策信息的核心媒介。该报告包括内容摘要、货币信贷概况、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分析、宏观经济分析、预测与展望等部分。报告不仅传达经济的细节，而且也描述了其对经济的评论、分析与预测，这些都代表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好。

报告每部分的开始，有一个综合评价，然后是真实部分的具体分析。本文主要根据报告每部分的引言部分（中央银行对各部分的评价）以及预测与展望部分的经济展望和货币政策倾向，来构造沟通指示器。鉴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构造二类指示器变量：(1)真实经济活动的评价，考虑真实经济活动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会影响未来通货膨胀的决定；(2)通货膨胀的趋势以及对策。

为了使这些评论能够计量分析，我们给这二类中央银行评论进行赋值，这个数值应该能够体现价格稳定风险和经济增长风险。原因在于风险越高，未来货币政策干预的概率就越高，而公众就会对此产生预期（换句话说，市场利率就会发生变化）。原因很明显，风险越高，在下一个过程风险达到更高的概率就增加，央行为了达到稳定货币币值的目的，就会引发政策干预。

总体上，我们集中注意宏观经济分析的评论部分，以及预测与展望部分。指示器采用五个值：-2、-1、0、1、2。0值是通过报告的评价，认为当前利率水平是非常合理的。-1暗示通货膨胀可能是低的，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表示报告毫无疑问地认为利率下降是合理的。+1则表明有通货膨胀倾向，真实经济活动偏热，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是合理的。+2则表示通货膨胀已经很高，真实经济活动已经过热。

由于评论不是精确的数据资料，利用央行未来利率的设定行为来进行排序，可能受到个人判断影响，因此不能排除在某个例子中错误分类的可能。但为了尽量减少这类错误，我们根据解释学与文本分析原理通过两个人相互独立的分析很重要的评论，以减少错误分类的机会。假如在此过程中对评论的赋值不能确定或者不同，我们随后重新来核对该评论。

四、检验结果及分析

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表1表示了利率决定的有序概率模型的结果。第1列使用当前宏观信息（通货膨胀率，GDP）的结果。第2列表示了前瞻性宏观信息（预期通货膨胀率，信心指数）。第3列则是中央银行沟通信息的结果。

基于沟通信息的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R2达到0.25，使用当前和前瞻性宏观变量的模型，R2都为0.13。通货膨胀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不为零，而预期通货膨胀率与预期产出缺口的系数都显著不为零。沟通信息中只有经济增长的指示器变量显著不为零。

注：在所有的模型中我们使用Hubert-White方差稳健估计。*、**、***分别表示为10%、5%、1%水平上显著。

表2报告了三种设定模型的边际效应。对于前瞻性宏观变量我们发现了比较显著的结果。预期GDP缺口增加1%点会导致利率提高的概率会增加1.75，导致利率减少的概率只会减少0.07。我们也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率提高1%，会导致利率升高的概率增加0.09，而通货膨胀率升高1%，则会使利率升高的概率增加0.1。然而，沟通变量的影响是相当小的：对于产出缺口指示器变量减少一个百分点，使得政策放松的概率会增加0.08。

从以上结果看出，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模型比宏观变量模型的R2大很多，表明沟通变量含有的信息要多于宏观变量。但是沟通变量边际效应非常小，这或许是由于测量沟通时使用的标量相对于利率变化值偏大，才导致其边际效应很小。

与张屹山和张代强就拆借利率对预期通胀率和预期产出反应不大的结果不同，［3］本文发现预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产出缺口对利率变化的影响都很显著。这个结果更加证实货币当局做决策时应该考虑公众预期。

那么这些估计模型中，哪些模型适合预测下一个利率变化呢？为了回答此问题，本文利用估计模型进行预测。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利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模型都能给出较好的预测。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利率不发生变化的概率等于或者大于50%。预测模型中，前瞻性与当前宏观变量模型结果完全一致，预测情况都不是很好，在利率不发生变化时，其预测正确率为68%，而在发生变化是，这两种模型预测的正确率都没有达到50%。而沟通模型则在预测利率上升与不变时则要好于前两种模型，在利率没有变化时，其预测正确率达到80%，在利率上行变化时也超过50%。但是在预测利率下行时不能胜过前两种模型。

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进入2004年以后，我国经济由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货币当局都在关注通货膨胀压力，考虑是否需要提高利率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及控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与沟通信息自然也就增多。货币当局考虑利率下降的情况极少，且利率下降主要是受外来冲击的影响，比如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这种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在发生之前很难被货币当局所预测，宏观经济信息或者中央银行沟通反映这方面的信息也极少，所以在预测利率下降时效果比较差；其次，在预测利率不变或者上升时，沟通信息要好于宏观经济信息的原因：宏观经济信息只是货币当局决定是否需要提高利率的参考依据，对这些宏观经济信息如何研判，还要依赖于货币当局偏好。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则表明了货币当局对宏观数据深入分析的一些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货币政策的意图和动向，表达了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信息的一些判断。所以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获取的沟通信息预测利率决定要好于宏观经济信息的预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通过深入分析经济形势、稳健宣告经济动向，起到了适时理清问题、稳定预期和窗口指导的重要作用。公众与其利用复杂繁琐的宏观经济信息去预测利率变化，还不如利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货币当局对经济的评论，既简单明了，又能了解货币当局意图，而且其预测利率决定效果还不比宏观经济信息差。

五、稳健性检验

我们从几个方面检查了结果的稳健性。(1)尝试在沟通的模型中加入了货币政策倾向这个指示器。然而，货币政策倾向指示器系数在10%水平下不显著，R2为0.16，反而小于没有纳入货币政策倾向指示器模型的R2。而且没有提高基于沟通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这种利率环境中，我们也考虑了更多滞后的宏观变量，都没有影响我们的主要结果。(2)在计算预期通货膨胀时，我们也尝试了其它的概率分布，如正态分布和对数分布，在计算预期产出缺口时，也调整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权重，再重新估计，没有改变主要结果。(3)引入利率的滞后项，例如把的滞后项引入沟通模型，得到了具有利率平滑特征的利率规则，虽然利率滞后项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不为零，但沟通模型R2仍然是0.25，没有提高，也没有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这些都表明，文中估计的模型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政策涵义

通过分析，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涵义：(1)利率变化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预期的经济增长联系紧密，然而，中央银行沟通的经济增长信号和当前的通货膨胀宏观变量也会影响利率变化。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模型比宏观变量模型的R2大很多，表明沟通变量含有的信息要多于宏观变量。考虑沟通变量对利率变化的影响是有益的。(2)当利率没有发生变化时，沟通变量模型和宏观变量模型都能很好地预测利率决定，但沟通变量模型的准确度更高。沟通变量模型在利率上升时，其预测能力明显好于宏观模型，但在利率下降时，其预测能力与宏观模型没有差别。沟通模型的预测能力总体上要好于宏观模型。(3)中央银行沟通能够在公众与央行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有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与制定。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拓宽中央银行沟通渠道，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比如《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内容,而不局限于以一个简单公告的形式发出，这些都有助于央行就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与公众交流,不仅可以引导公众的预期,也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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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hrmann, Michael, and Marcel Fratzscher. Communication by Central Bank Committee Members:Different Strategies, Same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7,39(2-3).

［7］Poole, William. and Robert H. Rasche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FOMC Disclosure Practices on the Transparency of Monetary Policy: Are Markets and the FOMC Better“Synched"?.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2003, 85(1).

［8］Swanson, Eric T. Federal Reserve Transparency and Financial Market Forecasts of Short-Term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6, 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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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肖争艳,陈彦斌.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研究：调查数据方法［J］.金融研究,2004(11).

Do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Better Help Predict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report of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Li YunfengAbstract: Using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of a Taylor rule, this paper explains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communication indicators, and predicts official rate decisions between 2003 and 2009. This paper finds: (1) our communication indicators improve explanatory power in and out of sample. (2)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indicator of economic growth, expected macro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inflation. (3) The communication-based model performs models based on macroeconomic data in predicting change of official interest rate when official interest rate becomes higher or constant.

Key words: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fficial Interest Rate; Decision

第8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在上述背景下，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副教授齐鹰飞在其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实证研究》（批准号：10YJA790147）及专著《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揭示。作者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和《财贸经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很多相关成果，对宏观经济问题颇有独到见解，其敏锐的分析直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扎实的研究功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宏观经济学巨擘卢卡斯曾指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功能是提供表述清楚的人工经济系统作为实验室，让那些在现实经济中代价高昂到无法想象的政策实验可以在其中以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透彻检验。”《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一书贯彻了卢卡斯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建议，为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验室”进行了有益探索。纵观全书，作者立足于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的前沿发展，着眼于中国现实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深入考察、描述中国通货膨胀经验特征的基础上，从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持久性以及成本渠道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短期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特别是，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仿真方法以及宏观时间序列分析的前沿方法，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刻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意义。

第一，辨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时间坐标。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变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期，预期在短期通货膨胀动态演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该书首次构造出最小距离估计量，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实证比较，并发现前瞻性因素在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确认了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内在性。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通货膨胀具有内在持久性，经济中的随机冲击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持续地偏离其稳态均衡，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也会降低，货币政策更会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通货膨胀持久性是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表现出的重要经验特征，但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则需要细致的结构分析。该书利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进行了结构分析，并确认了其内在性。

第9篇：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现金指标 GDP CPI 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169-04

一、引言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该目标也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央银行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从而间接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因此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施行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现金指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具有可测行、可控性、相关性和抗干扰性，与国家的GDP、CPI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准确地把握三者之间的联系能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逐年增长，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及时高效地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变得非常必要，因此研究我国现金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理论上以及实证分析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经验数据的提取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尽管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部分指标有一定的影响。

二、变量的选取和样本的采集方式

（一）现金指标

一般大多数国家都根据货币的流动性，把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M2、M3等。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

M0=流通中的现金;

狭义货币（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

广义货币（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自筹基本建设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其中，M2减M1是准货币，M3是根据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设置的。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本文选取流通中的现金M0作为货币供应的度量指标。不采用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是因为M1和M2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而当前居民储蓄存款非常庞大，与消费、物价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从中央银行的可控性上讲，没有M0更具有研究性。M0由中央银行直接创造并注入流通，其可控性最强，而商业银行的货币性负债主要是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性负债支撑的，因此，只有中央银行控制住了M0，就等于间接控制住了M1、M2、M3。本文采用M0的季度增长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二）GDP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类似的研究大都是以年为时间单位采集样本，样本的规模受限导致统计结论不够准确。宏观经济指标受货币供应量M0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敏感，因此采集相关指标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GDP样本选取2000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实际统计数值，考虑到时间跨度较长，而统计标准及统计口径又变化较大，本文没有针对以上指标的实际数值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他们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将选取2000―2012年按季统计的数据共52个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CPI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CPI选取2000―2012年的季度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一）GDP数据

（二）2000―2012年M0和CPI季度同比增长率（表1）

数据全部在一个频率上，即季度增长率，下面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M0与GDP、CPI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200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数据建立趋势图，如图2、图3和图4，M0季度趋势图没有明显的趋势和季度波动，在2001年出现峰值，之后一路趋于平缓;GDP季度趋势图在2007、2010年出现峰值，2009年第一季度出现最低值，趋势和季度波动很明显;CPI季度趋势图具有明显的趋势和季度波动，2007―2008年出现峰值。

首先对M0、GDP、CPI三者进行平稳性处理：（1）若原序列平稳，则直接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2）若原序列非平稳，则先进行差分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再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经计算表明M0增长率的ADF检验结果平稳，CPI和GDP两者增长率的ADF检验均不平稳，因此考查CPI和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对M0做ADF检验。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12.65131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M0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平稳的，结论与图2趋势相对应。

2.对CPI的ADF检验。

从结果可以判断CPI有单位根。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2.046631大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CPI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非平稳的，结论与图3对应。然后我对该数据作了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5.353178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CPI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3.对GDP做ADF检验。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2.740910大于1%和5%的临界值，因此GDP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非平稳的，结论与图4趋势相对应。然后我对该数据作了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4.845704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综上所述序列M0、CPI、GDP增长率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序列CPI、GDP的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在检验水平分别为1%、5%、10%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序列CPI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两个指标为一阶单整序列;M0的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就是平稳的，M0为单整序列。可以看出CP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具有同向关系，似乎与M0关系不一致。因为三个变量不是同阶平稳，所以不符合做协整检验的要求，下面对CPI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一阶差分，做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线性回归分析

对CPI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一阶差分，根据数据，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M0=β1+β2CPI+β3GDP

建立M0、GDP、CPI增长率之间的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M0=0.119107+0.597087CPI-0.131490GDP

（0.003849） （0.311424） （0.561469）

T=（30.94775） （1.917280） （-0.234189）

R2=0.070192 F=1.849534

检验模型建立的准确性，可以做出拟合图，如下：

从图5显示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到达预期效果。从检验结果可以分析，M0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具有直接的正向关系，但是M0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不明确，再做进一步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表得出如下结论：

1.M0增长率不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GDP的变化;

2.M0增长率也不是CPI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CPI的变化;但是，CPI增长率是M0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CPI的变化直接引起M0的变化;

3.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存在双向Granger关系，即相互影响。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M0、GDP、CPI增长率的平稳性检验、线性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M0对于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是局限的。但是，M0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作为基层中央银行货币发行人员，对货币发行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把握M0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充分考虑时滞因素，不可一蹴而就。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M0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不同，即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在实践中存在时滞，而且有时时滞周期很难掌握。因此，我们应该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充分利用好存款准备、再贴现、公开市场这三大法宝，重点对M2进行宏观调控，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2.合理分配年度货币供应量，注重券别结构搭配。根据全国地域和经济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地分配货币供应量，加大券别搭配力度，在增大辅币投放量的同时要注重主、辅币的市场比例，积极满足市场对各类券别的合理需求。

3.加强现金分析手段，强化分析成果的应用和转换。要充分认识当前现金分析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现金供应与运行工作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央银行发行的M0虽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局限的，但要积极查找真正影响M1、M2变化的经济指标，运用货币政策加大M2的调控和监管力度，将现金分析工作的成果运用到指导宏观经济上来，真正发挥制定货币政策“指示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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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甘肃兰州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