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形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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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关键词]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6—0043—05

一、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展现状

中国汽车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21世纪以前发展的较为缓慢，投资还处于试探性摸索阶段。这一时期，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多以绿地方式为主，投入资金有限。尽管如此，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却意义重大，一方面开拓巩固了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国际化的经营人才，积累了国际化经营经验。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竞争加剧，汽车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与技术创新，增加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使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不仅继续以绿地投资方式进行，而且增加了跨国并购的方式。如2007年11月一汽集团与墨西哥萨利纳斯集团建立合资工厂；2004年10月上汽集团以每股1万韩元、总计约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经营状况岌岌可危的韩国双龙汽车公司48.92%的股权；吉利汽车以100%股权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等等（详见表1和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大致始于2000年，此时并购的金额十分有限，仅为42万美元，尚未形成规模。但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企业的并购活动开始活跃，并购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加，十几年问，并购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既有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也有发展中国家如韩国等；并购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几十万美元扩大到几千万或上亿美元；并购的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如工厂，也包括无形资产如品牌、专利技术等；并购的业务既有整车业务，也有零部件业务；涉案并购主体既有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并购事件有2001年万向集团以280万美元收购美国UAI公司的21%的股份，获得了宝贵的技术、市场、渠道、品牌等资产；2004年，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虽经过四年的磨合，最终以上汽损失31亿元人民币的结果惨痛收场；2005年7月南汽集团以5300万英镑收购了英国百年汽车品牌罗孚汽车公司；2010年3月吉利汽车以18亿美元收购豪华车品牌沃尔沃，购得后者100%的股权。

二、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展的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

由于中国汽车业起步较晚，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与世界汽车制造业巨头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据《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1）》指出，中国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能力（企业在国外生产汽车数量与全部生产数量的比率）在加入WTO前几乎为空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7年，2008年海外生产能力达到0.21分，2009年也只有0.22分，这说明我国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起点低，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当前，我国汽车企业仍主要通过签订出口合同或合作项目来拓展海外市场，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陆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一汽、上汽、吉利、奇瑞、长城、东风、长安、华晨等汽车企业逐步从出口整车和零部件发展为海外设厂和海外并购。

（二）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拉关、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

虽然全球的汽车需求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地区，但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的汽车市场竞争激烈，进入门槛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的工会力量强大、福利制度优越给投资企业造成困扰。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汽车市场既具有较大的需求潜力，竞争又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激烈，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同时对中国汽车企业相对较高的制造、组装技术存在需求。因此，我国汽车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选择门槛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投资风险。

（三）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从投资主体角度来看，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不断呈现多元化趋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汽车业兼并重组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和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有企业诸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不断涌现，成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力量。在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鼓励推动下，不少民营企业进入到汽车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民营汽车企业，诸如吉利、长城和比亚迪等。

（四）投资绩效显著增加

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本文将从财务绩效、国际排名两个方面来考察中国汽车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情况。

1.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是衡量企业海外经营绩效最直接的指标，其中营业额和盈利水平能直接体现一个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截至2010年底，中国汽车工业大中型企业资产总额为211918517万元，是2001年的3.8倍；固定资产净值为38326063万元，是2001年的2.2倍；工业总产值为285491814万元，是2001年的6.8倍；营业总收入为291266626万元，是2001年的7.2倍；利润总额为24948525万元，是2001年的12.3倍。

（1）营业额

营业额是考察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核心指标。在2008--2011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营业额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反映了中国汽车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本行业中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详见表3）。

（2）盈利水平

盈利水平是考察企业经济效益的核心指标，最能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绩效。在2008-2011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利润额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反映了中国汽车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在本行业中的竞争实力不断提升（详见表4）。

2.国际排名

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化经营活动中大展身手，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中国汽车企业不断出现在国际上许多有影响力的权威榜单上。

（1）规模排名

《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排名是全球最为权威的大公司规模排名之一。能够荣登该排名榜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而我国上榜的汽车企业都是涉及国际化经营的公司。因此，对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排名的分析可以从规模维度来考察这些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

总的来看，随着整体质量和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汽车企业上榜数量逐渐增加，国际排名也不断上升。表5列出了2008-2011年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国际排名数据。2008年和2009年分别有2家企业上榜，包括一汽集团和上汽集团；到2010年和2011年就有4家企业上榜，包括东风汽车、上汽集团、一汽集团和南方工业集团（长安汽车）。在排名次序上，除一汽集团2009年名次有所下降之外，所有上榜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国际排名逐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2）品牌排名

在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独家编制的2010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入选的汽车企业主要有上汽集团、一汽集团、东风汽车、比亚迪和福耀玻璃等企业，说明这些汽车整车或配件企业在国内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详见表6）。

《世界品牌500强》是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以品牌的世界影响力为评判标准的品牌排行榜，在国际上具有较为广泛的权威性。评价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Share of Market）、品牌忠诚度（Brand Loyalty）和全球领导力三项指标。

从表7可以看出，2005-2010年中国品牌入选的数量不断增加，由2005年的4个增加到2009年的18个，增长了4.5倍。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偏低，有影响力的上榜品牌数量有限，最多的2009年也不过18个，只是美国品牌数量的7.2%，法国的38.3%和日本的40%。入选的中国品牌包括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石化、中航集团、中国中铁、青岛啤酒等品牌，却没有汽车企业的品牌，与中国在世界汽车业中的第一产销大国地位十分不匹配。可见，中国汽车企业在品牌培养和增强品牌影响力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

三、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从国外角度来看，一方面欧元贬值和欧洲经济低迷等危机因素将使得不少欧洲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其资产定价大幅度下降和流动性紧张等均为中国等外部投资者参股或收购控股权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出的“先进制造伙伴关系”（AMP）计划、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移民政策的放宽等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投资美国的机会。从国内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促进与支持下，汽车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情和信心将不断增强。

（二）投资方式将日趋多样化

近年来，在汽车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较为活跃，如一汽集团的海外生产基地建设、上汽集团收购双龙、南汽集团收购英国罗浮汽车公司、吉利收购沃尔沃、奇瑞已建或在建的海外16个全散装件（CKD）工厂和在海外建立了3个研究院，这些企业为汽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供了借鉴。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已由最初的出口贸易逐步发展为海外绿地投资、海外并购、设立研究院等。

第2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第3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国际间接投资　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哪里有能带来足够的利润的投资机会，资本就有向哪里流动的趋势，当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海外时，国际投资的发生就顺理成章。像国内投资分为直接和间接一样，国际直接投资也有这样的分法：把钱交给别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间接投资，自己管理资本、自己控制项目运作以赚取利润的直接投资。

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扩张的必然。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输出”，但作为掠夺资源输出商品之辅助的对外投资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热衷的活动。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为进行掠夺性贸易而在殖民地进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过剩资本”的大量出现使得国际投资（尤其是以借贷为主的间接投资活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

二战后，这种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得到了更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与传统的资本流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直接投资既全部或部分的拥有国外企业，又直接或间接的经营国外企业。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第二，从资本移动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资不只是单纯货币形态的资本转移，而是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等经验资源在国际间的一揽子转移。第三，直接投资具有实体性，它一般通过投资主体在国外创设独资、合资、合作等生产经营性企业得以实现；而间接投资则通过投资主体购买有价证券或发放贷款等方式进行，投资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赚取差价，其投资具有虚拟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投资回报与投资项目的生命周期、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通常周期较长，风险较大；而间接投资则更具流动性，风险也相对要小。

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对这种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也越来越没有解释力。直接投资并不绝对的取决于东道国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况下东道国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国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不同的西方学者，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海外直接投资乃其拥有东道国企业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垄断优势，实现利润最大化。英国学者伯克雷和凯森从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直接投资行为，他们认为，海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克服海外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对称、垄断的市场结构等造成）而进行的内部化行为。邓宁的折衷理论是有关FDI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FDI的进行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当理论界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条分缕折地分而论之时，这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却并非同样地泾渭分明。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时甚至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1）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2）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3）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4）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当柯达投资于中国的彩卷行业时，它不是简单地把生产线、管理人员、专利技术等搬入中国，而是通过股权投资、信贷安排、长期合同、现金流动等多种方式进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帮助下，这四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变得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从FDI的发起看，FDI中涉及间接投资因素的情况简要列举如下：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托宾（JamesTobin）的Q理论为投资者对并购或创建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指导。假设R1，R2分别为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的投资收益率，C1，C2分别为两种投资所须资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收购方式进行投资，反之，如果Q2>Q1，且Q2>1，则跨国公司应选择新建方式进行投资。

在这里，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为一种数字的决策。而对东道国来说，这种投资又具有间接投资的某些特点。从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来看，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拥有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被收购企业的当地优势，跨国公司对被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资源首先是通过货币资本的形式支付给被收购企业的原股东的，而随着并购方式的日趋复杂，并购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而其他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则视需要而定，有时这些资源并非由投资者转向被收购企业，而是相反。当被收购企业在东道国是上市公司时，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被收购企业每年的赢利收回投资，也可以通过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资。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通过对对方进行股权投资（有时这种投资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强这种联盟关系的同时保持各自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

3.从FDI的资金来源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公司集团内部的资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国资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3）东道国当地的资金，主要指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获取的资金，或从东道国的合作伙伴处获取的股东资金。（4）国际资金，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从第二和第四种资金来源看，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只是一线之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是由其母国乃至第三国的无数投资者的间接投资行为所支撑的。

4.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传统上，机构投资被认为是间接投资，但由于其投资规模庞大，为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们通常与被投资企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常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一员。这又使得它们的投资具有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们虽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但时时监督着企业的运营状况，并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分配乃至一些关键人员的变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虽不会直接向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经验等经营资源，但却可以成为被投资企业获取这些国际经验的桥梁。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同时，它也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促进受资企业的发展，从而使资金得到增值。受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层负责，即使风险投资者可能是大股东，原管理层也不必担心失去企业的控制权；从风险投资的退出看，风险资本越来越多地通过企业上市、管理层收购、大企业收购等途径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本性；风险投资往往通过组合投资的手段同时投资于多家不同领域的风险企业，以降低风险。

第4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从 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 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5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 战略选择

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及其简要评析

1.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在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金德尔伯格和约翰逊的垄断优势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卡森与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1.1.1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对象，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营。美国跨国公司拥有三类垄断优势：一是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等；二是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融资、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

1.1.2 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作出的决策：在产品创新阶段，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在成熟阶段，美国企业考虑并进行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在标准化阶段，美国企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该理论首次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和时间因素，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1.1.3 巴克莱、卡森的内部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卡森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其后有些学者将技术优势及内部化概念进一步引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该理论还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这三种方式之间选择的依据。

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以前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

1.1.4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J.H.邓宁提出了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之间的选择。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

该理论从各国经济活动的结构、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特点说明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起源与特点，并把它们与各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的特征与类型联系起来。还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了各国国际生产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质。

1.1.5 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小岛清认为，国际贸易是按既定的比较成本进行的，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据此小岛清认为，日本的传统工业部门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点，传统工业部门到国外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地区进行投资，其优势远比在国内新行业投资要大。

1.2 简要评析

这些理论始终以欧美各国的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为研究对象，例如，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对象仅是美国企业；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企业。其主要内容是解释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揭示其中的。其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认为是现有跨国公司理论中最权威的一个，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对于发达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上述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经济技术状况背景下提出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难以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近10年来的发展，很难解释价值链“爆炸"的诸多。

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中国商务部数字显示，2003年，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非类中资企业达5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20.8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5.7%和112.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二、三产业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务贸易、工业生产加工、农业与农产品开发、资源开发等行业相对集中。

2.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并不高。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这也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要想企业在海外投资影响力和竞争力扩大，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10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76.8%，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力。

3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由于企业战略环境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技术信息化、“温饱后”，汇成自工商企业诞生1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而且企业跨国经营已成为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来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的公司却通过跨国而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未开始或正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就面临着国际市场中的许多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种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利用既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局部相对优势对更低阶梯的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3.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地理区位选择要根据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目标和中国企业本身优势来决定。如果企业以开辟市场、增加产品销售为目标，则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市场；如果企业以利用国外资源为目标，则应到资源丰富而投资办企业环境又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林业开发应以北美为主，矿产资源开发应以澳大利亚为主，如果企业以获取技术管理为目标，应选择发达国家为主，如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业以提供服务为主要目标，则应选择发达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主，因为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水平高，对服务业需求也很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好，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汲取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使中国企业绕过非关税壁垒，直接在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发达国家市场竞争激烈，优惠措施较少，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和、赋税风险。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中国的传统市场，对外资优惠措施多，对技术工艺水平的要求比发达国家低。对其投资有利于利用其资源优势，同时带动中国相关机械设备、技术和劳务的输出。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较差，且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

3.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因为像生产活动中的铁矿、石油和木材等资源在中国已变得日益短缺。但是，资源开发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1)由于中国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我们认为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冶炼、化工、医药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轻型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2)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优势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

高、尖、精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因此，中国海外资源性投资的一个重点，应是寻求高技术资源。新技术革命以来，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全球和先进技术的先行者，特别是美国在机、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占有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都重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追求美国的高，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作为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跨国公司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通过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投资，以获得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对产业的选择和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实际上，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实力特点进行产业和区位选择。政府也应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应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

1 龙永庆. 跨国经营管理百科全书[M]. 北京：远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乐. 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

3 赵春明. 企业战略管理———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第6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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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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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第7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作为长期资本运动的国际直接投资便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以及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两个方面。但是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尽管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因此，对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andOxley，1997；Rassekhetal.，2001）。

自从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and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and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and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and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and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Bomschierand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来优化这一理论。在随后不断进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外资渗入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的确，在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趋严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造成东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FijitaandHu（2001），Venu（2001），XingandZhang（2004），TsaiP.L.（1995）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数据比较和模型说明的方法，通过附带和没有附带地理因素两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P.L.（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ChangkyuChoi（2006）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1993－2002年间1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发现当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时，由基尼系数定义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综观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扩大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国际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优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and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外资的一个显著性质是它过度集中于某些地区。在中国和印度，外资已经势不可挡地流到了沿海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同时，沿海地区一般都是国内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吸引了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外资的进入。SrivastavaandSen（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个沿海州Karnataka、Tamil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Pradesh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数的60%－70%。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国际直接投资会因其便利的技术扩散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Caves，1996；Markusen，1995）。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集聚会使当地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做贸易而学到它们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跨国公司可增加当地的竞争，推动当地企业更具效率；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传播国际市场信息或改进东道国的交通运输设施而帮助当地企业出口（Blomstromand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SunandParikh（2001）、Demurger（2001）以及Demurgeretal.（2002）的研究都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收入的增长有着显著、积极的影响，但对内地却没有。这些研究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是资源寻求型的。这些企业大量进入后，会增加对当地生产资源的争夺并使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倾斜，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就导致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凭借其技术、资源等优势，往往倾向于支付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A.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且，在某一行业内国外投资者销售额的提高，短期内也会使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的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产出下降（Aitkenetal.，1999），从而在短期内拉大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工人工资的差距。Aitkenetal.（1996），LipseyandSjoholm（2001），FelicianoandLipsey（1999），Gorgetal.（2002）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之所以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它们拥有技术和所有权优势，在这些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支付高工资可以降低这些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流；充裕的资本促使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培训；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从而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Driffield（1996）以英国为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而导致其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约7%的工资。Conyonetal.（1999）发现，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3.4%；Girmaetal.（1999）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存在着5%的工资差距。而根据EdwardandWad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所支付工资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水平，当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益降低时，收入不均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引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溢出（MachinandvanRe-enen，1998），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否会扩大，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Aitkenetal.（1996）在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三个国家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均导致了三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只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未发生工资溢出，亦即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的工资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在美国则发生了工资溢出，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甚至几近消失。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比美国国内企业规模更大、资金更加密集，因此较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更易产生工资溢出效应。

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GrahamandKrugman（1995）讨论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86－1990年间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支持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的证据。

3.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社会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都支持这一结论。Juhnetal.（199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差距剧烈增加，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MarkusenandVenables（1997）提出了一个工资差距和长期资本来源的跨国公司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发现，如果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BlonigenandSlaughter（2001）研究发现，1987－1994年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WeiyanChen（2003）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的非理论影响。他运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扩展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劳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源。FiginiandGorg（1999）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直接投资与1979－1995年间爱尔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相关联。Tay-forandDriffield（2000）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同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着影响。

国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首先，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andHanson（199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向一个地区的集中流入会提高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他们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练劳动力相关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差距的增加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相联系的。他们研究了1975－1988年间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地区吸收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分析技术报酬时，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提高该部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趋势。他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有关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率的假说。

DriffieldandTaylor（2000）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主要通过两种效应的结合来增加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一是跨国公司的进入直接增加了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使得内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以更广泛的非理论研究和独立估计，发现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互补，而非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需求增加的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降低，因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增加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降低，从而二者的工资差距将扩大。Feen-straandHanson（1995）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1975－199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内部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由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FreenstraandCordon（1995）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关，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中，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达到50%。

其次，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认为，大约3/4的R&D和市场经济中90%的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引起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在国外建立生产往往因为它们在调动拥有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方面（新产品、技术拥有权、先进的管理技能等）具有优势，这样技术往往随着跨国公司而转移。Acemoglu（2002）、CardandDiNardo（2002）认为，美国工资差距增加的标准解释是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按照这种假说，技术发展带来了与熟练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这便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事实上，由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吸引了国际直接投资，而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又带来了先进技术，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便引起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DriffieldandGirma（2003）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熟练劳动力是互补的。技术输入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产生高工资率。Barrelsand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是扩大劳动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XiaodongWu（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选择了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自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引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这种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个部门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分析显示，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

第8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反差现象；成因；治理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2016年，我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不仅如此，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区域、领域和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正在经历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但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差现象，需要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进行认真思考。

一、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差现象

（一）对外投资增速提升与投资利润率不高的反差

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1456.7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了148.2 亿美元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8.2%，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6%。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境外企业7961家，投资金额达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2007-2016年10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64.2%。在对外投资增速快速提高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却没有明显增长。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2004-2015年间，美国对外投资年均收益7070.4亿美元且比较稳定，而我国对外投资收入从2004年的185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938亿美元，年均增长87.3%，但收入水平较低，仅为1094.4亿美元，只有美国年均收益的15.4%。从单个年度看，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3.3%，但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1.7%。从一段时期看，2000年至2016年中期，我国共发生2858起对外投资，但《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根据对中国境绕笠翟186个国家设立的3.0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抽样统计，基本盈利、基本持平和亏损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87%，仅仅约13%的企业表示盈利可观。对外投资的获益能力和其高速增长明显不匹配。

（二）对外投资行业扩张与高端行业少的反差

201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涉行业已经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16）》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产业占比0.8%；第二产业占比24%，其中，采矿业占53.9%，传统制造业占29.8%，建筑业占10.3%，电、热、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占6%；第三产业占比75.2%，主要是商务服务、批发零售、交运仓储和房地产领域。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5）统计，当年中国企业共发生498起对外投资案例，绿地投资案例121起，交易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主要投向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在对外投资行业存量规模上，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有3个存量规模超千亿美元的行业，分别是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占比37.3%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13%的采矿业，占比11%的批发和零售业，其他行业平均占比仅仅1.8%。典型的、位居价值链高端的行业投资较少，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仅为1.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占比仅为1.3%。以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为例，据《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成为在德国实施绿地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但企业的商业活动约80%集中于商贸服务与物流交通，企业的投资行业约40%投向机械制造、汽车等传统行业，只有不足8%的企业投资于具有高技术特征的信息与软件行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实现对全球价值链高端行业的占据。

（三）对外投资并购扩张与企业国际化治理程度不高的反差

据商务部和CCG数据，2015年我国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共实施579起对外投资并购，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交易总金额的68.5%；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实施742起对外投资并购，较2006年的41起增长18倍，并购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68%。其中，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了197和109起并购活动，在境外并购总数中占比分别达到26.6%和14.7%。从分布行业看，制造领域的并购项目133个，金额161亿美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个，金额154.8亿美元。据中国企业联合会数据，中国跨国公司100强平均跨国指数2015年为 13.66%，2016年为14.4%，远低于世界跨国公司100强的61.06%；2013-2016年间，中国跨国公司百强的跨国指数年均增长约0.11，海外资产营收比从1.06持续下降至0.67。从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案例看，高颖（2009）和闫雪琴（2016）对中国上市公司在2005-2013年间的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并购完成后跨国公司治理绩效有短期上升，但随后出现徘徊或下降；杨俊宇（2015）和杨明明（2016）对2009-2013年间的资源型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研究也得出了跨国并购的规模经济不明显的结论。虽然并购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但跨国公司的治理效率并不高。

（四）对外投资规模扩张与高新技术获得率低的反差

伴随“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2015年，中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当年末境外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达到4.37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978.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二，存量位居全球第8；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4.1%。但在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密集相关行业如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比重并不高，以2015年为例，中国企业实施的全部海外并购中，能源、材料和工业的占比分别为9%，5%和18%；但在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较密集的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在总对外投资流量中的占比仅为13.9%，在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仅为6.1%，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技术获取能力仍处于很低的水平。CCG（2015）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际化企业中的认为技术水平较好、一般和落后的企业数占比达到80%，仅有20%的企业的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二、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反差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多边贸易和投资治理标准制定的参与程度低

据WTO统计，截止2014年初，WTO收到的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超过580个，其中270多个正在实施。目前，自贸区谈判成为重构国际贸易、投资规制和标准竞争的重要平台，投资规制、服务规制成为自贸谈判的主流和重点。当前几乎所有的WTO成员国同时也都是一个或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以优于WTO的投资贸易条件，紧密连接彼此利益，整个区域成员在经济，甚至政治领域的对外共同发声。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制制定的程度较低。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例，其制定的2万多个标准被世界多数国家采用，而中国仅仅承担ISO的50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仅参与626个ISO技术机构活动，这与我国的世界第2的经济地位和国际投资流量第2的地位极不相称。在我国当前尚未形成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当下，新的贸易规则一旦成型，我国将面临适应新格局、新规则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二）复杂地缘政治因素的阻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地缘因素复杂且不易协调。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例，沿线国家呈现多文明交汇、多力量交织、安全形势复杂等特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地缘冲突，中亚和中东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民族与宗教矛盾突出，邻国间关系不睦。西非地区单据造假、虚假交易等层出不穷。中国与有关国家存在岛屿和海权争端、海盗问题，以及大国对海上战略要道、重要港口的准入权、控制权之争。出于自利、复杂政治因素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还针对我国不断提升投资安全审查标准与力度。以美国为例，早在2012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提出对“国家安全”的十二项考虑因素，排除或否决中国企业对一些所谓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技术行业等领域的项目投资。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15年年中以来，已有总计约400亿美元规模的中资收购计划中的绝大部分遭到否决。比如，2016年美国曾单方面认为中资企业收购Lumileds会得到LED芯片技术，这将危及美国军工业，因而收购申请被否决，这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和技术获取能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东道国市场环境条件的制约

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如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制度环境等方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对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增长的预期吸引了我国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亚洲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使得我国在商贸服务和批发零售行业的对外投资存量比重达到在该区域总投资存量的43.1%和13.1%。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环境管制以及资源制约的影响，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对我国资源寻求等类型的直接投资有很大吸引。如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低下的开采技术和薄弱的基础设施吸引了我国在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大量对外投资，其投资存量占我国在该洲总投资存量的28.9%和19.2%；矿产资源丰富的大洋洲，我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在该洲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57.9%。在制造技术先进、金融业较发达、制度较透明和市场较成熟的北美洲和欧洲，我国在制造业、金融业和商贸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比重较高，分别占在美洲直接投资总存量的23.4%、23.3%、12.6%，以及在欧洲投资总存量的19.2%、18.3%和9.2%。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对学习型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先进的技术和较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正是发达经济体和免税地区受我国对外投资追捧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人才的国际化程度低

麦肯锡在中国人才短缺状况的分析中指出，中国对外投资所需的综合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其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需要大约7.5万名有丰富国际投资管理经验的经理人，但目前这类人才存量不足0.6万名。据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世界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排名前10强公司的员工国际化比例平均值为93.2%，排名第一的力拓集团员工国际化比率高达99%；同年，我国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排名前10企业的员工国际化比例平均值仅为33.9%，排名第一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公司的员工国际化比例也仅为58.8%，位居跨国指数第6位的中国远洋集团的员工国际化比例只有6.2%。我国跨国公司远低于国际平均值的员工国际化水平，对跨国投资进程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另外，中国跨国企业普遍缺少世界级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其汇聚世界一流研发和管理人才的能力不强，加之中国企业人才管理创新缺乏，导致了国际综合型人才与我国企业沟通交流存在不小的阻碍，这是掣肘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提升的重要因素。

（五）东道国社会文化制度差异

社会文化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涉及民族、历史、地理、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不同经济体之间因宗教差别、民族认同、教育水平等不同导致社会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地面对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摩擦、竞争甚至冲突；而且，这种社会文化制度差异越大，摩擦、竞争或冲突产生的可能性也越大，对外投资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以及协调成本也就越大。比如，2016年中远集团收购雷埃夫斯港67%的股权计划，虽获得政府批准但深陷与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冲突中。因而，如果缺乏有效的彼此沟通和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容忍，社会文化制度的巨大差异往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和行业选择，以及成功进行跨国并购的强大制约因素。进一步地，对跨国公司来讲，雇员在种族、宗教、社会惯习等方面的差异加大了沟通交流障碍，推高了企业内部管理成本。这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反差现象的治理建议

（一）加强国际产能合作

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载体，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是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为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而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整体水平提升，国际产能合作将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点领域。从制度层面看，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首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推进产能国际合作，意味着面向全球的产能合作的政策制度已逐步到位。从国际市场看，“一带一路”战略的主旨在于促进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由于沿线各国的资源基础和产业优势各异，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通过家区域自贸战略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将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行业结构的优化。

（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

双边或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对企业跨国行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我国在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这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并促成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达成。当前，WTO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协议已出现不能满足现实跨国经贸投资合作的趋势，不同经济体之间试图以各种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来促成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若我国缺席这个过程或者不有力地影响投资规则的制定，势必会使我国在未来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维护WTO为代表的多边规则基础上，应积极推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升级，发挥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的作用，加强与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经济体展开谈判，力促双边协定成为应对对外投资不利因素的国际法依据。

（三）积极应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

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也对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的获取带来负面影响。对此，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政府应通过各种协作渠道加强对外宣传，阐明中国和平发展与共赢的理念，减少误解与曲解，借助双边协定和行为规范，明确企业和政府责任，强化投资过程中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企业治理，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以多种方式减少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比如，通过产业链合作形式取代单一企业投资来应对风险，与优秀跨国企业、东道国本土企业高效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夯实彼此的资金实力，提升技术合作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加强绿地投资来减轻源自制度方面的障碍。

（四）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布局

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构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促进具有技术优势的制造业加快全球布局，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加快我国传统制造业向东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根据东道国的资源、产能和市场因素建立工业合作园区，合理布局合作领域。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与东盟、中西亚和中东欧经济体的合作，推进中印缅孟、中巴、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建设。依托制造业走出去，加大生产业投资，加快全球研发创新与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为我国企业海外拓展提供支持。同时，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搭建国际研发基地和产业基地，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布局不断优化的格局。

第9篇：国际直接投资形式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出口贸易　回归分析　政策建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外贸领域来看，中国年度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2492亿美元，2008年，该数值高达14285亿美元。另外，中国吸引外资的情况也格外引人注目：1978年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金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实际使用金额更是由2000年的407.15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923.95亿美元，涨幅高达127％。中国吸收外资的能力也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位。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同步增长很自然地引起了业内人士及学术界对于二者关系的思考：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一国出口总量的增长’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今天，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以外资带动外贸的发展。从而促进二者共同良好发展?

二、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日益融合。当前学术领域关于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一)传统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以Mundell模型为代表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背离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界一般采用H-O-S模型来解释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及其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就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而言，按照传统理论的分析，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基础丧失，贸易和投资是相互替代的关系。Mundell.R.A.(1957)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贸易和投资是一种商品进入他国市场的两种主要方式，即投资会替代贸易，并提出了著名的贸易投资替代模型。Vemon(1966)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他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伴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运动展开的，是对企业出口方式的替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对外投资是为了躲避东道国较高的关税壁垒，或者是为了减少东道国采取保护措施的可能性而进行的投资，那么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Belderbos and Sleuwaegen，1998)。这种投资和贸易的替代关系较好地解释了二战前的世界投资行为，但随着世界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提出和全球贸易、投资的共同发展。该观点已经无法合理地解释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二)更多学者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是互补共存的关系――以Koiima模型为代表

Kojima(1978)在其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构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存在互补关系的模型，即小岛清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而扩大两国的贸易。从这个角度来讲，FDI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FDI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共存互补的关系。Muchielli，Chedor(1999)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会使东道国企业学习到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并获得更完善的国际销售网络，从而提高本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规模并优化出口结构。

三、FDI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出口贸易及吸引外资情况描述

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发展迅猛。出口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年度出口总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1985―2000年，我国年度出口额逐年上升但上涨幅度较小较平稳，自2000年以后年度增长率大幅度提高。我国年度FDI也基本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总体来讲，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上升而不断扩大，二者呈并驾齐驱的稳健发展态势。

在全国出口贸易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对整个中国出口的贡献非常大。1993年、1996年、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增加额的贡献超过100％。即如果没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这3年我国的出口将会下降。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增加额的贡献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进入2001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出口额一直占据全国年度出口额的50％以上，并且呈加速增长的趋势(表1)。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增长，是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外商直接投资会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1　直接效应指外资企业通过本企业产品的出口来带动全国的出口增长。由表1可以看出，2001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超过全国的50％，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来源。

2　间接效应指FDI通过对当地企业的影响促进全国的出口增加(Cayes，1996)。外资企业通过对当地企业的“溢出效应”和多种形式的非股权产业联系。或直接带动了当地企业的出口，或使当地企业的出口竞争能力提高。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回归分析

1　数据的收集。笔者选取1985―2008年中国年度出口额及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作为模型数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2　模型的建立。本文采用单因素分析法来分析中国吸引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一般都是不平稳的，取对数后容易获得平稳序列数据，且对数形式的函数是一种拟合较好的函数形式，因此本文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建如下模型：

LnEXt=aO+alLnFDICt+Ut

对模型的两点说明：

(1)a0为常数项，没有实际意义。a1为相应的弹性系数，表示自变量每变化1％，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数，U为随即扰动项，t表示相应的年份：

(2)EXt表示第t年全国出口总额，FDICt表示第t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采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值代替FDI流量是出于以下考虑：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不会立即对当年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即FDI对于出口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另外，过去的FDI存量会对当前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FDI的累积值对出口贸易既有长期影响也有短期影响。

3　回归分析。笔者将表2中的数据代入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LnEXt=3.2821+0.6150LnFDICt

0.2929 0.0419

t=(11.2043)(14.6800)

R2=0.9074，adjustedR2=0.9032 F=215.5013

回归结果显示，可决系数R2=0.9074，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032，说明所建的模型总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F值较高。方程总体显著，解释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1985―2008年期间，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同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为0.6150，说明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后者每增加1美，前者将会增加0.6150美元。

4　模型结论。综合以上计量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由于FDI同出口贸易额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模型中采用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所以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都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

四、关于我国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的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均衡发展不同的FDI

FDI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重要方式，并且能够充分带动其流入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目前国内各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来看，东部地区应以利用FDI开展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而中部地区则要以利用加工贸易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为主，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区间在利用FDI上的恶性竞争。

(二)对外资企业进行适当筛选

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作用主要是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产生的。在引资过程中。各地政府最好选择与当地企业具有一定关联度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外资企业本身进行生产和出口的同时，会对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并使当地企业学到世界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动东道国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出口增加和出口结构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封福育，王少平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2006(3)

[2]胡君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回归分析[j]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