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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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外部流动资金需求 流动性需求

从宏观的经济理论中铁中可以得知，在经济呈下降趋势时，应使用扩货币的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应采取紧缩性政策。在企业受到负向冲击时，收益缩水，净资产价值开始逐渐减少，资产的负债表和融资条件逐渐恶化，外部融资的支出成本较高，是很多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受到很大的阻碍。这就严重影响和了企业投资的经济决策，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在负向流动性冲击的情况下，将会使企业投资萎缩的幅度较大，从而造成产出量下降。要有效地解决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定性，利用不同途径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就要获取企业资金实际需求的具体用途数据，进行更为准确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外部需求的影响

（一）营销收入方面资本存量调整

资本边际商品地营销收入和自本人存量的比例函数。在对企业的营销加速器的理论预测中，营销所获得的收入，或产生的波动，将会影响到企业资本的支出。但是很多情况下也会产生滞后的现象，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将来的营销收入，而在将来的营销获取的收入，取决于现今和以往的营销收入。调整成本和滞后的阶段的而存在致使很多企业不满意，从而不能完全和迅速地按照营销的状况，进行资本存量的调整。

（二）对企业外部需求的影响

较高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企业投资对外部一些需求冲击的应对能力。不确定性会提升实际期权的价值，这就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为谨慎。在不确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生产制造业，企业不做任何决策时最有价值的。所以，这时即使增加外部需求资金，企业依旧降低了资金成本的支出，减少了新项目的经营。同时，较高的不确定性之下，外部需求相应地减少，对企业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少，但是外部需求这种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大，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从而有效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活动。

二、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流动资金需求的影响

（一）企业流动资金

企业的外部流动资金的需求，包含了满足流动性需求中的长期贷款、短期贷款、短期的债权和配股资金等刚面。通常企业的外部流动性的资金数量，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规模。企业将来流动性的不确定性越高，则会增加了企业将来的融资的风险，从而大大延长了企业获得资金使用权的时间，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企业将来流动性较为短缺的风险，减少了企业在等候时期的期权价值，从而加快了企业执行期权。关于流动性较低的企业，在等待方面的风险较大，对于流动性较高的企业，较高的流动性不但能降低企业当下投资的局限性，同时还降低了企业等待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二）企业流动性和企业投资的关系

企业流动性和企业投资的关系相对而言是非单调的，如果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流动性，并且流动性能在长期进行分摊，这样企业在将来的在融资方面就能够顺利地进行，有效地减少了融资时所耗费的时间。这样就较高的流动性，能减少制约企业投资的因素，是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能对更多的项目进行投资，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如果企业流动性持有数量角度，那么企业随着流动性头寸的增多，反而会使企业的投资的机率大大增加。

（三）流动性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企业利用融资渠道获得更多的投资的资金过程中，融资的决策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流动性也会受到宏观经济风险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促进了企业，利用调整流动资金泳衣最小化流动性来管理预期资金成本。同样，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能为企业的经营者正确地估算将来流动性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对于预期流动性需求的鉴别，要依靠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那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变化将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资产份额的变化。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越高，对管理者而言，企业的项目经营风险就越大，这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要子投资时更加地谨慎。利用短期贷款或者企业融资的方式，来补充流动性，从而提高财务账目上的稳定性，以此来维持投资资金支出的稳定性。

三、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长期资金需求的影响

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包含了长期的贷款，长期的债券、和配股等。在对投资机遇的人事方面，企业和内在的投资人员之间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这就致使外部的融资市场中，出现成本过高的现象，这样会使企业的偷走的机遇成本加大[3]。较高债务能促进促进企业进行预期正现值的投资项目，这同时还能促进公司进行较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长期的资金需求量越多，投资的故意莫就有可能加大，对于新增加的债务企业，较长一段时间的资金需求，偿还责任会较少企业的经营的资金支配的权利，这就有效地制约了企业过度的投资行为。

在对于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大，而且通过对企业投资过程中对外部需求、流动性资金需求、长期资金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不去定程的较高或较低的情况下，对企业投资有促进和制约的作用。本文对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的投资项目，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望能促进我国经济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庆春，朱晓筱.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时期随机效应的实证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第2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进程的迅猛推进，国内和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分析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未来财务活动成果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在一定期间的一定范围内所获取的最终财务成果与预期的经营目标发生偏差，而形成的使企业蒙受经济损失或更大收益的可能性。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任何企业都是一个开放的、有人的主观行为参与的经济系统，所以，引致企业财务风险的因素或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企业系统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系统内部主观管理决策的不确定性。对大量中小企业经营情况的实地调查表明，当前，在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引致企业财务风险，较大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变化、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技术环境变革的不确定等；内部因素主要源于较低的企业资金管理决策水平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一）经济政策环境引发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当前我国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是引发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包括所得税税率、利率、汇率等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的波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家环保政策的实施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困境和危机。

（二）市场环境引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我国产品市场形态已由卖方型市场转变为买方型市场，对于普遍以生产大路货、低档次产品的中小企业来说，面临着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严峻挑战。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级阶段客观存在的缺陷，也不能满足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促进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三）技术因素引致的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环境和自身较低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大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四）理财决策引致的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通过对中小企业理财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可知，中小企业在投资决策环节（如投资目标确定、投资方向选择、投资方案评价）、筹资决策环节（如筹资时机选择、筹资规模确定、筹资结构优化）以及收益分配决策环节（如收益确认标准和程序的确定、股利政策和分配方案的制定）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是引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内部关键原因。

二、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并非意味着完全预防、减少或消灭财务风险，而是指在一定的风险条件下，通过对风险的预测、评价、决策、处理等手段，对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采取预防和补偿措施，以尽可能降低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减少风险损失的范围和程度。

依据经济控制论中的系统平衡偏差原理，可以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运行的基本程序分为制定控制标准、判断风险状态和纠正系统偏差三个步骤。根据系统纠偏措施作用的不同，可以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种方式。系统运行的基本程序和基本方式的综合构成了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的运行机制。由于中小企业缺乏风险管理专业人才及追求短期效益行为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大多数中小企业防范与控制财务风险的运行机制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能力和效果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免费论文。

基于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目标体系的认识，可以从风险状态转移、风险机制改善和企业特性优化三个层次出发，提出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策略体系的构成分析框架。免费论文。免费论文。其中风险状态转移策略是策略体系中最为直接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它通常是根据企业在其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和（或）成长能力等方面的风险状态，采取直接的防范与控制措施。风险机制改善策略是策略体系中较深层次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改善企业财务风险机制，应从建立结构完善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风险观念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企业特性优化策略是策略体系中战略性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优化企业特性的策略构成，应在综合评价企业行业特性、经营特性和管理特性等方面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特性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或不利之处，从战略的角度制定相应的优化措施。

【参考文献】

[1]斯蒂芬罗斯，罗德尔福杰富.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9月第1次出版，P76、P99.

[2]汤谷良.公司治理与财务控制.北京北影录音录像公司，2003年7月第1次出版，P77、P98.

第3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 中小；企业；财务； 风险； 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进程的迅猛推进，国内和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分析

企业财务风险是一种微观经济风险，它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浓缩和集中体现，是指企业在特定的客观情况下和特定的期间内，在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经营条件等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得企业资金运动（资金流）的效益性降低和连续性中断，进而使得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与预计目标发生背离，从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盈利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或不利结果的可能性。

从系统的观点来看，任何企业都是一个开放的、有人的主观行为参与的经济系统，所以，引致企业财务风险的因素或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企业系统外部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系统内部主观管理决策的不确定性。对大量中小企业经营情况的实地调查表明，当前，在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引致企业财务风险，较大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变化、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技术环境变革的不确定等；内部因素主要源于较低的企业资金管理决策水平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一）经济政策环境引发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当前我国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是引发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包括所得税税率、利率、汇率等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的波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家环保政策的实施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困境和危机。

（二）市场环境引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我国产品市场形态已由卖方型市场转变为买方型市场，对于普遍以生产大路货、低档次产品的中小企业来说，面临着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严峻挑战。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级阶段客观存在的缺陷，也不能满足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促进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三）技术因素引致的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环境和自身较低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大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四）理财决策引致的中小企业财务风险

通过对中小企业理财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可知，中小企业在投资决策环节（如投资目标确定、投资方向选择、投资方案评价）、筹资决策环节（如筹资时机选择、筹资规模确定、筹资结构优化）以及收益分配决策环节（如收益确认标准和程序的确定、股利政策和分配方案的制定）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是引致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内部关键原因。

二、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并非意味着完全预防、减少或消灭财务风险，而是指在一定的风险条件下，通过对风险的预测、评价、决策、处理等手段，对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采取预防和补偿措施，以尽可能降低潜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减少风险损失的范围和程度。

依据经济控制论中的系统平衡偏差原理，可以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运行的基本程序分为制定控制标准、判断风险状态和纠正系统偏差三个步骤。根据系统纠偏措施作用的不同，可以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种方式。系统运行的基本程序和基本方式的综合构成了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系统的运行机制。由于中小企业缺乏风险管理专业人才及追求短期效益行为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大多数中小企业防范与控制财务风险的运行机制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能力和效果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基于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目标体系的认识，可以从风险状态转移、风险机制改善和企业特性优化三个层次出发，提出中小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策略体系的构成分析框架。其中风险状态转移策略是策略体系中最为直接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它通常是根据企业在其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和（或）成长能力等方面的风险状态，采取直接的防范与控制措施。风险机制改善策略是策略体系中较深层次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改善企业财务风险机制，应从建立结构完善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风险观念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企业特性优化策略是策略体系中战略性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优化企业特性的策略构成，应在综合评价企业行业特性、经营特性和管理特性等方面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特性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或不利之处，从战略的角度制定相应的优化措施。

【参考文献】

第4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 绿色投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是投资活动的延伸，是当代经济中一种新型投资模式。这种投资模式是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通过贯彻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思想，达到人类与自然共赢的投资理财活动。绿色投资是以保护环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为主要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投资体系，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循环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一、开展绿色投资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的母体。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各国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都在加大扶持力度，引导投资走向“绿色”。在证券市场上，环境问题和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倾向及其“绿色效益”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在加入 WTO 后，为减少国外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应引导投资于绿色产业。

绿色投资要求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按照有利于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重原则的标准进行投资决策，因而在投资项目的立项上就保障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将资源合理利用、防治污染的有关措施与生产投资结合起来，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在污染治理方面遵循的是生产与治理同时进行，是从始到终的防治，并且重视始端治理。与绿色投资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可以称作灰色投资，因为这种投资生产活动的结果，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使得资源耗费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投资可以引导资金发展循环经济。从企业的决策看，由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具有外部经济性，而且企业在实行循环经济措施时，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效益有时还会降低，因而企业对循环经济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一些节能环保措施还是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下实施的。大力发展绿色投资将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产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绿色投资适应绿色经济发展而产生，并随绿色经济发展而壮大。

二、开展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

由于绿色投资比传统的投资活动增加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新的效益评价标准，给绿色投资增加了更多影响其收益的不确定因素；由于绿色投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预期作用和影响，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绿色预期收益模型与在确定性条件下的收益模型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只有减少人们对绿色投资不确定性的预期，才能使绿色投资需求旺盛。

企业在投资决策时，首先面临的是外部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谈到，在解决不确定性的结构和方法时企业面临的两种风险是：首先，一般无法保险的企业风险（因为无法测度，而无法测度又源于无法分类）与企业家决策中所做出的判断有关；其次，这类判断，其波动一般会相互抵消掉，因此，一般可能趋于稳定和可以测度。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在事后发生，并且由于人生短暂，这种情况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成为预测的基础。而且，由于道德风险与这类风险存在着极难控制的联系，这一分类或组合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某个机构在有限程度上进行。在这一情况中，由于决定性因素基本掌握在决策者手中，以至于情况不易被客观描述和由外部控制。随后，无数的学者从市场结构、经济规模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投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转性，他们逐渐将信息博弈以及金融理论中的期权引进投资决策的分析中来。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般首先面临的是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市场变化莫测。因此，在网络经济初现端倪时，很多企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跟风，最后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倒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企业面对外界出现的发展机会时，又不能坐失良机。因此，好的企业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应对外界环境，尤其是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的衡量标准，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出与自己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决策。

在考察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时，除了要考虑上述存在于普遍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之外，还会发现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影响其不确定性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因素。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主要指：对于参与绿色投资项目的双方，任何一方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不仅包括金钱、物质、人力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技术、时间、精力等很多无形资源。对一个绿色投资项目的投入就意味着放弃了对其它机会的追求，这种机会的损失就是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绿色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无论对于哪一方，如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会诱使其采取不合作的行为策略。例如，对企业家来说，如果他发现一项绿色投资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机会，他可能会采取退出或只投入少量精力的行为方式来对待已存在的投资项目。同样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风险投资在不断地评估新的投资项目，一旦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他就有可能减少对原来项目的资源投入。虽然双方采取的不合作策略将降低特定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但这种损失他们将有可能从其它的替代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来进行弥补。

三、绿色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是以计算和分析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价格、投资费用、项目寿命期、产品生产规模等)的变化对绿色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由于绿色投资项目和绿色项目评估工作本身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给绿色项目的实施带来风险，因此在对绿色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不仅要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按正常情况(即确定条件下)计算项目经济评价指标，还应该估计到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将会给绿色项目投资效益带来的不利后果，据以评价项目抵抗风险的能力。只有在考虑了各种易发生的不确定因素的不良影响后，项目有关的经济评价指标仍然不低于基准值，经济上才是可行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自主性强，不确定性高，面临各种投资机会的选择，这就使得将投资决策置于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考虑是必要的。不确定性投资是指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投资者所能做的只是评估代表其投资中较高或较低收益（损失）的不同结果的概率。不确定性投资的决策，对于所要决策的问题只能预测到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但是，每种自然状态可能发生的概率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的资料，全部为未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对未来状况分析判断的能力、审时度势的胆略和决策风格。因此，对不确定投资的决策，至多只能计算出各个方案在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或损失值，并根据计算结果按照决策者个人的特点相应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最终决策。解决此类问题的决策准则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决策方法也容易带有主观因素。

四、减轻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

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要做到疏堵结合，疏就是出台有利于促进绿色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从政策环境上减小绿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堵就是增加高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成本，迫使其进行循环经济方向投资。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绿色消费变成人们经济行为的习惯。政府应加强绿色投资的法律法规建设，用制度保证企业和有关部门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使绿色投资成为社会的普遍习惯和社会共识。

（一）支持绿色投资的财政、金融政策

绿色投资活动需要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国家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帮助企业从事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物资的投资活动，以解决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不足问题。在国家财政支持绿色投资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其做法一是政府奖励政策。例如美国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奖励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造性、可以防治污染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1999年颁布的法规中，对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在再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特别退税。三是政府优先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途径，许多西方国家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强调优先购买具有环保意义的绿色产品。在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金融业对绿色企业优先贷款和实行优惠利率，对符合上市条件的绿色企业，提供上市的便利通道。

（二）引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有两个内涵：一是消费无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二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行为。目前，我国多数人的消费状态与绿色标准相差甚远，一方面人们消费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因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富含化学物资而对人体产生大量的危害；另一方面，人们环保观念淡薄，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大量使用对环境构成污染和危害的产品及高耗资源产品，对他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持续发展重视不够。这种情况表明，提倡绿色消费方式，已经成为关系人们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现在，人们已开始注意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为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达到促进绿色投资的目的，应倡导人们购买食品时首选绿色食品，选购生活用品时要首选绿色产品，同时，提倡人们从环保的角度，抵制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过度包装，用后变成污染物，生产时造成污染或使用时造成污染和浪费的产品。

（三）提高环保标准

完善基于市场的交易体系和政策，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创造条件。首先是建立市场，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约束企业进行基于环境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利用市场，完善经济政策法规，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贸易。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积极引导企业调整股本结构，实现现代化、轻型化与污染减排。推进本国或地区的贸易产品由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和绿色化，保持并逐步提升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通过财税和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及优惠，鼓励企业积极投资于节能技术和环境友善的 R&D 或合作开发，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和采用绿色技术，既注重基于环境的产品创新，也加强基于环境的产品生产过程和方法创新，大力支持绿色产品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在税收方面，可以考虑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资源税并入资源税中，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统一内外税制，促进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建立限制型税收制度，将排污费等实行费改税，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设立废气、废水排放、固体废物排放、噪音污染、有毒有害物泄漏等税目；完善鼓励性税收制度，对从事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和企业，环保技术开发和引进、生产开发环保设备、环保与绿化对环保项目的捐赠等，实行轻税或减免税优惠政策，或者通过快速折旧、提高税前列支标准、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1] 冯之浚. 循环经济导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11.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建立支持国家生态建设的长期投融资机制[M]. 经济研究. 2005， (10)： 21-251.

[3] 吴树畅. 不确定性、风险分摊与国内资本市场功能完善[J].中国证券期货. 2006.3.

[4] Dixit A K， Pindyck R S，朱勇等译. 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 冯巍. 企业投资行为研究[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2.

[6]李腊生. 不确定性决策与金融资产投资[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7] 刘克. 实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第5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3-0123-07

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渠道来源逐步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现阶段，对农村居民来说，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受到自然风险的影响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改革后，还进一步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给农民经营收入带来很强烈的不确定性。打工收入，主要是临时收入的性质，不确定性也较强。收入不确定性除了导致居民的谨慎消费行为外，还会引起居民信心不足，进而抑制其消费需求。

对居民收入的构成进行分析，被认为对研究居民收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鲜有学者进一步将居民收入的内部构成与居民消费结合起进行分析，特别是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收入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并对其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来分析其不确定性并探讨其对消费的影响，能够在分析农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以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研究上更具有针对性，挖掘分析的深度，从而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因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常常在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时被忽视，而这两类收入涉及到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等高度相关。因此，从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分析能够进一步拓宽和细化对农民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研究的广度。

一、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在预期时一方面要考虑可以预见的即将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已经发生的情况。行为主体往往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对未来预期进行判断和推断。因此，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大，说明收入增长的不稳定程度大，那么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不确定性就越强。

（一）不同来源收入的波动幅度

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

转移性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

由《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9年）历年中的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准年，剔除物价因素后的数值计算得出我国农村居民三种不同来源年收入。经过计算，1984―1991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5%，经营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98%；1992―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078%，经营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1%。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最大且稳定性很强。特别是在1994年后（由于改革效果的滞后性），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经营收入，不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而且除了2003年，其他年份都比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更快更稳定。直到2008年，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才首次高于工资性收入，这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的结果。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非常大。这部分收入从1991年后才开始迅速增长，但是其波动非常大，到了1997年和2000年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这三种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所占比重最小和不确定性最大的收入。但是2004年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开始上升较快，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其增长率分别为29%和24%，甚至大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这也是由于国家财政开始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原因。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同志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要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提升是得益于政府对“三农”的重视。2004年以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惠农支农补贴，以及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提高，转移性收入的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这对“缓冲”农村居民的谨慎性消费心理、提高对未来消费的预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不足以表达农民收入的波动，或是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感受，只有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能够用来度量收入的不确定性。下面根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状况对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1］。

用农民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来度量收入的不确定性。其计算公式：

VGY=(GY－GY)/GY)（1）

在式（1）中，GY为农民收入增长率；VGY是农民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GY为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均值。本文假设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经济人一般会根据前几期的收入来预测下一期的收入，GY则正可以反映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是理性经济人预期下期收入的重要依据。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反映了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的程度，VGY绝对值越大，说明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越大，稳定性越差，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也越大。并且VGY的值可正可负，当实际收入大于农民预期收入时为正值，当实际收入小于农民预期收入时为负值。

由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重较低，所以对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分析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为主要分析对象。

1．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的分析

本文使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来度量家庭经营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VGYf=(GYf－GYf)/GYf)（2）

在式（2）中，GYf代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GYf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的均值；VGYf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

计算得出，在1992年前，VGYf绝对数的平均值为267，表明收入增长率偏离均值的程度为267%，这个数值非常大。1992后，VGYf绝对数的平均值为069，小于1992年的267。因此分析表明，1992年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

2．农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分析

本文使用农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来度量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VGYw=(GYw－GYw)/GYw)

经过计算得出，其农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绝对数的平均值在市场经济前后分别为100和034。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对比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波动指数，由表1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虽然不确定性也很大，但其稳定性还是比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得要大。可见，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是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三）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收入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增加，传统经营性收入比重降低，其他收入比重慢慢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进而降低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资产组合理论说明，风险厌恶型的经济人为了达到风险较小而预期收益较高的目的，应该以不同的风险资产形式持有其财富。一般说来，购买多种风险资产比购买一种风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较小、收益较稳定。同理，农民的各项收入都具有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如果排除政策因素的影响，只有一种收入来源的农民其收入的不稳定程度要大于收入多元化的不稳定程度。

由图1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1816%上升到2008年的389%；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744%下降到2008年的512%，下降23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对农民进行的统计监测调查表明，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由图1也可以看出，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此可见，虽然经营性收入仍是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很明显，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正在呈多元化发展，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知，农民的收入来源开始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上升。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分析，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比单一的收入来源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性要小，所以从收入来源的变化分析，农村收入的稳定性在提高，收入的不确定性在降低。

二、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一）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1．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

自然环境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条件、土壤肥力和病虫害等因素。如前所述，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来自自然界的干旱、洪涝、病虫害等各种因素和灾害都会影响农业生产活动［2］。

我国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为严重，主要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水灾、风雹灾、冷冻灾和台风等。从1985―2008年，我国农业年均受灾面积为47 95763千公顷，成灾面积25 58142千公顷。1994年、1997年、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成灾面积均超过30 000千公顷，其中2000年成灾面积最大，高达34 374千公顷，占播种面积的22%。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相应的数据计算得到。

所以，受自然灾害影响，农业自然灾害频发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丰年农民的收成好，经营收入高，灾年农民的收成少，收入下降。因此，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受自然环境的不确定影响而不稳定。

农业的自然环境风险可以用农作物成灾面积比重来衡量，农作物成灾面积越大，自然环境风险越大。

2．市场的不确定性

农产品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相比，风险性较大。农产品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农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的转变和农业经济政策变化等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或者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3］。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带来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市场不确定性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民家庭经营成果――农产品能否转变为货币，也就是农产品是否能卖出去的问题。农产品供过于求、品种、品质结构不适应消费者需求或是滞后于消费者需求都是形成农产品销售风险的主要原因。我国历史上就曾出现四次全国性的“卖粮难”，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4年、1990年和1996年，都是因为粮食大丰收，而前一年国家进口了较多数量的粮食，造成粮食供大于求，农民卖粮难。市场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农产品卖出去了，投入和产出的货币数量关系又如何，也就是是否能赚钱的问题。这一方面可以从市场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来。1992年，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的生产从由政府命令转向由市场确定，农民开始拥有经营自。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过去政府统购统销转为以市场为中介实现产销平衡，农户依据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及价格信号自行做出决策，农民的经营收入也因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具有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价格受到农产品供求状态、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国家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造成农民经营收入不确定性。据统计，2004―2006年，每亩粮食的实际收益分别为382元、329元和320元，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种粮效益偏低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对未来的家庭经营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感受。

首先，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带来农民经营收入不确定性。农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周期长，有季节性。从耕地、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在短期内，农户来不及对供需变化做出反应，无法赶上瞬息万变的市场。农产品生产决策决定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在短期内生产是无法改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使得农产品市场多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之中；此外，农产品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加上农户的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农产品价格呈发散型蛛网波动。农产品市场本身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价格发挥着对农产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也就是本期的生产活动是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本期生产状况又会影响下一期的价格。这样，周而复始，其结果是歉收时价格飞涨，丰收时又会价格暴跌，造成农民收入忽高忽低。经济学理论将这种现象称为蛛网效应。在农产品市场中，蛛网效应使得农产品价格上下波动。

其次，我国农业产品信息化建设落后，信息流通不畅，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蛛网效应相对突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信息较为闭塞；而且中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不具备对市场信息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往往喜欢“跟风”。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平等”和“数字鸿沟”非常明显，这几年农村的信息网络基础尽管有较大发展，但仍很薄弱，大多数农户甚至农业龙头企业，在计算机和网络的配备水平还跟不上实际需求。此外，我国涉农信息网站普遍存在信息雷同、准确性不高和时效差的问题，尤其缺少对农户的市场指导性信息，农民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滞后。同时，我国农户信息意识不强，整体素质偏低，利用信息的能力不高，无法利用信息进行预测和寻找市场需求，更不要说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了。目前，多数农民仍是根据过去的信息和当前的信息确定自己生产的产品品种，其生产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跟风”，导致同一区域的农民总是容易生产同样的农副产品，从而导致供给过多，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滑，而农作物稀缺价格上涨时，又没有办法及时进行市场供应，即便是少数农民没有随潮流进行生产或者正好赶上了好的价格，大多数也是碰运气撞上了。因此，加剧农产品市场的风险，给农民经营收入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

此外，和所有其他市场的产品一样，农产品同样面临市场竞争。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农产品还面临很大的国际竞争风险。我国的农产品整体质量比较低，优质产品较少，农残超标；并且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国外还利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削减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使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不仅需要判断国内市场的变化，还要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和挑战，加大了农产品市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农民生产经营活动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源增加，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加大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市场风险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衍生物，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农产品市场风险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买方市场的存在而长期存在。

农产品价格风险由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波动来衡量（2000年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统计改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由图2可以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常大，特别是从1990―2000年这10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由1991年的97上升到1994年的1399，达到30年的最高值，之后又迅速下降，到1999年，达到30年的最低值878。短短5年，发生了指数30年来最高到最低的波动。虽然同期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发生了同样的波动，但是比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波动平滑许多，也同样说明了由于农产品市场的特殊性，给其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风险。

（2）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动带来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与其他行业的生产者一样，农户会在其生产经营中面临产品价格波动和要素价格波动的风险。农户作为生产者，同时还面临着来自产品要素价格波动的风险，带来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动，从而带来家庭经营收入的不确定性。过去农民种一亩地其生产成本就几十元，现在，由于农药、地膜、化肥和电力等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其生产成本少则百元，多则几百元。

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而生产资料对农民来说具有刚性的特征，即农民对于物价上涨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采取缩小生活消费的办法消化物价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这样便会使农民对于不确定性的感受大大增强。据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岳德荣在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粮食直补和农资直补，农民1公顷能得到1 200元，而1公顷得用1吨化肥，复合化肥价格从2007年的2 000元/吨涨到3 000元/吨，二氨从1吨3 000元涨到4 400元，只化肥一项就可将两项直补全部消化。农资价格的不断上涨，冲抵了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造成许多农民增收困难。由于粮食成本逐年增加，而粮食价格10年每斤才涨了8分钱。目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仍然没有下降的迹象，这说明未来农民生产的成本仍有上涨的趋势。此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扩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因而使农民搞种植、养殖业获得的纯收入下降。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也导致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

农产品生产成本的风险由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波动来衡量。从图2可以明显发现，这三条曲线，相对而言，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曲线最陡，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曲线最平滑。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波动明显大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波动，大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波动，这说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要大于其他行业的市场风险。由于家庭经营的农产品出售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农民所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要高于其他经济主体的从业人员。

（二）农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非农就业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民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具有暂时收入的特征。此外，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打工所得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产生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在收入分配体制和就业体制改革后，原有的大锅饭式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复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明显。再加上乡镇企业改革，集体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率急剧上升。虽然这种改革影响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城镇居民，但无疑仍然有部分农村居民受到这种改革的冲击，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心理预期。

另外，尽管农村居民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后，收入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传统农业生产效率已近极限，科技资源的落后使农业产业不能得到升级，乡镇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缓，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难以得到快速的提高，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流入地的限制，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减少，这也增加了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不确定性。此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用工体制不健全，农民工进城务工一般带有盲目性，在进城和实际就业之间会有一段较长的寻找和等待过程。

农民工的文化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才竞争的激烈，使进城的劳务工的就业压力很大。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统计分析报告中指出，在返乡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分别占24%、148%、658%、111%、4%和2%，其中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占到829%。这说明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越容易回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有利于加强就业的稳定性。

农民就业的工资水平较低。而且工资被拖欠现象严重。2008年被拖欠工资的返乡农民工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58%。其中，保留工作只是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中有44%被雇主拖欠了工资，而需要重新找工作的返乡农民工中有8%被拖欠了工资。受金融危机影响，因企业关停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有13%被拖欠了工资；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有57%被拖欠了工资。这些都造成农村居民面临巨大的收入不确定性［4］。

此外，农民工是非农产业中劳动权益保护状况最差的一个就业群体，并且其就业企业往往是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中小企业；农民进城务工往往遭遇一些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切实的维护，农民工工资偏低、被克扣和拖欠，劳动条件差，享受公共服务少，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等问题相当突出。面对这种现状，已进城的农民工缺少对就业的稳定感；而且在企业经营状况变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最容易被抛入失业者的队伍，从而给农户带来收入损失。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保障，经常会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这又加大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三、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往往为了预防未来的收入风险而减少开支。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农村居民不得不牺牲当前消费，推迟购买耐用消费品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甚至导致农民子女辍学，使农民的生活水平严重降低。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负面影响会更加严重。詹姆斯曾经用比喻的说法来说明各种风险对收入极端低下的农户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农户处在水深及颈的状态，稍有细波微澜就可能会给农户带来灭顶之灾”［5］。

不确定性是指人们无法预料和难以测度的变化。奈特将概率型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把非概率型随机事件定义为不确定性。换言之，奈特认为能够理性预测的变化不属于不确定性，不能够理性判断的变化才是不确定性［6］。根据这一理念，不是所有的收入变动都属于收入不确定性的范畴，只有那些预测之外的非概率的随机波动才属于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范畴。假定农民实际收入为TY，预期收入为EY，UN为预期外收入，也就是不确定性收入的部分。通过上面的假设，我们可以推断出：

EYt=(GY+1)・Yt－1

TYt=(GY+1)・Yt－1

UNt=EYt－TYt=(GY－GY)・Yt－1

=－VGY・GY・Yt－1

设立农民不确定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率影响的消费函数：

Δlnc=α－β・VGY

其中，β表示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系数。

由于该模型的假设比较简单，所得数学函数关系并不能具体体现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程度，但可以简单地用于说明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有没有影响，并可用于比较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改革前后对消费的影响。

结合前文对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分析发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下降，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要大于工资性收入。由模型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不确性均不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显著，1992年后，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每增长1%，消费增长率要下降008%；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每增长1%，消费增长率要下降011%。可以综合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后，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而消费对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加敏感了，并且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更大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也是工资性收入，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可见，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加对降低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感受和扩大消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四、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各个方面，但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制度稳定农民的收入预期。首先，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是转移农业风险、减少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一个有效机制。其次，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降低销售风险；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降低经营风险；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降低交易风险。最后，还应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参考文献：

［1］王健宇，徐会奇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0，(3)

［2］张波农业灾害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63

［3］临转型时期农产品市场营销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23

［4］樊平2008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DB/OL］http：//wwwlaw-libcom，2009-01-13

第6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作为“距离全球金融‘心脏’最近的核心人物”，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对此做出解答：2017年全球经济总体低位运行，这点毋庸置疑。由于特朗普上台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共同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中国要密切关注2017年美国经济金融的政策与走势；但以上波动究竟将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程度，却存在不确定性。

当下全球经济仍在低位运行

《检察风云》：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移到低增长轨道，尤其过去三年中全球投资急剧回落，贸易增长速度罕见低于经济增速，全球资本流动速度放慢。如何看待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的低水平增长态势？

朱民：2007年以来，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全球投资急剧下跌，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总体看来，全球经济格局可概括为“低经济增长、低投资、低贸易增长、低国际资本流动、低通货膨胀、低油价、低利率”，尽管不是“危机”，确也是如今全球经济的真实写照。预计以上低位运行，将在未来几年内长期存在，这点毋庸置疑。

《检察风云》：此轮经济下行之势呈现出何种特点？2017年经济还会继续下滑吗？

朱民：通常情况下，危机在反弹后有一个下跌过程，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但此轮“危机”与以往大大不同，即全球经济增长过后并未完全反弹，而是缓慢下跌。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危机特征――先往上再逐渐往下，这意味着，既未发生新的危机，也未产生强烈反弹。

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还将维持在3.1%的水平，按美元计就是2.5，仍处于一个低水平，且整个经济仍有下行压力。而当整个经济处于低水平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全球投资水平处于低迷状态，毕竟与2007年轨迹比，全球投资低了20个百分点，比如美国就跌了25个百分点。

由此判断，低位运行仍是2017年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具体表现在：危机后全球GDP增长持续下滑，全球投资急剧下滑，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下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并最终带来油价下跌和供给结构发生变化，通货膨胀（CPI）不断下跌，全球真实利率为负且持续下降。

特朗普政策是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

《检察风云》：如何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朱民：本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做出了无数关于经济增长的承诺、提出了很多新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本身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对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同样不确定。关于特朗普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我认为美国退出TPP是极有可能的，但退出北美自贸协定不太可能。具体而言，特朗普经济政策可概括为以下三项：一是减税。特朗普要把美国居民所得税减到10%～25%；同时要对比税的上限从1.2万美元提高到3万多美元，所以他是“既给富人减税，也给穷人减税”，对富人、穷人都是利好。此外，由于他还计划将公司税从当下35%降到15%，所以认为美国有空间、也有动力进行公司税改革。二是贸易保护政策。美国第一要把工作留在美国，理由是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特朗普希望将出口增长降低，把工作留在美国。由此断定美国退出TPP完全可能。加之美国贸易政策从来都是白宫做出，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必定实行其贸易政策。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预计美国将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10000亿美元。该投资幅度可能性极大，因为20年前美国对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可占GDP2.8个百分比，当下只有1.4个百分比，巨跌50%。且道路、铁路、码头以及桥梁等基A设施质量的下跌，还会带来危险。

预计特朗普上台后将积极推动以上三大政策，但具体如何实施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任何具体方案、数字以及相关团队去推动以上方案。此外，特朗普上台后，美联储加息预期是继续向市场预期走，还是市场预期往回走？也是不确定的。风险预期的变化，必将引起全球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和再定位。

《检察风云》：在特朗普政策预期下，为何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出现背离？

朱民：因为特朗普准备推行紧货币政策，全球货币政策随之改变，最终导致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出现背离。1935年美国利率几乎为零，之后不断上行，最高达到18.5%，之后利率不断下降，最终为0，现在利率又开始上升。很多人都问我2017年美联储会加息几次？这并不重要！问题不是美联储的利率上升几次，而是其从下降通道进入上升通道，这就改变了利率预期，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总体看，现在利率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这点特别重要。但主导经济的将会是财政政策，因为进行财政政策刺激受到政治约束，不确定性最大，而货币政策相对透明度高，这又是政策变化的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全球收入分配处于恶化阶段。我对发达国家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今天收入分配的恶化和二战前几乎不相上下――二战前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最高的一成人群的税前收入占比约为42%左右，目前这个数字约为40%左右。从全球整体看，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也会改变此前的诸多经济政策预期。

《检察风云》：除了以上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当政对中国经济就没有利好吗？

朱民：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是最大利好。毕竟美国进口的设备是从中国来，公司税如果从35%减到15%，那么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第一次超过了FDI，中国资本就可以到美国去建厂了（公司税税率水平降到15%已是全世界最低水平）。此外，在贸易上，如果TPP止步不前，如果北美贸易重开谈判，那么，这也将是一个新打开的巨大贸易领域，中国届时可以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借机推动WTO，重新推起全球的多边贸易协议，对中国而言同样是好的预兆。

美经济走势对中企发展至关重要

《检察风云》：在特朗普当政对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利好的背景下，对中国企业将带来何种影响？

朱民：未来10年，全球经济将发生根本性结构变化，比如人口经济结构、需求偏好、劳动生产率等等。与此同时，全球也面临一系列拐点，包括货币政策、流动性、财政政策等。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会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风险。经过经济的繁荣增长和危机后的低迷，现在全球经济金融将面临再次调整，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一定会加强。

具体而言，预计2017年美国很有可能出现“美元先走强后走弱”，美国经济也会呈现“先走强后走弱”态势。而一旦美元走强，美元资本将趋于流回美国，这对全球金融市场都将是一项重要风险指标，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同样巨大。毕竟对中国经济和企业而言，由于美国在需求端，当美国需求端起来时，中国将处于供给端，供给端才刚刚跟上，未来会有一个扩大效应。但由于特朗普政策的不持续性，所以美国很可能会经历一个“美元强，增长强；美元跌，增长跌”时期。此时中国供给端若仍旧向前，那么将处于非常低位运行的态势。建议中国企业密切关注2017年美国经济金融政策与走势。

《检察风云》：“美元走强趋势”对中企具体影响是什么？有无“美元走强趋势”的时间点预测？

第7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依然有许多企业做得很好，也有很多企业被淘汰。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企业是为什么被淘汰的？是被市场还是被技术淘汰？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企业自己淘汰了自己。

这个原因在我看来，就是组织不适应这些变化。归根结底，不适应变化的组织的核心问题是里面的人不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那么组织管理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从逻辑上来讲，组织管理核心命题就是价值贡献、价值评估、价值分配。把这三句话用的最好的企业是华为。可是反过来，我也可以把它说得更简单一点：组织管理的核心就是有一个核心团队。这个团队能够不断引领这个企业向前走，然后与时俱进，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还稍稍领先半步。

互联时代管理者真正遇到的挑战，除了如何让组织具有生命力之外，还有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管理不确定性。因为今天只有这一个东西是真实的：不确定。

三个改变

对于传统企业而言，要不要接触互联网、是不是要有互联网精神的关键在于，你要意识到明确的信号：有一个正在崛起的巨大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在逐步主导着整个消费市场。这就是企业首先最该关注的一一消费和顾客的变化，他们的变化会引领着一切的变化。

第二个改变是渠道。渠道一定会被改变，整个传统渠道的中间消耗是非常巨大的。传统渠道价值链是线性价值链，这意味着信息不对称、中间环节过多、链条长、产业效率低，用户主动参与成本高和信息化程度低。GE公司最近的转型告诉人们，从提升效率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

而现在渠道从垂直型、扁平化走向网络化。网状价值链具有运营数据化、渠道扁平化、信息共享化和协同网络化的特点。谷歌阿尔法之所以能够战胜人类，是因为将价值策略和网络策略进行复杂重组，形成复杂的网状的策略的选择加平行的策略的选择的重叠。这意味着不再靠经验做判断，不是使用替代，而是重组和重合的方式理解事物。

第三个改变是行业价值的出发点。这意味着企业依靠“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合作生态”形成持续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收益获取”的内在系统逻辑。因此企业要回到真正的顾客价值，回归人性。互联网对传统企业而言是产业再造的机会。以农业为例，产业链上的种子、养殖、产品加工、经销之上，还要加上金融、数据、信息。这样农业的属性变了，从生产、经营、管理、信息服务每个环节都发生了改变。农民、资本、市场、技术、制度和土地，本来是影响农业产业最重要的六个生产要素，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这六个要素全部被调整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经济的真正价值点是共创与共享。其可怕性在于分散程度越高，价值提升的速度越快，比如说出租车行业。

在今天，管理不确定性成为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那么优秀的企业是如何做的？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增长，才可应对变化；其次用持续转型变革未获取自己的成长，比如百年公司IBM；第三遵从市场规律、客观发展规律。

管理者的行动方法

首先要去识别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分两种：经营的不确定性和结构的不确定性。经营的不确定性是在可预知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比如中国经济的GDP增速和经济政策。经营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对盈亏及行业影响力产生作用。

而结构的不确定性是洗牌，完全改变产业格局，带来根本性的影响。此前提到的新消费人群、行业的新进入者等都会带来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结构不确定性不敏感就是诺基亚、柯达这类公司的下场。

因此给管理者的建议是：每当看到不同寻常的事物出现，看到有别于以往的新生事物出现，都要深入分析，如果这真的预示着巨大的变化，那么未来的市场就会发生演变，而你和你的企业就要做出改变和准备。具体而言，多赚钱，经得起折腾；储备年轻人，他们懂得未来。

如果无法识别不确定性，那么就要学习和不确定性共处，这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训练：

先改变自己。很多时候，企业管理者不愿意打破原有的结构与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稳定的结构对绩效是有帮助的。但现在不确定成为了常态，所以管理者已经无法用确定性的结构来获取绩效，需要有能力在不确定性中获得绩效。因此需要改变的是管理者自己。

第二点：双业务模式。如果仅仅只是发展现有业务是不可能让企业能够面对不确定性的，但是如果因为发展了新业务而影响了现有业务，那么企业已经无法存活。因此，需要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健经营，同时布局新业务，即长期与短期结合。双业务并存会对管理者带来巨大压力，这要求管理者必须成为驾驭组织转型的高手，驾驭长期发展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互动。

第三是打破平衡。所有问题的出现，不管大家从哪个角度去提出来，都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不要怕问题。问题中才会有机会。所有变化的发生，都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不要怕变化，变化中才会有机会。因此企业领导者需要不断打破内部的平衡，不断挑战企业的高度和界限，让企业处在自我改变和动态之中。

第四是顾客体验。今天的管理者要保有对顾客需求的直觉，能够以顾客体验作为评价的标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管理者习惯于企业自己的评价标准，特别是稳定的组织结构，使得高层管理者离顾客非常远，这需要管理者找到解决的方法来增进和强化与顾客之间的关联，保持对顾客体验的敏感性。

管理者的自我修炼

应对变化，管理者首先要有积极的心态。凡事往好处想、好处做，就会有好结果；对任何要做的事情，都愿意单纯去做，结果自然而成；对模糊性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是关键，控制风险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归零的心态。纠结于过去，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未来都需要面对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成功来佐证，每一个未来都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心态归零不仅仅是一种训练，也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开放的心态。包容变化，接纳挑战，学习未知。包容与接纳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包容自己、接纳自己，才可以在遇到挑战和冲击的时候，不至于为了保护自己而做出抵触行为。

确信的心态。相信梦想与目标的牵引力量，这份力量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相信伙伴的团队，这份力量能够集结而成，并陪伴你一直前行，冲破阻碍；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份力量有着无限的可能，你的能力超平你的想象。

第8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 宏观经济 不确定性 对策分析

次贷危机后,我国为推动经济早日走出衰退阴影,相继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迅速回暖,实现实体经济超预期反弹,但通胀预期开始抬头,资产价格上涨迅猛,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国际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因此,面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我国经济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

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

1.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影响我国经济进一步恢复与发展。2009年1月,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的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下调,该公司还将爱尔兰的信用展望级别从“稳定”下调到“负面”。2009年9月,惠誉评级公司发出警告,如果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不降低,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被降低。由此,欧洲债务危机蔓延日益严重,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的巨额债务危机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从这些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角度看,美国与日本,都处在债务危机的边缘;同时,中国政府今年财政赤字7500亿元,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达近7万亿元, 这些负债均为银行贷款,是对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承贷主体的统一贷款,然后这些融资平台再将贷款转贷给项目或企业,债务因而信贷化,系统性金融风险蕴含其中,。债务危机会否蔓延成为全球第二次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的第二次触底,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其影响不容忽视。

2.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因素增加。近年, 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畸高、骤降、畸高的剧烈波动,对我国市场经济造成一系列影响。首先,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尚未把准脉搏、实体经济恢复尚需稳固、内需仍弱外需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等国内、外宏观经济大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但同时,在城市化进程推动旺盛住房需求、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公司“不差钱”的行业环境中,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加剧,政府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政策博弈此消彼涨,房地产市场价格在这个过程中震荡波动。房地产市场能否健康有序的发展,是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稳健运行的重要因素,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与作为民生产业之间的冲突,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论性命题之一。

3. 协调保增长与调结构关系、保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关系的难度增加,产能过剩现象进一步加剧。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主要是以投资和出口来带动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同时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更多是以GDP的增长为标准来衡量的,片面、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易造成我们国家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过度投资,一哄而起,经济过热的局面。另外,当前经济结构失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化工业发展、增长过快,投资项目摊子铺得过大,供求关系失衡,造成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可以说,重化工业增长过快、过猛是当前结构失调矛盾之源。重化工业增长过快,是投资对消费增长长期挤压的主要因素。而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是当前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核心问题。统计表明,在2003年2008年,我国投资率从41%上升到43.5%,居民消费率却从56.8%下降到48.6%,2007年仅为35.4%,比1985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经济过热,也易造成通货膨胀,在保增长的同时,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结构调整的节奏、方式和力度是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在当前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对策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从经济政策刺激性反弹阶段向经济发展内生增长自发性反弹的过渡阶段,具有强烈的动力不稳定性、增长要素缺乏性、结构不平衡性等。基于此,积极应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经济发展上台阶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积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结合经济结构调整进行,从需求结构角度上讲,就是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刺激内需;从供结构角度上讲,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对新兴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认识和重视。同时,打破国有资本对一些行业的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良性竞争,推动经济进步。

2.推动县域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由于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在我国比较庞大,这些人口都转移到大城市去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县域城镇化发展是能够彻底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统筹城乡发展也是提高我国经济内需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壮大我国县域经济,大力加强我国县城和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镇聚集”,是未来推动和发展我国经济内需水平的重要手段。

3.实现政府转型,提升公共消费水平增长。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投资主要投向经济建设,公共服务产品资源缺乏,投向社会公共事业和民生事业有限,近些年虽有加强,但仍显不足。统计显示,我国财政储蓄率近几年不断攀升,到08年达到6%以上。 为降低政府储蓄水平,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今后应加强财政资金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的力度,加大财政向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强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以满足民生方面的发展需要。这也是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4.鼓励自主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科技进步,发展我国新兴产业是新世纪占领经济发展制高点的一个重要途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这一领域争先创优。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也应当加强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加强在生物技术、信息产业、环保、节能减排、新能源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的未来的新兴产业,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9-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厦门大学学报,2009(3)

第9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　流域复合系统；适应性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6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0

流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生境，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然而，数十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流域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多种环境资源危机共存且日益加重，并呈现流域性特征，使流域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突出表现在：流域性复合型水污染问题在众多流域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问题从干旱地区季节性缺水转变为普遍的季节性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的局面；流域内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破坏、生物群落退化等生态问题凸显，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的总体格局；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水灾害与突发事件的频率、强度以及风险都在进一步加剧。我国自然生态与环境先天脆弱性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导致这些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流域危机在短期内集中显现与爆发，各种问题相互作用、彼此叠加，使流域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与多样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与突出。而我国要以稀缺的水资源、有限的水环境容量和脆弱的水生态，承载不断扩张的人口规模和高增长、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着比世界上任何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都要复杂、严峻的流域性问题与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流域复合系统及其复杂性分析

流域水问题的系统性、复合性、多样性、突发性和严峻性等特征要求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站在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清晰全面认识其成因与复杂性，进而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

1.1流域复合系统

流域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是人为主体、要素众多、关系错综、目标功能多样的复杂开放巨系统，具有复杂的时空结构与层次结构，呈现整体性、动态性、非线性、适应性以及多维度等特性。水是流域系统的纽带，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一种自然资源，又是物质生产资源，同时还是一种生活资源。而人作为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一定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特征，通过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社会经济行为将资源和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广泛参与及其有限理性造就了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

构成流域复合系统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各自又是复杂自适应系统，有特殊的结构、功能和作用机制，而且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如图1所示。

(1)流域自然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与自生长能力.是复合系统形成的基础。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反馈机制，并与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以生物与环境的协同共生及环境对流域内活动的支持、容纳、缓冲及净化为特征。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型与资源破坏型影响，其又通过一系列自然过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及生物过程等使自身状态与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决定其服务功能。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调节：外部组织或者自组织。许多传统的保护工程方式就是外部组织，但是它们结构僵硬且适应变化的潜力较小。

(2)流域经济系统以资源为中心，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与宏观反馈控制体系进行调节。市场机制是经济内在本体机制，市场把流域内外各种经济活动与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起着重要自调节作用。而反馈控制机制体现在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政策对经济系统进行宏观调控与干预。流域内经济结构本身就是市场机制与宏观控制机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反馈控制机制与资源环境压力是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而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是在前两者作用下，系统内微观主体受价格、供求与竞争等影响，不断调整其经济行为，逐步自组织、自适应的过程。单纯依赖政府直接干预或市场自我调节都是过于简单的做法，因此，在实践中两者之间的力度把握与时机选择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3)流域社会系统以人为中心。流域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在市场化逐步健全的今天，人类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是从经济系统中获取，因而人类生物质与文化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自然系统产生了影响。所以，社会系统在复合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其主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主要受到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内化因素与法律规范、经济刺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对主体价值取向等有很好的规范才能保证流域经济、自然的健康发展。

在这三种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下，流域系统表现出强烈的整体性、动态性、涌现性等特点。如，人类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的资源过度开发与污染排放，使流域生态状况恶化，并严重影响生态系统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而自修复能力降低导致其环境容量同步下降，加速恶化趋势。同时，经济发展与人口膨胀致使水资源需求量及水污染排放量同步扩大，而污染引发的水质恶化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流域生态持续退化，不但造成区域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而且大范围生态失衡，加剧了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然而，人类筑堤修坝、围湖造田、超采地下水等经济活动或抵御灾害行为，一方面却使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更加显著，尤其是大量水利工程设施使流域被人为地渠道化、破碎化，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人类自身抗灾的能力日益下降。进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流域灾害层出不穷和快速增长，并以诱导型自然灾害为主。

总之，流域系统中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复合体系，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流域水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各种水问题相互影响、彼此叠加而愈演愈烈；但从本质上讲，人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等对流域系统产生的干扰已不再是对流域自然过程的简单干扰，而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交织作用的集中体现。

1.2复合系统管理中的不确定性

流域复合系统的复杂性与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造就了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且许多不确定性是难于预测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流域管理取得成功的巨大障碍与必须直面的问题。

(1)系统认知的不确定性。流域复合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们对其认识具有不完全性与渐进性。因而，系统认知不确定性是固有的，不仅表现在系统状态的部分可观测性、系统结构与过程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而且产生这些趋势的系统要素及其交互关系包括非线性、反馈回路、延迟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自然过程、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共同存在且作用于流域系统，使得单一学科知识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分析与总结。

(2)管理目标的不确定性。目前广泛研究的流域综合管理是以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但由于系统演化及其管理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较大、系统渐进认知带来的认识滞后性等在构造该目标体系上存在很大分歧与抽象色彩，尚不存在一个明确并具有操作性的普遍认同体系。在实践中，人们又对问题的原因、利害关系等识别上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地从不同的视角与利益出发提出管理的目标或需求。同时，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会给管理带来更多新的需求与问题。

(3)管理依据的不确定性。流域系统的复杂性使其状态和干扰因素难以简单概括为一些易测定的指标；生态修复的长期性也需要长期的可重复试验和观测。而且流域系统的时空特征带来的尺度效应、累积效应、外部因素干扰以及抽样和测量误差，使得精确识别与量化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及其效果分析变得异常复杂。此外，特别是由于对系统功能及过程的认识不足，管理方案不得不建立在某种模型假设前提上，而模型参数与结构的不确定性使理论结果与管理输出之间存在差距。因此，管理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具有巨大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效应以及潜在风险，对管理实践提出了巨大考验。

(4)管理决策的不确定性。决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与科学研究者之间不协调给管理决策带来了不确定性。他们对问题的产生原因与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会影响他们对系统的认识、具体管理目标、具体管理措施成功的可能性等的判断。具体表现在研究者主要从专业学术角度对系统或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利益相关者倾向于从切身利益出发提出要求；而决策者偏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去解决实际问题。

(5)系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流域系统的自适应性也决定了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等因素的变化性使得通过观察难以直观推断系统状态以及影响源，并预测他们对管理行动的反应。个体行为的主观性使得流域治理的社会经济政策实施效果无从精确预测，即管理者对系统部分可控制。系统的开放性还决定了系统要受到外界物质、资金与人员等方面的随机干扰，进一步加大了系统响应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某些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内在于系统行为中，如极端气候条件以及不断呈现出的新型污染物等。

综上所述，流域复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流域系统及其子系统自身结构、功能与内在规律以及流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人类并不足以对它具有充分理解并实施控制。而复合系统的复杂性特征使得系统一方面呈现出极大的随机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内在自适应能力与作用规律则表现出秩序性、确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使得流域治理必定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工程。

2　我国现行流域管理模式分析

回顾我国重点湖泊及流域治理历程，不难发现，流域治理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水利工程或者生态治理工程为主向以流域复合系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转变。

从管理目标与范围看，流域管理在不断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趋于合理，而且在对流域的科学认知方面也在不断的加深。例如，《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就明确体现了政府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四大转变：从工业点源污染控制为主向工业点源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相结合；从城市污染控制为主向城市与农村污染控制相结合；从陆上控制为主向陆上与水上污染控制相结合；从治理污染为主向防治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转变，力图进入污染控制、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综合治理阶段。而且，管理者认识到流域治理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尽管如此，近20年来流域治理中各类“零点行动”、“环保风暴”等执法行动与“综合规划”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流域性污染尤其是在大型湖泊流域性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众多湖泊富营养化趋势仍未扭转，污染反弹甚至恶化时常发生，大部分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这无疑也说明了现行管理模式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管理模式进行剖析。

2.1管理范式与手段

流域治理普遍采用机械唯物的“预测一控制式”管理范式，认为系统对管理行为的响应可以预测，进而设计最优控制策略。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对小流域及其治理作了大量研究，从短期看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难题。但它们大多把流域系统看作一个具有线性、规范性与平衡性等特点的可简单预测、容易控制的理想系统，针对流域中矛盾的某部分进行研究与治理，把问题当作遵循简单线性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问题来对待与处理，以试图减小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维度；认为规划制定者可以分析系统内存在的一系列明确的杠杆效应，并应用它来引导已知的反应。这无疑低估了政策干预所带来的非线性反馈效应、时滞效应以及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这种简化方法具有误导性，它或许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应对某些局部问题，而长期看来却时常具有超过短期利益的负面影响。

基于这种管理范式，流域管理还是以“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命令一控制手段为主，而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手段较弱。这种手段虽然简单易行、针对性强，但是缺乏柔性与持久性，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效果较差。

2.2政策与规划制定

流域治理强调自上而下统一规划，但很容易产生政策时滞效应，包括认识时滞、执行时滞与效力时滞三方面。现在通过成立专门流域管理机构，政府正有效缩小执行时滞，但相关机构的理论水平与预测能力往往存在很长的认识时滞；同时，流域管理中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会让各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例如，2007年无锡供水危机事件爆发后引发学界和政府持续讨论，随后通过国家和地方的逐级反馈与审批，到2009年才有完备的地方性措施出台。而这些措施从出台到实施、再到奏效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综合治理虽然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但是规划重在考虑水资源可利用量、水环境容量等生态因素，人文与技术因素在规划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与纳入，难以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规定的可承受能力，使遵守法规和政策与生存和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导致现实中利益相关者为了生存而不顾生态极限。而且水环境容量测算本身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第三，统一规划虽然采用综合管理的形式，但并没有出台流域性的政策和实现政策间的协调。我国水资源与水环境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环境治理分开进行。总量控制与配额管理是规划决策制定的依据。水资源可利用量、污染物减排目标和污染治理投资等主要依据行政区划逐级分解，没有遵循流域特征和污染变化趋势以及目标的现实性。

第四，在规划制定中，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目标设定不合理、备选方案不足、风险管理困难等致使无法进行柔性化管理。规划内容中对生态系统进行人为控制的色彩比较浓重，多偏重且依赖生态治理工程、大型调水工程等水利设施建设以改善流域环境。部分工程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运行效率低下问题严重。

此外，有些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导致权力寻租、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协调管理难度加大；监测与评估不能客观公正，进而管理者也没有动力与压力来及时发现政策或工程方案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

2.3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在目前流域管理中观念极其淡薄。在管理决策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制度保障缺乏、信息公开不足等诸多因素，NGO、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力度、范围及深度都十分有限，即便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力度仍不足。决策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不但使公众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对公众及利益相关者支持度与目标可实现性也考虑不足，实施效果难免产生很大偏离。而且流域治理过多地依靠国家投入，缺乏社会资金的有效注入，资金不足成为制约瓶颈。

同时，社会参与不足，不但造成公众意识不到治理的困难与复杂，使他们倾向于抵触有损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对环境短期内得以改善抱有很大期望；而且，公众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倾向于依赖行政机构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3　适应性管理

不可否认，当前管理模式在流域治理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流域问题得到了一定遏制。但这种以行政控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面对新时期日趋严峻的流域复合性水危机、流域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难以通过传统的理性主义、还原主义决策模式对未来做出精确预测与评估，治理不到位和部分失效在所难免。近年来中外众多学者指出，中国面临的水危机实质上是治水体制变革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变化累积形成的治理危机，解决核心是治水模式转变。例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战略研究报告都把解决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改革放在优先行动中。因此，有效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框架才是应对流域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关键。

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时滞性的基础上，Holling于1978年提出了适应性管理理念，随后这一思想得到了深入研究，并应用到生态系统管理众多领域。适应性管理的前提是人类对任何生态系统主要驱动力及系统行为和响应的认识能力存在固有局限性，因此管理必须具有适应性和通过积累并吸收以往经验和见解改变管理实践的能力，通过不断调整战略、目标及方案等，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环境变化维持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其目的在于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恢复力，即关键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干扰的持续性和适应性，而不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因此，适应性管理是一个通过从已实施策略结果中学习来持续改进管理政策与实践的系统过程，即通过管理学习来学习管理的过程。

适应性管理通过进一步融合协同管理的思想在欧美众多流域治理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与推广，并已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如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野生物种与鱼类保护计划、密苏里河流域生态恢复工程、澳大利亚大堡礁水质改善项目等。通过对这些治理经验的分析，总结到适应性管理的特征及其与传统管理模式的区别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强调对管理过程的管理。适应性管理是从广泛的研究与沟通中形成的，它以社会参与且政府、利益相关者等分享管理权利与责任为先决条件的。实现适应性管理还需要体制建设、构建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为了综合考虑管理中不同种类的不确定性，适应性管理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反复试验”，而是认为政策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是一个由问题识别、政策形成、政策实施、系统监测以及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行动组成的迭代循环过程，并提倡对政策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2)强调从知识管理到知识创新的转变。生态系统管理与人类社会经济管理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跨学科、跨领域尝试。它需要对复合系统复杂性的综合了解，以在多重尺度上监测系统各方面状态、制定决策并对系统反馈做出反应。因为这种复杂性，任何组织或机构难以拥有管理所需要的全面知识与信息。适应性管理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将管理者、科学研究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通过交流、沟通等方式使知识从个体私有向群体共用转变，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并形成良好的互动。

(3)强调群体决策过程。综合视角下流域管理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系统，而是涉及到社会经济领域。对自然生态系统科学认知的不足，单纯的环境管理可以采用控制等硬系统方法；但是，人的主动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复合系统特别是非结构化问题的管理上需要应用软系统方法。适应性管理把利益相关者引入到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更有利于资源争端与环境冲突的解决。在政策形成阶段，综合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利益与价值观，在多框架下，通过沟通、协商与谈判达到对问题的普遍认识与共同的阶段性目标，保证管理决策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只有这样，决策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因此，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信任构建的过程。正如Pahl-Wost所说：管理不是为了寻求问题最优解决方案，而是持续的学习与沟通过程，其中最优先的是交流、共享观点和提出适应性群体策略。因而，把公众引入到管理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公众或利益相关者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商议”转变，提高政策的公正性与支持度；同时，能够更好地吸纳社会资本，而不是依赖政府投资。

(4)把社会学习作为出发点。社会学习是贯穿其中最核心的特征。社会学习理论强调社会的主动参与，强调在价值与同一性形成中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在环境资源管理中，基于学习的方法用来处理管理中的不确定性，社会学习不单要注重构建学习型政府，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开展学习，包括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与组织以及社会个体层次。基于现行或未来的新技术为依据，通过反复实践、评价及调整，在实践中学习寻求适应企业或个人的“最佳管理实践”，从传统以保护为特征的专家知识灌输向基于团体的学习转变。

结合目前我国流域状况和管理现状，我们可以看出，适应性管理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见图2。适应性管理是更

合理治理模式的一个尝试，是流域未来治理的一个方法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探讨其在我国流域治理中的应用。

4　流域适应性管理模式初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推行适应性管理并非一蹴而就，还要接受来自法律法规、社会传统、管理手段等多方面的挑战，单纯依靠以往经验的延伸并不能顺利地实现向新管理模式的转型。本文主要从管理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手段、决策机制以及科学研究等五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4.1从单独立法到综合立法：管理环境转变

健全的流域管理法律与法规是实施流域适应性管理的基本环境与根本保障。据我国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现行流域管理以流域统一管理为主、以部门管理和行政管理为辅的统一管理模式。然而，在管理实践中情况却与理论设计相反，国家管理机构与地方机构条块分割，以河流流经的各行政管理为主，涉水部门甚至行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形成了区域和行业在水资源及其它资源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决策分散化状况，而流域综合管理机构权力被瓜分无法履行协调管理职能。究其原因是目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流域法，有关流域管理的法律法规通常是部门或行政区立法，一方面，人为割裂了流域内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各部门与行政区立法重复甚至冲突，相关利益者的权利与义务、职能部门的权力与责任等方面不够明确，加重了流域管理和协调的难度。而且，现行法律法规大多是实体性立法，缺乏跨部门、跨行政区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序性规定，实体性规定没有程序性制度相配合将导致实体性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4.2从集中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管理体系创新

适应性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互动合作的多中心治理格局，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实质上通过建立一种在微观领域对政府、市场的作用进行补充或替代的制度形态，有利于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与公共行动网络。它要求流域管理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及科学机构有直接参与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如果失去了这一点，流域管理很容易又走入政府专行的集中管理局面。在新的管理体制下，管理能够更科学公正地进行决策，而且能够针对管理效果的反馈以及突发性做出及时果断的反应，避免传统层级审核与命令方式在时间上的延迟。Ostrom等已经论证了多中心治理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尤其是当前我国一些湖泊流域非点源污染已经替代点源成为水质问题的主导要素，其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易监测、难以量化等特征使得政府管制难度越来越大。引入以社区、村镇为单位的自主治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够充分利用成员的合作优势与监督力量，在微观层面对环境治理形成共识。

然而，建立这种体制需要从各个层面逐步开展。在国家层面上，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基础，加强对NGo及利益相关者等参与流域管理的权益规定，并出台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在流域层面上，转变传统管理观念积极推动机构改革，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进而组建社会参与的综合性流域管理机构；在部门与地方层面上，信息披露要及时全面，意见征求要切实落实；在社会层面上，宜鼓励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民间组织的创建与发育，并通过一定的赋权使他们有效地行动起来，形成环境资源治理的基础。

4.3从单一管理到综合集成管理：决策机制创新

适应性管理虽然强调自组织管理与群体参与，但是最终还是要以科学决策机制为支撑来保障其发挥效用。目前，尽管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和水质监测装置普遍运用，但参与式的群决策机制还处于概念化层面，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有关参与式决策机制、群体决策支持平台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外也没有完整、直接现成的成果可供借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在长期实践背景下融合多学科与多领域的技术与方法而形成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和实践方式。宜以该方法为指导，通过综合集成定性定量相结合、专家研讨、信息处理与数据融合、人工社会与虚拟现实、群体决策及定性推理技术和分布式交互网络环境等多种技术与方法，从“定性综合集成”到“定性定量综合集成”再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循环往复、逐次逼近，建立创新型的治理决策机制，用结构化的决策序列来逼近流域管理中非结构化问题。

4.4从刚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管理手段丰富

行政手段面对日益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当前我国流域管理中依然未培育出良好的市场经济手段。这使得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兴建、运营水利工程及污染末端治理。所以，宜充分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把环境成本内部化，从经济上刺激环境资源破坏者行为与价值观的转变。具体来讲要完善流域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水价改革与排污权制度并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促进水权、排污权等各类市场的发育，建立与现有技术相适应的排污标准以及通过特许经营开放传统政府垄断的水务市场。除经济手段与市场建立外，更要充分认识社会化管理手段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推行社会教育与培育社团组织、公众社区等非政府组织，提高公众资源节约与环保意识，引导与规范流域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到管理决策制定与持续监督中，并通过决策参与使人们能够更积极地支持政策实施与改变生活方式。同时，注重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社会化管理相结合，传统政策优势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提高各类手段的综合效力。最终在此基础上，使行政管理机构完成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

4.5从经验治理到科学治理：科学研究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