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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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第2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行为；管理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发展
一、地方政府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我国的行政区划来讲，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隶属关系，并对中央的政策精神进行上传下达，执行中央的各种经济政策，并努力实现自身特色经济的构建。从作用上来看，地方政府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的整体经济是由多个经济区域组成的，每一个经济区域中都包括了各级地方政府，从根本上讲，地方政府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协调，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很难得到快速的推进，也就谈不上快速增长。
2、地方政府促进了国家总体经济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国家的总体经济政策在地方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和执行，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目前经济发展来看，许多经济政策都是依靠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推进来完成的。所以，地方政府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
由于地方政府是国家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了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局面。因此，我们在理解地方政府作用的时候，要看到其为国家整体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要积极的发挥这种积极作用。
二、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原因分析
1、利益因素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各经济经营者运用自身掌握的物质、经济条件， 通过经济活动的实践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 这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动力机制。同样，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特殊利益的代表机关， 也存在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存在着追求政绩的政治利益， 同样是在面对各种经济环境中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去调节自己的经济行为。
2、权力因素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管理地方事务而设置的下属行政机关， 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对地方政府的管辖控制权。地方政府的这种行政隶属地位决定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被动性、服从性， 中央政府经济行为则具有一定的主导性、权威性。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令， 推行中央政府的政策， 并且中央政府有权监督地方政府的工作， 有权纠正地方政府不适当的行为。
3、信息因素
如果说利益因素使行为者愿意有所作为， 权力因素使行为者能够有所作为， 那么信息因素则可以决定行为者怎样作为， 决定行为的效果。在满足利益因素与权力因素的条件下， 行为者能否对外部环境作出反应，反应的速度与效果如何， 就完全取决于行为者能否得到事件变动的信息以及接受信息的速度和信息的可靠性程度。
三、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特点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地方经济行为发挥其正常的作用。从目前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来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在中央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下发挥作用
从目前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来看，不管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如何进行，都必须在中央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下才能发挥作用，任何脱离中央经济政策的行为都是不合适的。这就为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体制改革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使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更加明确。
2、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促进了中央经济政策的改革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某些时候是中央经济政策的一种探索，可以从结果上为中央经济政策提供结果反馈，为中央经济政策的改革提供素材和思路，使中央经济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所以，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中央经济政策的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
3、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为中央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的依据
通过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以及经济发展结果的判定，中央经济政策会适当的做出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为中央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提供了基础的依据，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中央经济政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如何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在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中，县域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推动县域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已经成为了目前我们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目前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来看，要想有效优化政府行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就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合理对地方政府进行分工，明确县级地方政府职责
要想努力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就要在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中，对工作任务进行分工和细化，明确哪些职责由县级政府负责，哪些职责由上级政府负责，明确了权利和责任之后，县域经济的发展将更有着力点，更有利于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2、 县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要跟随国家的宏观调控而随之调整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县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要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步调一致，必须要紧紧跟随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行，只有这样，县域经济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在发展中突出自己特色，及时在发展中做出调整，保证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
3、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规范经济行为，并构建县域经济体系
目前县域经济已经成为了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元素，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关系到了区域经济及总体经济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县域经济应在规范经济行为的同时，努力构建县域经济体系，使县域经济能够形成良好的整体架构和系统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质量。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在发展县域经济的时候，必须及时优化地方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保证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准确有效，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性，要保证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符合国家的总体经济政策，并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实现改革和优化，最终实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张茂才；；加快县域经济大发展 促进转型跨越迈大步 [J]；前进；2011年09期
[2] 吴志远；屈超；；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功能异化问题探讨—以江西为例 [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第3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投资和消费失衡是主要矛盾
投资－消费失衡具有自我强化效应。高投资增长。使得资本过度替代劳动，一方面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工资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就业增长下降。制约工资的增长。其综合结果就是企业利润高增长，居民收入低增长，消费低增长，进而导致高储蓄率，低利率。高利润增长率和低利率，诱导国内投资增长和外资流入，进一步推高投资增速。
投资－消费失衡又会加剧国际收支失衡。高投资会替代进口，降低进口增速。另一方面，高投资还会形成高产能，产生过度竞争，压低产品价格，也压低了出口成本低，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过剩产能必然追逐出口。使出口高增长，其结果就是贸易顺差增加。这又会形成出口一投资循环：投资推动出口，出口又拉动投资。这种循环是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国际收支失衡又会加剧人民币购买力内外失衡。高投资、高出口，大量消耗国内资源，带动上游价格上涨。推动下游价格上升；在盯住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会造成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产生流动性过剩，进而推动消费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国际收支顺差还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热钱流入，结果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同时，信贷投放过多，也使得投资反弹压力加大。
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失衡则是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增长的必然结果。投资和出口的高增长，必然导致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超合理增长。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是直接原因
我国的水、电、气、成品油等生产要素价格收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土地和利率也受到一定管制，价格较低。同时，由于社会性管制的缺失，许多企业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很少，大多数企业的相关设施、投入未达到国家标准。这些情况导致劳动力、土地、资金、能源、环境容量等资源和要寨价格水平大大低于合理水平。使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据笔者自己的估算，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通过非法和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正常条件下至少节省了20％～40％的投资成本。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一方面使投资回报率和企业盈利水平过高，诱导投资增长和外资流入，另一方面还会降低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增加出口，并引起外贸顺差增大，进而引发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资源和环境消耗大等问题。
资源和要素价格低估还使得居民的工资收入、财产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和资源收入(主要是土地补偿收入)低于台理水平，使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这是投资－消费失衡的最直接原因。
向资本和政府倾斜的分配结果还使得国民储蓄结构发生变化。最新的研究表明，从1999～2003年。在国内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从48％下降到42.2％，企业储蓄从37.1％微降到36.1％，而政府储蓄却从14.9％上升到21.7％，近两年这种走势仍在继续。政府储蓄的上升，不仅因为政府收入比重上升，还因为政府的公共性支出相对下降。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忽略本国对国外的转移支付)，净出口=储蓄投资缺口+政府收支缺口。如果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政府收入大于政府支出，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近两年，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减顺差的政策，但顺差依旧持续增长，根源就在于此。
政府职能错位是根本原因
上述问题，有我国特殊发展阶段、特殊人口阶段的客观因素。但根源还在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
追求GDP财政收入增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目标，而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创造了GDP和税收，满足了政府的第一目标。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就发生了职能错位，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一方面打着“发展经济”、“政府调节”的旗号，极力控制公共资源，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行经济性管制；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性管制领域执法不严，甚至行政不作为，使得企业投资和生产成本低估。
政府职能错位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由于政府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必然导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廉租房等公共产品投资不足，使居民必须用个人消费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消费倾向下降。
2008年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
经济过热的风险
2007年下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逐月提高。从6月份的6.4％上升到10月份的26.5％。由于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先行指标，它的增长必将推高后续的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加大。央行的调查也显示。第3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达到10年来的最高，显示出企业内在投资冲动仍然较强。
2007～2008年是政府的集中换届时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十分强烈。近两年居民肖费能力、消费倾向都有较大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加快，这一趋势仍将延续到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对奥运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等因素将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增长。2008年投资和消费可能继续高速增长。并有全面过热的风险。
价格上涨的风险
价格上涨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需求拉动。投资和消费增长可能继续高速增长，资金流动性过剩仍然严重，供求总量关系可能失衡，增加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产品供需关系仍将紧张，食品价格还将在高位运行。
二是成本推动。根据“十七大”精神，2008年节能减排、遏制“两高”行业快速增长，资源和妻素价格改革等工作将会有实质性进展，资源和要素涨价压力可能传导至广大下游行业，使社会面临持续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三是国际因素。需求旺盛、剩余产能不足、库存下降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将继续影响全球原油市场，粮食市场供应仍将十分紧张，国际油价、粮价仍将处于高位，全球通赞膨胀水平可能普遍上升，并通过进口渠道推高国内价格水平。
四是预期因素。如果物价上涨5％以上的通胀率持续到2008年上半年。通胀预期就可能深入人心，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的螺旋式上升。
五是翘尾因素。由于2007年很多月份CPI环比都是正增长，2008年的翘尾因素将会较大。初步预计，光是翘尾因素，2008年一季度的CPI涨幅就会超过3％。
上述五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因素已经存在，它们的影响必然会以某种方式、程度在2008年表现出来。
股市剧烈波动的风险
支撑20昕年股市过快上涨的直接因素是资金，但基础因素是企业利润增长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正是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2008年我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
企业利润增速已逐渐回落，2008年继续高速增长的不确定很大。2007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利润增长率为97.6％，二季度为72.1％，三季度为46.39％，逐季回落。上市公司2008年仍将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但出现超预期增长的压力很大。首先。美国、欧洲经济出现下滑，将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盈利增长；其次，越来越高的同期基数也会抑制上市公司业绩同比增长的数值。而且，目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1／3来自以股票投资为主的投资收益，一旦股价下跌。将导致公司利润缩水，引发更大规模的下跌行情。形成恶性循环，酿成灾难性后果。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泰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市暴涨以及后来的暴跌，教训惨痛。因此，2008年对于股市剧烈波动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严密防范。
国际经济风险
除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等因素外，2007年3月份开始的美国次级债危机，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首先，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减弱。次级债危机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房地产业，由此带来的财富损失将压缩其国内消费需求，进而引起美国经济增长放慢。受其影响。欧盟、日本经济也可能减速。
其次，随美元贬值，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在增加。从而可能出现已经多年没有过的“滞胀”。是刺激经济增长，还是稳定币值，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尚难确定。
第4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声誉机制；定价策略；价格竞争策略；资源共享；搜寻成本；竞争业；均衡价格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0；F2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4006607
一、引言
现代服务业行业壁垒低，竞争者可低成本进入多数领域；产业技术屏蔽作用弱，创新往往得不到专利保护，营销手段极易被模仿；可替代性强，容易被竞争对手替代；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可分性，消费者事先不知道服务质量，消费者消费前根据企业的声誉确定支付意愿。因此，声誉机制在现代服务业定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同声誉的企业之间价格差异较大。现实中，现代服务业同行之间互相压价争夺客户、抢资源现象日益凸现，不乏恶性价格竞争、价格陷阱、价格欺骗等不端行为。采取怎样的价格竞争与互动策略成为现代服务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现代服务业中的声誉机制是典型的Bass扩散过程。消费群体通过对“陌生”服务的消费，感觉服务质量和价格，形成一种口碑和声誉，决定下一期消费。因此，本文采用Bass模型刻画现代服务业价格竞争策略。目前，国内外学者以Bass扩散模型分析产品定价机制、产品需求的动态演变过程以及进行市场预测等的研究较多。价格策略主要研究企业产品的初始价格定多少、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怎么调整以及价格对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有多大的影响等问题（Eliashberg，2001；Kamrad，2005；杜荣，2003；赵道致，1999）。Eliashberg（2001）分析了耐用品的价格策略，将竞争厂商的竞争分两个阶段，即垄断和垄断竞争阶段，在产品的需求服从Bass扩散规律的前提下，以各个阶段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分析了各个阶段的价格策略和利润的变化规律。Kamrad（2005）建立了一个随机创新扩散动态模型，把产品的扩散分为不知情、认识、最终采纳三个阶段，价格、口碑和广告努力等作为产品扩散随机演化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控制理论分析最优定价或广告策略。Clarke（1984）、 Jeuland（1983）、 Thompson（1984）和Dockner（1988）对垄断和垄断竞争厂商先后进入市场的产品扩散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不同阶段厂商的价格和广告策略。曾勇等（1992）以新产品市场扩散模型为理论基础，研究了采纳行为中各客户的风险态度、性能价格权衡以及对产品信息的反应等方面的差异，并利用最优控制理论得出最优的广告和价格策略。杜荣等（2003）以巴斯的GMB 模型为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竞争扩散模型，对产品的动态定价竞争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竞争者之间的定价行动一致时对于竞争双方是最有利的。赵道正（1999）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中客户在市场上的品牌选择概率和品牌偏好的动态过程，给出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定价策略和最优定价策略的Nash均衡稳态解。
徐爱东：基于声誉机制的现代服务业价格竞争策略研究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服务业企业声誉竞争机制模型，讨论竞争性现代服务业企业最优的价格策略，分析企业相互共享要素资源时客户的搜寻成本、需求以及服务价格、利润的变化规律，为服务业企业的竞争决策提供参考。
二、模型与假设
1.扩散模型的修正
Bass（1979）认为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后，新产品的扩散受到未采用者（客户）的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其扩散速度主要受到两种传播途径的影响：一是由于采用者对未采用者的信息传播、人际交流（声誉）（wordsofMouth）而产生的客户对产品的采纳，形成需求；二是未采用者模仿采用者的消费行为而产生的需求。其模型如下：
dx（t）dt=a[m-x（t）]+bmx（t）[m-x（t）]（1）
dx（t）dt为t时刻采纳产品的人数，x（t）为到t时刻累积采用产品的人数，a为外部创新系数，b为内部模仿系数，m为市场上潜在总需求量。
以上模型从客户的消费行为出发，刻画了需求的产生与扩散的机制，没有考虑价格对需求的影响。本文参考Eiashberg（1998）的模型，假设在某一时刻t，服务需求的产生是把潜在的需求（客户）变成实际需求（客户）的过程，服务的需求和潜在的需求量成正比（这一假定和Bass扩散模型一样），服务需求和价格成反比。根据Lawrence（1981）等人实证研究结论，人际交流（声誉）对扩散的影响比外部因素对扩散的影响通常要大一个数量级以上。本文为了模型的简洁，忽略外部因素的影响，只考虑客户的人际交流（声誉）的影响，模型如下：
dx（t）dt=a[m-x（t）][1-kpp（t）]（2）
pp（t）为客户实际承受价格Eiashberg的模型中PP（t）为产品的实际出售价格，由于本文需要考虑搜寻成本对互动的影响，故区分销售价格和消费者实际承受的价格。影响需求的价格为客户实际承受的价格，包括销售价格和搜寻成本。，包括客户的搜寻成本和服务价格，即pp（t）=p（t）+sc，其中p（t）为服务实际价格；a为扩散系数，m为市场总潜在需求量。x（t）为到t时刻为止企业累积需求量，即所有客户累积的需求量。
2.现代服务业声誉机制模型
假设有两家竞争性的服务企业，均提供同质服务，客户如果采纳了服务企业1的服务将不会采纳服务企业2的服务；两家企业的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可分，客户事先无法观察到服务质量，只能通过声誉来判断；不存在重复采纳。
设市场上该类服务的潜在需求为m，在t时刻服务i（i=1、2）的价格为pi（t），成本为ci（t）；在服务的过程中，两企业各有自己的要素资源，客户获得服务企业信息的搜寻成本为sci。如果服务企业1和服务企业2共享要素资源，竞争对手使用自己的要素为客户提供一单位服务需支付成本ci；共享要素资源后，彼此能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为sci，不失一般性，假设搜寻成本降到0。服务企业i在t时刻的服务需求量为：
ki为服务企业i的服务价格对需求的敏感系数，ki>0；sci为客户搜寻服务企业i的服务产生的搜寻成本，sci>0；服务企业i主要控制价格或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声誉机制促使客户接受自己的服务。下文以模型（3）为基础分析服务企业i对服务的动态竞争定价策略。
三、竞争价格策略
服务企业如果不共享要素资源，客户承受的价格为服务的实际价格和搜寻成本之和；服务企业不存在使用竞争对手资源的额外支付成本，服务企业的成本是生产成本。理性的服务企业将选择适当的价格，使得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属于典型的优化控制问题。根据Mehlmann（1988）和张光澄（1991）的研究，可以把服务企业的价格策略描述为控制问题Z：
其中，r为贴现率，T为服务企业的生产周期，其余变量的经济意义同前文。
定理1如果竞争企业的资源要素对等，两服务企业价格竞争性开环Nash均衡值为：
p*i（t）=2-2ksc-kc3k（7）
证明：构造问题Z的Hamiltonian函数如下：
Hi=[pi（t）-ci（t）]i（t）+ λiii（t）+ λijj（t）（8）
根据Hamiltonian原理（Kamrad，2005），xi（t）和pi（t）分别为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协态变量λii满足λ・ij=-Hixj，所以：
λ・ij=λ・ii=ai[pi（t）-ci+λii][1-kipi（t）-kisci]+
λijaj[1-kjpj（t）-kjscj]（9）
不妨令λ・ij=λ・ii=λ・i，（9）式变为：
λ・i=ai[pi（t）-ci+λi][1-kipi（t）-kisci]+
λiaj[1-kjpj（t）-kjscj]（10）
由（8）式开环Nash均衡的一阶条件Hipi=0，有：
λi=1ki-2pi（t）+ci-sci（11）
（1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数得：
λ・i=-2p・i（12）
（11）和（12）代入（10）得：
-2p・*i=aiki[1-kipi（t）-kisci]2+
ajki[1-2kipi（t）-kici-kisci]×
[1-kjpj（t）-kjscj]（13）
竞争企业不共享资源时的最优价格策略为非线性微分方程组（13）的解。考虑到方程组（13）的解析解比较复杂，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作简化：假设服务企业1和2的扩散系数相等，为一常数a ；客户对服务企业1和2的搜寻成本相等，为一常数sc；客户对服务企业1和2的服务的价格敏感程度相同，为一常数k；服务企业1和2的生产成本相等，为一常数c。上述假设不影响后面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只是把问题简化成了本文假设的一种特殊情况。
令：aiki[1-kipi（t）-kisci]2+
ajki[1-2kipi（t）-kici-kisci]×
[1-kjpj（t）-kjscj]=0（14）
则由微分方程组（13）决定的最优价格，即开环Nash均衡的稳态解有四个：
A1：2-2ksc-kc3k，2-2ksc-kc3k
A2：2-2ksc-kc3k，1k-sc
A3：1k-sc，1k-sc
A4：1k-sc，2-2ksc-kc3k（15）
令：fi=[1-kpi（t）-ksc]2+[1-2kpi（t）-kc-ksc]×
[1-kp3-i（t）-ksc]（16）
根据曾勇等（1992）的计算方法，A3点的Jacobian矩阵为：
A= f1p1，f1p2f2p1，f2p2=0，k（1k-sc-c）k（1k-sc-c），0 （17）
由p=0 和q=-（1-ksc-kc）2
同理，A1点的Jacobian矩阵：
A= -（1-ksc-kc）k，-k1-ksc-2kc3
-k1-ksc-2kc3，-（1-ksc-kc）k （18）
p2-4q=[2（1-ksc-kc）k]2-4k2[（1-ksc-kc）2-
（1-ksc-kc-kc）2]（19）
q=k2[（1-ksc-k1c）2-（1-ksc-kc-kc）2]（20）
根据赵道致（1999）和杜荣等（2003）的研究，一般的有1-kc>0，而sc远远小于c，故ksc比kc小很多，一般的情况满足1-kc-ksc>0。所以，p2-4q>0，q>0，A1是结点。
同理可证得A2和A4点为鞍点。
证毕。
定理1表明，竞争企业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的价格策略。服务企业i最优价格与价格敏感程度、搜寻成本、生产成本成反比。当价格敏感程度较高时，服务企业i将实行低价策略。当搜寻成本较高时，服务企业i为了吸引客户，只能降低服务价格，适当地承担搜寻成本，或者改善自己的要素资源，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当生产成本较高时，服务企业i也不能提高价格。因此，服务企业i为了提高价格，获得更大的边际利润，必将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
四、资源共享效应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现代服务企业的目标是获得竞争优势，但每个企业的要素资源条件是有限的，需要和竞争对手进行要素资源的共享合作，优先发展自己“能够做”和“可能做”的业态，才能保证自己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营销成本有效地降低，获得持续的竞争力，达到超过竞争对手的目的。例如部分现代服务企业把小部分对专用资产要求高的业务外包给同行，自己专门做强自己的主营业务。如果和竞争对手共享合作既能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也能节约自身在某个业态经营中的沉没成本，要素资源的共享合作是获得超额利润、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
命题1：若竞争企业之间共享要素资源，则竞争企业的生产周期将缩短，营运速度将加快。
证明：
由（3）式两边对时间积分可得：
x1（t）=[m-x2（t）][1-e（ksc-α）t+k∫t0p1（t）dt]（21）
x2（t）=[m-x1（t）][1-e（ksc-α）t+k∫t0p2（t）dt]（22）
t为任意一时刻，当服务企业共享资源要素时，sc=0和xi（t）sc0）比共享要素资源（sc=0）的累积服务量（需求量）要小。反过来，若当xi（T）-m2
证毕。
图1竞争企业生产周期比较
命题2：为了赢得较高的市场份额，竞争企业必将完善自己的专用资产，以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和生产成本，使客户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服务。
证明：
在以上均衡的价格策略和市场份额下，若某个服务企业经营较好，使得参数a、sc、k、c存在差异，由（20）和（21）式，令：
A =1-e（k1sc1-α1）t+k1∫t0p1（t）dt
B=1-e（k2sc2-α2）t+k2∫t0p2（t）dt
则：
x1（t）=A（1-B）m1-AB
x2（t）=B（1-A）m1-AB
x2（t）x1（t）=B（1-A）A（1-B）=B-ABA-AB
所以当B>A时，有x2（t）>x1（t），即：
（k1sc1-α1）t+k1∫t0p1（t）dt>
（k2sc2-α2）t+k2∫t0p2（t）dt（23）
可见，sc和k大的服务企业的市场份额大，a、c和p小的服务企业市场份额大。所以，服务企业i的价格敏感程度较高时，将实行低价策略，赢得市场份额。搜寻成本较高时，为了吸引客户，只能降低服务价格，适当地承担搜寻成本，或者改善自己的专用资产，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不然，将会丢掉市场份额；而当生产成本较高时，也不能提高价格，不然也会丢掉市场份额。因此，服务企业i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及提高服务价格、获得更多的利润，必将改进生产技术、完善要素资源、扩大专用资产量。
证毕。
命题3：理性的服务企业将共享要素资源，这样能在生产周期内比不共享要素资源得到更多的服务定单，从而开拓市场的潜力，获得更高的利润。
证明：
由（20）和（21）式不难解得竞争企业按最优价格策略定价到t时刻为止的服务量：
x1（t）=x2（t）=m1+11-eksc-3α-kc+23t（24）
进而得到t时刻为止竞争企业的利润：
π1（t）=π2（t）=m1+11-eksc-3α-kc+23t×2-2ksc-4kc3k
（25）
xi（t）sc
证毕。
五、案例分析
电信运营业是一个典型的既有恶性价格竞争、又需要和对手共享专用资产以降低成本的行业。表1中的数据表明，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盈利，单位运营成本才能成倍下降、总收入成百倍地增加。因此，从2003年到2012年，移动、联通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争抢用户。在规模竞争阶段，两家公司都在努力完善自己的服务和网络系统，提高自己的声誉，两家公司获得消费者的满意度基本没有多大的差距。2003年中国联通的用户数很少，实施了低价策略，到2008年以后，中国联通公司用户数基本达到移动公司的一半。
而在2008―2012年的5年时间里，由于两个公司的规模都在扩大，两家的平均成本都同步下降，联通因规模小于移动而单位成本略高，定价略高于移动。由于两家的用户满意度（声誉）基本接近，用户数量基本保持在2比1的比例达到均衡。用户数和价格不成线性关系，主要随用户的满意度（即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声誉）的变化而变化。说明在服务质量基本对等的情况下，联通和移动竞争存在一个均衡的价格策略。
在资源共享方面，两家企业鲜有深层次的合作，特别是在通讯基站方面的重复建设很严重。有专家预测，目前为止，中国电讯行业在光纤铺设、基站的重复建设就足够一个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企业如果能实现专用资产上的共享，就能提高网络效益、增加网络功能，大大降低其单位成本，有效地节约资本并用于技术改造，大大提高服务质量。近年，我国通讯行业的增值业务始终因运营商的不合作而成本高：没有更多的资金增加网络功能，造成终端价格高、使用费用高、业务不够丰富等，限制了增值业务的普及和使用量，ARPU值都呈下降趋势。而国外的通讯运营商常常结成联盟，如日本政府强制通讯运营商共享网络和基站，是最明显的联盟，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核心是面对最终用户、了解用户的需求、研究和掌握技术，不是独自去提供所有的内容服务，而是互动，互相促进，主要精力用于提高服务功能和质量，是专用资产共享和技术联盟驱动市场发展的成功案例。目前，日本的通话费用远低于中国通讯行业。说明服务企业共享要素资源将比不共享要素资源得到更多的服务定单，从而更有效地开拓市场的潜力。
六、结论
本文采用Bass扩散模型刻画现代服务企业之间的声誉机制，建立了一个价格竞争模型，发现竞争企业之间定价策略和资源要素共享存在以下规律：
第一，在日益激烈的现代服务业市场竞争中，竞争企业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的价格策略，同行之间没有必要采取恶性价格竞争策略争客户、抢资源。
第二，尽管服务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为了做强主营业务，获得竞争优势，有必要进行要素资源共享。
第三，对消费者不了解的业态，尽管服务企业的成本较高，但还是应实行低价策略。不然消费者不了解，企业会失去市场。
第四，服务企业提高服务价格、获得更大的边际利润，必须以改进服务质量、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为前提，否则，将因声誉机制的作用而失去客户。
参考文献：
杜荣，胡奇英，魏轶华.2003.两方竞争情况下产品动态定价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1）：2024.
曾勇，唐小我.1992.竞争环境下的新产品市场扩散模型[A].全国数理经济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
第5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长期护理保险；国际经验；政策建议。
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成必然趋势。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老龄社会可能发生的长期护理费用构成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巨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世界各国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一、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现状。
目前，国外存在商业和社保两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经营商业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日本在 2000 年将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1.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情况。20 世纪 70 年代，长期护理保险开始在美国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政府出台许多推广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但发展缓慢。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1996 年出台的联邦健康保险可转移与说明责任法案等政策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才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在 2002 年，104 家保险公司销售了超过 90 万份长期护理保险单，市场份额达到人身保险市场的 21% 。截至 2008 年底，美国近 600万人购买了长期护理保险，保费收入约占人寿保险市场 30%的份额。美国长期护理保险是以商业保险的形式存在，长期护理保险承保被保险人入住护理院、使用社区服务和家庭健康护理服务等产生的护理费用进行补偿，可以是全天候的专业护理，也可以是非全日的中级护理与日常护理。家庭护理在美国长期护理保险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患者倾向于在家中接受护理服务。美国长期护理保险有很大需求，2005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有3 500万，占总人口的13%，65岁以上人口增长数是所有美国人口增长数的2.5倍，据预测，到2030 年，这个数字将达到 7 000 万。2009 年美国大约900 万 65 岁以上老年人需要护理服务，大约 40％的65岁以上老年人入住护理服务机构，其中10％的老年人在护理服务机构的居住时间在5年以上。
美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既为个人提供了年老时所需护理的保障，又对美国护理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长期护理保险对社会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美国有四个州（加州、纽约州、康州和印地安纳州）由联邦政府批准，成立了长期护理伙伴计划，由州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为投保人提供独特优惠，即要求被保险人购买一定数额的私人保险，由保险公司负担护理的最初费用，不足部分再由政府补足，从而使投保者得到更多保障。
2.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情况。日本于 1970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据统计，1999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6.7%，2000 年，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7.2%。据预测，到2020 年左右，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7%。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需要护理的高龄人口也增加，加上家庭规模不断缩少、老年单身家庭增多及女性就业率增加、福利制度社会性住院等问题，长期护理保险推出具有紧迫性。在此背景下，日本《护理保险法》在 1997 年 12 月由议会通过，2000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是日本继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劳灾保险、失业保险后的第五项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目标是构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护理服务体系，把以前分属于老年福利与老年医疗领域的高龄者护理服务一体化，改变以前福利和医疗领域中使用者负担不均衡和手续复杂的状况，提高利用效率，并且通过在宅护理服务的积极展开解决一般病人的长期住院问题。
可以得到护理保险服务：一是在因卧床不起、老年痴呆等原因需要经常护理时；二是在需要有人帮助料理家务或起居等日常生活时。
第2号被保险者只有被确诊患有闭塞性动脉硬化、类风湿关节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症等慢性疾病才能享受护理服务。
由此可见，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总体上向65岁以上的被保险人偏斜，65 岁以上与 40～64 岁的被保险人的缴费和所享受的长期护理保障不同。65 岁以上的被保险人既是长期护理保险的缴费者也是主要受益者，而 40～64 岁的被保险人为主要的缴费者。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一半由公费筹措，即中央政府负责 25％，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负担 12.5％，另一半来自于国民缴纳的保险费的收入，即66%来自于40～64 岁人员，34%来自于 65 岁以上人员。
二、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经验。
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社会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范围全面，切实缓解了被保险人护理服务需求，但两种制度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弱势，其实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长期护理保险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较好的制度选择。人口老龄化是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这个问题将愈加突出。从他们的实践可以看出，长期护理保险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对公共福利需求的压力，降低了政府对长期护理成本的财政支出，避免了老年人因支付护理费用而背负上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取决于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实力。以盈利为目标的美国模式，由于市场法则的结果，保障的对象主要为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而低收入人群的长期护理费用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资助的医疗计划支付，目前已承担了美国主要的长期护理费用。这种模式能提供优质的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服务，能迫使医护提供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护服务，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控制医疗保险费用。以日本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模式，覆盖几乎是所有国民，解决了全社会共同面临的老年护理问题，体现公平性、福利性。但这种模式灵活性差，较难满足有高层次需求人群对高档次护理需求，同时在运行过程中，由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引起护理费用大幅上涨。由此可以看出，世界长期护理保险无论采取那种模式，取决于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实力。由于各国资源总是有限的，要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因而两种制度的实践在不同时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3.政府的政策扶持是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对长期护理保险扶持政策，主要有税收鼓励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税收鼓励政策对个人和企业参加长期护理保险进行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为雇员所缴纳的长期护理保险费全部算作公司的经营费用而作为税收的扣除额。个人为自己或家庭成员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险费不算应税收入。发展规划政策主要对长期护理保险进行规划，建立服务标准、机构准入要求，规定人员培训等，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发展。
4.长期护理保险配套护理服务业为老年社会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美日两国的护理服务产业发展迅速，其中长期护理院已成为最重要的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根据美国卫生部全国卫生统计资料，2009年，美国所有护理院总营业收入已达到 1 000 亿美元。从经营情况上看，占比超过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半数以上的营利性的私立服务机构盈利情况较好。日本为高端客户开办的护理院在第四年就开始盈利，为低端人群开办的护理院因前期投入成本少，很多当年就可盈利。
随着美国护理服务体系的不断发展，能够一揽子解决老年人不同护理需求的综合护理机构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护理机构里，可独立生活的老人和丧失日常生活能力的老人均可获得不同等级的综合性护理服务。
三、中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建议。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但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未富先老，这是中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基本出发点。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必要。
1.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筹资制度选择。在中国，如完全采用日本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模式，即：长期护理保险费由政府和个人各负担一半，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一是中国还没有富裕，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老年人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财政很难拿出大额预算支付保费。二是中国个人收入水平较低，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有人有了病也不敢去医疗机构治疗，更不用说长期护理。三是这种方式灵活性差，效率低。由于过分强调公平，这种模式将使收入高的人群不能享受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而且容易出现道德风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若完全采用美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不仅要求人均收入水平高，而且要求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要发达。中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出现较晚，2005 年国泰人寿在上海推出“康宁长期护理健康保险”，2006 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标志着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在中国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还很不发达，到 2010 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费收入 677.47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仅仅为 0.17%，人均健康保险费为 50.6 元，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可见，目前完全采用美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解决不了老年龄长期护理费用问题。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可以实行混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种制度一是在资金的积累上要建立两个账户，一个是商业健康保险账户，另一个是在社会医疗保险下设长期护理保险账户；二是在购买上实行强制性制度。出台法律法规，规定年龄在 40 岁以上人必须有长期护理保险；三是政府采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向商业保险公司还是向社保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由客户自己决定。参加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将得到财税补贴，参加社会医疗保险长期护理账户的按社保要求办理，国家承担低收入人口的全部长期护理费用。
2.政府出台支持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财税政策。长期护理保险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关系到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研究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财税政策。一是鼓励企业为员工购买长期护理保险。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企业为员工缴纳的长期护理保险费作为企业的营业费用。二是鼓励个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个人为自己或家庭成员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险费不算应税收入。三是政府对购日本要求 40 岁以上的人都要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保险费按照全国医疗保险费的一个固定比例支付，低收入者可减免。被保险人被分为两类：第一类称为第 1 号被保险者，是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缴纳与自己收入水平相对应的护理保险费，一般每人每月约 2 900 日元，低收入者保险费负担较轻。第二类称为第2号被保险者，是指40~64岁的人，为保险费的主要支付者。其护理保险费与医疗保险费一起缴纳，根据收入水平及所处区域缴纳不同数额的护理保险费，以适应不同老人护理负担差异。第 1 号被保险者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企业或个人进行适当比例的补贴。这样，既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又为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筹集一笔建设资金，还可解决老年人的护理费用。1996年美国出台健康护理制度改革，不论是雇主还是雇员，缴纳的长期护理保险费均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缴纳算为公司的营业费用，个人缴纳不算应税收入。改革措施的出台大大促进了美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日本实行 1∶1∶2 的费用负担方式，即中央政府出25%，地方政府出 25%，个人出 50%的方式，直接促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
3.长期护理保险公共资源配置政策倾斜。人口老龄化在中国已经不是一种短期现象，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必然结果。为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政府就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一是制定适合中国老龄社会发展的长期护理保险发展规划，建立完善的配套护理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及护理信息。在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筹集方面，要规划中国到底实行那种筹资模式，筹资的规模需要多大，资金如何使用以及资金的增殖等问题。二是在护理机构的设置上，城市可以社区为依托，强化家庭护理服务，发展医院与社区的联合服务，建立不同服务层次的护理服务机构。农村可以乡、村卫生所为基础，建立老人之家，这样既可以提供迅速方便的护理服务，又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解决就业矛盾。三是在完善康复医疗服务方面，应建立规模化、专业化的长期护理中心，提高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的护理质量。
混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强制购买，自由选择购买对象的方式，配之相应的政策支持，将使中国所有老年人拥有长期护理保险，改善老年人面临的困境，为中国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这种制度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可缓解社会保障的财政困难，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使社会得到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 陈文辉，梁涛。中国寿险业经营规律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荆涛。长期护理保险———中国未来极富竞争力的险种[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3] 裴光，徐文虎。中国健康保险统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4] 赵立新。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第6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中国品牌；竞争力；现状分析；对策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企业与企业、品牌与品牌之间的竞争。品牌决定了企业的核心与能量的质量与数量，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要建立优秀的品牌，并不断提升品牌竞争力。以下将对品牌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现状做一些分析。
1 品牌
关于品牌的概念，国内外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定义，下面引用两个权威的概念。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菲利普．科特勒（2000）指出，品牌不仅是名称、术语和标记，而且是销售者向购买者长期提供的一组特定的特点、利益和服务，最好的品牌传达了质量的保证。
中国学者许基南认为，品牌是由市场属性和产品属性组成的一个系统，品牌的市场属性是指包括商标在内的一系列传递产品特征、利益、联想、文化、价值观和个性等活动的总和，品牌的产品属性是指品牌代表着企业规模、产品质量、技术和企业形象等。品牌是产品属性和市场属性的综合体现，是企业与顾客的关系性契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品牌是企业物质、精神和行为有机融合的统一整合体。它以精神文化为灵魂，以一定物质为载体，以行为为通路，既反映企业名称、标记、产品特征，又体现企业的价值观、理念和形象，既是企业的硬性象征，又是企业的软性内涵。
2 对品牌认识的误区
对一些企业而言，他们觉得品牌的建立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件，甚至摒弃品牌，这都源于对品牌认识的不透彻。
2.1 对品牌的本质及其存在形式认识模糊。在谈建立品牌时，无所谓“做与不做”，意义只在于“能不能做”。企业是无权对品牌说需要或放弃的，因为它始终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与任何事物中，品牌的烙印深刻地印在了市场的方方面面，我们要回答的不是“要与不要”，而是“要做怎样的品牌”，认识品牌，是建设企业品牌的第一步。
2.2 有些企业认为品牌是一件费钱的事，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才能谈品牌。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正确的品牌操作模式正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导入品牌是种少花钱、多办事的策划行为，它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在当代市场中，品牌是具有最高的溢价能力的，但决非意味着高投入、高档定位和高消费。
2.3 有人认为，规模小的企业不提倡建立品牌。实际上，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只是规模之分，在市场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都一样，大型企业并非就是品牌，小型企业也绝非做不成品牌。非洲一些国家的企业不小，但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内向型企业，很不品牌，而新兴的超“小”型企业如亚马逊书店、IT产业中一些迷你型小企业规模极小，但影响面却很大。
3 品牌竞争力
创造了品牌并不可以一劳永逸，因为竞争的激烈度会严重的影响企业品牌的竞争力，因此，品牌竞争力的提升便提上了日程。品牌竞争力是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究竟何为品牌竞争力？
邴红艳（2002）认为：“品牌竞争力是品牌在竞争的环境中，为谋求企业长远发展，通过对自身可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使其产品和服务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地满足消费者，为企业提供超值利润的能力。”
笔者认为，品牌竞争力是指竞争品牌所感受到的关于本品牌的竞争压力状况。它是指企业通过使其品牌比竞争对手的品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在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额利润方面与竞争品牌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比较能力。
企业的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是反映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获取高额利润。品牌竞争力是有动态性的，随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提升品牌竞争力不仅非常必要，它也是一个伴随企业成长的过程。
4 中国品牌竞争力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国际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品牌进入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在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3年对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研究中，海尔作为中国价值最高的品牌，其品牌资产价值为530亿元，次之为第一汽车267.63亿元。2003年的品牌价值平均值是1995年的2.23倍；同时，中国的品牌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从系统的角度创建、培育和维护品牌，提高品牌资产价值，从而增强品牌竞争力；在品牌集中度方面客观实际，开放程度与品牌集中度成正相关，竞争比较协调等等。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必须将中国品牌竞争力现状纳入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分析，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品牌竞争力体系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找出我们的差距和问题。
4.1 品牌价值较低，与世界品牌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品牌虽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品牌前50名中没有一个中国品牌。在2002年度世界价值品牌排行中世界最有价值的品牌――可口可乐价值为690.637亿美元，而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海尔为58.916亿美元，两者相处11倍多，这说明中国品牌资产价值与世界名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4.2 品牌管理能力较弱。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多数企业品牌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商标和其他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的注册、续展、许可等管理，将品牌管理视同于商标法律方面的管理。根据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3年度对中国20多家著名企业的品牌管理现状进行的调查，通过对国内外品牌管理现状对比发现，中国更多的企业对品牌仍停留于打造阶段，还没有将品牌纳入企业管理系统当中。
4.3 品牌规模及市场集中度小。市场集中度越低，品牌规模就越小，品牌竞争力越弱。以啤酒产业为例，日本的麒麟、朝日等四个品牌占日本99%的市场份额，而中国影响最大的青岛啤酒，在市场上的份额仅为2.2%，难以形成品牌规模效应。因此，品牌的竞争力就难以与国外同行业的品牌相比。
4.4 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影响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企业缺乏核心能力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是根本的根本，同世界著名品牌相比，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引进方面，中国企业存在重复引进而忽略创新的问题；R&D投入水平低，数量少；技术创新的组织管理水平偏低，效率低等。
4.5 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化管理能力弱。目前发达国家企业普遍引入了信息网络化管理，跨国品牌的竞争力尤其依赖于信息化的强大支持。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是信息化的先驱，并始终处于信息技术、信息投资和信息化水平的前端，而中国管理及经营系统实现信息化的普及率只有30%左右，企业电子商务开展往往华而不实，企业内外联网及应用也不成熟，难免有形式化之虞。所以，信息化能力较低制约了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高。
5 提高中国品牌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5.1 要构建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政府支持体系。主要包括建立国家竞争政策体系，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而合理的竞争政策是促进这一制度建立和有效运作的保证；建立产业政策体系，选择主导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集群及相关支持产业的发展，鼓励品牌企业实施品牌运营；建立财税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体系；建立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主要有品牌融资，积极鼓励优势品牌企业上市、发行债券并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信息化政策支持体系，建设一条方便、快捷、畅通的信息通道是信息化时代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5.2 面对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网络信息化进程促使企业开辟与顾客更畅通的沟通渠道，建立更有效的沟通形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和竞争空前激烈，品牌自然占据企业市场战略和企业文化的核心。品牌竞争战略的实质是通过品牌把市场、企业经营、企业管理三者统一起来，其目的是提高品牌竞争力。依据品牌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品牌竞争战略。形成期，品牌竞争战略的目标是创立品牌；成长期，战略目标是品牌扩张；成熟期，战略目标是品牌维护；衰退期，战略目标是品牌重建。
5.3 秉持战略国际化，战术本土化的品牌经营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跟上时代的步伐是至关重要的。在资本追逐知识，速度战胜规模的新形势下，企业应该以战略的眼光，在国际范围能寻求合作，以成本优势或差异化为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劳动力或技术的吸收或融合，这样才能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品牌的建设和扩张，加快品牌竞争力提升的速度。然而，对于立足于不同国家的市场，企业就应该将战术本土化，因地制宜，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顾客是企业利润的源泉，品牌竞争力的大小就体现在满足顾客需要的程度。
5.4 品牌的自主创新才是提升品牌竞争力的王道。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相比国外的经济发展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品牌价值和品牌竞争力的差距就是一个体现，这都根源与我国企业的品牌自主创新能力较差。比如，我国很多技术密集型企业实质上都是引进外国的技术和硬件，而我们从事的大多为制造组装的环节，获取的利润非常小，很多企业所谓的自主品牌就是在笼罩在国外品牌的光环之下。所以说，我国企业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品牌的自主创新，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在国际的竞争中立足。
如今，国际的竞争愈演愈烈，中国也要加快前进的步伐，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品牌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未来竞争的重要筹码，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竞争力势在必行。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全民富裕、国家富强，就要以先富带动后富。所以，中国的大型企业应率先加快品牌竞争力提升的步伐，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最终才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 许基南．品牌竞争力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2] 年小山．品牌时代．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 曾朝晖．中国式品牌――管理篇．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8
[4] 邴红艳．品牌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工程科学．2002(5)
[5] 杨慧．市场营销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第7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一、县域经济及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具有下述特点：一是具有特定的地理空间，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区域界线明确；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三是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四是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五是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经济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有多个层次：相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如欧盟、亚太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是区域经济的范畴；相对于一国经济而言的区域经济，如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也是区域经济的范畴；相对于一个省而言的县域经济也是区域经济的内容，如陕西从大的方面划分为陕南、陕北、关中等不同的区域，仅就关中地区可以以区县为单位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县域经济是狭义的区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最小单位。
2、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一、二、三产业各个部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趋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和面貌，县域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的强弱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强弱，如西部经济不发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部的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弱。从第三届全国百强县的排名来看，几乎被东部地区垄断，西部地区仅有三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西部地区的真正崛起有赖于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
3、县域经济在各项指标中均占到绝对比重
据统计，截至20__年底，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共有2860个(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市辖区830个，县级市381个，县1478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多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全国县域内人口总数达到9.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3；全国县域经济的GDP达5.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4.5。
4、县域经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县域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是农民的主要聚集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文秘站:
二、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十大因素
通过对不同地区县域的比较研究发现，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竞争力强弱，受以下十个因素的影响：DECD=F(NR HR PL EC ML ES EE IA CL PLS)
其中，DECD—县域经济发展，NR—自然资源，HR—人力资源，PL—生产力水平，EC—经济制度，ML—管理水平，ES—经济结构，EE—经济环境，IA—无形资产，CL—城镇化水平，PLS—生产与生活方式。
1.自然资源的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优劣程度
自然优势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优势有两种：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县域产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源优势是产业优势形成的前提条件，同样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如陕西神木县和靖边县之所以能进入第三届全国西部百强县之列，与其煤、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同样，县域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自然条件决定着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地理位置决定着一个县的区位状况，决定着它的交通状况、对外开放条件与开放程度等。一般来说，具有区位优势的县发展较快。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快，自然条件、区位优势是其重要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枢纽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单一非再生资源的长期使用，自然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有弱化的趋势。
2.人力资源状况
人力资源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但人口大县不等于经济强县。人力资源不仅包括一个县所属的人口数量、人的素质，还应包括人的理念及人力资本状况。如果说人力资源的数量决定县域经济中劳动力供给、市场需求以及劳动力的素质，那么，人的理念及人力资本状况则决定县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和发展的速度。
3.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
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它决定着经济总量及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及效果。如西部经济落后，东部经济发达，由此决定了东部经济是个“发展”问题，而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发展问题，首先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县域经济的“产品—企业 —产业”三位一体的现状，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既定起点，也是吸引外资的平台，是外资与本地企业对接的基础。
4.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即县域经济结构，它影响和决定着县域经济是否协调、持续发展的问题。县域经济活力是县域经济市场机制力量的体现。非国有经济比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力指标，其他还有：机关人数与就业总人数的比率反映出就业导向和就业活力；人均存贷额反映金融方面的活力；GDP与就业总人数的比率也是一个反映经济产出活力的指标。
5.资本、技术及管理水平
资本与技术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它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及层次，决定着产业选择及升级换代问题；管理是第一生产力，它决定着县域经济的管理水平与发展速度。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市政府及县市领导的能动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同志在《经济日报》成立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批示中指出，“农村的发展，县委、政府是关键”。
6.经济制度及政策
具体指：一是产权制度；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三是管理制度，如干部管理制度、干部选拔制度等；四是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化程度，如是否引进了竞争机制等；五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7.经济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
经济发展环境包括硬环境与软环境。目前重要的是营造软环境，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经济环境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反映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它是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入世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在县内、省内、国内定位，要在全球经济中定位，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提升竞争力。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率、利用外资的总额、外资企业比重等指标来衡量。
8.县域的知名度及无形资产
县域的知名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无知名度；二是知名度是否转换成无形资产，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品牌。县域知名度的提高通常借助于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特殊的产业，如陕西临潼借助于兵马俑、户县借助于农民画均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县。但这些县的知名度没有完全转化为无形资产，没有有力地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的知名度高，无形资产大，有利于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9.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正相关。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的生产与消费水平；二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的市场化程度；三是城镇化水平是县域工业化程度的反映；四是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县域经济结构。
10.居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直接决定着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传统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县域经济的现代化；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影响县域市场体系的形成，影响第三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三、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障碍
据统计，截至20__年底，全国GDP超过50亿元的县共有262个，东部地区191个，中部地区52个，西部地区19个。第三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88个，中部地区有9个，西部地区仅有四川双流县、新疆库尔勒市、重庆江津市3个，而且分别排在48、60、98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受制于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1.观念落后
西部地区观念落后表现为：一是长期受自然经济观念影响，尤其是小生产观念浓厚，如缺乏成本观念；二是受原始市场经济观念影响，如反映传统小商品经济的“汉唐雄风”、“丝绸之路雄风”影响着西部县域市场经济的发展。入世后，西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外文化理念的冲突，即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与自然经济理念的冲突。理念冲突具体表现在：一是西方人崇尚透明度与西部人崇尚暗箱*作的冲突；二是西方人崇尚市场经济规则与西部人崇尚钻空子的冲突；三是西方人崇尚法治与西部人崇尚人治的冲突。
2.产业定位不明确
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明确的产业定位，要抓住一两个产业，做大做强，要形成和县域资源相适应的特色经济。但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县产业定位不明确，选择产业过多，多个产业齐头并进，而且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小，特色经济不明显。如陕西有的县在县域发展战略中确定了五大支柱产业，结果一个产业也做不大，没有自己的特色，形不成规模。
3.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东部县域经济中基本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比重，如浙江、江苏省等公有制在县域经济中几乎已全部退出，而西部县域中公有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不发达，东西部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西部地区的县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不发达；三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企业化、产业化水平低。
4.政府政策与竞争机制滞后
一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仅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不但未给非公有制企业优惠政策，甚至连平等政策也未落实，如非公有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很难进入政府；二是干部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县乡干部很难优胜劣汰；三是企业家机制未形成，管理队伍的培育工作滞后。
5.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落后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西部地区许多县的生产方式落后，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机械化程度低，有的地区仍然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在仅有为数不多的工业生产中，信息化程度极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生活方式方面，一是农民意识浓厚，县乡干部生活节奏慢，现有的城镇人口大多是“计划经济的城市人”，缺乏“市场经济的城市人”。二是农民及城镇人口保持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大家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四、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转变观念
加快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树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观念。如要树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求所有，但求所得”、“允许私有企业企业主入党”、“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等观念；其次，还要树立正确的县乡干部评价观念。不能以“是否有问题”作为衡量县乡干部的标准，以“是否有问题”为评级标准会使理性管理者做出“不作为”的选择，而应以是否创造了财富、为老百姓办实事、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县乡干部的标准。
2.对县域经济准确定位
对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包括对县域定位与产业定位。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明确发展方向，才能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只有准确定位，才会有科学的发展思路，才能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具体说，一是为县域准确定位，如西安临潼区可定位为世界旅游名区、西部经济强区；渭南的潼关县可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一线两带”的东起点、关中城市群的第三层次。二是产业定位，县域经济要以某一主导产业为中心，其他产业相配套，发展特色经济。县域经济要形成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中，主导产业要明确，产业结构要合理，产业结构要向优化和高级化演进。
3.创建新机制
首先要在县乡干部选拔中引入竞争机制，并加大外聘力度，增加外聘数量，促进县乡干部选拔机制的转变；其次，建立创新机制，特别是要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推动自然经济文化向市场经济文化转变；再次，要加大县域内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留住科技人才，也要加强对基础人才包括青年技工和农民的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4.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要树立“非公有制企业是县域经济的第一主体”的观念；在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低的县，应通过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便利和优惠政策，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创业；在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一定比重的县，应通过企业家培训、企业制度改革等措施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的二次创业，并切实解决二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5.实行土地制度创新，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要鼓励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只有扩大农业经营的规模，才能解决土地使用规模狭小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同时，要调整村镇结构，扩大村镇规模，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6.营造良好环境，大力引进外资
一是要为外商提供生产经营的必要资源，在落后地区可无偿提供土地等资源，只要外商来生产与消费，就能带动经济发展。二是塑造软环境，改变“关起门来打狗”的局面，特别是政府要从提供优惠政策转变为提供优质服务。
7.经营县城，强化中间环节作用
县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大城市向农村辐射的中间环节。因此，要鼓励农民进入县城，使县城的人气旺起来；建立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机制，吸引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调整乡镇、村庄结构，提高县域经济的城市化水平。以上七条为一个整体，其中转变观念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与核心，机制是保障，产业是载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手段，规模经营是方式。当前要抓住转变观念这一核心，推进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为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并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建立新的机制，选择最佳发展手段，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实行土地制度创新，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只有转变观念，才能大力引进外资，并经营好县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五、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七对关系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要做好以上七个方面工作以外，还必须处理好以下七对关系。
1.优惠政策与优质服务的关系
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由于发展起点比较低，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优惠政策，但要转变一味地依赖优惠政策的误区，要处理好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的关系。优惠政策是吸引外部资金的重要条件，而优质服务是留住外部资金的保障，只有提供优质服务，优惠政策才能落到实处，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相对于东部省份的县来说，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县不具有比较优势，在优惠政策上各个地区可以互相模仿，而且模仿成本低，所需要的时间短。而对于西部地区的县来说，提供优质服务是塑造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优质服务是一个地区的“内功”，经过长时期才能形成，而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即使模仿也需要较长时间。
2.主导产业与产业多元化的关系
西部地区的县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资源禀赋状况选择主导产业，在主导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有比较优势和“特色”，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并不是只发展一种产业，而放弃其他的产业。在产业选择上要妥善地处理好主导产业和产业多元化的关系，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应多业并举，但产业多元化应尽可能是同心多元化，即各个产业之间应有比较大的关联度，这样才可以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龙头，通过各个产业链条之间的相互带动，促进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
3.企业规模与企业数量的关系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竞争力是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企业来支撑，企业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更需要农产品种子的研发、种植、养殖、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农业性企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占比重较大的县来说，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比分散的农户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谈判力和竞争力，所以应尽可能培育、扶植一批企业。促进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一批企业，而且需要有一些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对于一个县来说，只要真正有一两个大企业，就足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而且企业的数量和企业的规模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大企业会带动一批小企业，一批小企业经过竞争会培育出大企业。
4.向市场要钱与向政府要钱的关系
对于相对贫困的西部来说，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理顺向市场要钱与向政府要钱的关系。全国贫困县绝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造成贫困的原因有多种，有自然因素，有人为因素。对于自然条件恶劣造成的贫困，政府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财政对其进行转移支付，对其进行“输血”。但仅仅依靠“输血”只能解决生存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要使这些贫困县摆脱贫困，必须使其有“造血”功能。所以对于贫困县来说，如何脱贫致富，谋取发展应摆在首要位置，要发展就要有市场意识，从市场上获取财富。
5.引进外资与利用民间资金的关系
资金短缺往往被认为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引进外资被视作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引进外资固然会解决资金瓶颈，同时还会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对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来说，如果能引进外资，无疑会加快其经济的发展，但关键是西部县域依靠什么优势来吸引外资，有无外资进入后的发展平台、对接基础，也就是说引进外资后如何与本地经济对接。所以，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启动民间资金。在西部许多县存在资金短缺和银行大量存差，以及资金大量外流并存的困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金短缺，而是没有启动民间资金。要吸引外资，首先应启动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同样享有国民待遇，为其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其共同促进西部县域经济发展。
6.国有企业退出与事业单位退出的关系
所有制结构差异是造成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一些县公有制经济占有相当比重。西部地区的县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举措，加大国有企业退出步伐。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缩小。但是事业单位的数量却依然很多，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数量仍然很大，县级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事业单位的开支，甚至有的县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对于西部地区的县来说，不仅国有企业应全面退出，而且一些事业单位也应该尽快退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供水、交通、文化教 育等公用事业的公共产品属性在弱化，由政府出面通过事业单位的形式提供这些准公共产品的必要性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减少事业单位，可以大大缩小县级财政的开支，把有限的收入用到更需要财政支持的领域，同时可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
第8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县域经济是属于区域性经济概念，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总量的总和。它以县城为中心，集镇（尤其建制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总体。县域经济是我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一、甘肃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截止目前，我省行政区划有86个县（市、区）。其中有66个县、19个区、1个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县域经济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县域的经济总量提升，城乡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并向小康迈进。
（一） 县域经济总量相差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甘肃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省份，县与县经济差距较大，自然条件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截止2011年底我省县级生产总值最高4505743万元、最底3419万元。财政收入最高137858万元、最低2464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高2532888万元、最低39812万元。就目前而言，我省县域经济仍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
（二）城镇化发展水平低，进程缓慢。我省受自然条件限制，县级城市建设差距也不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化的必备条件不足，与东部县市相差很远。截止2011年，我省城市化率平均为38.75%。近年来，我省城镇化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以上。如分县看城市化率差距更大或者说远达不到城市化标准。截止2011年全省县（区）人口数为，最高128.53万人，最低为1.04万人。2011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14175.88元，最低2061.65元。如果按城市化标准考量我省各县综合指标，尚有很大差距，大多数县级城市要达到城市化要求，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东部沿海县市城市化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其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已和大、中城市接轨。而我省大多数县级城市仅仅是起步阶段。
（三） 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差。我省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且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工业化比重小，产业结构不合理。虽然我省中小企业逐年递增，总体来看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市场竞争力。
（四）多数县域财政十分薄弱，入不敷出。截止2011年，全省县级财政收入最高137858万元，最低2464万元。我省收支倒挂县域比例高达87.2%，财政赤字从根本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许多县缺乏改善公共设施、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二、推动甘肃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建议
城乡一体化是指农村城市化，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升级，逐步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加速全社会整体化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大家知道，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产业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城市化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具体表现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体现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从而使城市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全面地协调发展。可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助推器。
鉴于甘肃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结构不合理、财政收入不足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我省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逐步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 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我省的经济发展受自然条件制约严重，又处西部于不发达地区，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必须实事求是，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全部照搬东部地区的模式，而是应该探索甘肃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各县应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等制定经济发展目标。要注重当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也要注重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目的使县级城市俱有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完美结合。
（二） 发展县域经济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确立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摆脱我省自我封闭的情况，依托国际国内市场，根据市场竞争导向初步确立未来的前瞻性竞争战略，使县域经济融合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重视发展二、三产业，通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形成具有我省特色的多元化产业格局。
（三）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1.对我省县域经济发展而言，应当实施分层推进战略。夯实乡镇经济，提高县城城市化率，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应考虑各县经济总最的大小及发展空间、区位优势等因素。2.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下大力气扶持一批注重科技创新和农副产品加工的外向型企业，力求把整个县域经济中的主导经济形势向民营经济方式转化。3.着眼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承接劳动力密集型、配套加工型产业，建设初级产品的加工基地和辅助产品生产基地，形成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四） 着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壮大一批经济强县，提升一批中等发展水平县，帮扶一批经济欠发达县。选择一批优势县及小城镇优先发展，促进其加快向城市转化。对城市化率较高的县，建议逐步就地城市化。当前，不应全面推行农民转入大、中城市。否则造成城市资源紧张，就学，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突显，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城市化道路。
第9篇：县域经济政策范文
一、提高统筹层次
异地就医既包括有关市跨统筹区县异地就医，又包括省内跨市异地就医，还包括到北京、天津等省外异地就医的情况。从目前我省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的现状来看，异地就医的障碍首先来自于统筹层次偏低，提高统筹层次是完善政策的必然选择。
1.实现省级统筹的可选路径
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调剂基金，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基层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医保基金管理的风险点，方便基金监管。目前，在我省尚未完成市级统筹的前提下，要逐步实现省级统筹，可选择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逐级统筹模式，由县级统筹市级统筹省级统筹。二是跨市统筹模式，由县级统筹直接实现省级统筹。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市级统筹只是一个过渡层次，不可能是最终层次，以上两条路径都是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究竟是选择哪条路径，需要比较两条路径的利弊，根据我省职工医疗保险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2.两种路径的利弊分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跨市统筹相比逐级统筹，一是来自基层政府阻力相对要小。提高统筹层次，阻力主要来自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政府。由于各县级政府对本市范围内其他各县情况比较了解，容易产生比较明显的“比较效应”。实行跨市统筹，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客观上弱化了“比较效应”。 二是投入成本相对较少。减少一个中间层次，在我省目前的176个县级统筹区域中，实施政策制度、筹资标准、补偿政策、基金管理、服务监管、信息管理“六统一”，建设医疗保险信息化系统，单纯从软件开发和硬件建设的投入上考虑，就可以节约大量资源。三是有效缓解基层政府支出责任。实行跨市统筹，尽快实现我省医保基金省级统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保基金对县、市两级政府的支出压力，省级可以通过建立调剂金制度、争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等渠道，承担部分责任。
3.跨市统筹模式是提高我省医保统筹层次的较优选择
省级统筹符合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层次提高的未来趋势。适合我省实际的医保基金统筹路径，是在医保基金统筹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允许财政能力较强的市按照逐级统筹的路径提高该地区医保基金的统筹层次，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县级统筹可能产生的各种弊端；随着医保筹资能力的不断增强及统筹压力的逐步增大，当医保基金达到一定规模时，再考虑选择跨市统筹的路径直接将医保基金统筹至省级。
从我省职工医保的覆盖面、基金规模，以及市级统筹工作进展来看，已经具备推行跨市统筹条件，目前选择跨市统筹是较优方案。由于跨市统筹模式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增大省级医保基金的支出责任，当务之急是完善工作措施，提高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在实施省级统筹以后，有能力保证当前较富裕市的补偿水平，为积极推进跨市统筹模式创造条件。
二、提高缴费基数和待遇标准
由于京津属于经济发达城市，缴费基数明显高于我省，医保待遇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引进的京津人才一般不愿意将医保关系转移至我省，导致引进的京津人才不能在我省享受正常的医保待遇。一是可适当放开比例限制。按照多缴多得的原则，建议设置一定标准，对引进的人才，适当放开缴费基数，提高缴费比例，对于工资总额高于社平工资300%上限的，允许突破上限缴纳医疗保险费，尽量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解决高层次人才的后顾之忧。二是设立医疗补助资金。针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建议设立医疗补助资金，专项用于高层次人才的医疗费用，确保医疗报销金额和比例与京津持平。三是引入商业模式。用人单位可以引入商业模式，购买一定比例的商业保险，在发生医疗问题和纠纷的时候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进一步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保障能力。
三、建立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机制
对于引进的京津高层次人才，我省应确保他们在医疗保障方面权益不损失、医保报销环节快捷便利。目前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种，要么将医保关系转移到我省，要么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由于河北与京津两地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存在的差距，主要还是积极争取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应借助社会保障“一卡通”的实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卡应用服务平台的作用，探索建立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机制。一是尽快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医保即时结算。城镇职工医保实现省级统筹后，尽快建设全省医保信息网络系统。按照统一政策标准、待遇水平、经办流程、信息系统的要求，升级各市医保信息网络系统，建立连接省本级与11个市医保系统的医疗保险业务专网，形成省--市--县三级联网，实现医保系统全省联网。统一医保目录，包括药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一次性卫材、病种、慢性病种等，统一医保结算业务流程，完善省内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所涉及的各种有关规章制度，解决省内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问题。二是建立京津冀三地异地就医医保结算平台。积极争取北京、天津两地人社部门支持，联合签署京津冀区域异地就医结算合作框架协议。各省市建立的区域内结算平台，为跨省市平台的结算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初期可采取委托报销的方式，借助三地非实时联网、单机版操作方式，并通过因特网进行数据交换完成最终的结算操作。待条件成熟后，再建设专线实时联网、实现当场办结。三是推进异地结算平台制度创新。京津冀三地搭建异地就医结算平台，需要统一结算项目编码、构建统一结算平台、实现社会保障卡的统一等。实现三地平台结算存在诸多难题需要破解，包括政策、操作、技术以及投资等，而最大的障碍是政策不统一，主要是参保地与就医地医保目录、报销范围和标准等规定的差异等，可以采取就医地按照当地的医保规定进行医疗费审核，参保地按照相关待遇进行结算的办法，较好地解决政策不统一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