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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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第2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2009年底开始陆续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直接目的是为了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是，由于房地产业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单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待这一调控，恐怕未必能够完全把握未来政策走势的完整脉络。次贷危机已经提示全世界，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应当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中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和杠杆，而这在中国过往的宏观政策中其实早已有所体现，因此，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看作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会更容易把握未来的政策走向。

表面上看，近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选在房价飞涨、投机气氛开始浓厚之际，其背景是民间对高房价的抵触情绪上升、高房价对未购房者“居者有其屋”理想的冲击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深究起来，这次调控不论时机还是力度选择，其实都脱离不了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大背景。

本轮房价的飞涨始于2009年中。当时，房地产市场执行的是偏宽松的政策，这是由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稳固，房地产行业还背负着带动中国经济走出萧条的重任，适度的过热正是政策所要催化的结果之一。到了2009年底，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相当可靠，甚至由于流动性旺盛，已初现局部过热的苗头。从这个角度看，对房市的调控，其实可以理解为中国宏观刺激政策退出中的一步棋，而绝非对房地产市场的急刹车。从政策节奏上看，中国已经开始提高准备金率，也证明刺激政策处于逐步退出之中。

事实上，此次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并不是很大，绝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底的调控那样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下猛药。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大背景是宏观经济明显过热，地产作为重要的龙头产业，自然首当其冲受到抑制，加之高房价引起的诸多社会矛盾，政策的力度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对开发商融资的严格控制，结合近乎窒息的需求方，最终使得房价大幅走低。然而，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一情形重现的概率几乎不存在，政策不可能让房地产业陷入萧条，从而拖累整体的经济增长。因此总体来看，目前对房地产市场不宜过度悲观，毕竟政策还处于早期的微调阶段，而且长远看，越早微调，越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此次调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飞涨的房价得以抑制，伴以交易量适度下降。

房地产政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行业，主要与其行业特点有关。首先，房地产业一般杠杆率较高，占用的资金总量庞大，所以，房价波动对于流动性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房价上升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下跌则可能给一个高杠杆的金融体系带来危机。次债危机之所以震倒全球金融体系，就在于地产杠杆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杠杆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次，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接近20%，调控这一产业，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足以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再次，房地产具有金融属性，房地产投资的变化会对资金的流动产生巨大影响。最后，中国经济正处在调整结构的关键时刻，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未来很难再起到支柱作用，在调结构初现成果以前，如果盲目过度调控地产行业，很可能会间接给经济调整造成困难。因此，如果单从微观的行业角度看，很难猜测还会出台哪些调控政策、政策要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一旦将房地产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来看，就可以判断，这次调控不会对房地产业造成巨大的打击。

第3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一、我国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因素的冲击

近期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确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于金融危机后几大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行动，去杠杆化将会使得经济增长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量化宽松的政策，推动了石油等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进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清理干净，美国和欧洲等国经济的潜在风险还在加大。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行过估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贷款损失在500亿～1000亿美元之间，一些经济学家业通过测算得出结论，如果全部损失由美国来承担的话，将会拖累其经济下滑1％左右。如果经济损失由美国、欧洲和日本来分担的话，则会使世界经济增长降低0.4％。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需的支撑，如果美欧日这些中国注意的贸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则中国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极大的阻力。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和日本等国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预期，保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应该注意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扩散深化之中。如美国出现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和失业率增加的现象，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正在影响美国消费的增长，美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的势头并不显著。反观欧元区和日本，相同的问题同样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辐射和地震等问题将拖累日本经济进入一个较长的缓和期。此外，在美元贬值预期的驱动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价格接连飞涨，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已屡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美国经济可能在高油价的影响下在趋于减速，并进而波及欧洲和日本，世界经济面临下行的危险。另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也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外部冲击将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环境下，这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有限，如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金融机构直接的风险暴露较低，投资人并未出现美国那样严重的金融恐慌现象。但普遍存在的对未来中经济放缓和企业盈利降低的预期，影响了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这从我国2010年初即显现的股市震荡格局可窥一斑。2010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长，但当年A股市场的涨幅却位居全球倒数第三位，两者严重不匹配。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效应已经逐步消退，而作为一个出口依赖型经济体，我国出口依存度约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欧洲和美国，这导致世界经济的放缓势必将使我国进出口受到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如2011年2月份我国进出口出现了罕见的逆差现象，表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同时，出口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可能的汇率加速升值、国内人力等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会被不断加速提升的生产率所抵消。例如企业盈利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制造业部门，美欧日等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会降低社会对制造业等出口部门的投资的意愿，再传递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总的来说，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相对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可以预料，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受到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明显减速、日本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叠加，将使中国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在未来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由于成本上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而尽管受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因素的影响，进口额却仍然表现为增速，并超过出口。出口的大幅减速以及进口的增速，使我国从2011年1月份的贸易顺差显著下滑，直接进展到2月末的贸易逆差，未来经济陷入低迷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这无疑敲响了警钟。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决增长模式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国内的内需在中期不承担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则外部需求的减少将使得经济发展通过依赖于出口拉动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将难以抑制。

二、正确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

2010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和通涨预期呈加剧趋势，CPI指数节节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过了此前政府设定的3％目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4.9％，2月份CPI同比上涨4.9％，3月份同比涨5.4％，物价全面上涨的势头已经显现出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环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导致的负利率局面的持续，带来了通胀预期的强化这资产价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胀持续时间越长，居民的通胀预期就会越强，通胀的治理难度也会越大。应该注意到，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强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出现较高的通胀率已有一年时间，目前居民的通胀预期不但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螺旋式通胀的某些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动措施，指望短期内通胀白行回落不切实际。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没有大规模的产出缺口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过长时间维持负利率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将带来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繁衍，导致资源错配和资产泡沫。这不仅对政府稳定物价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目标不利，将来对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必须积极应对。

造成此轮通涨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货币型、输入型、结构型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汇率改革不到位和货币发行过量所致，在通涨的表现形式上，政府部门则强调是短期和结构性通涨，为了找到解决的方案，有必要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结构性通胀的说法，有观点认为，鉴于自2010年以来CPI的上涨主要由于食品价格加速上涨所致，可以认为本轮通胀是结构性通胀。但事实上通胀本身指的是价格持续而全面的上涨，部分价格的上涨并不能称为通胀，如若只有食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还不能称为是通胀已经发生。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居民增大对其消费的同时减少其他物品的消费，从而对别的商品价格产生下行压力。结构性通胀指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不同而导致物价持续攀升的压力，而不是指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因而这种解释从学理上讲不通。而输入型通胀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传导到国内，造成了通胀。但实际上，国际原材料、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因为中国对于精炼铜、

原铝、石油铁矿石的消费量在全球总量中占据一个较大的比重。由于我国对资源和其它初级产品的需求占国际市场总需求的比重较高，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需求对国际产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产品价格。一个直观的表达是，我国产品价格的变化规律与香港那样的小型经济体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输入型通胀的说法。本文认为，成本推动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现行通涨是基于成本推动型的通涨。引起成本推动的原因是多重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将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从整个宏观面来讲，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种生产要素价格走势都出现了拐点，价格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土地价格、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均GDP提高后将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会有相应的上升，特别是现行《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其次，我国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比如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已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但由于价格管制，国内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成品油价格，导致炼油环节出现亏损，政府只好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保持炼油企业的积极性。为了控制物价涨幅，我国对粮食、成品油、电力、天然气、公共交通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实施严格管制，实际上，由于广泛存在的价格管制，目前的通胀数据并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中实际的物价上涨要求。可以想象，一旦价格放开，这一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这必将最终引起企业的成本加大，并进一步传导到物价上来。此外，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导致初级产品进入一个成本上升的周期，粮食、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已经进入周期性的上升阶段。目前在我国对外开放度已经较高，初级产品对外依赖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总的来说，我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因素。

当然，也应注意到，国内货币环境的过度宽松，目前过多的货币存最和央行超发的大量货币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必须消除背后的货币基础。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土地财政的观念还未淡化，通胀预期的强化可能引来资本流入的增加，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将日趋严重，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以便防止在未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三、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外两大挑战：一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高企导致的压力，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的压力。两大挑战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蕴含着积极的结构性变迁。目前在以防通涨成为宏观经济主要政策目标的形势下，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数度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紧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上效果有限。面对当前货币存量过多，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要素价格上升为主要触发点导致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和有效性。虽然从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从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央行也数度上调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银行票据等数最型货币政策工具回收市场流动性，但价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对缺失，仍然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暂时没有体现出来。其次，现行宏观经济政策中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并不到位。实际上财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货膨胀中进行反向操作，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方面，通过减税措施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公众生活水平的冲击。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给和调整结构两大功效，可以为今后的经济竞争力奠定基础，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尤其是面对汇率升值可能导致的产业竞争力下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实施结构调整已是不得不为的政策抉择。

从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着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前实际情况人手，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一些新的问题，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对通货膨胀问题，有效遏制通胀所应采取的措施，政策选项有人民币升值、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行政性价格管制等。但在当前我国经济工作已经以防范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为主要目标的局面下，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增长应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而其中的权衡取舍则是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验。鉴于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货币当局应合理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价格型工具在内的政策措施，稳定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防止前期通胀的传递和扩散效应加剧未来的价格快速上涨。考虑到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前期货币超发基础，必须尽早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价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货币，价格将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调整价格的同时不管住货币，则可能引发全面通涨。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总需求的空间受到压制，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侧重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央行多次使用准备金、央票等数量工具，而利率这一价格工具使用较少，正是对中美利率倒挂局面倒逼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应和权衡结果。

第4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经过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2007年全面过热的状态回落到合意的区间，与中国宏观经济常规性经济增长状态靠拢。但是必须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正在和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目前所出现的合意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稳定，宏观经济存在进一步深度下滑的风险，保持目前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一定的结构调整速度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调整过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续下滑的压力。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从2007年10月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虽然2008年3月有所恢复，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义增长22.6%，如果剔出价格指数和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2%，为本周期的最低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回落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中期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①由“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全球化红利递减”、“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转”等内在因素决定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决定了中国出口需求将在中期持续下滑；②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将持续提升中国出口供给的成本，压缩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③中国新竞争力构建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在中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真空”的危机，使出口在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出现持续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还将持续，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润率的下滑决定了固定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剔出新会计准则、投资性收益、短期灾害以及假利润等多种因素，2008年工业利润增率较2007年出现接近20个百分点的下滑，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了50个百分点。这种利润的下滑和亏损的上升会随着“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和“全球化红利递减”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续。②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当期大幅度回落和未来的下滑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资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动力价格的进一步提升，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制约了实际投资的增长。④“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的重新出现将给固定资产增长设置供给约束。⑤信贷收缩在结构上的同步性将对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的投资产生同样的约束。⑥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可能是影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因素和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焦点。⑦雪灾和震灾通过“需求创造效应”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固定投资下滑的趋势，但这种效应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减性等特点决定了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面临加速下滑的危险。

持续的结构性CPI高涨、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乏力以及消费变动内在的规律，决定了我国难以在短期再次出现消费结构升级与总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风险。1～5月中国消费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1.1%，实际增速达到13%，较2007年出现加速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消费启动的政策。这是因为：①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对消费者行为的冲击决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费上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冲击将使消费者行为发生逆转。例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将打击汽车消费的增长，房地产的疲软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将压低居住类消费支出。② 2008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的下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进一步恶化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的加速和升级。③在1998-2002年中国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刚完成的前提下，中国消费难以期待在短期内发生下一个消费革命；④经济下行区间将进一步引领消费回落。经济史还没有出现过经济下滑时期实际消费出现加速的先例。

从上述3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已经生成了向下的冲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紧缩的调控政策，这些冲力本身就会使今年的经济增长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依然延续“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实体经济必然在外需和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下滑的引领下出现过度调整的危险，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经济增长低于9%。必须看到，由于中国所处经济增长的历史方位，GDP年增长率低于9%，就会使整个社会整合处于紧张状态，城镇化速度就会有所降低，就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经验数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长率低于8%,我国就会进入类似发达国家不景气的状态。假如我们不能见事早，预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当前的增长势头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第二，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将物价上涨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区间。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补偿性、成本推动性以及国际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价格上涨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简单地把消除价格上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是片面的。这样不仅无法完成宏观调控的任务，而且会损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妨碍改革的深化。将价格上涨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围应当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可行的落脚点。

本次物价上涨在本质上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调整，这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前提。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国将在相当一段时期要面对这种结构性价格上升。因此，将完全消除价格上涨做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还会妨碍中国结构调整以及要素价格改革的战略进程。

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型特征超越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简单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价格的上涨不仅难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会使中国过多承受国际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出现过度的波动和下滑。中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目前价格上涨的范围和幅度依然处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居民可承受的区间，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控制价格涨幅、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间、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当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国民经济增长势头、保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呢？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贸与投资实际增长速度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通货膨胀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抄底获利后快速解套，资本反而出现大幅度外逃，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宏观经济下滑的局面，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因此，具体措施包括：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大动荡。

坚持汇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投机资本的下怀。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主要体现在：①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②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产业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③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但民生财政应当注意福利支出带来的刚性问题，防止由于上行区间过度支出引发的下行区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为维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调整部分价格治理的措施。

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中国历次通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价格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国际通货膨胀的传递，但在中期，国内外价格的高额差异必然通过提高本国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传递通货膨胀。因此，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结构转型在中期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仅不会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解除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本币升值虽然与本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由于汇率传递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币加速升值难以起到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国际游资的进一步进入。因此，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第5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尽管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明显超出各方预期，使得市场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忧虑大为缓解，但“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两驾――消费和出口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也使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下半年通胀风险并未减退。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4%。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CPI同比上涨6.4%，涨幅创下三年来新高。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记者表示，上半年GDP 9.6%、CPI 5.4%，仍处双高运行状态，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市场上对中国经济“硬着陆”、“滞胀”等问题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仍将放在控制通胀和调整经济结构上。

由此可见，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在矛盾中前行――既要保增长，又要抑制通胀，中央紧缩与地方扩张，大上项目与结构调整，以及外部经济环境改善等多种因素，都会综合作用于下半年的中国经济。

多数受访专家认为，下半年政策调控大方向不变，但政府可能对货币政策进行结构性微调。而央视财经频道报道认为，整体而言，2011 年下半年，货币政策仍将继续收缩。

内需外需双降

6月份的外贸数据不论是进口、出口还是顺差，均显示了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19.4%放缓至17.9%，隐含的季调后月环比折年增幅从5月份的11.8%降至-18.5%；进口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8.4%降至19.3%，季调后月环比折年增幅从5月份的10.9%降至-52.6%。

2011年，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东莞至新外贸有限公司经理刘涛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增加、融资难度加大、汇率风险加剧以及电力供应趋紧等因素的冲击，让原本抢手的订单，变成了如今的“烫手山芋”。

“一吨蚕丝的价格去年还是20万元，今年5月已涨到40万元，生产成本的增加令利润微薄的传统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董事长蔡高声说。

中国商务部贸易研究院研究员李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外贸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正在不断增大。“下半年外贸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李健说。

如果说出口增速放缓意味着全球开始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缺乏热情”，那么进口的放缓则反映了内需增长乏力。

近两个月来，铁矿石、原油、天胶等进口数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6月份PMI连续三个月回落至50.9、而购进价格指数连续四个月回落至56.7。

保增长与抑通胀

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始终离不开增长与通胀。保增长势必放宽经济政策从而助推物价上涨，而抑制物价则又容易伤害经济发展。

在谈到中国经济下半年将遇到的挑战时，国家统计局坦言，中国经济下半年的重点是处理管理通胀预期以及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9.6%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下半年抗通胀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间。而总理在月初调研时则表示，稳定物价仍是调控的首要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刘瑞对记者表示，现在说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都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经济还没到要“着陆”的时候。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认为，中国产生通胀的原因，主要是输入型通胀造成的。此外，城市化速度过快，使得信贷需求急剧上升，从2006年开始，信贷发行量开始急剧上升，从以往每年的3万亿元左右，到十几万亿元的规模，经济热度太高，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物价上涨是必然的，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从全年看，CPI有望控制在5%左右。

结构性微调

面对下半年复杂矛盾的经济形势，国务院和央行近期的表态，预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在稳健之中进行结构性微调。

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适度从紧”。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至21.5%的历史高点，利率也已经上调三次。这些政策都是央行在回笼货币，消化流动性过剩，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因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业内专家在提到下半年政策走向时，出现最多的词汇便是“适当”、“微调”。

经济学家刘纪鹏对记者表示，仅靠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两个手段不能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另外，在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上调之后，中小企业已经遇到融资难的问题，民间借贷利率不断攀升，这都将影响中国的经济。所以，根据这些情况判断，下半年货币政策一定会有所放松。

平安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孙方红亦向记者强调，下半年政府驱动的投资还会较强，保障房和水利建设投资都不会太差，“预计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还会维持偏紧，不太会松，只会局部调整，整体而言是一个趋稳的过程。”

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本刊表示，上半年的宏观数据与其预期的经济温和回调态势相符，但也预示着物价出现趋势性回落，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坚持认为，11月份CPI出现趋势性回落、年内仍将有1―2次加息。

驯服“通胀之虎”

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经过去年一年时间，通胀率以高于两倍速度的增长至6.4%。经进一步分析，食品几乎占了价格上涨的四分之三。这对城市贫困户和农村不从事耕作的住户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食品在他们的消费中占很大比重，而且他们收入的上涨跟不上价格的上涨。同时，一些非食品价格，尤其是房价和衣服价格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也在上涨。另外，在城镇地区做的最新预期调查显示，近一半人口预期价格在未来几个月中还会进一步上涨。

关于通胀的三种可能解释，哪一种适合中国的情形呢？中国存在经济过热吗？中国存在流动性过剩吗？中国前两次通胀周期（2003-4和2007-8）也类似由食品供给冲击引发的。这些冲击又强烈而迅速地扩散至其他商品，但是后来坚决的政策行动限制了危害的扩大。

第6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市场泡沫;失业率

引言

2008年不约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但造成中国出口减少、外需降低还造成中国失业率上升、中国增长明显变缓。2年过去了,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甚至持续,我们姑且把现阶段成为“后危机时代”,探讨我国近期采用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很有必要。

一、金融危机概述

(一)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二)金融危机的分类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三)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国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这次次贷危机是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导火索。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从金融危机开始爆发的2008年开始,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3%,低于2007年大多数月份的水平,2007年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8%。

从公布的经济增长的数据来看,2008年GDP增长为9%。首先,2008的9%,与2007的13%相比,相差4个百分点,跌幅之大很少见。一个大国的经济,在上下年度之间,增长速度一下掉4个百分点,这个跌幅震荡程度是很强烈的,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应该说是很深刻的。其次,如果和近5年比,2003―2007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的速度是10.6%,下降了1.6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地低于近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和改革开放30年比,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8%,2008年是9%,低了0.8个百分比。可见,2008年中国GDP9%的增长速度,和上一年比跌幅之大很少见,显著低于近5年的平均速度,甚至低于30年来的平均速度,这是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考的。

(二)经济增长变缓导致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它带来的问题可以说是全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失业的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的供给有三个世界第一:一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存量,我们有七亿多的劳动力;二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年度增量,每年新增劳动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万人;三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有大量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深入,我们绝对的和相对的劳动力的需求都在减少。中国的工业化,一般加工工业和制造业革命基本完成,正在朝着工业化的后期转型,投资的资本密度越来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这就是技术进步,就是资本排斥劳动。可见,中国的就业问题,无论是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还是从劳动力的需求来看,这个矛盾都是非常尖锐的,长期存在的。为解决这个矛盾,也要求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长时期里要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没有比较高的速度来支撑的话,就业问题的解决就缺少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平台。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旦明显下滑,所带来的最突出的社会矛盾首先就是失业问题。

(三)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降低

2009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增长11.4%。这一数据反映出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加剧,增速回到个位数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企业面临四大压力:汇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需骤降。如果欧美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对于一个出口已经占到GDP40%的国家,是致命的。

现在看来,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稳,主要是上半年订单延续,而1～9月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从市场明显扩散至实体经济层面,美国经济还维持2%的增长。但是9月份后期,雷曼事件后,感觉明显不一样了,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被冲垮,未来几个季度美国经济将进入显著衰退,溢出效应波及全球,中国出口很不乐观。

(四)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制造业影响巨大

中国制造业都是大进大出的结构,资源和市场都捏在美欧的手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升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又无法将成本压力外移,因为全球制成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尽管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但现代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都不在中国掌控,研发、原材料采购、品牌设计、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零售垄断巨头等等高附加值领域都在美欧手里。中国制造业只是拿订单干活,并不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这样的结构非常脆弱,资源和市场双向一挤,必然使企业大量倒闭。

(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然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涉及到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更涉及到就业市场的稳定。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既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些原本兴旺上升的行业形势大变,企业不断破产,失业人数尤其是农民工暴增,迫使我们不得不逆转政策导向,保就业、保增长,推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三、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随之调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的调整

中国的财政政策这些年一直在扩张。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在不惜举债,不惜以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就是扩张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这几年在减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企业所得税两法并一、增殖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农业税和多项土特产税、采取新的出口退税方法等,这都是减税,留给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比例增大,这是刺激需求,是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而货币政策在紧缩。货币政策包括信贷和利率。2003年9月,中央银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就直接冻结几千个亿的商业银行信贷;从那以后,一直调上来,到2008年7月,法定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7.5%,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高的,也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的。提高准备金率是减少信贷,缩紧银根,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再看利率政策,我们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特别是2004年以后,明显加快了提高利率的速度,到2008年6月,一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已经达到7.47%,如果还浮动一下,可浮动到10%以上,这是很高的利率了,基本上不鼓励人们贷款。所以货币政策,不论是信贷,还是利率,都在收紧银根。这就形成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个局面,就是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这在正常情况下有好处,我们叫“松紧搭配”。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正常运行的时候,货币和财政最好避免双松或者双紧,以免经济不稳定,上下起伏。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不是正常?如果用这个组合,其作用相互抵消,政策效果是相互否定的,不利于摆脱困难,不利于解决危机。所以,我们的宏观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双扩张”,这是很大的变化。

(二)从近期的刺激需求逐渐转向兼顾中长期活跃和改善供给

道理很简单,经济危机来势凶猛的时候、失业率非常严重的时候,把不惜一切代价要失业率降下的时候,要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在短期内扩大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上一些项目,增加一些就业岗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太长,在更长的时间里要考虑对需求的刺激和刺激起来的供给的结构以及企业的效率。不能盲目地刺激需求,如果为了实现短期的活跃,刺激起来的项目都是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那么将来所要克服的问题、所要付出的代价会更沉重。近日报纸上讲,政府要公布4万亿的去向。4万亿干什么了?刺激了哪些项目?如果过于盲目,刺激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还真不如凯恩斯所说,拿这4万亿请人去海德公园挖坑、填坑。我们现在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保经济增长、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就是要把近期需求和中长期供给衔接起来。

(三)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低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压力不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应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要全面落实和不断充实完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并准备多种预案以防国内外环境的突然变化,灵活审慎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

“稳增长”的关键是控制住各地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新开工节奏。目前,政府投资项目在建规模已经很大,不少地方政府铺开的投资摊子超出了地方财力可承受能力,要规范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集中资金首先确保已开工项目的按期完工。科学合理地安排投资计划,推进中央投资项目建设,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在世界新一轮产业投资新增长点并不明朗的背景下,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要从严控制,坚决抑制重复建设等盲目投资。对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要保证土地和资金供应,通过增加房地产投资来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为稳定房价创造长远有利条件。

(四)推进调结构、惠民生领域的改革

要素价格杠杆是促进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因素。积极推进水、电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价格不仅反映要素的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环境保护成本,并推进要素市场主体培育和监管体系建设。

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企业,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力度,适当加大民间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

积极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资金要素价格杠杆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在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竞争,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应从房地产等竞争领域逐步退出来,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建设。

(五)积极推进结构调整与节能减排

继续抓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改变目前“轻调整、重振兴”的片面做法,重点产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工作。

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产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条件,强化环境监管,严格项目审批管理,限制土地供应和贷款,通过采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快淘汰达不到准入标准、市场竞争力差的落后产能。

研究出台鼓励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两高一资”产业要发展高精尖深加工项目,发展循环经济,搞好再生利用,推进“两高一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抓紧研究并尽快出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贾康,刘薇.金融危机后的中国财政政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0(04):18-21.

[2]杨军.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遭遇“软抵抗”[J].南风窗,2010(05):59-61.

[3]丁一凡.中国经济:资产泡沫下的理性解读[J].中国经贸,2010(01):54-55.

第7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 利率 CPI 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政策

近期,对于央行将要加息的传闻愈演愈烈,2月份CPI指数2.7%,已高于目前一年期2.25%的贷款利率,预计3月份CPI数据不容乐观,可能会达到2.6%-3%,部分媒体及经济学家预言,央行加息迫在眉睫。然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敖亚洲论坛上指出“央行的首要责任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也就是说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防止信贷的过渡扩张”,同时在记者采访询问到央行加息的传闻时用了一个反问句“谁说央行要加息的?”的话来回答记者提问,这是否表明央行近期不会对利率政策进行调整呢?

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国家会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例如现阶段国家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就属于通过宏观财政政策手段调节。而利率政策则是货币政策中最为重要的调控手段。在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利率机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一条最为重要的路线。作为货币政策有效的理论支持者,凯恩斯学派认为正是通过利率这个中间变量的桥梁作用,货币政策实现了其对产出的影响。具体说来,货币供给增加以后,实际利率下降。对于企业来说,由于资金成本的下降,就会导致投资上升;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可能引起他们在房产和耐用消费品上的投资支出增加。相应的,投资支出的扩张引起产出上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为货币政策传导中间环节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这使得利率传导机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名义利率,但是一旦名义利率为零,就无法再降低名义利率。可是,进一步扩张货币却可以使通货膨胀预期增加,从而导致实际利率下降。这样,即使名义利率为零,扩张性货币政策仍然可以起到增加产出的目的。

应该来说,近十年以来,央行采用货币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发展的行为是比较频繁及显著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惜贷”行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银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较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四次降息,而且在1998与1999年两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由13%下调至8 %, 1999年由8%下调至6%。但执行结果如何呢?与实体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贷款二年内平均同比增长11.996, M2平均同比增长14.896,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下降1.1 %。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图不甚理想。进入2000年,尽管M2的同比增长率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贷的同比增长率却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长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当2001年信贷出现逐步爬升时,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尽管如此,从2000-2002年8月约三年内,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为11. 2%,比1998-1999年两年间的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低了0.7个百分点。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可见,中国人民银行1996-2002年7年间,连续八次降息。除了个别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降息适度放松货币、信贷的供应。但从执行结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货币、信贷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现则很不规则。

2002年8月开始,货币、信贷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尽管遭受“非典”袭击,货币信贷增长速度仍进一步加快。为此,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意图予以收缩信贷,但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仍不减。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间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配上窗口指导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货币、信贷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但从全年看,2003年仍为亚洲金融危机后货币、信贷的同比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贷款增长速度高于货币增长的现象。2004年初在CPI逐月增加的情况下,4月份央行针对房地产投资进行了信贷适度紧缩,并于10月底小幅度提高存贷款利率各0.27个百分点,05年3月17日再次上调了个人贷款利率,然而收效并未明显。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从当时经济运行情况和通货膨胀形势看,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3%;全球普遍面临较强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并屡创新高,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CPI涨幅为8%,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持续攀升,8月份达到10.1%的高点。同时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通货膨胀内外部成因的分辨和预测,在2007年六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年上半年利率政策保持平稳,进入9月份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日益加大,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大。11月26日,人民银行宣布从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此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幅度是近11年来最大的一次。12月23日,人民银行又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至此,9月份后人民银行已连续5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降至2.25%,距2002年时的最低水平仅高0.27个百分点;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降到5.31%,达到2002年时的最低水平。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通胀时代,货币政策应该尽快地收缩,中国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需要尽早退出,否则在可见的将来,通胀风险更大,通胀率将达到两位数。然而部分学者表示,3%的CPI指数是温和的良性的通货膨胀,短期内不会造成大范围经济过热,物价飙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如果复苏信号明显,一些非常规的刺激政策可以逐渐退出,但是,必须确定目前的复苏不是W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从长期看,任何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是必然的,但是在经济回暖的基础尚不牢固时贸然退出,不但可能造成前功尽弃,甚至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宜操之过急”。

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不宜马上收缩货币政策实行加息,面对美国及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国家提高利率将会影响今年经济稳定增长8%的宏观经济目标,同时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较大,造成其他国家地区的热钱流入套利等风险产生。央行调控货币的手段很多,今年一月份央行宣布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就是开始逐步启动“退出”政策。而与准备金率不同,利率的调整是更加剧烈的经济调控手段,准备金率仅是调整商业银行的可贷款数量,部分的限制了投放市场的货币量,而提高利率则是具有更加强烈的收缩功能,如果贸然使用,可能会对已经复苏的经济造成伤害。央行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采取温和的财政政策调控手段,使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更好的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相匹配,这才是现阶段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调整目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新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王耀楷,王学鸿.中国货币政策研究.金融经济, 2008,(6).

第8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两点：一是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放慢是合理的，不能反应过度。只要短期内GDP增长不降至9%以下（潜在增长率以下），宏观经济政策便不必做明显的调整，合理的增长调整是解决前期投资过热、经济失衡的重要机制。二是国际油价和商品价格之所以被大幅炒高，一个重要理由是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调整。在世界经济出现显著放慢或风险释放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应相应地放慢，不必过度承担国际经济调整的风险。现对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及问题分析如下：

经济增长将继续放慢，但仍能达到10%左右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看，内需增长仍然比较强劲，尚未出现“拐点”变化。今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长的放慢，特别是今年以来顺差减少，与前几年顺差大幅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并成为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关键因素。下半年，出口增长调整的幅度会加大，主要是由于美国次债危机对我国的滞后影响，估计今年出口增长放慢将导致GDP增长回落1.6个百分点左右。

下半年经济增长将继续放慢，还可以从有关先行指标变化中得到预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是年内第二次出现回落。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更为明显，仅为50.2%，接近不景气区间，这可能导致下半年出口增长将明显放慢。同时，产成品库存指数也在继续上升。

通货膨胀压力将逐步减轻

下半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将明显收窄。估计CPI增幅将降到5%左右。主要原因是：

首先，受去年基数偏高的影响。去年同期CPI增长6.4%，比去年上半年基数高3.2个百分点。即假设同比增速稳定，下半年CPI同比增幅将降至5%左右。

其次，尽管有最近成品油价格和电价“双提”的新涨价因素，但食品价格在粮食供给充足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较大的下压力，因此，会导致国内供求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市场上供给过剩的产品将增加，一些产品将开始面临较明显的供给过剩压力。这既会导致PPI增幅逐步回落，也会给CPI增长形成反压。

不能人为地阻碍房地产的内在调整趋势

房地产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内在性的“反转”变化，房地产十年的持续繁荣正在结束，将迎来一个较明显的增长调整期：

首先，今年以来，住房需求出现了持续性的萎缩。一是商品房总需求在明显下降。今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出现了10年来第一次持续负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住房的投机（或投资）需求在逐步枯竭，而自住性的需求也处于明显的观望状态。二是分地区看，龙头地区大调整已经开始。8个省市商品房销售额下降，其中5个在东部发达地区。

其次，各地房价增幅明显放慢或下降，且消费者对房价回落的预期越来越强烈。广州、深圳房价从高位明显回落，北京的二手房交易清淡，交易价格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房价的回落及房地产增长的调整,将导致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放慢，前期过度增长的风险将会释放，但这是必要的过程，不能人为地阻碍房地产的内在调整趋势。

股市暴跌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今年以来，股市不时出现暴跌，上证综指从去年10月份的最高点回落了近60%，广大股民及机构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资产损失。对其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高度重视。暴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大大削弱股市的融资和再融资功能，从而对企业投资形成过强的紧缩效应；广大股民遭受了重大损失后，将会通过财富的负效应对消费增长形成紧缩效应；使广大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信心，阻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三方面的影响，会加大经济增长调整的不确定性。

不能视经济增长的适度调整为坏事，稳定政策是关键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

第9篇：近期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日本 中国 可持续发展 启示

一、战后日本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

1、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并不是迅速全面开放国内市场，而是根据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分阶段、有秩序、有计划地逐步开放，成熟一批开放一批，轻易不向外国开放未成熟的产业。依据本国产业的竞争力状况，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以渐进方式按不同商品、分阶段推行贸易自由化。其步骤如下：

首先，开放有助于降低国内有关产业生产成本的原材料商品，即早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生铁、普通钢等；

其次，开放日本已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商品，即近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特种钢、部分机床、铁合金等；

再者，开放通过产业扶植促进技术开发和产业合理化的产品，即需要过一段时间实行自由化的产品，包括开发中的机械、化工设备、重型电机、汽车等；

最后，开放对国内相关产业有严重影响、自由化困难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

2、逐步推行资本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也是实行一种日本式的渐进式自由化，即采取尽量推迟特定产业自由化期限这种拖延战术式的产业政策。

第一，1967年7月，日本政府实行第一次资本自由化，规定外资比率为100%的自由化行业为17个，外资比率为50％以下的自由化行业为33个。大部分被指定为自由化的行业在日本企业有强大的竞争力，足以抑制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或者是对外资企业没有吸引力的行业。

第二，到1973年第五次资本自由化时，原则上实现了100%的自由化，但实际上仍有所保留。

第三，日本政府这种谨慎的自由化政策给企业和社会留出了调整、适应以及准备的时间和余地，不至于在自由化的强大冲击下陷入崩溃。可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保护性政策。

3、全方位改革关税体系

日本政府为发挥关税对国内战略产业的保护作用，于1961年和1962年对原有关税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

日本政府利用制定新的关税税率表，调控自由化的步伐来保护国内产业。修改关税税率，建立针对不同产业及不同生产加工程度征收不同关税的“倾斜关税结构”。引入特殊关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日本可以在国内产业受到进口产品严重损害或面临这种危险时，征收紧急关税或采取关税配额，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征收高额二次关税。日本还建立了混合关税制度、再出口减税制度、季节关税等，加强了关税制度的应变能力和限制作用，以此来保护国内产业。

日本政府除重视关税的产业保护机能外，也加强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效能。日本的非关税壁垒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无明文规定，隐蔽性很强。如通过对外国进口商品规定苛刻的卫生、质量、环境标准等，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就船舶机械类中的内燃机进口而言，其设计、材料、制造工艺等都必须接受运输省的检查，并依据《船舶安全法》附带陆地试运行的义务。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严格控制外国商品进入。

4、培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

（1）大力培植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国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并保持不败；唯一途径就是适时有效地培育民族产业。1955年日本入关后，将重化工业作为重要民族产业加以培育，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成功之举。培育民族产业并非普遍的均衡育成，而是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按不同发展时期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培育拳头产业，然后再全面拉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优先确立钢铁、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三大行业作为战略产业予以重点培育。

（2）加大对其优势产业汽车工业的扶植。日本政府对产业的保护与培育在其对汽车工业的扶植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日本政府直到1965年10月绝大部分商品都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时候，才取消对成品轿车的进口限制，但对汽车引擎的进口限额并没有取消，轿车引擎的进口税也没有降低。日本政府在1965年前对汽车工业实行保护性封闭体制，如实行保护性关税和有利于国产汽车的物品税，实行外汇配额制度限制外国车进口，限制直接投资等，并对零部件生产厂家进行扶植。

（3）运用财政、金融政策扶植优势产业。日本政府在财政金融等方面也采取大量优惠措施，并通过完善公路设施对汽车工业实行间接扶持。日本汽车工业正是在保护和培育政策的有力扶植下，从零开始发展成为当今国际汽车市场上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我们十分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中国要借鉴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时时想到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要不时地用自己的经济转型与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较，日本渐进式的宏观经济对策对中国借鉴意义重大。

二、日本经验对我国的主要启示

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应充分体现“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及“集体的协调性”。“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应主要体现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集体的协调性”则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这是对战后日本经验的总结。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政府要积极干预并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以此实现用“政府的权威性计划协调”减弱国际经济不利因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进而达到宏观经济高效、稳定、快速的发展。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政府一定要在贸易、资本自由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在外部环境方面，政府要对在未来将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内产业，通过关税和非关税等措施给予积极保护，以此弱化来自外部的冲击。在内部环境方面，政府要通过强化法制，诱导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健全和完善各类体系的基础上，确保企业间的充分竞争。

2、政府要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政府要通过各级职能部门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的不同和对国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分析，在经济战略和对外贸易体制的选择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权威协调作用。

3、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要把握好开放与保护的度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在完成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市场经济并不否认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反，政府的有效指导和干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日本的经验表明，即使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向更开放的状况转变，在一些具体体制形式的选择、开放顺序的设计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方面，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具体地说：

第一，确定产业保护的重点，运用合理的产业保护措施，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与扶植；

第二，中国应对产业的比较优势与劣势进行客观的分析，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按各种产业的发展阶段给予不同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第三，对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适当加大开放力度，放手让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得以提高和发展；

第四，对目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幼稚产业)，可设一定的保护期，逐渐加大开放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将其转化为优势产业。首先，要科学界定幼稚产业的内涵和范围，明确幼稚产业的发展应是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相一致、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支柱作用的产业；其次，应科学界定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实现和力度，制定阶段性保护目标；此外，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同时要尽量避免负面效应；

第五，中国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各行业的具体条件和发展水平，确定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即选择那些具有巨大需求潜力和一定基础的行业进行重点保护，对这些行业从研究与开发、投入、税收、信贷等方面加大政府扶植的力度。

4、要通过创新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要大力培育民族产业，通过三种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再创新，来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建立创新型国家。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按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国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才能获得比较利益。但这种产业结构类型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从长远考虑，旧的产业结构类型会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会逐渐消失，从而失去广大的国际市场，丧失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三种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提升出口的贸易结构，增强精密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国际分工中获取竞争优势。

5、向日本学习，力求对国内企业保护手段多样化

中国应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或走向更开放的贸易体制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来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扶植。采用立法来保护本国产业，加强法律手段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功能。

6、建立创新型国家才是强国之路

一定要吸取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的教训。从长期来看，扩大开放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才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梦魁主编：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