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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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宏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颇有争议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在经济学家间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许多学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经济方面的作用，学派之间的主张分歧甚大。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预，宏观经济的局面会更好。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使宏观经济的目标难以达到。谁都不否定市场经济和政府的作用，但每当出现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派强调政府的作用。至于谈及政府的干预时，对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在什么时候干预，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等诸多方面，在经济学家间又争论不休。

我们在这里将考察近代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经济的社会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国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必然会碰到宏观经济调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方面的问题，了解国外宏观经济学派以及在不同时期政府所实行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效果，是不无益处的。

宏观经济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还是灵活的？

一般说来，主张政府减少干预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和工资相对是灵活的，也就是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有涨有落，市场会很快出清。根据他们的观点，失业现象是暂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从长期来说，市场的力量会使劳动力严重过剩现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业（这部分人的失业是正常的，无需政府关心）。对一时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和劳动者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对劳动职位的空缺及时信息，鼓励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间流动。

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从短期上说是有一定的刚性的，所谓刚性也就是不够灵活，固定不变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把工资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他们的政策主张是，对工会的权力要有所制约，使工资水平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使刚性消失，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可称为右翼观点。

左翼和中间派的观点对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的假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也就是相对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对劳动的需求发生疲软现象，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必然会遭受到工会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对工资作了削减，但也不足以解决非均衡的失业问题。而且削减工资的结果反而会减少总需求。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样对需求变化的反应显得很不灵活。随着市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明显增加后，企业对需求不足的反应不是通过削减价格来增加销售数量，而是通过别的办法对付之。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话，他们就增加存货，减少现在的销售，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减少就业。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就会采用成本加成的办法，把经济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工资是刚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资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话，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是刚性的。因此，他们批评右翼观点，认为要依仗市场的力量解决失业的问题是一种奢望。

2.总供应是固定的，还是可伸缩的？

如果总需求发生变化，国民产出会发生什么反应？会对就业发生什么影响？

右翼的观点认为，总需求的变化，对总供应只有在短期内会作出一些反应，从长期来说是不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总供应是不受需求因素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数量，也就是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不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水平的扩张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不能造成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长期增长。同样，总需求的萎缩从长期来说也不会导致国民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它只能引起价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实现总供应的增加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一种良策。他们主张，要直接鼓励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不要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只有这样，总供应才会增加。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

与右翼的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促进总供应的增加，如果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大，失业率会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种较高的扩张的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就会持续到长期。被扩张的总需求刺激的市场会变得充满活力和不断扩张，从而刺激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雇佣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资，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无为而治”，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强对总需求的管理，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要及时调节，确保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对总供应曲线的性质的理解上。

右翼观点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几乎不会对总供应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总供应曲线是一条垂直的曲线，总需求曲线的扩大，不会使总供应曲线向外移动，结果只能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

反对右翼观点的人们认为，社会生产能力是存在过剩的，总需求曲线的向外移动（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从极端的角度说，总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使国民产出显著增加。

不偏之为中的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大，既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也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如果经济特别不景气，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甚低，失业率很高，总需求的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很多，价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总需求扩大的效果不是始终如此的，随着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逐渐增加，生产能力趋向于饱和，总供应曲线就变得陡直起来，企业会发现要增加产出会很困难，对总需求扩大的最直接、明显的反应就是提高价格水平。从长期来说，如果总需求的扩大导致了社会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总供应曲线会向右移动。从这点来看，长期总供应曲线比短期总供应曲线更有弹性。

3.预期的作用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预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预期主要是指人们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有多快的反应和多大的反应？他们预期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预期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持右翼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会反应很快，特别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他们特别强调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如果总需求扩大了，人们就会预期价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对工资的增加理解为物价的上涨，名义工资的增加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工资的增加部分很快会被价格上涨所吞噬。企业对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的信号，开始以增加产出作为响应，后来发现用提价而不是增产的方法更为“有效”。不多时，企业纷纷仿效，整个经济提价成风。企业不久发现工资、原材料等外购物品都涨价了，成本明显提高，企业以此为由，又进一步提高价格，结果价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国民经济的产出不会增加，因而就业人数也不会增加，只是价格水平提高。他们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对增加产出和增加就业无济于事，它只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企业丧失生产的信心，不敢轻易投资，结果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业水平不会因此而提高。

与右翼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预期的内容不是如此简单的。人们是否预期总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这要看现行经济的状况，以及扩张总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生产能力严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医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就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的效应是有利的。企业对扩大总需求不仅仅预期为通货膨胀，而是预期经济会得到复苏，企业会得到发展，市场也会扩展。于是，企业就愿意投资，结果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国民产出进一步增长，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因此，对预期理解的差别反映在对总供应的看法上，右翼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张不会产生新的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总供应曲线是无弹性的，是一条垂直的线，所以，其效应是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反对右翼观点的人认为，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增加总供应和就业人数，企业因而会预期国民产出增加。

对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两种观点的。凡是认为总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人就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实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让市场经济发挥充分的调节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比如，限制大企业的垄断，限制工会的垄断等。从长期来说，国民产出会增加，非均衡的失业率会降低到均衡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扩大总需求的做法，如同饮鸩止渴，毫无益处，从长期来说会影响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凡是认为总需求会有助于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的人认为，如果听凭市场调节，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长期存在，而且会相当严重。因此主张政府干预，扩张总需求，从而促进总供应的扩张和就业人数的增加。

第2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发展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正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双重转型”的实施对我国当前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予以重视的。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双防”，也就是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个就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其发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确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制定适当的收紧和适当的控制，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现象的发生。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应该通过各项会议的召开确定出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个基调，制定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出现。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据调查，在2003年――2007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呈现增长状态，增长了差不多29.2个百分点，在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外部需求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时候开始下降，平均增长下降4.2个百分点，这就情况的发生也就说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时，就需要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维持原来的政策我国的投资增长就会被约束，也不利于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在买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问题来说，出口进口等会出现减速的状态，并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这时候在2008年，经过会议，协商之后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也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将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变为积极，这也就使得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发生了变化，转换成了适度宽松。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也是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做出的适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措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调整，让我过能够有效的、合理的应对国际方面的金融危机，也让我过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调整，从根本上说，这是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一项措施。

二、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持续的调控下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也就是经济怎张速度不断加快甚至出现较快的形式，增长的环境相对的比以前宽松，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比以前明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就说明宏观的经济调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宏观的经济调控也取得了比较然人满意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就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经济的最好发展迎来新的时机与机遇。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不是每一步都是这么让人看好，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比如：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存在着“三过”的现象，即运行速度过快、贸易额度过大以及货币投入量过大。这“三过”的伴随发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出现，也会让增肌增长的过热增长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一种威胁。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需要适应世界的发经济发展速度，不能一味的运用以前的政策，在稳健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快速发展，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很容易就会牵扯到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性的影响是很难改变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重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

三、宏观调控政策将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政府将两个“防止”作为经济调控之中的重点和首要任务，同时，也运用相当大的力度将信贷调控目标进一步收紧，为的就是将调控手段进行创新的同时，让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从而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稳健财政政策为哦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我国在国内外俄经济发展中赢得好评，也让我国国民的医疗、养老、卫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作为宏观经济的一大特点，不仅将我国的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完善，也在投资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特点是呈现止跌趋稳形式的，要注重经济的发展方式，尽最大努力制定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更多的着眼于经济转型，也能让我过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通过贯彻破产制度等制定新的调整方针，使得经济M入新的发展态势，争取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强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粮食总产量也是越来越多，人均收入增长最快，三大产业蓬勃发展，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对外贸易总量扩大。然而近几年来，经济高度稳定增长，且增长波幅降低，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不稳定因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和法律手段，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加强薄弱环节，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一些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如促进消费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粮食增产，同时农民税收加大等，因此还需要加强改善宏观调控力度，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强化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仍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运用税收手段，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收入差距加大问题。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严格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大投资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净出口需求加大，我国工业产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充裕，工业企业利润提高，商品零售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人才供给丰富，各地发展不均衡，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农村市场的启动，汽车等消费升级快速发展，消费呈逐步加速之势，金融体制的改革，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多，买基金、入股市投资渠道更加拓宽，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除此之外，全国新增就业人数增多，降低失业压力。

(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存在着很多矛盾的现象。我国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走势还不错。而另一方面，因为次货危机的发生，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受到影响巨大。这一切增加了我国洲经济发展的外生变数。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依然存在，即使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性调控措施，但结构失衡并未缓解，体制矛盾仍然存在，且经济运行风险继续加大。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在紧缩中仍在升高，虽然关税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出口增长率仍提高，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且贸易顺差扩大。同时，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信贷出现问题，甚至经济泡沫在一夜之间破裂。所以，我国的经济把应对经济危机押在宏观调控之上。

经济体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无限的，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其有它的自然规律。而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痼疾依旧。随着流动性过剩且有增无减，资产价格泡沫必将继续膨胀。在大量资本的涌动下，我国经济运行风险必将加大。人为压低要素价格或者扭曲比价关系，行政性垄断造成经济垄断，使利益和财富的逆向转移迅速加快。这些都必须通过深度的政策宏观调整与经济结构改革加以解决。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长期与短期的压力。另外，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关键自然资源还有赖于国际贸易，而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加上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生态环境保持与恢复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还有，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的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会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政治外交与国际协调结合起来。此外，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但是虚拟经济运行具有独特的规律。即使我们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调控能力还有待提高，仍处于探索性的学习阶段。

三、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强化战略

要想加强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重探讨：

第4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一、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分析与现状

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来势凶猛，不仅让美国本土的许多著名企业纷纷破产，也深深打击了中国市场。尽管中国经济在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下跨过了各种艰难，但是中国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面临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考验。

美元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货币，中国自从加入WTO后，经济发展越来越国际化，自从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受到影响。因此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尽管平稳发展，但是仍受到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威胁，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调控宏观经济，中国经济也势必会出现崩盘现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直接来说就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我国贸易渠道的影响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贸易进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金融危机仍在不断的蔓延，美金市场也不停的在波动，因此金融危机仍可谓是深不见底，这就使得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将要一直面临着未知的挑战。受全球市场需求的影响，很多国家出现了保护性的贸易形式，这就导致除中国以外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的恶劣。除此之外，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欧美等国家的进口需求，这就减少中国的出口额度，加大了供应过剩问题。最终结果就是导致部分小企业处于破产的边缘。因此，中国政府就必须加大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遗留问题。

2.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证券A股市场受到重创，但由于我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实行自由的货币兑换政策，证券市场也没有完全的开放，因此这就让A股市场没有直接面对来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如此，这也不是值得乐观的事情，毕竟金融危机一直在不断的恶化，中国市场也会继续恶化，这就让部分投资者产生了怀疑的想法。投资的减少，就会直接阻碍宏观经济的发展。

3.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美国突发金融危机，最主要就是受其房地产泡沫经济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房地产业已经处于低迷状态，但是由于美国联邦储蓄不断大规模的救市，放松银根，这就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更多的国际资本开始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加之外汇储备能力的加强，使得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流动资金处于过剩状态。因此中国政府就必须不断的对房地产进行干预，作为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结果，我国的楼市目前的价格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这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直接的打击。

4.对我国利率和汇率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目前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状态，而这势必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人民币升值会对处理我国贸易不平衡问题有所帮助，也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中的中美贸易冲突，但是如果美元一直下跌，人民不断升值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尤其实体经济造成冲击。除此之外，一旦美元持续贬值，也绝对会影响中国产品价格的涨跌，更会不断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此外，受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会直接加大我国企业融资的难度，直接导致部分企业倒闭。

三、宏观经济的应对措施

正确把控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采取果断有力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有预见性的、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增强宏观调控的力度是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具体政策，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对金融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人民币直接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美元如果一直处于贬值状态，而其他国家的货币浮动不大，我国的进口价格就会大幅度的涨幅，这就会直接加剧通货膨胀，此外也会使我国现有的货币政策和调控的宏观手段无法抑制通货膨胀。如果人民币只对美元大幅升值，我国的很多企业势必面临倒闭，这也就直接加剧了我国人口的失业率大幅增长，自然实体经济也会无法正常发展。这也就要求国家对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有所控制。此外对金融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主要是不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创新之路，积极发展多种体制的金融企业，使民间资本得到合法、健康的融资发展。宏观经济作用于金融机构的改革，可以有效的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断的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平衡汇率，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2.放宽货币政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不断增加政府支出，采取减税政策和税费改革措施会不断的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和金融调控结构。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给资金的流通提供保证，也会对各行业的投资和就业形成链接，加强宏观调控的调控力度。放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就会积极的投入到民生建设之中去，不断的改善人们生活环境，大力拉动内需，让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从外销转内销，找到合适自己的生存之路。

3.选择性的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是宏观调控应该是有选择性的进行。其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例如三次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采取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降低住房交易费等。但是，正确的宏观调控应该是在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的状态下操控，而不是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冲击，以房地产为例，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使房价下跌，反而上涨，因此在实际的宏观调控中，政府必须有选择性的进行。

四、结束语

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强有力的调控工具，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国必须不断的深化与各国的贸易合作，共同抵制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不断的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为国际经济的复苏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也要不断的拉动内需，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

第5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惨重的地震灾害为本已复杂的宏观调控局面再添变数。在当前的形势下，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无疑是艰难的。今年1~4月的宏观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形势未见明显好转，反而有从食品部门向其他部门扩散的风险。与此相对应，央行在日前的《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呼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调控的预见性和有效性。这个判断虽然是沿着年初以来的政策路线展开的，并且未将猝然发生的严重地震灾害考虑在内，但还是符合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形势的。地震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灾难，但不可能成为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灾难性事件。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而言，地震主要加剧的是通胀担忧，不是经济衰退，这与现行的紧缩调控的着力方向是一致，并没有发生背离。纵观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宏观经济的风险主要集中于通胀压力而不是经济衰退。毋庸置疑，惨重的地震灾害也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震动和变数，不过，地震的负面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物价上涨压力上，对整个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造成重大冲击。

具体来看，在物价方面，地震灾难将会增加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灾后重建也会明显提升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这些物品在当前的物价走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影响物价形势的最敏感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密切关注地震地区的主要商品价格，若有必要将进行干预以防止物价飙升。在经济增长方面，四川省的GDP相当于中国GDP的4%左右，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比重，并且四川也不是位居前列的出口大省。这意味着，地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没有影响。

其次，地震没有动摇社会信心，更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笼罩下的流动性萎缩。现在我们还无法估算地震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但与直接经济损失相比，灾难对经济运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信心的打击。地震并没有造成类似负面效应。事实上，政府对灾难所作出的快速反应，以及各界展开的救援募捐活动提振了社会经济的信心。同时我们看到，地震也没有导致金融系统的流动性紧缩。股市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短暂的震动之后，市场重归平稳。

非典时期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当前的形势大有不同。其一，非典波及范围极广，严重影响了生产消费出口等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非典还打击了人们的信心，滋生出明显的悲观情绪。这些现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其二，非典时期的宏观经济景气周期处在刚刚启动恢复的阶段，当时的通货膨胀也在较为低位的通道运行，保护经济增长势头的重要性超过了控制通胀抬头的重要性；而当前经济景气周期则处在经济增长高位运行、通胀形势可能加速恶化的阶段，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已变成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控制物价加速上涨。考虑到这两点差异，灾难时期的货币政策不能一概而论，而应顺势而为。

如果要进行比较，笔者认为，年初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更具有可比性。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间隔较短，宏观经济形势大体相同，并且，其主要负面影响体现在物价上涨的压力方面，对实体经济增长未构成重大挑战。我们注意到，年初困难时期同样有声音要求放松紧缩调控，但宏观政策环境并没有改变，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这次也是一样。

第6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经济发展

前言：旧的宏观调控面临经济的改革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只有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如何进行改革成为困扰相关部门的重要难题。

1.经济管理职能的强化

1.1 宏观调节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水平的平衡发展，避免失业率上升、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的范围内，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主要是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进行一定的结构控制和调整。从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上仍存在着一些顽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现在：货币供给量控制状况不是很好，常常受到来自各方压力的影响；其次是调节手段只对部分群体有效，而对部分经济主体则无法发挥作用；再次，我国的财政赤字现象仍旧是较为严重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手段的发挥。类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的宏观调节功能就无法进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1.2 稳定社会收入的公正性

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可以对社会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化呈现多元化的形式，贫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发展较快与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间。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税收等部门在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则显得不足。主要表现在，在我国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税与收入义务申报制为中心、以贯彻税收法制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征税制度，征税的标准也不够统一，造成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极小，而这离不开部分企事业单位承担了部分福利与保障职能有关，但要想覆盖全部人员，该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对很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市场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抑制这种现象继续扩大，维护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政府的宏观调控显得非常重要，必须承担起维护收入分配公正的职责。

1.3 提供公共服务与墓础设施的职能

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上，市场机制所要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仅靠市场来提供是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与设施。类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国都有体现，美国的信息统计部门主要是针对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将其公布于众，我国在此项的服务明显落后发达国家；还有我的教育文教费用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仍未得到普及，从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职能在改善公共服务的现状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强。

1.4 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

市场机制的引进，竞争现象明显，但是竞争规则却不是很令人满意，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为阻碍竞争、破坏公平交易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对维护社会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竞争，必须建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该方面的改善，这对于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相当的重要，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

1.5 对市场领域的划分极为重要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够明确，哪些应该交给市场去自行调控，哪些应该由政府控制，整体保持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部分垄断的行业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业应该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规划的方式，为了保证直接规划领域的效率，也必要在价格设定及收费体系方面适时进行调整。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更应该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关政府执行的方向加强管理，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作用发挥。

2.宏观经济管理的调控手段

根据我国的经济特殊性，采取合适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选择上，可以采取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方式，直接调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类调控正在逐渐减，间接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2.1 价格控制

价格是由市场自行调控的，但是在部分行业，尤其是生产和服务领域，为了保证基础的公共供给，防止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为了保护经济发展中的弱小群体，政府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行直接确定和间接影响的行

政性价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电气、邮政、卫生保险、农副产品、汽油、以及烟酒糖茶等方面。价格的调控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按照市场发展的原则进行的，所有的价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场的趋势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进行审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围上及时地做出调整，减少价格政策带来的扭曲和失误。

2.2 国家投资

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其表现在各行各业，在投资领域，国家投资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为了扶持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国家也应积极参与相应的投资，达到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

2.3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主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预算支出、政府投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和公共债务等手段，这些手段按照发展的需求必须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的调控政策的基本意图。

2.4 货币政策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国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进而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管理控制体系调控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出了应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管理，加快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经济增长的目标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总之，要根本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

参考文献：

[1] 张晓晶. 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体制根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04)

第7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形势分析 宏观调控

中国目前的经济步入稳步增长的良性轨道，面临诸多挑战。下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作了分析，并就宏观调控路径的选择提出对策建议。

一、我国宏观经济概括

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较大，并且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国将稳增长、抑通胀和调结构确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与之相适应，中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积极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在2010年逐步消除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并实现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首先，中国的宏观经济由低谷转入回升阶段，并驶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其次，内生性的增长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三，2010年中国出口的增长势头有所恢复。这些经济发展成果的取得，是促进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基础条件。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十二五”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当前及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的基础及优势。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当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那就是“十二五”开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在“十二五”规划中有以下几个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一是“十二五”规划中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二是“十二五”规划中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布局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三是逐步拓宽了民间投资领域逐，对投资环境进行了不断优化；四是收入分配改革为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提供了体制性保障；五是就业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为我国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繁荣稳定提供了保障。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与矛盾。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协调及发展不可持续的矛盾。首先就是我国的通胀预期还存在，通胀压力甚至有增强的趋势。虽然说当前的总体物价基本平稳，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下，诸多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在2011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还是存在。其次，令世人瞩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在去年2011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相继推出后，市场上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有走向平稳的趋势，但是随后的房地产市场又有了继续反弹上涨的态势。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调控机制缺失，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的过分依赖，这就导致了房地产调控目前来看还主要依靠的是短期的行政措施，所以调控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最后，信贷高增长的同时，贷款难问题也同时存在。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路径的选择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当前必须在保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首先，当前必须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应充足，要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大力监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机，同时避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快速上涨，确保价格稳定，另外还要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及农产品等价格变动高度关注，以便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缓解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压力。其次就是要适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对信贷规模进行合理控制，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过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强制行政手段来积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对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加大打击和监管力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资规模合理快速的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对于可能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其次要通过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来严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同时对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加大投资倾斜力度。

三、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具体来说主要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除了要调控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还要加快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包括煤、电价、天然气及成品油等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彻底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合理的情况。二是要不断加快垄断行业及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可以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还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部分垄断行业的领域中来。三是在我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够强大和世界经济复苏不到位的大形势下，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过早停止，相反还要继续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当前的经济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经济能保持持续回升的发展态势，同时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

参考文献：

[1]杨晓光。2011年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01.

[2]耿庆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对策研究。现代金融，2008-05.

[3]王月。对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观点综述。银行家，2011-02.

第8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9篇：宏观经济与调控政策范文

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