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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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发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目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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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不动产经济 波动规律 波动特征

一、前言

不动产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目前我国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考虑到经济周期发展规律，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何把握不动产经济的波动规律，全面分析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特征，对提高我国不动产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应认识到不动产经济的重要作用，重点做好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特征研究工作，正确分析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确保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大

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与房地产的发展往往呈现出正相关性，即当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社会总财富持续增加，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往往伴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发展。

我国不动产经济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最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促进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

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带给了各行各业以发展机遇，对于不动产经济的促进更是具有较大作用，具体表现在为不动产经济提供了充足的购买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轨迹

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轨迹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制定，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整体发展轨迹及发展质量，所以，不动产经济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

（三）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不动产经济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较低，不动产经济就会表现的相对低迷。所以，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直接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房地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居住的需求，而城市化进程又可以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而造成了对房屋的需求。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每年大量进程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进入城市，从而带动了房地产的繁荣。

我国的不动产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城市化政策的支持，城市不动产经济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购买力，城市不动产经济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多的消费群体参与到不动产经济中来。从这一点来看，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当前形势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无疑给不动产经济带来了繁荣和促进，直接提升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质量。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不动产经济也将从过热朝着趋缓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只有认识到城市化进程对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才能保证不动产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四、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了来自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

从历史看，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大，当国家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的时候，往往能迎来房地产发展的高峰，而当国家收紧银根，房地产受到的冲击又是最大的，考察房地产的经济周期要很好的看清楚政策的调控力度。

对于当前我国的不动产经济来说，不动产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成为了银行金融业的晴雨表。每当银行和金融政策出现调整的时候，不动产经济都会出现小幅的波动和调整。所以，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动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就不能达到正确分析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目的。

五、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供需矛盾有着密切关系

房地产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们的住房需求，即所谓的刚性需求；一是人们的投资需求。而供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一是政府投资兴建的政策性保障住房。

从供需方面来看，不动产经济的波动与供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动产数量供大于求，则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质量将会较低，其整体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不动产经济的整体效益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如果供不应求，则不动产经济的升值空间较大，不动产经济将会出现较为理想的繁荣状态。

六、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不动产经济在实际发展中是呈现上下波动的状态的，只有掌握了不动产经济的波动特征，正确理解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才能保证不动产经济波动在合理范围之内，进而达到提高不动产经济发展质量，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江.不动产通论[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2]张亚丽，梁云芳，高铁梅.预期收入、收益率和房价波动――基于35个城市动态面板模型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年01期

[3]石柱鲜，赵红强，谭屹然.我国房地产业的泡沫分析[J].重庆与世界；2011年05期

[4]孔行.我国房地产价格形成机理与波动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年

[5]池京均.金融危机后中日韩经济周期协动性和影响因素的确定性分析[D].吉林大学；2011年

第3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一、中国经济陷入“活乱”循环引发的思考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从微观经营机制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其中主要的手段是放权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削弱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逐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改革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问题无法解决，银行治理结构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经济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

我国经济的冷热和“活乱”循环，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具有短期性、周期性特征，只能解决经济总量平衡等问题，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1].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是市场经济运行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条件。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特别是投融资体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一些投资没有产权约束，货币政策很难调节市场机制，影响消费和投资，维持经济自主增长。货币政策很难确保我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会放松国有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强化国有企业和银行依赖国家承担风险的意识；强制性控制财政支出、强制性控制信贷投放和强制性压制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如果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和“活乱”循环难以避免。

二、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和宏观调控改进的关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政府先后采取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股份制等措施，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正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只能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必须承担国家政策性负担，不可能成为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2].

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职能应集中在提供纯公共产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3].政府履行上述经济职能，有些需要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实现，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普遍现象。就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特别注重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服务于国家经济职能和实现宏观经济政" 策目标的国有企业。显然，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应注重也更容易建立并经营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实现国家经济职能。政府应当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不仅要经营有关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更要经营私人不愿进入或无力进入的社会公益、国防工业和高新技术等行业。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财政化功能。

1.国有企业具有生产公共物品的功能。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使私人厂商不愿意生产。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机，企图使用他人可能会生产的公共物品。因此，国防、灯塔、市政建设、道路养护、街道照明、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直至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社会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政府建立经营国有企业直接生产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另外，在自然垄断产业中建立经营国有企业，将垄断收入收归国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提高社会效益。

2.国有企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国有企业是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因而它们有能力承担一些有巨大风险的投资，并通过这些投资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瓶颈，例如，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国有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国际经济中那些难以进入的领域，可以迅速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3.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强制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安排更多人员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可以要求国有企业放弃利润，限制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降低产品价格以降低物价水平；强制国有企业在不同地区布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强制国有企业停产和转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为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拍卖、租赁、国家所有权债权化等方式将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国家可以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搞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使其成为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三、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信贷硬约束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

财政收入水平决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大小，也决定了国家创办经营国有企业的数量。按照这一原则，我国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必须大大减少，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必须民营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成功。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银行与企业成为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实体，就会自动地在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互利互惠、诚实守信的基础上进行借贷活动，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制度，产生真正的金融市场[5].政府不必也不能够通过信贷计划强制银行提供企业的资金，“杀贫济富”的银行经营原则会形成企业信贷硬约束；政府也不必为了企业的生存对借贷的价格即利率进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利率可以由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

一个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使货币政策发挥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我们在今后宏观调控中少用行政手段，主要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货币政策可以很好地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银行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借款，由此影响到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资产组合的改变和基础货币或银行储备的需求，进而影响物价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实际工资或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劳动就业；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进出口价格和外国货币资产的需求，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利率市场化是国家宏观调控改进的核心和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的关键。利率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既是由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同时又调节着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作为一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具有反应灵敏、制约力强、作用面大的特点，它既是连接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桥梁，又是联系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纽带，它通过调节储蓄、消费和投资的流向、流量，达到以资金流引导实物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利率市场化可以加速我国金融深化，逐步消除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建立一个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投融资环境，解决我国非国有企业资金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问题，非国有企业可以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改革，可以继续发挥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以后，那些成本过高或净生产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低效率企业将会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将被逐步淘汰而自动退出市场，而只有那些净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在均衡利率水平下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不断扩大生产或投资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益。凡是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利率水平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容易调控，经济发展也较平稳；而利率由政府严格管制、利率水平不能够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经济运行较难调控，经济发展总会出现大起大落。

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后，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能够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决定了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传导机制的性质和可能影响的" 程度，进一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实际效果。这套制度包括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制度、税率税种和税收征管制度、货币发行和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体系的内在组织结构、基本的会计统计制度、政府的财政金融监督制度等等。如果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很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变量之间就会有稳定的统计相关性，可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选择的科学性，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具有如下特点：政府财力有限和机构膨胀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财力在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流失十分严重，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可以运用的财力；负责宏观调控的中央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策职能的建设严重滞后，加上缺乏互相之间的监督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错过了很多最好的时机，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财政金融政策仍然不能摆脱过度集中和缺乏法治的倾向，特别是在金融监管的问题上，很多政策出台背离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的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干的是拍脑袋的事，结果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的选择失当、政策出发点同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背离、决策过程的时滞太长、政府官员渎职和滥用职权等等问题，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进，使经济运行最终摆脱“活乱”循环。

参考文献：

[2]刘振彪。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3]睢国余，蓝一。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第4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 周期波动 对策

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属于十分正常的经济现象，也是各国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也一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交往的密切，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也出现了新特点与新的发展趋势。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可见，分析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可以降低经济周期波动频率与幅度，防止频繁波动造成的经济发展障碍，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必要性

经济的周期波动会影响产业经济发展，导致同样周期波动现象的频繁发生，而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相同，都是以波浪型的方式增长变化的。房地产经济的波动会随时间和条件变化产生扩张或者收缩等交替运动。

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对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已使房地产行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支柱型产业。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也是房地产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研究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可以为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制定相应的房地产政策，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发展。研究房地产行业经济周期波动还能有效避免受到周期波动影响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及产业衰退[1]。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指房地产发展与趋势间存在的偏差，是以长期波动所产生的趋势为中心的。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在增长是一致的，都不是直线的增长，是以波动方式进行上下起伏。这一点，从长远角度来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影响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短期情况来看，受到不平衡与外部因素影响，房地产的波动曲线与长期趋势有着很大的偏差。本文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进行分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高，政府也要通过经济扩张方式对外部经济的需求进行刺激，房地产价格具有很大的需求弹性，在资源配置上可以从国民经济基础与行业配置上开始，房地产行业就进入到了复苏的阶段。

2、经过了房地产行业复苏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使房地产需求越来越大，房地产行业的短期供比和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又使房地产具有了保值的价值。而房地产的价格一路走高，使房地产的开发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3、走向繁荣时期之后，我国政府也开始紧缩国家政策，开始压低房地产的投入，努力降低房地产的消费需求，这时的房地产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这时的消费者也开始了理性的思考，这时的房地产行业进入了收缩期。房地产行业属于先导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会优先进入收缩期[2]。

4、出现经济危机，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因为乘数作用，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时会出现房价的大幅度下跌，而房地产的成交量也出现萎缩，同时，房屋的空置率也大大提高。

三、保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解决对策

1、国民经济波动会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这和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保持一致的，也是符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如果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超出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就会给其它行业带来沉重的压力，要使宏观经济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就要以宏观调控的措施，对房地产经济采取必要的控制[3]。

2、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常出现供需的不平衡，即便出现了供需平衡也只是短暂的。我国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的调控可以减小这种不平衡的波动幅度，供需矛盾如果过于尖锐，就无法自动完成市场协调。这时，很容易发生房地产的经济危机，从而以强制的手段完成供需的平衡。这就会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元气受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房地产市场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在矛盾出现时，及时发现，及时化解。

3、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可以暂时将房地产经济发展进行抑制，即便这种做法会使房地产经济下滑也要执行到底，因为这种做法可以保障房地产经济保持长期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出现失控的状态，就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与纠正。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尽可能的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的避免做出影响重大经济决策的改变，可能更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4]。

4、房地产价格如果发生变化也会引发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我国一定要认真分析和区别房地产价格，做好调控工作，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要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时，国家不适合干预。价格波动是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竞争的，也会使房地产企业更好的完善企业管理与经营，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房价的过度上升会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使相关产业价格受到影响而提高，这就增加了我国经济膨胀的压力，所以，一定要把房地产价格控制到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更有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在宏观环境下得到了迅速的增长，随着房地产行业中不合理投资结构和需求的增多，房地产经济产生了过度的周期波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具有特殊性，尤其国家政策对房地产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受到国家政策的主导影响。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对全国房地产投资进行控制，既要控制好土地与开发规模，也要控制房价的增长，使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迈进调整期。

参考文献：

[1]于斌.浅析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J].现代经济信息，2013，14（20）：114-115.

[2]张丽娜.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J].商业经济，2011（9）：251-253.

第5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中,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且这些性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阶段性地重复出现,这就是经济周期体现出的特定现象。在人们对经济周期进行关注的100多年中,对经济周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目前对于经济周期的理解和认识,已经从原来的古典型经济周期发展到目前的增长型经济周期,这意味着已经将长期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短期过程当中的经济波动,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对经济周期在不同阶段的性质,人们在检验大量典型化事实(stylizedfacts)的基础上,普遍认为经济周期具有两个基本特征(Zarnowitz,2000):一个是经济波动体现为宏观经济变量与长期趋势的偏离,另一个是经济周期当中诸多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变化和非线性关联。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政府采取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政策干预收到了比较明显的稳定经济的效果,在这个时候,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出现了“经济周期过时了”,甚至怀疑“经济周期消失了”等观点,这时已经将“经济周期扩张期长于收缩期、收缩期的幅度明显低于扩张期的幅度”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周期特征进行分析,并且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假设,其中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等均是主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量,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新经济”框架下经济周期的新体现(Romer,1999)。这些研究均表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还是存在的,但确实出现了与Burns和Mitchell(1946)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周期时不同的新现象。

本文所研究的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现象,即经济周期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及其形成原因。一个具有对称性的经济周期,它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反映像应该是基本重合的,但是自从人们注意到经济周期这一带有重复性的现象时,就已经发现经济周期并不是这样完美的,周期一词具有的定时和规则性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概念上的混淆,其实Burns和Mitchell(1946)早就已经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作为定义加以描述,Hicks(1950)已经给出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具有确定性的非对称周期的例子。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进展,人们发现了经济周期当中的多种合成成分都具有非对称性,并且经济周期当中的非对称成分可能是主要成分,而且当随机性成分比较显著的时候,经济周期的非对称就越加显著,为此,Hamilton(1989)在非线性随机时间序列模型中,检验发现在实际产出周期中确实存在非对称性。

关于经济周期是否存在非对称性,一些研究认为它依赖于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分解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将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分离开来。体现经济周期性质的是变量序列当中的周期成分,如果周期成分是具有对称分布的随机扰动,那么周期将具有对称性的特点,因此利用高斯-马尔可夫假设下的线性时间序列模型检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在本文当中我们采用H-P滤波和时间趋势分解方法,然后直接对周期成分进行偏移度和波动深度检验,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统计方法导致的伪非对称性。

对于经济周期普遍出现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和经济波动出现平缓的特征,目前主要的观点是认为采用了比较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缘故,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经济周期阶段性的划分和非对称性的形成,并不是源于经济周期本身的属性,而是由于采用的统计数据,特别是统计数据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导致的(Romer,1986)。因此本文当中得到的统计结论虽然已经注意到数据和方法的稳健性,但是还需要更为广泛的统计检验,这些需要对照更多样本和更多的时间变量序列进行分析,才能弥补一些由于统计推断方法相对于数据灵敏性所造成的伪结论。

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提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并且将这些典型化事实作为检验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实证标准,这是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当中比较欠缺的一种实证性研究。由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中的典型化事实,也依赖时间序列的不同趋势分解方式(Fabio,1998),因此在本文的分析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几种不同的趋势分解方式,以便增加典型化事实的稳健性。在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分解和非对称性检验的同时,我们还大量计算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成分与实际GDP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关系,并且针对季节增长率和同比增长率进行了分别计算,这些是描述经济周期的两种主要指标方式。通过对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和非对称性检验,我们得到了关于经济运行特征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重要结论。例如可以检验经济波动中需求和供给对经济波动的驱动作用,检验累积非对称性的形成原因,这是分析中国经济周期驱动因素的重要方法。另外,我们通过这个非对称性的比较以及时间序列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还可以判断各种指标的周期方向性(顺周期和反周期),对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作用时滞给出统计描述和计量检验上的判断。这样可以判断它们的顺周期(反周期)性质和相对强度,对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过程中的经济政策作用强度和方向给出明确的指示。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给出描述和检验非对称性的统计模型和方法,并且简单介绍时间序列趋势分解的一些方式。在第三部分将给出各种检验统计量和检验结果。在第四部分介绍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和本轮经济周期拖长尾部的各种经济含义和相关的经济政策作用,并给出本文主要结论。

二、时间序列的非对称性和趋势分解

由于经济周期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围绕着趋势水平的随机或者非随机偏离形成的,因此描述经济周期必须将时间变量的趋势成分分离出来,然后分析剩余的周期成分的统计行为,因此下面我们考察的均是时间变量序列的周期成分。

1·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目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非对称性有两种,即偏移型非对称性和深度型非对称性。由这两种非对称性也可以组合形成其他形式的非对称性。正常的对称性周期如所示,这样的周期沿着均值线进行反折后是重合的。如果一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和收缩期的深度基本相同,但是扩张期和收缩期的延续长度不同,这样的经济周期被称为陡峭型周期。如果周期当中的张期比收缩期过程繁荣昌盛,而且收缩期下降程度要比扩张期上升程度更为陡峭,这样的非对称性被称为缓升陡降型非对称性周期,如(b)所示。如果一个周期当中的收缩期要比扩张期更为长一些,即周期的上升期比较陡峭,则称之为陡升缓降型非对称周期,如(c)所示。如果一个周期沿着平均水平线反折后的峰顶仍然低于周期的谷底水平,这样的周期被称为深度收缩型周期,由(d)所示。如果折后的峰顶普遍高于周期对应的谷底水平,则称其为深度扩张型周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当中,经常出现的非对称性类型是缓升陡降型和深度收缩型的非对称性(Hess和Iwata,199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检验发现,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波动当中频繁出现的是陡升缓降型和深度扩张型类型的非对称性,这可能由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和各种体制因素形成的。

除了上述单纯的陡峭型和深度型的非对称性,如果在一个经济周期过程中,收缩期比扩张期具有更大的深度,同时收缩期比扩张期持久,这样就体现出一种陡升型和深度型混合的非对称性,如(e)所示。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出现过,但目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以陡升缓降和深度扩张的混合型为主。对于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可以证明使用通常高斯-马尔可夫假定条件下的线性时间序列方法是无法检验的,因为如果假设一个平稳时间序列yt满足下述ARMA模型:A(L)yt=B(L)εt,其中A(L)和B(L)分别是有限阶的滞后算子多项式,则可以得到周期变量相对于随机扰动的反应函数是:yt=A(L)-1B(L)εt,如果假设扰动序列εt是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序列的话,那么由它的线性组合得到的yt便也具有对称分布。因此描述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要么假设随机扰动当中存在序列相关,要么采用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为了构造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Hess(1997)直接将刻画衰退程度的解释变量引入到ARMA模型当中,从而通过结构方程解释波动过程当中的非对称性。在本文当中,我们采用更为直观的偏移度检验,这样可以直接检验时间变量序列当中出现的非对称性。为了检验非对称性,我们构造时间序列的偏移统计量。对于缓升陡降型非对称性,由于处于均值或者趋势曲线下面的样本数量要比处于其上面的样本数量少,因此计算出来的偏移度是负的。与此对应,如果非对称性是陡升缓降型的,那么计算出来的偏移度则是正的。

2·时间序列的趋势分解由于我们要检验时间序列当中的非对称性,因此采用的趋势分解方式需要满足一些要求。首先分解方式本身不应该在分解过程当中引入附加的伪非对称性,其次要求检验统计量具有可以采用的标准分布,再次采用的分解方式要有比较直观的解释。为此,本文当中主要采用下述三种趋势分解方法。

在本文的检验当中,我们主要使用和比较后两种分解方式,同时对比相应分解之下结论的稳健性,差分分解方法主要应用于价格水平的分解当中。需要注意的是,H—P滤波等分解没有区分各种周期不同的周期成分,近来开始普遍使用的一种趋势分解方式是BandPass滤波方法(Lawrence和Terry,1999),这是在时间序列频域中进行分解的方式,主要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周期长度的周期成分进行趋势分解。由于中国经济中统计数据的样本容量较小,本文处理累积数据时暂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另外,也是由于数据样本容量较小的原因,我们也没有使用著名的B-N分解方式(Beverage和Nelson,1981),本文研究可以通过扩展使用趋势分离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推广。本文主要采用的H-P滤波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滤波方式。使用线性滤波具有明显的优点,即在分解当中不会引入伪非对称性,因为线性滤波应用到对称序列以后,将仍然得到对称序列。因此线性滤波不会将原来对称的序列经过滤波以后得到非对称性。对于时间趋势脱离,在时间的二次函数上我们尝试使用了非线性的趋势脱离,但是我们发现,非对称和相关性对于趋势分解方式来说,虽然体现在数值上非常灵敏,但是在定性结论上还是基本稳健的。

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和周期成分相关性的检验结果

为了给出中国经济波动中存在非对称性的一个直观的说明,我们首先在H-P滤波方式下,分别作出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图。(a)是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轨迹,其中点划线表示H-P滤波线,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趋势水平(趋势曲线是否表示自然率水平,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是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柱形图表示当期经济增长速度同趋势水平的偏离,是经济增长的损失或者超出,也是下面将要分析的一种重要周期成分。从图中可以看出,柱形图的高度出现了明显的收敛趋势,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的明显迹象,也是我们将要检验的拖长尾部。(b)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的自然对数值①(当年价格,加以季节调整)。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波动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对称波动,这是经济处于软着陆之后调整期间的一种特定现象。(c)主要表明的是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加以季节调整)的周期成分图,清楚地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0年投资出现了深度型的波动,这是近年来投资较大波动的体现。(d)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周期成分,其典型特征是出现了周期较长的并且近似对称的周期类型,这是消费需求比较稳定导致的,即表明消费需求对于政策调整的滞后期比较长。(e)表示进出口总额的波动情形,显然从2000年的一季度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了强劲反弹的迹象。(f)显示的是实际M2的变化情形,从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二季度至今,货币供给已经开始处于一个紧缩过程当中,这是实行稳健性货币政策的直接体现。

表示政府财政支出情况,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财政政策幅度再次逐渐加剧,而且形成的周期深度越来越明显,这是积极财政政策诱致的加速周期形式。(h)表示近年来价格水平的周期轨迹,从图中可知,困扰人们已久的通货紧缩,已经从1999年二季度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但是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的是,中国价格水平的波动都是大周期的,而且收缩的幅度远低于扩张的幅度,因此根据这样的经验,这轮价格回升可能将是一个较长过程,对于是否出现新的通胀,需要加以研究和警惕。上面只是根据周期波动图形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时间序列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对于一些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非对称性进行检验,并且计算各种趋势水平之间的各期超前和滞后关系的相关性,得到下述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表中第一行表示利用H-P滤波的结果,第二行表示时间趋势脱离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揭示各种变量序列周期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对变量的同比增长率进行了周期性分解,得到了下面的表3和表4,其中表4当中对于M2使用了差分趋势脱离方法。同比增长率是比较经济周期特征的一种主要经济指标,我们计算得到的主要结论同顺序增长率的情形是基本相同的,这从统计指标的角度进一步增加推断的稳健性。

需要注意到,我们得到的统计结果同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结果之间具有两点明显区别。首先,我们计算得到的宏观经济变量各期相关性系数的数值,显然要比美国等类似序列的相关性要小(见Stock和Watson,1998)。其次,我们得到的对称性检验的统计显著性却明显增强,(见Daniel,1993),基本上都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对称性的原假设。上述这两点统计结论,固然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和说明。

四、非对称性和拖长尾部的主要成因和结论

通过对于上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周期成分的非对称性检验,以及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的典型化事实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下述基本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关于实际GDP周期非对称性出现的原因,一般有几种理论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可能出现了在工资、价格等名义变量上的非对称性调整,即在经济的收缩期出现了一些反周期的名义粘性,这一点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无法体现,因为我们没有检验出价格水平当中存在的显著非对称性。第二个解释是出现了货币的非对称性需求和供给,即在经济的扩张期,货币需求扩大时,货币供给出现了相对紧张,但是在经济收缩期,即使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仍然偏紧。非对称的货币供给在对称性的传导过程当中对实际产出便形成了非对称作用。这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实际M2和名义M2的非对称性类型上得到检验结果的证实。第三个方面原因是出现了经济政策上的顺周期调控,本文主要体现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灵敏性和有效性。第四个方面是经济需求方面影响的原因。刘树成(2000)给出了一个从投资需求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周期非对称性十分重要的解释,即由于财政主导型的投资方式和资金预算等软约束的存在,使得银行资金和企业投资需求在经济的扩张期和收缩期出现了显著的非对称性,这样的论断无论是从货币供给还是实际投资,都在本文的检验当中得到了验证。除此以外,消费需求和进出口等存在的非对称性也是实际GDP出现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因素是直接累加在实际GDP当中的。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国民经济整体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也明显加强,经济周期当中拖长高位尾部的出现,是因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显著效果。从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看,货币供给名义水平之间和实际水平之间的统计检验结果基本相同,这说明即使在零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情形下,都没有出现古典两分法的情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已经将其作用传导到经济的实际部门当中,政策有效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看,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财政支出同实际GDP的相关性在同期达到其作用的最大值0·321,并且在一年之后体现出另一个相关的高峰,这是我国财政支出形成实际作用的大致时滞。财政支出对实际产出作用的敏感性,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了有效宏观调控的基础。由此可以认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同步或者先行指数用于经济形势预测和分析。与此不同,货币供给对实际GDP周期波动的影响具有大约一个季度的滞后性,达到0·224(线性趋势分离方式下为0·373),并且滞后的正相关性仍然继续持续,大约经过一年以后,再一次形成一个相关的高峰,这说明此时货币流通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乘数效应。从作用强度和时滞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基本相同,这同我国中央银行承担了一定的财政职能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中央银行担当的“准财政”角色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形式是“一紧一松”,其非对称性表现为一个是“缓升陡降”,另一个是“陡升缓降”,并且都具有扩张性深度型。我们认为,如何使得货币供给也具有与实际GDP相同的非对称性形式,是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重要途径,因此何时和如何改变货币供给的“缓升陡降”,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政策组合问题。

第6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性行为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第7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预期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第8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周期 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7)抓住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自我国“入世”以来，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剧扩大，在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应积极引进外资，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制定优惠的出口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合理地调控汇率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总而言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蒋智华.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1998.27.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57.

[4]陈东琪.现代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J].财贸经济，1999(6).

[5]丁兴业.论市场失灵的类型、原因及对策[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8).

第9篇：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使用一个非对称uc-ur模型对中国最近几次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衰退，在最近的7次衰退中有3次衰退是由需求冲击造成，3次是由供给冲击造成，2008年至2009年的衰退可能是由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同时影响造成。

关键词：经济周期 非对称uc-ur模型 马尔科夫过程

受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也遭受重创，其间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需求刺激计划，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经济在较短时期内走出低谷。但在2011年，我国又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又转而实行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遏制高通胀。因此，2008年中央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所采取的以需求为主的经济扩张政策是否合适，力度大小是否恰当，该需求扩张政策是否是2011年高通胀的诱因值得商榷。

传统的不可观测成份模型（uc模型）将产出分解为持久成分和周期成分，并假定产出的持久成分和周期成分的随机误差项不相关。sinclair（2010）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uc模型（非对称uc-ur模型），该模型除了允许产出的持久成分和周期成分的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外，还允许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存在不对称性，并用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描述这种不对称。sinclair使用该模型对美国产出数据的研究表明：美国最近的10次衰退中，有6次可以由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解释，4次可以由产出的持久成分冲击解释。

本文将使用一个非对称uc-ur模型对近期中国产出波动的周期性进行研究，探寻引发近期中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并对我国2011年高通胀的诱因进行解释。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主要特点为：使用马尔科夫状态转换模型描述产出的周期性成分的非对称性；允许模型中的所有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性。能够识别经济中引发衰退的原因。

实证模型

产出yt可被分解成两个不可观测成分 ：

（1）

这里，τ代表产出的持久成分（或称趋势成分），c代表产出的周期成分。

本文假定产出的持久成分呈现随机漫步，持久成分可表示为：

（2）

本文使用一个二阶自回归模型表示产出的周期成分，该模型的随机误差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对称性的随机误差项，另一部分为非对称误差项。非对称性的随机误差项被表示为一个常数乘以表示经济周期所处状态的状态变量，产出的周期成分：

（3）

本文假定随机误差项ηt和εt服从均值为0的多元正态分布，上述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在经济学上一般被称为冲击。γ的取值大小可以用来检验周期成分的非对称性程度，γ的取值越大，表示周期成分的非对称性程度越强。

st代表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当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该变量取0，当经济处于衰退状态时该变量取1，该状态变量假定服从一个一阶马尔科夫过程：

（4）

（5）

为了识别状态变量，sinclair（2010）对γ的符号进行了限制，取值限定在小于0。该限定条件能保证当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随机误差项的均值为0，本文对γ也作同样限制。

（6）

（7）

另外，本文假定状态变量st为外生变量，wt，ηt和εt服从均值为0的多元正态分布。

数据和实证结果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1992年1季度至2010年2季度的中国实际季度gdp。由于中国统计局只公布以现价形式的当年累计季度gdp，故中国实际季度gdp数据需要计算得出。在计算中国实际季度gdp时，本文所选取的基期为2002年，gdp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本文使用kim（1994）方法分别对上文的非对称uc-ur模型和非对称uc-0模型（将持久成分与周期成分冲击相关系数限定为0的非对称uc-ur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参数估计值见表1。

表1显示，非对称uc-ur模型参数估计值在5%水平下均显著不为0，估计效果较好；非对称uc-0模型参数除ar（1）的系数外，其他参数估计值在5%水平下均显著不为0。对数似然率检验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非对称uc-ur模型要优于非对称uc-0模型。

除了产出持久性成分冲击的标准差、周期性成分冲击的标准差和它们的相关系数外，两个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变化不大。由表1可知，由于非对称uc-ur模型中两种冲击的相关系数为-0.957，接近-1，并在1%水平下显著不为0，可以认为产出的持久性成分冲击与周期性成分冲击为高度负相关，因此传统uc模型假定二者不相关是不合理的。sinclair（2010）对产出的持久性成分与周期性成分的冲击高度负相关的经济学解释为：实际冲击在宏观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产出的持久性成分冲击是导致产出的长期趋势发生偏移的原因，而经济的短期波动则是对经济长期趋势偏移的调整。

非对称uc-ur模型的非对称效应参数估计值为-2.13，为周期成分冲击的标准差的2.5倍，这表明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因此使用非对称uc-ur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产出的周期成分的非对称性。

另外，非对称uc-ur模型中持久性成分冲击的标准差估计值大于非对称uc-0模型，这表明，当限定两种冲击不相关时，会低估持久性成分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表1也显示非对称uc-0模型的周期成分冲击的标准差为0，这表明如果两种冲击不相关，则不会存在周期性成分的对称性冲击（该结果与sinclair（2010）对美国的经验研究结果类似）。在非对称uc-ur模型中，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为0.859，并显著不为0，这表明非对称uc-0模型也会低估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

图1中实线表示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所引发经济衰退的概率，图中的阴影部分表示样本期中国经济处于衰退期的时间段。由于中国缺少一个类似美国nber这样一个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权威机构，对于近期中国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划分至今仍没有一个达成共识划分结果。本文采用孙振（2010）对1993年至2009年中国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划分结果来确定样本期中国经济的衰退期，该划分结果与样本期中国经济周期演变过程基本相符，从1993年至2009年，中国经济共经历7次衰退。

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引发衰退的界定：如果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引发衰退的概率大于0.5，则认为周期性成分冲击产生了此次衰退，并且概率越大判定周期性成分冲击引发衰退的可信度越大。

如图1显示，在样本期的7次衰退中，有4次衰退的周期性成分冲击引发衰退的概率大于0.5，这4次衰退分别是1993年下半年、1997年底至1998年中期、1998年底至1999年上半年和2008年至2009年的4次衰退，故认定这4次衰退源于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其余的3次衰退期由于周期性成分冲击引发衰退的概率远小于0.5，故认定这3次衰退源于产出的持久性成分冲击。

图2为样本期中国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变化情况，图中的阴影部分表示经济的衰退期。由图2可知，在样本期的7次衰退中，由周期性成分冲击所引发的4次衰退均伴随产出的周期性成分显著下降；而源于持久成分冲击所引发的3次衰退，产出的周期性成分降低均不明显。故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由周期性成分冲击所引发的衰退总是伴随着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大幅降低，而由持久成分冲击所引发的衰退，产出的周期性成分一般不会出现明显下降。sinclair（2010）对美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对于持久成分所引发的衰退期，美国产出的周期性成分一般没有明显的下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美国2001年的衰退期间，美国产出的周期性成分非但没有大幅下降反而增加了。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至200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衰退。但图1显示，该时期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冲击所引发衰退的概率只略微大于0.5（这意味着将2008年至2009年的中国经济衰退归结于周期性成分冲击引发的可信度不是很高）；另外，其间中国的产出的周期性成分下降的幅度也不是很大，下降幅度与非衰退期的2003年和2006年的下降幅度相当。据此我们推断，2008年至2009年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同时受到周期性成分冲击和持久性成分冲击的影响，而持久成分的影响程度更大些。一般情况下，周期性成分的冲击可以被理解为需求冲击，持久成分冲击可以被理解为供给冲击。故可认为， 2008年至2009年的中国经济衰退可能是由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共同影响造成，而供给冲击的影响程度更大。因为在该轮经济衰退中，产出的周期性成分虽有下降但下降程度并不大，因此政府在针对该轮经济衰退制定调控政策时，需求的刺激计划规模不宜过大，更多的政策工具应以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为主。但我国政府对待该轮经济衰退实行了以大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为主的经济政策，该政策直接导致了2010年以后几年的中国高通胀。

结论和建议

本文使用一个非对称uc-ur模型对中国最近几次衰退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主要结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衰退，非对称uc-ur模型能够有效识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衰退。非对称uc-ur模型优于非对称uc-0模型，非对称uc-0模型由于假定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会同时低估持久成分冲击和周期成分冲击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由于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都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应根据产生衰退的主要原因采取相对应的宏观经济对策。对于需求冲击所引发的衰退，政府可通过刺激需求来抑制衰退；而对于供给冲击所引发的衰退，由于供给冲击所引发的衰退一般不会导致产出的周期性成分大幅降低，对于这种衰退如果政府仅施以大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非但不会有效减轻衰退，还会导致高通胀的出现，因此对于供给冲击所引发的衰退政府应主要采取以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为主的经济调控政策。

参考文献：

1.sinclair， t.m.， asymmetry in the business cycle： friedman's plucking model with correlated innovations [j].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 econometrics， 2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