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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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东盟；直接投资；外汇风险；区域化；完善策略

外R风险也称外汇暴露，是指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以外币计价的收付款项、资产与负债由于汇率变动，承担损失或得到意外收益的可能性，形式主要有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及经济风险。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2017年1月9日，商务部了《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提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4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8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额较多，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10%。虽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较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外汇风险，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与双边贸易发展。因此，加强外汇风险规避，对促使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汇风险的表现

（一）投资初级制造业领域风险较小，金融领域风险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逐渐加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由行业单一阶段步入投资领域多样化时期。现阶段，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范围虽然较广，但仍相对集中在资源型和初级制造业领域，在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较少。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8-2016年上半年，在初级制造业领域，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超过50%；而对东盟金融领域的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7%。虽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一半以上是集中于初级制造业领域，但是该领域存在的外汇风险较低，而金融业由于自身属性，投资时存在的外汇风险较高。例如，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晋玮金融投资柬埔寨金融服务，之后受英国脱欧事件影响，美元指数上涨3.19%，人民币贬值1.31%；而中柬双方以美元结算，由此导致中国晋玮金融承担了巨大损失。相较而言，我国投资柬埔寨制造业领域的峰亿轻纺有限公司，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截至2016年底，该厂的产值已超过3500万美元，同比增长约2%。

（二）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种类多样

现阶段，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种类多样，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及经济风险均有所涉及。例如，2016年3月，中国温州某房企在柬埔寨进行投资，在柬埔寨开发99年产权地块，鉴于开发商实质上只拥有该地块以及地上附着物99年的使用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永久产权，按照金融行业相关规定，银行及金融机构无法对该地产项目提供任何的贷款及融资，导致中国房企在开发该地块过程中发生经济风险，即因无法获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与融资而致使资金链断裂，交易无法完成。2016年1月，中国江苏某造纸企业对越南进行投资，由于越南盾总体贬值约为1.1%。导致该企业面临着折算风险，从而带来了大量经济损失。2016年4月，中国上海某企业对泰国汽车行业进行了投资，但2016年11月泰铢贬值，致使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出现损失。

（三）折算风险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中最为普遍

近几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步向更高阶段发展，与此同时，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也更加急迫与复杂。中资企业在“走出去”初期，通常选择在境外设立窗口公司方式进行双边贸易，其汇率风险体现于人民币与当地货币之间。并且，对东盟投资企业在与中国母公司合并报表时，都会因汇率波动而造成会计账簿上出现折算风险。据商务部消息，2016年1-7月，我国企业在东盟共实施并购项目69个，涵盖15个行业领域，包括软件、信息传输、制造业和信息服务等，实际交易总额达85亿美元，在同期对外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为8.8%。经官方统计，所有参与并购的企业由于会计制度不同，折算风险发生的概率达90%以上。再以阿里巴巴投资东盟国家为例，据韩联社2016年12月30日报道，阿里巴巴于2016年4月收购新加坡Lazada集团。在此收购中，阿里巴巴将共投资大约65亿元人民币，购买Lazada的新发行股份与部分股东所持股份。当时新加坡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约为1：4.80，而在收购之前到2015年底新加坡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约为1：4.54。因此，阿里巴巴公司对该集团的收购显然面临着折算风险。

（四）新加坡、印尼、缅甸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汇率风险的频发地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印尼、缅甸。据商务部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8月，中国对上述三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占对东盟十国投资的64%。其中，对印尼和缅甸的投资额分别占13%、10%；对新加坡直接投资额最多，占投资总额的41%。受直接投资额较多影响，新加坡、印尼和缅甸也是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发生汇率风险最多的地区。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大多是使用美元结算，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旦发生较大变化，相关投资者将受到极大地影响。据凤凰网报道，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元指数上涨了5.00%，人民币贬值2.55%。人民币贬值给我国投资东南亚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与利润减值。例如，我国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一笔以美元计价结算3个月交货的出口合同，其中，企业组织生产投入的原材料与人工等，均使用人民币支付。然而，至12月底合同履行并收到货款时，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贬值，致使该企业因遭受受汇率风险而利润降低。

二、外汇风险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汇管制不利于企业盈利正常汇出

中国企业在对东盟直接投资盈利或亏损的程度，易受外汇管制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涉及到11国货币，由于货币种类较多且各国管制严格，在使用及兑换时，发生外汇风险几率较大。现阶段，除了柬埔寨与印度尼西亚没有外汇管制外，泰国、缅甸、文莱、新加坡等8个东盟国家都在采取外汇管制，致使我国面临较大的外汇风险。例如，2015年12月，缅甸对《外汇管理法规》作出新规定，杜绝出口商抛售外汇，进出口商必须通过银行进行外汇交易。但缅甸银行系统美元存量较少，因此，虽然我国与缅甸可以交易货币，但是数量远远不够，不利于中国在缅甸直接投资企业的盈利正常汇出。

此外，很多东盟国家的汇率制度与美元关联，经济状况易受美国牵制，汇率波动频繁。为了稳定汇率，各国均采取了一定的外汇管制。如2016年，受美联储加息等事件影响，缅甸账户持续赤字，货币贬值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大。因此，缅甸中央银行频出外汇管制措施，阻碍中国对东盟投资企业盈利正常汇出。2016年3月，我国万宝矿业对缅甸进行矿业投资，后期由于缅甸央行美元不足，导致盈利不能及时汇出，给企业造成了较大损失。

（二）特殊浮动汇率体制致使汇率波动^大

在汇率波动各影响因素中，汇率制度的变化通常会引起汇率异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部分东盟国家被迫放弃内部汇率制，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增加了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外汇风险。而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国相继发生政治动荡，使近年东盟各国经济极为萧条。因此，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纷纷对外汇行为进行干预，致使汇率波动较大。以泰国为例，2008年美联储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计划后，外国资金通过增加对泰国证券的投资，导致泰国在外国资金流动起伏和利率处于上升的局势下，整体负债比例增加。2015年全年，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从1200亿美元下降至95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主要用于外汇市场干预。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外汇汇率上升（约增加0.8个百分点）影响，我国安徽海螺水泥厂2015年12月到2016年6月损失收益2.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盟主要国家的外汇干预使汇率波动幅度增加，这给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外汇风险。

（三）中资企业缺乏跨境结算硬通道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本金与利润回收周期较长，而时间越长，汇率波动风险越大，加上双边业务跨境结算缺乏便捷的硬通道，致使中方企业在遇到金融冲击时，缺乏抵抗能力，外汇风险提升。目前，东盟各国货币只有新加坡元可以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尽管从2014年10月28日开始实现了人民币对新加坡元直接交易，但是这远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在东盟投资结算需求。

此外，虽然2015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向国际化迈进。但这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受较多限制。据中国金融新闻网相关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在结算时，人民币的使用率仅有20%。因此，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本金及利润回收只能更多依赖于美元，致使美元币值稳定直接影响中资企业利益。可见，由于中资企业缺乏跨境结算硬通道，不仅使人民币中间汇兑手续繁杂，也使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收益受美元波动影响较大，增加了投资的外汇风险。

（四）投资规模扩大增加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的影响程度与投资规模呈正比，因此随着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外汇风险也随之增加。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据新浪财经报道，2008-2016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从24.8亿美元增加到150亿美元左右，增长了6倍。尤其是自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得到极大提升。并且，随着一系列政策实施，未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关于修订》，代表双方合作协议内容更加丰富、合作层次将更加深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产能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推进。同时，东盟各国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范围内，是我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对象。并且，亚投行于2015年底建立，东盟各成员均属于创始成员国，这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但是，中资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三、外汇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分散直接投资风险区域， 提升企业投资洞察力

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较大外汇风险，这与东盟成员国经济发达与否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制度较完善，规模较大，外资优惠措施较多，限制措施较少，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则相反。所以，中国企业在对东盟国家实施投资之前，应该对东道国投资环境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探析多种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针对于此，应分散风险频发的新加坡、印尼与缅甸等区域的直接投资，降低外汇风险投资。同时，要重视相关资信调查，对交易端的信用和业绩等方面实行综合考察，尽量精确测算成本和预期收益。针对目标市场的整体投资环境实施客观评估，科学决策，减少跨国投资外汇风险。另外，中国企业应该了解目标国竞争对手和服务对象，以便能够避实就虚，占据有利市场。

（二）灵活制定经营策略，促使风险转移机制多元化

中国企业应该制定灵活的生产经营策略，实现风险转移机制多元化，减少外汇风险，确保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效益。在风险转移方面，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企业应增多融资主体，扩展银行借款、金融机构融资与证券融资等渠道。借助发行股票或债券，或向商业银行贷款，多渠道开展融资活动，从而分散企业风险。并且，中资企业需完成商品生产与销售多元化，提升企业新产品科技含量与产品附加值。从不同国家进口原材料，有效引入国际现代化科技研发技术，在低价且高效率的子公司所在国进行产品生产安排，分散东道国外汇风险。

此外，应该充分运用转移价格以规避风险，如果对东盟直接投资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中方企业应以较低价格，将物资出售至相关子公司，由此将资金从东道国转移，安全收回投资成本和利润，防止产生破坏与没收等事件。同时，为防止因汇率频繁波动而遭受大额损失，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企业需灵活支付时间，按照当时汇率变动情况，提前或者推后付款时间。中国企业在遭受金融冲击时，运用多元化风险转移机制，提高抵抗外汇风险的能力。

（三）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政府保证，其保险人既有政府机构性质，且与政府投资保证协定联系密切。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更好地维护对东盟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并推动中国保险审批机构与业务经营机构升级，即从“合一”模式转向“分离制”。在项目审批方面，应充分发挥各国家部门对国际投资的综合作用，包括商务部的监管与指导作用、财政部支持作用，以及外交部的外事关系协调作用等，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险体系，降低额外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在险种设置规划方面，应进行多层面的设置。除现有的汇兑限制、战争、政治暴乱、征收及政府违约等几种国际通用的险种外，还应扩充营业中断险、并购限制险等险种，丰富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时所需要的保险保障。

（四）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有效控制外汇风险

当前，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产业结构和地区选择仍较随意，宏观管理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缺乏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应对外汇风险的能力较差。因此，针对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企业内部应建立完善的外汇风险预警机制，从风险战略、偏好、计量及评估等方面，整体把控外汇风险。在投资决策前，应有效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全面预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发生的各种外汇风险。当发生外汇风险发生时，应有针对性地及时选择对策，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中国应该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建立本国外汇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在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时，中国企业应加大对目标国企业的科学管理，建立东盟各企业信息数据库，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目标国外商投资信息，逐步完善外汇风险预警机制。在选择投资目标国及项目之前，通过信息数据库评估投资外汇风险，进而实现对外汇风险的有效控制。

（五）更新货币组合，降低会计风险头寸

对东盟直接投资活动中，中国企业应及时与精确了解和熟悉外币变动情况，筛选可以促使自身利润最大化结算货币，达成防范外汇风险目的。在筛选结算货币时候，尽可能选择本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中国企业应防止过分依赖美元结算，减少美元汇率浮动对中资企业利益的影响。在外汇债权与债务方面，应使币种、规模与时间尽量匹配，致使其自身防御由汇率变动引起的风险。并且，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管理会计风险方面，要采用对资产负债保值方法。完成在资产负债表上，受险资产数额等于受险负债数额，从而使会计风险头寸为零。此时，汇率变动将不带来任何折算损失。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企业应该使用这种方法，使会计风险头寸为零，从而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魏占福.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企业技术开发：学术版，2014（33）：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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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衣长军，徐雪玉.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战略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60-67.

第2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汇率水平 汇率波动 对外直接投资

一、前言

面对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的形势，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我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412.19亿美元（含金融类企业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浮动汇率制度，受美元持续走强、欧洲央行宽松政策的影响，2015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性明显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进行，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两个角度，探究汇率变动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二、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性和汇率预期研究汇率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

（一）汇率水平的影响

母国货币汇率水平变动会从财富效应、生产成本效应和资本化率效应来影响母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活动。财富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以外国货币衡量的财产相对于母国企业更为便宜，为了获得财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资产的持有量，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被投资国的优质资产；生产成本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升值后，被投资国生产所需的资本成本相对降低，刺激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化率效应是指母国的货币坚挺并且贷款利率较低，母国企业相对较高的通货溢价将获得高资本化率，在对资产并购中更具有优势，增加直接对外投资的概率。

但有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母国货币贬值导致汇率降低时，导致资本外流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汇率波动性的影响

母国货币的波动水平等价于投资者面对的汇率风险，随着汇率波动性的增大，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减少在被投资国的生产投入，并会放弃收益率较低的项目以降低风险水平。另一方面，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对直接对外投资的影响，为规避汇率风险母国投资者考虑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以替代国际贸易，即汇率波动性与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正相关性，波动率越大，越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汇率预期的影响

汇率预期服从随机漫步理论，未来的即期汇率对当前的即期汇率缺乏弹性，汇率预期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与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未来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确定的汇率预期，投资者在综合考虑风险与报酬的前提下，决定是否转回利润或增加投资。

三、汇率变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

为验证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发现自2005年央行进行第二次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7.5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从122.60亿美元增加到1412.1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7.68%。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投资者参与竞争购买海外资产时更有竞争力，并且被投资国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资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国企业在国外的生产成本会下降，产生财富效应和相对生产成本效应，促使我国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对比情况如图2所示，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短期时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幅度与汇率波动幅度成正相关性。其中，2011年美国经济恢复疲软，2015年欧洲央行扩大宽松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兑换，导致相关年度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关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值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关注其波动性，避免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大幅度波动，影响净出口贸易和企业经营发展。

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降低、未来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研究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时，也应该考虑汇率预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分化效应。考虑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压力，对于发行以美元计价债券的企业，为降低资金成本和未来汇兑损失，直接截留对外投资收益并偿还未到期债务，并减少海外资产的持有量。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出现“资产荒”，对于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企业，如保险机构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积极购买境外优质资产，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成本导向性，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境外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汇率预期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短期内需要稳定人民币汇率，降低汇率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邱立成，刘文军.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10）：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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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293（5）：91―95

[4]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8（3）：134―137

[5]胡兵，涂春丽.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2（11）：77―82

第3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税收优惠；社会性支出；FDI；联立方程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包括税收在内的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型，流入FDI的层次逐步提高，高层次的FDI流入不再关注税收优惠程度，而更多地转向考察我国的其他投资软环境。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多高效的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对投资环境的改善及FDI的流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探索税收与社会性支出对FDI流入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而且对我国FDI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税收政策与FDI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uettner等（2007）认为，税收因素对FDI的初始决策几乎不起作用。而沈小燕等（2011）认为，税收政策影响着FDI投资地点的选择。李永友（2007）认为，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和地区，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力不同。与此同时，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结构与FDI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BénassyQuéré等（2007）认为，投资的“高税负、高质量公共服务定位策略”优于“低税负、低质量公共服务定位策略”。王文剑等（2007）认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对FDI竞争是一种全方位的竞争，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等多个方面的投入具有显著效果，而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仅在税收优惠上对竞争FDI具有明显效果。李永友等（2008）指出，我国辖区间的竞争策略正在由单纯的税价竞争向财政支出领域扩展。Grg等（2009）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更重视东道国的社会支出政策。GOODSPEED等（2011）的研究发现，税收对于发达国家的FDI流入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而政府治理措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具有重要的影响。王德祥等（2011）利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1999年～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FDI与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关系。

上述研究无疑对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少，虽然会增加FDI的成本，但更多的税收意味政府有能力提供更为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更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反而有可能引致FDI流入的增加。而国内现有文献关于财政支出对FDI的影响研究大都考虑的是财政投资性支出或财政消费性支出对FDI流入的直接影响，而没有考虑社会性支出对FDI流入的影响。第二，税负及社会支出无疑会对区域FDI的流入产生重要影响，而FDI的流入又会影响税收及社会支出，社会支出能够优化投资环境，反过来对FDI的流入产生重要影响。税收和FDI之间具有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且这种关系还与社会支出相关，而以往的实证分析只注重了税收对FDI单方面的影响，采用的是单方程模型，忽略了FDI与税收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其估计可能是有偏的。第三，以往文献认为税收与FDI的流入呈线性关系。但过度的税收优惠，可能会削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利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反而会影响FDI的流入。因此，税收与FDI很可能并不是呈简单的线性关系。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第一，尝试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以反映税收与FDI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第二，考察税收与FDI的非线性关系；第三，考察税收、社会性支出与FDI流入的关系，探讨税收与社会性支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对FDI流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税收对FDI的影响是单向的吗？

出于获得政治晋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等的需要，我国地方政府通常会通过优惠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来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与国内投资相比，外资通常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并因此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的重点。为吸引FDI落户本地区，各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包括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土地、税收减免、税收奖励等各种税费优惠政策，来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税收政策无疑对区域FDI的流入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是单向的吗？FDI的流入会不会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呢？Slemrod（2004）、Ghinamo等（2010）认为资本的流动性促进了税收竞争，从而降低了名义税率和有效税率。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认为，为了争夺稀缺的流动性资本，地方政府会“逐底竞争”，地方政府的税率设置会低于最优水平，并导致政府收入损失。由此可见，税收影响FDI，FDI反过来又会影响税收，税收和FDI彼此间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二）取消税收优惠政策一定会导致FDI流入的减少吗？

毫无疑问，税收优惠会增加跨国公司的利润，但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少并不意味着FDI流入的必然减少。一方面，“逐底竞争”式的税收竞争策略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策略，可能会使各政府陷入“囚徒困境”——各地方政府都希望通过引进更多的FDI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但实际可能会降低各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吸引FDI的层次逐步上升，高层次FDI的竞争主要并不依靠其成本优势，而是更加注重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更加关注良好的公共产品与社会环境，税收优惠对这类FDI的吸引力弱化。这里的公共产品不仅指与投资直接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且还包括与企业生产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如：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这些间接公共产品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提高居民素质，减少居民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从长期来讲，有利于企业的投资。因此，出于招商引资的压力，地方政府有内在的动力把大量的税收收入有效地转化为良好的软件基础和完善的公共服务，此时，税收优惠的减少不一定会带来FDI流入的减少，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会引致FDI流入的增加。

（三）税收对FDI的影响是线性吗？

现有文献认为，税收与FDI流入呈线性关系。实际上，税收与FDI并不一定呈简单的线性关系。第一，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吸引更多的FDI，导致税基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但税收优惠却可能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如果地方政府吸引FDI最主要的目标不仅包括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还包括增加财政收入，则FDI的流入与税收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个最优的税收标准。第二，尽管税收优惠能够促进FDI的流入，但税费优惠政策容易被复制，各地方政府展开税收优惠竞争，最终会陷入“囚徒困境”——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投资环境无法得到有效改善，高层次FDI流入减少。第三，根据税收优惠信号理论，税收优惠政策可视为东道国政府发出的一种欢迎FDI流入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的市场潜力、投资环境以及劳动力素质等信息了解不充分，税收优惠能够在引进FDI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的投资环境等信息了解逐步深入，税收优惠作为一种信号工具，其重要性逐步弱化。

（四）社会性支出对FDI的影响可以被忽略吗？

现有文献在研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对FDI产生的影响时，往往认为生产性支出对FDI有重要影响，或者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对FDI会产生重要影响（李汉君，2011）。但上述论述可能并不全面。第一，随着各地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各地基础设施水平和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从而降低了基础设施对FDI流入影响的区域差异。第二，我国生产性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企业倾斜，对民营企业投入较少，对外资企业投入更少，因此，并不会对FDI流入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三，生产性支出增加对FDI流入影响具有两重性：如果生产性支出与FDI的生产结构与技术结构呈互补性质，则有利于吸引FDI流入；如果呈竞争性质，则对FDI产生挤出效应。我国生产性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国产化率与自主创新能力，在更大程度上与外资是竞争关系，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并不会吸引更多的FDI流入。相反，科技、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等非生产性支出增加不仅能够保障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减少外资企业的解雇员工的成本，提高科技水平及人力资本水平，而且能够稳定居民预期，刺激消费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社会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社会性支出从总量上有很大的增长，因此，社会性支出对FDI流入的影响不应被忽略。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有待于检验的假说：第一，外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可能并不将税收优惠视为主导性因素，而是更重视当地的社会性支出水平。第二，税收与FDI不是呈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有最优关系。第三，税收对FDI的影响受社会性支出结构的影响，不同的社会性支出结构对FDI流入具有不同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fdi为各地区实际利用投资额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换算成以1999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tc为各省区fdi的实际税率，用各省区外资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当年毛利润之比来表示。sei为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控制变量Z：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来衡量，并进行平减换算成以1999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

总产值与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来衡量。基础设施密度用各省公路、铁路、内河里程数之和与各省面积之比来衡量。控制变量X：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方法同上。人口密度用各地区的年末人口数与各地区土地面积之比来衡量。年龄结构：young：0-14岁人口比重；old：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失业率um：用各地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外资企业所得税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税务年鉴》，其他数据均取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四、计量结果和分析

鉴于本文的联立方程模型中需要估计的方程中的外生变量个数远大于内生变量的个数，使用阶条件和秩条件判定，每个方程都属于过渡识别，此时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需要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一般而言，2SLS只适用于单方程估计，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程组估计需要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因为3SLS将所有的方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更有效率。因此，本文采用3SLS估计模型，采用Stata12.0软件，回归结果见表1。

从模型一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税收的系数显著正相关，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并非特别重视税收的高低，这与Grg等（200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实际上，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低廉的要素价格及市场规模等。社会性支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性支出对于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跨国公司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重视所在区域的社会性支出政策。因为社会性支出增加能够给跨国公司提供更为优良的社会环境。税收与社会性支出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社会性支出水平越高，税收对FDI的总体影响越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系数符号都显著为正，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对FDI的吸引力越大。对外开放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FDI与贸易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又存在替代关系，从而最终导致对外开放对FDI的流入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均偏向基本建设，从而各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不断趋同，导致对FDI的吸引力逐渐淡化。

从模型二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一大致保持一致。除此之外，税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税收与FDI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税负较低时，税收的增加本身并不抑制FDI的流入；相反，由于税收增加，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来改善投资环境，FDI流入反而增加，只有当税负超过一定的水平，税收的增加才会抑制FDI的流入，因此税收与FDI并不呈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回归的结果可以计算出税收对于FDI影响的转折点为40.86%，也就是说，现阶段对于FDI来说，税收不是其进行区位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

从模型三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税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等变量的系数都与上述模型结果保持一致。此外，科学技术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科学技术支出的增加会吸引FDI的流入，原因可能是科学技术支出与FDI的生产结构与技术结构呈互补性质，从而有利于吸引FDI流入。人力资本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会吸引FDI的流入，原因可能是人力资本决定了跨国公司投资规模和输入技术的先进程度，拥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地区会更能吸引FDI。FDI流入对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支出敏感也表明了进入中国的FDI质量在不断地提高，由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FDI流入的作用不明显。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相关的法规不健全，社会保障与就业制度还不完善，相应的支出还比较低，其对投资环境的优化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除此之外，科技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表明科技支出水平越高，税收对FDI的总体影响越低。人力资本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人力资本支出水平越高，税收对FDI的总体影响越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与税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了税收、社会性支出与FDI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社会性支出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且社会性支出水平越高，税收对FDI流入的总体影响越低。二是FDI与税收之间存在倒U型的最优关系。三是社会性支出的结构会影响FDI的流入。科技支出和人力资本支出对FDI的流入具有正向作用，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FDI流入的作用不明显。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高层次的FDI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并不特别关注税收优惠政策，而是更重视当地的社会性支出水平及社会支出结构。因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应通过优惠政策的竞争来吸引FDI，而应更多通过改变财政的支出结构，增加社会性支出，优化社会支出结构，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来吸引高层次的FDI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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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G H，MOLANA H，MONTAGNA C. 200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ax competition and social expenditur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8（1）：31-37.

第4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摘要】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贷配给

【作者简介】金国轩，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实施的。我国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力军，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自200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是什么导致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我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 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我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1990～2012年，我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 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作者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着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在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多是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而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更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本文拟从该角度进行探讨。

二、相关理论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多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首先是融资难。目前，国内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我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限于贸易。

当市场失灵时必须靠“看得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 与Dunning 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 （1977） 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unning （1981） 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而近期的一些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其中，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的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

在这些已有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面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分散风险和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

三、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找不出即时的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 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 （1969） 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笔者认为是我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 （1973） 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我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尚有显著差距。其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造就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在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我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行业集中度较高。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这是造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这三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 金融抑制带来的是金融资源不足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缴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而这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 金融资源不足造成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削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 信贷配给使国企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扭曲。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的道德风险，我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享受低利率而民营企业却受到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在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没有破产的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的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建议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业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一）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

要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央行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二） 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

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在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在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三）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金融业竞争

优化金融服务不能单纯依靠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更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这就要求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准许民营资本进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市场竞争程度。

（四） 着力解决信贷资源有偏配置，确保各类企业公平参与跨境投资

在确保国有企业在支柱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应积极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金融支持，保证有投资意愿的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

参考文献

[1]仇娟东.金融抑制、金融约束、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的互动关系探讨[J].现代财经,2011,(6).

[2]B.Ohlin.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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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unning,J.H.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Enterprise[M].London:Allen and Unwin,1981.

[6]Sir 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London:OxfordUniversity,1969.

第5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汇储备；经常损益项目；宏观政策；国际投资

一、引言

中国是外汇储备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政府和人民对外汇储备问题的关注度增强。2008年，为了适应复杂的金融环境，根据WTO的规则和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这一次调整主要是为了实现推进外汇市场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大力改善出口结构和缓解国际贸易纠纷和争端四个目的。

外汇储备可以进行如下定义：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指一个国家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原则是“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第一位是安全，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保值和增值才有基础。但由于储备资产是支付工具，应该随时能变现，因此必须具有灵活性，这两者缺一不可。当然，这里所说的安全，不仅是货币汇率、利率风险的防范，更重要的是变现、流通、兑换风险的防范。因此，为减少储备资产风险，在考虑对外支付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手段，把储备当作金融资产进行管理和运营。在保值的基础上，不仅仅要获取基本利息的收益，还要努力争取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实现储备资产的增值。在“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的原则下，国家外汇局应该对外汇进行分散化投资，降低其风险，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外汇货币的形式和数量，密切的注意国际经济情况，以及储备货币的汇率情况，及时对外汇储备进行调整。因此，影响外汇储备的因素是国家外汇管理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外汇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笔者选择了本文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介绍完本文的引言以及研究文献之后，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下文影响因素的总结作铺垫。

梁莉，陈金贤（2007）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年度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年出口规模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是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影响强度较弱，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有负向相关关系，影响强度最弱。

胡尧（2008）在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大量闲置，投资成本低的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是构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GDP持续高增长是造成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客观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机制。货币市场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是外汇占款增加即外汇储备增加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结合国内外理论界对适度。

赵艳国（2009）认为我国净出口、资本流动、误差与遗漏都构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来源，因此，他认为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相关因素。赵艳国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得出以FDI形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路径。

杨东星（2012）认为从长期来看，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最重要因素是汇率，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再接下来是货币供给量；净出口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综述以后，本文笔者将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经常损益类项目。经常损益类项目是至我国出口进口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出口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而进口又会减少我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这个项目中可以选择净出口作为外汇储备最终的影响因素。

第二，宏观政策因素。通过文献综述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价值的变动会引起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改变，从而影响外汇储备。人民币实际汇率、人民币利率以及人民币货币的供给量变动都会引起人民币的购买力变化，从而引起国际资本投资的变化。在这个项目目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考虑国内外的经济因素，货币供给量主要考虑国内的宏观环境的变动，货币供给量变动是引起货币利率变动的原因。因此，笔者将外汇汇率变动与货币供给量当作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第三，国际投资因素。涉及到外汇的投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会一起外汇储备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会引起外汇储备的减少。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方向是可以调控的，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外伤直接投资是影响哇哦会储备的主要因素。

四、文章建议

在了解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之后，我国应该加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中国应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框架，积极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策略，满足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合理的持有、使用及投资的外汇需求，支持和鼓励我国民间对外投资，进一步推动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增加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不能仅仅只为流动性而放弃收益性，应该根据投资组合原理来实现“风险最小，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实现储备的管理，把流动性与收益性原则相结合，寻求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平衡点，妥善安排外汇储备的资产形态。

参考文献：

[1]赵艳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的研究[D].中国硕士论文库，2009.

[2]胡尧.我国外汇储备的因素分析与规模合理化的研究[D].中国硕士论文库，2008.

[3]梁莉，陈金贤.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27）：30-33.

[4]杨东星.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原因及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导刊，2012（8）：110-111.

第6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CPI;通货膨胀;国际收支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132-02

1 实证分析

本文出于分析目的，将国际收支的分析简化为进出口(进口 I ，出口E)、直接投资（Di）、证券投资(Si)、外汇储备（Fr）和净误差与遗漏（Er）五个项目，分别研究它们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1 国际收支各项目与CPI（衡量通货膨胀）的Granger因果检验

下面对国际收支各项目与CPI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Granger检验的结果显示，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都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成因，但通货膨胀并不是它们三者的Granger成因；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CPI的Granger成因，而且直接投资的显著性更强；外汇储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成因，反之不成立；“净误差与遗漏”项不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成因。据此结果，本文的余下部分将重点分析通货膨胀与进出口、直接投资以及外汇储备的关系。

1.2 CPI与进出口的关系

我们的分析首先从国际贸易及进出口开始，用上文数据继续进行分析，可得如下结果：

可见，拟合的效果很高，R值很高，再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是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平稳，则可认为CPI与进口、出口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1.3 CPI与直接投资的关系

由于我国资本项目的流动并没有完全放开，因此在分析资本和金融账户时将重点放在了金融账户上。根据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我们将直接投资选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归模型：

通过尝试发现，当期的和滞后一期的直接投资均不能显著影响CPI的变化，只有滞后两期的直接投资的系数才能通过t检验，表明外商的直接投资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1.4 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与CPI的关系

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外汇占款占基础投放货币的比例。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外汇指定银行持有的外汇超过了结转外汇的上限，中央银行需要购进外汇指定银行多于的部分，在购入这笔外汇的同时，增加同等程度的外汇占款，基础货币相应增加。如果在外汇市场上本币迅速升值，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的相对稳定，在外汇市场上购入外汇，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同时投入本币，增加对本币的供给，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增加。另外外汇储备的增加还有两个渠道：从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借款和储备的收益（数额不是很大）。在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影响方面我们直接使用外汇占款对CPI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得出的结论是在此样本期间内，外汇占款与通货膨胀之间无明显的关系。这个结论与理论相悖，为了进一步确认方程的有效性，我们对表8中的方程进行Chows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显示5%显著性水平下，方程未通过稳定性检验，表明在2005年7月前后，外汇占款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们首先使用2003年至2005年7月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表9中的分析结果显示在2005年7月前，外汇占款与我国的CPI之间未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最后使用2005年8月到2008年3月的数据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在2005年7月后的样本期间内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影响，并且R2， F统计量都较大，方程6的拟合程度较好，能够较好的显示出外汇占款之间的关系。

2 结果解释

首先，出口和进口对国内的通货膨胀都有显著的影响。虽然出口的增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成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内的有效供给，加剧了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状况，同时随着出口收入的增加，出售外贸产品的单位和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从而加速了总需求的膨胀，这些都会导致国内市场上物价水平的上涨。相反，在理论上分析，进口的增加应该是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可模型的解释却与理论解释相反，这可能是因我国进口结构的不合理导致我国的进口并不能增加国内的有效供给，更有可能是因为进口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国内的物价水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这一成本的增加是通过销售价格的提高来加以消化的话，也就增加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其次，直接投资对通货膨胀也产生一定的作用。在我国，直接投资项目记录的大部分是外商在华的净投资，体现的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又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增加了对国内配套人民币资金的需求，这将会影响国内货币的流通和信贷平衡，进而促发通货膨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滞后的（用当期和滞后一期分析结果均不显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外资本流入中国并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物质、资金、技术和人力相配套，而且许多项目建设周期长、规模大，只能对未来几期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

最后，是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显著影响。导致2005年7月前外汇储备与我国CPI之间不显著的关系主要原因：第一，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同等程度（按一定汇率计算）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一国政府认为本国国际储备不足时，可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入一定数量的外汇。这种渠道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增加外汇占款，也不增加基础货币。来自储备收益的外汇储备增加，同样也不增加外汇占款，不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在2005年7月汇率改革前，外汇储备增加的另外两种渠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中央银行是通过其资产业务投放基础货币的。中央银行的资产除黄金储备之外，还有持有的国债、贴现的票据及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如果中央银行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在贷款或减少票据贴现量，则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第三，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之间有一个货币乘数，任何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都会对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量的转变构成影响。

而2005年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迅速升值，加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扩大，造成通货膨胀程度逐年扩大。

参考文献

［1］闫先东，冯克然.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角度的考察［J］.财贸经济,1997，(4).

［2］郑荣强.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现代经济，2008，（1）.

［3］刘海燕，寇雪梅.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成因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5）.

［4］王吕. 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8）：16.

［5］杨灿，周国富. 国民经济核算教程［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1）.

第7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作者简介：王大贤(1971-)，男，高级经济师，现供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摘　要：本文尝试运用计量经济分析的方法，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进出口、利用外资、结售汇、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汇率改革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外汇收支；政策建议

一、汇率因素对外汇形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不考虑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差异造成的实际汇率变化，本文只考察名义汇率波动对于我国整体外汇收支形势的影响。名义汇率采用月平均值。研究时间段为2005年7月至2008年4月。

经济指标的选取主要考虑以下五个方面因素：

第一，基础数据从海关报关统计、国际收支申报和银行结售汇统计三个层面获取，并在各层面上细分为总量指标和明细指标。总量指标包括外汇收入、外汇支出、结汇、售汇四项；

第二，由于商品贸易与汇率水平变化的敏感性较为突出，本文专门就我国商品贸易进出口、收付汇及结售汇的变化与名义汇率之间的关系作出检验，指标包括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商品贸易收入、商品贸易支出、贸易结汇和贸易售汇六项；

第三，不同贸易方式的进出口受汇率变化的影响有所不同。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省份占比很大，本文特别对不同贸易方式的进出口值分别进行考察，指标包括一般贸易进口、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进口、加工贸易出口；在加工贸易中，又进一步细化为来料加工进口、来料加工出口、进料加工进口和进料加工出口四项。总计十个指标来考察不同贸易方式下的进出口受汇率水平波动的影响程度。

第四，个人结售汇量近年来出现了快速增加的特点，其作为汇率变动的风向标，代表了市场对汇率水平变动的预期状况，具有很强的敏感性。本文对个人结售汇的情况进行了单独研究；

第五，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影响一个地区外汇收支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直接投资收入和支出、直接投资结汇和售汇四项指标进行考察。

(二)计量方法

在回归前，首先对序列取对数，消除回归中所出现的异方差问题，其次，运用DF和ADF检验，检验序列的平稳性。对于平稳序列，运用OSL最小二乘法方法回归，建立模型，对于存在显著影响的变量，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汇率的变动是否是其变化的直接原因；对于非平稳序列，运用：EG两部法，检验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于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并进行因果检验。

(三)计量结果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汇改”两年后，我国的外汇收支及结售汇总量、商品贸易进出口行为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指标都与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变化显著相关，且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商品贸易的支出、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值、进料加工进口和来料加工出口方式下的贸易额等指标虽与外汇收支形势的变化相关，但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名义汇率的波动不会成为引起这些指标变动的直接原因。

二、我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化的实证解释

(一)外汇收支及结售汇总量

“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对我国外汇收支及结售汇总量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外汇收支和结售汇与汇率水平波动均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有所不同。其中，结汇与汇率波动的相关性最强。

自2005年7月以来，我国外汇收支总量均呈增长态势，但是长期来看外汇支出的增速快于收入，反应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在长期内对外汇收支顺差的调节作用。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结、售汇总量均处于稳步上涨态势，结汇增长速度高于售汇，与回归方程显示的结汇与汇率的相关系数大于售汇的结果也相吻合，也与我们的经验认识相一致。“汇改”后，出于货币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考虑，出口企业加快结汇速度。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个人结汇也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结售汇顺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反映了在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强。

(二)商品贸易

从理论上说，本币升值会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少出口收入；而进口产品的成本则有所下降，进口规模应相应扩张。但由于进出口弹性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结合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形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中所描述的“倒J曲线效应”，即尽管汇率已发生升值，但出口却不减反增的情况。

从2005年7月以来我国的出口总值仍处于增长状态，但趋势线的斜率在不断缩小，出口的增幅在不断下降。2005年7月份以后，出口增幅显著低于上半年。表明“汇改”以后，尤其是进入2008年以后，由于人民币的加快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抑制作用已有所体现。

而“汇改”初期出口收汇和贸易结汇呈现加速上扬的趋势，反映了出口企业在对人民币汇率持有继续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加速收汇和结汇以规避汇兑损失。

进口贸易和付汇额也呈上涨趋势，且上涨速度在加快。虽然贸易售汇与汇率的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数据显示，“汇改”以来我国贸易项下的售汇也有所上涨。据调查，很多进出口企业都改变了以往的外汇收付方式，特别是一些中资中小规模企业，在出口商品收汇后先全额结汇，有进口付汇需求时再从银行购汇。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企业可以利用收、付汇之间的时间差来控制汇兑损溢。

(三)外商直接投资

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收入与人民币汇率呈反向的变化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外汇收入的变动不是由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直接引起的。2005年7月份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收入各月之间存在较大的波动，但在波动中总体保持上升的态势。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受到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及相关政策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持续升温，房价、股价不断上涨也是吸引外资企业流入的重要促进因素。与之相关，直接投资结汇呈现上涨态势，一方面是由于流入资金的增多，另一方面也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企业规避汇兑损失的需要。数量检验显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与直接投资结汇的增长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理论上说，一国汇率的升值可能促进本国对外投资的大幅上涨，但是海外投资的迅速发展需要本国技术水平的成熟作为依托，而这一条件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从我国的情况看，除少数“中字头”大型国有企业外，绝大多数进出口企业尚未形成海外投资的实力。

三、启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人民币汇率的小幅渐进式升值在短期内无

助于外汇收支状况的调节，反而会加大外汇储备压力。

2、长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在达到一定的均衡点(高达85％以上的企业认为是5．5-6．5元左右)后将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

3、当前，汇率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开发开放的累计政策效应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大于汇率因素的影响。

4、除非企业加速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否则大部分企业在短期内无法承受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超过50％)。

考虑到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可预见的若干年内，我国可能仍将面临贸易不断增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局面。为此，可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首先，根据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国际收支特点，不失时机地进行结售汇改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贸易项下可完全实行意愿结售汇。逐步允许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同时，严格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管理，充分利用国内资金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需求，控制资金流入。

其次，应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必须意识到，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外贸增速。在国外需求出现逆转之前，国内企业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摆脱价格竞争的局面，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根本调整。这也是防范人民币汇率升值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我国还应特别重视对国内市场的培育，提升国内消费部门所占比重。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合理化，从根本上扭转内、外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

在继续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支持力度。政府应从政策上进一步扶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控制重要能源和资源，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物资的进口；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逐步放宽对证券投资的限制，在获取成熟市场稳定收益的同时，可相应减轻国内外汇储备增长和流动性过剩压力。

此外，要加强汇率监测分析。可以考虑设立以下监测信息：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监测信息。包括人民币与美元、日元、港币及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信息，以及人民币汇率NDF远期报价，主要反映升值预期指标。二是总量监测信息。主要包括地区进出口、跨境外汇收支、银行结售汇等数据。三是分类监测信息。主要包括分项目、分行业、贸易市场、贸易方式、企业性质的进出口、外汇收支及银行结售汇数据。四是效率监测信息。主要反映各经营类型、贸易方式及行业的出口换汇成本变动及经营盈亏情况，具体指标包括出口换汇成本及其变动率、出口销售净额、出口产品总成本、出口产品盈亏总额、净利润及其利润率。通过上述相关监测信息的比较分析，得出有关统计监测指标，科学判定汇率变动对涉外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黄志勇．汇率变化对我国FDI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2]卢锋，韩晓亚．长期经济成长与实际汇率的演变[J]．经济研究，2006；7

[3]雷达，刘元春．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第8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结果怎么样?在这场华尔街风暴中，这些投资化作“水漂”，或者说是大大缩小了。中国人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替美国人的错误买了单。

看来由这些国有企业来使用外汇储备效率并不高。

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曾经提出一个花钱的矩阵，分析由谁花钱效率最高。第一种情况是自己为自己花钱，第二种是为自己花别人的钱，第三种是为别人花自己的钱，第四种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这四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效率最高，第四种最低。

在现实中，第四种情况也相当多。如公司的高管用所有者(股东)的财产进行经营，或者政府用纳税人交的税进行各种支出。在现代社会中，第四种情况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钱的使用效率的办法就是建立有效的激励一约束机制。公司对高管的各种激励，议会审批政府的支出方案，都属于这种机制的作用。

由国有企业，如商业银行或中司，运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购买国外的证券或股票，显然属于第四种情况。但是，我们又缺乏相应的激励一约束机制。投资成功了，如何奖励，我不知道，但投资失败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至今没有人为购买房利美，房地美，黑石基金，雷曼的证券或股票投资承担责任。

更好的办法是让私人使用外汇储备，即实现第一种“自己为自己花自己的钱”。私人使用包括个人和私人企业两种，既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股票或证券，也可以对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私人使用不存在道德风险，也会为了更有效使用而去了解市场，了解自己所购买的证券或股票的风险。这就是说，自己用自己的钱会比自己用别人的钱更为负责。

私人用外汇储备去进行直接投资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的时候。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资源和技术，开发市场，中国企业才能做大做强。企业的国际化包括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包括建厂、合资或兼并国外企业。这些都需要外汇。把外汇储备用于这种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购买股票)风险更小，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国外直接投资可以由国有企业进行，但更有效率的还是由私人企业进行。

第9篇：外汇直接投资范文

关 键 词：对外直接投资；FDI留置利润；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22-03

一、引言

2012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显示，对外净资产为17 364亿美元， 在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尽管如此，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对外资产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对外负债以股权型负债（FDI、股本证券）为主 [1] 。并且，外汇储备主要用于海外的债券型投资。由于债券型投资的收益率要远低于股权型投资的收益率，因此，中国对外投资收益严重逆差，数据显示，2012年投资收益项下逆差高达574亿美元， 尽管与2011年相比有所下降，但还是超过了2005～2010年逆差的累计总额。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正处于潜在风险威胁之下。如：张茉楠分析指出，“负财富收益”风险、人民币币值波动性风险、货币政策和货币调控的管理风险是当前中国式对外资产负债表面临的三大风险 [2] 。徐以升的研究 [3] 表明，持续攀高的存量FDI所产生的利润正在系统改变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已经进入了“流量净债务国”阶段。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对外净资产规模将持续缩小。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开放资本项目、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那么，能因此减少甚至消除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吗？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心之一。 引进的这些资金在中国获取利润，每年会有小部分汇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项下投资收益的借方），剩余大部分留置在国内， 形成可观的FDI留置利润。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参照国际标准，对2005年以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统计口径上的调整。根据新的统计口径， 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即FDI留置利润），被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项下直接投资的贷方。由于在其中还夹杂统计了每年FDI实际流入量，因此将这项下数据剔除每年FDI实际流入量，并加总IMF统计的每年FDI利润汇出量， 然后除以两年内FDI的平均存量， 即可大致得出FDI在华投资收益率，如图1所示。

图1还显示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大多年份高于FDI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并且均比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要高出一倍多。2012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是FDI存量规模的23.28%。显然，如果不提高投资收益率， 即便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扩张至与FDI同等的存量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仍会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或改变储备资产的来源结构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分别从流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核算了一国对外经济交易活动。其中，国际投资寸头主要是指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量，国际收支可以与之对应的只是其金融账户和储备资产部分。从流量上看，储备资产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通过经常账户项下的盈余来积累，即通过货物与服务贸易、收益以及经常转移项下的盈余来积累；二是通过FDI、 证券资产和其他投资等金融交易资金的流入。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挣”得，后者是“借”入，是负债。 [4] 显然，储备资产的来源结构与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之间存在引致关系。如果减少“借”入的规模和比重，同时提高“挣”得的规模和比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或消除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

1. 从“借”入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规模和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FDI。前者由2005年的137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62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4.18%； 后者由2005年603.2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9.2%。二者差额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储备资产的“借”入比重会因此下降。但是，表1中的数据（倒数第四列）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的FDI留置利润被计入其中。

2. 从“挣”得角度来分析。表1的数据（不考虑2012年数据的异常变动）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储备资产的来源中“挣”得比重并没有因此提高， 反而由2008年的87.72%下降为2011年的35.1%。其中，投资收益逆差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5.96%扩大为2011年的-18.3%， 侵蚀了中国储备资产的规模。除此之外，源于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的比重也出现下降。也就是说，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对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带动效应并不足以带来顺差的扩大。实际上，随着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 对外货物贸易的顺差主要是来源于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项下数额在2009年后反而出现了逆差，如图2所示。

三、加剧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不对称的主要因素

与FDI/美国在华投资收益率相比较而言，中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或提高了“借”入的比重，降低了“挣”得的比重，因此并不能因此减少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的不对称性。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悬殊差距，进而加剧这种不对称性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余永定指出 [5] ，中国的国外资产几乎全部是以美元计价，而其国外债务则大多以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此次外汇管理局所统计的FDI留置利润也是以人民币为计价， 需要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这意味着，对FDI而言，美元出现贬值或者人民币升值都会带来汇率暴利，膨胀其在华投资收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外汇占款余额为23.67万亿人民币， 而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全年升值了0.25%）[6] 。如果按照此均衡汇率计算， 那么23.67万亿外汇占款余额对应的外汇储备为3.76万亿美元，二者相差4537.4亿美元。只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467，外汇储备才能和外汇占款余额平衡。 由此推算，FDI留置利润大约膨胀了13.7%。如果按照累计升值幅度来看，FDI留置利润更是大幅膨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计算，2013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为116.29，对比2005年7月升值幅度超过了36%。 显然，FDI留置利润膨胀幅度也超过了36%。

2. FDI在华享有超优惠的待遇。FDI在华投资收益丰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在税收、土地等方面所给予的优待。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区政府为吸引FDI流入，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倒贴三通一平”。此外，许多地区甚至通过放松的环境规制或降低劳工标准等措施吸引FDI入驻。[7] 但是中国对FDI的开放并没有换来东道国“对我开放”的承诺，也就说双方是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以美日的情况为例，在美国，华尔街一位从事并购业务的美国律师坦言，中国企业取得美国银行10%的股权是极其困难的， 企图取得20%以上的股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取得实际控制权了 [8]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是一种单向结构。数据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要远高于FDI的存量，2012年底前者约为后者5倍。 尽管在2005～2010年，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并没有比中国好多少， 在2006～2008年以及2009年甚至还低于中国的表现。但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结构保证了其收益要远大于FDI在日本的收益。

3.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内部约束不足。 目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约有3/4来源于中央企业， 它们代表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由于面对的资金约束较为宽松， 成本和效率往往不是他们要考虑的目标函数，同时由于缺乏科学决策，海外投资行为往往具有随意性。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企业重复投资、 恶性竞争哄抬并购价格、 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价格越涨越买等乱象[7] 。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全球能源、 矿产等领域群起并购之后，最终又只能大规模放弃。

此外，受“中国”等政治因素的牵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经常处于被动， 影响了整体海外投资收益。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的统计数据显示， 央企在海外设立的近2000家企业中，72.7%盈利或持平，27.3%亏损。[9] 而其中， 亏损的金额都颇为惊人。例如2011年7月初，中铝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失败，项目损失高达3.4亿元；2011年6月， 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41.48亿元；2010年6月，中钢集团在澳大利亚Weld Range铁矿石项目暂停， 具体损失暂无统计。2009年9月， 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等等。 [10]

四、总结与对策建议

债券型投资和股权型投资收益率的差异，还只是引发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与收益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悬殊差异，才是问题的关键。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FDI在华享有超优惠待遇以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缺乏有效的内部约束，都拉大了中外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对策建议如下：

1. 加强内部约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那么他们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获益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以此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这家企业就应该只选择出口方式；如果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优势， 那么这家企业就只应该选择技术转让方式。 对于内部约束， 需要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例如，在纺织行业、电子行业、化工等产业领域的许多中国企业，其技术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与落后国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国家对这些领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严格审核其投资区域是否限定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严格限制投资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数量，避免在海外形成过度竞争的格局。

2. 人民币汇率要适度的贬值。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能给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预留足够的时间，有利于出口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带动效应。实际上，这在储备资产的来源上也提高了“挣”得比重。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 能有效剔除FDI投资收益的汇率暴利，缩小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差距。 根据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人民币汇率在FDI流入与其投资收益汇出时保持一致，中国才会不赔也不赚。即便不遵循这样的市场规则，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也要控制在均衡范围内，以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大部分不被侵蚀。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防止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非常必要。

3. 从制度上消除给予FDI的大量优惠。 经济增长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 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 资金闲置和资金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能诉诸于FDI的流入。 显然， 这种类型的FDI流入并没有带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地方和企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并且，这种类型的FDI大量流入会造成外汇占款的增加以及货币供给的扩张。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只有采取冲销政策进行干预， 结果货币的收缩又使那些没有FDI来源的国内企业被迫降低其投资水平，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和企业的融资需求又不得不更依赖于FDI的流入了。另外，以政绩和GDP为导向的地区竞争制度， 使各地方政府都有动力去争取FDI的流入，FDI在华的超国民待遇也随之产生。所以，要从制度上消除给予FDI的大量优惠，就需要培育金融市场，使其有效运行。同时，规范地方政府的引资政策，避免其对FDI的盲目重复引进乃至过度引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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