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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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

关键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C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79—02

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

2002年到2009年八年间，我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0%以上。0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了500亿美金大关，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了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美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11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对外投资407.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5%。

1.投资地区虽向多元化发展，但仍然相对集中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亚洲、非洲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或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非洲地区集中了境外企业的71%。2009年，亚洲和拉丁美洲成为了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地区。

2.企业跨国经营的行业

经营行业覆盖面逐步拓宽，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农业合作和研究开发等国家鼓励的领域。目前，采矿业、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所占比重较大，其中采矿业85.4亿美元，占40.4%，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商务服务业45.2亿美元，占21.4%；金融业35.3亿美元，占16.7%；交通运输仓储业13.8亿美元，占6.5%，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

3.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方式以并购投资为主

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方式多样化，已从一开始的合资发展到并购国外企业，从投资项目来看从单个项目向整个产业链进军。

同时，由于与当地企业合作有利于利用原有的资源和市场，减少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及可以弥补中国企业的资金不足，所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多数采用了与当地公司或集团合资的方式，独资公司并不多见。

二、跨国经营中的问题

中国跨国公司经营实践始于1979年，经过萌芽、自发、试点、初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五个阶段，现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中国企业在尝试跨国经营的过程中，随着国际市场的变换，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政策以及企业本身的情况复杂性的增加，机遇与挑战同在，利益与风险并存，如资金匮乏，投资规模小、经营分散化、品牌竞争力弱等问题。

1.资金、财务结构问题突出，融资困难

由于一方面国家对外汇汇出的限制及给海外企业贷款和融资额度的不足，另一方面，企业与金融业的融合进展不大，没有金融业的支持与参与，企业海外贷款和项目担保的风险较大，使得海外企业融资能力有限、融资方式单一。

2.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观念有偏差，企业目标不够明确，总体规划布局和投资结构欠合理

在我国“走出去”的6000多家企业中，不乏有影响的企业，但是“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主要原因就是对于众多企业而言，当“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既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外在压力，也使部分企业认为“走出去”一定海阔天空，因而许多企业在“走出去”时缺乏明确具体的发展目标和规划，缺乏对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合作伙伴选择、地点选择等方面细致分析，导致对自己核心竞争力，企业自身认识不足，最后使自己负债累累。

3.企业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

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还很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我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引进来源于发达国家，而只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一些较低的技术设备；二是许多高新技术，在我国企业中还是从无到有，而在发达国家企业早已成熟。

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对高新技术的保护及对技术转让的限制和高额的价格，使我国企业引进真正的先进技术困难重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企业凭借掌握的高新技术实力进行跨国经营。

4.境外投资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

与中国引进外来投资的规模相比，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总体投资的规模较小。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10年1月，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866家，同比增长24.73%；合同外资金额125.54亿美元，同比增长20.3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1.29亿美元，同比增长7.79%。而同期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3.6亿美元。从数据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只占我国吸收外来投资的18.79%，并且我国90%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下，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平均投资金额为22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在100万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单项平均金额在600万美元左右；发展中国家在450万美元左右。

5.我国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宏观管理体制落后

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主体单位仍是国有企业，因此行政管理色彩较浓，企业在资金调配、人事调动、收入分配等仍受到很大束缚，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进行跨国经营的认识较晚和国际经营的不足，我国对于跨国经营没有完善的同意管理体制，也没有权威性的管理机构，致使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管理比较混乱，这些因素影响了办事效率，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业务的发展。

第2篇：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

香港知名律师谢晓东博士无疑是其中之佼佼者,他可以说是香港第一位拥有中国大陆、英国和香港三地律师资格,又同时持有英国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且系统接受了中西方法律教育训练的法律业者。多年的学习和实践,造就了他全面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他尽稔熟;多年海内外律师从业经历,他经手了许多的成功案例,在各种经济交互中建树颇多。

在维护经济关系的有序和公平之余,谢晓东博士还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参政议政,并担任广东省云浮市政协委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及《中国评论》月刊之法律总监。在忙碌的工作中,虽难以“时时刻刻”服务社会,却能够抱着“人总要有点精神”的信念,真心实意帮助到他人,谢晓东博士始终脚踏实地,低调做人,务实做事。

学习实践,硕果累累

在法律界,谢晓东博士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内地、英国和香港律师资格的人。谢晓东博士祖籍广东汕头,19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在学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担任多个学生干部职务,为学生活跃分子。四年之刻苦学习,他获得免试留校攻读国际法研究生的唯一名额。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后,谢晓东先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为着理想之花点滴灌溉。

在读研期间,为了开阔视野,谢晓东先生遂萌生了去海外留学的念头。功夫不负有心人,读研第二年,他获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奖学金。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而每当机会来临时,谢晓东先生都能很好的抓住它,从而为自己的理想而拚搏。在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迈出步伐,在对外的经济活动中,中国的很多公司企业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法律惯例、术语等知之甚少,在经济活动中经常处于被动。正因如此,他很早就有学习国际商法的念头,希冀着在提升个人专业学识的同时,亦能为国家争取利益。

“选择国际商法专业,一来是我比较喜欢,二来将来能够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尽点微薄之力。”正是因为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谢晓东先生才会学无止境。抵达英国后,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好学,一步一步地从硕士读至博士毕业,分别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在负笈英伦的岁月里,为了将理论知识加以升华,谢晓东先生经常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学习实践,并尝试将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帮助中国企业在英国当地的经营中。海内外数年的艰苦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谢晓东博士在法律上的修养早已是学贯中西了,这也为他的职业之路开启了精彩的帷幕。

1993年,谢晓东博士来到香港。在加入夏佳理、方和、吴正和律师事务所之前,他在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近十一年,并仅用七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律师晋升为为数不多的合伙人之一,为该所主要负责中国和企业融资业务之主要合伙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是很少数的。多年学习实践中,谢晓东博士精于企业融资、私募股权交易、收购合并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对上市公司、企业改组、收购合并以及有关中国的监管事宜方面具有广泛的经验;从业至今,他曾成功完成多个上市项目(包括主板、创业板、红筹股,H股、B股和在美国上市的项目),以及大量与中国有关的私募股权交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并购项目。近年他还积极地向外国推介香港的金融市场和法律服务,以吸引更多外国公司来港上市、来华投资。

脚踏实地,天道酬勤

在2003及2004版《亚太法律500强》的刊物中,谢晓东博士被列为香港“资本市场”类知名律师。此外,他是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证券专业学会会员、英国及香港律师公会之会员,并担任《中国评论》月刊的法律总监等等,种种荣誉不一而足。他在香港的法律服务行业中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和声名。

正是“无千里之才,不以千里称焉”,“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谢晓东博士所获之荣誉和承担,皆源自于他在本行业的精深造诣。自古“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谢晓东博士的律师生涯,是用心血和汗水来铸就的,是以勤为径、苦作舟的旅程。

“由于工作的特性,每接手一个委托或者案件,我们都要认真、严谨,集中全部注意力投入其中,不能有丝毫马虎。特别是我们以资本市场为主,往往工作强度非常大,工作时间长。有些时候,为了完成任务,放弃周末双休,加班加点,甚至通宵熬夜。”谢晓东博士非常严谨细致,工作中更是一丝不苟,锱铢必较。在忙碌的时候,他曾连续三天三夜,直到工作完成。“‘古语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经我们处理的金额都不是小数目,有的高达几百个亿,即便是小的数目也有几千万,如果出现了一点小纰漏,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

在谢晓东博士的成功哲学里,一个有担当的律师,除了要有丰富的学识之外,更主要的是有日积月累的实践。他打趣道:“律师好比中医,经验越丰富能力越强。我始终认为不管我拥有多少证书、资质,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干我们这一行,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每一件小事的处理妥当与否,却往往影响广泛。”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是谢晓东博士的工作准则,亦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是一种责任承担,更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样做,为的不仅仅是金钱和名誉,也是对社会的奉献。

因此,对于有志加入律师一行的青少年,他寄语道:“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是对客户的一种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要踏踏实实,真心地与客户沟通、磨合,在保障客户的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影响,每一次案例都有可能成为别人以后援引的先例。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这是在工作,亦是在做人。”

和谐人生,赤诚奉献

谢晓东博士为人友善,崇尚和谐,身为律师,却不主张动辄与人打官司。偶尔遇到一些诉讼争端,他都力主和气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法庭之外可了之事绝不主张诉诸法庭之上。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难以理解:只要纠纷诉讼多,律师才有用武之地,才有收入。对此,他总是澹然一笑:“做人一定要对社会有责任感,律师更应如此。不能只顾着个人利益,而浪费社会资源。”

在一开始入律师行业起,谢晓东博士就选择好了专攻资本市场的方向:不管财富如何,最重要的是能发挥自己的学识、经验,为社会、为国家、为市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对于社会能尽到一份责任。他回忆从业多年来,感受较深的是当初在国外的律师事务所时,他往往代表国外的企业与国内的公司进行谈判,出于职业道德,他必须为受委托的国外企业争取最大利益,而处于民族情感,他又不忍心与祖国同胞唇枪舌剑。当时,国内的很多律师对于国际法律不是很懂,在交涉过程中往往很被动而处于弱势。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陷入矛盾之中。为了平衡职业道德和民族情感,谢晓东博士将业务重点转为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为活跃并填充国内的律师业务空白而尽力尽智。

谢晓东博士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当时的大部分国人一样,早年受过不少磨难。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其实都有一个‘苦难’情结。当看到国家实力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喜悦之情会油然而生。而当这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分力时,就更加欣慰了。”在他的印象中,成功帮助包括中国电力、广东高速公路公司等众多的国企和民企成功上市集资,让他最为难忘,因为他帮助祖国招商引资,为国家的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这样的案例又岂是能屈指数尽的呢?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值得感动的是,谢晓东博士不但拥有这份心,更拥有这份力。在律师行业,他经验丰富,硕果累累。在工作之内,他尽力为国为民;工作之外,他于百忙之中,亦兼顾社会公益活动。虽然参加的社团不是很多,但他一直奉献在路上。作为广东云浮市的政协委员,他带领青年团去访问,募资捐建图书馆。现在,他正在组织一个香港和云浮之间有助于促进学生们的交流活动,并且积极捐资助学,协助在老家的中学母校设立奖学助学金,每年奖励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

不久前,夏佳理、方和、吴正和律师事务所与内地业界巨头金杜律师事务所正式合并,成为其在香港的分所及办事处。作为其中主要的合伙人之一,谢晓东博士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一直以来,谢晓东博士都以自己专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脚踏实地尽力献智。如今,踏上金杜律师事务所这所“巨舰”,谢晓东博士一定会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胡 焕 程书香)

第3篇：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汇率；我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5-0076-2

自从我国实行一揽子货币政策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处于高速增长态势，自2005年的8.24∶1一直涨至今天的6.34∶1。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已成为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目前，美元仍然处于下降通道，长期低位运行的趋势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本文将从内、外两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原因进行具体阐述，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因此将受到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分析

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原因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急速增加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原因。近几年以来，我国生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出口创汇能力增强，出口贸易产生高额贸易顺差。同时，由于我国政局稳定，并为外商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增速迅猛，形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双顺差”的局面。因此，我国国际收支方面收入大于支出，形成了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外汇供大于求，促成并加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因素。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必然面临着本币升值的压力。比如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均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各国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我国经济的相对高增长率，是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根本因素。

我国目前实行的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当因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两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时，汇率也应当随之发生变化。然而目前我国人民币实质上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僵化了这种浮动的机制。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高，给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

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分析：美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始终呈高速增长态势。因此，美国一直将我国当作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并已将我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候选名单。美国的此种行为，不仅会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摩擦，而且会将汇率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影响中美两国的正常往来。

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极其相似。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急速升值，之前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大量流出，日本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至今也未能走出阴影。如今美国又用同样的方法打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遏制我国的发展，从而降低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威胁。

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的根源。国际货币市场的联动与调整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体现，资金的规模与效益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其中汇率的直接作用与意义更为突出。美元兑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也使各国驾驭汇率更为艰难。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撑，本应负责任的以全球利益为主，协调经济金融合作，但它们却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转移本国金融层面的问题，提出人民币升值论，为世界经济低迷寻找替罪羊。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下面将从正反两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外贸出口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品非常少。国外的企业控制着绝大多数的技术核心，国内的企业只能高价从国外进口核心技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简单加工再出口。因此造成我国的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较低，主要生产高污染、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又往往被冠以倾销的罪名。

我国外贸企业急需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而人民币升值则是推动外贸企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有利于促进科技附加值高和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有助于国内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打破欧美国家的贸易壁垒。

进口产品的成本将有条件地降低。在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小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会使进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比之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对于一部分企业而言，如果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而原材料以进口为主的话，其生产成本将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企业利润将得以提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消费进口产品的成本将有所降低。需注意的是，如果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那么人民币升值将对进口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的积极作用是有条件的。

可减轻外债负担。对于我国的外债而言，作为债务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到期需要偿还的外债本息所需要的本币数量将相应地有所减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和负外债企业的债务负担。

第4篇：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

[关键词]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创新模式；韩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6－0053－07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主要立足于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但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上述优势正逐渐减弱。要在变化了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实现中国工业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强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努力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而在工业技术创新领域，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

一、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一)纵向地看，我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横向比较，我国与工业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

由于技术创新的方式和效果的多样性，直接度量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存在较大困难。目前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指标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考虑到指标的重要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以下主要采用研究与发展经费作为投入指标，专利作为产出指标来分析我国工业的技术创新状况。

研究与发展经费是指用于研究与发展活动的实际支出，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部分。2005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为1250.3亿元，比1995年增长7.8倍，年平均增长24.3％；从反映投入强度的相对指标看，2005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0.76％，比1995年提高0.3个百分点。

专利是指专利机构依法授予专利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实施其发明创造的独占权。作为研究与发展活动形成的无形资产，专利代表了发明或设计的潜在商业化机会，是不同国家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一种同质测度。2005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受理数达到55271件，比1996年增长10.1倍：在相对指标方面，专利申请受理数占全部专利申请受理数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4.83％提高到2005年的11.61％。以上分析显示，不论从技术创新的投入还是产出看，它们的绝对量和相对量指标都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

但另一方面，如果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果按现价PPP美元计算，2002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额仅为283.5亿美元，只有美国制造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的24.1％，高于英国和法国，但低于德国；而从制造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这个指标看，2002年，美国为7.8％、英国为6.9％、德国为7.7％、法国为7.4％，都远远高于我国2.7％的水平。再比较专利指标的情况。由于诸多国际科技统计资料中均缺乏按工业(制造业)部门分类的专利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就每个国家的全部专利数据进行国际比较。虽然用全部专利数据的比较来说明工业技术创新的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国的专利，不论其出自何处，真正实施起来最终还需要通过产业部门。也即由产业部门将知识形态或样本实物形态的专利技术转化为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最终产品或中间投入产品，所以一国的专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该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后备资源或支撑条件之一。从各国在美国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看，2001－2005年，我国共获得1587件，虽然比1996-2000年的389件增长了3倍多，但远远低于同期美国的421372件，日本的169285件，德国的53774件，英国的18039件，韩国的20048件。这组数据表明，如果以国际标准衡量。尽管我国的发明专利增长很快，但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十分明显的差距。

(二)企业技术创新在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但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支持力度还需要加强

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各自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科研机构和大学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企业侧重于产品和工艺的技术开发。根据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大部分研发资源相对集中于产业部门的企业中；而科研机构和大学所占的比例较小。应该说，这样的R&D结构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按照科技与经济的内在联系规律，企业理所当然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10年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占全部R&D经费的比重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从1995年的40.6％提高到2005年的51.3％，已经超过科研机构和大学两者之和，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在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从各国制造业企业R&D经费占全部R&D经费的比重看，2003年，我国为46.8％，接近美国47.4％的水平，但仍明显低于日本71.1％、德国68％、英国58％和韩国68.3％的水平。虽然我国的数字没有反映全部工业的情况，但一方面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绝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型企业，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采掘业和电力行业的数字，因此其与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数字比较所反映出来的差距是可信的。这就表明，在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还需进一步加强。

技术创新是一项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而且也具有很高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状况，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重大影响。而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也是世界各国包括工业发达国家在内的通例。从我国的情况看，虽然政府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支持力度还需要加强。政府资金占企业R&D经费的比重是反映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的这一指标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04年，政府资金占企业R&D经费的比重只有4.8％，比2000年的6.8％下降了2个百分点。如果作国际比较，我国则明显低于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水平，2003年这三个国家的同一指标值均超过10％。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期，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大

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工业技术创新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按不同引进方式划分的技术引进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化通常起源于引进、吸收和改进国外技术。但随着技术能力的不断积累。其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会逐渐下降并开始自主创新的历程。技术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对国外技术依赖程度的指标，可以用技术引进经费与R&D经费之比来衡量。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技术依存度较高，表明该国技术创新对技术引进的依赖程度较强；反之，则表明该国技术创新中的自主创新成分较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技术引进经费与R&D经费之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1995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依存度为2.55，2000年下降到0.6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0.24。技术依存度的持续下降，表明我国工业技术创新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一个国家进行技术引进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本国的技术能力，然后利用自身的技术能力生产产品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二是为了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以便直接用这种生产能力生产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技术引进的目的不同。引进技术的种类和结构也会有所不同。以提高技术能力为目的的技术引进通常以引进软技术为主，也即着重引进专利、专有技术和工业设计等，即使是引进硬技术也是为了当作技术学习的样品，而主要不是为了当作生产能力使用；而以增加生产能力为目的的技术引进则主要引进硬技术，也即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统计数据表明，近10年来我国技术引进的结构也经历了由以硬技术引进为主向以软技术引进为主的转变。在1995年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金额中。软技术(包括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引进合同金额只有17.8亿美元，仅占引进项目总额的13.7％；而硬技术(包括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等)引进合同金额达到112.5亿美元，占引进项目总额的86.3％；到2005年，软技术引进合同金额达到118.1亿美元，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到62％，显著超过硬技术引进合同金额所占比重，后者下降为28％。

(四)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工业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十分显著，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工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根据国外通行标准，所谓技术密集型行业就是指那些R&D强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这些一行业一般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医药、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8个行业。2005年，我国上述8个行业的R&D经费支出占整个工业相应指标的比重高达66.6％，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两个行业合计占工业总量的比重就达到36％。从专利申请数指标看，8个行业合计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78.7％，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电气机械及器材两个行业合计占工业相应指标值的比重达到57.3％。工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高度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居于前两位的行业，表明这些行业在工业技术创新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的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工业技术创新的状况。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本世纪初期，外资企业在我国工业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与此相适应，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和产出也构成整个工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外资企业的R&D经费支出占整个工业相应指标值的比重已超过1/4，其技术引进经费的比重接近1/2，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超过1/3，专利申请数的比重接近1/3。这组数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整个工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更进一步看。外资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所占比重明显高于R&D经费支出比重，又显示出外资企业技术创新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基本特征；而在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外资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所占比重高于专利申请数所占比重，则反映了外资企业更加重视对技术创新直接效益的追求。

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技术创新模式

根据以上基本特征并结合国际经验判断。我国工业技术创新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创新的重点也将从对技术的应用转向对技术的改进和技术创造。另一方面，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以及技术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又将在推动工业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给我国工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带来变革的压力。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如何针对我国的国情和技术创新的需求特点，选择更加有效的工业技术创新模式，是我们在讨论工业技术创新问题时必须关注的一个主题。

(一)影响工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分析

与美、欧、日、韩等取得良好创新绩效的国家相比，我国在产业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条件和技术创新环境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决定了我国技术发展的路径和规律也必然不同于这些国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技术创新模式，首先要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综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影响我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业差异和产业发展阶段。行业是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许多针对我国工业行业的研究都表明，不论是研发强度、创新类型还是创新频率等，都表现出明显的行业间差异。之所以这样，是由于行业的差异往往意味技术机会和市场特征上的差异，而行业间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禀赋的不同也会促使企业的研发行为呈现出内生化的行业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技术创新也会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产业快速发展阶段较之产业成熟阶段，在创新类型上，前者通常集中于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而后者则往往侧重于产品创新；从技术来源看，前者从外部引进的比重较大，而后者则会对自主研发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市场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的多层次性。市场需求规模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分摊研发成本，提高研发赢利的预期水平。技术创新通常具有很高的失败率和巨大的固定成本投入，较大的市场需求规模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摊研发成本，为预期技术创新赢利提供可靠的保证。二是影响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从动态看，如果市场需求规模足够大，由技术障碍造成的供给面垄断市场结构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垄断利润将激励更多的厂商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打破技术障碍，进入市场，形成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厂商又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而需求结构的多层次性，又为技术积累和技术能力各异的厂商提供了多种技术机会。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迅速扩张的市场需

求规模和多层次的需求结构，十分有利于促进各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实践。

第三，国外研发资源的流入。国外研发资源流入对于经济全球化下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显得日益重要。国外研发资源流入的路径主要有FDI和进口贸易。就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看，虽然存在“抑制论”、“促进论”和“双刃剑论”等不同观点，但有许多实证研究都证实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包括技术扩散效应、技术示范效应和技术配套效应等。除FDI外，进口贸易也是促进进口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产品贸易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二是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进而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我国作为一个引进FDI最多和进口贸易不断扩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强调增加国内研发资源投入的同时，尤其需要发挥国外研发资源在促进工业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产品模块化程度和独立技术供应商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模块化日益成为以IT产业为代表的许多产业的发展趋势。模块化的好处主要是：借助于模块化结构，通过良好的分工，可以使更多的企业能够处理和协调复杂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从而降低产品开发的成本和风险。较高的产品模块化程度和生产环节的可分性，为我国的IT、汽车等加工组装型企业提供了基于低劳动力成本和当地市场知识及分销网络建立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模块化生产方式下，大量独立技术供应商的出现，又会降低国外总装产品供应商的垄断程度，并提高当地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当地企业的进入可能性。

(二)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模式选择

经过长期努力，国外关于技术创新模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Abernathy和Utterback最早研究了产业创新的模式，提出了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以研究与发展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模式(1978)；韩国学者Kim L.基于对韩国汽车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上有别于发达国家，需要通过技术学习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引进创新模式(1995、1997)。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也对产业创新模式问题作了探索性的研究。例如，谢伟对中国彩电工业技术学习的机制进行了讨论(2001)；路风对中国汽车工业技术能力积累基本模式的归纳(2004)；吴晓波提出了基于全球化制造的二次创新动态模型(2006)，等等。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工业技术创新基本模式主要有三种，即模仿创新模式、嵌入式创新模式和自主创新模式。我国工业的不同行业应该在充分考虑各自具体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选择切合自身实际的技术创新模式，才能期望取得良好的创新绩效。

模仿创新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一条重要路径。所谓模仿创新，是指在原始创新的示范影响和利益诱导下，通过进口设备、购买专有技术或专利许可等合法方式引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改进的一种创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模仿创新并不是原样仿造，而是有所改进和有所发展，其核心是通过在规模经济、工艺改进、质量控制、标准化生产和市场营销等创新链的中后期环节投入主要力量。生产出性能、质量、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赢得市场优势。模仿创新模式的成功与否。与特定的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生产范式有关。对于产业起点低、技术周期长、规模经济显著的传统产业和生产范式，模仿创新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技术追赶方式：但对于技术发展快、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难以预期、技术变化呈现非连续特征、反向工程困难、规模经济不显著的产业和生产范式，模仿创新模式的效果是有限的。实施模仿创新战略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妥善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模仿创新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学习吸收能力、技术改进能力、大批量生产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等在内的模仿创新能力。

嵌入式创新模式主要是通过参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与跨国公司价值创造链条中的上下游企业合作，在跨国公司的某些生产环节和阶段上实现专业化，并抓住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所提供的发展机会，不断吸取跨国公司的创新信息，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新加坡和台湾就通过成功地实行这种技术模式，建立起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嵌入式创新模式的核心是：在与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中，根据基于本土市场需求特点的产品创新以及企业在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上的努力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不断地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分工层次。实施嵌入式创新模式的重点是：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和技术开发体系：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联盟，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并在国内建立起跨国公司的R&D分支机构。

自主创新模式是指不依赖国外的技术引进，而是依靠自身力量独立研发新技术并实现商业化的技术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模式的基本特征不仅体现在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也体现在技术与市场方面的率先性。通过成功的自主技术创新，可以在技术上居于领先地位，不断地发明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工艺。从而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占据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最终建立起新产品的市场优势并获取丰厚的创新收益。正是基于这些优点，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大国，在我国的某些产业特别是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中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自主技术创新的技术突破是内生的，而且创新的后续过程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推进，既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也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并面临很高的失败风险，因此，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产业而言，现阶段还不宜过分强调从事自主创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点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注意利用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重视对创新后续环节的投入，不断根据市场反馈完善创新产品。

三、韩国工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韩国工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

韩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成功案例。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韩国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100年左右的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并于1996年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一步看，韩国经济的腾飞又是与其在产业技术创新上的卓越表现紧密联系的。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的技术水平与我国相差不大，许多产业的起步甚至比我国还晚，但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目前韩国在IT、汽车、造船、钢铁和机械等众多产业领域都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其中一

些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概括起来。韩国工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选择并推行正确的技术创新模式。对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技术创新模式或者说技术创新的路径往往有多种选择，而不同的路径又会导致不同的创新绩效。韩国的技术创新路径是：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资源，通过技术的引进一模仿一改进一创新，迅速完成技术学习过程，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韩国的产业技术创新是从技术引进起步的，经过“干中学”和“用中学”。在掌握生产技术并形成生产能力后，再对引进技术进行模仿。模仿创新给韩国企业带来了宝贵的技术学习机会。而技术学习能力的积累，又为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改进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实现技术跨越，参与更高层次的技术竞争，韩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完善技术基础设施，开始转向并日益注重自主创新。总体上看，韩国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是适合其国情的，并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

第二，着力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韩国产业技术创新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培育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韩国，企业是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主体，技术的引进和创新活动由企业自主决定并承担风险，但政府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严格的指导、监督和控制。这种机制既保证了技术发展的计划性。又保证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从韩国企业内部看，也有一些有利于技术创新取得成效的因素。例如，韩国企业良好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不仅能够促进个人和企业的有效技术学习，而且有利于将这种学习能力转化为企业能力。再如，韩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既是企业技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技术学习环境的营造者。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韩国产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意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政府在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立法为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先后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法》(1967年)、《工业技术开发促进法》(1972年)、《特定研究机构扶持法》(1973年)、《技术评估法》(1973年)和《科学技术基本法》(2001年)等一系列法律，并以此为准绳出台相应政策，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二是对技术引进进行控制和考核。韩国政府只允许引进关键技术，并对每一项引进技术都提出相应的消化吸收目标，还利用技术引进的审批和评价系统对重大引进项目进行跟踪考核，以期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三是实行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韩国政府的研发资源投入长期保持快速增长，2006年政府的R&D预算比上年增长14.2％，2007年的R&D预算达到8.9万亿韩元。在税收政策上。推行了包括鼓励技术开发、技术成果转化和国外高技术企业发展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

(二)韩国经验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第一，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规范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韩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历程表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模仿创新是缩小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一条捷径。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技术基础看，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仍然应该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即模仿创新为主。随着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不断积累，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后，再逐步增加自主创新的比重。要强调引进技术的重要性。不但需要继续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而且也要增加通过技术贸易、逆向国际直接投资和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获得先进技术的比重。为了防止重复技术引进，提高产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国家应建立技术引进协调机制。对重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项目进行统筹协调。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评审和条件管理，技术引进企业必须具有与引进技术相关的研发能力和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详细计划安排。

第5篇：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773024)

作者简介：

杨友孝(1960-)，湖南汉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资源管理与区域开发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爱尔兰香农、美国丹佛、香港赤腊角、荷兰史基浦等国际大型空港及其周边临空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分析，提出临空经济发展具有渐进式、跳跃式、更新式和大型航空城等四种发展模式以及临空经济发展经历的准备、成长、成熟、瓶颈和航空城开发等五个阶段及其特征；划分了我国大陆地区空港和临空经济的三种发展类型；并提出了不同阶段政府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空港；临空经济；航空城：政府政策

中图分类号：F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0-0069-05　收稿日期：2008-08-21

伴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航空运输业迅猛发展。国际民航组织公布：其190个成员的航空公司2006年总体运营收入达到4524亿美元，全球航空公司的运力增幅为4％，客座率达到76％，旅客运输量提高了5％，为21.3亿人次，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大型枢纽空港作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交汇的增长极趋势日益明显，促使了临空经济的出现。临空经济是托于大型枢纽空港，以发展飞机的修理与保养、航空食品加工、航空供给、航空货代物流企业以及机场建筑内部专门为旅客提供服务的产业等航空指向性产业为基础，通过人力、信息、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的聚集，对空港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起到调节和带动作用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李健，2005)。大型空港与周边的临空经济区，包括空港区、近邻空港区、空港相邻地区、辐射区等四个地带是临空经济的空间载体。国外相关研究理论出现较早，近些年比较成熟的有卡赛德(John D.Kasarda,2000)的航空城理论等；我国对临空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中国民航大学的曹允春教授研究的相关理论，涉及临空经济的形成机理、增长模式和空间结构等方面。

一、国内外著名空港临空经济发展模式及其阶段性特征

(一)国际著名空港临空经济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空经济出现较早，成熟空港很多。比如，北美地区的丹佛和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亚太地区的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和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欧洲的爱尔兰香农和荷兰史基浦国际机场等，其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在此，我们通过对其中四个代表性空港，即爱尔兰香浓机场、美国丹佛机场、香港赤腊角机场、荷兰史基浦机场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分别代表着空港周边临空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

1　爱尔兰香农国际机场：规模从小到大，渐进式发展模式。爱尔兰香农机场是临空经济阶段性特征最明显的机场。香农机场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及其良好的避风性，1942年建成伊始即成为重要的航空中转站，并于1947年开设了世界首家机场免税商店，陆续吸引了大量航空公司将其作为培训基地，使香农镇发展成爱尔兰二战后唯一的新兴城市。在政府的策划下1960年和1968年香农自由贸易区、香农开发区相继建立，表明香农机场步入利用机场发展贸易、吸引外资阶段。其带动效应影响至今，目前香农自由贸易区内外商投资的制造业企业、航空服务企业、国际金融及财务服务性企业超过100家，吸收了大量人员就业并成为爱尔兰外贸窗口之一，年出口额约25亿欧元。建立高科技研发机构、实现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是香农机场发展的第二三阶段。根据临空经济的发展趋势，政府要求开发区重点发展科技型工业，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并于1972年建立利默里克大学，使开发区拥有了自己的教育和科技研发机构，促进了开发区进一步发展；1984年，香农开发公司建立了利默里克国家技术园，借助高新技术很快实现了向技术密集型工业的转变。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香农开发公司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转向以发展服务业和知识经济型产业为主、全面规划和综合开发阶段，并建立了凯里和提珀雷里两个技术园、恩尼斯信息时代园和博尔技术中心。香农机场临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由小规模的中转站，通过发展机场服务和航空公司的介入初步打造自身品牌，在政府的规划下合理吸引、利用外资，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最终成为国际临空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之一。

2　美国丹佛国际机场：政府统一规划，跳跃式发展模式。丹佛国际机场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最明显的案例之一。美国早年在建造机场时理念比较保守，单纯从机场设施的现代化、人性化人手设计机场主体建筑和规划地理位置，但对临空经济的发展缺乏长远眼光，不能充分发挥机场的带动作用，且类似情况在美国早期的机场开发中非常普遍。丹佛政府从机场建造伊始即按照带动周边发展的增长极理念设计。打破传统建设理念的同时丹佛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人们关注的是“这座机场什么时候倒闭”。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机场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日前丹佛市每年经济增长的25％发生在机场附近区域，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房地产商不断介入使得中高档房屋价格迅速上涨(王旭，2006)。在机场的选址方面政府同样规划到位，机场附近有70号州际高速公路可连接北美各主要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同样十分完善。并且合理开发了长年受雨水影响的大面积麦田区域，达到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机场投入使用后政府采用了先进的经营理念。为了使其成为适于永久居住的地方，政府从“空港营销”的理念人手，将机场周边打造成一个高档的现代化商业区，不断完善办公地点的基础设施，成功吸引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本的进入。可以看到，丹佛机场从规划设计到成为区域增长极，政府的不断努力是其临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3　香港国际机场：空港自我完善，更新式发展模式。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赤腊角新机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因素、运费和货运方式等便利条件，使其在国际航运竞争中优势巨大，枢纽地位十分突出。由于老机场基础设施比较陈旧并靠近居民区，加之航线和航班数量有限，逐渐不适应新时期香港的发展。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新机场管理层便在已有问题和优势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从更新换代的角度出发对新机场实行整体开发和规划，既体现了老机场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当代创新理念(Yonghwa Park，2003)，并依托其航运枢纽地位大力促进周边临空产业发展最终成为整个香港的增长极之一。香港国际机场非航空设施十分丰富，空港周边多功能化、社区化和城市化特征非常明显，包括购物、餐饮、娱乐中心、可租赁办公设施、多功能会议展览馆、室内体育馆、标准。洞高尔夫球场和傍海修建的五星级酒店。香港国际机场及其临空经济发展模式最鲜明特点是在老机场已经确立国际航运地位，通过政府统筹规划和机场管理层不断创新逐步更新完成的。

4　荷兰史基浦国际机场：大型航空城发展模式，

阿姆斯特丹城西南部的史基浦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居全球第四，货运吞吐能力列欧洲第三，具备很高的运营效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商务区(Amsterdam Airport Area，AAA)被誉为“欧洲商业界的神经中枢”(Nerve center of The EuropeanBusiness World)，主要由阿姆斯特丹机场、部分阿姆斯特丹城区及其周围地区三大部分构成(曹允春等，2007)。近年来，阿姆斯特丹机场商务区已经完全摆脱临空经济发展的瓶颈阶段，成功吸引超过300家大型企业和公司的进驻。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的同时航空城区域大、功能全的特点也日益显现：第一，是一个集商务运营、产品开发、高新技术研发、信息与人才共享、企业合作等横向关联度极高的园区：第二，是一个从电子开发和电子制造业等核心产业出发，发展产品销售、运输和现代物流产业，拥有完善的商务环境的纵向产业链关联度极高的园区；第三，周边地区诸如购物、休闲、餐饮和住宿等服务产业的飞速发展的同时，空间扩散现象也愈发明显，其中包括5平方公里的物流园区建立、与海港的密切联系，发达的交通网，都促使阿姆斯特丹机场商务区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航空城。这样的“机场城市”与城市互相促进，成为“双核”增长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临空经济对地区的巨大带动作用。

(二)临空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与特征分析通过对上述成功空港及其周边临空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和城市化相关理论的引入，分析得到临空经济发展需要经历的准备、成长、成熟、瓶颈和航空城开发等五个阶段和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

1　临空经济准备阶段：空港建设的评估和规划时期。准备阶段不存在临空经济，但拥有比较突出的优势产业。区域产业结构合理，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应该基本满足“二、三、一”结构。经济基础比较稳固，总体发展良好，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与其他地区和国家联系日益紧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商品和原材料的进出、人才和信息的交流要求突出；城市化进程速度较快。依托的城市已经有能力成为地区城市群的输出、中转和接受终端，具备成为本地区城市群中发展极的条件或已经成为发展极。这一时期政府需要对城市和腹地的经济水平进行评估、测算是否具备对大型空港的承载能力。

2　临空经济成长阶段：临空指向性产业迅速发展，初步实现产业集群。基于临空指向性产业本身固有的特点，在本阶段临空指向性产业发展迅速并自发的聚集在紧邻空港区内(李晓江，200I)。因为距离机场较之以前更近，使其原料和产品运输的时间成本、运费都有较大幅度下降，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促使临空指向性产业快速发展和聚集。由于临空指向性产业聚集程度和数量都比较有限，无法实现极化效应和溢出效应，对周边影响较小，与上下游产业联系较少，产业链不稳定。本阶段空间分布特点是空港建设完成，由于企业数量快速增加促使空间扩散速度很快，但是周边没有完备的临空经济园区，需要统一规划。

3　临空经济成熟阶段：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种类多样化，集群效应实现。由于交通拥挤、环境破环、恶性竞争等大城市病问题日益严重，不断加剧的挤出效应造成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并导致部分企业转移出市区。拥有较强区位优势的空港周边地区对转移出的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企业大量聚集于临空经济园区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加速拓展；由于高科技产业的生命周期短、市场变化快、产品体积小、附加值高等特点，以及政府优惠政策，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和研发机构的建立(夏占义等，2006)。柔性生产方式得以实现，促进这一阶段产业链更加稳固、辅助产业多样化。由于核心产业不断聚集，对商务环境和辅助产业提出更高要求并吸引部分市区中相关企业的进驻，甚至引来大型跨国公司的进驻以及总部经济出现。总部经济带来数量巨大的上下游产业，加强经济腹地的发展同时为临空经济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最终形成了一个集研发机构、高科技制造业、现代物流产业、临空指向性产业和现代商务业共同发展的完备系统。

43临空经济瓶颈阶段：部分企业转移。经济发展速度减缓。随着临空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内土地价格上涨迅速、空间拥挤、无序竞争，生产、生活质量下降等类似于城市病的问题出现，对所有企业均产生了强大的挤出效应。跨国公司总部或其生产基地普遍实力很强，在空港周边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正效应，如信息、技术的频繁交流，创新能力提高，新技术的传播，远远大于挤出效应造成的负面影响，外迁可能性不大；对于其他辅助产业来说，比如餐饮、娱乐、购物等服务业，本身企业实力不强，加之大量聚集在一起造成的激烈竞争，挤出效应造成的成本上涨已经超过了由于聚集获得的正效应，所以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并最终引起大量企业外迁。由于大量企业外迁，造成税收的减少和人力资本的流失，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影响了空港竞争力，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瓶颈。尽管企业外迁属于市场自身调节的正常现象。但是不利于区域长期发展，就急需政府统一规划，结束政府“守夜人”角色并通过积极的政策安排发挥调控作用。 ，

5　航空城开发阶段(Trisha Riggs，2004)：空间上极度膨胀，功能上完备齐全。这一时期内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均有很大变化，伴随空间布局产业呈梯度扩散。由于服务对象、运输方式、成本指向等特点，决定了航空指向性产业紧邻空港布局的特点。加工制造业和科研机构与航空指向性产业联系紧密，但航空指向性不强，分布距离较远。辅助产业分布在最，主要包括以通信、金融、物流、会展、贸易、电子商务以及法律咨询等为主现代服务业；以社区、餐饮、休闲、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为主的个人消费服务业；以政府公共管理、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等为主的公益业。从而形成了同时拥有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的功能完备、空间布局合理的大型航空城，并成为最有利于发挥增长极带动作用的发展阶段。

二、国内大陆地区空港临空经济发展的现状类型

根据对国际上空港发展模式的分析和阶段特征的总结，联系我国大陆地区空港发展的现状，即影响力还不突出(曹允春等，2007)，临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郁未达到成熟阶段，可以简洁地将我国大陆地区空港分为三类：全国性枢纽型空港，临空经济处于成长阶段后期；地区性枢纽型空港，临空经济处于成长阶段前期：辅助型机场，临空经济处于准备阶段。

(一)全国性枢纽型空港，其临空经济处于成长阶段后期集中了国内竞争力最强的四大空港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虹桥、浦东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此类空港三方面的特点比较突出：第一，所依托的城市竞争力很强，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与国内外其他城市、地区联系紧密，对航运服务要求很高，因此机场建设起步较早；第二，

当地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空港临空经济的发展，临空经济园区初具规模，已经成为区域性增长极，对于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和经济贡献比较突出；第三，同国外大型空港周围的临空经济相比，存在诸如缺少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和基地公司的有力支持，产业种类单一等缺点。

(二)地区性枢纽型空港，临空经济处于成长阶段前期包括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南京国际机场，以及乌鲁术齐、西安、武汉和郑州等交通枢纽城市的附属机场。主要特点有两个方面：第一，竞争非常强烈，郁希望成为区域内机场发展的龙头，以便更多地得到政府支持和稀缺资源来发展机场周边的临空经济，增强城市竞争力。第二，优势在于地理位置，比如大连机场是面对日本、韩国和朝鲜的门户机场，到大连投资的日以及乌鲁木齐、西安、武汉和资、韩资企业比重很大；乌鲁木齐是中国和西亚、中亚的衔接点，不论是作为产品或原材料的中转站，还是吸引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都有较大优势。

(三)辅助型空港，临空经济处于准备阶段石家庄、南宁、兰州等交通枢纽城市的附属机场属于辅助型空港。这些空港由于经济腹地和依附的城市竞争力较弱，空港服务条件有限，且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发展临空经济的条件还不成熟，机场大多作为单纯的交通枢纽进行运营，对周边的带动作用很不明显。

三、临空经济各阶段政府的政策安排与导向

从国际上成功空港及其周边临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临空经济形成和发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祝平衡等，2007)：产业聚集造成的极化效应和挤出效应是充分条件，主要通过市场自身调节实现；机场、临空经济园区等基础设施以及合理的空间布局，对投资环境的营造等优惠政策是必要条件，主要通过政府调控完成。针对临空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并结合我国临空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得出政府的政策安排与导向。

(一)评估机场建设的可行性，合理布局并营造良好的融资、投资环境临空经济准备阶段中政府需要从较宏观角度出发测算经济腹地和城市的竞争力，评估机场建设的可行性。如果具备建设机场的条件，需要统一规划机场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交通水电和噪声污染处理等设施。基本原则是机场内部设施具备人性化、现代化，外部主体建筑坚持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注重循环使用的环保理念，增强土地利用和保护机制(刘盛和等，2001)。在建造机场时政府可以通过“杠杆原理”采用多渠道融资方案，引进市场机制以降低政府风险，并继续发展本地区主导产业，推行适合本地主导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使本区域经济基础更加坚实。

(二)完善空港服务体系，鼓励企业进驻，出台适合航空指向性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由于临空指向性产业发展迅猛，临空经济成长阶段中政府应加大对其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好核心产业的同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科研机构的建立，不断吸收跨国公司的进驻和基地公司的建立，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实现品牌效应。政府还应从横向、纵向两个方而发展产业链、丰富企业数量，促进上下游产业间的联系：注重空间上合理布局，根据产业的不同类型初步划分临空经济园区，实现土地利用最大化避免浪费。

(三)促进产业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发展主导产业，扶持创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引入市场机制以促进产业升级是临空经济成熟阶段中的重要特征。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的相继出现，预示政府对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吸引工作基本完成，空间分布、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都促使政府适当放开并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完善资源配置。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应把管理的重点集中在控制恶性竞争方面，在把临空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做强的理念下，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以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临空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是最需要政府关注的。比如政府可以加强对本地区原材料供应企业的支持力度，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支持服务业和创新型产业发展，完善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促使就业结构合理转变等。

(四)支持核心产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合理安置外迁企业，防止产业链出现断裂临空经济瓶颈阶段是政府最需要政府关注的关键时期。首先政府应该保护效益好、关联性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产业。没有航空指向性产业的发展就不存在临空经济，更没有后面产业链的延伸，所以政府在各企业激烈竞争时应利用市场机制淘汰部分缺乏生命力的企业并保护核心产业。其次需要区分外迁企业，有选择性地安置和扶持。尤其是与核心产业联系紧密的配套产业，以及能够带来大量税收和解决就业的产业，使其继续发挥带动地区经济的作用。部分企业由于市场机制外迁。政府应该引入合适企业以填补空间上、经济上的空缺，维护产业链的稳定，防止产业链出现断裂。比如建立盈利性高新技术研发机构，既可以促使临空经济园区向高端产业发展，又可弥补税收财政上的空白。最后应避免忽视合理规划和利用土地资源问题的出现(姚士谋，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