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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地区的茶马互市,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干道,也是先辈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思茅为茶马古道的主要源头之一,思茅茶马古道民族传统文化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保留了众多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从线性文化遗产的视角,通过与之相关的文化线路、遗产廊道、风景道等概念的辨析,以思茅茶马古道为实证,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该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进行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线性文化遗产、思茅茶马古道、保护与开发
中图分类号: I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概述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崇高事业[1]。
过去在我国,“文化遗产”一直被称为“文物”,直至2005年才正式被称为“文化遗产”,这一字面上的改变也将我们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视域从传统的静态形式引申到动态形式,由对传统的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转变为对“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也深刻说明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承载文化发展的载体从未中断,这为我们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国内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等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区域内有着种类、数量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线状的文化遗存集合体,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文明的交流互动。茶马古道作为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极其重要的文明通道,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思茅作为茶马古道的主要源头之一,其境内的茶马古道在整个茶马古道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也是整个思茅区最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
2.线性文化遗产及其衍生概念
近年来,随着对线性文化遗产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涉及到线性景观的文化遗产的概念也有很多,如: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廊道、文化廊道,以及历史路径、线状遗迹、风景道、历史线路等,概念名称众多,甚至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遗产因其线性的特质都有许多不同的名称界定,由此带来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目标混淆[2]。因此,要想准确把握线性文化遗产的内涵,制定正确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策略,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些相似概念之间的深层区别。
本文通过文化线路、遗产廊道及风景道三个与线性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概念的辨析,分析思茅茶马古道的保护开发现状,并据此探索适合思茅茶马古道保护与开发的策略。
2.1线性文化遗产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对线性文化遗产下过如下定义:线性文化遗产由文化线路衍生并拓展而来,它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3]。
线性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1)地理空间尺度多为中等和大尺度。她可以跨越市界、国界乃至洲界。线性文化遗产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为公路、运河、铁路等,如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奥地利塞默林铁路,以及我国的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都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2)在时间维度上都是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开始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且仍处于不断演进过程之中[4]。线性文化遗产是历史上特定事件或事物的载体,或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历史时刻各种物质、非物质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互动而形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开始形成于历史时期,而直至现在其形成过程仍在继续;(3)文化层级上包含的遗产元素类型多、丰度大、级别高。线性文化遗产内部往往包含多种文化遗产,且它们之间在文化上有着特殊的联系。
2.2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是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文化线路”研究最早由西班牙倡导。2003年,ICOMOS在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5]因此,与线性文化遗产相比,文化线路的意义在于她是精神观念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以及制度风俗之路。因此也更具渗透性、辐射性和长久性。
2.3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美国在保护本国历史文化时提出的一种范围较大的保护概念,是一种线性的文化景观类型,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6]。
遗产廊道既可以是具有文化意义的运河、道路、铁路线等,也可以是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绿色通道。遗产廊道最大的标志在于它高度注重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又力求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和谐共赢。
2.景道
风景道最早来自美国,是“路旁或视阈之内拥有审美风景、自然、文化、历史、游憩价值,考古上值得保存和修复的景观道路”[7]。与其他线性空间相比,风景道更强调其在旅游者旅行途中的景观观赏功能、休闲游憩功能、体验教育功能和信息引导功能。
通过对以上线性空间概念的辨析,可知三者的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角度下的内涵拓展,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线性文化遗产的内涵,改善和提高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有重要的意义。各概念详细的辨析如表1所示。
表1文化线路、遗产廊道与风景道比较辨析
3.思茅茶马古道概况
3.1茶马古道由来
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8]。
茶马古道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地区因地理条件限制不产茶,而需要从内地大量购进,同时,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导致马匹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茶马古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达到顶峰,之后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而逐步衰落。
3.2茶马古道体系
茶马古道体系庞杂,主要由两条主要线路和众多支路组成,两条主要线路即川藏线和滇藏线。
3.2.1川藏线
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东起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具体线路如下:
北线:雅安——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昌都——卫藏地区;
南线:雅安——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昌都——卫藏地区。
3.2.2滇藏线
关键词 文化差异 广告语 翻译
广告不论作为一种营销活动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或者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与文化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学者王佐良说过:“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一则成功翻译的广告能顺利地被受众接受和认可,必须首先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从而实现广告的“AIDMA”法则(由美国广告学家E.Sl刘易斯在1898年提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从接触到信息最后达成购买,会经历引起注意(A)、引起兴趣(I)、唤起欲望(D)、留下记忆(M)、购买行动(A)这五个阶段),最终达到商家的营销目的,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就要求翻译者能准确把握不同文话的异同,使译文符合接受语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习惯,充分照应译文受众的文化心理。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区域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从而探索广告翻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互动的技巧。
一、广告语的概念
广告语是指广告中的语言,它包括各种广告中所有的语言文字信息,即广告中的语音、词语、句子、文字、标点符号和文字图形。广义的广告语是指广告中所使用的一切手段与方法,既包括声音语言、音乐语言、平面设计语言、色彩语言,也包括文字语言等。狭隘的广告语言是专指广告作品中的文字语言、即指广告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具体包括商标、广告标题、广告标语、广告警示语、广告正文和广告附文等。
二、广告语映射出的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内省”“克己”充分彰显了人的价值。中国人内倾性格的形成源自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规范。而西方人的外倾性格,更注重广告的外在形式,讲究感观效果。物各有所属,因此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
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固因素。而中西广告创意对此则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广告重直觉思维,个人可以对一个问题未经逐步分析,仅依据内心的感知迅速地对问题答案做出判断,猜想,设想等;而西方文化则重逻辑思维,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的反应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它是作为对认识着地思维及其结构以及起作用的规律的分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不同的心理结构。以“仁”、“务实”、“忍耐”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具体表现在从众心理: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小农意识,平均主义:即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等。而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较松散复杂,“人本”、“认知”、“行为”为基本内容,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文化心理。
三、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文化差异影响广告信息的获得。广告最重要的作用是传递商品信息,让消费者对广告信息有充分正确的理解。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对同一商品的信息应有完全相同的了解,这就需要译者通过产品的表象抓其本质,确保产品信息与形象准确传递。若译者传递的信息不能让消费者明白,那么这就影响了商品广告信息的传递,有碍于信息的获得。
文化差异造成广告信息交流障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推理方式不尽一致,若忽视这一文化差异,交际双方就会有信息交流障碍的现象发生。广告翻译必须揣摩不同文化背景下购买者的心理因素,把握好词的习惯联想意义,才能维护商品的良好的形象。
文化差异误导广告信息的获得。广告翻译需要有一个共有的语言前提,由于操不同语种的人在民族心理、思维和推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持相异文化的人在使用对方语言交际时,文化差异因素必然会制约语言的使用。在广告翻译方面则表现为获得不确切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广告信息。广告翻译不是表象文字上的吻合,而是信息和语言内涵上的紧密切合。只有当广告原文语言在读者心中引起反映与译文语言在译文读者心中产生的反映在效果上相似时,翻译才算达到高效。
四、浅析文化差异的广告翻译策略
鉴于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重要影响,下文从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主要方面及其对广告翻译的影响作出简单的探析。
价值观念差异。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价值观念的差异。东方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表现在广告语言的创造中,国内广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力求身心与整个环境相适应”。而西方撰稿人常以“独立”、“个性”作为主题,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广告语中“meet your special needs”的字句随处可见。在广告翻译中,有许多译者忽视了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在广告中也极力推崇“男女老少皆宜”等。因为没有突出产品的“独特”,只能给西方消费者带来怀疑和观望,而非立即购买。
文化心理差异。由于历史和地域等原因,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而这些又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因此,要想让广告译文在社会流传,首先就要使广告译文符合受众的文化心理。
通过以上几个文化层面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广告文本种类繁多,译者应根据各类广告文本的侧重点,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适时调整自己的文化视角,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得广告语达到最佳的功效。极富挑战性的语言翻译,需要我们既要注意语言各自的规律,又要注意其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李静艳,浅析文化差异对广告语翻译的影响[J].华章,2010(20).
[2]李理,广告用语的翻译[J].教育教学论坛,2010(30).
[3]石乐定,彭春萍.商务跨文化交际[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文化差异战略联盟稳定性
一、相关概念解析
1.战略联盟的概念
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及以上的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拥有市场或者共同使用资源等),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简言之就是两个或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各自战略性目的而达成的一种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关系。
2.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含义
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可以定义为企业战略联盟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在动态上保持战略联盟的完整,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战略联盟由不同的企业组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变化、矛盾乃至冲突,但是保证联盟的正常运行是联盟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3.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语言,教育以及风俗习惯上存在的差异,企业文化差异是不同企业在生产和管理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上的差异。文化冲突指的是两种及以上的文化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对抗状态。
二、企业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
1.适度文化差异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积极影响
(1)适度文化差异推动组织创新,保持企业战略联盟动态稳定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会萌生出新的灵感,新的文化氛围会激发员工创新的动力;文化差异使企业战略联盟在分析和理解问题时,注意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出发,这样会得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相反,一成不变的文化环境过于安逸,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发挥,更不利于企业战略联盟在动态中保持稳定。
(2)适度文化差异推动企业战略联盟成员之间取长补短
企业的文化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管理者通过接触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推动自身管理的不断进步;员工通过接触不同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这些都能促进企业战略联盟持续、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2.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消极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够适度利用,会给联盟的稳定性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联盟成员企业之间的文化冲突便会撼动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1)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信任机制的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企业战略联盟之间的相互信任,只有企业战略联盟成员相互之间建立坚固的信任机制,联盟的效果才能得到大大的提升,企业战略联盟的共同目标才能尽快实现,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不同的企业的文化越接近,融合程度越高,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就越趋向于一致,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少。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是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基础,如果因为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使联盟成员之间缺乏信任,那么战略联盟将会面临根基不稳甚至瓦解的后果。
(2)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管理的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在组织结构上比较松散,因而其管理难度本身就比企业大,文化冲突更是加剧了联盟管理的难度。文化差异产生的管理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调整组织结构来解决,而是需要在联盟运行的过程中加强文化上的融合。举个例子来说,在跨国战略联盟中,受中国“求稳”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决策比较保守,对机会的把握不够及时,而西方管理者敢于冒险,这两种文化碰撞在一起,必然在管理决策上产生很大的差异和冲突,这就需要通过文化融合和管理者观念的改变来取长补短,弥补各自决策上的不足,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
三、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
1.正视文化差异,从差异中受益
跨文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理解和接受差异,由于企业战略联盟成员企业的独特性,不可能消除文化差异,所以只能正视和利用文化差异,企业战略联盟在正视文化差异的同时,应该探索灵活的管理方法,鼓励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充分利用差异,使成员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变文化差异为竞争优势。
2.有效识别文化共性和差异,预防文化冲突
在识别文化共性和差异的时候,应注重发现合作伙伴企业文化的优势和环境,对于存在的文化差异,为可能的文化冲突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并且建立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式。
3.加强跨文化学习和沟通,实现文化重塑
通过跨文化学习和沟通,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减少矛盾和冲突,发现自己在价值观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足,不断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要发扬自身文化的优点,对联盟内成员进行文化传播,推动整个战略联盟的稳步前进。要实现文化重塑,既要倾听联盟成员的建议,选择被成员广泛接受的方法,还要学习其他战略联盟的成功经验,使战略联盟的文化重塑不盲目,建立联盟共同的文化,即联盟文化。
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不仅仅能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战略联盟及其成员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莉萍.基于文化资产的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8):65-68.
[2]王菲.跨国战略联盟中的文化冲突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10.
[3]陈超.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9.
[4]任远.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22).
[5]梅花.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关键词:英语 汉语 文化差异翻译
引言
语言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和文化呈相依相存的关系。正如皮萨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与此同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指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富有意义。”所以对一个成功的翻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彻底弄清英汉文化差异之处,并且在精通双文化基础上的翻译才会翻译准确。因此研究英汉文化差异及其翻译策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1.文化与英汉文化差异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确定的,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而所谓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历史、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思想意识、观察、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深入理解英汉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1.1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在词汇意义、词的搭配能力等方面的表现:
1.1.1英语中词汇与汉语中词汇在词义对应方面:如:mascon(表示月球表层下高密度的物质聚积),beddo(一种多用途的床),这些词在词义上到现在都没有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与之对应。
1.1.2词的搭配能力方面:如:to cut wheat即汉语的“割麦子”;to cut cake即汉语的“切蛋糕”;to cut finger-nails即汉语的“修指甲”,由此to cut的搭配能力很广,可以用于麦子、蛋糕、指甲,而汉语则要用割、切、修等来搭配。
1.2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在句法方面的表现:
1.2.1句子结构方面的差异。在翻译中,英汉句子结构有时可以不转换,但有时则要转换,这种转换,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例如:
Here ends the diary of Dr.Watson.
华生医生的日记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英语倒装句结构―汉语正装句结构)
1.2.2句子顺序方面的差异。句序是指复合句中主句和从句的顺序,因为其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致,从而导致句子顺序方面的差异。比如:
Nothing has happened since we parted.(后置)
我们分别之后,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前置)
2.英汉文化差异的翻译
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受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差异、文化习俗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的差异、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差异的影响,导致英汉文化在词汇意义、词的搭配能力、词序变化、句法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以上通过举例清楚讨论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处,于是对这些文化差异翻译的策略选择则具有实际应用意义。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更加广泛地分享英汉文化精粹,笔者总结了四种针对性的翻译方法:直译、代译、增词、意译。
2.1直译法
直译的优点就在于能够保存文化特征,因此有利于英汉文化的交流,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能力。如直译“hot dog”为“热狗”,“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为“血浓于水”等。
文化意义上一方有特殊含义而另一方没有特殊含义的词,也可采用直译法。如:“olive branch”直译为“橄榄枝”,其象征和平的文化意义在原本无此义的汉语中也强化了此意。
2.2代译法
代译是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中的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替原文词语的方法。对于文化负荷较重要的词,由于其排外性太大,用直译法不能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义时,可考虑代译法,特别是比喻和习语的翻译中更常用此法。例如“four Asian tigers”译为“亚洲四小龙”。
2.3增词法
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而直译不容易使译文读者理解的时候,可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解释性的词,这样既忠实于原文又易于译文读者的理解。举例说明:“班门弄斧”译为“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如果不加上“the master carpenter”英语读者就无法理解本句之意了。
2.4意译法
一些文化意义很浓的词汇,直译不能准确传达其文化意义,代译又易将译文强加到原文文化中,增词太多无异于解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意译法,即完全用译文中文化意义较弱的词汇去译原文所传达的信息。这样虽然会造成翻译过程中原文文化的损失,但对于达到合理的翻译来说这也是无可避免的。比如说:“child’s play”直译为“儿戏”显然不对,不如译为“非常容易的事”。
3.结语
研究英汉文化差异的目的在于提高译者对英汉语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重视英汉文化差异,以便充分理解原语言的文化内涵,再合理地根据译文文化对译文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研究英汉文化差异,探索英汉文化差异翻译策略,最终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既是对翻译理论的补充,也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Nida,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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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小军.浅析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报,2006,(1):186-189.
[4]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5]范振辉.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与翻译[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2):91-93.
[6]杨贤玉.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4):70-72.
关键词:文化差异;对外汉语教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07-01
一、文化与文化差异的概述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莎士比亚非常著名的话语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个人对一个事物的理解都会因为其自身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文化”这个概念来说,也会有所不同。有些人会认为风俗习惯是文化;有些人则认为诗词歌赋是文化;还有个人认为思维方式是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有多大上百种。而被学界普遍所认可的则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他认为“从民族学上来说,文化,也可称之为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是统一的,包括道德、法律、信仰、风俗、艺术、知识以及作为人类在社会中所习得的所有能力和思维方式。”这一概念是从一种微观的角度去解释的,虽然比较抽象不够具体,但基本概括了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的存在于我们周围,甚至与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由于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的不同,不同的种族、民族、国家间的文化都存在着差异。例如,价值观、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等。这些文化的差异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在旅游中,不同地区国家的人,在吃喝住行上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因此才吸引着人们去自己不经常生活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文化差异所造就了人们不同的行为、价值、态度、饮食、衣着语言等。文化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语言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和介质,也是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语言也是存在着差异的,这种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外化。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语言的学习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同时这种文化的传播存在着差异。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必然存在着文化间的差异。既然差异不可避免,我们就更应该利用差异来促进对外汉语的教学,将不利转化为优势来对对外汉语教学进行研究和实践。如何能将文化间的差异积极的体现在汉语教学中,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将文化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只有将文化间的同与不同整理、分析然后归纳总结,才能找到文化间内在和外在的异同,思维才不会局限僵化,能够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今后的汉语学习中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运用。例如,可让同学们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国家、家乡、风俗特点等,然后用本国语言和汉语共同说一句话,加上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或者利用绘画音乐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让其他同学来猜猜其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通过交流和各种“语言”的运用来让同学们更好的了解文化差异。
第二,面对不同的文化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可以接受一些文化差异,而一些人却不能接受。对于这种对文化差异的不适应感,我们应当适当的去引导学生正面这些差异,而不是逼着学生去接受文化差异。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诉我们每个国家、地区、民族都是值得被尊重的。而在对外汉语的教学过程中,常常会碰到一些适应能力不是很强的学生,面对着种种非本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会产生一种不适应感,对生活、学习产生焦虑困惑的感觉,极易转变成为心理疾病。在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汉语的学习,还要进行文化差异的学习。
第三,增强文化交流的意识,达到学习汉语的真正目的。语言是一种习得的能力,不像数学等学科要进行逻辑思考和数据研究分析。语言最高的目标就是运用。学习汉语就是为了能够用汉语与人交流,能够运用语言传递想法表达意思。通过语言能够了解到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学习语言而不是为了能在卷子上答满分,仅仅追求的是考试的分数就失去了学习语言的意义。汉语的学习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传递,汉字与西方单词的形、音、义的不同看起来似乎只是符号形成的过程的差异,但实际上这是文化差异的一种表现,这些形成原因是有其内在的区别和联系的。
通过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和分析,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进步与满足了人们交流的最终目的和对不同世界的了解的兴趣。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策略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同学们学习汉语、了解汉语,同时还能通过对汉语的教学来传播文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到汉语学习者的头脑中。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的文化传播策略。
第一,在对外汉语的教学的教材中多补充文化的内容,开展文化专题的讨论,营造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由于对外汉语的教学开展的时间较为短暂,属于一个新兴的专业,教材的编写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并不成熟和完善。教材编写的现状是参照一些汉语教学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一些字词句的联系,简单的寒暄对话以及常用词汇。对外汉语教材中鲜有涉及到关于文化的内容。同时,要在教材中将文化的内容设计得让人浅显易懂也并非易事。例如,由于学习汉语的同学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因此不能同一一种国家的语言来进行讲述。所以,将文化的一些内容用汉语表达也不能简而又简,这样汉语水平并不高的同学就会看不懂意思,那么就失去了原来的初衷了。
第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仅教材要加入文化的内容,作为文化传播者和语言教学者的老师也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储备和个人素质修养。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如果只是仅仅会教学生读写,那必定不能满足学生对汉语学习的要求,同时,老师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沉淀,自己都不能深刻的理解文化间的差异,必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汉语教学来进行文化传播。因而,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不仅要学会汉语教学的方法,同时还必须加深自己对不同文化间的了解,使自己能够将各种文化融会贯通,再经过自己的理解处理加工后引导学习者们去了解文化,从而达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播的目的。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但要正确应用翻译技法,还要对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以此确保能够把文学内容进行正确的、全面的翻译。从文化视角去看,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相当大,如在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文化脉络、民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深入研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以及处理策略,对提高文学翻译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基于此,本文拟从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的联系出发,分析文学翻译中造成文化差异的成因,探讨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关键词:
文学翻译;文化差异;处理策略;异化与归化
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多元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文化交际在各国的互相往来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受这种发展潮流的深刻影响,文化差异也被视为文学翻译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二十一世纪,文学翻译已经不再被看成简单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被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即文学翻译演变成了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形式之一。所以,现代人常用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以及文化交融等多种术语来代替文学翻译。这就使得如何更为准确到位地处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现象,促使翻译出的文学作品更为完美成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的重中之重。
一、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的联系
文学翻译属于翻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形式。文学翻译就是将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精神、风格与内容等再现于另外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完整过程,即实现文化之间的“传真”或者“移植”。在多元化文化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文学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艺术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之间的转换与交流。从本质上讲,文化属于涵盖范围广泛、内容体系丰富的系统性概念,甚至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且因具有显著的传承性特点而相对稳定。文化作为产生语言的土壤,使得任何语言的诞生与发展都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文化又成为了语言外在形态的具体表现。文学翻译彰显出的是跨文化之间的语言转换艺术,即在翻译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时,文学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文学翻译属于语言之间的转移,更是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这是由于文化与文学翻译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文化的需求与特质影响着文学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翻译主要是通过语言形式开展的,因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交流与相互影响也必然会在语言方面得到表现。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有着别具一格的特性。文学,既是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文字艺术,而在文学领域中又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与积累。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文学翻译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艺术的再创造活动,更是一项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语言作为一种有生命的文化形式,在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必须予以有条件的“移植”,而非机械的“挪动”。所以,文化差异就成为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语言背景,否则便会成为毫无生命的“文字符号搬动”。换而言之,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物理性搬动,而是灵活的文化与思维移植。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但要处理语言之间的矛盾,还要兼顾文化的差异性,而对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是否到位,则直接关系着文学翻译的整体成效。这就要求翻译者一方面要尽可能的传达出原文的文化特色与民族形象,另一方面则要认真考虑目的语读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能否接受,以此实现文学翻译为文化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服务目的。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不可割裂开来,只有处理好文化差异问题,才能更好的进行文学翻译。
二、文学翻译中造成文化差异的成因分析
1.地域因素。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不同,使得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地域文化也不尽相同,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或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这一方面。比如,因地域因素造成中英文化的差异,其中在方位与相应物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在中国,常常将“南”放置在各个朝向的前面,但英文中却常把“北”(north)放在前面;从中国古诗词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比较偏爱东风,如蓝茂的诗句“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支开”,但由于英国属于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因而英国人尤其钟爱西风。另外,因地域因素造成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一系列习惯用语方面,如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因而诸多习惯用语常常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粒粒皆辛苦”、“汗牛充栋”、“挥金如土”等,且直接描述农民劳动与生活的文学作品也相当多。这些作品与词汇所蕴含的独特地域文化特质,在我国读者看来十分自然,但如果将其简单直接的翻译成英文,并不加任何备注或注释,则英国读者就很难正确理解这些作品或词汇所传达的含义或意蕴。
2.思维因素。人类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受到风俗习惯、知识结构以及个体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其能够折射出使用特定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语言心理状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渊源。其中,思维模式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在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表现的十分明显,如东方人的思维更为倾向于模糊性与笼统性,西方人的思维则更倾向于精确性与科学性,在西方数字常用于实数,但汉语中所用数字的虚实经常要联系上下文进行判断。例如,如果将《红楼梦》中的“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直接翻译成英文,虽然译作数字忠实于了原文,但却会让西方读者充满疑惑与不解,这是因为西方人会直接质疑人类“十八变”的具体阶段或科学依据。所以,思维因素是造成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3.历史因素。每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而任何一个民族语言都承载着该民族历史背后的文化内涵。从一定角度去分析,语言就是历史文化的记录或者活化石。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了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表达形式。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考虑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等民族习惯十分必要。诸如,我国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典故都来源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典故则多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与英美文学中一些著名的作品等。同时,因为历史因素使得一些国家或者民族的地名、人名或者特定事件等有着比较独特的含义,如英文中的“一败涂地(meetone'swaterloo)”,如果翻译者或者阅读者不了解词汇“waterloo”的含义与典故来源,就很难正确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4.宗教因素。宗教文化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是指由民族的宗教意识、信仰等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中国的宗教主要包括儒、道、佛这三种,其对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佛教信奉的“如来”、道教信奉的“三清”、儒学信奉的“孔子”、神话信奉的“神仙”等。同时,华夏儿女信仰女娲补天、开天辟地,而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即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世间的所有安排也都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英语中有诸多涉及到宗教活动的词汇,也都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在宗教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一些词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词语运用环境的不同,其具体含义也出现了很多改变,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临时抱佛脚”等习语,如果将其进行简单、直接的翻译,则很难达到传文达意的效果,甚至会造成元文本信息的丢失或误解等。所以,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综合考虑宗教因素对提高翻译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三、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1.坚持动态平衡原则。要树立源语与目的语相互转换的标准,最大程度减少差异,就必须坚持文学翻译的动态平衡原则,即功能对等理论。翻译动态平衡理论是由尤金.A.奈达提出,其指出翻译就是用最对等、自然与恰当的语言,从语义再到文体将源语信息进行再现的过程。翻译中的动态平衡原则主要包括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与文体对等这四个方面,且主张意义翻译高于形式翻译。具体而言,文学翻译者要想从文化差异视角实现动态平衡原则,则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努力创作出即符合源语语义又能彰显源语文化特性的优秀译作。由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种语言与文化,所以文学翻译者只能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本文化,而不能完全将原本文化进行再现;二是当意义与文化无法同时兼顾时,则要求翻译者适当舍弃形式方面的对等,即通过在目的语中改变源语的形式实现再现源语文学作品语义与文化的根本目的;三是如果改变形式仍无法充分表达出源语的语义与文化,则可以运用“重新创造”的翻译技法来处理文化差异问题,进而使得源语与目的语意义方面的对等。其中,“重新创造”主要是指将源语的内部深层结构逐步转换为目的语的外部表层结构,简而言之就是用目的语中的词汇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述与说明。
2.正确分析文学体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语内容,对此翻译者必须首先明确所翻译文本的文学体裁类别,并能够区分各种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然后在翻译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文学体裁采用不同的文学翻译技巧。比如,在英语文学体裁通常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与科技应用文这几种,其中对小说、散文与诗歌而言,由于这一系列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元素较多,都属于作者的独立创作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较为突出。翻译这一系列英语文学作品时,则必须要对其文化氛围、文化背景等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是理解文章与确保翻译质量的必然需求。而对于英语科技应用文类的作品翻译,由于其涉及到的文化因素比较少、科技性较强,因而需要处理的文化差异问题相对较少,但必须对文中的专用术语与科技词汇进行准确翻译。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正确分析翻译作品的文学体裁,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文学翻译,也才能提高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
3.科学应用异化与归化策略。近年来,随着文化翻译或交际翻译的盛行,为更好处理文化翻译或交际翻译中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逐渐诞生了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理论,为解决文化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异化主要是以源语文化作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即翻译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应该完全“移植”源语的特色,对于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意象则很少予以关注,只需要让目的语读者直接接受与理解源语文化即可;归化翻译理论与异化翻译理论恰好相反,其是以目的语文化作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即要求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尽可能的排除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障碍,让目的语读者认可与接受译作。虽然异化与归化理论截然相反,但其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可以被翻译者同时使用,即通过对翻译因素的对比与分析,科学合理选用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这样反而能够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文学翻译是语言形式之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沟通行为。文化属于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复合型概念,因各国文化存着者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文学翻译过程中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的策略优劣,直接关系到文学的翻译质量与翻译效果。新时代的社会文化不但发展速度快,而且发展方向也更为多元,因而必须从多个角度处理文化差异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创作出更为经典的文学翻译作品,以此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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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并购文化整合的研究可追溯于20世纪60年代末。很多学者会问,企业文化的概念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的管理学家对日本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后提出来的吗?
经过文献梳理,本文认为,把并购文化整合问题的研究的起始定于这个时间是恰当的。现有研究结果表明,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是Davis(1969),当时企业文化的概念还没有提出。因此,学术界将Davis作为了最早研究管理风格在企业并购中作用的学者。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现状
Davis(1969)指出,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在管理风格上的差异是并购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同时,他指出管理风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风险偏好;(2)回报周期;(3)权力结构的配置;(4)对职能的侧重;(5)利润的分配;因此,对并购双方管理风格差异的评估成为了并购中文化整合最初的内容。沿着Davis的研究路线,很多学者在这个领域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Callahan(1986)、Lipton(1982)和Rapport(1982)在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后指出,管理风格和价值观上的差异造成了很多整合的问题。与他们同时期的很多学者也都认为并购之所以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并购双方管理风格上的差异(Buonuo、Bowditch和Lewis,1985)。
20世纪80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威廉·大内的《Z理论》、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吉姆·柯林斯的《基业长青》等著作相继发表所引发的企业文化浪潮),并购文化整合的研究迅速发展。最终,Berry(1982)在"文化适应"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整合"概念。他认为,文化整合应该包括三个特点:一是有两个独立文化群体接触;二是包括接触、冲突和适应三个阶段;三是它应当发生在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上。随着文化整合概念的提出,学者们对文化整合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他们开始思考导致文化整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整合模式更有利于整合的进行?这段时间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领域集中于文化整合模式的研究、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冲突的研究这两条主线上。
(一)文化整合模式研究方面
大多数学者都沿着Berry的研究路线在研究。Berry(1982)提出了并购双方的四种"文化适应"模式,分别是:1、一体化;即并购双方的文化相互渗透,形成包容双方文化的混合文化。2、吸收;即并购企业将文化强行注入目标企业,目标企业的文化被并购企业完全吸收。3、分离;即并购后严格限制并购双方企业文化的交流,保持两个企业文化的独立性。4、混沌化;目标企业的员工既不认同并购企业的文化,对自身企业的文化也不赞同,这样会导致员工价值观的缺失,造成一种无序的状态。Nahavandi和 Malekzadeh(1990)表达了和Berry相同的观点。在这基础上,Buono和Bowditch(1989)站在了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其对文化整合模式的看法。他们提出了文化整合的四种模式:1、文化混合式;2、文化取代式;3、文化多元化;4、文化对峙;可以看出,Buono等人的观点是对Berry等人观点的进一步拓展。最近的学者,如:Hubeck、Kroger和Tram(2000)把文化整合的模式总结为三种类型,分别是:1、文化混合式;2、文化教化式;3、文化分离式。综上所述,可看出学者们对文化整合模式的研究并未从根本上突破Berry的研究,而只是在其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二)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研究方面
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才导致了文化冲突,同时,这也是并购整合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大都受到了Davis研究的影响。如上所述,Davis(1969)即提出管理风格的差异是取得并购成功的主要障碍。此后,很多学者表达了相同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Callahan(1986)、Lipton(1982)和Rapport(1982);Buonuo(1985)、Bowditch(1985)和Lewis(1985)等等。值得注意是,Chatterjee 、Lubatkin(1992)等学者通过选取股票市场中并购宣布日前后的股价波动来判断资本市场对并购双方企业文化差异的反映。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中若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者往往对其股票持有消极的态度。此后,很多学者都认为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是导致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彻底的颠覆了先前学者们的观点。他们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发生的跨国并购后指出,正是由于并购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才导致了跨国并购业绩的提升。文化的差异意味着并购的潜在价值更高,对员工的抑制更低,员工的流失率更低,仅仅需要并购双方在组织整合方面多投入一些工作(Larrsson、Finkelstain,1999)。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学者看到了这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矛盾。他们为了化解这种矛盾,引入了"文化宽容度"的概念。如:Cartwright和Cooper(1993)认为,当并购双方都对外来文化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会得到很大的降低。除此之外,Nahavandi和 Malekzadeh(1988)指出,并购企业采用何种并购模式取决于其文化的宽容度(独立还是反对组织内员工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战略相关性(相关并购还是不相关并购)。
三、对未来的展望
究竟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是否必然导致文化冲突,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对文化整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为本文提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Berry. J. W, KimU , Minde T ?Mok 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cculturative Stress [J].International Mirgration Review,1987(21):490-511.
[2]Malezadeh Ali R, NahavandiAfsaneh .Making Mergers Work by Managing Cultures[J];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1990,11 (3):55-57.
[3]Buono A F and Bowditch J L. The Human Sid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naging Collisions Between People,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gs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89.
关键词: 广告语翻译 文化差异 影响
1.广告语的概念
广告语是广告语言是指广告中的语言,它包括各种广告中所有的语言文字信息,即广告中的语音、词语、句子(包括歌词)、文字(包括拼音字母)、标点符号和文字图形(由文字构成的图形或文字和实物及其图形的结合)。广义的广告语言是指广告中所使用的一切手段与方法。其中既包括声音语言、音乐语言、平面设计语言、图像语言、色彩语言,也包括文字语言等。狭义的广告语言是专指广告作品中的文字语言,即指广告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它具体包括商标、广告标题(包括引题、正题、副题)、广告标语(口号)、广告警示语、广告正文和广告附文等。
2.影响广告语翻译的跨文化因素
在全球化进展越来越快的今天,了解文化,尤其是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成功营销的前提。在跨文化语境下广告必须充分考虑到广告对象的认知心理、文化背景、认知能力,深入研究异国文化,广告的语言与手法要尽可能地接近当地顾客的文化心理,找到最佳的关联点,采取最完美的表现方式,让消费者取得最好的语境效果而无需在推理与思辨上付出太多的努力。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共性与个性。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条件下,不少广告语的翻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是由于汉语和英语分属两个语系,在语音、语义、修辞等表达上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要把原广告语中的语言特点都翻译出来并非易事。比如说,广告语一般都注重音韵的美。在汉语中常用压韵增强语言效果,在英语中也常用“头韵(alliteration)”、“准韵(assonance)”、“尾韵(rhyme)”等音韵来增加语言魅力。但由于语音的不同,在翻译后往往很难找到原音韵的感觉。如,有一则牙膏的广告语为:“Wonder where the yellow went.”宣传了它消除牙齿黄斑的功效。其中的三个词“wonder,where,went”在英语中是压“头韵”的,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翻译成汉语后就失去了这种音韵美。可见尽管文化相通,要留住原广告语中的音韵美也不容易。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它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价值观在语言上的反映是极其明显的,某些词语在一种民族文化中是褒义的、受人欢迎的,而在另一种民族文化中却是贬义的、令人厌恶的。例如,中国人认为“白色的羽毛”是纯洁的象征。上海产的“白翎”(White Feather)牌钢笔出口时仍用此品牌。而在英语中有个成语“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正巧是临阵逃脱的意思,并且在西方白色羽毛象征着胆小鬼,用“White Feather”做广告显然是不利于销售的,所以从国际广告语的设计到翻译都要注重价值观念的差异。
2.3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道德规范、自觉能力,呈内倾性格,而西方人则呈外倾。美国著名广告语“Just do it”在香港电视上播放时,译成“想做就去做”,这一广告主题在标榜个性自由的美国是不会令人大惊小怪的。但香港作为华人社会具有传统的自律心理,因此不少消费者认为该广告有诱导青少年干坏事之嫌,纷纷投诉,后来将广告词改成“应做就去做”才平息风波。所以,要使广告的商品被接受,打开市场,就要使译文迎合当地价值观念。如,驰名全中国的服饰品牌“金利来”(Goldlion,意译为“金狮”)正是迎合了中国百姓求吉求利的心态。此外,一些公益广告中的用语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美国社会标榜个性自由,便是美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注重个人尊严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个体,人际交往也是在“不分高下的,在假定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孝”,注重关系和谐,权力的重心倾向于群体或群体的化身。
3.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用翻译牵涉到两种语言的语用原则,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成不同语言的语用原则。广告翻译中经常会遇到语用原则相悖的情况,从而产生“语用失效”,这种语用失效会导致交际中信息误导、信息错误和信息障碍,以致产生交际误解,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如“白熊”这一商标,是译成“White Bear”合适呢?还是译成“Polar Bear”呢?这就要与时政联系起来,随着近年来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Polar Bear”(北极熊)已另有所指,人们容易将它当作绰号与世界上一种政治势力联系起来,所以还是译为“White Bear”较为妥当。
3.1文化差异影响广告信息的获得
广告中的商品介绍最重要的是传递信息,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面对同一商品的介绍,应当得到完全相同的信息,这就要求译者透过产品的表象,抓住其本质,保证产品形象与信息准确传递。例如:中国的“金丝小枣”译成英文的“Golden Silk Small Dates”就会给外商留下该枣“长着蚕丝,形体小”的印象,这就彻底掩盖了“金丝小枣”的优异品质,并造成消费误导。如果运用省略和补译的方法,将其译作“Honey-Sweet Dates”便可取得良好的翻译效果。文化差异影响广告信息准确获得主要表现为:汉语式的英译无法使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在心中产生相同的产生。
3.2文化差异误导广告信息的获得
广告翻译需要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由于操英汉两种语言的人在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持相异文化的人在使用对方语言交际时,文化差异因素必然会制约语言的使用。在广告翻译方面则表现为获得不确切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广告信息。例如:一则锅巴的广告词:“本品可即购即食,食用方便。”原译文:Opening and eating immediately.“即购即食,食用方便”等说法是描写某食品食用上的方便。用immediately译上述广告上的“即”不妥。国外消费者读到eating immediately产生的联想是“如不吃掉,食品马上会坏”,这势必有损产品的形象。而用英语的惯用表达,把“即购即食,食用方便”译为(always)ready to serve,才能达到广告双语转换中的产品形象的等值效果。因此,广告翻译不是表象文字上的吻合,而是信息和语言内涵上的紧密契合。只有当广告原文语言在读者心中引起反映与译文语言在译文读者心中产生的反映在效果上相似时,翻译才算达到等效。
4.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文化层面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一定要十分注意克服文化差异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做为一名合格的翻译工作者必须熟悉外国的文化、通晓本国的文化: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背景。因此广告英语的翻译必须在区别源语与目的语不同语言特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文化、社会、消费者群体等各个因素。选择出与原文对等的最贴切、最自然的译文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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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跨文化敏感度 跨文化交际能力 认同感 交际参与度 外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能力指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成功进行交际的能力,它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而跨文化敏感是跨文化交际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人激发自身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①,跨文化敏感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果。所以对跨文化敏感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情感层面进行研究。为了解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差异,笔者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进行实证调查研究,以便于探寻跨文化敏感度内部各个层面间显著的相关关系,以期给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和英语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1958年就有学者提出,敏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在交际中敏感的人可以洞察他人在行为、感觉和认知上的不同之处②。贝内特(M. J. Bennett)于1986年提出跨文化敏感的概念化框架,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义为一种不断适应现实结构中的文化差异的能力,创建了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IMS: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这个模型将交际中的个体的敏感度从高到低分为了否认差异、抵制差异、最小化差异、认同差异、适应差异和差异融合六个阶段③。
美国跨文化交际领域的著名学者陈国明和斯特罗斯塔(1996)将跨文化敏感度界定为一个多层面的独立概念,是人激发自己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属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④跨文化敏感度较高的人在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具备自尊自爱的心理,能够更快地适应陌生的环境,有很强的应付挫折和压力的能力,能从容地应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差异;对跨文化敏感的认识可以增进对文化的理解,减少文化偏见;跨文化敏感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多元文化的心态,这是对适应、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促进适当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积极驱动。⑤
国内关于跨文化敏感的研究始于2004年,从趋势上来看,我国的跨文化敏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起步晚,实证研究少,尚未形成一定的趋势。相对于国际上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国内学者应当大力加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进行测量和分析,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248份。
本研究采取陈国明和斯特罗斯塔的ISS量表,运用SPSS对被试跨文化敏感度情况进行分析。量表一共包含24个问题,这24个问题可以集中反映被试的跨文化敏感水平。问卷中涵盖了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5个变量。交际参与度指交际参与倾向和参与程度,涵盖的问卷问题包括题1、11、13、21、22、23和24,其中第22题为反向计分项;差异认同感指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和认同程度,涵盖的问卷问题包括题2、7、8、16、18和20,其中2、7、18、20题为反向计分项;交际信心指对参与交际的信心,涵盖的问卷问题包括题3、4、5、6 和10,其中第4题为反向计分项;交际愉悦感指参与交际获得的满足和快乐,涵盖的问卷问题包括题9、12和15,此三题都为反向计分项;交际专注度指交际参与过程中交际主体的专注意愿和专注程度,涵盖的问卷问题包括题14、17 和19。被试需在数字1~5中选择: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数据分析前对这9个反向计分项目进行了数据转换,接着运用SPSS17.0对五个变量的均值进行总体分析,得出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总体情况;再对五个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以便于找出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与讨论
当代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现状。经过数据分析,得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总体情况,得到表1数据。
表1 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数据
从结果来看,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普遍较强。均值数据表明,所有被试差异认同感和交际参与度水平最高,其次是交际愉悦感,再次是交际专注度,最低的是交际信心。两个极值的数据表明,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信心内部差异最大。因此,在引导学生进行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学生多接触外国文化,积极参与交流。
跨文化敏感度五因素的相关性。通过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可以了解到跨文化敏感度五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得到表2数据。
表2 跨文化敏感度五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由表2可知,所有相关性关系都呈显著正相关。五因素之间,相关性最强的是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感,数据为.563**,达到了中度相关的关系;交际参与度与差异认同感之间相关性系数为.484**,呈弱相关关系;交际信心与交际参与度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462**;交际参与度与交际愉悦感之间相关性系数为.447**;交际愉悦感与差异认同感之间相关性为.443**;其他的相关关系都呈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得出,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影响和制约关系,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跨文化敏感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结论
数据表明,大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较高,多数学生都有很强的差异认同感,交际参与度的均值也表明了多数大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交流活动。交际信心的均值略微低于其他四个因素,这也许表明在交际中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英语水平信心不足,或者是因为参与交流的机会不多缺乏锻炼,导致了对直接参与跨文化交际的生疏和胆怯。
五个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信心相关性高达.563**,也就是说有较强自信的大学生更容易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愉悦感,更享受文化差异、互换知识信息的过程;交际愉悦感增强了,交际信心也会随之提升。交际参与度与交际认同感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大学生在交际中如果有认同差异的意识,那么自然会参与到交际活动中去;随着参与的深入,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和体会也会随之加深。交际信心与交际参与度的相关度也很明显,说明具备信心的大学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交流活动。大学生的交际信心可能来源于英语水平的高低,英语水平高的学生会主动去参与交际,并且在交际中善于倾听对方的观点、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敏锐而灵活。其他相关关系都比较微弱,说明这些因素也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跨文化敏感度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就外语教学本身而言,跨文化交际是和异文化互动交际的过程,语言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弱会直接影响到外语教学效果。因此,对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将有助于解决如何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现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已经表明,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相关性程度最高,是学习和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先决条件,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利用两者的相关性关系通过提高跨文化敏感度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者分别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教授)
注释
①Samovar, L.A. & Porter, 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ering: Peking Unversity Press, 2004.
②赵萱:“跨文化敏感度:理论范式、测量方法与应用前景”,《现代教育科学》,2011年第2期。
③Bennett, M. J.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Yarmouth: Intercultural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