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于运输基础设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关系运行的机制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交通运输需求就会提出新的要求，仅通过原有运输方式已不能适应经济的要求，因此，更具经济性的运输方式和组织方式便产生和发展起来，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新的运输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出现和发展，又会带动一批新兴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使得大批的商品推向市场，生产与配送更加有效，实现生产规模经济，增强专业化分工，改变物流系统并降低成本，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运输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呈现出互为因果的相互作用关系.综观几百年来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可以看到当交通运输能适应经济的需要时，交通运输在自身进步的同时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当交通运输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时，就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当经济飞速发展而产生量大质高的运输需求时，经济发展就会反作用于交通运输，迫使交通运输的急剧变革和发展，带动交通运输全面融入经济发展之中，促进经济运输化的过程.因此，明确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经济建设中的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因果关系检验原理

Granger的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Y是X的原因，那么Y中的变化应当发生在X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Y是X变化的原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 7有助于预测X，即在关于X滞后值的回归中，添加7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利用过去的7值对X进行预测，比只用X的过去值来预测所产生的预测误差(最小均方误差）要小，则称Y是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

(2) X不应当有助于7预测.其原因是若7有助于预测X，同时X有助于预测7,贝IJ很有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其他变量，既是引起7变化的原因，又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这两个条件是否成立，需要检验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预测没有帮助的假设.对于检验“7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这个原假设，需要X对X的滞后值及其他变量的回归，但在这一个回归中，没有把Y的滞后项包括进去，这是一个受约束的回归.从这个回归中得到受约束的残差平方和RSSr.再作含有Y滞后项的回归，即在前面的回归式中加入Y滞后项这是一个无约束的回归，由此回归得到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RSS零假设是Y滞后项前的系数为零.利用F检验，就可以确定Y的滞后值是否对无约束回归的解释能力有显著性贡献.建立F统计量F=(RSSr-RSSVR)Im~RSSur(n—k)

它遵循自由度为m和（n—O的F分布.m是滞后项Y的个数，或滞后期数，而k是无约束回归中待估参数的个数，或X滞后的期数.给定显著水平aF统计量如果大于临界值Fa(m，n一k)则拒绝零假设，认为Y是X的原因.

葛兰杰因果检验的完整步骤需要考虑下面的回归：

现在会有四种情形可以加以区分：

(1)若拒绝第一个零假设，接受第二个零假设，则Y为X的原因；

(2)若接受第一个零假设，拒绝第二个零假设，则X为Y的原因；

(3)若接受第一个零假设，同时又接受第二个零假设，则Y与X互为原因，或称双向因果；

(4)若拒绝第一个零假设和第二个零假设，则Y和X不存在因果关系，相互独立.

2数据处理和检验

考虑到国民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联系作用，以及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之间的互补特性，采用中国年度的国民生产内总值GDP与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基础设施投资额T两项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征.这里，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基础设施投

资反映国家的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取自中国交通年鉴》及《中国交通网》，时间跨度自1978~2002年.这样取时间跨度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背景的连续性.

2.1 GDP与T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性检验

葛兰格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是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协整性.如果存在协整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来保持这种动态均衡.

对时间序列LGDP和LT(分别对GDP和T序列取自然对数）进行协整性检验.首先考察是否存在单位根.ADF检验结果见表1.

单位根检验得到两个时间序列都为单位根过程.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在5%的置信水平下，迹统计量的值15.81402>15.41(临界值),说明具有协整关系，这就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与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基础设施投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来维持这种稳定的均衡.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葛兰格因果检验得以确定这种关系的组合形式.

2. 2GDP与T的葛兰格因果检验

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包EViews4.0从时滞数最小1到最大数7，置信水平取5%,进行葛兰格检验并得到结果，见表3(T代表交通运输与邮电基础设施投资，G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葛兰格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1978~2002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在1~4年短期内，带动交通运输与邮电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5年以上的长期影响没有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社会生活对经济可达能力的要求逐渐增强，激发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邮电通信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正符合了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基础设施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较高比例的规律.

第2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领域，国有经济要保持垄断地位

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工业、造币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新闻和广播影视业、金融业、重要物资储备部门及农业中的某些特殊领域。从现实情况看，这些领域的产品或服务功能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中作用无可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保持垄断地位是国家对其实行绝对控制的必要保证。

二、在基础设施和重要的基础产业领域，国有经济保持支配地位

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电力、邮电通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业、铁路运输、航空和港口等。在这些领域中，一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影响面大，非国有经济无力或不愿投资这些领域，应主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并保持支配地位，由此可以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在这些领域中亦应逐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在有些领域中甚至可以占到较大的比重，只要国家能通过法律、行政和政策手段控制得住，就可以尽可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由此可能为国有经济提高控制能力、发挥主导作用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在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国有经济要集中力量支持发展一些大型企业集团

当今世界，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技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能力的主要标志。至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这与我们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现阶段，只有靠国有资本的参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潜力，才可能在一些资金和技术密集性高、竞争激烈、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部门培育发展出一批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从目前情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有电子、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和建筑业几个支柱产业。

四、在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投资力度，推动其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早期投资大、风险大，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分难以进入，需要全面促进其发展。这些产业是代表着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新兴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的发展能直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有资本要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加大在该领域投资的力度，引导和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投向该领域。这些行业主要是指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产业等。

五、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应与非国有经济进行平等竞争

对这些行业中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明显、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国有经济要从中小企业中撤出，集中支持国有大企业，使这些大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由于目前我国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力还不强，在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领域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这些产业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是国有经济的优势所在。这些产业主要包括部分机械、电子、化工和原材料加工业。对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资金投入较少、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低、适合于分散经营的产业，国有经济的经营效率一般相对较低，应从中逐步退出。这些产业包括食品、纺织、家具、造纸、文教体育用品等制造业以及中小规模的商业和服务业等。

第3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作用。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经济基础，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支柱地位，以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国有企业应该保持必要的数量，但更为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分布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认真贯彻党的*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方针，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正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市场成熟度的提高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更为便利的微观基础。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加快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为迎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一轮竞争做好准备。

从国有企业的功能与作用来看，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在需要控制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体现国有企业的控制功能。要利用国有企业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网络的特性使少数特殊行业和领域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如电力网、铁路网、航空网、基础电信网、城市公用事业等。这种自然垄断性质，决定了国有资本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必须保持较强的控制地位，以便于国家对这些领域的管制和监控，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要保证在国家层面上的产业竞争力。在国家确定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对重要的骨干企业实行国有控股经营甚至独资经营，以国有经济的资源动员力量和优势，保持和不断提高在国家层面上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领先性。要把由国有企业持有的国有资产作为调控、稳定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有所作为”，就是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资产的合理集中、流动和重组，使国有资本的运行富有效率，功能得以放大，优势不断增强，能够用少量的资本控制、影响和带动大量的社会资本，形成国有经济在动态上的数量、素质和布局优势，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发挥民间资本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终实现保持国有企业支柱地位、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在其他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资本应加快有序退出步伐，将回收的资本投向其他需要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行业和领域，或用于建立、补充专项社会保障基金。庞大的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必然涉及就业的变动、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的波动，也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大规模和大范围转移，影响面甚广。因此，要以不影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保持国有企业的支柱地位为主线，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基本前提，以不引起人员不稳定和资本市场波动为出发点，尽快完成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第4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关键词：国进民退；适度规模；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10-0013-05

随着以“抓大放小”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结束，国有经济经营绩效逐渐提高，所有制结构战略性调整也由数量调整向质量提高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仍在下降，但与之前相比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不仅如此，个别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竞争力逐渐提高，在竞争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局势，从而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与范围。国有经济的这一演变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至今。前一阶段，国有经济比重虽然逐渐下降，但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后一阶段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后逐渐趋于稳定。2009年，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的生产总值约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民营经济大约上升到2/3。在经济增量方面，前者约下降20%～30%，后者约上升到70%～80%。国有经济整体上的不断收缩和个别国有企业的扩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和非公有制经济份额越来越大的现实正在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然太高，所占用资源过大，不符合建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缺乏对定量目标的描述与参照标准，从而引起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怀疑和争论。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争论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国进民退”是否存在？“国进民退”是否有危害？国有经济是否越少越好？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定论，需要深入思考。

一、“国进民退”是否存在？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成就逐渐扩大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大幅度提高，使个别企业从战略收缩逐渐转向战略扩张，并正在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总体布局，这一变化被称为“国进民退”。

虽然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以国有经济退出为主的改革趋势，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国进民退”的案例背景各有不同，表现为部分国有企业不断扩张，但民营企业发展更快；国有企业“有进有退”，一些国有企业退出没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而有些案例是不合理的，如利用资金优势制造“地王”；而有的案例是合理的，如投资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些案例考虑到特殊的环境条件，很难做出倾向性判断，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对“国进民退”案例的判断，还与学者的立场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出现争论也是正常现象。

实际上学术界关注“国进民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增加了多少，更多的是看国有经济扩张的方式是否遵循市场化行为。但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不是遵循市场规则的“国进”，而是通过非市场手段进行的国有经济的“强行”进入和民营经济的被迫“退出”。这种国有化政策，首先打击了按市场规则经营的民营经济，不利于形成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官商”结合的症结，不利于构建廉洁服务的政府，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实。再次，国有化并不一定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可见，以转型升级为初衷进行的整顿或规范市场行为，由于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了人们对“国进”的误解和反感。

基于此，在当前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背景下，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关注，主要是因为国有经济的“进”、“退”方式在有些地方、有些行业还存在非市场的政府越位行为。因此，当前国有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要抛弃原有“行政命令”式的经济管理思维，构建尊重市场规律、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服务型政府，真正形成“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国进民退”是否具有危害？

部分学者认为“国进民退”对我国经济存在巨大危害，认为国有经济存在行政垄断，破坏市场竞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国有经济效率低下，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国有经济职工收入高于非国有经济，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国有经济存在的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存在容易滋生腐败以及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较低等。

实际上，国有经济存在的所谓“巨大危害”与国有经济的产权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全部都是私有经济，这些问题依然可能存在，并且可能更严重。

第一，关于垄断问题。垄断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即市场上能够随意调节价格与供给（不能同时调节）的经济主体。由此可见，垄断与市场力量、市场行为密切相关，而与产权性质无关。也就是说，即可能存在公有或国有的垄断，也可能发生私有制的垄断。而从全球看，由于对垄断的厌恶传统与“反垄断法”的广泛存在，完全垄断如同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很难找到合适的案例，绝大多数属于寡头垄断。但如果从产权性质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垄断更普遍。当前，所谓的“行政垄断”的根源在政府，而不在企业的产权。即使将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只要政府依然掌握大量资源或者政府行政权力可以自由支配资源，那么行政垄断就必然存在，只不过行政垄断转向私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经济不是行政垄断存在的根源，而要解决行政垄断（且不论行政垄断是否一定有危害），根本途径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支配资源的数量和能力，这显然与国有经济无关。

第二，关于国有经济效率问题。国有企业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其微观经营绩效高于私有企业，更多的是出于安全、现代化等因素。因此，以经营绩效来苛责国有企业本身并不合理。此外，就国有企业微观效率低下的原因而言（如委托——问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在当前公司制企业中也普遍存在，只不过这些企业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有效避免或降低了这种无效率的产生。实际上，就企业生产效率而言，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当前改变国有企业微观经营绩效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彻底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此外，只要国有企业生产利润不为负，也就是说不是绝对的浪费社会资源，那么国有企业的存在就会增进整体社会福利。

第三，国有经济与收入分配。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通过拉开收入差距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国有企业收入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并被指为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缘于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效果逐渐显现，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盈利能力大幅增强，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收入高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但国有企业职工收入高并不应该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部分高出的收入是否合理。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收入差距不是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太高了，而是非国有经济职工收入过低了。二者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在行业决定的。国有经济往往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而非国有经济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技术构成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收入差距。基于此，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反映的是行业差距，而缩小国有经济比重并不会改变行业状况，不能缩小行业差距。另外，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有多方面原因，既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也包括行业差距以及初次分配结构失衡等，其中收入差距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依然是城乡收入差距，占总体收入差距的40%～60%；最值得关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相应的资本与税收收入占比过高。可见，近年来行业收入差距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收入有所上升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减少国有经济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从当前的具体情况看，所谓的国有经济拉大收入差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行业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而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就要打碎行业壁垒，促进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在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从而拉平行业间的要素回报率，降低行业收入差距。竞争者特别是民营竞争者的存在，有利于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在国有经济收入分配问题中，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国有经济利润分配机制的构建。因此，解决国有企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确立国有经济利润分配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私有化国有经济才能实现。

第四，国有经济分布领域。首先应该指明，广泛流行的所谓应将国有经济限制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和弥补市场失灵是很模糊的判断。因为公共产品是严格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定义的理论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限制，除国防、司法等属于纯公共产品外，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的所谓“公共产品”都是准公共产品。不仅如此，即使是准公共产品随着技术进步与时间的推移其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应的市场失灵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法律等制度的完善，市场失灵的领域不断转换，而且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还存在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也不能通过政府或国有经济来弥补。因此，用公共产品或市场失灵等作为国有经济分布领域的判断标准既不具有操作性，也不具有科学性。此外，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也没有按照公共产品界定国有经济的分布。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有经济并非仅仅局限于公共品领域，而是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尽管公共品供给是国有经济的主要领域，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不同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保持国有企业。在主要的能源资源（如水力发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邮政电信系统、主要的运输系统（铁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战略性”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初衷并不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安全以及快速发展等目标。由此，虽然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产品可以成为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之一，但绝不应该是限制国有经济领域分布的唯一标准。国有经济在哪个领域存在，判断标准是多重的，应根据具体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就当前而言，发展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目标。因此，凡是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国有经济就应该存在，凡是不损害市场秩序、不浪费社会资源、不损害社会整体福利的国有企业就没有退出市场的理由。

第五，腐败是通过公共权力攫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与所有制结构没有直接关系。从1995年开始，由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排位总体上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而这一区间恰恰是国有经济大幅下降的时期，由此可见，国有经济下降并不能遏制我国腐败问题。即使将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行政权力寻租现象也不会被根除。相反，可能会愈演愈烈。因为私有经济一切以经济利益出发的特征必然驱使其与行政权力结盟，攫取巨额利润。从横向看，2012年中国在清廉指数中排在第80位，金砖国家中南非和巴西比中国略好，排在第69位，印度和俄罗斯比中国更差，分别排在第94和第133位，发达国家中意大利比中国略好，排在第74位，而希腊排在第94位，和印度相当。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私有制国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然都比中国低，而排位比较靠前的德国（13）、新加坡（5）、瑞典（4）、芬兰（1）、新西兰（1）等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相应都比较高。可见，腐败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多少关系，而与一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制化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认为国有经济存在容易滋生腐败既没有揭示腐败产生的本质，也不符合各国发展的现实，更不可能通过减少国有经济改变腐败问题。

总之，对国有经济的种种批评实际上与国有经济产权性质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将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所谓的国有经济存在的危害。而要彻底解决问题无疑需要继续沿着市场化方向深化改革，打破各种行政障碍，促进要素流动与民营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经济整体质量与生产效率，建立健全国有经济监督与审核机制，改善国有经济形象；确定国有经济进出不同领域的判定标准，规范国有经济与政府行为，严格按照市场要求进行经济活动，完善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约束政府行为，建立健全法制监督权力的运行机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三、国有经济越少越好吗？

改革开放至今，一直没有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行量的规定，这也是学术界对国有经济规模变化发出不同声音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国有经济改革长期沿着“国退”方向发展。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即国有经济改革只能“退”不能“讲”。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国有经济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应该存在一个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规模。二战后，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先后经历了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变化，但总体看，大多数OECD国家都保持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的重要领域，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在国有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产值在GDP中比重分别为法国24%（1985年）、英国19%（1979年）、意大利20%（1979年）、德国13%（西德，1979）。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非洲占20%、在亚洲占12%、在拉丁美洲占10%，在一些中东和东欧国家中，国有部门的产值至今仍占GDP的20%～40%。之所以国有经济能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国有经济被赋予了多重目标，如对私有企业的国有化更多的是服从国家利益（战争需要）、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多重社会目标（就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而并非被理论界归结为潜在的市场失灵，如自然垄断、公共物品、福利物品以及外部性等或单纯的以效率目标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国有经济的多重目标最终拖累了其效率发挥，从而拉大了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经济的效率差距，这成为上世纪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主要依据。虽然私有化浪潮后，发达国家国有经济规模有所缩小，但仍保有相当比例，且地位更加显著。除英国和美国国有经济规模较小（1%左右）外，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依然保持着较大比重的国有企业。其中，芬兰仅国有独资企业资产价值就占该国GDP的80%，而瑞典、意大利、法国、韩国、土耳其、捷克、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国有企业资产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5%～35%之间。从产出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有企业营业额占GDP的10%～15%，而芬兰国有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5%。上面所列举的各国数据只涉及了相关国家部分国有企业的情况，显然如果将所有国有企业都计算在内OECD国家国有企业规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小，相反维持相当高的比重。从所有权结构看，OECD国家平均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是国有独资的，20%是国有控股的，也就是说近3/4的国有企业完全或者大部分由国家控制或所有。从国有经济分布的领域看，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分布依然广泛，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品领域。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据国情，在不同的竞争性产业领域保持着国有企业。在主要的能源资源（如水力发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邮政电信系统、主要的运输系统（铁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战略性”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

根据测算，2008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就业与GDP产出的结构分别为52：48、24.2：75.8、30：70。其中，公有制经济比重比2004年分别降低13、25.5和7个百分点。鉴于国有经济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第二、三产业）的主体，因此可以粗略认为国有经济资产规模大体占国民经济的一半，而就业和产出占四分之一弱。从盈利能力看，近年来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度提高，2008年为1.33万亿元，2009年为1.3万亿元，2010年为1.98万亿元，2011年为2.25万亿元，2012年为2.19万亿元。持续增长的利润与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7%以上，充分说明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总体上与国民经济相适应。当前，不应再执着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相对规模上的变化，而应该将改革主要转向促进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经营效率与内部管理的质量上来。

四、结论

首先，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只要是符合市场规则进行的“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都是正常的经济活动，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反，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只要这一过程是违反市场规则或存在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我们不仅要关注，更重要的杜绝和依法制裁这些行为，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5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关键词]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运行区间

[中图分类号] F810.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1-0055-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财政框架下的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08BZZ037)阶段性成果。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满足国家行使政治权利需要的财政分配行为――公共财政和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的财政分配行为――国有资本财政并存于国家财政这一统一体内。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两大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预算体系,即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两种财政依据的权能和职能范围存在差异,因此,两种预算在收支结构上也各不相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区间。

一、两种预算运行区间的理论分析

所谓财政的运行区间,实际上就是指财政发挥其职能作用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财政运行的活动区间与规模区间。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财政有着不同的职能,这也决定了二者的作用范围是存在差异的,相对应的,两种财政预算的收支结构也各有侧重。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在我国公共财政的提出也是在讨论“市场经济”的财政职能范围时提出来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大一统”财政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上的经济主体依据市场价格信号,自发从事经济活动,社会资源在此过程中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但市场经济仍存在诸多市场无法有效配置或正常发挥作用的场合和领域,即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及其财政插手加以解决,否则社会经济体系将难以有效运行,因此,公共财政是以“市场失灵”为构建起点。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非盈利性财政,市场失灵领域是其活动的基本范围。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公共财政预算的收支范围应是面向所有企业。

公共财政是国家以政治权力行使者身份而参与的财政活动。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还以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国有经济的运营,由此形成了国家财政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财政。从性质上说,国有资本财政是以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从形态上对全社会的国有经营性资产及国有资源进行宏观经营管理。这种宏观经营性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资源配置活动来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的持续发展。一方面,它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使国有经济适当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财政作为一种政府分配行为,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的一种主要手段,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去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以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国有资本财政的活动范围是以国有经济为界的,它存在于市场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有效领域,是一种内在于市场的分配行为。相应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也是面向国有经济的,是以实现宏观盈利性为活动目标的。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各自的活动领域和收支方向如表1所示:

二、公共预算的运行区间分析

在明确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后,就可以对二者的运行区间进行相应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既为国家行使职能,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财力保障,又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手段。公共财政的收支规模直接关系到政府配置资源的力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特别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收支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社会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财政规模过小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难以对国民经济实施正常调控,导致国民经济无序运行;财政规模过大会对市场经济中微观主体的活动产生排挤效应,妨碍企业、个人的消费和投资,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适度的公共财政收支规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公共财政规模的衡量及其决定因素

对公共财政规模大小的衡量有两类,即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GDP)的比重和财政支出占国民经济收入(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量构成了政府最直接的可支配资源,是政府进行活动的财力基础。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反应了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二者都可以用来衡量公共财政规模的大小,但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出规模更能反应政府活动的实际情况。财政支出反映着财政收入的实际使用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情况,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就是直接通过某方面的财政支出来完成的。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等功能,都是更直接地通过财政支出来实现的。财政支出的相对量更准确地显示了政府财政规模的大小。而且,在公共财政的建设中,“以支定收”的理财思路更符合时展的需要。公共财政应立足于市场经济下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以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来确定政府职责,由政府职责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由财政支出规模确定财政收入规模。因此,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相对量来衡量公共财政规模的大小。

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大小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诸多方面。这些探讨和分析对于我们研究政府财政规模的合适与否以及如何去确定相对合适的数量界限都有重要意义。虽然影响和制约财政规模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但这些因素在对财政影响力的大小上应该是不同的,其中,政府的职责范围是决定政府财政规模的最直接的因素,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政府财政规模的根本因素(程传兴,杜乃涛,1999)。此外,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财政支出水平时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以便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我国适度公共财政规模的界定

相应地,我们也以财政支出规模大小来衡量我国公共财政规模,而我国适度财政支出规模是由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确定并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政权建设、事业发展、公共投资及部分的收入分配是其支出的重点领域。这与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大体相当,因此我们可以以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作为参考数值。目前OECD国家财政支出规模平均在40%左右①,这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规模(2007年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0%②)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不能完全以发达国家数值为准,而且,发达国家财政支出规模较大是由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较多。有研究指出,扣除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之后,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只在30%左右③。同时,马拴友(2000)从经济增长与财政规模的关系出发,估计中国政府最优规模大约为GDP的26.7%,这也与Karra(1996)关于亚洲的估计大体一致。在公共财政框架下,从长期看,我国包括教科文卫支出的政府支出可适当提高。因此,综合以上各因素,我们将中国适度的公共财政规模界定在30%左右是较为合理的。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运行区间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资本所有者身份进行国有经营性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活动,其目的是国有经济的宏观盈利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国有资本财政的运行有其客观的适用范围,这个适用范围具体表现为国有经济的规模和产业分布,而这种适用性也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及规模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一)国有资本财政的产业选择

在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是在与民间经济分工、配置中发展的,国有资本财政的特殊性,决定了国有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进入所有产业领域,而是应该根据国有经济产业分布规律,结合各国具体国情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

1.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规律

国有资本财政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其具有产业适应性,即国有资本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企业制度进行产业选择时,对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相容度。不同的产业生产方式的差异、生产要素组合的差异、产业资产的技术特征、产业的关联度、产业的市场结构等产业性质不同,要求有不同的制度与之相适应。而且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产权构成、产权主体目标、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竞争比较优势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使得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对不同产业的适应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来说,竞争性越强的产业部门,越适合非国有制企业,或者说国有程度低的企业。而垄断性越强的部门,就越适合国有企业。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产业分布规律来看,在邮政、电信、电力、航空、石油等垄断行业,几乎每个国家都由国有企业或以国有企业为主来经营,而在其他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则很低。郝书辰(2004)将国有经济制度优势与产业的性质(产业的技术特点和生产要素组合的关系)结合起来,认为产业性质(如外部性、垄断性、关键性)高以及国有经济制度优势明显,又有明确的社会目标的产业,适合于采取国有制度经营。或者说,这些产业天然与国有经济兼容,需要国有经济进入。

2.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要严格遵循市场准则,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财政在市场有效领域中的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投资和退出,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在相关领域中的扩展和压缩,从而达到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重组,优化改善国有资产的配置结构和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国有企业的战线适当收缩,并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工业等行业和领域④。而且在国有经济布局趋于优化的同时,国有企业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2003年～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从17户增加到44户,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从9户增加到27户,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的从6户增加到19户。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⑤。

虽然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整体上看,国有经济分布仍然过宽,产业布局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尽合理。从2007年对全国国有及控股企业的从业人员及国有资产总量按产业作用分类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行业和商贸服务业中的国有资产仍占相当比例(如表2所示)。

表2. 2007年国有及控股企业从业人员及资产总量统计

(按产业作用分类)

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我们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我们应不断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关于《指导意见》的讲话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的投资行业,“待2007年实施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制度后,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将向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大行业”。同时,对不属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亏损企业,短期内难以扭亏的,可以向各类投资主体转让,或与其他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范围及规模的界定

通过对国有资本财政的职能特征及其产业选择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范围及规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包括收入和支出两个部分,《试行意见》规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内容,但并未明确其收支规模。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分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上缴的国有资本税后利润,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二是变现收入,包括国有股权转让和国有资产清算收入。国有资本税后利润收缴标准的确定直接决定了企业再投资能力的强弱,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否拥有必不可少的独立自主财力。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我们以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确定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仅要赋予国有企业如同其他企业一样的市场竞争能力,而且要求国有企业也获得应有的市场竞争结果,即获得平均利润率,在此基础上参照非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即可大致确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缴留比例。其次,国有资本财政作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同时又要在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作用。但对国有资本税后利润缴留比例标准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自身的特点,还要保证国有资本管理相关目标的实现。再次,对于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由于其在市场中面临的竞争环境不同。对于垄断企业,其高额利润是由国家行政权力干预带来的。对于这类企业,在确定税后利润收缴比例标准上,要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来征收其企业利润中隐含的、但却没有扣除的成本。因此,我们要在参考非国有企业平均“留利”水平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地区差别等各种现实情况并结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来确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缴留比例。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变现收入也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变现是指以不同形式(如固定资产、产权、债权、股权)表现的国有资产转换为货币现金的过程,它是国有资本退出市场,国家优化经济结构的宏观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以上对国有经济产业选择的分析,为国有资本“进”“退”领域和行业明确了方向,但国有资本的退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明确了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和行业之后,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国有资本的“退而有序”。不仅要量化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数量规模,还要规划国有资本“退出”的时间列表,从而确定年度国有资本的变现收入。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分析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概括起来包括两个:资本性支出(产生新的国有资本)和消费性支出(没有产生新的国有资本),具体是弥补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缺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在规模和方向上要处理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国有资本“不与民争利”的关系。从上述国有经济产业选择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明确了国有资本再投资的方向。而对国有资本再投资的规模,一方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再投资的资本要坚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再投资应该尽量避免去“与民争利”,而是要去行市场难为之事、不为之事。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的再投资同私人资本一样,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其基本准则。但是,由于国有资本财政的宏观经营性,它又不同于私人资本投资的是,它的合理投资规模不能是其各项投资项目收益的简单加总,而应考虑到各投资组合对新老企业收益的抵消因素后,以所得出的最大收益为基本标准。

国有资本的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缺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财政一方面严格遵循市场准则,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财政在市场有效领域中的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投资和退出,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在相关领域中的扩展和压缩,从而达到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应当按照“公共财政为主,国有资本财政为辅”的原则,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逐渐收缩国有资本财政的市场活动范围,通过国有资本财政与公共财政的预算平衡机制,将国有资本财政的增量投资更多地投入市场失灵领域,以充实我国公共财政日趋扩大的需求缺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的互补与衔接应以“公共财政”为目标导向,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原则来确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方向和规模。

[注 释]

①③廖家勤.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分析及其合理控制[J].当

代财经, 2004:12.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

版社, 2008.

④⑤李荣融.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EB/OL].新华

网, 2009-06-03.

[参考文献]

[1]邓子基. 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邓子基,陈少晖. 国有资本财政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2006.

[3]文宗瑜.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4]叶振鹏,张馨. 双元结构财政――中国财政模式研究[M].北

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5]毛程连. 公共财政理论与国有资产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03.

[6]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2003中国财政发展报告――

重建中国公共预算体系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7]邓子基.对国家财政“一体两翼”基本框架的再认识[J].当代

财经,2003,(9):24-27.

[8]邓子基.为什么要加强对“国有资本财政”的研究[J].当代财

经,2005,(3):31-33.

[9]邓子基.略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J].地方财政研究.2006,(1):

8-12.

[10]文宗瑜,刘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关注并解决的若干重大问

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8,(4):25-41.

[11]文宗瑜,刘 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如何与公共收支预算对接

[J].财政研究,2008,(1):24-28.

[12]徐瑞娥.关于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探讨[J].经济研究参

考,2006,(15):39-45.

[13]李燕. 论建立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J].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2004,(2):1-8.

[14]刘剑文,郭维真.论我国财政转型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

立[J].财贸研究,2007,(2):61-71.

The Comparison on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Budget and State-owned Capital Management Budget

LiLiqi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第6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关键词】国有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 战略新兴产业 主导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关键。国有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勇担重任、敢于作为，成为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

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一般的经济作用，也有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一般作用。国有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主导性作用。首先，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上。目前，关系国家安全、重要公共产品供给、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都控制在国有经济领域，而这些行业关系到社会的基本运行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可以说国有经济把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其次，国有经济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调控和管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控功能是按照经济规律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而国有经济则是通过制订计划、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法律规制以及行政手段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作用是掌舵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方向，对市场的总供给和需求有所控制，弥补非国有经济功能上的不足。比如，国有金融机构可通过货币、信贷、利率等金融手段政策对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控。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国有银行通过金额巨大的投资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从而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于保证国家经济稳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殊作用。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变化，它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是带动作用。我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二者虽然都在经济体制范围内，但国有经济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又是由国家赋予的，在某些特殊时期，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功能是高于其盈利性的经济目标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各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国有经济更要起到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式进行大胆尝试，并以先试先行的经验刺激社会经济发展。2001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有经济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从17606.97亿元上涨到53024.32亿元，逐步加大的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带动作用。在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经济都保持了较为稳健的状态，这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大作用。在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还担负着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将国民经济从金融危机的低谷逐步带向稳定和复苏，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仍能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

二是辐射作用。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能够对我国其他性质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该利用国有经济这一特性，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使之对其他性质企业产生辐射作用，促进社会其它性质企业在国有经济的影响下主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国有经济的这种辐射作用已经被各级政府充分重视，比如地区省市在进行招商引资时极力邀请国企，并希望利用国企的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来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和转型。

国有经济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优势

首先，国有经济实力雄厚，为其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中国企业500强之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大多数，在2013年的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中，国有企业有310家，占到了总量的62%，其在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上也占据了绝对优势。这表明我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把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能够在关键领域发挥自身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因此其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方式等方面能够对其他企业起到带动作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

其次，国有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引领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近年来，国有企业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资力度，据统计，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中设立研发机构的占比11.6%，其中研究与发展的经费投入为467.8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近41.4%，而且国企的研发投入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要高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大量的科研投入也为国有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科研成果，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国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1.4万项，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科技动力支持。

最后，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起到领军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发展实力，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海外市场与资源的开拓与开发。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是海外投资的主力，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1年年底，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独资企业占63%。其投资方向逐步从单一的能源、资源开采领域走向多元。这种走出去战略，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能源和资源，还带动中国技术、劳力、设备等走入国际市场，为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有经济发挥主导性作用的难点

我国的国有经济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以及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旧有体制下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使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有产权的政府及其问题。国有制作为公共产权的国家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国有经济是以强制性国家政权为依托的关系，并不需要得到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授权；二是人在获得委托权后，其不仅具有公共财产的控制权，还具有剩余索取权，而且这种委托关系的维护是以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为必要条件的，而初始委托人则是通过国家再分配渠道来获取国有资产收益的其他剩余收益；三是由于国家概念的抽象性，政府成为公共产权的行使者，政府在逻辑上成为国家的选择，相应地，公共财产的控制权和剩余收益分配权由等级制来界定；四是政府进行公共产权的运作，其最大目标并不一定是利润的最大化，目标具有多元性。

我国国有产权的委托问题在于委托人与人之间效用函数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成本。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期望在国有资产的运作下带来自身福利的最大化。而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却具有双重性：一是要促使租金最大化，完全产权结构竞争与合作的规则；二是要实现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在确定规则的情况下降低交易成本，最终达到税收增加的目标。但这双重目标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着动机冲突，政府要想实现社会总产出量的最大化，必然要实现产权的高效率，这使得政府具有改善产权结构的动机，但当政府要想实现租金最大化的第一个目标时，其必须通过歧视性的政策来维护低效率的产权结构。由此可见，初始委托人的目标与政府这个委托人之间存在冲突，导致最终结果是生产资源被低效率配置，初始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模式的弊端。庞大的国有资产使国家不得不建立一个纵向授权系统来完成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而且为了保证国有资产正常运作，国家必须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但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督系统并没有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政企不分的问题。

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在满足委托约束条件的前提下，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委托人本身是风险的中性者，具有监督人的积极性，委托人可以行使退出权以此来转让剩余索取权，从而起到惩罚人违约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目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督机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角色并不明确。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与此同时，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这些法律规定没有明确出资人角色，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并无本质区别。二是委托者与者在国有资产运作中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导致国资委的行为异化。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其目的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国资委作为人，除了担负起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外，还要考虑部门利益，包括权力、地位、声望以及规模等。制度设计的矛盾与缺失，使得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中出现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三是目前国有资产中委托人与人之间仍然具有行政上下级关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监督和约束。

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弊端。现实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普遍存在委托问题，但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殊性使之在委托中面临更加复杂和特殊的问题。在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中，委托人一般为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但其在法律上有定位不清、权限边界模糊的问题，这容易导致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委托人对国有资产处理并没有足够重视，从而出现管理上的缺位；另一种恰恰相反，委托人过度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出现委托人对人干预过多甚至侵犯人的越位问题。此外，在国有资产的治理上还存在委托人与人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的信息掌握得更加全面，而委托人获得国有资产的信息往往是间接的，其获得的信息内容也具有片面性，甚至会出现人故意向委托人隐瞒国有企业信息的情况。而人往往利用自身具有的授权与信息优势，产生在管理经营中的渎职等机会主义行为，甚至为了自身获取更多利益而侵蚀国有资产。

发挥国有经济主导性作用的建议

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地方官员升迁与当地经济政绩挂钩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地方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大量的投资是实现地方GDP增长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但这种发展是粗放的，实践中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新时期，国家鼓励推动经济、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必然期望国有企业在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方面有所作为，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利益分歧。要改变这一状况，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减少政府以奖励方式推动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为，代之以完善政府监管机制，最大程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减少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运营中的非生产；二是严惩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保持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优胜劣汰，促使国有企业尽快转变发展方式。

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为促使国有资产更好地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建立严密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督机制，要需要考虑到国有资产的特征、运用方式与目标等，实现差异化监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制定相应的监管条例，细化监管法律法规，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形成一套完整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实现国有资产监督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其次，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改变以往政企不分的状况，使市场在国有资产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帮助国有企业适应市场规律，防止国有资产陷入权力寻租而受到侵犯。再次，解决国有资产监管中的监管权分割问题，逐步探索建立一套能够覆盖所有国有资产的监督体系。最后，将国有资产的监管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变。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本以实物为监管方式的国有资产监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势需要，因而要以监管资本为主，加强对国有资产资本的管理，这也就意味着要改革国有资本的授权经营体制。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可逐步推行“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生产经营企业”三级管理模式。要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将为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供基本条件。国有企业担负的重要社会责任，决定了国有资本的运营投资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国有资本投入行业关系着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发展命脉，要重点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产业、支持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等，这些行业都需要国有企业进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

推动国有经济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技术创新的转化平台，代表着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技术的创新与转化能够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渗透性，其产业发展能够带动相关基础产业研究的技术突破，进而扩散到相关行业，引起整个产业的技术革新，这必将淘汰传统生产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至关重要的，但其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式，也存在资金不足、技术不完善、市场不成熟等情况，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国有资产给予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大力支持，使国有企业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和控制力，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稳定快速发展，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早在2009年国家就提出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国有企业纷纷将新的发展目标转移到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能源等方面，但在几年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体制弊端，而且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子元件制造、通信设备、医药制药等方面，造成重复性投资生产，导致资源浪费。因此，有序推动国有经济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首先，国有企业向新兴产业集中时需要科学地选择行业，防止重复建设和投入；其次，要提高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支持，也关系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与稳定，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最后，要在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向新兴产业转移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预期效益，国有企业应建立一套适应战略新兴产业的考核模式，提高国有企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动力。

第7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他们利用各自的生产条件和优势，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含义、特点及作用如下表：

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它由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形式组成，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归一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与国有经济不同，个体经济：指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具有规模小、工具简单、操作方便、经营灵活等特点。基本上无剥削。个体经济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二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个体经济中，生产者既是直接的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劳动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是一种不带有剥削关系的私有经济。

私营经济 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谋取利润为生产经营目的的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性质。我国对私营经济的方针是鼓励发展、积极引导，加强监督和管理。

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发展外资经济，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学习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扩大就业，扩大出口，增加财政收入。三资企业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控制和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

例1. 在我国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 ）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①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②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③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④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企业

分析：本题考查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品等环境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故①②④正确；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只是起主导作用，故③错误。

答案：B

例2.2012年1月11日全国工商联在京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9月，我国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额近25万亿，同比增长38.6%，我国私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这说明（ ）

A. 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B.私营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C.私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D.私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第8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第9篇：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范文

关键词：所有制制度　创新　可持续发展

1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国有经济低速低效运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是僵化的国企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企业办社会、国有资本剥离、大量冗员分流等无法得到及时、迅速地解决。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把握原则性。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要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真正需要国有经济进入和加强的领域和行业。同时，国有经济管理方式必须从国家管理国有企业转变到经营国有资本，大量竞争性领域交与非国有经济来投资、经营和发展。

1.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第一，要把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有重大社会效益的，如基础设施、国防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及支柱产业的重大骨干企业，国有经济要坚决控制。其他都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予以积极推动。国有独资企业，也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土体。尽管竞争性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从传统计划经济承接下来国有经济面面俱到的配置格局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应该退出的没有退出，应该重点发展的也没有得到重点支持。

第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力发展股份制，通过国家控股和参股影响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加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要积极引进国内外技术、管理、资金实力强，有市场，信誉高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规范改制、实现境内外上市，有条件的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上市公司积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提高公司的整体质量：要以推进国有投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形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

1.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

建立多个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有效运用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公司作为法人以竞价投标方式竞争国有资本经营权，并独立承担风险。一旦获得权，就可以直接投资持股，取得利润，以投入的资本额为限，为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加强政府对投资公司经营状况的监管，建立充分、客观公正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要利用会计师、证券分析师、资产评估师对公司投资决策、经营状况、市场竞争力、发展前景作出负责任的评价与判断，据此对公司职工实行奖励和惩罚。

1.3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应

第一，继续“抓大”。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其在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国有经济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推动国有资本向三个方向集中。即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以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第二，继续“放小”。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采取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使它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社会化水平。要培育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

2　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2.1明确界定产权，建立集体企业产权制度

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准确界定产权。产权清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准确合理地界定产权，是建立科学产权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科学评估资产。资产评估是集体资产增值和保值的基本保证。为了科学地评估资产，要坚持准确、科学和合理评估原则，如实反映资产客观情况，既维护所有者权益，又不损害经营者、劳动者的积极性及其权益；正确处理单项资产评估与总体资产评估的关系；正确处理有形资产评估与无形资产评估的关系。三是搞活产权流通。企业产权转让渠道畅通，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产利润率，实现企业内部产权转让和外部转让。四是改革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政府部门对集体企业的行政管理与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分开；集体资产出资者所有权与集体企业法人财产权要分开；努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关系明晰、产权转让灵活、资产结构优化的集体资产管理新体制。五是加快集体资产管理立法。六是完善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形式。根据目前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现状，以采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较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