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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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主观价值论 政治经济根源 劳动价值论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入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引申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胚。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
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已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第2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主体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就考试而言，学生表现尚可，然而学生对宏观经济学思想的理解与应用并不理想。据此本文拟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现状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探索改进教学方式，以提升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现状及原因分析
1、教材内容较为抽象，政治辨别能力较差
宏观经济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假设体系、数学模型与图形推导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对数学模型与图形推导掌握较差，对于假设理论体系背后的经济思想理解也较为零散。即使通过死记硬背，能够正确把考试题目做对，但是并不理解数学模型背后的思想。其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对人类自身经济生活的思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其假设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影响因素，难以与现实生活直接挂钩。宏观经济学每一条规律都具有悖论性质，即单个个体完全有可能不按照这一规律行为。这对一些社会阅历较为简单、对自身经济生存现状缺乏真正理解的学生来说，会有相当多的困惑和不解。此外，教材本身意识形态判断力往往不足，宏观经济学的教材体系与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异，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剩余价值、异化劳动、阶级等在宏观经济学现有教材中都没有得到体现。其重要原因是我国西方经济学引入课堂的时间较晚，对充分就业、供需分析、劳动力市场等概念和工具的理解和消化不足。由于缺乏这一分析，增加了学生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困难。
2、教学手段有限，课时缺乏保障
由于宏观经济学的抽象性，教师很容易陷入“填鸭式”的灌输，其表现是课堂上全面讲授概念、原理和方法，而不关心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严重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需要花费大量的课内与课外时间，课时安排上学校往往不能保证。最终导致学生知识应用能力较差，学生只能将精力用于记录和背诵，用于做题目，而很少主动思考和独立分析问题，对待现实问题依然会凭感觉回答，而不会用于经济学经典的问题分析方法。
3、案例教学不足，考核方式单一
案例教学法是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和创新能力强的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学方法，其最大特点是培养重点是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我国学校案例教学法总体上尚处在初步引入阶段，与国外高校有着较大的差距。案例分析往往是混杂于教学的课件里面，案例教学课件往往也较为缺乏。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卷面成绩是衡量学生掌握情况的标准。期末考试仅仅是考察记忆和考前突击能力，这种较为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学生平时不太注重积累，考前死记硬背，然后作业抄抄了事。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需要花更多精力关注学生考试问题，因此往往又把大量时间用于讲解练习题，使学生难以全面理解宏观经济思想的本质。
二、提升宏观经济学效果的建议
1、加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本科生所学习的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看似浅显，然而只有教师的理解水平达到一定深度，才能做到在教学中深入浅出，使得学生掌握起来较为轻松。因此，作为教师本人，不能只是简单地背课本，对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要有更为广泛的涉猎，对经济中正在发生发展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要有所研究。除了教师自身拓展之外，为促进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应尝试组建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组织教师经常进行座谈，就宏观经济学中各流派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研讨，拓展知识面，使得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不断走向深入，以提升教学队伍整体的素质。
2、突出学生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
宏观经济学理论性较强，与学生的以往经济教育背景，与我国的国情差异很大，其特定的概念体系与数学模型让学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将所学与实际生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因此经济学“填鸭式”教学中最大的弊端是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体现不了学习的主体地位，无法培养独立思考习惯，提升不了学习效果。教学过程应该是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独立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通过个人或小组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应大力推行案例教学方法，以现实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对象，将经济理论以更加生动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使用经济指标和经济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提高分析与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能力，进而增强其将来走向社会、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3、改进考核方式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其考核应改变单一的考试考核方式，转向采取多元化考核。根据以上分析，宏观经济学应以经济思想介绍、案例等定性分析为主，而定量分析为辅。因此在采用期末闭卷考试考核同时，平时应丰富考核方式。考试考核中减少计算题的比重，而增加学生应用知识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经典案例分析的比重，平时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小论文等也应增加比重。
参考文献
[1]张新艳.《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 中国外资,2012,275(10):260.
第3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经济学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第4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环境宏观经济学;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往往更多的强调在需求及膨胀等内容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环境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在资本主义市场形势下环境对宏观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当今社会世界经济形势已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暴露出了极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转变而做出创新，将环境所具备的影响纳入其理论中，这也是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的原因。下文将就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展开相关研究。
一、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HermanE．Daly提出。其认为经济在其增长过程中应受其所处整体大环境的限制。受市场形式的影响，往往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会出现滥用等现象，因此，要切实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能保证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适度性。通过总结来看，其在环境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任务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认为要完善对环境公关经济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对研究的任务等进行明确，而这一任务就是要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这一任务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设置承重线来明确其载重的标准一般，经济制度的制定就是为环境宏观经济设置同样的限制，以此来预防环境宏观经济超过其速能承载的负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经济形式从属于整体的经济市场一般，环境宏观经济也从属于大的自然系统，且这二者也相互承担能量的投入与产出，而这也正是环境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主题的明确
关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内容更多的集中在规模等方面，而不是经济配置的相关问题。且在这一研究中其也对规模和配置等进行了划分，并同样以船的承重线进行比喻指出，当水位超过船的承重线之后无论船的质量有多好也难逃下沉的结局，同样，当经济的形式超过了在一定时期内环境所能接受的承载度，那么尽管经济形式使用如何优质的配置也难以继续发展。所以，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要在适度性的原则上研究其规模，以此来保证经济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三)重视相关的环境政策
以环境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来看，其对经济所明确的规模往往和传统经济学中所指出的公平与稳定等方面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这也必然应成为环境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由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规模适度可能与其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因此，但规模和配合问题处于同一系统中时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就要求能在解决中采用相关的政策来作为工具。而Daly指出在这一问题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来对人口的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转变以往知识产量的观念而给予产率更多的重视。
二、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其这一观念表示了认同，并在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设想。如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理论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纪初继HermanE．Daly所提出的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所提出了一种模型形式，这也是对环境宏观经济学最具影响的一项研究。对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能有效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估，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理论的支撑。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均衡曲线”的相关概念，为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融入净账户等相关的因素;最后，Sim同样对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但与Lawn之间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强调产出方面的缺口问题。
(二)环境定向技术
环境定向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利用其框架对技术、经济、环境这三要素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环境定向技术方面的研究。而在这一研究中也可针对对象的不同来进行进步模型的划分:首先，节能技术。其在环境定向技术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宽在源消费基础上经济增长与其之间的限度;其次，环境定向技术的进步模型。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劳动及资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开放经济下的进步模型。这一模型主要是对封闭的经济体进行扩张，让其能在开放的经济形式中实现进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业周期的理论
在以往，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对经济波动的现象进行研究，但其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技术等进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设性。而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恶化，因此，在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中也应当融入相关的环境政策内容。而在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确定冲击”背景下的环境政策、“商业波动”背景下的环境政策、“确定及不确定”背景下的环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环境政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和环境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就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来看，其往往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而对相关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环境宏观经济学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环境在行为等方面的制约性，因而，要切实做好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就无法与环境等相脱离，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未来也将成为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任力，梁晶晶．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13(09)．
第5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 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6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第7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第8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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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范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
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
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6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