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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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徐州医学院门诊部,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 目的 为了解高校发热病例特点,以指导临床诊治,防控感染性疾病。方法 对2013 年1—12 月首诊于医学院门诊部的404 例发热学生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结果 该组发热病例以中、低度发热为主，大一学生多于大二及大三，且以呼吸及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高发。 结论 感染是高校发热病例的主要致病因素,应加强探索呼吸系统常见病的发热原因及诊治规律，注意筛查并隔离传染性疾病，防止疾病蔓延。
关键词 发热；高校；感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中图分类号] R4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09（a）－0153-03
[作者简介] 李红（1968-），女，安徽明光人，本科，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内科诊疗与高校保健工作。
发热是医院门诊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其病种繁多，是内科临床诊治的重点及难点。目前由于流感、禽流感、SARA病例的出现，对学校、集体场所等人群聚集地方发热病例的筛查及诊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更好的预防并早期诊治发热性病例，及早发现具有流行病学特征的门诊发热病例，现对2013年1—12月间首诊于该高校门诊的404例发热学生病例进行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3年度1—12月所有首诊于该高校门诊的发热学生病例。
1.2 诊断标准
全部病例判定发热以腋下测量体温升高为标准，测量前排除影响体温测试的各种因素，测量不少于10 min以达恒温。正常腋温在36~37℃，若腋温＞37 ℃尤其超过37.2 ℃，可初步认为发热[1]。其中低热为37.2~38 ℃，中度热为38.1~39 ℃，高热为39.1~40 ℃，＞40 ℃为超高热。
1.3 资料收集
所有患者均详细登记个人资料，测体温、问病史、进行体检，必要时选择血尿粪常规、X线摄片或至上级医院做其他相关辅助检查，做出初步诊断，及时治疗；不能诊断的发热待查病例转诊至上级医院，转诊后及时随访，补全后续资料。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版本统计软件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及构成比进行描述，并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①404例发热学生病例中，女生226例，男生178例，年龄17~28岁，平均20.37岁,以低热及中度热为主，高热较少，超高热仅1例。男女生患病人数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261,P>0.05）。男女患病人数占比及发热程度构成比，见表1。
②首诊于该高校门诊并能够确诊的363例发热病例中，发病原因以上呼吸道感染为最多，计295例，占总病例数达73.02%，其次依次为急性（胃）肠炎、胃肠型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等，未发现有传染病暴况。因条件所限该校门诊不能确诊的41例病例以‘发热待查’转诊至上级医院。发热患者疾病构成，见表2。
③41例‘发热待查’病例转诊至上级医院后，20例因种种原因失访，另21例经追踪随访获得准确信息，其中仍以上呼吸道感染最多，计13例，2例肺结核位居第二。具体发热待查病例后续随访情况，见表3。
④404例发热学生病例按年级划分，以大一、大二、大三为多，患病率依次递减。因医学院校专业最后1年均在外实习，五年制专业大四在外见习较多，故大四发热病例明显减少及大五发热病例没有均为情理之中。该校研究生1年级基本在校上课，后期在临床一线较多，故发热病例也较少。发热患者年级分布见表4。
⑤404例发热病例按发病月份划分，以9、10月较多；3、4、5、6月及11、12月相差不多；1、2、7、8月份分别因在校时间长短（寒暑假原因）发热病例数表现出对应的因果关系，即在校时间越长的月份发热病例越多。具体发热患者月份分布，见表5。
3 讨论
该校2013年404例发热病例整体情况类似往年，未发现传染病暴况。从表4中可以看出，大一、大二、大三病例较多，其中尤以大一新生为多；而在表5中，以9、10月为多。综合表4表5可以看出，秋季为发热疾病比较集中的时期。大一学生对新环境不适应，缺乏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加之军训，且9月暑热尚存，最易患病，历年如此，已成规律。建议学校各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好大学新生的健康教育和各项后勤保障，以提高学生防病治病能力。健康教育可有效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和自我防护能力[2]，而高校是宣教的最佳场所之一。
第2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关键词】痰细菌培养；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应用探讨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质炎症，包括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在入院后平均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是威胁人群健康的常见感染性疾病之一，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脓痰、气短、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等症状。社区获得性肺炎往往是由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军团菌等微生物感染引起的[1]。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率高，病因多样，对患者影响大。近年来，随着人们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发病率呈逐渐增高趋势，已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但经验性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失败的情况时有发生。随着现代临床医学的深入实践，痰细菌培养在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失败后的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2]。本文旨在选取2012年6月-2013年6月入院诊治的14例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失败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14例患者的痰细菌培养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和探讨，为进一步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借鉴。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将于2012年6月-2013年6月入院诊治的14例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失败患者的临床资料作回顾性分析。本文所涉及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本文研究前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文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14例患者中男性9例，女性5例；患者年龄20-65岁，平均年龄（42.9±6.7）岁。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咳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喘息、胸闷、体温升高等社区获得性肺炎症状。
1.2 检验方法
所有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失败患者病原菌检验以常规微生物检验技术为主[3]。患者于清晨漱口后咳出呼吸道深部痰液，接种化脓性痰标本，在二氧化碳恒温培养箱中于35℃培养18-24 h，分离病原菌并做鉴定。鉴定确切后测试病原菌药敏性。所有检测均参照微生物检验规范并严格按仪器规范进行操作。治疗过程中注意监测患者病情及体征变化。
2 结果
病原菌鉴定结果显示，本文14例患者的化脓性痰标本中4例分离到肺炎克雷伯菌亚种，对红霉素耐药率为87.6%，对庆大霉素耐药率为89.5%，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83.5%，对磺胺甲恶唑耐药率为86.4%，对头孢类第二、三代敏感，故行头孢唑肟抗感染治疗；2例分离到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对青霉素耐药率为99.3%，对红霉素耐药率为91.6%，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96.5%，对磺胺甲恶唑耐药率为99.4%，对头孢克肟耐药率为90.0%，对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敏感，采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治疗；4例分离到嗜肺军团菌，对青霉素耐药率为100%，对红霉素耐药率为1.6%，对庆大霉素耐药率为89.5%，对磺胺甲恶唑耐药率为80.4%，对头孢克肟耐药率为100%，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敏感，采用红霉素治疗；4例分离到溶血葡萄球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青霉素耐药率为97.3%，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83.5%，对庆大霉素耐药率为89.5%，对头孢克肟耐药率为91.0%，对克林霉素敏感，采用克林霉素治疗。14例患者采用对症抗感染治疗1-3天后体温恢复正常，肺炎症状缓解。
3 讨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本文研究表明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病原菌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亚种、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等，肺炎克雷伯菌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引起的感染病灶可导致菌血症和败血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病灶多、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易伴发其它并发症，因此一旦发现病发症状，应进行及时干预和护理[4]。防治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出现重在预防、早期筛查及合理干预。医务人员应提高对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病原菌检验的认识。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易受各种病变因素的影响，且呼吸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复杂，容易伴发合并症，因而用药前应对患者具体的身体状况与患病严重程度进行谨慎的、合理的、系统的评价，确保病情诊断确切，再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有针对性的用药方案。由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复杂性，目前其治疗药物具有多样性，临床上应用耐药率低的药物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失败后的患者进行对症治疗能最大程度上降低耐药情况的发生率，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提高治愈率。对患者进行妥善处理、充分的诊断和合理的、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是临床上医务人员处理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责任。临床上应结合痰细菌培养病原菌检查结果对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具体的身体状况与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谨慎的、合理的、系统的评价，确保患者病情诊断确切。进行痰细菌培养，根据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所感染病原菌的类型确定对症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孙世中，杨彩凤，李建军等.402例卒中相关性肺炎的痰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J].武警医学院学报，2011，20（1）：24- 26.
[2] 白容荣，冯桂银，牛建华等.小儿肺炎痰细菌培养标本留取时间对结果阳性率的影响[J].医学信息，2012，25（3）：583- 584.
[3] 牛建华，冯桂银，白容荣等.采用自身对照法研究提高小儿肺炎患儿痰细菌培养标本阳性率的留取时间[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3，7（8）：64- 65.
[4] 路建国.痰细菌培养在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失败后的应用[J].实用医技杂志，2013，20（4）：440- 441.
第3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男性健康日”是哪天，你知道吗
很多人关注“母亲节”“妇女节”等一些节日，但对于“10月28日男性健康日”却鲜有人知，这多少折射出了男性健康不被重视的现象。
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马晓年先生指出，男科疾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中国男性总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调查称，男性的预期寿命要比女性短6年。男性健康需要大家一起关注，男人有病应及时治疗，无病及早预防，以保证身心全面健康。
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
全美健康调查中心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在一些遗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肝病等方面，男性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心脏病发病率甚至是女性的一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全世界男性健康意识的淡漠，他们很少去看医生，更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
男人一面在身体出问题后不断地“缝缝补补”，一面又抽烟、酗酒、熬夜，大肆挥霍自己有限的健康，不少男性甚至几年都没有全面体检过，生活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男人们顶着生活的压力长年奔波，有多少人全面关心过健康?
得了男科疾病，你会陪他去看医生吗
中国的男科疾病发病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统计，20～40岁的男性20％患有前列腺炎；16％惠有泌尿生殖感染；40岁以上男性有50％患有生理功能障碍和前列腺增生；10％的夫妇患有不孕不育症。很多男科疾病都是因为不良生活习惯所致，并不涉及生活作风问题。
要健康，首先要具有“追求健康”的强烈意识。女人应陪男人定期到医院体检，平时一起运动，饭桌上摆上营养可口的饭菜，少一些大鱼大肉等，男性的健康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关注。
(郝翠英摘自《华西都市报》)
男性健康需要“多线管理”
夏天宇
在疾病防治中，多数患者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他们总是将关注重点聚焦在某个单一疾病上，却忽视了其他伴随性疾病。这种错误的“单线管理”方式，往往使患者错失健康管理的主动权。而在深受ED困扰的男性患者群体中，这一表现尤为典型。
症状萌芽，健康水平下滑
如果出现ED症状，你会意识到那些正在萌芽中的共生疾病吗?要知道，ED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疾病，它很可能仅是许多潜在疾病的“冰山一角”。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新英格兰研究所开展的一项研究，对来自8个国家将近28000名男性进行了关于生活事件和性问题的调查，结果发现，患有ED的男性更容易罹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抑郁症和焦虑症。
大量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ED还常常与低睾酮水平伴随出现。睾酮缺乏会导致中老年男性的总体健康水平下降，包括降低、情绪低落、疲劳等。
觉察情报，勤查“哨卡”
那么，ED何以成为男性独有的“健康哨卡”，并被视作其他严重疾病的先兆呢?专家指出：ED的出现并非只是“性能力”的问题，它还预示着男性心血管功能出现了危机。
男性生殖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动脉供血充足；二是海绵体静脉关闭机制完好无缺。由于的动脉较细，一旦心血管受累，就会在第一时间异常“情报”。相比之下，冠状动脉等相对大管径的动脉则更“后知后觉”一些。
抓住契机，重视筛查
由于ED的出现是潜在心血管疾病早期病变的“第一信号”，因此对于患者而言，尤需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及早发现问题，并全面开展综合疾病“多线管理”。例如，在男性因为功能障碍而就诊时，应该进行相关检查，以便充分探询潜在疾病。
第4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两周患病率是目前国内、外调查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一个敏感指标，也是反映卫生服务需要的常用指标之一。本课题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不同类型乡镇卫生院科技综合示范及相应产品开发”中的“小康型乡镇卫生院技术集成综合示范四”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系列的研究报告之一，以江苏省昆山市锦溪人民医院（锦溪镇中心卫生院）为研究对象，了解昆山市锦溪镇3800户居民的两周患病率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和探索小康城镇中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与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以期对加强小康型乡镇卫生院的的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2011年10～12月随机对锦溪镇、村居民3800户住户进行调查，每户1张调查表，采用调查员边询问调查对象边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外出住户采用电话询问方式，因此共调查3800户居民，有效问卷3800份，问卷有效率100%。
调查内容：现场调查居民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类型、参保情况、家庭收入、收支情况）、居民健康状况（两周内患病情况、半年内住院史、慢性病史）、医疗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情况，医疗服务费用情况与医疗服务评价情况。
统计学处理：用Epidm 3.1建立数据库录入原始数据，用SPSS12.0对数据进行核对、逻辑检验及相关分析。
结 果
本次共调查锦溪镇、村居民3800户，均为常住人口。男女比例分别为54.66%和45.34%。
两周患病率情况及构成：概况：两周患病率=两周内患病人次数/调查总人数×1000%。调查前两周内患病率总体201.8‰。
发病类型构成。两周患病率根据发病时间特点：①急性病两周内发生，为新发病例；②急性病两周前发生持续到调查前两周内；③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锦溪镇、村居民以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为主，见表1。
疾病系统和两周患病情况：本次调查从疾病系统别来看，按两周患病率排序，锦溪镇居民所患疾病前五位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5类系统疾病合计占疾病总数的97.8%。
两周患病率影响因素：锦溪镇、村居民不同年龄别两周患病率。由于本次入户调查主要基于成人，所以将30岁以下分为一组。从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两周患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61～70岁组较51～60岁组患病率增加明显，原因与此阶段慢性病患病率明显增加有关。>80岁组比71～80岁组两周患病率升高不明显，但两组两周患病率均很高，可能与年龄增大，身体器官功能衰退明显，抵抗力下降有关。见表2。
性别、年龄和两周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男女≤30岁组男性两周患病率高于女性，31～40岁、41～50岁组女性高于男性。自大于50岁开始，男性两周患病率一直高于女性，见表3。
不同文化程度两周患病率：锦溪镇隶属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之首昆山市，是典型的随着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城镇，青年人学历水平较高，老年人初级教育水平以下文化程度者占很大比重。调查结果显示，居民中，文盲/半文盲的两周患病率最高，而且两周患病率与居民接受文化程度的教育呈负相关，见表4。
不同家庭纯收入两周患病率：调查显示两周患病率较高的是以家庭纯收入30000元以内的锦溪镇居民为主，显示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增加，两周患病率有递减的趋势，间接反映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自我保健、防病治病方面有了较大提高，见表5。
讨 论
在本次调查中，将居民患病的概念定义为以下3种情况：①自觉身体不适，去医疗卫生单位就诊、治疗；②自觉身体不适，未去医疗卫生单位就诊治疗，但采取了自我医疗；③自觉身体不适，未去就诊治疗，也未采取任何方式的自我医疗者。上述3种有其一者，即认为“患病”，同时也将各种意外的原因所造成身体的损伤或中毒而出现的身体不适列入“患病”。
造成对两周患病率影响因素主要为居民的自我报告和医务人员的判断这两种，“患病”这个概念在卫生服务调查中是取决于居民对疾病或健康的认识，而非严格意义上真正的患病，调查中也会遗漏部分居民已患病但尚未意识到的情况，或部分居民因过分重视自己的健康而出现多报的情况，这样在会有居民在自我报告的“患病”中可能存在假阴性和假阳性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与国内外的相关调查结果相一致，以中老年人的两周患病率为较高，这与中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人群有关。调查中，30岁以下人群中，男性两周患病率高于女性，但30～50岁女性高于男性，这个年龄段是育龄期妇女健康的关键所在，更加值得关注。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两周患病率基本上随着学历增高而降低，这与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对健康相关知识理解明显相关。从经济水平分析中可以看出，家庭纯收入高的居民患病率有下降趋势，这与有经济能力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卫生资源有关。调查中发现锦溪镇老年人口比重偏大，两周患病率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引发的不适占很大比例，因此有必要对慢性病进行早期干预，减少慢性病患病因素的产生，指导病人正规应用药物控制慢性病发作很有必要。
经过文献检索显示，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是居民两周患病率的最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情况需加强小康型乡镇卫生院建设，倡导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同时，上述多种对慢性病进行综合防治是可以大大减少慢性病患病率。作为肩负居民医疗保健任务的乡镇医院，要考虑加大治疗慢性病的药物种类、增加诊查设备，定期对性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进行体检等卫生服务及健康教育，以达到从源头上减少慢性病患病率。如昆山市每年都进行老年人的免费健康体检及工厂职工定期体检，加强对育龄妇女进行健康体检和妇科病筛查等妇女保健。还可以通过创建责任医生团队以家庭医生责任制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教育、健康保健和家庭病床等服务，卫生院成立老年护理病房，增加卫生服务资源，极大的提高老年人的卫生服务能力。江苏省昆山市连续多年排名中国百强县之首，是江苏乃至全国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的现实样板城市，昆山市、江苏省先后于2011年9月30日、2012年1月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1，2]，昆山市已经提出将于2012年底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这在全国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大局中乃为首举，这个现代化指标体系中，人民生活的权重超过了经济发展，这在发展导向上突出民生优先，充分体现了人民生活才是现代化的价值所在，昆山市已经实施全民医保的覆盖，政府保证低收入全都享有医疗保障的权力，而作为小康城镇中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与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中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第5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关键词】 呼出气冷凝液； COPD； 哮喘； 肺癌； 间质性肺病
Advances of Application of 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 in COPD， Asthma， Lung Cancer an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YANG Wei-huang， HUANG Ping.//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5，12（10）：153-156
【Abstract】 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 （EBC） is a new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respiratory system diseases.Detecting real-time biomarkers in EBC evaluates acute and chronic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level.Since the EBC has non-invasive， real-time monitoring， simple， repeatable advantages， it can be used as diagnosis of lung disease， severity assessment， evaluation of drug efficacy and prognostic marker，and has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EBC has extensive application in COPD， asthma， lung cancer an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advances of EBC in COPD， asthma， lung cancer an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Key words】 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 COPD； Asthma； Lung cancer；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First-author’s address：Nan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Shenzhen 518052，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10.050
呼吸道系统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COPD发病率和死亡率高，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全球死亡原因的第3位；肺癌死亡率高，位居于肿瘤死亡率之首；哮喘、间质性肺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目前人们研究出多种下呼吸道检测方法，如纤维支气管镜黏膜组织活检、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诱导痰等，但其有各自缺点。气管黏膜组织活检及肺泡灌洗是一种侵入性检测手段，对呼吸道有损伤，患者依从性较差，尤其是危重患者难以耐受反复有创性检测。诱导痰由于雾化吸入时对支气管有激发作用，检测不能用于重症哮喘及儿童患者，因此上述检测手段在临床上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呼出气冷凝液（exhaled breath condensate， EBC）是近年来一种检测呼吸道生化成分的新技术，与传统的检测手段比较，具有安全无创、良好的可重复性、操作简易特点。EBC中主要成分包括呼吸道内衬液气溶胶化而形成的各种生物微粒、水溶性挥发性物质以及呼出气冷凝水，其中前两者占EBC总体积甚少，约为1%，但其成分却包含上千种生物微粒、蛋白物质等。人体气道内衬液中含有多种水溶性活性分子、抗氧化物，是呼吸道的防御屏障之一。一旦气道损伤及结构改变，这些生物活性分子的变化可反映气道、肺组织内微环境的变化。EBC能较好地反映气道、肺组织内衬液变化，并实时反映气道及肺组织的损伤及炎症情况，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无创的肺部疾病生物标记物的来源[1]。故可用于呼吸道疾病诊断、监测及药物疗效评价。此外，EBC适用范围广，可在各种人群中得以应用，既适用于儿童患者又可用于危重症患者，而且其费用比BALF要更便宜。本文就EBC在COPD、哮喘、肺癌、间质性肺病的检测作一综述。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一种气道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的气流受限疾病。气道、肺实质及肺血管的慢性炎症为其主要特征。COPD患者气道、肺组织慢性炎症，各种炎症细胞的聚集，并且释放各种肺损伤因子及细胞因子[2]，尤其是COPD急性发作期更明显，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EBC进行了研究。
COPD患者由于中性粒细胞的趋化作用释放出白三烯B4（Leukotriene-B4， LTB4）导致了EBC中LTB4浓度升高。研究发现，AECOPD患者EBC及诱导痰中LTB4明显升高[3]。最近，Corhay等[4]研究也发现，在COPD患者中，急性加重期EBC中细粒细胞趋化活性升高，而在稳定期时下降，而LTB4在稳定期和急性加重期均发挥作用，但急性加重期是升高更明显，表明LTB4反映体内的炎症水平。α-1-抗胰蛋白酶（α-1-antitrypsin， ATT）是一种急性相关蛋白，是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抑制剂，ATT的缺乏可能会导致早发性呼吸道症状。Koczulla等[5]对35例AECOPD患者EBC研究发现，EBC中ATT在加重期显著升高，并且可作为COPD并且加重的生物标记物。
细胞因子常在炎症过程中异常表达。如炎症过程中表达IL-1、IL-4、IL-6、IL-8和TNF-α等可促进炎性细胞趋化及浸润。国外多项研究表明，这些炎性细胞因子在COPD患者EBC中水平中不同程度的升高，如Foschino等[6]发现轻度COPD患者EBC中IL-4、IL-6及TNF-α水平较健康对照显著升高，并且急性加重期较稳定期升高更明显。IL-4、IL-6及TNF-α参与的COPD气道炎症反应。
COPD、哮喘等气道炎症疾中肺泡灌洗液的pH呈酸性，认为气道慢性炎症可能导致气道及肺组织呈酸化改变，气道的内源性酸化。MacNee等[7]通过测COPD患者EBC中的pH值，发现COPD急性加重患者气道内酸化明显，并且与气道炎症呈正相关。
气道及肺部氧化应激过程，产生过量的氧自由基、活性氮，对气道及肺泡组织的慢性炎症及损伤有重要作用。目前对EBC中的一氧化氮（NO）研究较多，它反映气道炎症特异性较高。Antus等[8]研究发现COPD患者稳定期及急性加重期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较健康对照组升高，并且急性加重期升高更显著，FENO值与肺功能呈负相关[9]。COPD患者的EBC中还可检测到其他许多炎症性相关因子，如8-异前列腺烷、IL-10、H2O2等。
2 支气管哮喘
目前对哮喘EBC中氧化应激及气道过敏性炎症标记物研究中都有所深入，但氧化应激对研究者更具吸引力。Barreto等[10]对运动性支气管痉挛儿童研究，发现氧化应激在气道高反应性起到一定的作用，EBC中8-异前列烷的浓度较健康组升高，其浓度与哮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并且与哮喘发作次数及氧化应激呈正相关[11]。EBC中8-异前列烷的浓度呈显著季节性改变，氧化应激与小儿气道炎症密切相关[12]。表明8-异前列烷可以作为哮喘生物标记物，还作为评估病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但是，最近Sood等[13]的研究却持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对哮喘过敏原诱发的支气管激发评价EBC的8-异前列烷的浓度，发现在轻度哮喘患者其浓度改变几乎无明显改变。
哮喘气道酸化也是研究热点之一，pH值可反映气道炎症细胞泌酸能力及气道对酸性物质的中和能力。Kostikas等[14]通过检测EBC的pH值哮喘病情控制情况，发现哮喘控制不佳患者pH值降低。Murata等[15]也证实哮喘患者气道pH值降低，气道及肺泡组织呈酸化。
哮喘患者EBC中其他生物学指标的检测也有大量研究。如Murata等[15]检测到哮喘患者EBC中H2O2浓度升高，且经治疗后浓度水平下降；Kazani等[16]对不同严重程度的哮喘患者及健康患者研究，发现EBC中脂氧素A4（LXA4）和LTB4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并且其与哮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Wan等[17]对34名儿童过敏性哮喘FENO研究，发现过敏性哮喘的发病与FENO有相关性，认为FENO在变态反应性疾病机制中发挥了作用。
3 肺癌
肺癌的死亡率仍然较高，并且对早期诊断方法仍然缺乏。EBC被认为是用于获取导致非小细胞肺癌生物信息的可靠潜在工具。研究肺癌患者EBC中肿瘤标志物是近几年的热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是一种促血管内皮生长的重要因子，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血管的生成有密切关系。Dalaveris等[18]研究发现，肺癌患者血清及EBC中VEGF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组，而且血清及EBC中的VEGF水平具有良好的相关性。Brussino等[19]对15例非小细胞肺癌的EBC研究也证实VEGF浓度升高，经治疗后VEGF水平下降，认为检测EBC中VEGF可作为早期肺癌筛查及治疗效果评估的无创方法。
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 ICAM-1）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 VCAM-1）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增加宿主细胞对肿瘤细胞的黏附性。在正常的肺组织，ICAM-1主要表达于支气管和肺泡上皮细胞。然而，ICAM-1能增强恶性肿瘤的转移能力并且高表达于非小细胞肺癌的所有组织类型。VCAM-1是被发现于内皮细胞、树突细胞、巨噬细胞、肾壁层上皮细胞、滑膜衬里细胞和反应间皮细胞。血清中可溶性形VCAM-1水平已被报道在多种恶性肿瘤升高。ICAM1和VCAM-1的信号途径参与GTP酶的活化，靶蛋白的磷酸化，从而引起交界破坏、细胞骨架重塑及细胞膜融合，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起重要作用。Zhou等[20]对肺癌患者EBC中ICAM-1及VCAM-1检测发现，EBC中可溶性ICAM-1水平高于COPD患者及健康对照组，而VCAM-1并未见升高，认为呼出可溶性ICAM-1对肺癌的诊断有一定价值，可能成为肺癌诊断及预后评估的生物标记物。
此外，Xiao等[21]发现非小细胞肺癌EBC中检测出甲基化的基因P16升高，在基因分子水平检测中，其敏感性及特异性都很高，对肺癌的筛查有一定应用前景。研究发现EBC中瘦素、IL-2、TNF-α、以及内皮缩血管肽-1（ET-1）的检测均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和药物治疗评估[22-23]。
4 间质性肺疾病
氧化应激病理学机制被认为是与石棉肺、特发性间质性肺纤维化等间质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有一定联系。研究者们发现石棉肺患者EBC中8-异前列烷水平较健康组有明显升高[24]，表明8-异前列烷在石棉肺的发病机制起了一定作用。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EBC中8-异前列烷、过氧化氢及亚硝酸盐浓度升高，且与其疾病严重程度正相关[25-26]。ET-1作为纤维化标志物在系统性硬化症患者EBC中浓度显著升高，且其浓度水平与肺功能的恶化明显相关。细胞因子IL-2、IL-6、IL-10在系统性硬化症患者EBC中浓度水平升高[27]。
5 展望
EBC作为检测呼吸道疾病生物标记物新技术，具有无创、实时监测、简便、可重复等优点，但是也有局限性，如生物指标选择、收集方法、收集的时间窗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其仅用于研究工作，而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随着科技进步，上述问题等到进一步解决，EBC技术将会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病情评估及药物疗效评价等有良好的发展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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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关键词] 不典型性肺结核；X线诊断；CT诊断；影像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R5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3（a）-0083-03
肺结核是一类呼吸系统慢性传染病，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中的高发疾病之一[1]。不典型性肺结核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表现不典型，常合并其他慢性肺部疾病，给诊断带来一定的困难[2]。为了提高不典型性肺结核的影像学诊断和分析能力，笔者对2010年1月～2011年6月本防治中心收治的不典型性肺结核患者35例的X线及CT检查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对其诊断结果与最终临床治疗确诊结果进行对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2010年1月～2011年6月本防治中心收治的不典型性肺结核患者35例，均经痰检查结核菌和临床抗结核治疗追踪证实。其中，男26例，女9例，年龄21～70岁，平均53.6岁，病程1～12年。临床症状：咳嗽13例，咳嗽伴痰中带血9例，胸痛15例，所有患者均由经验丰富的X线及CT操作医师共同阅片。
1.2 检查方法
1.2.1 X线检查全部患者均有正、侧位X线胸片。病变部位不固定，范围也较广泛，中、上叶或下叶大片状阴影，边缘模糊，密度可均匀或不均匀。肺门外或下方纹理紊乱、模糊或见结节及较多条索状影。
1.2.2 CT检查采用美国GE640 CT机平扫，扫描条件为电压120 kV，电流55 mA，35例患者均先行常规10 mm层厚扫描，范围从胸廓入口至膈下常规CT扫描，19例敏感部位行5 mm薄层扫描，8例经外院薄层CT增强扫描。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18.0软件处理数据，两组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X线及CT诊断结果比较
经抗结核临床治疗结果与症状对比分析，35例不典型性肺结核患者中，病变部位位于右肺21例，左肺6例，双肺8例。X线正确诊断27例，不能确诊或漏诊8例，正确诊断率为77.14％；CT正确诊断33例，不能确诊或漏诊2例，正确诊断率为94.29％。X线、CT检查结果均与临床确诊结果呈正相关（0＜ r ＜ 1），且CT检查正确诊断率明显高于X线诊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69，P ＜ 0.05）。见表1。
2.2 典型病变的CT诊断结果
右肺中叶内段结节（图1），大小约1.9 cm×1.5 cm×1.7 cm，密度均匀，边缘光滑规则。右肺中叶内段片状影（图2），其内密度均匀，前缘及内侧缘与胸膜有粘连并胸膜增厚。右肺中叶外段类肿块（图3），其内可见点状钙化影，边缘不规则呈多角状。右肺中叶外段类肿块（图4），一侧边以斜裂为界且平直，其他缘光滑规则且呈半弧形，内部可见点状钙化影。右肺下叶前段结节（图5），大小约1.5 cm×1.3 cm×1.3 cm，密度均匀，边缘浅分叶，平扫CT值为24.59 HU，增强CT值为42.31 HU。左肺下叶背段结节（图6），大小约1.9 cm×1.5 cm×1.5 cm，其内密度不均，见斑状钙化，结节边缘规则。
3 讨论
不典型性肺结核是指发病率、病变部位等不符合一般表现规律的结核病，其病灶的特点是诊断与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病灶部位多发生肺门或肺下叶背段[3]。本文所研究的35例患者中临床确诊左肺下叶背段患者1例，X线及CT确诊率均为100.00%，CT诊断其大小约为1.9 cm×1.5 cm×1.5 cm，其内密度不均，见斑状钙化，结节边缘规则；右肺下叶前段患者4例，X线确诊率为75.00%，CT确诊率均为100.00%，CT诊断其大小约为1.5 cm×1.3 cm×1.3 cm，密度均匀，边缘浅分叶，平扫CT值为24.59 HU，增强CT值为42.31 HU。35例患者中右肺发病21例，多于左肺及全肺发病患者例数，与文献[4]报道的不典型性肺结核发病部位多位于右肺一致，且通过CT检查可见病灶呈现为多形态、多灶特征。
常规X线检查被公认为是肺结核早期发现与早期诊断不可缺少的、简单的影像学检查方法，但其检查结果缺乏特异性，虽然对肺结核有很准确的发现诊断与定位诊断作用，但其定性诊断作用不大，单靠X线检查其误差率可高达20%～30%[5-6]。本文35例患者的X线检查结果显示，正确诊断27例，不能确诊或漏诊8例，正确诊断率为77.14%，误差率为22.86%。CT对不典型性肺结核的发现诊断和定位诊断的准确率可达100%，CT检查能发现一般X线难以发现的胸部10个隐蔽部位的病变，尤其是薄层CT扫描能清楚显示急性粟粒型肺结核粟粒样病灶的分布、大小与密度均匀，即“三均匀”的特征，此特征可与其他弥漫性肺病相鉴别[7-8]；且其纵隔窗层面能发现很小的钙化灶，其诊断均优于一般X线检查。本文35例患者的CT检查结果显示，正确诊断33例，不能确诊或漏诊2例，正确诊断率为94.29%，误差率仅有5.71%。X线、CT检查结果均与临床确诊结果呈正相关（0 ＜ r ＜ 1），且CT检查正确诊断率明显高于X线诊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69，P ＜ 0.05）。
综上所述，CT对不典型性肺结核的正确诊断率明显高于X线诊断，详细了解并掌握不典型性肺结核患者的X线及CT多样性表现特征，加大不典型性肺结核相关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并在与肺结核患者有接触史的人群中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取得临床最佳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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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关键词] 急性肺栓塞； D-二聚体；B型尿钠肽；血气分析
[中图分类号] R56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2-0030-03
肺栓塞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急危重疾病之一，是由于肺动脉分支被各种内、外源性栓子堵塞，随后引发肺循环障碍而表现出的病理与生理综合征[1-2]。栓子包括血栓、羊水、脂肪、空气、肿瘤等，其中肺血栓栓塞症是最常见的肺栓塞类型[3]。急性肺动脉栓塞由于病情变化快，早期诊断较困难，易出现漏诊和误诊延迟治疗，我国有学者研究发现急性肺栓塞住院患者死亡率为23.8%[4]，因此加强该病的临床诊断及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临床中发现肺栓塞的发生、发展及患者病情与血浆D-二聚体、BNP及血气分析结果密切相关，本研究尝试探讨不同指标联合检测在肺栓塞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肺栓塞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收集自2008 年8月～2016 年8月本院呼吸内科收治的经螺旋CT 肺动脉造影确诊的28例患者资料，男15 例，女13 例，年龄35～73 岁，平均53.1岁。诊断标准按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制定的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原则（草案）》[5]。28例急性肺栓塞患者，依PaO2水平分为PaO2>60 mmHg肺栓塞组和PaO2≤60 mmHg肺栓塞组，排除标准：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肌病、心脏瓣膜病、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感染、急性脑血管疾病、慢性肺栓塞、严重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孕妇、服用避孕药、激素者。健康对照组为同期随机选择的在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 例，男17 例，女13 例，年龄33～70 岁，平均54.5 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血浆D-二聚体：采集研究对象未特殊用药前的静脉血2 mL，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仪器采用日本 SYSMEX CA1500 全自动凝血仪，D-二聚体正常值0～500 μg/L，大于500 μg/L为阳性。血浆BNP：同时间采集研究对象未特殊用药前静脉血5 mL，采用免疫发光法（美国雅培 i2000SR 仪器）测定BNP水平，BNP>150 pg/mL为阳性；血气分析：采集未吸氧状态下动脉血气标本，采用美国 GEM3000血气分析仪，15 min内检测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肺栓塞组患者血浆BNP、D-二聚体、PaO2的灵敏度及不同血气状态下血浆 BNP、D-二聚体水平结果分析
28例肺栓塞组中，患者血浆D-二聚体阳性者24 例，灵敏度85.71%（24/28）；BNP阳性者20例，灵敏度71.42%（20/28），血气PaO2≤60 mmHg患者12例，灵敏度42.85%（12/28）。三种指标均阴性者1例，D-二聚体、B型尿钠肽、血气PaO2三者联合检测灵敏度可提高至96.42%（27/28）。肺栓塞组中，PaO2≤60 mmHg组血浆D-二聚体、BNP水平均明显高于PaO2>60 mmHg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健康体检组血浆BNP、D-二聚体及 PaO2水平检测特异度情况与肺栓塞组比较
30例健康体检患者血浆BNP、D-二聚体、PaO2水平检测结果显示，30例健康对照组中，血浆D-二聚体阳性者2 例，特异度93.33%（28/30）；BNP阳性者4 例，特异度86.66%（26/30），健康体检组未发现PaO2≤60 mmHg者，特异度100.00%（30/30），三种指标联合检测阳性患者共6例，联合检测特异度为80.00%（24/30）。
与肺栓塞组比较显示：肺栓塞患者血浆BNP、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人群，肺栓塞患者动脉氧分压则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人群，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急性肺栓塞易引起急性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功能严重障碍，是肺部疾病中急危重症病，致残率及死亡率高。为了避免栓塞发生，首先我们应认识肺栓塞形成原因，避免各种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形成继而堵塞肺动脉，临床最常见的栓塞是肺血栓栓塞，栓子的形成因素较多，首先，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包括血流速度缓慢和漩涡形成，均有利于血栓形成。外科手术创伤和手术后长时间制动是常见的医源性易栓因素。其次，血管内皮的损伤最终激活内源性凝血功能系统或外源性凝血系统，多见于严重动脉硬化、炎症性或损伤性的血管损伤部位，故需监测及控制血脂，避免感染、创伤，并及时控制感染及创伤。再次，血液的凝固性增加，凝血因子增多，导致血液高凝状态，见于严重创伤等，血小板粘性增加，易致血小板粘附聚集而使血栓形成。但是临床上上述血栓形成的条件是互相的。临床中应该正确认识栓子的形成机制，防患于未然，预防为主，在根源上尽量减少栓塞发生。当肺栓塞发生后，临床医师应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国外文献报告显示超过50%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6]。我国肺栓塞调查研究也提示肺栓塞患者未能及时得到诊断和积极有效的治疗，是其病死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Francis MF等[7]研究，在美国每年死于肺栓塞的患者约为20万，且多数患者多发生在发病后1 h内，所以早期诊断和早治疗尤其重要。确诊肺栓塞的方法是肺动脉造影，然而常临床上因病重或基层医院无增强CT设备，诊断困难，因此应用一些可行性高，具有可靠的灵感度、特异度的血清学检测指标筛查肺栓塞在临床上有着重要的意义[8]。本文比较肺栓塞患者及健康人群中血浆D-二聚体水平、BNP水平及动脉血气分析结果，肺栓塞组血浆中BNP及D-二聚体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肺栓塞组中的PaO2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D-二聚体是由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水解后产生的一种交联纤维蛋白特异性降解产物，是纤溶过程中的一种特异性标记物，肺栓塞患者在血栓及溶解时，D-二聚体水平升高，此外通过血栓形成研究可知，炎症、感染及创伤均可引起 D-二聚体水平升高。文献研究示：对于出现呼吸困难、咯血、心悸和晕厥的患者应先行D-二聚体筛选试验，以减少肺栓塞的误诊率[9]。另文献报道[10]D-二聚体对急性肺栓塞的阴性预测值可高达100%。本组资料显示肺栓塞患者中，血浆D-二聚体检测灵敏度为85.71%，而健康对照组特异度为93.33%。此次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肺栓塞患者血浆中D-二聚体的水平要明显比健康对照组高，这与相关文献的结果相符[11]，说明D-二聚体临床应用于肺栓塞诊断意义明显。
脑钠肽是心室肌释放的一种物质，与心室功能相关。急性肺栓塞时，肺动脉压力增高，血流动力学改变致心肌受牵拉及心室壁压力增加，BNP明显增高。有研究发现，BNP 正常对急性肺栓塞患者住院死亡的阴性预测值达到97%～100%[12]。51% 的肺栓塞患者存在 BNP水平的升高，这与肺栓塞的短期全因死亡率明@相关，BNP正常和升高的患者，其死亡人数分别占1.7% 和16.8%[13]。另有研究发现，血流动力学稳定的肺栓塞患者的 BNP和 NT-pro-BNP 水平均与肺栓塞的短期死亡率明显相关，其预测死亡的敏感性为88%～93%，阴性预测值为76%～81%，阳性预测值为63%～67%[14]。本资料发现，肺栓塞患者在不同氧合状态下，BNP的差异较D-二聚体显著，与相关文献结果相符，肺栓塞面积越大，肺循环压力越大，对通气血流影响越大，对右心功能的影响越大，BNP对病情及预后评估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故临床可通过BNP水平变化指导治疗。另本研究发现，肺栓塞患者中D-二聚体、BNP检测灵敏度均较高，两种指标联合检测的灵敏度最好，这与国外文献一致[15]，故临床中可考虑血浆D-二聚体、BNP及血气分析联合检测以提高肺栓塞诊断的早期、迅速诊断，对肺栓塞的诊疗、评估有较为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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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1 院前急救医疗体系
1.1 急诊供需失衡与院前急救的关系
急诊科拥挤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急诊的供需失衡导致有限的急诊医疗资源出现破绽，将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风险［2］。欧洲很多国家指责急诊科目前的现状，包括布局设计不合理、容纳患者人数过少、工作流程繁琐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院前如何限制病情紧急度较低的患者使用救护车，包括加强宣传、提高家庭医疗诊治水平、就近诊疗等［2-3］。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报道，对院前风险较低的伤病患者进行家庭治疗，和既往的救护车转运到急诊科治疗进行无作为化的对比，发现两者无明显差异［4］。在我国如果提高社区医生的诊疗水平，救护车将轻症患者全部送往社区诊疗，将会明显减少大中型医院急诊科的巨大压力。
北美型的急救体系结构，当患者需求增加立刻会影响到急诊室，出现急诊室危机（emergency room crisis）。Felton等［5］在密歇根州对134个急诊室在星期一的某一时刻进行横断调査，发现可接受更多患者，但从星期二开始，患者就诊出现明显迟滞，平均接诊时间为星期一的数倍。在我国大多城市却是星期一急诊室拥挤的患者最多，星期二开始减少，其不同之处尚需进行更好研究。此外，在加拿大急诊室的供需失衡也成为该国医疗界最大的问题，为此政府投入500万加元，计划在3年内重新构筑急诊体系，包括院前急救医疗体系，成果可能会引人注目［6］。我国院前急救医疗体系研究多数属于重复性的自我评估，以国家层次的研究尚未进行。
1.2 急救转运体制
1.2.1 救护车转运
院前急救医疗体系运营无论是私立还是共有制，今后影响其运营最大可能的问题是使用救护车的数量骤増，尤其转运老龄人口増加、经费不断攀升、急救医疗人员数目增加以及搭乘救护车的人员倍增等等，将会引起急救需求和成本之间的矛盾，而需求的锐增将会成为全世界院前急救医疗面临的共同危机［7］。对救护车转运延迟的原因分析，新南威尔斯州救护车服务（Ambulance Service of New South Wales，ASNSW） 中心研究发现，市区患者转运延迟较城区多见，冬季转运延迟更易发生，65岁以上老年患者转运延迟较16岁以下多见，心脏疾病和创伤患者转运延迟发生率较低，在大医院对患者交接延迟较小医院常见，其中1/8患者交接延迟为30～60 min，1/20患者交接≥60 min［8］。而救护车出车受到沙尘暴的影响也被人关注，来自Ueda等［9］的报道，发现强烈沙尘暴时救护车出车车次增多，尤其持续3 d时可增加12.1%（95%CI： 2.3～22.9），因心血管疾病出车次数明显增加20.8%（95%CI：3.5～40.9），相对呼吸系统疾病增加不明显10.3% （95%CI： -11.5～37.5）。为提高救护车分派、转运及临床交接，Samir等［10］利用移动网络和定位技术，采用全程电脑系统提出一个院前急救新模式。呼叫紧急电话时，系统能够根据患者在互联网上的健康记录（online health record， OHR），分派出离患者最近的救护车，在实施快速院前急救的同时，取得患者同意后为其找到并送往最近医院的急诊科。我国救护车转运患者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目前均属于公有制经营，其运营能力低下需要整个急救系统进行研究的问题。此外，尚需借鉴国外的先进机制予以改善。
1.2.2 急救直升机的应用
鉴于目前医疗卫生费用预算的压力，直升机救护的时间-成本-效益性一直备受争议。来自德国直升机救护的一项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直升机救护在心搏骤停、卒中和儿科急诊的时间-成本-效益方面明显优于地面救护系统，在多发伤、脑外伤和烧伤等病例中，两者时间-成本-效益比相当［11］。因此，在院前启动急救直升机前对患者的初步筛查有着重要意义。Ware等［12］对悉尼地区院前创伤患者初测结果的研究显示，悉尼地区直升飞机急诊医疗服务处登记人员并没有全面地对创伤患者进行初步检查。评估严重创伤患者的首诊医生（急诊医生和麻醉医生）不仅有不同的院前初次评估标准，而且对不同创伤部位的关注程度也有差别，导致在初次评估时因缺乏指导和记录出现不恰当的转运、治疗，甚至漏诊，从而导致发病率和病死率的增加。因此提出应该使用相同标准并加强对创伤患者的院前初步筛查。值得一提的是该文提到急诊医生相对对重症患者病情的总体把握上更完整些。我国急救直升机的使用尚属起步，虽各地医疗机构纷纷修建了直升机停机坪，但由于目前我国低空空域尚未开放，关于直升机救援的规章和标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直升机医疗救援的安全监察责任还没有明确等等，使得直升机在紧急医疗服务方面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我国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在将来较长时间里还比较落后，并且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急救直升机商业化的运作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
1.2.3 院前救援人员
院前急救合理人员的配置，无论从数目到质量到目前为止尚无合理的证据，急救医疗辅助员和医务人员在院前的效益/成本分析用单纯的手段还不能得出正确的评估。人员增多对预防院前暴力、减少风险、进行良好准备或训练有意义，但是否会影响到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遗憾的是几个临床试验结果都是阴性［13-14］。我国院前急救人员均属于医务人员，多数成本虽远远低于国外的医务人员，但就急救能力（效益）来讲尚不如国外的急救医疗辅助员，包括院前急救职能定位和培训均参照中国香港地区的医疗辅助员的水准。因此提高我国院前急救人员的救治能力并非是单纯技术层次，可能将是一个系统工程。
2 院前急救患者的诊治
2.1 心肺复苏术在院前急救中的应用
2.1.1 预防心搏呼吸骤停
心肺复苏中Chain of Survival最初一环为预防，作为公共卫生学预防极其重要，但在急救领域杂志上的专业稿件很少。成人心搏呼吸骤停预防，在于早期识别伤病原因，防患于未然。对其触发指标，Prytherch等［15］在早期预警（early warning score，EWS）的基础上又开发出vital PAC EWS （ViEWS），通过点数评分进行风险评估，多项临床研究认为该评分标准有用［16-17］。
2.1.2 识别心搏呼吸骤停和指导复苏
早期识别和通报是Chain of Survival的第二环，关于早期识别尚无新的内容发现，提高临终前呼吸的认知率，发挥通讯指令的作用以及省略“看、听、感觉”的功过是非等，期待有更高的研究报告。指导目击者对突然卒倒和呼吸停止的心搏骤停患者进行胸外按压是否会引起严重的合并症，White等［18］在31个月内对1700例发生心搏呼吸骤停患者的目击者进行电话指导复苏，其中非心搏呼吸骤停者762例（占45%），非心搏呼吸骤停而进行了胸外按压者313例（占18%），对其中247例进行了追踪调查观察其有无合并症，其中29例有不舒服症状，考虑因 CPR导致损伤者4名（锁骨骨折、肋骨骨折、疑似肋骨骨折以及转移患者时引起股骨颈骨骨折）， 可能与CPR有关损伤的2例（肋骨骨折、呼吸道出血），全部小于2%的结论，与对心搏骤停进行CPR的医务人员引起患者解剖损伤的25%～65%相比较相当的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实际进行胸外按压平均时间较短（91 s），且未接受训练的目击者胸外按压相对较浅。因此，通过电话判断心搏骤停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容忍过度评估的事实。有趣的是本研究中近半数为非心搏骤停病例，其中脑血管病变占10%，胸外按压是否对其有影响没有描述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实则在院前用什么样的简单技术可以正确判断心搏呼吸骤停，精准判断心搏呼吸骤停的标准是什么，判断心搏呼吸骤停所需要的时间和临床转归有无关联等等课题需要更多的研究。
2.1.3 胸外按压和通气
在G2010中非常强调优质的胸外按压，即快快压、用力压、不停压。Chung等［19］的研究发现在人体模型上随按压频率的增加带来按压幅度的相应增加。Idris等［20］的研究发现在院前胸外按压的频率可增加自主循环恢复，但并不增加生存出院率。Monsieurs等［21］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在大约1/3的心搏骤停患者中，与按压频率120次/min时按压幅度明显变浅。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在按压频率为86次/min时按压幅度最深，而当按压频率> 145次/min时按压幅度
2.1.4 院前亚低温疗法应用
目前在院前开展亚低温疗法的研究中尚有争议，Garrett等［25］对2008至2009年的12个月542例院外心搏骤停患者进行调査，其中208例在现场使用骨髓穿刺针在4 h内快速输入冰盐水最大量2000 ml进行低体温诱导，334例进行正常复苏和转运。平均使用548 ml的冰盐水进行输液，在到达医院前亚低温组ROSC的患者增加1.83倍。另外Bernard等［26］对 234例心搏骤停后患者（现场心搏恢复）为对象，在现场输入2 L的冰乳酸林格液诱导低体温组与到医院后诱导低体温组进行比较，发现两组神经学功能预后两组间（47.5%和52.6%）无差异，分析无差别的原因可能与转运时间太短 （大约半数未输完预定的液体）。目前院前开展超早期亚低温疗法尚需研究亚低温疗法在院前使用能否改善患者的复苏率和生存率；亚低温方法在院前最佳的方法是什么（体表冷却还是血管内冷却）；院前亚低温的最佳下降的温度是多少；检测的方法等。
2.2 院前急救中的外伤患者诊治
2.2.1 外伤检伤分类
对重症外伤患者，尤其有严重损伤导致出血性休克患者迅速转运到创伤中心已无异论，但在院前评估收缩压>90 mm Hg（1 mm Hg=0.133 kPa）的钝性外伤患者中，常会因检伤分类过低出现错误转运，故确立客观的评估指标是一个重要课题。尤其决定重症外伤患者是否启用急救直升机转运，该检伤分类的指标有重要意义［27-28］。我国对外伤患者的检伤分类尚无标准，因此救护车转运采用就近就急就自愿的方案，送达患者后常常会出现转院治疗，因此如何分类转送外伤患者是院前急救急需考虑的问题。
2.2.2 头部外伤诊疗
头部外伤占外伤死亡的第一位，存活后遗留的后遗症也临床面对的难题。 Dewall［29］强调对重症头部外伤早期在院前急救的重要性，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40万人因头部外伤就诊，其中25万人入院治疗，约5万人死亡。钝伤患者约有1%死亡，如合并有头部外伤则病死率升高到30%。头部外伤患者死亡约50 %出现在受伤2 h以内，为此，加强院前急救对头部外伤的处理，不仅可降低病死率，对减轻继发性的脑损伤也极为重要。尤其及早开放呼吸道，在Brain Trauma Foundation （BTF） Guideline中推荐end-tidal CO2 （ET-CO2）为30 ～ 35 mm Hg，在急救现场对重症颅脑外伤患者行气管插管有重要价值［29-30］。
2.2.3 胸部外伤诊疗
在院前对胸部外伤患者的早期评估、诊断以及紧急处置的论文逐渐增多，既往在外伤中使用超声（US）进行创伤重点超声评估法（focused assesment of sonography for trauma，FAST）不仅对心包积血、腹腔内出血的诊断有用，对内科疾病如心包填塞、腹水潴留等诊断也有用。近年来在既往FAST基础上追加包括气胸的探查EFAST （extended FAST），与胸部X线比较敏感度48.8%和20.9%，特异性99.6% 和 98.7%，极高的特异性在鉴别诊断上有效。Jrgensen等［31］在院前对胸部和腹部外伤患者利用超声检查 （EFAST），寻求可提高外伤患者生存率的证据，认为院前急救可以使用US进行检查，瞬间可确定血性腹水和血性心包液潴留。与单纯依靠临床表现或血液动力学诊断准确度较低的方法相比，US值得信赖［32］。Cureton等［33］还报道了超声在创伤性心搏骤停中的应用价值，创伤后无脉性心搏骤停的存活率极低，但超声检查无心脏活动的患者存活率更低。心脏超声检查预测患者存活至入院的阴性预测值为100%，对于院前心肺复苏延长的患者，超声评估有助于判断停止复苏。院前对胸部外伤患者的处理，尤其锐器导致的外伤行胸腔穿刺或闭式引流救命处置，Davies和Lockey［34］带来13例珍贵的报告。使用超声诊断在我国大中型城市的急诊科已广泛开展，但在院前的应用尚属空白区，对院前急救人员进行超声检查的培训和应用是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提高对外伤患者的救命治疗（如环甲膜穿刺、胸腔穿刺等）也是当务之急的任务，不能再局限于“院前外科四术”的表演。
2.2.4 多发伤
Ball等［35］2010年在Canadian Journal of Surgery上发表的外科学戏剧化进展一文中提到近年来称得上外科学革命的项目包括：损伤控制外科学（damage control surgery，DCS）、非手术治疗（non-operative management，NOM）和损伤控制复苏（damage control resuscitation，DCR）。尤其对损伤控制复苏在院前的应用，即对多发伤进行输液治疗的议论颇多，遗憾的是有多篇发表的论文否定其有效。Haut等［36］在美国外伤学会利用数据库对院前静脉输液患者的生存率是否提高进行调查，数据取得311 071例，对院前静脉输液与病死率的相关性进行多变量分析，其结果发现输液群比非输液（4.8% vs.4.5%， P
2.3 心肺疾病在院前急救中的诊治
2.3.1 急性呼吸困难
院前对急性呼吸困难患者常需做出有效判断，在临床单纯依靠症状和体征难以鉴别，尤其是否属于呼吸系统的急危重症或急性心力衰竭无法判断。随着床旁即时检测（POCT）技术的发展，使得诊断这些标志物的检测具有简单、方便、快速的特点，迅速达到指导临床医生决策的目的，有助于在院前对患者做出诊断、危险分层和处置。关于在现场和转运途中对急性呼吸困难患者（重症支气管喘息发作，心源性肺水肿、COPD急性恶化等）使用无创通气（non-invasive ventilation，NIV）的有效性越来越被证实。德国有数篇关于急救转运使用NIV的报告，多个结论认为，院前转运中对急性呼吸不全患者，NIV可作为一线的治疗方法［37-38］。我国院前使用POCT进行检测和NIV转运急性呼吸不全患者，仅在极少数急救中心开展，但相对院内来说可能因费用过高、时间太短而应用较少，制定项目和标准是扩大该项目开展的重要途径。
2.3.2 心脏疾患
提倡在院前要迅速妥当的诊断为基本条件，因此院前使用12导联心电图、无线电话的视频传输、心肌坏死标记物的检测（POCT）等研究成果陆续有报道［39-41］。对胸痛患者临床评估、心电图和可量化心肌坏死的心脏标志物如心脏肌钙蛋白（cTn）的测定构成了急性心肌梗死（AMI）诊断的基石。Venturini等［42］对胸痛患者在救护车行驶途中和急诊室利用POCT设备检测TnI，研究证实两者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院前使用肌钙蛋白的高敏测定方法（hs-cTn）最近也已开展，与常规cTn的测定方法相比，hs-cTn似乎可更早检测到AMI。此外Hajdinjak等［43］通过院前急救时测定NT-proBNP和TnT，发现二者的升高提示急性卒中患者短期预后不良。意大利、悉尼使用超声波心输出量监测仪（USCOM）在院前测定每搏输出量、全身血管阻力、心室血流等监测评估心脏功能，临床医生认为该设备在大多数患者是很容易使用的，在院前急救的应用是可行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4］。Brun等［45］对院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行床旁超声心动检查，认为可以鉴别休克病因，制定合理治疗方案。我国院前使用心电图诊断心脏疾病已广泛开展，但使用POCT和超声检查还未开展。
3 灾害医疗
3.1 灾害医疗的最新话题
来自2011年秋由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进行灾害医疗的专栏组稿。其背景基于2001年美国多发恐怖袭击、炭疽杆菌发作的10周年，且2011年各地灾害频发。在此专栏中首先有4月份阿拉巴马州发生龙卷风导致43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的报道，指出地区核心医院应对灾害所起的作用，尤其事先的灾害计划、完善的培训使得医护人员应对多数伤病患者得心应手。其次应对灾害的专业人员，要有充分的灾害医学救援知识，在工作之外对于基本的灾害教育和训练的必要性进行了叙述［46］。另外从2007年开始，美国灾难医学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Disaster Medicine，ABODM）极力主张所有全科医生学习灾害医疗，包括目前在岗医师培训灾害医疗也成为常规［47］。我国是灾害的高发国，包括医学院校在内还没有专设灾害医学的课程，临床医生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目前我国应积极开展继续教育提高灾害救援水平。
3.2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合并症
2001年9·11恐怖袭击造成美国约2800人死亡，数千人遭受继发性健康损害，明确经历9·11事件和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以及呼吸系统疾病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现场活动时间较长的人易患呼吸系统疾患，靠近现场的易患PTSD。Wisnivesky等［48］对当时参与救援者目前已恢复原职业的27 449人进行长达9年时间的健康损害观察，结果显示哮喘累积发病率为27.6%，副鼻窦炎42.3%，返流性食管炎39.3%，抑郁症27.5%， PTSD 31.9%较高的数值，认为有必要进行持续的干预。
3.3 灾害与信息
社会媒体（social media，SM）是信息交流的一种，有代表性的SM包括My Space， Facebook， Twitter， Google+等。最近有代表意义的是突尼西亚共和国、埃及等非洲各国的民主化运动也开始使用SM，成为社会活动引发灾害的一个方式。使用SM市民来积极参与应对灾害，与既存的灾害信息管理进行融合等将是今后研究的必要部分［49］。
4 院前急救医学和信息技术
4.1 信息技术在院前急救的进展
救护车远程医疗的应用，在医疗质控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开发出自动传送系统，通过通信卫星可以将包括喉镜所见、12导联心电图、对光反射、超声检查、除颤、呼吸机应用、生命体征等视频信息瞬间进行传递。今后，随着手机或智能手机等通信器材的先进化，Telemedicine将会有更大的发展［50］。
4.2 Telemedicine对院前急救的医疗支援
Charash等［51］对外伤专科医生利用telemedicine对救护车进行指导的研究，分成两群telemedicine使用组和非使用组，对张力性气胸、心包填塞、脑疝致死性的征候等进行指导识别与恰当应对。结果发现telmedicine使用组对致死性的征候能够及早发现，可以正确应对。提示Telemedicine的应用，对院前急救缺乏经验的人员可恰当处置，尤其对在偏僻地方，缺少重症外伤患者的区域可以改善外伤患者的预后。
5 医疗教育
5.1 模拟教育的效果可维持多长时间
Boet等［52］对麻醉医生进行紧急气道管理方法的模拟教育后，观察其知识技能维持的时间，发现使用高功能模拟的通气、不能插管 （CICV）状况下行环甲膜切开进行确保气道方法教育，前后比较掌握的技能可维持12个月，提示复训的重要性。
5.2 团队医疗教育的推进
近年来有许多关于涉及模拟教育对团队医疗合作培养的研究。Capella等［53］对创伤中心的团队进行模拟培训前后对照，发现他们的处理能力、检查患者的时间优于个人，认为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团队医疗推进模拟教育的优点在于可提高互相配合、相互交流以及相互监督的能力。其次，团队医疗中培养领导也是一项重要内容，Ten 等［54］以医学学生为对象，在心搏呼吸停止病例的模拟教育中培养团队领导，发现以模拟教育效果为好，但是能否成为领导，不仅与每个人的知识和技能高低相关，与性別或性格也有较大关系，提示今后，可根据性別或性格上差异进行不同的教授方法。
6 结语
纵观近年来的院前急救医学相关进展，可以发现众多的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及观念，尤其是引进了一些院内急诊诊治手段对院前急救进行评估。笔者想透过这些“围墙”认识到我们与国外院前急救医学发展的差距，为更快地发展我国院前急救医学提供更多值得借鉴的线索和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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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1-27）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3.01.023
作者单位：048000 山西省晋城， 晋城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张海涛）；海南省海南医学院（吕传柱）
第9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范文
关键词: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内镜培训
随着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推进与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早期肺癌筛查得到不断推广，越来越多的早期肺癌患者得到早诊早治。早期肺癌多表现为肺部小结节。近年来，肺部小结节的诊治在胸外科手术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掌握肺部小结节的精准定位是手术的关键步骤之一。电磁导航内镜技术在这类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具有实时无创、定位精准的优势。同时与传统CT定位穿刺方法相比较，电磁导航内镜技术能明显缩短手术时间，提高诊断准确率，避免医患双方的放射性暴露，是现代胸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手术技能。然而，在目前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训过程中，更多的是对胸腔整体解剖的熟悉和腔镜技巧的培训，往往忽略了气道内镜的培训，这样会带来内镜新技术适应周期长，甚至会因科研和临床工作繁重而放弃掌握新技术的问题。随着现代胸外科疾病谱的改变，提高了新时期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成长的要求，电磁导航内镜培训体系的改革刻不容缓。本中心胸心外科系有着优质的临床教学成果，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与时俱进［1］。在电磁导航内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为电磁导航内镜培训体系的改革带来了机遇。我们结合现代胸外科发展的特点，对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内镜培训体系进行了思考与探讨。
1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角色的转变、观念的更新
长期以来，支气管内镜技术通常被认为是呼吸内科医师才需要掌握的技术，部分大型的医疗中心会有专门的呼吸内镜中心，对区域内的病患提供支气管内镜下的一系列诊断及治疗。所以，电磁导航最早由呼吸内科的医师来开展。但是随着肺部小结节的早诊率不断提高，术前定位已成为胸外科医师面前的难题。一般来说，这类病患在术前需要到CT室进行有创性的定位操作，在清醒的情况下忍受不适。这不仅缺少人文关怀，而且病患需要接受放射性暴露。目前国内部分大型医院能做到在手术室即完成定位而后直接手术的一体化手术能力，但是这对手术室条件及CT室条件的要求极高，不利于项目的常规开展。如果由胸外科医师在病人麻醉后在普通的手术室，在手术过程中完成一体化的实时、无创、精准定位，对提高患者舒适度，加强人文关怀以及提高手术室接台率等都有很大的帮助。需要指出的是，以往传统的CT室穿刺定位曾有异物存留、急性血气胸等严重并发症发生，需外科医生紧急手术处理。肺部小结节的术前定位，理应由胸外科医师在手术室独立完成。因此，这就带来了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角色的转变以及观念的更新，要认同这项技术是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掌握的技能，同时加以训练提高，通过定位－手术、再定位－再手术这种不断校正检验的训练，掌握肺部小结节精准诊治的全过程。
2电磁导航路径规划系统的训练
传统的肺部小结节的精准定位，除了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内镜操作能力以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CT大型设备和专用的路径规划软件［2］。而CT设备的操作需要影像科医生的协助，也就是要同时占用第三方部门的人力资源。电磁导航定位的路径规划需要有专门的软件。相对于内科医师，“剖胸开心”熟悉肺部解剖的胸外科医师使用软件对肺部磨玻璃结节能更有效地进行路径规划及选定。但如何在路径规划的过程中有效地避开血管，减少定位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而对于那些没有明显支气管走行的区域，如何考虑到定位点和磨玻璃结节的真实距离，按手术切除的易操作性进行路径设定，最终提高定位的精准率，这些是以往没有出现过的，都是需要加强培训的。电磁导航路径的规划就如手术的解剖示意图，目的是使手术的完成更加流畅，是该技术的入门课程。
3肺部小结节裸眼
3D技术及电子教学资源库的丰富及完善对于肺部小结节来说，支气管树的解剖是学习曲线中的重要一环。由腔外(支气管腔)至腔内的解剖学转变，需要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将腔内和腔外的解剖结构进行空间上的重组，更好地理解肺部小结节的三维立体定位，使手术的操作更加得心应手。裸眼3D腔镜系统的使用是在胸心外科学系结合大量临床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裸眼3D技术由于具有更好的纵深感及立体感，使器官及其周围组织层次能更清晰地投放到视觉系统中，使肺部小结节的手术操作变得更简单。对于初学者来说，学习曲线可以明显缩短。而建立电子教学资源库，运用裸眼3D胸腔镜技术进行肺部小结节的定位教学，对于刚刚从抽象的书本知识向具体的临床工作转变的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来说，显得更加具体、真实，使其能够更深刻地感知胸廓中的立体解剖结构变化，很好地解决了肺部小结节定位及手术的难题［4］。
4PBL教学
问题驱动教学法即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专业领域内的各种问题为学习起点，以问题为核心规划学习内容，让学生围绕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一种学习方法。教师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是问题的提出者、课程的设计者以及结果的评估者［5，6］。该模式主要步骤为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最后小组、个人和教师进行结果评价。在讨论过程中通过不同病例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在尝试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病例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7］。PBL教学模式的好处在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以问题为导向、主动寻找和创造知识的能力，这也能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我中心，在内镜培训方面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PBL教学模式教学效果具有优势。近两年已培训13名研究生。与2015级－2017级传统教学模式下15名研究生在胸外科内镜的学习兴趣、学习主观能动性、文献检索能力、自学能力等(各25分，总分100分)方面进行比较，PBL组高于传统组，统计学有意义(表1)。
5电磁导航并发症的处理
电磁导航内镜培训的学习中，并发症的处理需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成长培训过程中，对于大出血的处理通常是扩大切口，阻断钳阻断后进行出血点的缝合。但是，对于内镜下的并发症处理需要转变思维模式，更多的是由原来的外科处理手段转变为内外结合的综合处理手段。对于像肺小结节靠近管径较粗的血管，定位过程中刺穿血管引起出血的情况，需要有紧急预案作为参考来快速控制出血，避免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在有条件的医疗单位，紧急的中转开胸手段是每一个胸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电磁导航内镜过程中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另外，气胸、荧光剂过敏等并发症问题，都需要在操作过程中进行严密监测，及早发现，及早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