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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生命哲学,从广义上来看,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所有的人本主义哲学如唯意志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都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从狭义上来看,生命哲学则专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以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借助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来冲决理性绝对主义哲学观念的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亨利?柏格森、威廉海姆?狄尔泰和乔治?齐美尔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生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生命现象当作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体验或本能冲动,一种绝对自由的创造力量和最真实、最直接的实在。例如,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根源”、“这种冲动变化是在时间上永不间歇地自发地流转,故称为‘绵延’或‘生命之流’。”[1]他说:“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的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2]“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要存在就要变化,要变化就要成熟,而要成熟,就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3]所以,在柏格森看来,生命本质上就是绵延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与创造的生命之流。生命哲学家们还认为传统哲学和科学所使用的理性概念和方法只能把握凝固的、静止的、表面的东西,而要把握生命,就必须深入到生命本身中,深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而这只有依靠非理性的直觉。柏格森说:“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这种方法绝对地掌握实在,而不是相对地认知实在,它使人置身于实在之内,而不是从外部的观点观察实在,它借助于直觉,而非进行分析。”[4]
西方生命哲学启发我们通过对生命的思考来寻求生活的意义以及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这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反思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生命是所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石和载体,离开了人的生命,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了脱离实际的抽象的东西,失去了其存在价值。所以,从生命哲学视角看,就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生命”的发展,用生命的意义及价值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生命关怀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意识形态灌输,功能单一化、功利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能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创新,而精神家园的建构却被忽视。学校教育也更多地关注社会对人才的知识水平、 科学技能和创造财富能力的需求,为社会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的“知识人”, 却忽略了受教育者的内在精神品质的塑造。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也日益趋于工具化、功利化,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发展的本质。具体表现为:学校教育者从社会的需求出发,向受教育者极力灌输社会政治思想,将受教育者当作培训的工具,将教育教学作为获得功利的手段,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思想需求和个性特征,忽视了与其进行生命交流,从而抑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创造性。例如, 有的教育者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的同时,否定或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性,片面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及其坚持和实现,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单一化和教育形式的呆板化”。[5]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确立、内容设置、方法选择时忽视人文关怀,致使 “本可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读物有时成为政策、文件、语录的简单汇编与转述,本可情趣盎然、文采飞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时成为枯燥、空洞的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6]等等 。柏格森指出:“我们若将目的性理解为一种事先设想的(或是能够事先设想的)意念的实现,那么,生命便超出了目的性。因此,对于整体性的生命,目的性的范畴就过于狭窄了。”[7]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衡量其实效的标准,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治觉悟是否高等,而学生的实际需要、学生是否得到全面发展却被无视。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同样重要的目标。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僵化
1.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远离生活,缺乏创新性
作为传递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增设相应的内容,而在实际教育内容中,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却越来越疏远。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局限于书本内容的教学,大学生现实生活比较关注的焦点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过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理论体系建设,没有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实际需求。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却陈旧落后,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学生普遍表现出对“两课”不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在教学的过程中没能把理论的内容融入学生的实际生活中。
生命哲学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2.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忽视学生个体差异性
传统教育有两个根本的弱点,“第一是它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微妙而复杂的作用,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和手段。第二个弱点是它不考虑各种不同的个性、气质、期望和才能”。[8]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是统一的教学模式,即在教育内容中片面强调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忽略了人的个体差异性,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用统一的标准塑造全部的学生,忽视了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从而导致我们的教育目标与学生的全面发展相脱节。大学生的个体差异要求教育者在施教中应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
(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忽视学生主体性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师道尊严的教育学观念中,教师和学生设定为主导作用与受动地位的形象,两者具有对立性。在课堂上,一直是以教师为中心,将教师看作是实施教育的唯一主体,强调教师作为权威的中心地位,过于关注对学生的控制,使大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完全附庸于教师,对教师所传递的思想言听计从,不能提出任何的疑义。这种听话式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对课堂上的知识很少有机会思考,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教师没有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而严重削弱了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造成了学生个性压抑。教师与学生之间这种从属、依附的关系,表明了师生之间地位不平等,学生缺乏主体性,合理需求达不到满足,使他们缺少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传统教育方式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宣教,这与素质教育要求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背道而驰的。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调刻板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适当采用灌输方法是必要的,但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对灌输方法的应用有偏差,过于强调单向灌输,通常诉诸直接的问答式教学、说服、强迫执行、训诫、奖惩以及榜样等,试图使学生接受并最终形成社会所要求的特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把学生当作盛载知识的“容器”,以知识来衡量教育的价值,以学到知识的多少来评价和判断学生,这是一种强制、封闭的教育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填鸭式”、“满堂灌”的单向灌输模式,教育者把系统规范的思想以一种不可置疑的态度灌输给学生,学生完全是被动的,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个性发展被忽视,他们的感受和实际接受性很少被兼顾,于是就产生思想政治教育课上学生逃课、睡觉的现象,最后导致出现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问题。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化”路径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生命关怀为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育人教育,而育人教育不仅是一个阶级统治行为、政党政治行为或完成教学任务的行为,而且是要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面提升生命质量的教育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每个学生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拥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线,因此,离开对生命的关怀和敬畏,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其本来的面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单是为了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 或者纯粹的知识传授, 也不单是为了实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更不单是为了完成一项工作任务, 而是为了育人, 为了给学生以智慧、道德和情感的启迪, 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也不只是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大学生,而是要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大学生的生命质量。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要唤醒人性、健全人格、完善人生,指导学生怎样做人,使学生成为真正“人”的育人活动。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实现教育目标,达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关注学生的生命活动、情感变化,不断地进行情感渗透和激励。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重视学生的思想问题,也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只有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才能切实从思想上教育学生。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满足大学生生命成长需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这样才能及时、有针对性地关怀到大学生个体,真正焕发出人文关怀魅力,这也是由当今大学生成长的特点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选择上, 不能不顾实际,停留于照本宣科, 满足于传达文件精神,而应该立足于现实,对内容进行精心编制, 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使之更贴近大学生、更贴近现实生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除了应该与当今世界形势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特点相适应外,必须贴近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与需要。针对当代大学生个性张扬、价值观模糊、社会责任感不强、耐挫力弱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团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其辨别是非的能力;要深入了解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积极开展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使大学生能够在逆境中学会坚强,学会发现生活的真谛,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要高度重视大学生中出现的自杀、自残和其他暴力倾向,积极融入法制教育和生命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与珍惜生命的价值,找寻到生活动力与生存价值,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和幸福观。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符合大学生生命成长规律
生命哲学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不断促进大学生生命质量的提高,不断推进其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满足大学生对完善人生、充实灵魂、提高思想境界的需求,又要促使大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1.教育目的由“知识‘量’的积累”向“生命‘质’的升华”转变
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和威力。知识价值的凸显就必然使得知识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知识“量”积累的多,并不代表个体发展能力就强、生命质量就高。教育不能为知识的积累而教育,因为积累知识的目的是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是要让生命更有价值、人生更有意义。然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知识“量”的积累,而忽视了对生命的关怀。“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是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教育基于生命,生命融入教育,最终使教育成为生命的诗意‘栖息地’。”[10]因此,生命哲学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传授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使学生心灵净化、人格完善、生命升华, 是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和滋润心灵的统一。
2.大学生由教育“客体”向“主体”转变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把学生当作教育的客体和被动接受者,“看不到”学生旺盛的生命力及其多方面的发展需求,“看不到”学生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关注“教”的过程而忽视“学”的过程,过于关注“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忽视学生“自主发现”的过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仅仅当作个体应该遵守的外在规范和约束,而不是当作有益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由于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纯粹的政策宣传、知识灌输和行为约束,本来应该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因此变得枯燥乏味,使学生对教育的内容难以接受和内化。生命哲学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思想状况,遵循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有意识地创设机会与情境来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他们去自觉、独立地思考问题,开发其智力,鼓励其创造。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主动认可教育目标,自觉内化、接受教育的内容。大学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主体性人格,才会真正自觉地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
关键词:“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哲学”;法学本科教育
不管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还是“西方法哲学”,先不考虑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仅从它们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晓,它们作为理论法学,其研究的对象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都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要完全界定清楚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容易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些学校的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所以,要从根本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从其概念入手,虽然并不是很明了。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0-18.
数学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古老学科,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起来可以发现,数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哲学思想指导,哲学的变化则需要数学的激发。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是数学家;着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对数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万物皆数”的着名哲学命题;大哲学家柏拉图相信数是一种独特的客观存在,曾在他的哲学学校门口张榜声明,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要进他的哲学学校,并创立了数学上的“柏拉图主义”;20世纪后数学与哲学更加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发展变化,并且逐步达到了高峰。因此,在数学的概念、定义、定理、推论、公式、计算、证明和解析判断过程中,处处放射出哲学的思想光芒。我们在数学教育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用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去认识事物,分析事物间的联系和事物的发展变化,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促进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想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经济规律,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对学生进行哲学思想教育:
第一,纵观数学发生和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数学离不开生活,生活也离不开数学,数学知识源于社会实践而又指导社会实践。我们要把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念渗透到数学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如在函数导数教学中,使学生正确理解导数概念是从:(1)求曲线在某点切线斜率;(2)求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某时刻的速度;(3)求质量非均匀分布的细杆任一点的线密度等问题中,经过由特殊到一般的分析综合,抽象出来的数学概念,并且使学生体会到研究了导数定义、性质和求法后,再用求导公式去求以上三个问题的解,显得十分简单。重要的是使学生体会到学习了定积分定义、性质和计算方法后,用微积分基本公式解以上三个问题,显得十分简单。再如,函数连续的概念是在函数极限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习了初等函数在定义域上的连续后,反过来又用函数连续性来求函数的极限。函数导数概念也是在极限理论后研究的,学习了微分中值定理和罗比达法则后,反过来可用导数求函数的极限并显得十分简单等,都能起到对学生进行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教育作用。
第二,由矛盾的普遍性使学生明确数学王国里也充满了矛盾,如正数与负数、直线与曲线、加法与减法、已知与未知、整数与分数、乘法与除法、常量与变量、微分与积分,等等。并且矛盾的双方各以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指数就无所谓对数、没有函数就无所谓反函数、没有有限就无所谓无限、没有连续就无所谓间断,等等。重要的是使学生能正确理解矛盾的双方共存在于同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分式方程可以转化为整式方程、加法可以转化为减法、乘法可以转化为除法、函数求导过程中对数函数求导可以转化为指数函数求导、指数函数求导也可以转化为对数函数求导、曲可以转化为直、变可以转化为不变(在无限细分的条件下)、一个有限长度可以与一个无限长度相对应(与半圆相切的直线上的点与圆周上的点一一对应,既有限转化为无限)、无穷多的数量可占有一个有限地方(线段AB上有无穷多个点,但线段长度是有限的),无穷个正数的和可以转化为一个有限数量,等等。特别重要的是使学生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创造条件,使未知向已知转化,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如利用解析几何,可以把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求解。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可以把求多元函数极值的问题转化为求一元函数极值的问题,利用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可以把微分方程转化为一元二次方程求解,利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可以把复杂的积分问题转化为求函数值差的问题,利用换元积分,可以把复杂的积分转化为简单的积分等等,都是未知向已知转化的典型例子。通过以上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理解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规律。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律,在数学领域里到处可见事物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例子。如函数的极限、连续、导数和导函数四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着的。没有函数极限的理论就无法研究函数的连续性;没有函数极限和连续的基础就无法研究函数的导数;只有研究了函数导数后才能提出导函数的概念。四个概念之间又存在制约关系:没有对函数连续概念的研究就产生不了利用连续性求极限的方法;没有对导数的研究,也就加深不了对函数极限和连续的理解,只有研究了导函数的应用才产生了求函数极限的重要方法——罗比达法则,并解决了判断连续函数单调性和函数求极值的问题。再如点、线、面和体,正方形、矩形、平行四边形和四边形,加法、乘法、乘方和幂,整数、分数、有理数和实数,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整式方程和方程,等等。在以上数学课题的教育教学中使学生充分认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规律。
作者:王跃东(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社会哲学在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能够扩大和深化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发展,产生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然而,在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者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觉和认知。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先进的人类文化,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哲学都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的性质是革命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间",他并没有给我们设定一个未来,也没有预测一个科学社会的到来,而是强调物质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所有以前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他们的历史仅仅是观念中的历史。在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指明了历史所真正应当研究的是社会的现实生活。
社会哲学同哲学是具有相同的理论旨趣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哲学界定为: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社会哲学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理论。
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现代生产,以完成工业革命和市场制度的确立,社会哲学的蓬勃发展。从社会哲学,社会哲学产生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是否是一个阶段,是根据它目前的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哲学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反思和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哲学研究更应立足于现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哲学,不能根据传统和未来的社会,也不能立足社会,一般的社会,而只能根据现代社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包括中国,泛化,反射,解释,改造,建设和批评。就现代社会来看,它既具有一切社会都具有的普遍规定性,又具有与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相区别的特殊规定性。而现代社会的特殊性,既表现为现代社会的表层特征,又表现为贯穿现代社会各要素、各领域的社会内在整体特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哲学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
社会哲学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就要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又是被未来社会所代替的。因此,它表现为一个生成、发展及消亡的过程。总之,社会哲学要揭示和发现社会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模式。
二、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哲学的建立,不仅需要确定合适的对象,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科学的结果需要科学的方法。当代社会哲学领域的各种观点、思想和学说的区别,归根结底来源于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人们的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方式。社会哲学这一概念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内学术界。但是,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成熟,社会哲学也只是表明人们从历史哲学对社会哲学的希望。但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规模之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人们社会哲学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讨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生活的关系,价格,社会转型,市民社会的建构,是社会的哲学思考,已经有意识地运用的社会哲学。
马克思在对人类的社会进程进行研究之时,采用了多种方法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包括结构主义、历史主义和批判的方法等等,在注重对静态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同时,又注重对动态规律的研究。对于社会内在结构的静态描述我们应该注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在对于社会规律以及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则应当注重历史主义的方法。因此,要建立真正的社会哲学,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机的统一起来,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综合性,要求我们必须以理论为核心理论,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
三、以的视角研究社会哲学的意义
自理论产生以来,它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的视域下,社会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也只有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才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哲学,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的迫切需求,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哲学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关键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变化。然而,我国的社会哲学的研究开发进展慢,有些研究深度和力量得到加强。根据我国实际,只有坚持以马克思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地位,为了满足社区真正的需要在当前的中国。
其次,社会哲学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建设具有时代意义。社会科学是根据每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建立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是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因此,其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当前中国的情况。因此,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必须使社会科学"本土化",这就需要社会哲学的帮助。
第三,社会哲学有利于推动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虽然社会哲学的兴起,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但是,反过来,对社会哲学的研究,又可以促进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一种哲学层面的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进而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这样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正是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传统文化;民主遗风;分权制衡;法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7-02
西方国家的政体制度源自其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其结构模式和路径也深受其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被人们尊奉为近代政治文明的发祥地、“考古活化石”的英国,其政体的生成是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相互妥协、自然演进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至今仍深植于人们的血液当中,禁锢着现代政治思想的萌发,而分散于传统文化角落带有若干哲学碎片却能使我们有所启发,因为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或将是祖先留给我们开启当代政体制度之门的钥匙。
一、原始社会尧舜禹三代禅让的民主遗风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氏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组织而长期存在,氏族酋长(或首领)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没有任何特权,同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大家一起劳作、共商国是。在古老的东方,先后出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就是尧、舜、禹。尧在政权交接上是颇费心思的,他曾多次就接班人问题咨询臣下。据记载,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之制,虽然和今天的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厚的原始社会习俗更是无法回避。但其中朴素的民主观念是值得我们继承和思考的,正如达尔所说:“我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或重新发展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合适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存在过。”[1]尽管后来这一制度被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代之以家天下的世袭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禅让制偶尔成为谋逆者们篡夺政权的合法外衣,但在提倡安定、和谐的大趋势下,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二、西周时期封建制中的分权制衡意识
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从表象上来看,分封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本质上却体现了一定程度上国家权力彼此分立、相互制约的思想,因为分封出去的国家都是实体性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内政、外交等等。虽然诸侯对周王、卿大夫都得尽义务,但诸侯国的事情,周王却是无权一一过问的。西方的分权制衡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由古罗马的波里比阿、西塞罗正式提出,再经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发展,最终确立了深入人心的三权分立制度。维尔曾坦诚地说道:“权力分立学说源于古代世界,从那里演化出了政府职能的思想,衍化出混合均衡制的理论。在权力分立学说的发展中,这些都是关键要素。”[2]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尽管也曾经历无数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兵连祸结的混乱,但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维护封建专制最坚固的堡垒。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始终周而复始有规律地运行着,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分权制衡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在国家政治领域不断探寻、深入总结的成果,同时也是无数经验教训的结晶,其对于预防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实现法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而有关其实现的具体路径,我们可以从分权制衡的思想和理论中去找寻答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荀子礼法并用学说中的法治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各家思想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了周代和孔子重礼乐的传统,主张“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对儒家礼治的思想做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他说:“礼者,治之始也。”(《王制》)“隆礼重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他和孔子一道主张礼是国家的最高准则,所以:“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议兵》)从而把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同时,荀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治人”与“治法”这一概念,在这二者的选择上,荀子主张“有治人、无治法”的“治人”思想,他以“人性恶”为基点,主张礼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并提倡先礼后刑,着重治人。最后,荀子就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的思想做了简练的概括:“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况以后,其学说被韩非、李斯等人继承和发扬,最终形成了与儒家相抗衡的法家学派,并对后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仅仅只是一种裸的利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民众完全作为统治者谋利的工具肆意奴役驱使,是违背人类美好夙愿和民主社会发展要求的,但其定纷止争的法治思想和以法治国的理念却是我国本土法律文化的精髓,尤其对各个阶层人际关系精炼、深刻的阐述,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四、古代民本思想中的人民观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将民众视作治国安邦之根本的一种政治学说,内容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核心主要是爱民、重民、顺民、富民、利民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主流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受到了各个学派的青睐,并衍生出一系列令人遐想的人类美好愿望。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向世人描绘了理想的仁政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为此,孟子还设计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制民恒产”论。与之相比,墨家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他们批评儒家的“仁者爱人”是假爱人,是“爱有差等”,即贵族只爱自己的亲戚,不爱天下人。而墨家的“兼爱”是平等的相互的“爱人”,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他们认为,这种“兼相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墨子所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慧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
虽然上述的民本思想内涵深刻、丰富多彩,但权利观念的模糊却严重制约了人民这一关键理念的孕育。以农为本的乡土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内陆文化,而西方社会则在以城市为背景的工商业基础上开创了竞争与共赢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太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单个家庭的力量就足以支撑起日常的生计,于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牢牢地捆绑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种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仅培育了国人清心寡欲、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严重制约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至理名言。而西方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工业生产的分工、细化也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高度发达的商品贸易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萌发出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意识,最终“私权神圣”这一民法理念成为西方市民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识,而中国却始终没有产生正式的权利观念。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驭民之术,其亲民、重民的表象之后却隐藏着存社稷、固君位的肮脏目的,但不可否认其中的民主意识。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而美丽的,“民贵君轻”的文化底蕴塑造中国古代读书人至死不渝的诉求。在严复的眼中,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西方的自由却过于偏重个体之自由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其所谓之民主往往流于形式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从全体人民的整体的利益出发,将人民放在主人翁的地位。
五、结语
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灿烂文明,然千百年来踽踽独行的法文化却成为大多学者不堪回首的一页,而谈到当代政治体制时,更是衣衫褴褛、囊中羞涩。正所谓:“吾人行西方政体之难,犹在此理念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是中国之政体理念源于传播,中国之立宪始于模仿。近十数年,国人畅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之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3]笔者认为,诞生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政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具有历史的偶然,而是其传统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由于对我国本土法文化中政治思想及政体制度研究的缺乏,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尴尬局面。在创建自由、平等、和谐的政治文明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选择的今天,深入发掘、整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宝贵的现代政体哲学思想,使中国尽早走上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是时代赋予莘莘法律学子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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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制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构成了整个中医学基础,是中医学的基石。它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随着西医学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它的历史局限性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中医理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下面就中医学中相关的哲学思想与中医学的发展及历史局限性作简要探讨:
1气一元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是天地万物生存变化、消亡的根源。中医学先贤为何要把气一元论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1气的特点
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运动变化自如,犹如生命的原动力。
1.2气与人体关系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空气。人的呼吸运动是生命的象征,吸是气体进人体内,呼是气体排出体外,呼吸运动停止人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此外,人是一个运动着的机体,除了整体运动外内脏也在运动。
正因为气的特点与人的生命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故而中医学先贤们把气一元论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用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及治疗方法。认为气是生命的本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把人的生理活动增强与减弱的特性归究于气的变化、运动的结果。在病理上可把某些病理变化归究于气逆、气滞、气脱、气泄、气乱等所致。在治疗上则采用补气、降气、行气、固脱等治疗方法。把那些具有某些药理作用的中草药分别归属于补气、行气药物等。
在气的理论引入中医后,能比较生动地解释了人的某些生理、病理现象。使中医学便于理解、学习、推广。这对当时的医学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现代西医学的引入与发展,相比之下这些解释确实显得过于简单化,不能精确地反应出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也不能精确地反应人的解剖、生理、病理变化及药物的性能。如:呼吸之气。现代西医学已精确地认识到气体在肺及组织的交换过程;气与能量的代谢过程;局部与整体的调节过程等。
根据现有的西医研究资料显示:人体的肌肉运动、能量代谢、神经体液调节系统及细菌、病毒感染等与中医学中的气所阐述的生理、病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西医成果引入到中医的气的理论体系中,就有可能进一步延伸气的范围,使气学说能与现代科学接轨,以此来指导中药治疗可能会更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疗效。如:甲减、贫血、肌炎、重症肌无力、肿瘤放化疗后等都有可能表现为相同的气虚症状。对此,我们是否都要相同的补气药?若根据西医的病因病机的不同再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哪味或几味补气的中药及相关组合对哪种病更有疗,这样对提高中医药的疗效及促进中西医接轨可能会更有意义。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宇宙间一切事物不仅其内部存在着阴阳对立统一,而且其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先贤为何要把阴阳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引用阴阳学说重点在于阐明什么?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2.1阴阳学说特点
阴阳本指物体对日光的背、向,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它与自然界的寒、热,光明、阴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2.2阴阳与人体关系
阴阳学说重点是阐述温热与寒冷之间的矛盾。人体是个相对恒温体,当机体温度过高或过低人的生命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在某些病理状态下人的体温会产生上下波动,体温的上下波动又会使某些器官活动产生相应的变化。此外人体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正因为阴阳的特点与人的生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故而中医学先贤们把阴阳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用以阐述生命的起源和本质,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根本规律。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阴阳学说的历史意义及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应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我们应当承认它的历史意义。阴阳学说引入中医学后,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人体的某些生理、病理现象。通过归纳推理使相关的治疗方法能够合理归类,使中医学便于理解、学习、推广。第二、我们也要正确地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用阴阳学说解释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及疾病的产生、发展和防治的过程,显得过于简单、粗略,不能精确地反应出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也不能精确地反应人的解剖、生理、病理变化及药物的性能,相对于现代医学已不能同日而语。如:现代研究证实热能的产生与神经、体液、肝、肌肉及酶化学反应等密切相关。发热与细菌、病毒、霉菌、螺旋体感染及肿瘤、免疫、体温调节异常等有着密切相关,其治疗方法针对性也更强。
目前中医阴阳学说是个相对封闭的医学体系,未能与现代医学及现代科学相衔接,不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严重地限制着中学的发展,使中医一直在原地踏步。如果我们能把现有的医学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的阴阳体系中,它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并能与现代医学接轨的新的中医学体系。如: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最基本的作用是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寒热”两方面的矛盾,同时也是指导临床寒热病用药的标杆。那么中医学的阴阳与西医学的人体生理、病理到底存在着那些内在联系呢?根据现有的资料它与甲状腺、胰腺、肾上腺、性腺、垂体、下丘脑、血氧(血氧的交换、饱和、运输、离散等)、炎症介质、心肺功能、肝功能、血管活性物质、能量代谢中相关的酶及微生物感染等都有着密切的关些。若能把这些医学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的阴阳体系中,它有可能变成 一个相对开放的并能与现代医学接轨的新的中医学体系,可能会显著地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的,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万物的运动秩序都要受五行生克制化法则的统一支配。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性质和特点,归纳为五个系统。这五个系统乃至每个系统之中的事物和现象都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从而构成一种复杂的网络状态。中医学先贤为何要把五行学说引入到医学中来?引用五行学说重点在于阐明什么?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圣贤们通过五行学说类比归纳,用五种物质将人体划分成五大系统,通过生克制化理论说明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统一体,同时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另外,还以此来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五脏病变的传变,指导疾病的防治等。五行理论的引入,使中医理论框架进一步完善。但对于复杂的人体仅以此五类物质来进行类比归纳、演绎,在当时可能就显得过于简单、粗糙。它明显带有勉强与不完善性。
随着现代西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等认识得都比较清楚,五行学说在阐明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几乎与现代医学无法接轨、无法同步发展。
4辨证论治与中医学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辨证论治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体现,它的主要哲学思想即事物是发展、变化的,针对这些发展、变化着的事物的处理方法也应当随之而变化。中医学主要运用辨证的思想来阐述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指导临床用药。辨证论治思想是中医学的精髓。辨证论治理论的引入,使中医理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中医学得以更好地发展。
在实验医学出现之前,中医学实质即是症状诊治医学。中医的辨证论治学说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但随着实验医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它的历史局限性,甚至严重困扰着临床医务工作者。主要表现如下:首先,如肿瘤、乙肝、结石、艾滋病等疾病的无症状期,这时是无证可辨的,但此时若加用中医药治疗是很有价值的。其次,如红斑狼疮、类风关、糖尿病、心脏病等很多疾病在稳定期也是无任何症状,无证可辨的。但其实验指标仍然异常,此时若加用中医学治疗对稳定病情,控制复发是非常必要的。其三、有很多疾病表现复杂,难以归类,无法辨证。其四,有很多疾病按现有的辨证论治去选药治疗其疗效很一般或者根本就无效,而根据经验去治疗其疗效会更好。根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起码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患者不能按辨证论治去用药。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辨证论治当着绝对真理,只能做临床参考。
5总结与展望
建立在传统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之上的中医理论,经过几千年的运用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历代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对全世界的治病防病仍然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西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病因、防治等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感到在传统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医理论体系正在严重地束缚着中医学的发展,以至于今天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务工作者在矛盾与困惑中行医。针对目前的中医现状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能把现有的科技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中,使传统的中医理论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并能与现代科学接轨的科学体系,可能对中医学发展及提高临床疗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最主要的作用是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寒热两方面的矛盾及解决方法。机体的温凉寒热与甲状腺、胰腺、肾上腺、性腺、垂体、下丘脑、血氧〈血氧的交换、饱和、运输、离散等〉、炎症介质、心肺功能、肝功能、血管活性物质、能量代谢中相关的酶及细菌、病毒感染等都有着密切的关些。如果我们把这些组织器官、相关酶炎症介质功能的变化及微生物感染等引入到中医的阴阳体系中,就能使阴阳学说能与现代科学接轨,以此来指导中药治疗可能会显著地提高中医药的疗效。
[关键词] 缺血预适应;急性心肌梗死;糖尿病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1-0014-02
缺血预适应(IP)作为反复短暂缺血使心肌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对心脏的保护作用如降低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改善心功能恢复等已成为共识。而研究IP对糖尿病患者心脏影响的结果尚有争议。本文分析52例糖尿病AMI患者,对照同期120例无糖尿病AMI患者,以探讨IP对糖尿病患者AMI并发症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7年3月~2012年12月于本院住院初发AMI存活病例资料齐全者172例,男115例,女57例,年龄41~75岁;其中糖尿病患者52例,无糖尿病患者120例;将AMI发病前3d内发生心绞痛视作缺血预适应现象(IP)。将所有样本分组对照,其中无糖尿病IP组(A组)53例,无糖尿病无缺血预适应(NIP)组(B组)67例,糖尿病IP组(C组)25例,糖尿病NIP组(D组)27例,均未经冠脉介入治疗。A 组与B 组, C 组与D 组间性别、年龄、高血压、梗死部位、溶栓治疗均无明显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各组患者的临床因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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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以泵衰竭(KillipⅡ、Ⅲ级)、心源性休克(KillipⅣ级)、恶性心律失常(室速、室颤、高度至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梗死后心绞痛为观察指标,分别比较A、B两组及C、D两组住院期间心肌梗死后临床并发症发生率。具体判断依据患者临床症状并结合彩色多普勒检查进行确诊。
于患者发病6 h内抽取血液测定患者的心功能指标肌酸激酶(CK)和心肌型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有意义,再进行两组之间的差异比较。计量资料两两间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A组心源性休克、泵衰竭、恶性心律失常及梗死后心绞痛发生率均较B组明显降低(分别χ2=2.4579、2.5613、2.3891、2.6618,均P
表2 各组患者住院期间并发症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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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A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 各种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组患者的心功能指标数据有意义(分别F=8.2106、6.9837)。A组CK和CK-MB均显著小于B组(分别t=8.3481、7.3882,均P0.05)。见表3。
表3 各种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x±s,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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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与A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糖尿病极易导致缺血性心脏病这一并发症发生,即使具有相似的心肌梗死面积,但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也显著高于非糖尿病人群。因此,讨论缺血预适应对糖尿病患者急性心梗并发症的影响有很大的意义。目前IP仍是最佳的内源性心肌保护措施。临床证据显示IP现象存在于心绞痛患者,且研究证实AMI后的人类心脏存在IP并对心肌产生保护效应,在AMI发病前48 h内曾有心绞痛的患者左室功能显然优于无心绞痛者[1]。也有学者认为梗死前心绞痛为IP的标志,通过IP对AMI预后产生有益影响,住院期间严重心衰或休克的发生率及病死率在AMI患者中有前驱心绞痛症状者低于无心绞痛者[2]。糖尿病是缺血性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及导致AMI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糖尿病人群AMI的发病率、病死率较非糖尿病患者高,梗死后并发症较多[3]。一些实验显示,IP对心脏的保护作用在糖尿病动物中消失,Ishihara等[4]的研究显示,糖尿病可能阻碍IP对人类心脏的保护作用;与此相反,Jimenez 等[5]的研究则认为在糖尿病患者中IP可减少初次AMI 后并发症,对心肌具有保护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IP在无糖尿病的AMI 患者中能够减少梗死后并发症, 改善预后,提示缺血预适应确有心肌保护作用,可缩小心肌梗死面积,减轻I/R损伤程度。而在合并糖尿病的AMI 患者中, 未观察到IP减少心肌梗死后并发症的效应,提示IP对糖尿病患者心脏的保护作用消失,这可能是糖尿病AMI患者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也可能与样本的大小相关。有文献显示[7],在糖尿病早期,IP能有效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方法。
分析糖尿病状态下缺血预适应的心脏保护作用减弱,其原因主要为ATP敏感性钾(KATP)通道被认为是IP的效应器,已证实其激活对IP产生有利影响。一些实验显示,糖尿病时KATP通道活性降低甚至消失,可能是影响IP发挥效应的原因之一,其机制可能与基因突变、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增多、能量代谢紊乱、一氧化氮生成减少等有关[6]。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冠脉多支病变,其广泛的心肌细胞损害、心肌微血管形成减少、侧支循环形成受损等因素,也可能使心肌对缺血的耐受性降低,从而阻碍IP的作用。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待于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急性心梗IP是糖尿病患者心肌内源性保护机制,为临床研究心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今后还应加强对缺血预适应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发病机制,探索最佳的救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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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四君子汤加减;复发性尖锐湿疣;IL-2;IL-4
【Abstract】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Si-jun-zi Decoction in treating recurrent condyloma acuminatum by observing the effect of Si-jun-zi Decoction on Interleukin 4 (IL-4) and Interleukin 2 (IL-2) in the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ondyloma acuminatum.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condyloma acuminatum were allocated randomly to Si-jun-zi Decoction group or control group after surgical removal of warts, and the treatment groups received treatment of Si-jun-zi Decoction. The IL-4 and IL-2 of 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Meanwhile, the recurrence of warts was observed and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level of IL-4 in Si-jun-zi Decoction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lacebo group (P< 0.05). The level of serum IL-2 in Si-jun-zi Decoction group remarkably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0.05). Si-jun-zi Decoction treatment group had a lower recurrence rate (17.14 %) than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Si-jun-zi Decoction possesses the ability of regulating the cellular immune function and effectively preventing the recurrence of condyloma acuminatum.
【Key words】Si-jun-zi Decoction; Recurrent condyloma acuminatum; Interleukin 4 (IL-4); Interleukin 2 (IL-2)
【中图分类号】R752.5+3【文献标志码】A
尖锐湿疣(condyloma acuminatum,CA)是由人类瘤病毒(HPV)感染所致,中医将尖锐湿疣称为“臊疣”和“臊瘊”。近年研究表明人类细胞免疫失衡是临床上决定尖锐湿疣转归的主要因素,因此调节机体免疫,减少复发率是临床治疗的主要方向之一。中医药治疗尖锐湿疣临床取得较好疗效,笔者通过四君子汤加减治疗复发性尖锐湿疣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病例来至于2010年12月至2014年7月我院皮肤性病门诊就诊的80例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纳入标准:具有典型临床表现,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1,2];病程≥3月;治疗期间禁止进食辛辣厚味;人瘤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自愿签署知情同意的患者;年龄≥18岁。排除标准:所有检测对象在就诊前4周内接受过抗尖锐湿疣治疗;用过任何免疫调节剂;有肝、肾疾病及结核病等系统免疫性疾病和其他感染性疾病、生殖器肿瘤病史;生育期或合并妊娠者,伴有淋病等其他性传播疾病。
8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40例,其中男性19例,女性例21例;年龄19~45岁,平均年龄(27.65±9.16)岁;病程3~10个月,平均病程(3.60±3.56)个月。对照组40例,其中男性17例,女性23例;年龄18~50岁,平均(29.65±10.06)岁。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的皮损均进行CO2激光治疗,祛除肉眼可见疣体,范围扩展至疣体周围约0.2cm,术后创面外用夫西地酸软膏(香港澳美制药厂生产,产品注册证号:HC20140018),2次/d,至痂皮脱落。
治疗组以加减四君子汤水煎服,1剂/d,前2煎剂口服,第3剂用于外洗。药物组成为:黄芪20g、党参15g、 白术15g、茯苓12g、板蓝根15g、紫草12g、白花蛇舌草20g、甘草5g。1个月为1个疗程,治疗2个疗程,治疗结束后随访3个月。
1.3实验室指标
治疗组与安慰剂对照组均于早晨空腹采血,抽血时间为治疗前和治疗后第(30±3)d采集静脉血3mL,凝集后加入离心机,在3000r/min转速下旋转10min分钟,分离血清置于-20℃低温冰箱保存。采取ELISA法测定IL-2、IL-4含量,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1.4观察指标
临床治愈:临床症状消失;疣体消失,皮肤恢复正常;5%醋酸白实验检测阴性;连续3个月观察未见新赘生物。复发:治疗停止后3个月内,原病灶部位或周围新生赘生物[3]。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两组治疗后复况
两组治疗后复发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4.178,P=0.04)。见表1。
2.2两组治疗前后IL-4、IL-2水平情况
治疗前2组IL-4、IL-2水平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t1=1.69,Ρ1=0.099;t2=2.018,Ρ2=0.051),治疗后治疗组血清IL-4水平明显下降(t1=2.366,Ρ1=0.023),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IL-4水平亦有下降,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t3=4.311,Ρ3=0.000);而治疗组治疗后血清IL-2水平明显升高(t2=4.675,Ρ2=0.00),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IL-2水平亦有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3.933,Ρ4=0.000)。见表2。
3讨论
尖锐湿疣由HPV病毒感染所致,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细胞免疫失衡是临床上决定尖锐湿疣转归的主要因素。其中Th1/Th2比值维持动态平衡,是保证正常免疫功能的重要因素,在清除病毒,诱导免疫耐受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4,5]。既往研究表明患者体内IL-2等Th1型细胞因子水平降低,IL-4等Th2型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说明尖锐湿疣患者体内存在Th1/Th2比值失衡,从而导致患者体内Th1介导的细胞免疫功能障碍,可能是HPV感染后病毒持久存在并复制,导致尖锐湿疣治疗后反复复发的免疫学基础[6]。李振等[7]报道短病程尖锐湿疣患者机体呈现Th1型反应,而长病程者则以Th2型反应为主,存在Th1型反应向Th2型反应漂移的现象。因此,对于尖锐湿疣病程较长和/或反复发作者,调节机体免疫,提高机体正气抗病能力是其治疗关键。
中医认为尖锐湿疣属于祖国医学“疣”的范畴。《灵枢・经脉篇》谓:“虚则生疣”,正气虚,不能鼓邪外出, 邪气缚结于皮肤发为疣赘。正虚邪恋,故缠绵难愈,反复发作。现代医学认为由于机体正气不足,气血失和,加之性滥交或不洁,感受秽浊,毒邪集聚,酿生湿热,下注于皮肤黏膜而发生。大多表现为肝经湿热下注或邪湿毒化热导致热毒炽盛,久则引起脾运不及,湿邪蕴久困脾,脾虚湿浊下注,酿湿生热,湿热交结,而致正气亏虚,不能驱邪外出,病程缠绵迁延,反复发作而又难以治愈[8]。现代张春敏等[9]研究表明正虚型尖锐湿疣患者IL-2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IL-4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机体存在免疫失衡现象。而HPV病毒清除与Th1型细胞反应模式和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相关[10],正虚型尖锐湿疣存在Th1/Th2型细胞失衡,消弱机体的抗病毒免疫功能。故本方以健脾益气,固正驱邪为主,以四君子汤加减而成。方中党参、黄芪大补元气,脱毒生肌;白术、茯苓健脾利湿以扶正;同时佐以板蓝根、紫草、白花蛇舌草解毒散结以祛邪;甘草调和诸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四君子汤能显著上调大鼠IL-2水平,增强机体免疫功能[11],单味黄芪水煎剂可以促进正常小鼠T 淋巴细胞转化,黄芪还能显著提高免疫抑制小鼠的IL-2、IFN-γ的水平[12]。板蓝根含有多种干扰病毒DNA合成的成分,同时具有促进细胞免疫的功效[13]。白花蛇舌草含有多糖类、黄酮类等成分,能广谱抗炎、抗氧化,显著增强网状细胞和白细胞功能,能抗肿瘤、抗增生,抑制病毒DNA合成[14]。紫草具有体外抑制HPV-DNA作用,其水提物中存在抗HPV-DNA活性成分[15],两类药同用,攻补兼施, 标本兼顾, 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本研究表明经内服中药治疗后能显著提高IL-2水平,同时下调IL-4水平,调节机体免疫平衡,能有效的防止和减少尖锐湿疣的复发,疗效好于对照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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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美术作品;和谐;美学;因素
一、中国传统美术作品的美学基础
艺术的精髓在于所承载传递的人类文明,艺术的真谛在于求美,而美是和谐。中国艺术的和谐与理性精神是各种美术作品的美学基础。中国文化最高的境界是“和”,对“和”的追求是艺术家通过对中国文化“和”的基本精神的体会并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艺术创作行为都有着潜在的审美哲学基础,美术创作也不例外。纵观美术发展的历史,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潮都推动着美术的发展,美术作品像镜子一样展现了各个时代的特征,同时美术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丰富。美术作品能够以丰富的形象、深刻的内涵反映生动感人的社会生活,折射出作者的哲学观念、审美情趣和伦理道德,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提出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读者和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引领和启迪人们的思想,陶冶和激励人们的精神,塑造和培育人们的品格。受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美术作品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很早就有了儒道思想的烙印。以中国山水画为例,山水画诞生的时代正是道家的玄学理论风靡四方的时候。道家的“重心略物”思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学观念和基础。这不但体现在绘画上,甚至作诗为文也将天人之间的灵犀相通视为创作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中国山水画里没有必要去探究画面所描绘的是哪个地方,试图寻找作者的视角以及作画立足点的做法也都是对中国山水画的误解。因为这不是中国画的特点,中国山水画家讲究的就是要做到心中容纳天地万物,吞吐自如、来去无阻。
美术创作的思维活动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到发现其中的美好现象;二是内心视象的酝酿;三是审美意象的形成。在这三个环节中,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到美的发现,是创作前的准备阶段,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一切认识都要从实践开始,都要从感觉开始。就美术创作的思维过程而言,其功能是把外部的客观事实向创作主体的内部意识转化,转化的全过程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认识过程,又是一次完整的美术创作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国画讲究天人合一、心有万象、天马行空的创作方法最能够体现出这种转化过程。笔墨里渗透的是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和感触,自然景物只是作者对人生的反思和认识的一种载体,他们的笔墨情趣并不受外界自然的束缚。中国画追求的是神似,笔下的山水往往是似曾相识,与现实中的山水有较大差距。中国画对形象的塑造是为了作者的抒情达意,所以中国画家敢于舍弃对象外在的形态,敢于为了强化作者感情的表达而进行一些恰到好处的艺术夸张。
二、中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和谐思想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中国山水画
山水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山水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及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美,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与社会审美意识的有机统一。从构图角度看,中国画的画面布局除紧密结合所描述内容的自然位置之外,还讲求平面布局中的色、线、形的变化对比与呼应,讲求虚实、疏密、开合、起伏、繁简、聚散的相生相应。从介质角度看,讲求笔墨是中国画的另一特点,所谓笔墨并不是用具材料上的笔墨,而是作者传情达意的的一种艺术技巧。创作中国画一般使用最富于弹力的毛笔,介质选择了对笔触水分的变化反应最为灵敏的宣纸,充分体现出中国画笔墨变幻无穷、形意和谐的特点。从创作手法看,中国山水画家把笔法看成了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艺术技巧,其目的就是以不同的笔法墨法描画不同的形象,以更好地表现创作者的情感与想法。同时也为了区分主次,创作性地将个性化的构图、装饰化的手法巧妙结合在一起,决不拘泥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农村年画
年画是我国农村特有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它植根于民间,土生土长,集中了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和勤劳智慧,凝结了广大劳动人民淳朴的思想感情,以通俗的绘画语言表达了人们喜庆的审美情趣,长期以来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年画通过概括、象征、寓意和浪漫主义手法来体现主题,构图完整、饱满、匀称,造型夸张、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挺拔流畅;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装饰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许多耕织图,将各种人物、动物、风景等打破时空局限,大小疏密、穿插布局,画面整体完整、气氛活跃、生动而不杂乱。大幅全景式的年画常采用鸟瞰式构图,画面有众多的人物、景物和情节,气势宏伟壮观,结构庞大复杂。这种产生于人民大众中间的美术形式以丰富的内容、风格和样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民众朴素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要求,达到了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和谐景象。
(三)人与人的和谐——民间美术
中国民间美术种类繁多,文化内涵深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美术种类,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除了前文提到的年画外,还有剪纸、风筝、玩具、刺绣等,这些艺术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含有美术的元素。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朴素的、自由的表意创造,存在于劳动群众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其作品质朴纯真地倾注着人民群众个人的感情信仰和随心所欲的个性,具有信手拈来的随意性艺术特点。在民间,这些形式活泼、内涵丰富的小工艺品经常作为心意的载体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交流,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发展。另一方面,民间美术所透漏出来的是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即推崇阴阳调和、刚柔相济、物极必反、相生相克的周而复始的分合哲理。因此在生死凶吉、道德美丑、得与失等观念上,都讲转化与联系,以乐观态度、平常之心看待未来与客观世界,以此来借物寄情,歌颂生命,传送情爱,交流
情感等,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情感。
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美术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单一走向了多元。在这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里,中国美术面临的是比以往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虽然在经济发展中艺术受到商品化的巨大冲击,但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也使中国美术的表现形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格局。除了美术作品之外,文学艺术的其他表现形式如书法、摄影、电影电视等都可以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和谐理念、和谐思想、和谐精神。最典型的莫过于名为“篆书之美”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图标了。该作品以篆字笔画为基本形式,融合了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象形意趣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符合体育图标易识别、易记忆、易使用的要求。由于对“拓片”这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本身具有的强烈的黑白对比效果的巧妙运用,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显示出了鲜明的运动特征、优雅的运动美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达到了“形”与“意”的和谐统一。
三、结束语
和谐的文化氛围是和谐社会存在的基础,而文学艺术作品在倡导和谐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文学艺术更应该发挥其独特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做出积极贡献。文艺繁荣,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要在纵向继承和横向整合基础上勇于创新,既要承传延续传统艺术的审美优势和特点,又要努力创造富有时代感的鲜活的内容和形式,实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伟大号召,我们美术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火热的生活,自觉把创作活动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颂扬优秀人物,礼赞传统美德,传播和谐理念,以思想性强、艺术性佳的美术作品,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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