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程度差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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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关键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空间差异；Theil指数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1-0091-03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劳务的消费。作为较高层次的消费，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总量不断增加，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文化消费水平普遍增长的同时，我国各地文化消费的发展并不平衡。基于此，本文采用Theil指数法，以我国31个省（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消费水平、结构、增速三个方面对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分析，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文化消费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一、相关文献回顾

通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地区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消费差异程度研究。王亚南对2006年我国各地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农村居民文教消费做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文化消费区域间存在差异，但小于全国城乡发展差异；各地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之间发展差距小于各地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1]赵卫亚采用Panel Data模型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文教消费的地区差异，通过分析得出，我国高收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低收入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文教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文教消费选择行为和消费层次存在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文教消费热点是文娱用品，东部地区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后首先是增加文化娱乐和教育的投入。[2]二是文化消费差异成因研究。陈燕武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农村地区的文教娱乐消费存在一致性，收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传统的消费影响因素对消费问题并未起到显著影响，而个人偏好、地方政策等一些特定性因素则起到关键性作用。[3]王亚南等人认为，人均积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向影响人均文化消费增长。[4]陆立新研究认为，收入是文化消费的基础，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更多地受消费习惯的影响。[5]

上述研究从不同方面剖析了我国文化消费差异的现状及成因，但从总体看，区域间差异分析较多，区域内差异分析较少；最适合做地区差距分解的Theil指数法鲜见；研究数据相对较为陈旧。因此，运用Theil指数方法，对所能够掌握的最新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算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总差异，并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带将三类指标的总差异将其分解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探析造成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消费的水平、结构及增速三个方面出发，分别选取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各种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及文化消费增长速度三类指标对文化消费现状进行描述，对文化消费的空间差异做定量化测度分析。

2.数据来源及范围界定。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1、2010）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文化消费的分类采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方案》中的规定，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体分为三项：文化娱乐用品支出、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教育支出。文化娱乐用品支出包括居民在购买彩电、电脑耗材、摄像机、照相机等方面的支出；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包括旅游、健身等方面支出；教育支出指包括学费、住宿费、伙食费、课外辅导费用、择校费、学习用品费用等方面的支出。

3.空间单元划分。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法，将31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省市。

4.空间差异测度方法。Theil指数又称为熵指数，最初用于分析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指数值越大，说明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越大。该指数也能根据其思想通过一定的变形应用于对其它方面的区域差异测度上，如对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的测度、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研究等。相对于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其它测量地区差异的指标来说，Theil指数用于地区差异研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地区差异进行量化测度分析。

Theil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代表进行测度的指标，本文中则分别指文化消费水平、结构及增速，Pi代表i城市相应指标，P代表指标平均值，ni代表i省市的城镇人口占全部31个省市城镇人口的比重，T（P）即各指标的Theil指数值，它的值越大，就表示各省市文化消费状况差异越大。

进一步对Theil指数进行分解，可以将全国总体差异按照不同地带进行分解，将文化消费的全国总体差异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和三大地带内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其中，TB（P）表示各地带间指标P的差异，TW（P）表示地带内各省市指标P之间的差距，ni则表示相的地第i区域城镇人口占总城镇人口的比重，nij表示i区域j省市城镇人口占区域城镇总人口的比重，Pi则表示i区域所评价指标的平均值，Pij表示i区域j省市所评价指标的值，TB（P）与TW（P）之和即为总差异T（P）。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空间差异测度。选取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作为反映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指标，通过Theil指数的运算对2011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东中西三大地带进行分解，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地带内差异是构成文化消费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它对总差异的贡献度超过了75%，而三大地带内的空间差异情况则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东部的空间差异远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其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65.02%，超过了地带间的差异。可以看出，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部差异引起的，即在我国各区域内部文化消费水平有较大的空间差异，其中差异最为明显的即Theil指数最大的为东部地区，它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超过了65%。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1851.7元，东部地区人均文化消费2300.0元，数值达到全国平均值的124.2%，高于中部地区的1445.4元和西部地区的1450.1元。虽然东部地区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最高，但地区内差异也最为明显，其中人均文化消费最高的两个省市为北京市3306.8元、上海市3746.4元，超过了东部地区平均水平1000元以上；最低的两个省河北、海南的人均文化消费分别为1204.0元和1141.8元，仅达到地区平均水平的一半，与北京、上海在指标值上相差了2000元以上。东部地区基本上可以分为以北京、上海两个极高人均文化消费省市，以浙江为代表的3个高人均文化消费省市，以及以海南为代表的4个极低文化消费省市，而水平居中的仅有两个省市天津和福建。这样的悬殊情况造成了东部地区内部消费的极大不均衡。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西部地区，但仅为个别省份且差距远小于东部地区，如陕西省和内蒙古人均文化消费分别为1857.6元、1812.1元，而和青海仅为514.4元、967.9元。相较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文化消费水平在较低水平上更为均衡。

对于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学者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投资水平分别从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机会方面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发展。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在上述三个方面均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文化消费水平整体上呈现较高水平。然而由于东部地区内部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及投资水平方面差距较大，所以造成了地带内较大的差异。

2.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的空间差异测度。从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结构来看，教育支出仍然是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主体，其消费支出总量在省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达到了40.5%，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的比重分别为35.2%和24.3%。根据2011年三类文化消费的支出量各自占文化消费支出总量比重，利用Theil指数公式依次对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来看，就总差异来说，各类文化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的Theil指数值从大到小排序为文化娱乐服务0.075、文化娱乐用品0.005、教育0.002，反映了在31个省（市）中，城镇居民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的消费支出更加均衡，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的差距较大。这可能主要基于下述原因而导致：第一，“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教育关系到每个家庭及国家未来发展，特别是在大多数家庭为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人们更注重子女的教育，宁可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教育支出在全国各省市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中都占有较高的比重且较为均衡。第二，文化娱乐用品是现代家庭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镇居民家庭文化娱乐消费品也不断的更新换代，中高档消费品大量进入居民家庭，主要消费品的拥有从数量上已基本满足居民家庭的需要，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支出在全国各省市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所占比重的较为均衡。第三，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用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支出迅速增长，占文化消费支出比重也不断提高。然而，因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方面受传统观念、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各省市间差距显著，如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842.35元，是中部的1.82倍、西部的1.64倍。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地带内差异仍是造成我国文化消费结构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三类文化消费的地带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均超过了85%。进一步分析可知，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情况在东部地区各省市之间差异最大，并且差距显著；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的消费情况在西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相差较大。文化娱乐用品是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物质载体，教育型消费和文化娱乐型消费主要以无形的精神消费为主，受传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三方面在家庭消费中的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消费。一方面，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2011年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5906.47元，较高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满足了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的需求，人们有较多的支出用于文化娱乐消费。而东部地区内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大，所以带来文化娱乐消费差距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份居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2011年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8046.28元，远低于东部地区，文化消费中教育消费和文化娱乐用品支出占的比重较大，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的比重较小，这可能是西部地区城镇文化娱乐消费差异小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教育与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情况差异较大主要与区域内收入差距密切相关。

3.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增速的空间差异测度。文化消费增速反映了文化消费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变化方向和程度。本文选取2009年的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为基准水平，计算出我国31省（市）2011年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增速，然后计算出Theil指数值，并进行区域分解，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同我国文化消费水平结构所体现的空间差异性特点一致，地带内差异仍然是造成文化消费增速的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较大，而中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增速则较为均衡。从具体数据看，东部地区文化消费增速最高为江苏，增速为40.0%，山东最低，为15.4%；西部地区云南、广西、新疆增速均非常高，分别为69.1%、35.2%、31.2%，而重庆、、甘肃仅为9.1%、10.4%、12.9%，中部地区增速均在30%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消费的增速与文化产业的增速并没有呈现一致的变化。2009-2011年间，江苏省文化产业增速约为30%，在东部地区属于增速较慢的省份，而山东省文化产业增速为121.1%，在东部地区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文化消费增速最大的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为46.7%，远低于文化消费增速较低的重庆市，重庆市在这两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为70.7%。可见，文化消费不同于其他消费，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一定带来文化需求的增加及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文化消费是由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共同决定的。文化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和市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基本文化需求；市场提供私人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个性化文化需求。只有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同时私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够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时，文化消费才能有效扩大。

四、结论

根据总体Theil指数值，可以看出我国31个省市基本上呈现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增速总差异最大，消费水平的总差异次之，而消费结构总差异最小。文化消费增速总差异大说明三大地带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空间差异有持续增大的趋势。因此，为缩小三大地带间差异，要求政府部门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在考虑文化消费的特殊性的同时必须考虑地区差异。一方面，在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从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相匹配的角度制定政策以扩大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应根据东中西部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不盲目求同，建立和健全与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消费习惯、文化消费环境等相一致的文化政策体系。

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区域内部的差异，东部地区是文化消费水平、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消费增速差异最大的区域，西部地区文化消费增速差异最大。这些差异决定了中央政府部门在制定区域政策时，不能只考虑地带间差异，制定“普惠制”政策，而应该制定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对于各地带内应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关注区域内部文化消费发展的不均衡性，并通过增加文化消费总量、优化文化消费结构、激活文化消费市场、建立健全文化消费促进政策等逐渐缩小个体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亚南.全国各地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比较[J].云南社会科学，2008，（5）.

[2]赵卫亚.中国城镇居民文教消费的地区差异分析[J].统计研究，2005，（1）.

[3]陈燕武，夏天.中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区域性差异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6，（9）.

第2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研究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了解农村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一般特点，深化对西部农村小学生家庭教养观念和教养特征的认识。儿童对社会的适应与认识能力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成年人给儿童创造的环境及所能够提供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能所能够提供儿童成长环境与指导的集中体现。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的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1]父母与子女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儿童的生理养育过程体现出来，而且从父母对儿童的行为规范中体现出来。通过父母的指导，儿童的认知能力才能超越现有水平而向上发展。

近年来，随着教育的改革和社会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出现问题行为。通过对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有助于探求新时期农村亲子关系的部分特点，有助于引起社会各界加强对农村小学生父母有针对性的指导。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此次调查于2014年3月进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整班发放问卷方式，选取酒泉市瓜州县农村的南岔中心小学和渊泉小学五、六年级全部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向学生发放问卷151份，回收145份，有效问卷为132份，问卷回收率为96.02%，有效率为91.03%。调查对象中有五年级男生32人、女生24人，六年级有男生40人、女生36人。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作为调查研究的工具。EMBU用来评价父母教养行为和态度，由Perris（瑞典，1980年）编制，我国岳冬梅等人对此量表进行了修订（1993）。[2]父亲教养方式中的主因素有：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偏爱被试、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中的主因素有：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修订后EMBU与原量表的维度有较大的一致性，经测试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共66题，采用四等级记分，选择由“从不”到“总是”四等级分别记 1-4分。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平均为0.75，平均分半信度为0.76，重测信度平均为0.70[3]。

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

二、调查结果

1、农村高年级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总体的分析

小学生父亲教养方式维度以“情感理解”维度最为突出，“偏爱被试”教养方式维度最不明显。说明父亲在“情感理解”维度呈现高理解取向的良好教养方式。小学生母亲教养方式的维度也以“情感理解”最为突出，“偏爱被试”教养方式维度最不明显。这说明农村小学生父母的教养方式整体上是积极的，正确的；母亲的“情感理解”因子得分比父亲要高，说明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更加融洽。

2、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教养方式的差异

从父母对男孩、女孩的不同教养方式来看，男女生在父亲“惩罚严厉”维度上差异非常显著，且表现为男生的“惩罚严厉”程度高于女生的惩罚严厉程度，但在“情感理解、过分干涉、拒绝否认、偏爱被试、过度保护”维度上，男女生则无显著性差异。男女生在母亲教养方式各个维度上则均无显著性差异。这说明父亲比母亲趋向于使用的严厉惩罚，对男孩则惩罚更重一些；母亲对孩子的惩罚相对较少、较轻，母亲更关心、体贴子女的成长和生活。

3、父母对不同年级学生教养方式的差异

父亲对各年级的子女在教养方式上没有表现出差异，母亲对各年级的子女在教养方式上表现出差异；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更多体现为孩子年级越低，家长的教育方式越消极。

4、文化程度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本次调查对象中，父亲、母亲为小学及其以下学历的，父亲有3人，母亲有2人；初中学历的父亲23人，母亲110人；中专或高中学历的父亲有106人，母亲有20人；从学历情况来看，农村小学生父亲的文化程度整体上高于母亲。

为验证文化程度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对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在文化程度上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父亲教养方式上， “过分干涉”这个维度在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父亲对孩子干涉最少，文化程度在小学及其以下和初中的父亲对孩子干涉最多。

不同文化程度的母亲在教养方式上，在“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高于初中和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这说明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对于孩子的家庭教育更为重视，期望很高，要求更为严格；母亲文化程度低的，对孩子过分限制，干涉孩子的发展。整体来讲，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更加科学。

三、调查结果分析与建议

通过对农村高年级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总体分析，父亲对子女较母亲更为严厉、更趋向于用惩罚的方式，父亲对对子女有更明显的操纵、控制行为，母亲对子女则更加温情，这些现象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这些结论与张丽华[4]1997年和李丹[5]1994年的研究结论相似。

有研究认为，父母对男孩给予更多的管教和严厉的惩罚。[6]瓜州县农村高年级小学生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存在性别差异（p

父亲教养方式各维度上没有年级差异，而母亲教养方式在“情感理解、惩罚严厉”上年级差异显著（p

第3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关键词 退休人员 控制感 健康

问题的提出

控制感是保持心态平衡的一种重要心理资源，其强弱决定个体能否积极主动地改善自己的处境，它表现为内控和外控两种类型。许多研究表明，外控者比内控者更难应付外界的压力情境或事件，因而更难应付应激生活事件，健康水平也更差[1]。我国工业心理学家陈立在“组织发展国际会议”上强调说，一定的自比提高工资更有效[2]，这句话最好地总结了提高控制感在实践应用中的意义。

对于身处负性生活事件多发阶段的退休人员，分析其控制感和健康的特点是为今后退休人员如何从控制感的角度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前瞻性问题。本文对现今城市老年人控制感和健康进行研究，以期更全面的关注退休人员的健康状况，此项工作对于我国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研究不无裨益。

研究方法

被试：随机抽取长春市退休人员374例，平均年龄62.5±7.25岁，其中男199例，女175例；文化程度：较低的（文盲、小学、初中）106例，中等的（高中、中专）126例，较高（大专以上）142例；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73例，一般的151例，较好的150例。

控制感量表：该量表是在深入家庭、社区、老年俱乐部、老年活动中心、医院等地方进行逐个人员访谈、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控制感的定义，并以Rotter(1996)的内-外控量表[3]为参考编制而成的。控制感量表的α系数=0.79，重测信度=0.91。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3]：此量表由许氏等人采用Delphi法和现场调查法而编制的SRHMS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该量表非常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3个维度。

施测过程：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个别施测。实际印发问卷400份，收回386份，回收率96.5%，其中有效问卷374份，有效率为96.9%。

数据处理方法：先计算出各量表的原始数据，然后运用计算机在SPSSPC+V3.0软件下，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 果

退休人员控制感特点：以控制感的各因素为因变量，进行2（性别）×3（文化程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感上不存在性别与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进行单纯主效应分析发现，退休人员的控制感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存在文化程度差异。见表1。

退休人员健康的特点：以退休人员健康的各因素为因变量，进行2（性别）×3（文化程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性别、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在生理健康上不显著，但在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上都显著。生理健康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但文化程度的主效应显著，文化程度越高，生理健康水平越高。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进行进一步的单纯主效应分析发现，男性群体中，高文化程度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水平要高于低文化程度的。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都不受文化程度影响。

讨 论

退休人员的控制感特点：退休人员控制感特点的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内控者所占的比例越大。这可能因为文化程度较高者，由于知识积淀、能力形成、品位浓缩、价值实现，更能客观辩证地看自己、看客观世界、看周围事物的变化，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更能积极主动地应付困难，更多表现为内控；其次，在整个退休群体中，内控者所占的比率要低于外控者，这说明，退休人员面对原有社会角色丧失所带来的变化时，大多对克服困难缺乏信心，觉得自己无法改变现状，产生行为结果不可控的结果期望，投入较少的时间和经历去应付和适应退休后的变化，导致努力失败，更加剧了他们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负面判断，如此积累会使退休人员产生退休后生活的习惯性无力感，因此社区工作人员和心理学工作者应设法找到培养退休人员适当控制感的有效对策和手段。

退休人员的健康特点：退休人员健康特点的结果表明，在生理健康上，文化程度的主效应显著，文化程度越高生理健康水平越高。这可能与文化程度较高的退休人员，一般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医疗保险有关，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退休后只能靠儿女的赡养和一些微薄的积蓄来生活有关。在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上，文化程度越高的男性其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水平越高。前者可能与大多数女性都更注重家庭有关；后者可能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男性退休人员，由于文化知识的积淀更能客观、辩证地对待退休后的变化，因此由于退休引起的一系列不适应性就会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1 赵国秋，等.心理控制感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6）：370-372

第4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关键词］ 儿童；精神发育迟滞；行为干预；康复治疗

The Effect of Behaviour Infervtion on 26 Children with Mental and Development Alretardation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behaviour inter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n children with slow spirit growth.Methods We did integrative evaluation for 26 children with slow spirit growth. 16, as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 six?month period of behaviour inter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Other 10 children, as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intervention. Children in two groups at last received evaluations with feeling integrative list, ability of adapted deed and intellect of "wei".Results Intellective level of children in intervention group was much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ir feeling integrative ability and adapted deep level were also significantly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P<0.01, respectively).children whose mothershave education level of seniorhigh school or above were diagnosed as slow spirit growth at much earlier ag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whose mothershave education level of juniorhigh school or less (P<0.01). Conclusion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can not only obviously improve the feeling integrative ability and adapted deed skill of children with slow spirit growth,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llective development. Their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nosis ofslow spirit growth children.

Key words:Children; Slow growth; Behaviour intervention;Rehabilitation therapy

精神发育迟滞(mental retardation，MR)是指个体在发育时期内(18岁以前)，一般智力功能明显低于同龄水平，同时伴有社会适应行为缺陷［1］，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过去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医疗条件的限制，对这些患儿的行为干预和治疗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使得许多患儿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致使他们在认知、语言、感觉统合及肢体运动等方面明显落后于正常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与正常儿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出现心理及社会适应障碍等诸多问题。我们对26例MR儿童进行综合评价及康复治疗，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4年1月至2005年6月在我科就诊的26例MR患儿中，有苯丙酮尿症9例，先天性脑发育不良6例，脑性瘫痪5例，脑炎后遗症4例，脑外伤2例。其中男18例，女8例；年龄在3岁10个月～6岁3个月之间。

1.2 评定方法 采用感觉统合评定量表、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中国修订韦氏幼儿智力量表,对两组患儿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行为干预和治疗前后各项得分评定，得出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结果比较。

1.3 行为干预和治疗方法 干预组进行行为干预和康复治疗0.5 a，每周训练5次，50 min/次～60 min/次；在训练前和训练达0.5 a时分别对患儿进行综合评价。一方面通过训练增强患儿平衡能力，提高运动的协调性，促进患儿认知行为和言语功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患儿的父母进行教育指导，使其了解患儿功能障碍的情况，学习与患儿相处时正确的态度和沟通技能，掌握对患儿进行教育的技巧，并鼓励他们参与患儿的康复治疗。对照组在初诊时先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在进行1周～2周的短期康复治疗，完成短期的康复治疗后，回家由其家长按照相应的训练方法和措施对患儿进行训练，半年后回我科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干预组和对照组各有2例苯丙酮尿症患儿，同时在儿科医生指导下采用低苯丙氨酸饮食控制血清苯丙氨酸浓度。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量表评分采用Microsoft Excel进行整理计算，记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用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干预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前后智力水平和适应行为水平及感觉统合能力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智能(IQ)、适应行为能力(ADQ)及感觉统合能力各项指数均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干预组智力水平较对照组患儿有明显提高，经统计学处理，两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适应行为水平和感觉统合能力方面，两组之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见表1。

表1 治疗前后两组IQ、ADQ及感觉统合能力各项的比较(略)

2.2 患儿父母的文化程度与诊断年龄的关系 以文化程度≤初中及≥高中来划分比较，患儿父亲的文化程度与患儿诊断年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χ2＝2.78，P＞0.05)；而患儿母亲的文化程度≥高中时患儿的诊断年龄明显小于母亲文化程度≤初中的患儿，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著性(χ2＝17.82，P＜0.01)，见表2。

表2 患儿父母亲的文化程度与患儿诊断年龄的比较　略

3 讨论

3.1 儿童MR行为干预的必要性 儿童MR的康复有赖于对患儿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对患儿的早期干预能有效地减少或减轻该病症状的发生，且干预得越早，坚持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2］。由于对患儿的康复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伴随患儿的整个发育期，许多MR儿童最终的预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对儿童的态度以及对患儿功能障碍及能力低下的有效性处理［3］，教育、训练和照管是治疗的重要环节，家长对康复训练的认识及配合显得非常重要。行为干预和教育可使MR儿童的适应技能与智力得到发展，使之达到最佳的生存状态。

3.2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与MR儿童康复的相关性 MR患儿智力落后的康复治疗极为困难，但由于婴幼儿大脑有较大的可塑性和功能代偿能力，若能早期发现并积极治疗，可取得较理想的康复治疗效果，其效果与年龄成反比。一般来说，可塑性的强度是随着发育的进展而下降的［4］，因此，早期发现并进行干预是康复的关键。从本文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在进行康复训练之前，两组之间的智能、适应行为能力及感觉统合能力各项指数差异均无显著性。干预组经过积极的康复治疗，并辅以有效的家庭教育，半年后其在智能、适应行为能力及感觉统合能力等三项指数均有提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尤以适应行为和感觉统合能力更为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所以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是MR儿童康复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患儿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

3.3 探讨影响患儿早期诊断的因素 本文探讨了患儿父母的文化程度与早期诊断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母亲的文化程度≥高中时，其患儿的诊断年龄明显小于母亲文化程度≤初中的患儿，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则与患儿的诊断时间无明显关系。这或许是因为对患儿的生活照管通常主要由母亲承担，母亲与患儿的接触时间更长，关系更为密切的缘故。同时，文化程度较高的母亲通常育儿知识更丰富一些，对患儿的观察更细致一些，更易发现患儿的轻微变化，有利于对患儿的早期诊断。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对患儿的预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影响患儿预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社会经济因素也是一方面，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 刘小红，李兴民．儿童行为医学［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2：56?63．

［2］ Chamberlin RW．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an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young children：Lessons learned from longitudinal research［M］．Pediatr Rev，1987，8：8．

第5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目的探讨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患者的疾病认知状态和自我管理行为水平，并对认知和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为制定适宜的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据。方法使用简易疾病认知问卷和自我管理活动量表对患者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结果认知得分(5．06±1．416)分，自我管理得分(52．22±15．7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156，P=0．021)。结论疾病认知方式与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适当认知方式有助于患者采取更为健康的自我管理行为。

关键词：

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疾病认知;自我管理行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患病人群呈现全球增长的趋势;全面控制糖尿病不能仅限于依靠药物，要从糖尿病的一级预防做起，健康教育成为控制糖尿病的基础工作［1］。本研究以健康教育信念模式为理论依据，通过调查糖尿下肢血管病变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情感反应状态和自我管理行为水平，并对认知和行为进行相关分析，旨在寻找疾病认知对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从而为临床制定健康教育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患者205例，其中男85例，女120例;年龄(62±11)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43例，中学117例，大学及以上45例。纳入标准:符合1999年WHO推荐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明确诊断为2型糖尿病半年及半年以上患者;排除标准:(1)不同意参加该研究的患者;(2)有严重急性并发症患者;(3)严重慢性并发症导致的残障，如失明和截肢;(4)糖尿病并发症以外的严重躯体疾病，如外伤患者和肿瘤患者;(5)认知障碍患者，如严重的脑血管意外患者和精神障碍患者;(6)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

1．2方法

横断面调查设计，研究者对患者面对面问卷调查，并检查问卷填写是否缺项，要求患者补充填全后当场收回;患者不能亲自填写的，以研究者提问患者回答的形式，由研究者问卷。疾病认知测量使用了简易疾病认知问卷(thebriefillnessperceptionques-tionaire，BriefIPQ)［2］，该问卷含有9个条目，其中前8个条目采用0到10级评分法，条目3、4、7反向计分，各条目得分相加为问卷总分，分数越高代表患者认为糖尿病对机体危害越严重;最后一个条目为开放性问题，询问患者认为自身患糖尿病的前三位的原因。该量表的中文译本已经在国内应用并进行了信效度检测［3］。自我管理行为采用DeborahJ．Toobert等设计的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动量表［4］，该量表12个条目，包括饮食、运动、血糖监测、足部护理、遵医用药和吸烟情况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单独计分，分量表内部条目平均分为该分量表得分，其中条目4采取反向计分。

1．3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珋±s表示，采用t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因素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同性别患者疾病认知和自我管理行为比较

男、女性疾病认知得分、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认知和自我管理行为的比较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的疾病认知得分分别为:小学及以下(5．67±0．994)分，中学(4．97±1．415)分，大学及以上(4．73±1．627)分，文化程度越高疾病认知得分越低。不同文化程度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分别为:小学及以下(47．21±14．56)分，中学(52．57±16．19)分，大学及以上(55．86±14．57)分，文化程度越高自我管理行为得分越高。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认知和自我管理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表2

2．3疾病认知与自我管理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疾病认知得分和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推断，疾病认知与自我管理行为存在相关性，疾病认知得分越低自我管理行为得分越高。见表3。

2．4自我管理行为相关因素回归分析

以自我管理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依次进入的自变量分别为年龄、月人均收入、糖尿病病程、疾病认知。回归方程:自我管理行为得分=46．98+0．132×年龄+1．420×月人均收入+0．365×糖尿病病程－1．986×疾病认知得分。矫正后的标准化回归方程为:自我管理行为得分=46．98+0．117×年龄+0．110×月人均收入+0．208×糖尿病病程－0．187×疾病认知得分。决定系数R2=0．127，说明该方程能够解释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变异的12．7%。见表4。

3讨论

本次研究中入组患者多为老年人，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发病率占糖尿病住院患者的5．2%［1］。本研究患者病程1～40年，平均(9．8±8．4)年，高于陈蕊华等［5］的研究。男性和女性在疾病认知和自我管理行为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认知程度有差异，文化程度越低，疾病认知得分越高，尤其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认知得分，明显高于样本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认为糖尿病对其生活影响越严重;患者认为其患糖尿病的原因，经过汇总按率由高到低归纳为生活方式(65．07%)、遗传(14．34%)、压力(11．03%)、肥胖(3．68%)、知识缺乏(2．94%)、其他疾病(2．93%)等方面，生活方式中包括饮食(32．9%)。可见国人已经认识到饮食不合理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与国外报道［6］一致。自我管理行为得分方面，也存在文化程度的差异，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得分分明显低于样本平均分分，这一结果与张明等［7］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样本中低收入患者组(月人均收入≤1000元)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分低于样本其他各组，而样本高收入患者组(月人均收入4000～5000元)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分高于其他各组。疾病认知与自我管理行为相关性分析，虽然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但是相关程度并不密切。说明疾病认知对采取健康的自我管理行为方式作用有限。对自我管理行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依次进入方程的变量有年龄、月人均收入、糖尿病病程、疾病认知，文化程度因素未进入方程。由此可以认为患者的疾病认知，仅仅能够解释不足10．8%的自我管理行为变异。患者经济条件、日常生活能力、健康知识的获取量、健康行为习惯的养成能力、不良情绪情感等，诸多因素可能会影响自我管理行为［7－9］。本研究以健康教育信念模式为理论依据，目的是想通过调查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患者的疾病认知状态和自我管理行为水平，分析疾病认知对患者采取健康行为的影响，为制定适宜的临床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据，但研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相关程度。样本量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才能得出更加有代表性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年版)．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14，30:893-942．

3孙胜男，赵维刚，董颖越，等．糖尿病自我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华护理杂志，2011，46:229-232．

5陈蕊华，蒋晓真，顾哲，等．骨化三醇治疗对2型糖尿病亚临床大血管病变的影响．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15，31:251-253．

7张明，张玉芹，张小丽，等．文化程度及健康教育对农村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中华老年学杂志，2014，16:4687-4688．

8张娟，孙忠，王媛．199例门诊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3，21:717-719．

第6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关题词】慢病相关危险因素；调查；目标人群；干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疾病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病）已成为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研究证实，慢病的发生和死亡，绝大多数与可改变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例如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缺乏体力活动、精神因素等［1］。而通过公共卫生干预促使自我行为的改变是预防慢病的主要策略，对慢病的预防，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自身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监测人群中慢病相关危险因素的变化情况，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活动，降低相关慢病的发病危险。为了了解洛阳市城区居民主要慢病相关危险因素在不同人群中的流行状况，以便找出干预的目标人群，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我们于2009年对洛阳市城区居民慢病相关危险因素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现将主要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洛阳市5个城市区18~69岁的常住居民。

1.2 抽样方法 为保证监测样本的代表性，同时考虑经济有效的原则和抽样方案的可行性，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先在全市175个社区中随机抽取30个社区，再在每个样本社区中随机抽取60户居民，最后从样本居民户中抽取1名出生日期与21日最接近的18~69岁常住居民作为被调查者。

1.3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体格测量的方法，以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

1.4 调查员培训和质控 调查员为防病系统工作人员，经过严格培训并考核合格。从调查工具准备、抽样、培训、现场调查、资料处理等各环节都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1.5 统计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及逻辑检错，并核对调查表进行纠错，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分类变量用卡方检验，数值变量用秩和检验对组间差异进行分析。

2结果

本次共调查1768人，合格问卷1750人（份），其中男性671人（占38.34%），女性1079人（占61.66%）。经检验，样本人群的性别和年龄构成与2000年洛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同为城市区并与调查对象同年龄段者）［2］有差异（P均＜0.001），本调查女性人口比例较高；18~29岁组人口比例偏低，而40~49岁和60~69岁组人口比例偏高。为了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更准确地估计各种慢病相关危险因素在洛阳市城区的总体水平，用2000年洛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标准人口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性别和年龄构成的调整。

2.1 锻炼情况

2.1.1. 规律锻炼情况

调查人群中规律锻炼者1081人，规律锻炼率为61.79％；约半数人（49.32％）每天休闲时静坐时间为1~3h，有38.54％的人休闲时静坐时间在3h以上。

2.1.1.1 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规律锻炼情况

表1显示，洛阳市城区成人规律锻炼率为61.79％，其中男性为60.81％，女性为62.81％，不同性别人群的规律锻炼率无显著性差异（χ2=0.734， p＞0.05）。总的来说，30~39岁年龄组规律锻炼率最低（54.70％），50岁以上规律锻炼率较高，不同年龄组人群的规律锻炼率有显著性差异（χ2=50.301， p＜0.001）。

2.1.1.2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人群的规律锻炼情况

表2显示，文化程度为初中者规律锻炼率最低（54.56％），其次是小学及小学以下者（61.58％），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规律锻炼率最高（66.70％），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规律锻炼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5.908， p＜0.05）；工业（50.10％）、农业（51.04％）、其他劳动者（51.25％）和服务业（52.28％）等职业人群规律锻炼率较低，离退休人员的规律锻炼率最高（83.31％），不同职业人群的规律锻炼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05.179， p＜0.001）。

2.1.2 休闲时间静坐情况

最近1年内，约半数人（49.32％）每天休闲时静坐时间为1~3h，有38.54％的人静坐时间在3h以上；男性每天休闲时静坐时间在3h以上者所占比例（43.38％）高于女性（33.44％），静坐时间在30min以下者则低于女性，不同性别人群每天休闲时间静坐情况构成有显著性差异（χ2=19.622，p＜0.001）；男性18~29岁年龄组每天休闲时静坐时间在3h以上者占比例最高（54.55％），30~39岁组每天静坐时间在1~3h者占比例较高（52.79％），不同年龄组男性人群每天休闲时间静坐情况构成有显著性差异（χ2=28.547 p＜0.001）；不同年龄组女性人群每天休闲时间静坐情况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9.211，p＞0.05）（见表3）。

2.2 超重和肥胖

本次测量的体重指数在15.19~39.10之间，均值为24.15。超重者（24≤BMI

2.2.1. 超重

2.2.1.1 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超重率

洛阳市城区成人超重率为31.97％，男性（37.62％）高于女性（26.00％），性别间有显著性差异（χ2=26.956， p＜0.001）；男女性超重率均随年龄的增大而增高，不同年龄组人群超重率有显著性差异（χ2=50.611， p＜0.001）（见表4）。

2.2.1.2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人群的超重率

结果见表5。

不同文化程度男性人群的超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661，p＞0.05）；不同文化程度女性人群超重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8.908， p＜0.001）。

职业中，男性办事人员超重率最高（55.31％），职业为工业者超重率最低（26.90％），不同职业男性人群超重率有显著性差异（χ2=34.759， p＜0.001）；女性离退休人员（36.42％）、行政干部（36.17％）和农业等职业人群（35.77％）超重率较高，服务业超重率最低（15.32％），不同职业女性人群超重率有显著性差异（χ2=20.091， p＜0.05）。

2.2.2. 肥胖

2.2.2.1 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肥胖率（见表6）

洛阳市城区成人肥胖率为11.01％。其中，男性为11.21％，女性为10.79％，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0， p＞0.05）。总体上，随着年龄增大，肥胖率也增高，不同年龄组人群的肥胖率有显著性差异（χ2=43.092， p＜0.001）。

2.2.2.2 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人群的肥胖率

肥胖率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而逐渐降低，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肥胖率有显著性差异（χ2=50.699， p＜0.001）；离退休人员（19.56％）及农业（16.98％）、服务业（15.00％）等职业人群肥胖率较高，不同职业人群的肥胖率有显著性差异（χ2=39.175， p＜0.001）（见表7）。

3结论与建议

3.1 50岁以下人群的规律锻炼率较低，接近40％的人每天休闲时静坐时间在3h以上。而久坐的生活方式会加大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的危险；中青年人，文化程度较低者，以及工人、农民、行政干部、其他劳动者、服务员等职业人群尤其应加强锻炼； 超重率、肥胖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尤以中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者，以及农民、行政干部、男性办事人员等职业人群为严重。许多研究证实，超重或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脑卒中等慢性病的发病有关［3］，而向心性肥胖者更易患病［4］。因此，应号召市民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制定工间操制度，提高锻炼率，同时加强营养教育，改善不良饮食习惯，合理控制体重，预防和减少超重、肥胖的发生，降低相关慢病的发病危险，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

3.2 建议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卫生知识水平，认识到锻炼身体对保证自身健康、预防慢病的重要性，并养成规律锻炼的良好习惯。

3.3. 发挥社区功能，搞好社区活动、锻炼场所建设，便于市民开展健身运动，提高锻炼率。合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对高危人群建立档案，定期体检，加强对慢病的管理。

3.4．对目标人群实行重点干预。洛阳市城区居民中缺乏锻炼、超重和肥胖等慢病相关危险因素普遍存在，建议采取以健康教育为关键手段，以政策和环境支持为必要措施，以目标人群为重点干预对象的综合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1］ 吴凡.中国成人慢病相关危险因素监测（2004）质控方案与工作手册[Z].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124-126.

［2］ 洛阳市人口普查办公室.河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洛阳市分卷[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11-13.

第7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　象

对我院离退休教职工340余人进行体检，并进行问卷调查，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122份答卷纳入调查分析［2］。其中男性74例，女性48例；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52人，中学中专文化程度48人，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22人；年 龄50～87岁，平 均（58．2±10．5）岁。

1．2　方　法

1．2．1　调查方法

收集问卷，不完善者由电话访查和门诊询问补充，问卷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服 药 种 类 及 次 数、有 否 自 行 停 药 等。 采 用Morisky－Green（MG）标准，询问患者4个问题：①您是否有时忘记服药；②您是否偶尔不注意服药；③当您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停止服药；④当您自觉症状更坏时，是否曾停止服药。若4个问题都为“否”为依从性好，有1个以上为“是”则为依从性差［3］。

1．2．2　统计学方法

对答卷调查数据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多组间比较应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年龄组依从性比较

表1显示，122例原发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好的77例，依从率63．11％。不同年龄组间，依从率最高为70岁以上组。组间比较发现：70岁以上组与50～59岁组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12，p＜0．05）；70岁以上组与60～69岁组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8，p＜0．05）；50～59岁组与60～69岁组间依从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2，p＞0．05）。

2．2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间依从性比较

表2显示，本次调查人群中具有中学及中专学历者依从性最高达81．25％。组间比较发现：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与中学中专学历者依从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7．45，p＜0．01）；中学中专学历者与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依从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39，p＜0．01）；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与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依从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7，p＞0．05）。

3　讨　论

第8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关键词：腹膜透析；心理疏导需求程度；影响因素

腹膜透析患者多需长期进行治疗，而这对患者的心理状态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表现出对治疗态度的影响。而对于腹膜透析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方面的研究显示，此类患者中较多对心理疏导的需求程度较高，临床研究显示，对此类患者针对性心理疏导的前提是对其需求程度与影响因素的掌握[1-2]，但是临床中此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且差异较大。故本文中我们就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疏导需求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3月～2016年12月本院进行腹膜透析治疗的9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51例，女性39例，年龄：

1.2方法 将90例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需求程度的评估，然后将其中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透析时间、经济状况及治疗依从性患者的心理疏导需求程度，同时采用Logistic分析上述因素与此类患者心理疏导需求程度的关系。

1.3评价标准 心理疏导需求程度采用不记名问卷的形式进行评估，本问卷中主要包括三个选项，即患者对心理疏导的需求程度，三个选项分别为需求较高、需求一般及无需求，由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问卷填写前的培训告知，问卷均有效回收。

1.4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软件SPSS18.0的数据检验，数据检验方式为t检验和？字2检验，P

2结果

2.1 心理疏导需求程度比较 90例患者中心理疏导需求程度较高者51例，占56.67%，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透析时间、经济状况及治疗依从性患者的心理疏导需求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P

2.2研究因素与心理疏导需求程度的关系分析 经Logistic分析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透析时间、经济状况及治疗依从性均与此类患者心理疏导需求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见表2。

3讨论

临床中关于腹膜透析治疗患者的各个方面研究显示[4-5]，此类患者的治疗、生活质量及其他多个疾病相关方面均受其心理状态影响较大，因此此类患者的心理疏导干预是护理过程中的重点。而要实现较好地心理疏导效果，患者自身对心理疏导的需求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方面[6-7]，只有患者自身对于心理疏导的需求程度较高，其才会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更为有效地配合及接受心理疏导，达到较好地心理疏导效果。故认为对腹膜透析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需求程度的干预价值较高，因此对其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与掌握是近期的研究重点。

本文中我们就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疏导需求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显示，90例腹膜透析患者中心理疏导需求程度较高者为51例，占56.76.%，同时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透析时间、经济状况及治疗依从性患者的心理疏导需求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女性患者、年龄较高、文化程度较低、社会支持程度较低、焦虑抑郁、透析时间较长、经济状况较差及治疗依从性较低者的心理疏导需求程度较高，且Logistic分析显示，上述因素均与患者的心理疏导需求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原因，我们认为女性患者的心理状态更为细腻，对于疾病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心理应激更为突出，因此其疏导需求也即更高；文化程度较低及社会支持程度较低的患者其疾病认知度较低，对于疾病治疗、预后的担忧程度更高，心理不良波动也更大，心理疏导需求也更高；透析时间较长及经济状况较差者对于治疗的耐性较差，懈怠感较强，对于预后的影响也较大，心理疏导需求也较高；治疗依从性较低及焦虑抑郁者心理状态较差，疏导需求随之更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腹膜透析患者心理疏导需求程度较高，且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情绪状态、透析时间、经济状况及治疗依从性均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应针对这些因素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方晶.长期透析患者心境障碍的心理疏导[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4，9（5）：445-446.

[2]程玉华.中青年血液透析患者心理状况分析及干预效果研究[J].中国伤残医学，2015，23（24）：187-189.

[3]李敏，程静，严冬仙.不同年龄段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心理分析与护理对策[J].实用临床医学（江西），2014，15（1）：116-117.

[4]冯艳平.维持性血液透析并发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现状和干预方法[J].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15，22（B22）：290.

[5]于丽.心理干预对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尿毒症患者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慢性病学杂志，2015，16（5）：584-585，588.

第9篇：文化程度差异范文

【摘要】 目的 分析离休干部抑郁症患病率及相关因素，为离休干部抑郁症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968例离休患者，以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作为评价抑郁症指标， HAMD评分大于20分认为存在抑郁症。对所有入选病例进行HAMD评分，并调查抑郁相关因素。结果 968例离休患者中，抑郁症患者49例，患病率5.06%。11.11%小学文化程度患者、6.49%中学文化程度患者、3.74%大学文化程度患者患有抑郁症（P＜0.05）；4.31%认知功能正常患者、10.91%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患有抑郁症（P＜0.01）；7.01%脑卒中患者、2.99%非脑卒中患者患有抑郁症（P＜0.01）；18.18%脑卒中后遗症患者，3.57%无脑卒中后遗症患者患有抑郁症（P＜0.01）；14.29%肿瘤患者，3.94%非肿瘤患者患有抑郁症（P＜0.01）；0～1种躯体疾病患者2.37%患有抑郁症， 2～4种躯体疾病患者5.22%患有抑郁症， 5～6种躯体疾病患者11.54%患有抑郁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教育程度、认知功能、脑卒中后遗症、肿瘤、躯体疾病种类与抑郁症相关。结论 在离休干部中，抑郁症的发生与教育程度、认知功能、脑卒中后遗症、肿瘤、躯体疾病种类相关，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减轻抑郁情绪对身心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 离休干部；抑郁症

离休干部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离休后常有失落感，会导致抑郁症，老年期抑郁问题在离休干部中并不少见〔1〕。研究表明，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等是老年人抑郁症的影响因素〔2〕，躯体疾病会伴发抑郁症〔3〕。本文通过探讨离休干部抑郁症患病率及综合分析抑郁症影响因素，研究不同躯体疾病与抑郁症关系，为抑郁症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我科门诊及住院老年患者中968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709例，女209例，年龄60～98岁，平均年龄（77.45+5.49）岁，排除临床诊断痴呆、急性心脑血管病、有精神疾病史患者。

1.2 方法

1.2.1 询问病史

包括冠心病史、脑卒中病史、糖尿病史、高脂血症病史、高血压病史、肿瘤病史，男性患者询问前列腺增生病史等。

1.2.2 评价指标

以24项版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作为评价抑郁状态的指标，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对所有患者行HAMD评分，总分＜8分为正常；＞20分可能为轻或中等度抑郁症；总分＞35分可能为严重抑郁症。以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作为认知功能评价指标，由一系列问题组成，总分30分，评分≥24分为认知功能正常，评分＜24分为认知功能障碍。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所有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应用多元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一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的关系。

2 结 果

2.1 离休干部抑郁症患病率

本组离休干部抑郁症患病率5.06%（49/968）。

2.2 抑郁症组与非抑郁症组年龄、MMSE评分、体重指数（BMI）比较

抑郁症组较非抑郁症组MMSE评分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表1 两组年龄、MMSE评分、BMI比较（略）

2.3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认知与抑郁症的关系

抑郁症患病率随教育程度增加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认知功能异常组较认知功能正常组抑郁症患病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表2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认知与抑郁症关系（略）

2.4 躯体疾病与抑郁症关系

脑卒中患者（尤其伴脑卒中后遗症患者）、肿瘤患者较无相应躯体疾病患者抑郁症患病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表3 躯体疾病与抑郁症关系（略）

2.5 躯体疾病种类与抑郁症关系

随躯体疾病种类增加，抑郁症患病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表4 躯体疾病种类与抑郁症关系（略）

2.6 抑郁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是否患抑郁症为因变量，以教育程度、认知功能、脑卒中、脑卒中后遗症、肿瘤、躯体疾病种类为自变量，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抑郁症与教育程度、脑卒中后遗症、肿瘤、认知功能、躯体疾病种类相关。见表5。表5 抑郁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略）

2.7 抑郁症患者主要临床表现

49例抑郁症患者临床表现主要包括睡眠不深37例（75.51%）、入睡困难29例（59.18%）、早醒27例（55.10%）、能力减退感27例（55.10%）、全身症状23例（46.94%）、工作和兴趣21例（42.85%）。

3 讨 论

Chen等〔4〕对我国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23次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老年抑郁症的平均患病率为3.86%。本研究患病率5.06%，与上述研究基本相符，其中男性患病率为4.74%，女性患病率为6.22%，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i等〔5〕认为老年抑郁症的患病率与年龄没有关系，本研究从年龄分组看，抑郁症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60～69岁组患病率8.86%，高于70～79岁组及80岁以上组（分别为4.68%及4.81%）。分析60～69岁组患病率较高原因，可能与老年人在离休后有一个明显的心理适应期有关。文献报道，负性生活事件的个数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密切相关，随着生活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6〕，因此对这一年龄段患者应多进行沟通交流，合理安排生活。关于教育程度与抑郁症关系，Abolfotouh 等〔7〕研究认为，文化程度低与抑郁明显相关，本研究亦显示小学文化程度患者抑郁症患病率最高(11.11%)，其次为中学文化程度(6.49%)及大学文化程度患者(3.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应普及教育，提高知识水平以减少抑郁症发生。Han等〔8〕研究显示抑郁症与认知功能障碍相关，抑郁症患者MMSE评分低于非抑郁症患者，本研究亦显示抑郁症患者MMSE评分低于非抑郁症患者，且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抑郁症患病率(10.91%)高于认知功能正常患者 (4.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对抑郁症的治疗有可能改善认知功能。

秦侠等〔3〕研究显示不同数量躯体疾病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老年人患躯体疾病种类越多抑郁症患病率越高，尤其是心脏病、中风或偏瘫。周成超等〔9〕研究显示随着老人患病种类的增多，抑郁症检出率有增高的趋势。本研究亦显示随躯体疾病种类增多，抑郁症患病率增加；脑卒中、脑卒中后遗症、肿瘤患者抑郁症患病率高于不患有上述疾病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前列腺增生与抑郁症无明显相关性。躯体疾病易伴发抑郁的可能原因包括患病后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尤其脑卒中后遗症患者，躯体疾病的慢性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等。对于离休干部，应加强对躯体疾病的诊治，并引导老人正确评价自身健康状况，正确面对衰老与疾病，保持乐观情绪。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教育程度、认知功能、脑卒中后遗症、肿瘤、躯体疾病种类与抑郁症相关。

离休干部抑郁症表现主要为睡眠障碍，前三位分别为睡眠不深（75.51%），入睡困难（59.18%），早醒（55.10%）。因此，对于有睡眠障碍的老年人应警惕抑郁症的存在，及早诊治。

综上所述，在离休干部中，抑郁症的发生与教育程度、认知功能、脑卒中后遗症、肿瘤、躯体疾病种类相关，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减轻抑郁情绪对身心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云霞，荣春芳，时成英，等.离退休老干部抑郁状况分析及心理干预〔J〕.齐鲁护理杂志，2008；14：389.

2 杨雪莹，李永成，王淑惠，等.天津市老年人抑郁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27（7）：7667.

3 秦 侠，陈若陵，马岁岁，等.老年抑郁症与社会支持和躯体疾病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07;23:11856.

4 Chen R，Copeland JR，Wei L.A meta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in depression of older peop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1999;14 (10)：82130.

5 Li ZB，Ho SY，Chan WM，et al.Obes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elderly〔J〕.Int J Geriatr Psychiatry，2004;19（1）:6874.

6 Ormel J，Oldehinkel AJ，Brilman EL.The interplay and etiological continuity of neuroticism，difficulties，and life events in the etiology of major an subsyndromal，first and recurrent depressive episodes in later life〔J〕.Am J Psychiatry，2001；158：88591.

7 Abolfotouh MA，Daffallah AA，Khan MY，et al.Psychosocial assessment of geriatric subjects in Abha City，Saudi Arabia〔J〕.East Mediterr Health J，2001;7:48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