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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80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断裂性与继承性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英雄壮举,同历史罕见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的重大胜利,正在引发新一轮的爱国热潮,而主角自然是当代可爱的青年人。
审视今天,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以“80后”为青年主体的新时代,我们该怎样描述80后出生的这一代呢?他们曾是媒体嘴巴里“垮掉的一代”,是让国人发愁的独生子女,人们担心在娇宠环境中长大,没有经历过艰苦,不懂得责任的这代年轻人是否靠得住?可是就在今年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面前,我们的年轻一代以优良的素质和崭新的风貌,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从签名反对“”到反击辱华言论,从爱中国红心大联合到争当北京奥运志愿者,从护卫奥运圣火到积极抗震救灾……特别是面对这次汶川大地震,以“8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们,凭其极大的精神热情、坚强意志和专业技能,成为抗震救灾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汶川地震,让全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80后”大学生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爱国心和坚韧心。同样是在奥运会赛场内外,以“8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以美丽的微笑和热情的服务备受瞩目。
一、“80后”大学生爱国思想呈现出的新特点
当前,“80后”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上彰显出来的新变化,正是这些新的变化使他们的爱国情结显得独特而又深沉。
(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
“80”后把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有效的结合起来,实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80后”最深层的精神构造,他们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其实是可以如此高度一致的。在汶川发生地震时,他们满怀对灾区人民的爱,迅速开展了募捐、献血和担当志愿者等活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着坚强和成熟,书写着责任和担当,传递着爱心与希望。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他们用微笑,用爱心诠释着最美丽的中国。他们不等动员、不等号召、不等组织,完全由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而行动,从中我们恰可以发现“80后”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契合点。
(二)断裂性与继承性的并存
“80后”出生并成长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科技、经济发展之迅猛,社会变化之深刻,多元文化碰撞之激烈,再加上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使得传统文化元素、价值规范受到了巨大冲击,弱化了它对“80后”青年的吸引力和整合力,加剧了代际差异,形成了某种传统“断裂”现象。但是透过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发现“80后”在深层思想价值观念上、尤其是政治认同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们所坚持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与政治思想观念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等所构成的多维合力孕育并塑造起来的有关。更为根本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深化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可以说“80后”大学生在对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保持了很好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三)前瞻性与可塑性的融合
从到汶川再到奥运,我们可以看到“80后”青年在看待处理问题上逐渐摆脱了情绪化和主观化的影响,更加趋于理性化和科学化。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改革活动的进一步深入,民主法治意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理性化的思维也必将在全社会逐渐确立;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诚然,我们的爱国主义似乎紧贴着外在刺激,被外在刺激牵引着、因外在刺激而兴起,但实质却是内在爱国主义思想品质的展现,是我们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显现。平时,爱国主义似乎很淡,我们的教育似乎没有效用,但是在外在刺激存在的时候,多难兴邦,爱国主义是实在的,长期积淀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爆发,成为我们面对困难,共度难关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人格成熟过程中的可塑性。此时我们更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旋律,引导他们直面时代挑战、走出思想迷茫、坚定理想信念,与时俱进,结合当前政治经济时事形势,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二、对“80后”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
目前抗震救灾已转入灾后重建,奥运会也已经圆满闭幕,为了让这份热情永葆活力,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在磨难中立志,在实践中成才,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一)顺应形势,丰富教育内容,赋予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性
伟大的事业孕育着伟大的精神。在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灾害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勇敢铸就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充分展露了中国人民神奇无比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凸显了前进的中国人民昂扬奋发的精神呢风貌。我们要充分利用抗震救灾在全国所营造的团结奋发向上的气势和氛围,抓住有利时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在大学生中集中宣传抗震救灾的英雄人物和可歌的故事,提升大学生对民族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增强对党的信任和对国家的忠诚,进一步强化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热爱和拥护。我们还要及时利用好抗震救灾这一题材,对大学生开展民族精神和集体主义教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牢固树立起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以赋予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新的时代内涵。
(二)审时度势,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和载体,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1]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永恒的主题和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成才起着积极的重要作用。教育紧紧抓住当前的形势,审时度势,利用在抗震救灾和奥运会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及热点事件,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我们不会忘记那一幅幅雄壮的赈灾感人画面,不会忘记那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不会忘记一次次的在奥运会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些都是一部部教育和激励广大人民的生动教材,它深深的镌刻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地锤炼着人们的灵魂。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把握和利用好这一鲜活的教材,创新教育形式和载体。我们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开辟新的渠道和载体,摆脱方法简单、形式单一的被动教育局面。比如可以通过让学生参加抗震救灾英雄事迹报告会、图片展,全面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人本”情怀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友爱,从而培养出他们浓郁的爱国之情,坚定他们报效祖国的意志。调动他们志愿参加抗震救灾的支援活动,亲历灾区做实地调查和研究,以便了解灾区人民的生活疾苦,从而激发起他们热爱人民之情和增强他们勇挑重任的责任之心等等。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切合时代的主题,来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形势,使新时期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得到增强。
(三)乘势而上,把爱国主义教育引向深入,让当代大学生领会抗震救灾和奥运精神的要旨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为了将这种精神和热情永远的保持和传递下去,在大学生中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奥运精神,我们必须真抓实干,切实把爱国主义教育引向深入,使他们的激情提升为深刻的理性认知,进而孕育出一种持久的动力,并转化为学习生活中、工作上的一种实际行动。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2]因此高校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和主渠道的作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扬广大。结合学生的实际和当前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强化主题实践,培育社会责任及服务意识,把爱国热情凝聚成社会稳定、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共同意志,汇聚在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事业里。在新时期大力弘扬爱国主义这一光荣传统,就是“要把爱国热情准化为立足岗位、刻苦学习、发奋工作、支持奥运的实际行动,倍加珍惜我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利益。”青年是人生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向往追求和拚搏付出,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青年人的一生。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刻苦学习,“要在提高综合素质上狠下功夫,既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又积极陶冶文明素养,既努力增加知识积累,又积极加强品德修养,既努力锻炼强健体魄,又积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真正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增强立身报国的本领。[3]
三、结语
梁启超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作为当代青年学子,我们要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执著追求高尚人生,自觉塑造金色年华,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生生不息,使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代代相传,从而努力成为真正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正在走向世界强国的华夏中国,其前途和命运已经史无前例地融入了世界的格局。
从世界文明史来看,一个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只有爱国主义能壮其声威、成其伟业。中国五千年历史,多少曲折,多少磨难,正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让中华民族由孤弱变强大,自强不息,绝地奋起。我们深信,当亿万中国人将爱国热情化为强国行动,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
参考文献
[1]孙承斌.“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总书记在四川特大地震灾区什邡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N].人民日报,2008-05-19.
[2].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news.省略/photo/2005-
11/27/content_3841037.htm,2005-11-27.
[3].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报,2008-05-04.
珍重生命是人类的本性,端午节在关爱生命的主题上表现尤为鲜明,所以现代社会人们一度称之为“卫生节”。端午赛舟本义是扶阴抑阳,水神祭祀,后来演变为水上军事训练方式,人们在竞技与观赏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逐渐在端午节日中加注纪念爱国先贤的内涵
我们在享受与传承端午节俗中,获得伦理教育、精神愉悦与生命的祝福。在抗震救灾与支援灾区重建家园的特殊时刻,我们尤其要感念祖先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融个人生命与家国情怀为一体的节日,让我们的祖国与人民在仲夏时节平安吉祥
今年的端午节非同寻常。汶川大地震让中国人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洗礼,山崩地裂,不仅没有动摇中国人坚强意志,中国人的万众一心,却让世界为之瞩目。在奥运圣火传递与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华民族充分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温厚与崇高。
深沉的民族感情来源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文化的沃土。端午也不例外。从今年起端午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民间情感的一种尊重。
端午是中国传统大节,又名端阳节、天中节、天医节、香包节、诗人节、粽子节、龙舟节等等,从这众多的端午节名中,我们可感受到端午节俗的五彩斑斓。端午节历史久远,起源于先秦,夏至节令是它最初发生的时间依据,它最终脱离节令形成独立节日是在汉魏时期,真正成为民俗大节是在六朝以后。在千年传承积累中,端午节俗丰富,内涵厚重。中华各地虽然由于水土的不同、生活条件的差异,节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但总体上看,端午节俗可归为三大类别:避瘟保健,龙舟竞渡,追念屈原。
从端午节在今天的传承意义上来说,端午节有三大值得弘扬的主题,那就是关爱生命、激扬精神、眷念家国。
——关爱生命。珍重生命是人类的本性,也是社会得以延续的保证。中国传统节日自古就重视对人的生命关注,如大年守岁的祈寿、重阳登高的求福等等,而端午节在关爱生命的主题上表现尤为鲜明。
端午节时间在夏历的五月五日,此时正值仲夏,暑热潮湿、毒虫肆虐,人们易感疾病,人的生存环境出现季节性恶化。传统社会人们称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日”。人们为了祛除现实的健康危险与消解对死亡的精神恐惧,创造出了众多纾解身心的节俗保健活动,其中之一是采药。人们在端午节的正午上山采药,说这时阳气最旺,采回的药草治疗阴虚的病最有效。端午的药草最为人看重的是艾草与菖蒲,人们在门口挂艾,用菖蒲根簪发髻,艾叶、菖蒲煎水洗浴,五月以兰汤沐浴方法在《夏小正》中就已有记载,后来成为端午节俗之一。在北京旧时有端午捉蟾蜍入药的习俗,所以俗谚有蟾蜍最怕端午节的说法。保健节俗之二是香囊去秽。佩香去秽是古人看重的习俗,我们看屈原的《离骚》就能明白香草与健康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医疗条件严重不足的仲夏时节,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段,人们不仅要门口插艾,兰汤洗浴,而且随身要佩戴驱邪去秽的香囊。外绣吉祥图案,内盛香草的香囊在民间称为香包。端午送香包,就是送去生命的关爱与祝福。保健习俗之三是喝雄黄酒。雄黄酒在传统社会是端午节的保健药酒,传说它有驱避毒害的作用。白娘子就是在雄黄酒的作用下,现出了白蛇的真容。其实从今天的药理分析看,雄黄有毒性,雄黄酒是不能服用的。
无论如何,人们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体现在端午的细微节俗之中。所以现代社会人们一度将端午节称为“卫生节”,我觉得端午卫生护生的节俗在今天值得弘扬。
——激扬精神。人不仅要有基本的物质条件保障生命延续,同时人作为万物之灵长,还需要精神生存,精神是人的生存支柱之一。由于环境的恶劣与岁月的平庸,人们易于产生精神的疲乏与困顿,为了健全人类心灵,激发生命动力,人们发明了节日,以周期性的节日娱乐活动调剂个人与社会的精神需要。端午节就是这样一个激扬精神的民族节日。
中国的端午节重要习俗之一是龙舟竞渡。龙舟竞渡是一项水上竞技活动,至今仍是民族体育的重要内容。前时香港龙舟传圣火的创意就来自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互渗与交融。其实在中国早期社会,端午节有两种趋向:一种是静养过节,人们认为夏至是阴阳二气变化急剧的时刻,在家隐居避免活动,这是早期社会主要的岁时避忌方式;一种是人们的活动应该顺从时气变化的需要,以人事助长生气,这种方式主要体现在端午竞渡上。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加深与生存能力的增强,人们的心态发生了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应对自然的变化,端午竞渡逐渐成为主要过节方式(南方尤其如此)。端午赛舟本义是扶阴抑阳,水神祭祀,后来演变为水上军事训练方式。水上的激烈竞技与对抗,不仅需要勇气与力量,同时强调团体协作精神。在龙舟赛中,龙舟参赛者精神昂扬、齐心协力,观赏者夹岸欢腾,船桨声、舵手叫号声、观众欢呼声,击浪拍岸,这是一年一度地民众精神振奋的良机,民族的勇武、坚韧、团结精神在端午节龙舟竞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竞技与观赏中实现了精神的升华。
——眷念家国。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化伦理的国度,中国传统节日大多具有或隐或显的伦理意义。端午节之所以在中国成为民俗大节并延续千年,就与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有直接关系。端午节在起源时主要是避瘟保健、水上祭祀活动等,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逐渐在端午节日中加注纪念爱国先贤的内涵。
20__年的北京,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盼;20__年的北京,燃烧着炎黄子孙的激情;20__年的北京,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
伴着朝气蓬勃的新日,我们这东方圣土上的十三亿中国人迎来了20__年北京奥运会,这一天,我们让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看到,中国这位妩媚动人的彩衣仙子,那丰富的内涵与经典的文化魅力,也就在这一天,我们向世界宣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将与世界同行。”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看似简单的话语却包含着多么深长的意义!面对曾经“东亚病夫”的耻辱,我们不仅自立于民族之林,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正在举办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努力让全世界的人都在奥运会的窗口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文明、中国人的精神!
作为一名普通的成都人,作为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在这千载难逢、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更应该现在就行动起来,为奥运会,也为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行动起来,让奥运会成为我们努力奋斗的起点,树立新风气的始端,扬起航帆的初程。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文明的举止,抖擞的精神举办奥运,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宣言下,追求完美、坚守执着、不断奋进。
奥运,点燃了每个中国人蓬勃的爱国热情;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凝聚着每个中国人的心。
20__年5月12日,这是一个世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这天下午2时28分,以汶川为震中的8级大地震爆发了。地震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大片的房屋成了废墟,交通、通讯、水电全部中断,大大小小的村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无数的生命在瓦砾中丧身,在废墟中等待急救……
汶川怎么办?四川怎么办?中国怎么办?
地震发生后仅仅两小时,总理到了。“面对这场特大地震灾害,必须举全国之力,以救人为核心,把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到底。”铿锵有力的话语立刻鼓舞了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勇气。
公民时代来临及媒体的响应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出“公民意识”问题,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事隔21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提到“公民意识”问题,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志愿者精神的弘扬,是改革开放30年孕育的公民意识在中国大地的觉醒。美国《时代》周刊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写道:“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人民自发涌现出一股股奉献和救助参与的热潮,公民再次深刻体验到孤立的社会人,如何在困境和灾难面前紧密团结在一起,如何以集体的力量来克服重重困难;也体会到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的快乐,这其中所彰显的自组织意识和推己及人的普世情怀令人感念。
一个有着高度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国家必然前途无限。当每一个公民都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时,“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某种集合,而是包含了实实在在而又丰富多样的愿望、意志、理想和想象。国家在“公民”这两个字面前,也将因此更加公平正义,更加契合人心、人性的冀求。公民意识既体现了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也包含着对自我与他人权利和价值的意识。
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媒通过议题设置,引导受众进行有益社会动员,进而建立信任机制、价值体系。舆论是调节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特别在灾难中,舆论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对于强化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减少社会的无序化,起着比平时更为重要的作用。“大众不是在阅读新闻,而是带有对他们进行暗示味道的新闻,这些暗示在告诉他们采取行动的路线”。由新闻机构为公众所塑造的“拟态环境”直接帮助公众了解并认知他们无法获得经验性接触的外部环境。
大众传媒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尤其是在国家出现危难和紧急情况下,媒体能否发挥好这项职能,承担起这份责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时代的来临要求媒体作出迅速的响应,公民责任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不断生长,势必引起媒体的关注。大众传播不再单一展现政府如何应对大灾大难,而将镜头或笔触转向身处其中的民众,挖掘公民力量,从而极大地张扬社会的公民意识。
传媒在现阶段扮演着社会价值重建推动者的角色,促进着社会的正义、和谐价值理念的树立。早在1949年3月,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就提出传媒的社会责任论,他们认为传媒除了应当提供当天事实的真实、全面而睿智的报道,并提供背景以便理解外,还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在地震志愿者报道中可以发现传媒在这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体现在新闻题材和新闻视角的大力拓展,一方面还体现在传播手法和模式的大胆尝试。调动一切传播手段让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个体鲜活的呈现,并以此去感动和影响更多的个体参与其中,使公民意识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志愿者报道――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认知。面对灾难,传媒不仅仅传达了信息和灾情,更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对版面的编排,达到宣传核心价值观的作用。面对危难,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举全社会之力抗灾抢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对国家民族的深度认同,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我们的新闻媒体这次向全球的“实况转播”,让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认识。正如美国《时代》周刊刊载的文章所述:“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是一个启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人们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这是一种集体顿悟,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改变了多少,以及一些改变是如何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10位山东农民,一辆三轮农用车,几十斤煎饼,3000多公里路程,赶赴汶川抗震救灾。“山东农民救援队”感动的不仅仅是灾区群众和其他志愿者,通过新闻报道也感动了千万读者。绵阳中学12岁的志愿者李希婷对着镜头说的“我不走,受灾群众里有很多小朋友,有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我要跟他们说话,陪他们耍,让他们忘掉害怕”;往返于灾区救助,却没有留下自己名字的成都“的哥、的姐”……这些报道让人们看到了普通人身上人性的光芒,唤起了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抗震救灾活动和灾区重建中来。读者并不认识他们,却知道他们无私的奉献为了谁。《南方周末》《汶川没有死去,汶川依然活着》的深度报道、新华社《百万志愿者彰显“中国力量”》等都通过人物细节塑造传情,不再用自上而下的眼光,而是用常人的良知、普通人的目光向全世界传递记者在灾区发现志愿者拯救生命、解救苦难的每一个细节。
央视关于地震直播报道广受好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突破了某些固有的“电视新闻模式”和镜头语言。“面对灾难,在震惊之余,能让镜头保持一种冷静、细微的观察能力,保持对生命的关切,因而释放出了丰富的感受力和人性的内涵,实现了‘心与心’的传递……”镜头里,我们的记者边采访边身体力行参与救灾,或者尽力帮助灾民寻找亲人,或者从心理上安慰他们。直播中,主播人性化的呈现,充满感情的语言感动了亿万观众。“我们需要这样的主播、记者,新闻应该也是有感情的!”这些都反映了新闻从业人员在报道中对生命价值的高度关注,也体现了他们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还原人的真实,通过人性化的报道引起受众共鸣,鼓励受众参与灾难事件的救助、管理,让受众感觉到自己是灾难事件中可以起到作用的一分子。
新浪、搜狐、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网站都对志愿者作了大量而广泛的报道,淡化了“宣传”的功能,关注危机之中显现的高尚人格,呼唤善良、同情等美好的人性,给予灾区人民战胜灾难的信心和勇气,体现出对人的基本价值的维护。
肩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
可以说,围绕地震志愿者的每篇报道,都直接呈现媒体的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对整个中国新闻界的一次精神洗礼。
地震志愿者报道彰显记者职业精神――他们为大众传递最前沿、最贴近的信息,更在大灾大难中见证了人性的光辉,见证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经历着如此灾难的记者,不仅具有新闻理想和抱负,而且把个人与民族融为了一体,把民族的悲欢离合作为自己的悲欢,把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
地震志愿者报道以人为本,是对全国媒体的实务和理念的一次大检验,关注国内外的援助、受灾者的个体生命,关注社会动员以及灾害的预防话题,有效恢复社会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地震志愿者报道彰显媒体爱国情怀――这种“社会责任承担者”的勇敢担当,必将有效助推媒体脱离惯常为大众所诟病的低俗和庸俗,于报道中产生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唤起国人更多的浩荡热情,更多的昂扬斗志。传媒所营造的社会舆论有效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公民的公共生活,融入公民共同情感体验,融入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在这场新闻战役中,传媒发挥其传播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法将现代负有社会责任感和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一个个、一群群鲜活的生命体及其事迹和精神展现给所有中国公民。这实际上是将全民置于一场大型的集中的公共生活与公民交往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引发公民体会共同的情感体验,思考自身的道德责任,促进公民对责任的觉醒与担当。
首先,传媒通过信息传播、提供娱乐等功能,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隐性渗透,在无声中达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除了主流媒体之外,手机短信、互联网络等媒体都应当成为重点开辟的阵地。尤其是网络新媒体的开发与运用,具有双重性,既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进而引发社会中道德陌生或道德麻木的问题,却同时也可能成为启发公民道德责任意识,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与平台。
其次,传媒的合力构筑起强大的舆论场,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弘扬与发展的重要后盾。社会价值观需要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要集结众多传媒的合力为之构筑优良的舆论环境,并使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促进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启蒙和强化。
第三,传媒还可以承载多样的形式与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可以寓教育于娱乐中,令人在情感的共鸣中达到精神的升华。汶川大地震中传媒对志愿者的报道在公民心灵中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刘云山同志在2008年第五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明确指出:“要把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宣传报道之中,大力宣传抗震救灾精神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要精心组织好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让人们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心灵的震撼,获得思想的升华。”
更广义地讲,也许我们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时世: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差异与分化的拉大,社会焦虑的扩散……所有这些压力,经由大众传媒迅捷开放的交互传播,正变成一种带有传染性的情绪。公民时代,每一种情绪都应当直面,都可以理解,都需要释放,每一种情绪的成因也都必须重视。但是,作为舆论工具,媒体如何在这个公民时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财经新闻专业07级学生)
注释: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第17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关键词:地震灾区 文化产品 价值提升模式
四川5.12大地震后的灾区恢复、重建和发展工作异常艰巨。地震灾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所遭受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但文化资源承载的是人类的智慧和精神,因此,其核心的精神层面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在传统产业上,自救和援建要产生明显的效果均需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灾区目前迫切需要的是物质资源依赖较轻、受破坏程度有限、产业渗透性强的文化产业来发挥增强信心、提升形象、扩大就业、拉动文化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
地震后,一批批反映抗震救灾,体现人文关怀、人间大爱的影视、诗歌、雕塑、绘画、舞蹈等作品陆续涌现,给予了灾区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再加上灾区原有的体现自身历史民族文化的各种文化作品,都为灾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储备。目前看来,这些文化作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而产业化需要的经济价值尚未有效显现。因此,如何挖掘和提升现有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当前发展灾区文化产业的重中之重。
文化产品的内涵及价值生产链分析法概述
本文应用查尔斯兰蒂的“价值生产链分析法”作为分析框架,着重从价值生产链上的生产和传播两个主要环节中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进行模式探讨,希望能够对致力于开发灾区文化资源,推动灾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模式中有两个关键词需要先加以说明。首先是文化产品,本文中的文化产品指的是已经以抗震救灾的相关人物、事件、灾区历史民族文化等为素材创作出来的具有物质形体或服务形态的原创文化产品,如诗歌、小说、文学报道、影像资料、图片、雕塑、绘画等,它们均属于核心文化产业的范畴,即产生于意义沟通的意愿,充满了丰富的表征意涵,而在实用性功能上相对较弱。之所以称为产品,而不是作品,是因为多数的文本创作已初步具备规模复制、流通传播的条件,具备了产品的性质。其次是价值,本文并不仅仅强调产业概念中的经济价值,因为现在文化产业中的各个领域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已普遍出现了越来越功利化、娱乐化的趋势,但目的、意义与形式的趋同虽会带来短期的利益,却增强了随时被替代的可能,从长期来看,既可能丧失经济上的竞争力又会使文化意义遭到削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供给的是内容,个性化和原创性是其根本特征,极具人性、情感和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才会真正持续的受到欢迎。因此本文论及的价值是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结合。
查尔斯兰蒂的价值生产链分析法最初是由经济学家那里发展来的,后由其引入对文化产业的解释,该方法包括五个阶段的过程:
开始:这表现了创造性过程本身。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创造性过程必然是与专利、版权和商标联系在一起的。
创造性到形成产品:那些推动生产过程的角色——经理、生产商、编辑、设备供应商、电影和照片实验室、技师等。
流通:文化产品如何被传播——商、发行人及各种参与促进流通的中间人。
发送机构:发行的结构因素——剧院、电影院、书店、音乐厅、电视频道、博物馆、杂志。
观众与接受:批评家的角色、市场营销和公开行业。
下文从这条价值生产链的主要环节入手探讨文化产品价值提升的模式。
以文化产品为核心的价值提升模式
该模型主要针对第二个阶段,主体不是原创作者而是那些推动生产过程的角色——经理、生产商、编辑、设备供应商、电影制片人、技师等(见图1)。再好的原创作品,都离不开该阶段这些连接创作者和市场的中间人,他们的选择和推动决定了产品市场化的形式、途径和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产品的再创造,直接影响产品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实现。因此,以产品为核心,是指围绕产品既有的内容和意义,从深度、广度上对产品进行内部意义的深化和扩展,从品牌和形式上对产品进行更具市场吸引力的外部包装和拓展。
(一)深度提升
不同于工业产品可以被重复消费,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多是一次性的,如果只对原创资源进行单一的产品开发,则会面临投入过高、收益有限的开发风险。尤其像类似电影这样的产品开发,更是如此。类型化与系列化通过把产品“格式化”的方式将部分失败产品带来的危险降到最小,从而是当前应付高风险的有效方法。
类型化是指对产品内涵的归纳、组合和提炼,将其类型化和系列化。类型化是挖掘产品中的主要价值点,这些价值点决定了文化产品的魅力和市场吸引力,并能保证其较长的生命力。
系列化是根据同一文化产品派生出来的多个同类型、同主题的相关产品,它可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并降低对原创产品的投入。回顾从2000年到2007年全球票房前十名的影片,有5部哈利波特系列(魔幻片类型); 3部怪物史莱克系列(动画片类型);3部蜘蛛侠系列(虚拟英雄片类型);3部魔戒系列(魔幻片类型)和2部加勒比海盗系列(海盗片类型)。
可见,类型化、系列化的电影产品,既突出、放大了原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又实现了持续可观的经济效应。有关灾区的文化产品,也可以据此思路进行类型化和系列化操作。如反映自然灾害威力的灾难性,反映抗震救灾正面人物的英雄性,反映国际援救体现人间大爱的人性系列等等。
(二)广度提升
广度提升是根据文化产品内容所涉及的不同文化角度,寻找相关产品并通过一种主要形式将其有机结合。这种方式不仅延伸了核心产品的文化价值,而且也增加了受众的价值体验维度,为经济价值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目前,四川地震灾区正在进行地震遗址公园的组织和规划工作,目的是要体现强大的自然威力及对人类的破坏,让后人记住这次可怕的灾害。其实思路还可以再拓宽一些,像这类主题性质的公园,应结合更多文化元素才能让文化与经济价值共同得到充分发挥。下面是对这种类型文化产品进行广度提升的一个建议:基于丰富的以抗震救灾为主题的文化产品,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打造感受逼真的“自然灾害体验中心”,这个中心不仅仅有地震,还有海啸、飓风等人们熟知的自然灾害类型。除了“灾害重现”外,相关的受灾、救援等活动都可以不同形式重现。体验者可以亲身经历遭遇自然灾害时的震撼、恐惧和无助,但接着又能接受模拟的救援帮助或去救助别人,最终感受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会更珍惜生命,体会人间大爱。体验中心还可包括展览部分,即大量收集全球各地重大自然灾害相关的图片、视频、实物等,做成特色展览区,让人们在体验过后,体会生命的美好和人类的伟大。如果体验中心项目成功,预计将树立四川“感受自然威力,珍惜爱护生命,体会人间真爱”的国际旅游博览地形象,从而再带动以重灾区为首的汶川文化旅游及其他文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品牌提升
如果对文化产品价值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有所成效,下一步就是品牌的塑造。品牌可以大大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一方面,好的品牌本身就是高品质意义的传递,属于文化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那就是要创造产品的稀缺性。文化产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号,其独特性在于它们不会在消费过程中被损坏,但又可以廉价仿造和无限重复使用,因此,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不受购买力的影响,想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由自己决定,与金融经济有很大的区别。这样就难以保证产品的稀缺,而稀缺与产品的价格息息相关。成功的品牌塑造,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产品的稀缺性。
品牌塑造包括文化产品品牌和原创作者品牌塑造两类。出名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品原创者几乎就是某种特定品牌或质量的经验保证。品牌产品以经典的内容和形式让人们对某种特定意义有了超乎寻常的体验并进行不断的思考和回味;品牌作者则以其独特的人格特质和创作风格影响人们对文化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因此,品牌塑造能够加快文化产品的价值增值。
四川地震灾区多数地区属于文化资源富集地,然而普遍缺乏有代表性的文化原创者和文化产品。虽也有一些较知名的如绵竹年画,但总体上文化品牌非常稀缺。地震后,灾区事实上获得了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即全国甚至全世界人们的关注,这种关注可能带来难以估计的品牌效应。舞蹈《羌族推杆》已经成功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6个表演节目之一,初步具备了塑造类似《云南映像》等知名现场演艺品牌的条件,这是产品品牌。在原创者品牌方面,灾后出现的大量表现抗震救灾的文化产品,如《愿天佑中华》、《孩子别怕》等诗篇打动了千万人的心。然而,文化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或营销策略的竞争,竞争的实质往往是主体在其所关注的市场对原创者资源开发的保持能力。因此,要有一个对原创者长期培养的过程,才能保证塑造原创作者品牌的成功。
(四)形式提升
形式提升强调的是对文化意义展现元素的综合运用。从国际发展整体现状来看,文化产品生产中影像、图像、声音和文字的相互借用已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不断创造出新的混合文化产品。各类文化产品不断丰富,它们横跨更广的门类以及更宽的文化活动种类。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各种新兴信息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对文化产品接受和解读的方式。受众不仅仅要了解文化产品的文本意义,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同的感官体验,从而获取更多的价值。如杭州的标志性演出《宋城千古情》,自1996年问世以来,一直是杭州市民文化娱乐焦点。它每年吸引200万中外游客观看,年收入2亿元,创造了杭州夜间旅游市场奇迹,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第一秀”。 该剧以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为基点,从文本创作上讲,并无更多意义价值的延伸,但在表现形式上,该剧融合了世界歌舞、杂技艺术于一体,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灯光、音响、舞美、服装等,运用了现代高科技手段营造如梦似幻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视听震撼。
多元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其实增强了受众接受和解读文化产品的深度和角度,在增加受众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产品本身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如羌族舞蹈《推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3分钟露面之后还未以其他形式与观众见面。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好作品,完全有条件像《宋城千古情》那样,用各种形式充分诠释其文化内涵,打造代表灾区文化特色的标志性产品。
以载体为核心的价值提升模式
文化产品价值的提升不仅仅需要在产品自身上下功夫,如果缺乏合适的载体,则无法实现从生产到流通的重要一跃。好的载体选择,能够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同时也是传播流通环节中的关键。当今文化产业中的文本产品如影片、唱片、书籍、卡通、影像、杂志、报纸等,已经经历了根本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包含了承载和传播技术的创新。以载体为核心的价值提升模式,就是要充分利用这种转型,更好地提升文化产品的价值,增加流通发行链条上的价值点(见图2)。
(一)范围经济价值提升——载体的多元化
文化产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其使用价值很难确认,特别对文化产品消费者心理的揣度是十分困难的,这自然增加了文化产品在市场上的风险程度,为了分散风险,就需要对同一文化产品进行多元化、多渠道的传播和发行。比如一本书,传统的方式就是以纸质书本的形式在书店进行销售;又比如一部电影,制作完成后就以各种拷贝的胶片形式进入院线或制成DVD等以光盘形式进行传播发行。但在今天,这样单一的方式已经不足以抵御市场风险。因为市场上的文化产品非常多,受众选择变得相当困难。再好的文化产品,如果缺乏多元化的载体传播,就难以从多种渠道到达受众,更别谈得到各个层次受众的接受和喜爱了。因此,多元化的载体选择,可以极大提升文化产品的范围经济价值。
迪士尼就是运用多元化的载体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的传播形式,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各种载体很方便地接触到它的产品,如电影、电视、书本、DVD、舞台剧等等,但载体还在拓展。在美国,迪士尼公司与苹果公司有一个很密切的合作,旗下迪士尼电影和其他电影都放在苹果I2这个平台上,让消费者有偿下载。在这个活动启动一周年以后,I2平台已经超过10万次下载,迪士尼创造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在电视剧方面,迪士尼公司旗下ABC频道把电视节目也放在I2平台上,一年内超过850万次下载,为公司创造了很多额外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下载内容并没有影响电视频道的收视率。在I2平台提供电影是第一步,其次在ABC视频上传输服务,这些传输服务虽然是免费的,但是视频里面有广告,这样为迪士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
当然,载体的运用也不是越多越好,多元化选择要遵循以下原则:一,价格便宜,拥有者众多。多元化的载体选择必然会提高产品传播的成本,所以必须以量取胜,受众的规模一定要大,规模大就注定载体的价格不能太高,否则拥有量或普及面有限。二,获得产品的便利性。文化产品的消费不是刚性的,其需求弹性很大,对产品需求的数量价格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获取的便利性。便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受众面及产品到受众的传播效率。三,互动性。现在的受众在消费文化产品时已不仅仅满足于被动的接受了,他们需要有一个能表达自己对产品解读的渠道,并希望能对生产者及其他受众产生自己的影响。
【论文摘要】声乐艺术是包括文学、音乐、歌唱、器乐以及形体表演等多种艺术因素构成的综合性艺术。这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通过声乐演唱和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来实现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文化意义。声乐艺术文化的抒展涉及范围广阔而多样,本文仅从声乐演唱传播、声乐艺术的互动两方面阐述了声乐艺术文化抒展的重要意义。
声乐艺术是包括文学(诗、词)、音乐(旋律)、行腔(歌唱发声)、器乐(伴奏)、舞蹈(伴舞)以及形体表演等多种艺术因素构成的综合艺术形式。这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通过声乐演唱和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来实现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文化意义。千百年来,无论是声乐艺术实践、声乐艺术鉴赏,还是声乐艺术教育,无论是声乐文化的传播、消费、流行,还是声乐文化的交流等等,与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打下了极为鲜明的时代烙印;它的精神文化催化和影响着若干代人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声乐演唱的文化传播
声乐文化赋予声乐艺术丰富的文化内涵,词作家、诗人将自己的情感融化成可读、可看的优美诗词,曲作家把极具文化色彩的诗、词创作成可唱、可听的赏心悦目的歌曲;而将词、曲作者的作品赋予鲜活生命的是声乐演唱。声乐演唱者既是声乐文化最好的诠释者,又是声乐文化精神最佳传播者。声乐文化是在他们的演唱中得以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得以抒展。优秀的声乐演唱者,通过她们出色的演唱技巧,鲜明的演唱风格,将歌曲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真实、感人、创造性地传递给观众、听众,使声乐文化在众多的群体中得以传播。因此,声乐演唱者担负着声乐文化传承、传播的神圣使命。
回顾二十世纪20、30年代,一批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音乐家、歌唱家如:萧友梅、应尚能、黄自、赵元任、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等,她们不但把国外先进的声乐教育理念带回中国,而且通过在国内举行音乐会的形式将国外优秀的声乐作品、声乐文化、科学的发声方法传播到中国,是她们精湛的演唱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声乐艺术表演者和声乐艺术教育工作者;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歌唱家和声乐艺术教育家。这些歌唱家如迪迪拜尔、廖昌永、吴碧霞、宋祖英、等,她们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举办个人音乐会,参加国际声乐比赛;通过她们出色的演唱将中国优秀的民族声乐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民族声乐文化。这种声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靠一批批优秀声乐艺术表演艺术家的努力得以体现和完成。正因为有声乐演唱的传播才使声乐文化在众多的群体中得以抒展;正因为有声乐艺术的相互交流才使得全世界以艺术为纽带能和谐的相处在一起,这是声乐艺术的力量,这是声乐艺术文化深刻意义所在。
2声乐艺术文化抒展的互动性
声乐艺术文化的抒展,不仅只需要演唱者将词曲深入仔细地研究,把演唱技巧、情感以及表演动作进行形象、准确的艺术处理与创造,而且更重要的或者必可少的需要与观众、听众进行自然、亲切的交流和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就是演唱与欣赏的互动。声乐艺术意义的最后实现也是通过艺术作品的展示,进而在与接受者的对话中得到实现的。声乐作品的接受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给予作品新的理解,赋予它新的意义,潜移默化中受声乐艺术美的感染和熏陶;这是声乐艺术创作者对作品生动的表达,使欣赏者在欣赏中与艺术创作者情感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欣赏者对演唱者所传达的声乐艺术美的欣赏、接受、认可的效果。声乐艺术文化抒展的互动性,在欣赏者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种是形式上的互动。演员的歌声、动作、表情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对观众构成一种刺激,观众对这种刺激从表情、掌声、叫好声或其它手段对演唱者作出反映,这种反映又反过来刺激演员,对现场的演员的表演产生作用。这是一种形式上的互动。这种互动性,是根据某种演出内容、演出任务、演出形式,为了渲染某种气氛,需要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节日、庆典活动、流行歌手的商业演出等等演出活动,都需要这种形式的互动。这种互动风格体现了敢于张扬个性、敢于突破传统的时尚、能够渲染演出内容所需要的气氛。这种互动成为联系观众的情感纽带。凡是从歌曲内容出发,发自内心而又有调控身心的互动可以增强演唱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可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享受到声乐艺术的美,不知不觉中去吸收丰富多彩的声乐艺术文化。那些片面追求形式上与观众的亲密接触的互动,自我吵作、自我作秀、哗众取宠的表演,完全脱离歌曲内容、没有声乐艺术文化美学品格,这种庸俗而低级的形式上的互动,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是情感心理上的互动。歌唱是一种情感交流活动,是以演唱者的心灵感受来塑造艺术形象的创造性活动。演员在演唱时,歌曲的审美内涵、精神内容,必然通过歌唱的情感体验而溢于言表,产生于心动、情动、形动。首先是演唱者被演唱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景、人物、故事所感动。演唱中,将这种感动生动的、深情的、声情并茂的表达给观众,使观众被演员真情所感染,在心理上产生震撼。演唱者和欣赏者围绕歌曲内容所展开的情感心理交流活动,广泛存在于一切有艺术价值和意义的声乐演出活动中。
震惊中外的5、12地震发生后,艺术家们一场场募捐和慰问演出,如《爱的奉献》募捐活动,《向祖国报告》演出,心连心艺术团抗震救灾现场慰问演出,每一场演出都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人们。艺术家们没有舞台上做作的形式表演,他们把心系灾区人民的真情、把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精神传递给观众,使现场所有观众感动,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动,使全世界人民感动。抗震救灾演出中,舞台上那一曲曲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我们众志成城》、《生死不离》、《让世界充满爱》、《祖国在召唤》等等,振奋着许许多多的人心灵。舞台上演员激动的唱着: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
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
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
你的呼唤刻在我的血液里。
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
相信生命不息,为你祈祷一起呼吸;
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我心里,
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生命是命题;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手拉着手,生死不离。生死不离,全世界都被沉寂,
痛苦也不哭泣,爱是你的传奇;
彩虹在风雨后坚强升起,
我的努力看到爱的力气。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大山也依然举起;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天裂了,去缝起。
手拉着手,生死不离。
台下观众心灵被震撼,早已热泪盈眶,泪流满面;这发自肺腑的艺术感染力,是希望和爱的力量传递;使灾区人民在无助中看到爱和希望的感动;使非灾区人民自发地要为灾区出力的感动。台上台下观众与演员感情融汇在一起,这种情感心理上的互动让人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这种情感心理的互动,使人们的情感在声乐艺术文化抒展中得到升华;这是声乐艺术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声乐艺术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综上所述,声乐艺术,当它的每一次艺术实践和创造活动产生的时候,总具有大量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它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和感化着人们。在声乐艺术日益繁荣的今天,声乐艺术文化活动的参与群体越来越广泛;厂矿、企业文化有厂歌;部队文化有军歌;校园文化有校歌;老人文化有夕阳之歌;少年儿童文化有儿歌;百姓文化有家庭卡拉OK;山区有山歌;渔民有渔歌、、、、、、。专业舞台、业余文化场所、音乐厅到处都有歌唱家、流行歌手、歌剧演唱家的歌声。声乐,这门最能直接抒怀和感动人心、最易掌握和普及、最具综合文化内容的艺术形式,如今,通过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和传播,众多群体的参与,它已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和人们审美文化生活之中。
参考文献
[1]郭建民.声乐文化学.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2]韩勋国.声乐艺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3]余笃刚.声乐艺术美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在当代,优秀的招贴设计能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以及唤起大众的社会责任,所以在设计过程中不能过分夸大设计的形式而削弱设计的思想内涵。一味逢迎和追求形式美而无视设计的思想性和文化性,设计就会是一个花架子。图形元素能准确地传情达意,深化主题思想,是招贴设计首先要完成的目标。通过图形语言的表达,强调文化意蕴、民族精神,唤起公众意识是每一个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所以招贴设计中,我们应追求意境和内涵,而发掘招贴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并诉诸情感表达是招贴设计的灵魂和血肉。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招贴承载情感,其独特的表现力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人们的情感。商业招贴通过恰当的情感表述与消费者取得思想上的共鸣,能让消费者产生对产品的信赖感甚至是依赖感,从而换取经济效益。公益招贴更是攻“心”的广告。公益性招贴也称“公共广告”,不以赢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免费服务,呼唤公众对某一问题引起注意,或对某一社会现象提出批评,总的来说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广告,如保护环境、爱护动物、关注艾滋病、维护和平等。公益性招贴往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深入人心,从而能使社会大众加强社会责任、完善认识观念,振奋精神状态。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一系列的“我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的公益招贴让每个人都爱心涌动,极好地宣传了“大爱”的主题。
德国平面设计大师赫尔姆特说:“一张好的招贴是吸引人的、有创意的、有效并且简洁的。”设计大师善于用最简练的视觉语言表达最深刻的内涵。在创作中,准确地捕捉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经过艺术性夸张,使其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
日本的福田繁雄是世界知名的平面设计大师,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招贴。他的作品图形都极为简单,但极有内涵,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其中一张以反战为主题思想的作品《胜利1945》,画面中仅有一颗返回的子弹,虽然极其简洁,但道理深刻——发动战争者,必自取灭亡。瑞士的尼古拉斯•特罗斯勒也是世界级设计大师。他有一张被命名为《树》的平面设计作品。画面里满布红、黑、绿三种颜色大大小小的树桩。树桩是被砍伐的形象,象征受损的生命,而色彩的情感联想是最强烈的,在我们的习惯意识里,红色代表鲜血,黑色象征死亡,绿色象征生命。所以难怪有个孩子看到作品时,忍不住叫出声:“妈妈,树在流血!”
在汶川大地震中,无数人以实际行动谱写了职业精神的壮歌,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职业精神这个话题的思考。
职业精神的精髓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发挥职业精神?《职业》杂志记者采访了柏安基业咨询总监、职业规划师讲师及资深测评专家苏尚华先生,国内首家单身女性网创办者/CEO、玫瑰科技文化公司总裁、心理咨询师陶思璇女士,知名企业人力资源实战家王峥女士。
职业精神以岗位、客户所需为先
什么是职业精神?王峥女士认为,职业精神就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作为某项事业的从事者,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份内的责任,并把自己的人格融进职业生命。职业精神主要包含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良心、职业信誉、职业作风、职业纪律。其实践内涵体现在敬业、勤业、创业、立业四个方面。在近期发生的我国汶川特大地震中所涌现的无数抗灾英雄,就是对社会主义职业精神的最有力的佐证。
具备职业精神的人应当以岗位为先、客户为先,以他人的需要为先;而没有职业精神的人则更多考虑的是“我”(自己)的需要。苏尚华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职业精神,那么他(她)
心中肯定是有爱的,并认同自我和职业需求。正因为他爱他的职业,因此他会愿意为这个职业去付出,就像“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愿意”一样。我们知道,爱可以超越兴趣层面,而且最易在灾难来临时凸显出来,它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一直深藏人们心中。
职业精神的内涵是“爱”
现在许多人做事没有用“职业精神”去做,只是在机械地“做”事。缺少职业精神的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只爱自己,不爱工作岗位,不爱领导、同事、客户。而有职业精神的人爱自己的岗位、爱社会,愿为大家服务,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就是为需要自己的人服务。简单地说,没有职业精神的人是为“自我”存在的。就像在灾难面前,自己逃命无可非议;但同样是职场中人,在灾难面前却表现出一种舍弃“小我”的“大爱”,这种“大爱”就是职业精神,“大爱”告诉他们,还有更多的人等待他们,需要他们。如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战斗在赈灾一线的无数战士、医生护士、教师、警察、媒体记者等,他们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对岗位、对职业、对社会、对人民表现出无私的“大爱”。还记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江苏省地震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联合突击编写了《地震应急防护手册》,从5月 13日开始策划到 5月 16日印刷装订,撰稿专家和出版社编辑连续奋战 72小时,以最快速度完成了这一神圣任务,免费发送到抗震一线的军民手中。这些都表现出了职业人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三举措培养职业精神
作为职场人,要学会敬业、重业,尊重这个职位、这份工作,并为这份工作付出相应的努力和劳动。那么,职业精神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主要还是依靠后天的进一步认知与培养。
怎么培养职业精神?陶思璇认为,职业精神可以后天培养,但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并且要有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社会环境。比如,从小就从生活细节上去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要他(她)明确责任的界限和承担。只有这样,长大了他(她)才会有工作上的责任感。责任是一种品质,会贯穿始终。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从小没有一点责任意识的人,长大以后会突然有了责任心。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要求,也是家长和社会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要孩子们学会承担责任,我们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如何对职业精神进行提升和加强?王峥女士认为,主观上要对职业、职业精神有良好的认知。要懂得尊重,尊重社会、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选择。
苏尚华表示,首先要培养爱心,爱心表现在工作中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意识、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同事和客户,那你是绝对没有职业精神的。
当我准备本月稿件的时候,四川大地震发生了。一个星期以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各个媒体对灾情的报道上,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本来我的稿件是另外一个题目,但在这个非常时刻,我的思绪非常混乱,眼前浮现的是一幕幕灾区的画面:倒塌的房屋、哭泣的脸庞、逝去的生命……
和往常一样,我每天一大早起床,但不是下场打球,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和上网,第一时间获取抗震救灾的最新消息,一整天下来,感动和悲伤的泪水一次又一次夺眶而出。又有一个球友打电话约我打球,我断然拒绝:“没心思!”他马上解释道:“大家都没心思打球,但这场球一定要去。球场决定将这几天的果岭费收入全部捐给灾区,打球的人越多,捐的越多。另外我们可以把比洞赛的赌注加大,不管谁赢,我们把赢的钱全部捐出。”面对这样的提议,我无法拒绝。
面对此次特大天灾,我们的政府显示了超强的危机应变能力和反映速度,我们的媒体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透明,我们的人民表现了空前的全民意识、关爱和责任感。而之前饱受非议的中国高尔夫此时真正体现了这项运动的高尚和伟大。虽然没有演艺界、体育界赈灾义演义赛的轰轰烈烈,虽然没有企业界慷慨捐助的媒体曝光率,但这些细微的关爱行动却真正体现了高尔夫的高尚内涵。北京的各个球会都自发地举行了捐助活动,新浪高尔夫频道第一时间号召高尔夫界支援灾区。身在日本参加比赛的梁文冲捐款25万人民币,这对于一个以挣比赛奖金为生的职业运动员是何等不易!相比那些名气更大,收入更多的其他运动项目的中国运动员,这笔捐助的数量也毫不逊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随着高尔夫运动在欧美的普及和职业高尔夫运动的兴起,高尔夫运动在慈善事业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巡赛不仅是美国最好的职业体育赛事之一,也是公认的最活跃的,贡献最大的体育慈善组织之一,每年为慈善事业的贡献超过七千万美元。相对于演艺明星和大企业的慈善活动,高尔夫的慈善活动永远没有那么多的媒体曝光率和社会关注度,但它体现的价值和实际贡献却不落下风。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次大灾难都是对生命的考验,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但我们对大灾难采取的行动和体现的精神却是对人类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唤醒。我们每一个与高尔夫相关的人用我们特有的方式去体现我们的人类精神和公民意识,去诠释高尔夫的文化内涵。我们希望我们的公众认识到中国的高尔夫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也是社会慈善的重要载体,应该回归它的本质,而不是饱受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