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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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第一,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虽然欧盟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7500亿欧元的债务危机解决机制,但是,危机国家的财政紧缩计划对欧盟乃至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

第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还需时日。

第三,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今年以来,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主要国际货币间汇率大幅波动,这给国际贸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贸易持续复苏蒙上阴影。

第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

第五,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存在很大困难。

第六,各国刺激政策在退出时机选择和具体操作方面可能存在操作失误或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

由于目前还无法预估上述因素对世界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影响,因此,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短期看,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风险是部分国家的债务问题以及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其结果很可能出现企业借贷成本上升,银行盈利能力下降,不良资产增加,并最终导致全球信贷再度紧缩,从而危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从美国经济整体走势来看,自去年第三季度到今年第三季度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非常强劲的补库存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制造业复苏明显,今年4月,反映美国制造业复苏情况的重要指数――芝加哥采购经理指数(PMI)曾一度创近5年来的新高(达到63.8)。同时,自去年3月以来,美国股票市场持续反弹和政府对汽车及住房消费的补贴使得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快速增长。

但是,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后,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已经开始放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政策大多已经结束(如旧车换现金和购房退税),这使得消费增长趋缓;其次,制造业修复库存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但依然是正贡献),PMI指数已经连续两个月(5月和6月)出现下滑,但依然在景气上限;第三,受股市下跌预期影响,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下滑;第四,期盼已久的房地产补库存活动似乎并未启动,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缺乏明确增长点的阶段。总之,在消费没有出现明确好转迹象、房地产库存回补没有全面启动的情况下,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将会放缓。

当前,欧债危机再度恶化的风险正逐步消退,触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较小。首先,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融资机制细节已经敲定,可以保证欧元区任何国家在出现债务问题时能及时得到贷款,并且规模足以覆盖南欧四国近3年的所有到期债务。此后更严重的冲击似乎已不会再出现。其次,欧债危机对美欧银行体系冲击力度不大,银行间市场未出现明显的流动性紧张现象。再者,欧债危机是在市场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全球各大投行没有大规模地将欧洲债务打包证券化,也没有以“杠杆销售”、“信用担保”等方式推销至全球,因此波及范围远小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尽管如此,欧洲债务危机对未来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也不应小觑。正是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美欧在对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确保经济可持续复苏的看法上出现了明显分歧:一方面,美国希望各国继续维持财政刺激,并确保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充裕;另一方面,欧元区及英国则大规模启动财政紧缩政策,目的就在于平复欧洲债务危机和稳定国债市场。

虽然欧洲快速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可以达到尽早降低财政赤字的目的,但对欧洲经济的持续复苏却是非常大的损害。据统计,欧元区在未来3年中赤字总体削减规模将在3000亿欧元左右,其中德国为800亿欧元;英国在未来4年中削减赤字的总额约为2000亿欧元。分析普遍认为,只有当欧洲经济增长可以支撑2%以上的基准利率时,才是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安全时机。如果英、德等欧洲主要经济体下半年实施财政收缩政策,那么,必将对目前低迷的欧洲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制,动摇其脆弱的经济复苏基础。

第2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全球经济；现状；走势

引 言：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逐渐恢复，但是存在的威胁还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仍不稳定，但应该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宽松。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大，外需也严重紧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形势令人担忧。

一、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的态势，但是仍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

截至201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再度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美国经济复苏的后劲严重不足，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现象，欧元区经济严重受制于世界形势，连续出现负增长，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都放慢了增长的步伐。2010年世界经济在政策的支持和刺激下快速回升，但是自2012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是相较于以前，投资和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推动力不断增强，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作用减弱，经济复苏的根基较为稳固。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喜人，房地产市场打破市场泡沫，呈现回升态势，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不断下降，国内就业形势趋于乐观，美联储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不断朝着好的态势发展。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但是由于国内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日元适度贬值，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砝码。欧元区经济复苏仍存在相当难度，目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逐渐缓解，金融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加强，但是欧元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仍不稳定，失业率逐渐增加，负资产状况严重，经济发展瓶颈难以突破。新兴经济增长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外贸出口严重不足、国内市场疲软，这些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主要国家已经加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经济发展方向，采取积极政策扩大内需，希望借此改变经济增长颓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1]

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较多，下行风险仍不容忽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在2012年的基础上小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增长幅度约为1.4%，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幅将达5.5%。

二、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年初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回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形势明显好转。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创历史新高，日经指数刷新4年半高位纪录，欧洲股市亦温和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西班牙、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去年7月份高点大幅下跌，与德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分别缩小2.9和2.2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塞浦路斯爆发银行业危机，但欧洲金融市场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金融形势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国际汇市总体平稳，虽然近期日元贬值和美元汇率趋于走强，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有升有贬，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分别升值0.8%、3%和4%，韩元和俄罗斯卢布则贬值5%和1%。

同时，应当看到，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金融市场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欧元区重债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塞浦路斯危机的后续影响有待观察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再度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供求关系仍是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复苏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原油、铜、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总体上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大宗商品价格将处于高位；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气革命导致其原油进口需求增速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铁矿石、铜、铝等矿产资源的需求。但总体看，今年原油等能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个别产品价格甚至可能出现小幅回落。世界银行预测，在不考虑地缘政治冲突、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原油价格指数将下降2.6%，金属类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3%，农产品价格指数则下降0.1%。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属性不断增强，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市场投机趋向，将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出现大幅震荡。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可能出现波动，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东、东亚等热点地区局势依然不稳，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难以排除。[2]

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总体仍将趋紧，货币政策可望继续宽松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率仍在上升。欧盟最新统计，2012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7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从86.8%和81.5%升至90%和85.1%。据IMF数据，2012年美国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07倍和2.36倍。为降低公共债务负担、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美欧仍将继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日本虽然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但在中长期仍将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等方式稳固财政。

在经济复苏总体乏力、财政政策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只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根据目前形势判断，美联储仍将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近期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欧央行在继续承诺无限量购债的同时，可能再度降息以支持经济增长。日央行也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努力摆脱通货紧缩的状况。

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旺和生产能力过剩，发展中国家则迫切需要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面临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出路，因此相互间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同时为了保护贸易，也会出现相应的维护和引导的组织。[3]

1.各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强技术交流与创新，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在不断提高。一般情况下，外向型，小国依存度大；自主型，大国依存度小。

2.区域经济一体化

出现了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一体化组织。在确保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在很多领域上相互合作和支援，成员国之间共同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3.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渠道

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而今，由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跨国公司通过高质量和性能的产品以及优良的售后服务将更能争取到国家市场地位。

4.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世界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一个新的行业――国际服务贸易迅速成长起来。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际间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贸易方式。贸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出，购买他人服务的一方称为服务进口或服务输入。

5.电子商务应用广泛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信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各种商业和贸易活动。电子商务减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商机。

六、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出口增长仍将受到外需不足的制约；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将层出不穷，对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全球流动性充裕，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可能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向也可能出现反复，对我国跨境资本管理带来较大压力。[4]

在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既要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要努力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继续扩大我国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当前，一是要继续稳定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努力改善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二是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走出去”步伐，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和扩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工程承包，积极促进出口。三是要完善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位一体应对贸易摩擦机制，维护我国企业正当权益。四是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妥善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继续做好控制物价上涨工作。

参考文献：

[1]刘玉成，童光荣.世界经济失衡与资本失衡：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04）

[2]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2（06）

第3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2012年，全球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这种低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2010和2011年，全球经济有了短暂的恢复，但只是世界各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动用大量资源，使用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虚假繁荣。当刺激政策的效应过去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只有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世界经济才能走出金融危机带来的低谷，中国经济才能完成转型。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美国家庭过度借债、过度消费，欧洲政府过度赤字，中国居民过度储蓄和政府、企业过度投资。

为了看清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美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制造泡沫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家庭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达到了顶峰，美国人平均家庭储蓄率已经接近于零。

与此同时，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大量发放信贷。2008年前后，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度把基准利率降到了史无前例的1％左右，此后甚至进一步降为零。

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大量放贷，贷款以次级按揭的形式，进入房地产部门。同时，华尔街又做了很多金融创新。一时间，美国市场上流动性严重过剩。

超发的货币超过了实体经济需要，在房地产市场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泡沫。这个资产泡沫再由华尔街以金融衍生品的方式，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扩散到了全球。

真正的危机始于2008年10月雷曼兄弟破产，此后金融海啸排山倒海般冲击着美国及整个发达世界的金融体系。

而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也是结构性失衡的表现。欧洲各国一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政府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债务不断积累。危机前，希腊政府的赤字甚至占GDP的14％，本就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3％。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又一次天量发债，并最终把财政压垮。

中国：过度投资造就产能过剩大国

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问题在于居民过度储蓄和政府、企业过度投资。

金融危机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只有2％～3％，而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是30％左右。大量资金存入银行，银行又将其放贷给企业用于投资，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十几年依赖投资，投资增长率达20％甚至以上的景象。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一直远远落后于投资的增长，购买力落后于生产能力。但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过剩的产能都销到了海外，这一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也由此被延长了生命。

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的需求萎缩，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随之水落石出。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是简单的外汇需求暂时疲软，而是对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挑战，这不是咬紧牙关熬个一两年就能过去的，需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

而结构的调整、模式的转换，不是一项政策能够实现的，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是至今并未成功，就是因为市场压力还不够大。

美欧经济复苏的快慢取决于债务清理速度，中国经济转型则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

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均取决于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改变这种失衡，可持续的复苏就没有希望。

清理债务是美欧经济复苏的前提

美欧经济的复苏，前提是将过去积累下来的过多债务进行清理。这个过程，即去杠杆化。

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目前，美国的家庭债务正在下降，储蓄率也上升到了5％，接近历史平均水平。再加上政府有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去杠杆化进展较快，因此美国经济也会首先缓慢复苏。

欧洲的去杠杆化过程比较痛苦，因为债务在政府身上，市场力量难以发挥作用，而民众又不愿意接受会损害自身利益的“治疗方案”，所以其削减债务进展非常缓慢。

现在，要看欧洲经济什么时候能复苏，只需要先看它的债务削减能不能取得进展，这是经济复苏的前提。

中国要让居民“敢花钱”

美国和欧洲是中国三大贸易伙伴中的两个，这两大贸易伙伴经济低迷，必然导致中国出口锐减，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能依靠的，只能是消费。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30％，投资占50％，美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70％，投资占20％，中国消费拉动GDP增长的潜力巨大。

中国应该如何刺激消费?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人之所以敢花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不需担心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花费。

这种转型不是一个号召就能实现的，而要切实去做许多结构性的改革。比如减税，将更多财政收入投入社会保障体系等。

目前，中国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幅超过了GDP的增长，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非常不利。

货币政策难以影响复苏进程

在解决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少研究人员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货币政策上。实际上，货币政策对改善全球经济的帮助很微弱。

美联储现在虽然在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投放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数据显示，美联储投放货币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不放贷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企业和家庭还没有清理完此前的债务，商业银行不敢继续放贷。所以，无论美联储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这些钱都不能通过商业银行进入实体经济。

在中国，我们曾经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是投放“四万亿”，结果却加速了产能过剩，使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现在，中国的钢铁、化工十几个行业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甚至连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过剩了。

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过剩的产能，而不是一些人呼唤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问题并非企业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投资机会，即使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企业拿到了银行的贷款，也找不到投资渠道。而与之相对，只要货币政策放松，通胀马上就会到来。

城镇化和服务业将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中速增长10年

那么，是不是应该就此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持悲观态度?绝非如此。因为中国国内的需求足够支撑中国经济以中等速度持续增长10年。

这些需求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城镇化，二是服务业。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城镇化率是50％，但真正的城镇化率是35％左右。因为在统计中，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居民都算作了城镇人口。但1亿多农民工并非城镇的一部分，他们的消费不在城镇，甚至储蓄也不在城镇。

35％的城镇化率，还不到日本和韩国的一半。随着更多的人进城，中国还要盖更多房子，开更多商店，建更多医院、学校，需要更多水电气等配套服务设施，这些都是拉动GDP增长的力量。

目前的问题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使得这些潜力不能转化为真实的购买力来支撑中国经的发展。这些体制的问题包括造成高房价的土地制度、财税政策以及具有歧视意义的户籍制度等。

地价不降低，城镇化就难以提高。所以土地制度改革、财税改革不能再拖了。

当然，政府肯定不愿意照方抓药，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奶酪被人动了。所以，中国的问题在于，医生知道药方，但是不愿意给病人开药。

第4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为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自2008年年底以来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并于2009年3月实施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主要内容有:一是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二是购入7500亿美元联邦机构以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劵,使此类证劵购入总规模达到1.25万亿美元。三是购入“两房”发行或担保的债券,总规模达到2000亿美元。截至2010年3月,美联储购买了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国债,最终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极度膨胀。2009年末,美联储资产规模高达22371亿美元,是次贷危机发生前2007年1月8785亿美元的2.5倍多。由于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未能实现预期效果,2010年11月美联储再次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即在2011年6月前购买价值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约合每月购买750亿美元,并表示将把到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所得用于国债再投资,以维持资产负债表规模。美联储希望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大量释放流动性,提高资产价格,压低实际利率,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如果说QE1主要是基于对金融市场一次性的救助,那么QE2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应对通货紧缩及高失业率。QE2到期后,虽然美联储并没有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但美国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得到延续。2011年底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上,至少到2013年中期不变。欧洲央行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方面相对谨慎。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欧洲央行等先后与希腊、爱尔兰政府达成1100亿欧元和85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并通过再融资操作、证券市场计划等措施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英格兰银行也继续将短期利率维持在0.5%,并维持200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规模不变。2010年10月,日本央行时隔四年多重启零利率政策,宣布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现行的0.1%降至0~0.1%,并推出了总额为5万亿日元的资产购买计划。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差异

    (一)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积极作用从实施效果看,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支持经济复苏和消除通缩风险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提高了信贷的可得性,对缓解信贷萎缩、提振市场信心、促进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初以来,美元和欧元的LIBOR-OIS利差大幅缩小,表明货币市场的信用风险明显降低,流动性状况明显改善。另外,发达国家通过建立一系列资产购买机制,改善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通过对所购买和用于抵押的金融资产定价的规定,促进金融市场定价功能的恢复,特别是帮助MBS、ABS等资产证劵化产品的定价;通过对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减少了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进而稳定了金融市场。实体经济方面,发达经济体由2009年的负增长3.4%跃升到2010年增长3.1%,同期,新兴经济体由2.8%上升到7.3%。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出现复苏,截至2011年第2季度,美国经济已连续八个季度增长,其中2010年四个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3.7%、1.7%、2.5%和3.1%。另外,欧元区经济在连续5个季度负增长后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表1)。

    (二)对美元汇率和全球大宗商品的影响从美元指数的变动来看,2002年至今美元指数呈现出波动中贬值的趋势。期间出现两次大幅反弹,一是出现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集中爆发时期。二是出现在2010年上半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集中爆发时期。这两次反弹都是由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国债市场避险。另外,美国政府也面临着财政赤字持续高居不下的困境,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1.29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8.9%;2011年11月,美国的国债余额突破15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010年GDP总额14.6万亿美元。长期看,美元汇率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工具,出于转嫁危机成本和减少债务负担的考虑,拥有庞大负债的美国希望通过美元持续贬值刺激出口,促进经济复苏和调整经常帐户赤字。因此,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巨额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预示着美元的中长期仍然将呈现震荡下行的趋势。由于美元是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最主要的计价货币。2010年以来,随着美元的贬值,国际贵金属黄金、石油等商品价格屡创新高,特别是黄金价格目前高达1700美元/盎司,国际原油价格上升至100美元/桶以上。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小麦、棉花、有色金属、煤炭、矿石等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IMF统计,2010年国际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6.1%。其中,非能源类商品上涨26.3%,能源类商品上涨25.9%,非能源类商品中的工业原材料上涨43%,食品饮料类上涨11.8%。(三)各国通货膨胀的差异表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没有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明显上升,日本甚至出现了通缩迹象,但许多新兴经济体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世界各国的物价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10年美国所有商品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为1.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上升仅为0.8%。由于欧盟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计划,这些措施消除了欧元区通胀的压力。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消费者调和物价指数(HICP)同比上升2.2%,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HICP,同比上升只有1.0%。IMF预计,2011~2012年,美国的通胀率将上升至3%和1.2%,欧元区通胀率为2.5%和1.5%,这表明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压力维持在较低水平。通货紧缩一直成为影响日本经济复苏的严重问题,2010年以来,日本物价指数持续下跌,2010和2011年日本物价指数分别为-0.7%和-0.4%。[2]许多新兴经济体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格局出现分化。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持续过剩,套利资本大量流入经济增长相对强劲、利差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加剧了新兴市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2010年,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分别为3.5%、12%、5%和6.8%。2011年以来,中国CPI指数连续数月高达6%以上;IMF预计,2011~2012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通胀率为7%和5.1%(表2)。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差异的原因

    (一)货币乘数下降导致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效果明显减弱以美国为例,虽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但M1货币乘数却持续收缩。金融危机前该乘数长期维持在1.6~1.8倍的水平,2010年2月一路下探至0.79,后来有所回升,但截至2011年4月,美国M1货币乘数为0.752,且仅为危机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图1)。其原因是面对美联储注入的庞大资金,保守的银行宁愿将这部分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美联储,也不愿把资金贷给企业,结果是美联储投放的美元只有一小部分形成了美国国内的流动性。

    (二)货币政策的漏损和溢出效应严重影响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日本2001~2006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显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不必然导致通胀产生,日本的CPI直到2004年10月才恢复正值。其主要原因是日元套利交易对日本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漏损效应,即日本的金融机构和居民通过日元套利交易将持有的日元资产兑换为外汇资产,降低了日元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导致境内流动性向境外市场漏出。据此,当前美国的超低利率也将使美元取代日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套利货币,资本大量流出美国将抵消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由于当前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比较低,美国投资者会大量增加海外资产的购买,特别是购买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从历史经验看,由于美联储实际上是“准世界中央银行”,也是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投放的美元历来都有较大部分溢出美国,变成国际游资,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美元溢出越多,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越弱。另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较大冲击,加剧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和货币竞争性贬值的风险,并通过汇率和资本跨境流动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

    (三)从贸易和生产全球化视角看,当前已经形成了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体系,减轻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低附加值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也加快了发达国家的进口步伐。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发达国家的出口大幅提高了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减轻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提高了其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以中美贸易为例,由于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价格明显低于其他进口国,2003~2010年,中美贸易使美国通货膨胀率降低了0.2~0.8个百分点。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报告,1996-2005年,美国进口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大约6000亿美元。

第5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一、货币政策应具有前瞻性,侧重引导市场预期

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具有时间滞后性,以及传导效率的损失,货币政策调控必须要有前瞻性,考虑到M1和M2传递到CPI有大约8―19个月的时滞,在CPI转负为正、并且呈持续上升趋势时就该开始回收流动性,平滑资金供应并相应地减缓信贷扩张速度,稳定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也能避免到时货币政策过度调整的风险,并强化政策的时效性。通胀上升有一个过程,并且与消费者的通胀预期高度相关,因此货币政策应提前主动引导市场预期,一方面可以打消人们对货币政策“一步到位”和“突然袭击”的顾虑;另一方面可引导人们认识通胀不会在某一“时点”出现突然爆发的“拐点”,稳定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可预期”意味着经济运行平稳,“不可预期”意味着经济运行非常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可预期”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二、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微调”流动性

货币政策不能在经济增长没有完全稳定之前改变取向,为缓解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应围绕回收过多流动性,依靠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进行“微调”,可能动用的货币工具应该是结果比较确定、针对性较强、目标取向比较清晰的市场化工具,比如正回购央票,发行定向票据,特别存款,信贷的“窗口”指导等。应科学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来对基础货币或货币乘数进行调节,规模和力度都应该控制在温和范围之内。如果全年经济增长在9%以下,即使全年通胀水平超过2%,M2有10―15%的增长水平就足够了。

三、通过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来解决经济复苏的动力切换问题

由于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货币政策不必进行总量性的紧缩调整,但需要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解决目前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政府投资的问题,使复苏的动力由政府投资拉动型切换到市场内生增长型。包括对各个银行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行业之间投放的不平衡、地区之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进行调整。通过窗口指导、担保贴息等政策引导银行结合产能调整和结构升级,逐步加大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贷款支持力度,并逐步将贷款重点从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向设备投资方面转移。适当调节政府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节奏和结构,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总量上控制大中型银行的信贷投放冲动,同时消除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信贷歧视,促进经济自主回升。

四、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扩大国内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疏导过剩流动性从单一的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类回流到有真正融资需求的实体经济中

包括加快IPO步伐、加大企业债券发行力度、开发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债券品种、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或其他产品,改变投资者单一的买房投资形式。通过上述渠道,可以防止资金过度集中在股票二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以及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中,以促使大量流动性通过非银行渠道流入到银行通常不愿触及的实体经济中(如中小企业和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不但会降低资产泡沫和银行坏账的风险,也给渴求资金的非主流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融资机会。

五、准备好应对不同经济形势的货币政策预案

今年世界政治经济走势、国内突发事件、资产价格、政策的滞后与“超调”等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高通胀”及“高增长、低通胀”都有可能。在此情况下,今年货币政策需要针对正常情况与特殊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应对预案。

(一)如果经济“二次探底”(如低于8%)而通胀压力不大,宽松货币政策应适当加大力度

此时,货币政策在操作力度上只能放松而不宜紧缩,可以首先考虑在公开市场进行逆回购操作,同时减少定向央票的发行频率和规模,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三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中小企业、服务业、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应该有一定的通胀承受能力。欧盟把2%的通胀作为紧缩货币政策启动的指标,因为欧盟经济增长率大体一直在1%左右。我国经济增长率一般在8%以上,能承受的通胀率理应更高一些,“两会”报告提出把通胀控制在4%之内,只要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在中国8%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下,通胀的承受力应该超过4%,而现阶段通胀可承受能力应在6%左右。

(二)如果经济面临“滞胀”风险,货币政策应转向“相对中性”

经济不景气时期实体经济投资机会不足,宽松的货币环境非常容易推动资金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这种大规模的投机行为,完全有可能在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之前,在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推高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引发全球“滞胀”。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在实体经济复苏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况下,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提前走出见底回升态势,打破了长期以来价格变化滞后于实体经济变化的规律。这一价格变化的主因不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发生变化,而是货币、金融、“热钱”的超前布局。受能源原材料价格走势影响,未来我国可能出现CPI先于GDP回升到长期平均水平,呈现阶段性“滞胀”局面。如果CPI持续数月越过3%的警戒线,而GDP增速仍在9%以下徘徊,经济出现“滞胀”苗头时,货币政策应提前行动,从偏积极转向相对中性。

(三)如果经济稳定复苏而通胀压力上升,宽松货币政策应提前考虑退出机制

判断经济是否进入稳定的上升通道,关键看三个指标:一是出口市场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平均水平,外需拉动开始发挥作用;二是居民消费持续扩张,增速稳定在16%以上;三是民间投资有实质性启动的迹象。在通货膨胀苗头初显,如CPI连续两个月接近或者超过3%,货币政策就应该开始适度紧缩,可以考虑先行收紧信贷,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正回购操作,并加大定向央票的发行量和发行频率。如果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可以通过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等手段收紧银根,来抑制货币信贷向通货膨胀的传递,同时缓解公众的通胀预期,为过热的经济降温。

(四)如果经济稳定复苏、物价平稳,货币政策应重点关注资产价格泡沫

目前中国实体经济表现不错,物价平稳,最大问题在于充裕流动性刺激下的资产价格泡沫急剧膨胀。国际经验表明,资产价格高涨而一般物价稳定,是决策层最难应对的局面之一,央行通常的选择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坐视资产价格走高。上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持续走牛而物价水平保持低位,因此美联储迟迟没有找到启动紧缩周期的依据。直到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灭的初期,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失业率走低,通胀压力高企,这些关键变量为紧缩政策提供了切实依据。可是这些指标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新公布的指标反映的是若干个月之前的经济状况,这使得紧盯实体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极容易产生超调。日本也犯了类似错误,资产价格泡沫在1990年破灭之前,一般物价平稳,日本央行因此将利率保持低位,以刺激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最终尝到的是泡沫崩溃的苦果,经历了长达18年的通货紧缩,至今还没有走出来。

第6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正逢金融危机渐渐消退，欧洲多国债务危机却逐渐显现。在其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审视因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世界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正试图从刺激经济政策转向财政紧缩。在此，G8峰会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力不从心了，而G20峰会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以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来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虽然，G8峰会在这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G8峰会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

第7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受到经济率先复苏预期、总体流动性过剩以及希腊危机的多重因素影响,国际资金近来持续增加对亚洲资产的押注,韩元、菲律宾比索以及印尼盾等不少亚洲货币兑美元的汇价都已升至近两个月高点。大幅增加的国际资本涌入,使得新兴经济体应对经济快速复苏的政策更加“复杂”。出于对本币近期过快升值的担忧,韩国、菲律宾两家央行公开进行了汇市干预,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央行也跃跃欲试。

亚洲汇市波动引发干预

亚洲货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外资的大量流入。来自EPFR的统计显示,仅在上月底前的一周中,其跟踪的各类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净流入2.4亿美元,为连续第三周出现资金净流入。今年以来,这类基金已累计净流入22亿美元。亚洲除日本外的新兴市场吸引资金尤为明显。同时,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也受到追捧。

在韩国,外国投资人近期持续买超当地股市。外资持续涌入给韩元带来了不小的升值压力,韩元兑美元触及七周新高。韩国央行4月以来多次出手买入美元进行汇市干预。

菲律宾央行也于4月中旬入市干预,以抑制菲律宾比索涨势。此前,比索兑美元汇价一度触及近两个月高点。

此前,泰国央行也对汇市实施了干预。泰铢兑美元汇价一度触及近两年高点。

在其他亚洲市场,马来西亚本币林吉特兑美元汇价触及19个月高位,涨幅一度接近0.6%。马来西亚央行正式启动加息,也直接导致大量资金加速流入该国市场。另外,印尼盾兑美元汇价今年以来已上涨近2.5%,目前仍在七周高点附近徘徊,这些央行可能也会实施干预。

在中国台北,海外资金也连续买超当地股市,推动新台币升至一个多月高点,并持续刷新自今年1月中旬以来的高点。

国际热钱披着合法外衣流入中国。根据长期的观测,中国跨境资金的流动大部分是合法合规的,是合理的,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解释的。但也不排除部分违法套利的资金混入。

诱发因素不消热钱难退

热钱流入究其原因一是受到经济率先复苏预期、总体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亚洲经济复苏前景预期和危机期间全球央行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市场资金过度充裕;二是投资机会冷热不均。欧洲债务危机阴云不散,迫使大量资金流出欧洲选择到美国避险或者到亚洲掘金。由此导致的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扬等负面效应已经在新兴经济体中有所显现。比如,印度和俄罗斯去年底今年初的通胀水平就已经达到15%,而亚洲多国房地产领域也已开始出现泡沫。热钱流入正在加剧亚洲通胀与资产价格上升风险,而这已成为该地区目前“主要的短期增长威胁”。风险最大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印尼和韩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今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可能会高达8000亿美元,而去年下半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按年化计算约为4500亿美元。以中国为例,2010年前三个月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合计为318亿美元,如果采用“外汇占款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再减去FDI(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方法,则这一数字可达716亿美元。这些资本的流入是全方位的,包括银行贷款、直接与组合型投资以及随利率变化而亦步亦趋的热钱。流入这些市场的多数资金通常最终成为股票或房地产,从而加大这两个领域的通胀压力。

资本管制或成政策必选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经历了本轮金融危机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政策较之最大化金融市场功能的政策吸引力要更大。目前,包括IMF在内的多家官方或私营国际机构均已对亚洲热钱流入的风险作出警示,亚洲各国也已不同程度地采取行动加以防范。目前比较普遍的短期应对措施有两个,一是实行资本控制,二是扩大外汇储备。不过,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后,亚洲很多国家实际上外汇储备已经过剩,可以说其应对突然性资金外逃的能力已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容外储不仅成本昂贵,而且可能会因为央行的不完全冲销而加大国内基础货币供应,进而助长通胀压力。此外,收紧财政政策也可能有助于抵御热钱,但因为全球经济复苏仍存不确定性,且亚洲复苏也尚未达到“自我可持续”的状态,过早退出不排除会将亚洲经济的“V”形反转改写为二次衰退。

相比较而言,采取适当行政手段对资本进行控制可能短期内更具成本效益。比如,通过提高存款要求或者征收金融交易税等方法不仅可以降低对外部短期资本的吸引力,同时也有助于帮助资产价格降温。中国台湾地区央行行长日前呼吁“在经济和金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或采取资本控制来促进金融稳定”,印度央行行长上月亦表示如果外资流入激增,该国将“切实采取”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

第8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两个基本点、一个重要原则

在此次的“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以及2009年3月各成员国首脑的再次讨论中，欧盟政府始终强调危机应对中的“两个基本点”和“一个重要原则”。

第一个基本点是要向经济体中注入购买力和信息，以刺激市场需求，恢复市场的信心。欧盟作出承诺，各成员国以及欧盟政府将紧急注资2000亿欧元，即将欧盟GDP规模的1.5％用以刺激“稳定与增长法案”中所说的需求，包括企业的需求和消费者的需求，因为这两种需求既是经济体中需求的主体，也是市场生产、交易活动的主体。如果这两种主体恢复了市场信心，欧盟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就会有可靠的保障。

第二个基本点是通过在短期中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增强欧洲在长期中的竞争力。欧盟旨在通过一系列的计划，来对经济体进行“聪明的投资”，也就是投资于未来发展所需要的那些技能，投资于能创造就业和节省能源的新能源技术，投资于能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的清洁技术，投资于能提高效率和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国家间的网络互联等。与此同时，通过此次的欧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还要帮助各成员国开放对中小企业的新型融资方式，降低这些企业的行政负担，并大幅度进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升级，为欧盟企业提供良好、低廉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支撑。

一个重要原则是在进行经济复苏的行动中，要保持内部的团结和社会的公平。欧盟认为，只有保持内部的团结和社会公平，才能充分发挥欧盟的规模经济、效率改进等方面的好处，才能让欧盟团结一心，从容应对危机。

四个优先领域

除了以上的两个基本点和一个重要原则之外，欧盟还着力强调四个主要优先投资和解决问题的领域。

第一，与人民生活、就业、福利、安全等密切相关的领域，也即在经济复苏和救助的过程中，人永远是被放在第一位的，这正是欧盟长期以来所宣称的“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与企业的投资、生产、产品销售、运营成本降低、管理、创新等密切相关的领域。比如，如何保障中小企业能得到与大企业均等的融资机会，如何保障企业运营成本的逐步降低，如何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等。

第三，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主要是解决整个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的开发、住房清洁能源的使用等方面。因为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是社会公民、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硬件，如果这些设施供给不足、质量不好、效率不高，就必然会影响欧盟经济的高效运行。

第四，关注未来的研究与创新，增加在研究与开发、教育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尽管属于长期投资，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回收成本，但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地方就是人类能进行未雨绸缪和长远规划，能更加科学也更具长远地创造未来所需。

十个方面的行动计划

在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中，上述四个优先解决的领域将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具体行动计划。

第一，就业支持行动。欧洲委员会提议简化个人申请“欧洲社会基金”支持的标准，并允诺从2009年开始对个人进行提前的资金资助，总额达18亿欧元，主要用于低技能工人的职业规划、强化培训、再就业培训以及技能提升培训；给予那些自主创业的企业和个人以资金支持，给予企业成本上的资助；给予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以资金支持和融资支持；与大学、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力量密切合作，让人才能够与企业的发展、所需的技能相互匹配。此外，通过欧洲“全球化调整基金”来干预经济的重点领域，为企业提供补贴和资金支持，目的是让企业保留工作岗位，储备人才，以备经济好转之需。

第二，创造劳动力需求岗位。比如欧盟承诺降低对企业雇用低收入人员的社会收费，目的是促进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引进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对家庭和婴儿看管发行服务票据，对弱势群体就业发放暂时补贴，并对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进行增值税减免等；要求各成员国的人力资源自由流动，促使工人技能和市场需求相互匹配，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管理合作和协调，为欧盟工人和人力资源提供职业指导；根据未来所需，对工人进行未来所需技能的培训，适应低碳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等。

第三，增加对企业的融资。比如欧洲投资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总额为300亿欧元的贷款，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净增了30％；同时，对欧盟经济关键领域的中型企业追加10亿欧元的贷款；简化国家资助企业的程序。根据《里斯本条约》，推进研究、创新、培训、环境保护和清洁技术、交通和能源效率方面的资助，并且对那些投资超过欧盟环境标准的企业进行补贴和贷款优惠。

第四，减少企业的行政负担并促进企业家才能的培养。在《小企业法案》的基础上，为了大幅度减少企业的行政负担，增加公司的现金流，让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欧盟以及各国政府承诺：无论人们在欧盟什么地方成立新的企业，都会在三天之内办完所有的手续，并且不收任何费用；取消个体企业每年的账户资金限制，将开办新企业的资本限额限定为1欧元；从2009年开始，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界经营不受任何限制，且面临的公司规章全部统一。

第五，通过投资，现代化欧洲的基础设施。在接下来的2009年和2010年，欧盟将动员额外的50亿欧元用于欧洲内部能源互联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2007至2013年，向各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347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盟承诺提前融资总数为45亿欧元用于企业的结构转型；欧盟还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目的是推动主要投资项目的实施，促使企业使用金融工程基金，简化货款的提前支付规定，在均等比率的基础上扩大基金的支出。

第六，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欧盟和各成员国还将采取紧急措施，提高居民住房和公共建筑内的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绿色节能产品的使用。比如，欧洲将实施最高级别的能源使用效率标准，并颁发相应的能源证书；还有，对于那些达到能源效率或者节能的企业进行财产税收减免等；通过重新制定欧洲的结构基金让更多的投资进入具有能源效率的项目中去；同时，欧盟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和相关国家的银行发起一个“2020能源、气候变化和基础设施基金”；敦促各成员国和相关产业开发创新融资基金。

第七，促进绿色产品的快速普及。降低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增值税率，旨在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并给予消费以各种激励，鼓励消费者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各成员国还应该对外部的电力设备、备用电力消费，安装顶灯和日光灯等实施环境绩效标准检验；对其他节省能源的电视、内部照明、冰箱、冰柜、洗衣机、电饭煲、空调等进行相关的经济激励。

第八，增加在研究与开发、创新和教育上的投资。各成员国和私人部门都应该增加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还应该增加私人部门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为这些行为提供财政和经济上的刺激、补助或者补贴；推广公共和私人在这方面的合作，修改相关的法案，为未来的发展进行人才培训。

第九，开发企业和建筑的清洁技术。为了支持制造业中的创新，特别是建筑业和汽车业的创新，欧盟建议建立三种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一是在汽车部门，推出欧洲绿色汽车行动，促进在可再生能源和非污染能源使用、安全和交通快捷性方面的技术突破，为汽车制造厂和生产者提供贷款，投资额为50亿欧元；二是在建筑领域，推进绿色技术和高效能源体系、材料等方面的建设，鼓励地区和当地政府采购网络和标准的建立，投资总额为10亿欧元；三是促进制造业的技术应用，帮助中小型企业通过开发和一体化，比如工程技术、工业工艺和先进材料等的应用，来应对全球竞争压力，估计总投资额为12亿欧元。

第十，建立普及大众的高速因特网。高速因特网的使用可以促进快速的技术溢出，推动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其重要性不亚于19世纪的铁路建造。为了使欧洲成为固定和无线通信方面的领先者，并促进高附加值的服务，欧洲承诺加速因特网技术的升级和延伸，目的是2010年让高速因特网覆盖全欧洲。同时，升级现有网络的质量和运行效率，促进光纤网络的投资，建造无线宽带技术。

欧盟危机应对给我国的四点启示

欧盟所进行了一系列危机应对的举措，至少给予我国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欧盟的此次危机应对着眼于眼前的燃眉之急，但应对危机举措却是要培养欧盟经济在长期中的竞争力。比如，欧盟主张在整个投资和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要对经济体进行“聪明的投资”。所谓“聪明的投资”，就是那些投资于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培训，投资于未来所需要的人才培养，投资于能创造就业和节省能源的新能源技术，投资于能提高效率和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国家间的网络互联建设等方面，这种着眼当前、关注长远的可持续眼光就值得我国学习。事实上，研究与开发能提高我国长期的竞争力，教育能促使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但我国此次的危机应对似乎并没有给予研发、教育和长期发展所需的一系列相关制度改革以足够重视。比如，教育部门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缩影，教育资源的公平性仍然没有很好地体现，从事创造性工作、对经济具有巨大正面外部性影响的研发人员的报酬仍不尽合理，私人对研发、教育的参与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等等。

第二，欧盟历来重视中小企业，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小企业一直是欧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欧盟各成员国有《中小企业法案》，欧盟还有《里斯本条约》。在此次危机应对的过程中，欧盟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这些企业的融资、行政负担缩减、提高公共治理效率等方面作出具体承诺，比如成立新企业三天办完所有手续，企业注册资本最低为1欧元等。如果从此方面看，我国本应该做得更好。因为，中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最主要经济形式。比如，2008年，我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5％，占我国GDP增加值的70%―80％，占全国工业产值的65.24%，占全国总利润的57.98％，占全国新增就业总量的80％，而创造的技术创新比重也占到全国技术创新总数的75％，占全国总发明和专利的65％，占全国发明和创造的新产品总数的80％。1999年，我国不少的研究机构就开始研究成立民营银行来解决民营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时至今日，几乎10年已经过去，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三，欧盟善于通过各种财产税、增值税、收费减免的形式对关系欧盟长远发展的、能提高经济体竞争力的产业进行优惠，促使企业进行结构和战略转型。比如欧盟对那些达到能源利用效率或者节能的企业给予财产税减免；通过欧洲结构基金的引导，让更多的投资进入具有能源效率的项目、产业或者绿色环保的产业中去。我国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能源利用效率并不高，新能源的开发也并不先进、清洁技术的普及仍需要加强等。今后可以更多地借鉴欧盟在这些方面的税收减免等制度形式，给予企业足够的经济刺激。还有，早在1999年，我国就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而1999至2005年也确是这样一个进行战略转型的好时机，但这一时期出台的政策大多是指导性的，没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等制度形式相配合，结果，这种进行结构和战略转型的黄金时期就被白白断送。在此次的4万亿基础建设投资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各方面的投资，而相对缺乏这些财政、税收等制度上的刚性激励。

第9篇：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2006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出现动荡，违约的贷款数量不断增加，数家次级市场放款公司陷入坏账危机。2007年3月，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初步显露危机，不久，次级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发展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为了使本国经济复苏，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效果较差，美国正在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冲击巨大。

一、增加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的压力

据相关数据显示，约有41.2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已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这个数字占全球股票市场总吸纳额的百分之53.72%。据IMF统计，仅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一年时间里，从美国本土流入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就增加了400%，流入形式主要包括各类债券、国际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等等。大量美元的涌入直接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的压力，其负面影响是导致资本大量外逃。如果与国际经济脱轨，将导致巨额国际资本外流，从而导致新兴国家股市强烈震荡。

二、增加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形成的压力

2010年，我国央行宣布，由于美国长期维持零利率政策，美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套利货币，美元大量地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国际资产泡沫不断增加变大。发达国家小部分的金融资产变动，就可能给弱小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总额仅占目前实际投资组合的2%-7%，全球股票和债券价格每变化1%，会导致4，85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流动①。由此可见资产泡沫的产生难以避免，这些泡沫将主要出现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当中，并使房价不断攀升，股市泡沫分裂新生，形成虚假的经济繁荣景象。如此大规模的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如果美联储推进加息进程，将导致泡沫破裂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三、增加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的压力

美元贬值对新兴市场国家所产生的输入性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价格压力，最为典型的就是金砖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CPI在2010年同比上涨分别为6.5%、9.6%、9.1%、5.5%和5.7%，都超过了各国政府计划的通货膨胀区间。如果各种原材料和能源的大宗商品价格继续飙升，需求量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将遭遇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即使新兴市场国家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效果也会微乎甚微。

四、增加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的压力

美联储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复苏促进出口增长，极力推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升值，出口大幅萎缩。自2009年伊始，巴西雷亚尔在随后一年半中对美元持续升值的幅度超过了30%，南非兰特对美元汇率上涨接近40%。2013年1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报价为6.2218，创造了历史新高。货币的升值将大大削弱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当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国际资本将出现回流，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甚至隐藏金融危机的危险，1994年墨西哥的货币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此有关。

五、中国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第三轮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在所难免。若对资本项目缺乏严格的监管制度，势必导致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这种混乱的资本流动会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危机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央行应制定相关政策主要管制一下两点：（1）短期内加强资本管制；（2）长期内加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管理。

（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美元贬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如果人民币能成为硬通货用于国际结算，则有利于我国贸易盈余的价值稳定，更好的应对美元贬值的冲击。尽管世界货币的体系和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但美元在国际市场的公信力正在下降，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抓紧制定行之有效的资本账户开放制度，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支付和境外国债发行的规模。从经济战略角度而言，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获得区域性货币的地位是应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有效手段。

（三）优化汇率的形成机制

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是人民币汇率的两个核心问题。只有不断优化和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在根本上保证汇率水平的健康平稳发展。近几年来，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水差不断变大，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国央行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对汇率进行调解，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不仅能有效抵消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同时也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实践，2012，25（1）：38-41.

参考文献：

[1]董运图，杨增雄.美元贬值的原因探讨及我国的对应之策[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26（1）：16-20.

[2]翟会颖，刘婧.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运行效果分析[J].财经视线，2011，24（1）：55-56.

[3]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实践，2012，25（1）：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