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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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第2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制度 超前消费 自由经济制度

近年来美国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爆发，房地产业严重衰退，造成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国政府托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等，由此引发全球股市大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穿2000点。全球金融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当前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美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发达程度、透明度、监管力度，还是融资规模、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都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目前出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呢？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监管制度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出了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对繁荣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衍生产品太多，加大了投机风险，而与此有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及防范措施却未能跟上，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美国本轮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

在各种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中，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危机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特别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长期的低利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三大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信贷市场和房贷市场，二是减少了居民储蓄，三是加剧了美元的贬值。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庞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弥补，结果是美国的资本账户逆差大幅度增长，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引起外资撤离，美国就难免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二、超前消费陷阱

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费，使得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为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寅吃卯粮、疯狂消费，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利率不断走低，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弥漫全社会的奢侈消费文化和对未来繁荣的盲目乐观，为普通民众的借贷超前消费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费，而这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纷纷通过按揭手段，借钱涌入住房市场。但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涨势只是稍稍趋缓和下降，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消费太多，则会使得储蓄减少，从而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导致投资不足，影响经济的下一轮发展。而美国正是消费的过于旺盛，挤占了投资，坐吃山空，经济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迷信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把“双刃剑”，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一般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华尔街，而在于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推行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的经济政策等。客观而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

但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而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休止地把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推向极端，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威胁和破坏。大量金融证券机构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利用宽松的环境肆意进行投机，并因此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机过度，尤其是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比如：互联网和房地产等，严重损害市场稳定的基础，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近几届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美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状况，过于迷信自由经济理论，终于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贷款衍生品中的问题引起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秩序与金融发展失衡、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但我国存在着许多类似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公齐: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金融危机成因解析[J].现代财经,2008,28(8):25～28

第3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对于其形成机制，现有的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解释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化，而基于“行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体阐释行为转变背后的动因。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利润率动态、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实现机制。作为多因素危机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对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测算表明，利润率下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恢复;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兴起，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然而，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关键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它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由金融膨胀所支撑的经济，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

金融化;利润率下降;新自由主义;美元霸权

一、引言

过去三十多年，美国经济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金融部门兴起，取得了相对于产业部门的优势。一方面，金融资产的数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剧增加，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另一方面，金融渗透到了产业部门，产业部门日益卷入了金融扩张过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但只有美国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要深刻理解这一转变过程，需要结合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进行分析。虽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只有美国在美元霸权的支撑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模式。目前学界对金融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阐释，包括资本积累模式角度、垄断资本角度、阶级关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义重构角度、资本主义长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角度等。克里普纳(2008)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

［1］以斯威齐、巴兰(1977)［2］和福斯特为代表的“每月评论”派基于垄断资本理论阐述了金融化兴起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生产力进步与垄断的存在，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巨大的剩余无法得到吸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而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对过剩资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对生产停滞的反应;福斯特(2007)［3］沿袭了斯威齐的分析传统，用“垄断金融资本”形容金融化阶段的垄断资本。杜梅尼尔和列维(2011)［4］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金融阶级的上层一直在谋求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且它们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增强自身力量，以谋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结构危机背景下金融阶层权利的恢复与扩张，是金融霸权的复兴;它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获得对工人阶级的压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统治地位。爱泼斯坦(2005)［5］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地位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化，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人与金融机构地位的日益上升。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2007)［6］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下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推动的一系列重构带来的，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的重构。具体说来，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运行，取得了相对于实体部门的力量优势;理论反映了金融部门的利益，推动了公司行为的变化，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日益结合在了一起;在经济政策方面，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促成了一个政策框架———新自由主义盒子，它由四面组成:全球化、小政府、灵活的劳动市场和抛弃充分就业目标。阿瑞基(2011)［7］将金融化放在了一个资本主义跨越百年的长周期中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个核心大国主导;历史上先后有热那亚、荷兰、英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质扩张停止，霸权国家积累的财富投入金融领域，成为靠食利维持的国家并最终衰落;此次金融化不过是美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20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转变，即公司治理中股东价值上升，公司开始面向金融市场经营。拉帕维查斯(2013)［9］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了，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转变中探寻金融化的根源。过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业日益摆脱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独自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集中于在公开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赚取费用，并为家庭提供金融服务以赚取利润;个人和家庭则日益依赖金融市场获取关键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然而，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各学派对金融化的阐释存在很大差异。以斯威齐为代表的美国新者，将金融化看作实体经济停滞的后果，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转变为剩余过剩规律，并用这一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从而没有看到利润率下降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利润率下降危机为金融化兴起的背景。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认为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的违背。因而通过抛弃新自由主义、实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进投资社会化和让食利者安乐死等凯恩斯主义政策，就可以挽救资本主义。帕利的缺陷是没有看到金融化的兴起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也没有看到他所主张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机周期性形成的过程，但是“他却没有考察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实际的经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发展可称为经济‘金融化’的理论，即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他也没有考察经济停滞问题，即居于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增长”(福斯特和迈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维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积累与实际积累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金融与生产的关系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复杂的多，二者之间存在中介过程。目前许多非主流学者的金融化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中介过程，简单地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归结为直接因果关系。此外，拉帕维查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食利者阶层，将金融体系与资本家阶级中的食利者部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金融机构首先是将社会闲散资金调动起来的中介者，而非一个食利者社会阶层———虽然其在当代的掠夺性日益增强。拉帕维查斯的解决方法是从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变化出发，建立了金融化转变的“行为”机制。然而，行为的变化只是结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动机驱动的。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行为转变出发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机制仍有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嫌疑。

拉帕维查斯集中于“行为”的方法克服了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的缺点，但是我们需要解释驱动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具体因素。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动机和行为反映了资本的内在要求———寻求增殖。因此，对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实际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在发挥着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生利润率下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转变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此外，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美元霸权的关键作用。本文试图结合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问题、制度条件、公司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对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阐释。对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单纯分析金融膨胀过程，而是应该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基础上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有些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化转型，而另一些学者只专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种变化趋势，那么无疑除美国之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资本积累方式的彻底转变，那么只有美国发生了这种彻底的转型。因为正如本文所论证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金融化的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为后者，即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转型。

二、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1945－2013

(一)利润率下降危机二战后，美国形成的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它以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和大批量、标准化的消费为特征，国家对经济整体进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观上倡导经济自由的同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对金融实行监管，使之服务于生产资本。这一体制促进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开始充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欧洲、日本和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第三世界国家较低的国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债制约了其购买力。生产能力扩大与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最终引发了一场利润率下降危机(谢富胜，2007［12］)。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成因一直有很大争议，因为并不存在一个一致的危机理论。危机每次发生之后，消费不足危机论者、比例失调危机论者、利润挤压危机论者和利润率下降危机论者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释。然而，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生的经济危机，者普遍认为危机之前利润率下降有经验证据。谢克(2014)［13］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有其内在的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特定历史阶段的积累模式从根本上都是由利润驱动的，利润是商业行为的核心调控者。因此，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需要综合考察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作为多因素危机理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能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综合起来(谢富胜等，2010［14］)。利润率动态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尽管学者普遍认为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于利润率的测算方法依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所涉及的企业范围和如何计算资本存量与利润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应该扣除利润税，并用重置成本测算资本存量;于松则将公司部门利润与业主收入都纳入进来，从而使用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利润概念———包括税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门的利润;与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张用历史成本测算固定资产价值，从而需要校正通货膨胀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尔和列维(2004)［16］的方法计算了1945－2013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税前利润率。利润率公式的分母为非金融企业的非金融资产(按现行成本计算，包括建筑物、设备和存货等)，分子为净利息支出与企业税前利润(包含存货价值调整和资本耗费调整)之和。如图1所示，1965年之前美国非金融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利润率从1965年开始下降，整个七十年代在较低的水平上波动，始终没有恢复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利润率降到了谷底。资本主义世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机之中，表现为经济停滞、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和企业大量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二)恢复盈利的努力对于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危机，20世纪60年代还能起效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克服。第一种方式是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使亚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了一批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使过剩资本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这并无助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解决，反而最终会加剧这一问题，因为生产能力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了。第二种方式是将资本转移到金融部门。这是资本盈利的要求对实体经济利润率低的自然反应，“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高峰，2010［17］)。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转移，还是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资本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资本的国际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实施的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金融实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要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问题，需要抛弃过去的监管框架，为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扫清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满足了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化的制度条件与微观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与金融监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已破产的凯恩斯主义的替代品，新自由主义渐渐兴起，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即对企业实行私有化，削弱工会，削减社会保障，减少政府的作用，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让自由市场原则调节经济运行。在国际层面，它主张扫除一切对资本国际流动施加的障碍，促进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它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为金融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科茨(2011)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了金融化兴起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发生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最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它是一种社会积累结构，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恢复与增长，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对于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带来了金融化还是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科茨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18］。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统治地位，关于国家干预是坏的而自由市场调节是好的信条已经深入人心。在英国和美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启了自由化改革。为了能够自由地追逐利润，金融部门积极推动了对自己监管的放松。美国1980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了《吸收存款机构法》，1987年通过了《公平竞争银行法》。这些法律逐渐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对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竞争和并购等。特别是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打破了银行分业经营格局，为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涉足房地产行业铺平了道路。据福斯特估计，美国总金融利润直到1989年才开始超过1970年左右达到的20%的水平，即大约对金融业放松监管八年之后，金融业利润才出现快速增长(福斯特，2010［19］)。如图2所示，金融去监管化与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战后金融监管的加强抑制了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去监管化使金融部门的实际相对工资急剧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为金融化开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如监管的放松、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等，新自由主义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

(二)股东价值运动除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义还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了金融化，即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公司高管行为。新古典金融学家提出了“人理论”，它主张通过股票市场实现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使企业面向金融市场经营。这是与金融阶层的利益相符的。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视为是一种资产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动股价上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恶意兼并狂潮，侵蚀了企业组织的团结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股东价值运动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改变了企业的行为，企业由过去的保留利润与再投资，转为为股东分配利润，为了维持股价上涨而大量回购股票。克罗蒂认为股东价值运动使非金融企业管理者和金融投资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将股价上升的压力内化为非金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己的努力目标而实现的。对于这种压力，非金融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理由抵制，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主要的非金融企业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价决定的。从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权收入占前100名首席执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额从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资家们要求非金融企业能够推动股价不断上涨，以满足他们客户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高管们也迫切需要企业股票价格上涨，否则他们手里的股票期权就会贬值，为此他们将利润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购(克罗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模型中引入股东价值增强影响经济的三种渠道———偏好渠道、融资渠道和分配渠道，阐释了企业层面上股东价值增强与劳动者压力增加、牺牲工资的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产能利用率、利润和资本积累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具体说来，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场结果的激励机制弱化了管理者对增长的偏好，从而影响了对资本存量的长期投资;融资渠道是指股东迫使企业分配很大份额的利润，企业被迫减少了新股发行(会降低股价)并进行股票回购，从而减少了内部融资来源和实际投资;在中期和长期，股东价值倾向通过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牺牲了劳动份额。概括起来，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股东力量增强会通过偏好渠道对产能利用率、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融资渠道则同时产生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业投资，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费;同样，取决于利润份额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四、美元霸权———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实体经济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对金融业监管的放松，股东价值运动重塑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二者共同促进了金融部门的扩张。然而，除了实际资本积累遇到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之外，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关键条件———美元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确立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元有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危险。但是美元与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的重新挂钩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并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将来欧佩克的石油销售只用美元来计价。石油美元的确立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因为石油的计价和购买都用美元进行，其他国家为购买石油而储备货币。事实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黄金美元本位制。这一制度重新恢复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不必放弃其他商品和服务，只需印制美元购买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与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撑其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为美国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使美国可以用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同时，大量资本流入到金融部门，推动了一轮轮的资产投机泡沫高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日本、中国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出现了长期的经常项目盈余，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能够用其资本项目盈余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购买了大量美国金融资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充足的流动性，助长了美国国内的金融膨胀。第二，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支撑了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根据美国2008年的财政报告，美国政府的债务累计总量已经达到了65．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并超过了当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而美国政府的净价值是－59．3万亿美元。试想一下，换做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此负债的话可能早已破产了。美国却可以利用美元的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债务让全世界为他融资，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第三，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成为美国将国内经济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的工具。每当美国国内出现经济问题，发生增长减速或股市下跌时，美联储就开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动性，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出现了问题，道琼斯指数一日之内下跌了22．6%，美联储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70亿美元。这一做法成为了美国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标准做法。

五、总结

第4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自由；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民社会；经济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尔・罗桑丽隆所著的《乌托邦资本主义》中，他主要阐述了对于市场观念、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场经济的特性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决策权分散化，并可以进行自动调节。而市场调节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调节，还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调节作用的方式来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建立社会的问题论述，引出从“神建”到“人建”的转变，最终达到“小政府，大社会”，有着适当政府干预的社会。因此，我们要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历史的线索，通过学习与理解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理论与实践的背景来进行研究。这样，通过深入了解理论背景变化的同时，开拓市场经济下的新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有序快速的发展。

一、经济自由的解读

自由，有史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关系中人们经济利益的分配与实现，而且经济自由的实现还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自由权利的现实状况。

经济自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化。在15世纪到17世纪，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他们政策倡导带有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认为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应该落实有利于商人的政策。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但随着英、法等国已经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这一国家干预的政策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在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幼年进入青年时代。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一种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发展模式：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以谋取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因此社会要为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应该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让社会公共资源得到自发的优化配置。这个想法在新兴资产阶级中代表了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干预，他们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这时，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但斯密的思想，对后世100多年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就取代了经济自由理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提倡自由放任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政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这使得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理论得到了新的挑战。但新经济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对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的经济主张进行了修正。

通过研究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得出经济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应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护的自由。

二、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所使用的两种手段，只是每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偏重市场，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偏重国家干预，又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回归市场。这种侧重的不断变化，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进行的，也正是在这种侧重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当经济自由主义无力面对经济危机、大萧条时，国家干预主义就应运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辉煌。但面对“滞胀”，国家干预主义也无能为力，此时，自由主义似乎显现出活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兼收并蓄，互相渗透的，国家过多的干预和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各国的现行政策看，单一的国家干预或者是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应该形成有着有适度国家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二者相融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国家干预主义逐渐承认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同时注意了将宏观经济政策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另一方面，相对于完全自由放任，适当的国家干预也得到了大多数的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者的认可。

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设想那样的“有效市场”，因为经济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市场参与者也远不未能够完全理性。尽管国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优势，但在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而导致合作难以达成的问题时，同样产生了相互依赖性的其他冲突和矛盾。因此，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下国家和市场的组合，在实际相互依存的人类合作中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超越这种方式，去重新认识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

三、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协调下的市场经济

在青木昌彦的思想中，协调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问题”，可见，如何更有效率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样，市场和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协调过程中存在诸多信息失调的问题，诸多这样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不被重视的社会组织来做。社会的发展需要兼顾个人与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利益。如同马克思所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可以定义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糅合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围内特殊领域中的集体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体现了群体和组织内的认同与协作，通过形成内部的信息共享，来降低小范围内成员间合作或者冲突的交易成本，进而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同时，市民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国家协调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从而减少过多的国家干预，更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有序发展。

现今的市场经济，最大的目的是进行稀缺资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进一步来讲就是要促进人类历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无疑要依靠国家和市场在不同领域解决问题的不同优势，但是因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约，会出现普遍的协调失灵。这时候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协调，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优势，为平衡市场和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按照人类社会相互依赖性所要求的协调机制而言，市场经济实质上应该是基于市场调节、市民社会组织和国家干预这三位一体的联合协调机制。

四、我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市场和国家干预相协调的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也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十报告最新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经济理论创新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这“两只手”的关系，做到不同市场主体竞争的“三个平等”。这就要我们在法律的监督下，兼顾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平等协调，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正常、有序、优质的发展。

现代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经济自由，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法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是经济自由行使的边界和国家干预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经济的法制。所谓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时必须遵循有限权力原则，即行政权力的授予意味着权力行使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对人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他权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权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围内，市场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场自身面临的无力解决的问题或者解决成本过于昂贵的问题政府要介入去帮助市场解决难题。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和市场、国家干预的协调，限制政府机关的权力，平衡各个竞争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保证了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和政府服务于公共社会利益。这样才能从现实的角度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真正实现在十报告中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何文强.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J].云南社会科学，2007，（1）：45.

[2]樊一发，郝士宏.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西方的理论与我国的实践[J].生产力研究，2004，（7）：22.

[3]张孝远.关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1998，（1）：46.

[4][日]青木昌彦，等.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87.

第5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转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seek）。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第6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

,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第7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 冲突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国际经济问题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提出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而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是90年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给出的结论可知，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商品、服务和资本等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量增加，及想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依赖性得到很大增强。随着自由经济的产生，国际经济纷争也不断出现，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更加剧了这种纷争，而出现纷争的国家主要为南北国家。大多数学者都提倡将国际经济秩序由目前的“权力导向型”，转化为“规则导向型”。塑造一个成熟秩序，不仅能缩短南北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更能防止国际经济秩序成为经济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秩序的出现将有效削弱强国对经济的操控力，并激发国家反力，也就是国家采取政府控制的形式加强对经济的操控力。有的学者也支持加强国家对其经济的维护力度。但采取政府控制的方式仅是从单方面反击削弱经济的方式，它的出现将对国际自由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还会增加与别国经济行为出现纷争的几率。由于国家采取政府控制经济而造成的国际经济冲突一般包括管辖冲突与非管辖冲突。

二、政府控制易造成国际经济冲突

因为政府控制而造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管辖与非管辖冲突，将会给国际经济贸易及其法规秩序产生重大冲击，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自由主义经济，但国家控制却正好会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法律手段也是保护国家经济的常见方法，但实行法律手段的过程中常会损伤别国利益，这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秩序要求。

政府控制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别国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管辖冲突与非管辖冲突都是由法律手段所引发。歧视作为其他国家关系中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必然会被消除。但事实上，经济关系永远都是暂时性的。同一时期的各个国家及不同时期的一个国家，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均在单边主义与相互合作之间摆动，尤其是双边协议、一般国际贸易标准和自由贸易及“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时。自由与限制将成为引发国际经济贸易冲突不可调和的主要因素。而导致管辖与非管辖冲突出现的真实原因则是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对本国经济的维护。利益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国际经济法中关于国家经济的条例大多数是为维护利益而制定。所有具有制度性质的产物，如为维护经济所提出的所有理论及概念，其最终目的不外乎增强生产力或维护一种特殊利益，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并不具备高于国家经济的权力。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利益全球化，全球化的内容仅包括市场与经营模式，因此经济全球化也并不代表国际经济组织、非国家化经济组织以及多边条约等可以起到协调各国、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各国经济公平发展的作用，因此不能要求国家向其让出经济。

三、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冲突两者间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经济冲突绝不仅仅是经济冲突，它的出现也代表着国家之间的法律政策冲突的出现。经济冲突是造成法律变化的根本因素，也是引发国际经济冲突基本原因及实质，国家体系及国家价值也会因这种冲突，而对法律进行修增。为了应对日渐增多的经济往来活动，及日渐炙热的经济冲突，政府部门希望由法律变化而产生全新的规则体系。

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法律反作用能够对国际经济冲突产生积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依赖性在各国之间被逐渐增强，以法律的角度看，各国修增后的有关经贸法条不断走向趋同。同时多极化的出现有效增强了国际间联系。趋同形势下的国内法将会对减少国际经贸法律冲突产生积极影响。而冲突减少有利于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这样一来，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将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以经济领域的角度看，金融危机可能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因国家价值所引起的法律变化也主要是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冲突两者间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经济全球化显著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经济依赖性的增强，而增强后必然后对国家经济起到削弱作用，这也是对该国国家价值的一种侵蚀。这不仅会引发国际间经济冲突，并且，由于这个原因的存在，国家会利用法律手段将这种冲突实现单方面合理化及合法化。发展成熟的自由市场会更利于经济强国。而经济实力差的国家常会将国家利益作为理由，借此绕开市场，并使用法律及政策手段实行干预。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要求必须要制定适宜的法律法规解决频繁出现的国际经济冲突。实际上，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性在不断加强，国内法与国家法之间也形成了互补关系。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国际经济冲突，而就冲突自身而言，其在法律中是一种现象，它的存在能促进法律不断完善。

四、缓和国际经济冲突的主要策略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必然会出现。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经济冲突一定会频繁出现，即使统一实行国际经济法律体制，也不能很好的将其“消灭”。因此，当冲突出现时，缓和成了最佳方法。实行统一的国际经济法体制，即就是立法一体化，这个问题学者们争议很大。国际经济法体制的推行能直接降低国际法律冲突的出现几率。但是在制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及国家价值差异。另一种能够缓和国际经济冲突的方法为经济冲突法。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是经济冲突法出现的根本原因。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国都采取经济干预来影响本国主要起到自治作用的经济法的实行，并以此对他国经济政策起到限制作用，进而维护本国利益。就现在而言，经济冲突法依然只是一项单边活动，其对于国际经济冲突也只起到初步缓和作用。

五、小结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曲折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处在经济与意识相碰撞的时代，国际经济关系是常见的牺牲品。经济全球化需要实行公平、透明及高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该秩序的创建要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非国家国际组织一起努力。

参考文献

[1] 慕亚平，代中现，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经济问题[M]，国际经济法论丛（第6卷），2012年版

第8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二十世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一场内涵丰富的，深刻的历史性大变革。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经济学家们也广泛运用各类经济学前沿理论成果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现象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这些理论成果也对国家经济转型的实践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热若尔•罗兰认为经济转型是“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1]，也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在经济运行中起基础作用的相应制度的新陈代谢的体制转变过程。洪银兴教授认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涵：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开放度的转型。[2]第一点提出了经济体制的转变，后三点属于经济发展的内涵。经济转型应该在研究体制转变的同时重视现实经济的发展，把二者结合起来，并注重体制转变对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涉及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的选择问题。它不应该是简单的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改革。只有对制度进行变革，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对改革的制约，促使各个领域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才能称得上为转型。而改革仅仅是转型的准备阶段。经济转型真正始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虽然显示了多样化的模式，本质却是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3]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重视政府干预和调节的混合经济模式。

二、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表现在制度变迁在既定的路径状况下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下滑，还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经济转型是制度结构整体性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作用。这种路径依赖包括初始条件的依赖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依赖。

（一）初始条件的依赖一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从而经济转型的重要初始条件。就转型的经济条件来说，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和作为制度变迁起点的原有的制度结构将影响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水平当前所处的阶段是实现制度变迁的渐进式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据。因为在短时间内人们不可能改变现存的经济条件，而必须以这些经济条件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但是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并不仅仅是指在转型起点状态的最初条件。事实上，在渐进式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每一步演进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是不断地作为制度进一步演进的初始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型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初的一点。因此，在研究经济体制转变的渐进过程中，要时刻把握经济水平的动态发展，发挥制度演进的反馈机制。

（二）自我强化机制的依赖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是指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迁一旦选择并走上某一路径，其所选择的方向将在今后的发展中得以不断的强化。正如诺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最初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有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无效率的状态中。这种无效率的路径依赖，是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4]因此，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经济转型的起点上在制度变迁最初的条件状态下相对理性地选择合理的转变路径，并在既定的路径下，在转型的不同阶段通过反馈机制不断加以修正以削弱其中负面的自我强化机制；不断地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使新制度要素产生正面的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既定的路径已经被证明是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并显示为负面的自我强化机制，那么就要试图摆脱路径依赖，进行跳跃性的制度变迁。跳跃性的制度变迁并不属于激进式的经济转型方式的范畴。从长期看，跳跃性制度变迁只是制度彻底变革的开始，如果要完成最终的彻底变革，就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5]经济转型中相对理性的路径选择或是对于路径依赖的摆脱需要提供相应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换句话说，针对经济转型终极目标的路径最初选择，实际上是通过对现有的经济理论的选择来确定的。

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理论选择

（一）主要经济学流派分析经济转型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经济转型问题给予了关注和探究，但是由于各流派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不同，对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仍旧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而经济转型的研究最初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它们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并强调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促使经济体制的转型。其政策主张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完全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现，而在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及时补上计划体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这种思想的体现就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休克疗法”。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反，采取渐进式转型方式的中国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理论和实践的反差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因为这些理论在私有权制度下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对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并没有深入的认识，所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加快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2.制度—演进经济学派。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转型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大规模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按照Kolodko所言“：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制度建设在转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导致‘制度真空’。”[6]通过强调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两个学派的分析范式，促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经济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选择，核心是确定产权的标准，因此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以保证可能的最大效率。该学派成功地将产权、交易费用、激励、经济行为等因素纳入到了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将转型分析动态化；不足之处在于认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严格保护私有产权才能顺利实现成功地转型，从而陷入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转移，演进经济学派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自我演化过程，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和不同的路径依赖是产生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彦以一种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进观，使对经济转型的分析范式回归到了真实制度演进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中去。

3.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市场运行采取相机干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市场因其不完全竞争性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有效运行。该学派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和“休克疗法”给予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手段是不全面的，价格的全面放开会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调，引起通货膨胀，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使其改革信心受挫。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私有化必须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下循序渐进，快速私有化无法解决企业迅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相反会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和矛盾的深化。因此，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仅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政权的稳定是推动经济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竞争也是不完全的。他也强调了政府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第9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