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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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我们预期，只要外部条件没有严重恶化，未来五年GDP增速将降至每年8％，CPI每年增长2-3％。GDP增长将更多地来自内需(尤其是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出口将依然稳步增长，但进口增速将超过出口。因此，预期未来五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5％降至4．5％。

我们相信金融、能源和消费品行业在中期将高于各行业平均增长速度。能源价格改革以及强大的潜在需求将推动国内能源厂商的利润增长，尤其是石油公司、大型煤炭公司以及电厂。金融机构的加速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加速开放将吸引国内外资金进入。银行和保险公司，尤其有外国战略投资的公司，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消费增速已十分惊人且未来有利好政策出台，消费品行业将发展迅猛。

目前货币政策基本无效

1997－2005年期间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固定汇率，伴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逐步融入全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削弱。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使中国获益匪浅，同时亦让中国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因此，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增强中国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抵御能力变得十分重要，这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重要、更积极的角色。

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高效、前瞻、逆经济周期的特点。这反映在美国经济增速和美联储利率政策的紧密关系上：经济上升期间利率上升，经济下降期间利率则下降，过去25年里，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名义GDP增速的相关性高达64％(图1)。而且利率水平密切追踪名义GDP的变动情况。

对比而言，我们失望地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无效，缺乏前瞻性，且对变化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迟钝。利率水平严重偏离经济增速，两者甚至呈强负相关关系，1998年以来相关性为-60％(图2)。这反映一个事实，即在经济上升期，收入和资本流入快速增长带来的资金面宽松使得利率偏低。低(高)利率往往导致通胀(通缩)或资产价格泡沫(暴跌)，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性构成重大风险。

亟需放开利率管制，提高央行独立性

中国货币政策的病根在于汇率不灵活、央行缺乏独立性。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控制日益失效，汇率的僵硬大大阻碍了货币政策的发挥。中国亟需把以汇率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架构转变到关注价格稳定上来。

我们认为，中国应在目前的政治、行政结构允许的情况下提高央行运作的独立性，即使没有完全的独立性亦应赋予更大的权限决定货币政策的关键参数。具体来讲，国务院可以提高央行在未征得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调整利率的权力。一旦成为现实，央行便可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给市场传递清晰的信号，进而降低宏观经济调整的成本。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2] 易仁萍，王会金，刘国城.基于骨牌理论的中观审计风险预防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6，（2）：22.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教学内容　改革方案

在本科“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中。普遍存在方法过度西化，本土特色不足，理论介绍证明推导过多，实证分析内容偏少等问题。不仅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造成了影响，且很难实现素质教育这一目的，而对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更达不到与培养目的一致。因此，对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有必要的，使其摆脱纸上谈兵的空想，实现教学内容的本土化。

1　教改的必要性

宏观经济学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养成专业思维习惯，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现存的教学内容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名教师在讲授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时候，不应只介绍理论模型和讲解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方程、曲线，应该讲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必须是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为主线讲解宏观经学。讲授“中国的宏观经济学”。

2　教改的可行性

2.1　教学目的允许对教学进行内容改革。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好的经济政策，以便改进宏观经济运行和改善社会福利。可是对于多数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学习与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不是为了设计和制定政策，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以便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以制定合理的企业管理战略。因此教学中我们可以减少对理论模型的推导、证明和评价。而增加理论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为主。

2.2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为主线讲解宏观经学创造了条件。宏观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其理论分析的前提也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经济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的1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上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根据需求规律经营，而在宏观上将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而且，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已摆脱了“资源约束型经济”或“短缺经济”，步人“需求约束型经济”。企业必须面向市场经营，企业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产品是否有销路。在宏观经济方面，总产出取决于居民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与净出口所组成的总需求，这一切都日益满足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前提和假设，为我们实现宏观经济教学内容本土化创造了现实基础。

3　教改方案的设计

3.1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必须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制定各种教学文件，规范教学活动，统一所有教师的思想，确保宏观经济教学内容本土化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战略中心”地位。其中，修订编写《教学大纲》、《教学规范》、《教材选用申请》和《教学进度表》等文件是整个工作的关键环节。这些规范文件将起到提纲掣领的作用，必须在每一环节、每一内容上都突出本土化特色。然后，根据以上教学文件开始编写和制作教案、选择案例。

3.2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更新。这是整个工作的难点。要专业化的介绍中国的经济政策，就要涉及到中国政策分析的框架，必须掌握中国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做到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相结合，即紧密结合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来介绍有关宏观经济的理论、念，并应用这些理论、概念分析中国经济的运行和政策趋势。教学中，可以运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建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函数、通货膨胀回路、长期增长与技术进步模型、IS-LM曲线等，力争做到理论研究与对中国经济实证分析相结合。这些内容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针对当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较快的特征，和中国宏观经济热点更跌的实际情况，需要经常有针对性安排教师就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热点、重点和难点进行专题发言，如从减息到加息，从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到面临升值压力等问题。

3.3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案例必须本土化。本课程理论性、抽象性和应用性较强。而学生缺乏实践经验，为了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所学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教学中除根据课程的教学大纲，系统讲授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教师应分配一定量课时实施案例教学。案例补充既要求做到同教学理论紧密结合，又要力求做到“本土化”和“时效性”。例如：“奥肯定律在中国”、“从实践中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力求用身边的事情诠释宏观经济学原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知识传递效率。

3.4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手段必须现代化。本土化后的宏观经济教学内容中，每一章都涉及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性分析资料，而该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课堂教学实施时，主讲教师要制作电子教案，利用多媒体教室、校园网、互联网，完成教学任务和其他教学信息的传递。这是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教学节奏的合理性必要的技术保障。

3.5　要实现教学内容本土化，教学科研必须互动。为了实现教学内容和案例本土化，教师必须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有不断地跟踪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才能确保教学内容和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探索问题的能力。此外，科研过程又加深了教师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提高了知识应用能力，促进教学内容本土化研究的深入，丰富了教学内容。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的质变时代，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有很大的变化，经济为什么下行？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希望在什么地方？不久前，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发展”论坛上，知名专家学者和来自企业一线的实践者就这些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新常态”需要新思维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认为，为了解释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和内在的规律，“新常态”作为一个外来词汇频繁被决策层采用。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投资增速的明显下滑。同时，中国人口结构也已经发生了趋势性转变，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介绍，为应对短期的经济回落，政府会采取“稳汇、降息、增支、减税”的政策组合，进一步完善房地产政策，为改革设置过渡期。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下行中，政府提出落实保增长措施，进行结构改革，改善总供给，同时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基建投入，改善总需求。从长期看，政府则要通过重大区域性发展战略、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着手，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告别了“老常态”，还没进入“新常态”，还处于过渡区间，可能会持续两三年。在这个阶段，宏观调控政策难以把握却更显必要。过渡阶段会出现很多“嫩芽产业”。宏观调控的意义就在于给这些“嫩芽产业”遮风挡雨。而所谓“改革”就是改良土壤、改良品种。如果这些“嫩芽”今后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的经济就会取得重大的发展。

他指出，由于世界进入了长时期“低通胀、低增长、低利润”的“新常态”，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其核心的问题在于房地产。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增长”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确保宏观经济的长期“可持续”，从而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而这必须要通过改革推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就需要在短期“稳增长”与长期“调结构”中间取得一种平衡。

中国企业应如何行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以“水落石出”为比喻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他指出，当经济增速下降，以前“淹没”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成本”“债务”“产能过剩”和“”四块“石头”就会露出水面。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既有的问题，企业家应下大决心，以“手起刀落”的精神全面改正之前的错误，不要心存侥幸。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在2005年，“十五”时期的最后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出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的良好势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显著改善。由于我们坚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宏观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5年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较高经济增长、较低价格上涨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理想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在2006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经济的较大波动。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这些关于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升华，为我们在2006年以及整个“十一五”期间继续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

在新的一年中，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还面临着不少困难，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隐患。一些长期积累的和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某些部门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

由于前些年某些部门的投资盲目扩张，目前逐步形成了超出有效需求的新增生产能力，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进而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增速减缓，效益下降，产品的价格下跌，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日渐突出。数据显示，钢材、铝材、水泥等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的部门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价格下降的现象。煤炭近来也出现了过剩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不同品种价格下跌了10％至20％。电力供求缺口逐渐缩小，估计2006年电力供求可达到基本平衡，2007年会出现过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信号，但是仍有大量项目在建，会在今后几年形成更大规模的产能。目前钢铁部门在建项目产能是目前产能的50％；发电在建项目能力是目前产能的1.13倍。对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在2007年以后出现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加剧，负面影响值得注意

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上升，2005年前10个月外贸顺差已经超过800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增速的差距十分明显。这一状况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外贸顺差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减弱的问题。据粗略计算，2005年上半年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29％，全年此项贡献率会超过30％，国内经济增长依赖外需的程度大大提高，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风险的提高。其次，在全球贸易量增长不足10％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超过30％，势必引起各种贸易摩擦数量和数额的上升。据统计，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立案调查大量上升，几乎为世界之最。此势态持续下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再次，我国的外贸顺差过于集中在若干大国和地区，使摩擦的性质更显严重，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贸活跃对于促进国内经济活跃会起到积极作用，问题是在外贸活跃的同时，如何做好外贸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外贸的积极作用，把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下去。

农民增收的困难进一步加大

近两年在中央各项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有了明显加快。但是2005年以来，农民进一步增加收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一方面以粮食为龙头的农产品价格持续小幅下降，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下降。2005年8月份小麦价格环比增长1.5%，同比下降3%，大豆环比下降0.63%，同比下降14%。而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明显上涨。2005年以来，化肥价格延续2004年上涨的走势，国产尿素价格上涨13%、磷肥上涨19.7%，复合肥上涨24%，农膜、柴油等价格涨幅在14%―24%之间，据测算，由于化肥价格上涨使农民粮食每亩多增加成本20―30元。粮食价格的下降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不仅影响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虽然，减免农业税、发放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性增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总体上看，支撑农民持续性增收的亮点不多。此外，农村市场价格涨幅较城市市场要高，也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大。2005年国内粮食产量仍然低于国内粮食消费量，在此情况下出现的粮价下跌，是需要我们从政策力度和效应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发展问题仍然突出等，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少，亟待转变和克服。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或进一步减缓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困难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我们在2006年中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一项既十分重要又艰巨繁重的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二是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三是要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适度微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时机。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 几何图形方法 数学方法 几何图形谬误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后续课程的学习。目前对该门课程的一般性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等等――已有很多讨论。但对于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却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变量之间关系时，强调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即要从理论上论证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逻辑机制和基本规律，又试图对影响程度大小给出一个精确的数量表示。这使得西方经济学教材和研究文献大量采用语言文字、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全方位阐释理论。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与语言文字相配合，大量采用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显著特点。正确认识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的各自利弊，从而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讲授基本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提高教学效率和改善教学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论证几何图形与数学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互补性。

1 几何图形方法的优点

对于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可以采用几何图形或数学方法加以表述。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时，可运用IS-LM曲线图来说明：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而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则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时产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a））；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影响曲线的位置改变了均衡产出和实际利率（见图1（b））。显然，运用几何图形描述模型和理论具有以下优点：

1.1 直观形象

图1运用几何图形将代表多个变量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复杂模型直观形象地描述为两条曲线的组合，这弥补了纯粹语言文字或数学公式的单调乏味，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1.2 便于应用

在准确把握基本经济学逻辑基础上，可以用几何图形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简化为曲线移动对内生变量均衡值的影响。这一点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特别有用，例如在图1（b）中，用IS曲线自IS向右平移至IS代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对比初始均衡（E）和新的均衡（E），立即可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同时提高产出水平和实际利率。除了“定性”结论外，运用几何图形还可以得到某些“定量”结论。例如，图1（c）表明，如果LM曲线变得更加平坦（由LM变为LM），则同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就更大（产出的变动由原来的y-y增加为现在的y-y）。在理解有哪些因素决定LM曲线斜率的基础上（如“货币需求关于利率变动的系数”影响了LM曲线斜率），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各种因素。

1.3 对学生知识储备要求较低

以上几何图形分析只要求学生具备中学水平的几何学知识，对于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等）知识完全没有要求。只要理解了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几何表示方法之后，就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使得教师可以在学生系统学习高等数学之前，就能借助几何图形较为深入地讲授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并且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知识门槛。

2 数学方法的优点

几何图形方法的上述优点正是数学方法的不足所在，但与此同时，数学方法也具有几何图形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些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表述更为简练、精确

例如，在讲授运用IS-LM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效应”这一问题时，只需使用①式和②式组成的方程组就可简洁地表述模型（假设线性函数和“封闭经济”）。①式代表产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IS曲线方程；②式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由此可以解出LM曲线方程。运用方程和函数可以更加精确地表述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做“比较静态”分析时，运用数学方法可以精确地给出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影响程度的大小。

y=α+β（y-t）+e-dr+g①

=ky-hr②

2.2 有大量数学定理可以使用

例如，可以直接引用“隐函数定理”证明方程组定义了内生变量（y和r）均衡值与外生变量或参数（包括t、e、d、g、k、h、M、P）之间的函数关系，基于这些函数关系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3 数学方法要求明确陈述所有假设，从而避免由于假设不明确造成的结论的模糊性。

2.4 数学方法可以不限于二维情况，能够处理n个变量的一般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两个及其以上外生变量同时变化对内生变量均衡值产生的总影响，而这是几何图形无法做到的。

3 几何图形谬误

几何图形方法以其直观和便于应用等优点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其不精确性也造成如果使用该种方法不当，会得到错误结论。本文将这种由于使用几何图形不当得到错误结论的情况称作“几何图形谬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没有能够准确把握基本理论和正确使用分析方法，上述谬误并非少见，甚至一些国内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难以幸免。就以“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这一问题为例，某本权威教材运用几何图形将决定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大小的因素及其影响性质概括为以下4个“几何”结论：

结论1：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2：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结论3：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大；反之则反是。

结论4：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反之则反是。

下面我们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上述结论2和结论4是正确的，但结论1和结论3却不一定正确。由①式和②式可解得IS曲线方程和LM曲线方程分别为③式和④式：

r=-y③

r=+y ④

由此可知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分别为〔（1-β）/d〕和（k/h）。假设政府购买g增加Δg，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那么上述方程组以变量的改变量表示就成为：

Δr=-Δy ⑤

Δr=Δy⑥

将Δr消去，整理后可得：

= ⑦

运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证明，若名义货币供给量M增加ΔM，其他外生变量值保持固定不变，则可得：

=⑧

由⑦式可知，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②相符。同理，由⑧式可知，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④相符。但是，⑦式表明，给定参数d和其他条件不变，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则政府购买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g越小），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①正好相反。同理，⑧式表明，给定参数h和其他条件不变，LM曲线越陡峭（即（k/h）越大），则货币供给量增加对均衡产出的影响程度越小（即（Δy/ΔM）越小），货币政策效果就越小，这与结论③正好相反。这表明，结论①和结论③正是本文所说的“几何图形谬误”。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谬误呢？如图2中（a）图和（b）图所示，保持LM曲线不变，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b）图中y-y的大于（a）图中的y-y），此时谬误并未发生。但“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这一前提条件并不成立，而且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与IS曲线的斜率（绝对值）有关。因为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等于〔Δg/（1-β）〕，给定d，IS曲线越陡峭（即〔（1-β）/d〕越大），IS曲线向右平移的距离越小。这意味着IS曲线并不会如图2（b）中所示向右平移至IS，而只会如图2（c）中所示向右平移较小的距离，最终导致均衡产出较小幅度的增加。这也与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相符，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意味着乘数效应越小（因为β越小），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应当越小。相同方法可用于说明在分析货币政策效应时，如果未能正确运用几何图形，同样可能导致谬误产生（正如结论③那样）。

产生上述谬误的原因并不在于运用几何图形无法得出正确结论，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运用几何图形。在运用几何图形分析财政政策效应问题时，IS曲线斜率（绝对值）对政策效果大小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直接”影响，即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那么IS曲线越陡峭就意味着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大；第二是“间接影响”，即（给定参数d）IS曲线越陡峭，则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向右平移相同的距离就越小，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小。几何图形方法容易捕捉到“直接”影响，但却往往容易忽视“间接”影响。在此例中，正是“间接”影响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一旦将其忽略，就会得到错误结论，从而产生“几何图形谬误”。

4 结论和建议

前文运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启示我们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可以有效地避免谬误产生。运用数学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凭借其严格性和精确性，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捕捉到前文所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而规避了“几何图形谬误”。但必须注意到，数学方法结论正确性的取得是以“非直观”、“应用不够方便”和“对知识储备要求较高”等为代价的，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和授课对象灵活选择是侧重于几何图形还是侧重于数学方法，或二者的某种组合。基于笔者的教学实践，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4.1 根据大学数学课和西方经济学课程开课的时间顺序，以及“先微观经济学后宏观经济学”的通常授课顺序，建议教师在讲授微观经济学时主要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在讲授宏观经济学时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2 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一门课程讲授过程中，前半程侧重于几何图形方法，后半程适当增加数学方法的运用。

4.3 针对财经类专业和非财经类专业的不同学生，侧重点要有所不同。财经类专业学生要求牢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故对这类学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多运用数学方法。而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宽知识面，所以在对他们的教学中要尽量避免枯燥的数理推导。

4.4 由于“文科类”学生和“理工科类”学生在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上有所不同，所以在对“文科类”学生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先从直观的几何图形入手，再逐步培养其数学方法的应用能力。而对于“理工科类”学生，则可以尽早培养其分析经济学问题时的数学方法应用能力。

4.5 对于某些包含着经济变量间复杂影响和关系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运用几何图形做出“启发式”分析的基础上，再运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向学生阐明正确结论，这既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又增强了教学的严密性。

总之，“几何图形谬误”产生的可能性并非要让我们完全抛弃几何图形方法，而是要求我们更加合理地运用几何图形方法与数学方法，实现两种方法各自优势的有机互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还是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描述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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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晓红，李定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初探[J].经济师,2008,08：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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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曼昆.经济学原理（第5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7.

[5]蒋中一，凯尔文•温莱特.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13.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