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利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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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 无针密闭式输液接头；艾滋病；静脉留置针；护理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3.199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与生活方式变化， 艾滋病发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 从事艾滋病工作的医护人员为病毒易感的暴露群体， 其职业暴露已成为艾滋病一线防治人员面临最大的威胁[1]。本研究针对已选定的46例艾滋病患者应用静脉留置针配合无针密闭式输液接头进行输液， 取得良好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0月～2015年10月收治的104例艾滋病患者， 根据输液时不同方法分为对照组（58例）和研究组（46例）。对照组男女比例为22：36， 年龄20～47岁， 平均年龄（23.53±7.82）岁；其中18例有吸毒史， 40例性生活不洁；研究组男女比例为18∶28， 年龄22～45岁， 平均年龄（25.24±6.59）岁， 其中15例有吸毒史， 31例性生活不洁。文化程度：初中以下32例， 高中48例， 大专以上24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留置针输液， 穿刺部位选取肘关节以下静脉；研究组予以静脉留置针配合无针密闭式输液接头输液， 护理人员认真检查且取出接头， 将留置针的接头一端与含2 ml氯化钠液注射器连接， 并把接头的另外一端排空气体朝上与留置针连接， 回抽注射器， 并排空接头与留置针间存在的气体。如不需立即输液， 可把生理盐水与留置针内的血液一同回冲到体内， 且予以胶布固定；如需立即输液， 把输液器的接头与留置针的一端连接。

1. 3 观察指标[2] 记录并对比两组留置针的留置时间与不良反应（疼痛、堵管、回血）发生情况。参照本院资深医师设计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评估两组护理满意度， 具体包括非常满意、较满意、不满意。总满意率=（非常满意+较满意）/总例数×100%。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留置针留置时间对比 研究组留置针留置时间为（6.15±1.27）d长于对照组的（3.48±1.57）d

（P

2. 2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非常满意15例（32.61%）， 较满意28例（60.87%）， 不满意3例（6.52%）， 对照组分别为14例

（24.14%）、32例（55.17%）、12例（20.69%）；研究组总满意率为93.48%， 高于对照组的79.31%（P

3 讨论

艾滋病属于传染性极强的一种疾病， 很大程度上加大医护人员感染的发生几率， 针对患者而言住院时大部分处于晚期， 此时其免疫系统破坏性较大， 若不及时予以有效控制， 将最大限度加重患者的病情， 并对正常治疗造成阻碍[3]。

本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留置针留置时间长于对照组，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静脉留置针配合无针密闭式输液接头并予以有效护理干预应用于艾滋病患者， 不仅保证置管时间， 而且可有效减轻患者疼痛及减少堵管、回血事件的发生， 从而提高满意度， 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李雪梅， 陶海燕， 刘锦峰， 等.无针接头在传染患者静脉输液中的应用体会.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3， 17（12）：57-58.

[2] 曹权， 曾慧频， 石柳春， 等.正压静脉留置针在艾滋病患者输液中的应用及护理.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2， 18（23）：2758-2761.

[3] 覃勇新， 曾慧频， 曹权.呋喃西林贴在艾滋病病人静脉留置针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护理研究， 2013， 27（11）：3521-3522.

[4] 陈如松， 石柳春， 黄荟.正压静脉留置针用于艾滋病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效果观察.护理学报， 2014， 21（17）：59-61.

第2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 外汇储备规模

一、概述

国际储备包括，一国的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IMF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对于中国来说，外汇储备占国际储备的绝大部分，所以，用来描述国际储备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外汇储备。

二、与外汇储备有关的各种指标体系

1.外汇储备/进口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一国的储备对进口的比例一般以40%为适度，低于30%就需采取调节措施，最低不能小于20%。如果按特里芬提出的全年储备对进口额的比例计算，约为25%左右，即一国的储备量应以满足3个月的进口额为宜。中国在1989年以前的比例是远远小于这个数字的，这说明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保证进口支付。但是自从1990年以后，中国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标准比例，有的甚至超过了进口额。

2.外汇储备/外债

该指标反映一国外汇储备对全部外债的清偿能力。该比例在30%～50%之间最为合理，通常取40%左右的水平。中国在1993年以前是基本上小于30%，而从1994年以后，中国都大于50%。

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这是衡量一国快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国际上一般用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例来检测预防性需求，它也是债务国对外融资举债的重要保证，它以1位警戒线。中国的这一比例中国的这一比例在1988年以前是小于100%的，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外债清偿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1989年以后，这一比例就远远大于100%，这有利于中国对外借款和增强债权人的信心。

3.利润汇出比率

每年，外国投资者都要将投资经营的一部分利润汇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利润汇出比例，通常为外商直接投资余额的 10%～15%。

三、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学者武剑构造的模型指综合考虑进口用汇、外债、货币供应量、利润汇出，这四方面的因素，来分析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

OFR= FR=α1×M＋α2×D＋α3×FDI+A

其中:OFR―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

FR―对外汇储备的基本需求，α1×M ―进口用汇，α2×D―外债用汇，α3×FDI―外国直接投资的累计余额，A―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用汇需求。

α1―维持正常进口的时间(以年为单位)，α2―外债还本付息比例，α3―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汇出利润比例。

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国际惯例：

20%≤α1≤30%；8%≤α2≤12%；8%≤α3≤12%；50≤A≤100；Imp，Deb，FDI 取当年数值。

来源

表最有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单位：亿美元）

武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明显偏大，大于最优外汇储备的范围。

四、中国大额外汇储备的利弊

中国外汇储备作用是，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起到调解短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并可防止金融市场波动，增强国家清偿能力、提高国内人民币信心、应付可能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额外汇储备的成本是，牺牲了自己国民消费和投资的机会向外国(主要是美国)提供低息融资，充当了他国用汇的现金流，放弃了在中国的高投资资本收益率来换回了外国国债或其它债券的低回报率。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巨大的压力，引起通货膨胀。

五、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

1.扩大内需和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

国家可以放开我国紧缺资源的物资进口配额，降低进口税率，鼓励大量进口紧缺资源物资；扩大进口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免税范围，鼓励企业大量进行技术改造，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制定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鼓励出口创汇。

2.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

我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是以美元为主，但在资产方面要扩大投资项目，不仅仅是美国国债，也可尝试其它收益性高的中长期债券。

3.调整中国货币的汇率制度

提高中国货币竞争力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善是我国外汇管理的关键因素。

4.对贸易结汇的管理

放松经常项目中对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增加售汇数量，满足企业和个人的用汇、促进对外经济贸易。

参考文献：

[1]李鸿飞: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思考.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6期

第3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外资；经济增长；投资

正确引导外资流向，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已成为我国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当务之急。所谓外资流向，包括产业流向和区域布局。目前，制造业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4%左右，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仍占很大比例，约90%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沿海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外资产业规模和结构统一，集聚和要素集约利用相统一，引资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引进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高科技人才相统一，引资领域拓展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相统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调整外资利用结构

外资流向和结构科学、合理化，关系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外资政策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国家总体和地区情况相协调的宏观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与新型工业化、要素资源集约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特点及其引资的长期目标与整体效益，协调引资的产业结构，坚持量质并重方针引导外资的流向，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我国在吸引外资中，应优先考虑那些产业关联度高，能通过对外投资发展带动国内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有较长产业链的产业，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细化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鼓励、限制和禁止的范围。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引导外资流向应予调整的方向包括：

（1）吸引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交通、电力、通讯、能源、教育等基础设施是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主要障碍。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的资金最多。引进外资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弥补国家投资将不足的有效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及技术上的压力。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极具长远效益的投资，通过利益诱导，完全可以成为引进外资的新的增长点。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Transfer(转让)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主要含义是：政府同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这项设施，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用，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利润。协议期满后，这项设施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2）优先引进高科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选择性地利用外资，就是要鼓励外商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目前欠发达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外商投资过多地流向制造业；轻工业项目外商投资过多，目前已经有许多行业供过于求，如家电、自行车、合成洗涤剂等。欠发达地区引资应立足欠发达地区开发高起点的要求，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加技术渗出，更好地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

2改变外资利用方式

利用外资中的直接投资、补偿贸易、海外基金、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外商提供的出口信用、证券发行、租赁信贷等不同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欠发达地区应从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出发，顺应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向，采取灵活的态度去拓宽引资渠道，并使各种方式相互补充，为我所用。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涉及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一揽子转移，不仅使东道国增加货币资本，而且带来了包含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真实资本以及国际市场信息，而国际借款、国际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方式只是涉及资金的单向流入。此外，外国直接投资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东道国的出口创汇压力较小；投资期限一般都较长，不会轻易撤资；外国直接投资者获得利润后可能在东道国进行利润再投资，资金流动比较稳定，不会增加我国金融风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结构也经历了对外借款为主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转变。当前欠发达地区应继续坚持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政策。欠发达地区应积极争取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投放于农业水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部分工业项目建设上，这些建设项目的建成，对于欠发达地区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了地区政策倾斜，该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地区间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地区差别政策显示出严重不足，如地区之间过度竞争，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等，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相结合的外资政策成为必要。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结合的引资政策就是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吸收外资中，对各区域内能发挥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从而使外资能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衡高效的发展。我国在吸收外资中应注意统筹规划，发挥各地方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产业倾斜是建立在各地比较优势之上的，发展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中欠发达地区可以同东部地区一样，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本地经济的优化发展，从而减少全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我国的国情现状看，我国中欠发达地区幅员辽阔，农牧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好，科研能力雄厚，劳动力素质高，但能源、原材料缺乏，具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魏淑清.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商场现代化，2011，(11)：194-196.

第4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GDP；FDI；重庆；外商投资

在经济危机频发的时代，出口受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国内投资，国外资本的流入也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外生因素。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对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与FDI具有正的相关性。自改革开放以来，FDI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是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同比下降2.56%，以外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外部动力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外资进入减缓的势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总数却在逐年攀升。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不仅在直辖15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级数增长，更日益成为外资竞相追逐的热土，在2006年2011年间，重庆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6.96亿美元剧增至100亿美元。显然，对于重庆而言，外资的大量流入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讲，FDI与GDP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在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对FDI与流入国经济增长的检验由于假定条件的不同、计量方法的差异，处理数据手段的不一以及资本流入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所进行的检验是不固定的。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运用EVIEWS3.0软件，通过ADF检验与协整检验判断出1997年至2011年期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并用脉冲响应函数与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相关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国外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制约东道国经济起飞的两大瓶颈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FDI是弥补这两大缺口的最佳办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过对69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渠道，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国内投资。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对印度19741996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真实GDP增长是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过对5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方向取决于东道国的贸易体制、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国内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对不同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对不同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的结论。

国内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开始与上世纪90年代。沈坤荣，耿强（2001）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缓解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通过总体生产函数的构建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同年，窦祥胜从金融危机角度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适当的汇率制度，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改善外资流动管理方面采取对策。肖继五，李沂（2009）通过对我国1982一2008年间资本流动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的实证分析验证其相互作用关系。胡祖六（2004）论述了中国引进外资方面的三个问题，即中国引进外资的成绩如何的问题，外资在中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未来前景与政策影响问题，文章指出FDI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指出外资对中国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所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最后对我国今后在外资方面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和建议。

二、重庆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万平方公里（主城区面积：640平方公里），拥有近3300多万人口的重庆正式恢复直辖市的身份，此后，重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直辖当年，重庆全市国民生产总值（GDP）仅为1509.75亿元，截至2011年底，该市GDP总额上突破10000亿人民币。不仅如此，重庆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会。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达到39083元，首次超过38449元的全国人均GDP水平，该市与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较1997年分别缩小16.4、24.9、25.5和17.2个百分点。

在利用外资方面，重庆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重庆直辖当年，该市实际利用FDI仅为3.8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后几年间，重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呈小幅上升状，总额始终停留在一位数（以亿美元为单位）。直至2007年，重庆吸引外资额增长幅度达55.95%，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截至2011年底，重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05.29亿美元，为1997年的27倍，占全国比例约9%，并连续三年成为西部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

参考文献：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2]纪杰，龙勇.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J].技术经济，2010，（7）

第5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经纪人；激励；基金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012-01

本文旨在充分考虑合理选择以更好地投资,同时解释基金经理出售的低收益基金。我将较多研究竞争导致的投资者购买更多昂贵的经纪人服务和投资组合管理的服务。笔者的研究方法是先制定一个完整的经济预测和必要的假设,然后提供多种多样的内部一致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设及预测。

1 模型的非均质性、经纪人激励和市场细分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了马萨竞争模型,但改变两个关键的假设。结合投资者异质性的范围与规模经济相对产量,马萨模型得出两种关于共同基金竞争的预测。第一个是市场将被分割。第二个预测是关注家庭的共同基金将超越关注大型家庭的共同基金。为运用马萨模型,我们假设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和经纪人服务有不同的需求。第一个假设是一些投资者只考虑最后的收益,而另一些投资者会考虑除最大化收益之外的因素如接近经理人。第二个假设是因为经理人只能在投资者接受他们的建议并投资的时候才能获得报酬,所以经理人不会向投资者推荐低价的基金。

结合我们的两个假定条件,可以得出市场会被分割的结论。我们都能说明在总投资和收益之间消极的关系。

2 经纪人激励是否驱动市场分割

（1）共同基金分销渠道。之前的研究强调投资者接受的服务和零售共同基金销售渠道之间的联系。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经纪人可供选择。投资者认为经纪服务很有价值。与经纪人安排相反,像美国的基金这样的机构,通过独立分配资金和普特经纪人能获得大量的金额以达到批发价。

笔者得到了分销渠道1996年到2002年间数据,每一个共同基金份额FRC指定的五类分布代码:直接、俘虏、银行、批发、制度。因为FRC也包括了理柏使用的代码,所以我们设置而来两个额外的分布代码：保险和其他。笔者的测试假设共同基金分配资金通过家庭不同的渠道投资在不同的服务组合。为了争取独立的投资者,共同基金机构应投资于广告,投资者认可的在线应用工具。证据表明,分销渠道最好能捕捉差异而不是比较服务的荷载比和开放式基金。

为确定每一个共同基金的家庭主要分销渠道,我们集合每个渠道所有资产,选择占最高比例的资产。因为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测试在不同分销渠道的不同投资组合管理,我们专注于整个实体基金管理,从而排除了指数基金。

总的来说,我们的分销渠道的数据从547家庭的共同基金中的524家获得。经理人销售渠道缺乏一定的敏感性。不像传统的经纪人会计行业,经理人的报酬来自于客户的投资额,基金经理人在报酬方面得到很少的激励。

（2）经纪人的激励和市场细分。和我们的预测符合的是,一般家庭投资在积极管理达到92.6%资产股权。有好几个理由相信固定成本的主要推动力不是市场切分。第一，即使在25个最大的投资机构中,在主要渠道的平均资产分布率是85.8%,中位数是94.1%。第二,我们发现一个机构最主要分销渠道高度坚持。特别是在1996年至2002年间,我们观察到在直接投资和经理人投资之间的变化很少。1996年,116家机构的主要分配渠道是经理人间接销售,而如今,只有一家转变成直接投资。而109家机构的主要分配渠道为直接投资,现在也只有两家转变为批发销售。第三,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正在进入新的分销渠道,新的渠道在分布上只是老分布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检查家庭分布模式支持经纪人激励的观点。

总之,同时通过直接投资和经纪人投资的机构是非常少见的。

3 直接投资的机构会投资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组合管理

因为直接投资者是最为警觉的,他们期望收益最大化。我们预测,共同基金的直接机构服务是最愿意付出代价需要雇用和留住熟练的证券投资经理,相对于其他渠道的机构。分析咨询报告的优势是我们能分别观察的管理费的组成和组合管理的功能。SEC要求共同基金披露家庭和咨询小组之间的相关细节。2002年通过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模型,我们收集资料的咨询小组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合同。咨询小组合同的细节,包括咨询的基金名称,签约双方家人和咨询小组（基金公司的名字）,咨询费。我们确认他们是否在他们自己的品牌通过匹配对这个家族的姓氏和管理规范CRSP提供零售共同基金。

相反,当我们关注样品的积极管理和指数基金时,我们发现,指数基金比积极管理基金每月多8.9基点（规范中没有控制）。自从指数基金应该这样做的阿尔法近零（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包括投资style-by-month固定效应）,积极管理的基金绩效不佳和相对指数基金非常相关。同样地,这是测量投资经纪人和投资组合管理之间的利弊权衡的另一种方式。

4 机构对客户引导约束的反应

市场是一个有用的咨询环境测试与市场细分一致的行为。如果机构真正面临的经纪人引导约束,我们可以期望他们实行新的策略以克服这些障碍。此外,假如投资者偏好变化明显,机构应该做决策以识别他们的目标顾客。在这一节中,我们认为咨询决定参与到市场定的模式。

我们发现通过咨询小组分布的扩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86个咨询公司已经有他们自己的零售分销,我们发现,赫芬代尔分销渠道平均水平指数从0.817下降到0.691，这表明在考虑咨询的因素后由分布集中变得不集中。同样,分销渠道的平均数量从2增加到4。在每种情况下,中间安全区都被占满了。管理下的资产规模而言,通过咨询贮藏在新的途径的资产占总资产的18.3%。总之,我们的证据显示,为克服障碍而扩大分布伙伴的公司提供额外动机参与咨询市场。

5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影响投资者需求的经纪人服务异构性和在细分市场上的投资组合行为的性能、共同基金的家庭的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投资者的非均质性和经纪人激励导致投资者不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基金。我们预测,目标导向性的家庭会直接投资,而认为经理人有价值的会寻求经理人的推荐。我们发现对于零售市场共同基金是高度分段的。

第6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是麦克杜格尔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产品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资本从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主要是各个国家之间利率是存在很多的差异的。可是很多地方是存在的竞争的，资本的价格不是有一个人说的算，主要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决的。很多国家资本是很富裕可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价格很不是很高，很多贫穷的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高，价格却非常的高，有时在价格的影响下，贫穷国家的资本慢慢的流入了富裕国家去了，导致了输出资本的边际生产提高，世界资源利用率提高，总产量增加，各国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麦克杜格尔模型包含严格的提前假设，在现实中这些前提假设有很多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模型的基本逻辑，应当说，该模型对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有较强的适用性。以此为基础许多经济学家还对国际直接投资利益的产生及相关方面做了一些更具体深入的分析。某些人认为，很多的公司会去果味进行投资，去赚更多的钱主要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垄断行业，能够很好的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这是也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好的反而资本边际生产力高的原因。任何产品成熟起来，都会选择去富裕国家去投资，这样可以取得很大经济的利益而且能赚更多的钱，这也就是各个国家直接要去投资之前要做的分析等等。

2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分配

对于各国来说，无论是民营企业，国企，最关心的还是本国从贸易投资一体化中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贸易一体化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利益分配基础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传统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分工变成了要素分工，这一改变及即使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传统国际贸易相比在利益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就比如说一下几点：

2.1传统的国际贸易，是贸易国按照国际分工完全利用本国资源生产贸易品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的贸易活动。现有的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等一般都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因此这些理论也就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不流动，这样国家间不流动想进步都很难的。

2.2贸易的投资突显了贸易利益必定是要属于贸易国的国别界限的。有些贸易品是需要有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要素或中间投入品的形式下变化而来的，贸易品的成本不仅仅是贸易单个国家生产要素根本，而且还是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在内的多国生产要素下的产物。所以贸易国不能仅仅只在乎独享贸易利益，更要在乎贸易与各个国家的紧密关系。

2.3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价位的高低直就影响到得收入的最基本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内的产品出口的性价比高那GDP相应的就会增长，国内的生产量就会加大。生产量大了就代表着销售渠道也要跟着增大，不然会导致国家经济倒退，劳动者白费劳动力。

3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开放之间的联系

一般来说，贸易的开放是离不开金融服务的，他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专家都在探讨贸易的开放和金融的开放之间的利弊问题，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权威人士指出“入市不等于开放，加入WTO就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大误区”因为在金融这个领域里我国还不是“孰能手巧”一定要脚踏实地的落实每一个计划，金融服务开放度的提高对这一行业的人士来说可是一大优势他提高了资金外换和产品出口安全控制度，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和贸易信贷，而且会降低国际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促进国际资本流动。NataliaT.Tamirisa的研究指出，对于银行、保险和证券投资，股票投资这些不同类型金融服务贸易来说不同行业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内地的保险行业就不是很乐观，这是一个高端的行业，但是他的人员流动量就很大，但是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保险行业就要比我国做的好的多。很高的金融经济对贸易开放有着一定的的负向影响的，这代表着金融一体化的程度不高的国家，其贸易机会的不需要用投资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是说贸易和投资是可以替代的。所以金融开对放贸易开放是具有正面关系。我们需要利用他们的关系去制定更好的方案，提高国家的经济。

4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

简单而言，国际经济活动上在于拓展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贸易的开放直接关系这经济增长的发挥机制，但是，很多国家的进京活动与国外的经济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要想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效果，主要要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分析这有进行了分析才能了解并且利用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货物贸易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是贸易开放的两个方面。货物贸易开放，促使各个国家有了密切的销售往来，东西不仅仅只限于本国商品。服务贸易开放能增进各国之间的关系往来，不在闭关自守。进出口伪报，是通过非法或虚假的经常项目交易向政府汇报确实有道的方式通过低开出口发票或高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出；反过来，通过高开出口发票或低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入。这是非法商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尤其是在服务贸易中，很多的高端产品出；进口不上税偷谁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由于很多服务产品的价值难以准确确定或者是交易难以监管，更是为非法的资本流动提供了渠道。

5结论

第7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笔者的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不谋而合。在他眼里，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因而，笔者在其撰写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一书中，受到很大启发。

一、跨国投资取决于双边政府的政策导向

由于国际贸易量增加和贸易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各国社会中去，国际贸易愈发与社会生活水融。很多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市场运作、贸易自由的自然产物，认为它可以摆脱政府的干预，独立一方，从事纯粹的世界性的市场行为。然而，各国政府，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却都总是想控制跨国公司的资产、左右跨国公司的战略，以求其能在本国付出代价最小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本国谋取利益。

事实也正是如此，跨国公司能否顺利出征、能否长驱直入、能否站稳脚跟，又能否达到其扩大市场的最终目的，来自其母国和东道国在政策上的导向甚至决定作用不容忽视。

二、东道国--我的地盘听我的

印度由官方出面，命令可口可乐公司公布饮料配方；尼日利亚将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还有这样一组数字，1960年，共有22个资本输出国的1535个公司在76个国家的511次行动中被征用；外国投资总额的12% 到1976年被东道国收归国有……从这些实例中不难看出，东道国为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对跨国公司时常以各种方式或借口加以控制，而跨国公司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道国的经济特征、现有的贸易壁垒、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么开放，都不会容忍外国公司无限制地渗透到本国市场和经济中去。

我们固然承认这样的投资会给东道国带来诸多外溢效应，例如对本地工人的培训、转让技术、增加本地就业、带动民族经济发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等等。然而，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干预却是不无道理的：谁能保证外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削弱甚至阻碍本国公司在同一行业竞争？谁能保证跨国公司的“定居”不会引起对国家安全及文化的威胁？谁又能保证这些“异乡客”不会冲击民族经济，不会侵害东道国的经济独立？所以说，东道国认真地权衡外国直接投资的利弊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是无可厚非的。

东道国可以通过很多政治上的手段，来达到自身利益团体的政治目的，以最终为本国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诸如我们常听说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施加的“业绩要求”、国家的产业限制等等。吉尔平也曾提到，“其中东道国施加的最为重要和最令跨国公司苦恼的要求是本地化程度……几乎每个东道国都谋求跨国公司的产品尽可能本地化”。很多国家会担心由于跨国公司母国政府的干涉而造成国家自的丧失；担心跨国公司的进入造成了和本国公司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因为外国公司通过补贴和工业政策得到母国政府得支持……基于这种种潜在威胁，东道国自然要凭借自身东道主的政治优势，限制跨国公司，至少限制到本国企业强大得足以能够抵挡外商竞争时为止，然后用这种方式刺激并带动本国附属产业的发展。

我的地盘听我的。引进外资对东道国来说，除了直接成本之外，还可能要付出间接成本。那么支付了成本的东道国政府必将在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想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的趋利心理的同时，适时地平衡好自己的政治环境、政治决策，既保护本国的相关领域，又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分得一杯羹。所以说，跨国公司要想摆脱东道国的政治干扰，无忧无虑的赚着自己的海外巨资，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母国--我的财产我做主

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国际企业，其实不仅关注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他们对来自其母国的政治风险也丝毫不敢马虎。

90年代以来，很多企业为了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都逐渐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或是为了更接近原料供应地，或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抑或是为了寻找更具购买潜能的市场……总之是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市场、谋取利润。这样的经济行为源于市场的驱使，它的自由性、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给母国政府必然带来不安。因为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任何厂商的经营活动，都不能摆脱政府作为其“守夜人”的监督与服务，但跨国公司却使其经济行为游离于母国政府的监控之外，其结果是使母国的国家受到某种程度的侵蚀。因此，母国政府必然会采取措施，对到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予以多方面的限制。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意味着本国工厂向外转移？是否会削弱母国的经济基础？是否是慢性且变相的技术优势的遗失？又是否会引起母国相关产业的“产业空洞化”……虽然这些问题在长期范围内尚不得而知，但母国对这些跨国公司加强干预却是必要之举。

笔者认为，母国对它们的限制最主要体现在要求各跨国公司与本国的国家经济、政治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无论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多么的国际化，它都要不折不扣地遵循来源国对它的政策要求，否则就可能在源头上丧失自。由于跨国公司是母国的“财产”，因而，无论是付出什么代价、做出多少牺牲，跨国公司都必须遵守母国的政策、与母国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举个例子来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不允许任何美跨国公司在伊拉克开展业务。于是，正值走向全球战略的摩托罗拉通信公司，虽然预计将在伊拉克获得巨大利益和广泛市场，可还是要不得有半点迟疑地与伊拉克断绝一切经济联系，只因为它是美国的公司，要听从美国的政策要求，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所以，到今天为止，虽然美国的通信公司在全球横扫千军，但在伊拉克的通信领域，仍只有一家法国公司。

我的财产我做主。母国对跨国公司进行限制和干预，是母国维护国家必不可少的行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母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政府主动采取各种措施，从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防止“技术外溢”等等，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母国有这个权利来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跨国公司是母国“财产”的一部分，它没有能力脱离母国的支配，即便因此造成损失，它也别无选择。

第8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中国政府追求的国际化并非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或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是希望在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中的功用，并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从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然而在这一战略实施中，如何选择适宜的资本开放度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不放松资本管制以及不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中国是否应推动资本开放并非没有争议。不过，目前多数的讨论集中在资本管制的利弊是非之类定性话题上，当前中国资本开放程度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快慢等定量问题，却少有分析。

资本开放的对立面是资本管制。资本管制指政府对于各类国际资本交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对货币兑换的限制、对进出境资本的数量及行业的限制、以及对跨境资本经营的征税等。IMF从这些方面构建了Chinn-Ito指数，来衡量各国制度上的金融开放程度。这一指数的赋值介于-1.8和2.5之间，赋值越小表示资本管制程度越严格。2007年，发达国家该指数平均值为1.6，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值为0.2，而中国该指数值为-1.1，甚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今天，中国在借用外债、对外贷款和直接投资、跨境证券投资等项目下，仍然保持着严格的资本管制。

事实上，一国实际的金融开放程度与其资本管制政策的严格程度往往存在差异。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活跃程度可由其所参与的跨境资本的规模来体现。中国近年来的国外总资产和总负债增长迅猛，中国的跨境总资产和净资产总额已居世界前列。2009年中国的国外总资产以3.28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国外总负债以1.643万亿美元排名第十四位，占世界跨境资本总值的份额分别为4.1%和2.0%。二者相减便是净国际投资头寸。2009年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为1.644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然而，要比较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应当将上述绝对额指标除以本国经济规模得到相对值。我的同事黄玲教授计算了国际总资产与国际总负债之和占GDP（以购买力折算）的比例：2009年，英国、美国、日本分别为4.95、2.27、1.66，而中国仅为0.55。中国不仅与储备货币国家的金融开放度差距很大，与24个新兴市场国家和121个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很明显。

第9篇：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

“走出去"与"请进来"是相互对应的，"走出去"与"请进来"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重要方面。"走出去"战略有时也称为跨国经营战略、国际化经营战略、海外经营战略或全球化经营战略，它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品输出层次，是指货物、服务、技术、管理等商品和要素的输出，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承包劳务等；二是资本输出层次，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的是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开店。我们重点来探讨第二个层次的"走出去"战略。

为什么要“走出去”

要想享受入世后所应享有的权利就必须走出去入世后中国企业所获得的权利和机遇主要体现在国外，体现在外国向中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等方面；而义务和挑战则主要出现在国内。这说明，中国企业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权利，要想抓住入世后的机遇，就应拓展视野，向海外进军，去占领其他成员的市场。企业只有走出去了才能更好地享受应享有的权利，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如果不积极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总是在国内迎接挑战，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将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也就很难造就出一批能够拥有国际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

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走出去当前，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对此，企业要未雨绸缪，早作计划，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和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入世后，国界对国际竞争的屏障作用会越来越小，国内企业面临着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的危险，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有必要走向国际市场。

首先，随着国外商品和服务进入数量的增加，国内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将出现更加激烈的竞争，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加困难的经营局面。其次，由于入世后国内服务市场将扩大对外资的市场准入，外国服务业企业尤其是服务业跨国公司，将大举进入中国的金融、保险、电信、旅游、商业、外贸和专业服务等行业，因而国内市场这方面的竞争也将空前激烈，企业也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次，入世后，中国将根据世贸组织的原则对已经批准设立的几十万家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主要是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低国民待遇，如行业准入和业务经营限制等。这些都将使内资企业以往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产业保护消失，从而增加生产经营风险和困难。国内企业要积极地迎接挑战。一方面，要发挥本土作战优势，改进管理，勇于创新，切实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要重视和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寻找新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空间。

怎样走出去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企业要注意培育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只有国际竞争力提高了，才能更有效地开展海外投资，才能逐步成长为跨国公司；要充分利用和保护好企业的无形资产，注重无形资产的输出和开发，要讲究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技术与品牌优势；通过对外投资到海外开展加工贸易时，要处理好出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与享受所在地税收优惠以及原产地规则之间的关系；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国际惯例与规则以及东道国涉及外来投资的法律政策；要采取包括在国内外公开招聘等多种方式加快跨国经营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条件

入世后国际市场经营环境的变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入世后，中国在履行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义务的同时，也将享有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普惠制待遇及其他给予发展中成员的特殊照顾；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参政议政"；等等。上述权利的享有将使中国的产品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并享受到有利的竞争条件，将使中国企业获得开展海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良好环境。

根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规定，成员对外商投资企业不能采取下列措施：（1)当地成分要求；(2)贸易平衡要求；(3)进口用汇规定；（4)国内销售要求。入世后，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WTO成员中将享受到取消上述措施的好处，这有利于海外企业获得国民待遇和更大的经营自，有利于海外企业按照最佳条件进行要素配置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有利于海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海外加工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WTO协定的实施，也为中国企业在入世后扩大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按照上述协定的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应扩大服务市场的准入程度，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措施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和国际资本流动都是有利的。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深入地接轨和融合，意味着中国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经济是各国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是各国企业都从不同环节参与产品价值创造的经济，是有来有往的经济。因而，每一个成员入世后其企业都将更多地走出去。

政府帮一把

目前，国内企业在向外走时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例如：海外投资的审批管理程序比较烦琐，人员出国不便，民企和私企走出去难，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缺陷，一些地方不是通过整体规划引导而是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组织、命令企业往外走，海外国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海外投资缺乏专门的法律保护，等等。解决这些困难和障碍需要政府管理部门采取措施给予支持和帮助。

首先，向国内企业进一步下放海外投资权，切实简化审批程序，改进审批管理制度，使包括民（私）营企业在内的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具有走出去的权力，实现海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其次，为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险，成立或指定全国性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专门负责为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政治和经济等类别的保险；第三，加快海外投资的立法进度，尽快制定出"中国海外投资法"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规，使海外投资能够建立在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基础上；第四，推进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明晰企业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第五，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明确指导原则、发展目标和一定阶段海外投资的重点鼓励行业；第六，完善对海外投资的资金、外汇、税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鼓励政策；第七，在条件具备时，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多组建一些资产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实施大企业战略，加快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

本系列相关链接

《中国汽车业：利弊得失冷思考》2001年23期

《中国银行业：彻底开放下的出路》2001年24期

《中国保险业：应对深层次竞争》2002年2期《中国证券业：年轻的行业，巨大的压力》2002年3期

《农业、农民与农村：沉重的话题》2002年5期《应对入世的政府职能转变》(上、下)2002年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