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实践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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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关键词：工作-生活平衡；劳动权益；家庭友好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4日

一、工作-生活平衡的含义及内容

Marks和MacDiarmid（1996）最早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个体对不同生活角色的定位，是一种混合角色。他们认为个体能够并且应该具有平衡不同角色的能力，即个体能够在多重角色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英国的工作基金会将工作-生活平衡定义为：工作-生活平衡是关于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他们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工作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工作-生活平衡是指个体对工作和生活拥有同样的满意度、工作和家庭职能的行使互不妨碍、角色冲突达到最小化的心理均衡状态。

工作-生活平衡主要包括：（1）时间平衡，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投入的时间量相同。表现为工作内与工作外的时间互不侵占，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休闲娱乐、陪伴家人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2）心理平衡，主要表现为从心理上将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看得同等重要，互不偏袒；（3）满意平衡，是指对生活以及工作的满意程度大体相同。表现为既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也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二、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现状

（一）相关政策实施现状。虽然对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在西方国家较为成熟，然而对于我国来说仍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我国现有的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成果仅仅涉及理论框架、影响因素、平衡策略、工作分享制度、企业制度安排等方面，而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工作-生活平衡方面的政策并不完善，大多集中在传统的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政策内容一般把资金支持放在首位而忽视了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但是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和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变得更具现实性。

（二）劳动者压力现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工作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然而劳动者面临的来自工作与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二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家庭结构的转变，使得家庭的照顾职能弱化，养老问题以及儿童照顾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劳动者在平衡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主要面对以下三种压力：一是在工作中面临加班、出差、升职、人际交往以及失业的压力；二是在生活中处理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三是在面对工作与生活相冲突时无法灵活安排时间有效解决的压力。

三、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时间长，工作安排缺少弹性。我国现行的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主要出自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199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法律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智联招聘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推出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衡指数调研报告”显示：全国职场人的24小时中用于工作的时间（包括上下班）占一天当中的41%，用于日常生活闲暇的时间仅为29%，部分职场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7.7247个小时，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周工作时间40个小时。一些企业存在着“不准请事假”、“请事假提前三天报告”、“缺勤一天扣除全部奖金”的苛刻规定，员工不仅不能灵活安排休闲休假的时间，如果在工作时出现紧急的家庭问题，处理起来也非常困难。

（二）各类休假制度执行不力。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为了实现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效率，并不积极提倡劳动者休假，尤其是带薪休假。许多劳动者也因担心工资减少，升职困难甚至解雇而不敢提出休假请求。

巴西带薪年假最低为30天，国家法定的带薪假日为11天；法国人在带薪休假期间可领取“带薪假期”补贴；德国在法律中规定员工每年可享有24个工作日的带薪年休假；美国规定带薪年休假安排由员工自己安排，雇主一般不会干涉。早在2008年我国就公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明确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作收入。但是现实表明，能够享受带薪休假的职工大多数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有七成劳动者并没有享受到带薪休假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带薪休假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带薪休假制度远不能满足大多数员工的需求。

（三）儿童照顾压力不降反增，老年人照顾负担十分沉重。家庭所能获得的母婴福利大大减少，传统三代同堂家庭模式的破裂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都是导致儿童照顾压力增加的重要原因。首先，照顾家人和家务劳动的责任由女性承担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但随着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市场参加有报酬的劳动，女性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家庭，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家务劳动已成为困扰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其次，年轻夫妇独立后通常选择脱离父母的生活模式，不再依赖父母来照顾其子女，照顾儿童的负担全都落在年轻夫妇的肩上，生活压力陡增；最后，由于政府对婴幼儿教育认识的不足，导致政府对这方面的投入不够，很多地区对婴幼儿教育方面的重视不足，婴幼儿教育不被纳入教育规划。然而市场提供的托幼服务、家庭照顾服务一般价格过高，中低收入家庭利用公共服务受到限制，加重了生活压力。

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13，815万人，老年抚养比高达13.7%。《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到202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至14%，中国将进入老年型社会。发展社会养老机构，提高养老服务的水平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子女照顾老人负担的重要措施。然而公立养老机构数量少、专业性不足、私人养老机构门槛高、费用高的问题使得选择居家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占据多数。除此之外，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将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一种子女缺乏责任感的不孝顺行为，让父母居家养老可以增加与父母的相处时间，让老人更好的享受天伦之乐。因此，大多数子女都会承担起亲身照顾父母的责任，生活压力增大。

（四）工作-生活平衡上的性别差异明显。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进职场。一方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更多的提倡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给了女性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更多的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开始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有报酬的劳动，是女性提高社会地位、提高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最佳选择。

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城镇，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为43分钟，女性为102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4倍；在农村，男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为50分钟，女性为143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9倍。女性与男性一样遵守着每天8小时标准工时制度，但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的工作时间长、家务劳动繁忙、照顾老人和孩子负担重等问题更为严重，工作和生活上的时间冲突更加明显。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与其他国家的职业女性相比较，我国职业女性更多的把家庭当作生活的中心，但是同时又想努力兼顾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问题相当严重。在中国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而在工作中由于我国在生育保险以及妇女儿童福利等方面给予妇女的保障措施并不完善，所以使得相当一部分女性面临更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

四、我国的工作-生活平衡政策选择

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中国现有家庭政策的特征，比如关注特殊家庭较多，忽视了一般家庭；法律法规较多，可以适用的政策方案较少；口号较多，落实较少。然而西方国家在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借鉴他国经验，探讨中国的工作-生活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根据相关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国家全职工人的年均工作时间从1970年的1，981小时下降到了2010年的1，775小时。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员工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在不断减少，休闲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2007年以来，我国修订或者重新颁布了一些劳动法规，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特殊工时管理规定》等，当前劳动法已经比较完善。但在现实中，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劳动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大部分劳动者都面临着工作时间过长、休闲休假天数少、员工福利少的困境。尤其像农民工、女性等这样一些特殊群体的权益更应该得到关注与法律的保护。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劳动法规的执法力度，制定保护特殊群体的相关法规，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将家庭作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对象。常见的“家庭友好政策”是指组织为了帮助其员工更好地承担家庭责任，缓解工作-生活冲突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项目。通常包括弹性工作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员工支持计划等。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服务体系，把家庭纳入公共政策的覆盖范围，用制度的规范来减轻员工的家庭照顾负担，实现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重视家庭责任的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员工工作-生活平衡的措施，对员工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美国现在推行的“家庭福利照顾制度”是其平衡计划中的代表项目。美国通过有关“家庭假期”的法律规定，任何员工可以因产假、照顾产假、照顾家庭成员生病等原因，向雇主请长达3个月的假期，而雇主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员工。美国政府还积极推行灵活工作制，包括计时工作制、弹性工作制、远程工作制等。实行灵活工作制的企业不仅可以使员工更加自由的利用时间、处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还可以让企业更加灵活的聘用员工，节约用工成本的同时实现效益最大化。

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局限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将满足个人的需求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发点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家庭是个人的载体，社会政策只有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将家庭作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对象，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才能够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求，提高生活满意度，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三）加强家庭理论研究，培育和倡导工作-生活平衡的理念。政府必须在全社会倡导企业的家庭伦理哲学、在全社会培养与宣传工作-生活的平衡理念，使这种平衡的理念被更多的个人、家庭、企业所接受和推广。如果员工个体没有把家庭责任放在首位，而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那么不仅会影响家庭角色的行使，还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及工作效率。因此，政府应该利用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途径宣传家庭责任高于工作责任的理念，使劳动者树立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的价值观。一是加强工作-生活平衡的国际比较研究，充分借鉴西方成熟的制度以及优秀的经验，认清中国的发展现状，总结发展缺陷，结合国情制定适用性较广的发展措施。加大实施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通过调查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以便及早发现社会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二是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理论界应对工作-生活平衡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廓清理论的边界，整合理论体系，将该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指导企业管理和员工工作与生活的成熟的理论，提高理论的实践性和适用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岳经纶，颜学勇.工作-生活平衡：欧洲探索与中国观照[J].公共行政评论，2013.3.

[2]何勤，陶秋燕，刘宇霞.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国际比较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3]佟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策略[J].江苏社会科学，2012.2.

[4]郑雅妮.国内外带薪休假制度之比较研究[J].工会论坛，2008.4.

第2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以下简称nit）的思想由数理经济学创始人古诺首先用于经济学文献。nit一词则由c.e.ayres（1952）首先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nit历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托宾等大师之手不断发扬光大。

曼昆在《经济学》中将nit简单定义为“向高收入家庭征税并给低收入家庭转移支付的税制”。nit计划的目标一般是：为了更有效的达到反贫困的效果；提供一种对现有福利救助体系的替代；激励工作（bender、green，1968）。

劳动供给削减论者的研究成果

（一）加里·贝特里斯和杰里·豪斯曼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加里·贝特里斯和杰里·豪斯曼（1978）通过在加里的青年男子负所得税的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构建出负所得税下的劳动供给模型。他们发现有赖于工作时间的税后净工资额导致非线性预算集的产生。这些非线性关系可能受到累进的边际税率的影响，是一条外凸的预算线，也可能受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影响（如afdc或负所得税），而成为非凸的预算线。这种非线性影响了边际工资和个人的实际非劳动收入。

非凸性是贝特里斯和豪斯曼论文的一个靓点。非凸性预算集强调了效用函数背后暗含的知识的重要性。非凸性的这种情形不仅在负所得税中遇到，在其他与劳动所得有关的税收或补贴中也同样存在。

作者使用劳动所得的简化形式研究发现，劳动供给对收入保障水平的反应比边际税率重要得多。然而也发现，几乎接近零的工资弹性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税后工资率的大幅度变化对加里试验中黑人男性的劳动供给几乎没有效应。

收入效应导致周工作时间下降到 36.985小时，每周下降2.958个小时，或者说下降7.69%。反应模式表明，大多数个人对负所得税计划的劳动供给反应很小，这跟加里试验的结果是相似的。不过，一定数量的人劳动供给出现很大下降。工作时间的降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两份工作前后的间隔时间拉长了，个人没有去积极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

个人面临的税率越低，实际工作时间与持平水平的工作时间相比，越有可能更少，因而，个人对更高水平的非劳动收入比更高的负所得税税率更有可能作出反应。所以，收入效应比没有补偿的工资效应在决定负所得税引入的反应上重要得多。

作者认为，以后研究的方向是政府计划引起预算集的非凸性对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这些计划或许导致个人经济活动很大的扭曲，在评价这一类计划时，这种效应的大小是重要的考虑。

（二）keeley等人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michael c. keeley、philip k. robins、robert g. spiegelman和richard w. west（1978）利用来自sime/dime的结果，预测全国的劳动供给效应和六个不同的负所得税计划的成本。为了做预测，使用将试验参数化的劳动供给模型对试验数据进行了估计。这个模型的参数被置入一个所谓家庭转移支付微观分析（简称math）的微观模拟模型。模拟使用1975 年3月的当前人口调查（简称cps）数据。基于低收入的劳动需求是完全富有弹性假设的这一模拟是在局部均衡框架下进行的。模拟结果显示，全国负所得税计划的覆盖范围、成本和劳动供给效应随着计划参数的变化而变化，且波动很大。

1.研究方法以及其他问题的处理。为了便于预测，作者使用sime/dime数据估计了劳动供给反应函数，总的预测通过个人反应和成本加权求和得到。鉴于试验样本是高度分层化的，使用全国性样本，而不是试验样本来进行预测。该研究首次尝试利用来自收入维持试验的结果进行全国性预测。

在一个可控的收入维持试验中，其他税收和转移支付计划的影响通过对公共转移支付征税和对正税予以偿还的方式全部消除，假设全国计划有相同的特征。因为偿还正税部分，一个人得到的

支付取决于总收入与试验税率和非试验税率。

由于在试验中采用指派和样本选择程序，按种族、家庭结构和收入划分的家庭分布不同于美国总体家庭分布。与美国的总体情况相比，参与sime/dime的家庭较大比例是收入较低的群体。而且，在 sime/dime人口中，试验组家庭比对照组的收入要低得多。当分析试验对劳动供给的效应，并用结果外推美国总体时，这些分布的差异必须要考虑到。

在sime/dime中，估计的三种家庭群体（丈夫、妻子和女性户主）的替代效应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估计的妻子和女性户主的收入效应统计上都是显著的。结果也显示，3年期和5年期家庭的反应不存在明显差异，每一群体的试验变量在1%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

为了便于sime/dime与新泽西试验的比较，有必要估计一个与新泽西报告相似的模型，最简单的模型是使用差异分析方法，控制试验前劳动供给、教育和家庭规模等人口统计变量，但没有控制试验前正常收入这一任务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新泽西试验（njime）中白人丈夫周工作时间的削减与sime/dime中黑人和白人丈夫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不能看作相似反应的证据，这是因为它们是来自不同试验样本的均值。新泽西样本是一个平均收入相当低的样本，且得到不慷慨的试验待遇，以及有一个不同的分配程序。 　这里报告的平均反应也不能直接转化为全国的效应，因为：首先，试验样本的平均反应是几个不同计划的平均，故不能看作任何单个计划的代表。其次，依据估计的方程，试验样本的平均反应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净工资率的平均变化。这些平均变化取决于试验前的收入分布、福利支付、税率和人口统计变量，与全国样本的平均变化有很大不同。最后，与随机分配的计划相比，任务模型可能导致更小的平均反应，这是因为把收入更高的人被分配到更加慷慨的计划中。因而，为了得到某种全国性计划有价值的效应预测，必须使用与估计方程相似的劳动供给反应模型。

在进行全国预测时，作者提出了几个假设：第一，假设负所得税代替现有的afdc 和食品券计划。第二，假设劳动需求富有完全弹性。这意味着总的工资率不受负所得税的影响，是否这是一个好的假设部分有赖于低收入劳动者——他们极有可能是负所得税的参与者——的可替代性。一般而言，若劳动存在很强的替代性，负所得税对工资率的效应很可能很小，这是因为总的劳动供给受负所得税的影响甚微。第三，假设不可能先验估价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既然这需要总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以及供给曲线是如何移动的（移动不是平行移动）等方面的知识。实际的反应可能大于或者小于计算的反应，这取决于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如果总劳动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总劳动供给反应将小于基于需求富有完全弹性的假设算出的结果。如果总劳动供给曲线是后弯的，总劳动供给反应将大于基于需求富有完全弹性的假设算出的结果。第四，假设正税收体系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假设意味着没有考虑为计划融资的额外税收是怎样实现的。最有可能的来源——联邦所得税税率的提高产生额外的劳动供给效应。这项研究就是要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分析负所得税对那些有可能参与计划的人的效应。最后，因为试验是临时的，影响的仅仅是一部分有资格获得计划补助的人口，试验结果和全国预测都不能反映可能来自永久性全国计划的社区态度的任何改变。

2.劳动供给反应研究报告。这些反应通过三种方式报告出来。首先，报告了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家庭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其次，报告了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和以上所有参与家庭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最后，报告了整个美国人口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

在解释这些结果时，务必注意，反应程度的变化不仅与保障收入水平和税率的变化有关，也与参与者数量的变化有关。例如：给定保障收入水平，随着税率的提高，参与者数量会下降。另一方面，给定税率，随着保障收入水平提高，参与者数量会上升。参与数量的变化方式取决相关的人口子群内收入分布状况。

对于持平水平以下丈夫和妻子型家庭来说，平均反应的程度（绝对值）是与税率正相关的。这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税收变化引起的收入效应程度没有抵消替代效应，于是，平均反应与税率是正相关的。第二，更低的税率可能导致收到很少补贴的家庭比例更高，从而以至于没有什么反应。对于女性户主家庭来说，平均反应并不随着

率的变化而变化。

当计划参与的数量固定时，随着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效应导致平均反应程度提高。尽管收入效应或许为参与数量（无论是丈夫和妻子型家庭，还是女性户主家庭）变化的效应所抵消，平均反应程度随着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大。

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家庭的结果显示，所有群体的劳动供给都有相当大的削减比例。对于丈夫和妻子型家庭，总工作时间的削减比例在9%和16%之间。其中，丈夫劳动供给削减比例 在6 %和12%之间，妻子削减劳动供给在21%和32%之间，女性户主家庭削减她们的劳动供给比例在0%和15%之间。

研究结果包括了税收持平水平以上参与家庭的反应。所有参与家庭的平均反应跟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家庭的平均反应是很相似的，这是因为参与到计划的税收持平水平以上家庭数量不多。原先税收持平水平以上的家庭总的参与比例依不同计划而定，其中，丈夫和妻子型家庭在7%和12%之间，女性户主家庭在0%和5%之间。

研究结果也提供了整个美国人口（包括负所得税计划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一些非参与者以前收到福利补贴，特别是面临低的保障收入水平和（或）高税率的负所得税计划的那些人。因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负所得税取代福利计划时，以前收到福利补贴的非参与家庭提高他们的劳动供给；当引入负所得税时，剩余的非参与者没有改变劳动供给。

整个美国人口的平均反应相对于参与人口很小，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多数家庭没有选择参与计划。对丈夫和妻子型家庭来说，尤其如此。随着税率的提高，丈夫和妻子型家庭的平均反应程度下降了（与前面报告的上升相比），这是因为相对于总人口，参与数量下降了。对女性户主家庭而言，平均反应随着税率的变化轻微下降，这是因为参与数量相当固定。无论是丈夫和妻子型家庭，还是女性户主家庭，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引起平均反应程度的增加。

3.研究结论。keeley等人提供过一种研究方法，运用这个方法可以在试验数据的基础上，估计全国的劳动供给效应和各种负所得税计划的成本。程序是使用试验数据估计劳动供给效应函数的参数，接着用反应函数在一个全国的数据集（cps）范围内预测个人的劳动供给效应。预测是借助所谓math的一个微观模拟模型进行的。程序背后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低收入的劳动需求是完全富有弹性的。

结果显示，劳动供给效应和计划的成本随着保障收入水平和税率的变化而变化，且波动很大。对于保障收入水平和税率而言，参与计划的丈夫和妻子型家庭的平均劳动供给效应提高了。对于保障收入水平而言，参与计划的女性户主家庭平均劳动供给效应提高了，但是这一效应几乎不受税率的影响。参加试验的那些家庭劳动供给的平均削减幅度在0%和 32 %之间，其大小依不同的计划和子群而定。

（三）ashenfelter和plant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非参数估计

orley ashenfelter和mark w. plant（1990）报告了劳动供给行为对参加西雅图——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的家庭支付效应的非参数估计。在这个试验中，试验组的家庭被随机指派的任务是配合这些非参数估计的计算。然而，这些非参数估计至今没有报道过，即便可以通过简单的加权程序构建。 　1.对keeley等人研究的批评。sime/dime试验的意图在于通过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平均收入的简单比较，以期“测量现金转移支付对补贴接受者劳动参与的负激励效应”。试验的最后报告中，斯坦福国际研究院 （1983）花了很大的气力把不同的研究提炼成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它并没有提到试验设计时预设的任何简单的双向对比。这是由于试验者不知道非参数估计的简单构建方法，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坦率的说，当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基本实证结果从来没有被整理过。直到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研究，我们才了解没有做的部分原因。我们发现，sime/dime试验的基本问题是因其设计和所承诺的非参数估计根本无法计算所致。简单的说，针对sime/dime试验设计的缺陷，我们在今后的试验设计中可以吸取大量的经验教训。

2.研究遇到的问题与研究内容。所有负所得税试验面临的难题在于，为了降低转移支付成本，试验前收入高的家庭被系统性的分配给慷慨的计划，试验前收入低的家庭则被系统性的分配给不慷慨的计划。

sime/dime试验的关键问题还在于，

用于分析而建立的数据收集系统不能独立于试验而运行。简单的说，试验的损耗与参与试验家庭所在的计划类型密切相关。这一事实使得力图通过sime/dime试验得出推论变得相当复杂。

应用sime/dime数据对方程估计的难度在于各种试验的分配不是随机的。因此，给定非随机分配的情况，对照组家庭不能正确反映试验外劳动所得分配的特征，上述的简单比较也表明不能估计出试验的劳动供给效应。乍一看，这样的设计决定似乎已经破坏了整个试验，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为了了解为什么对于劳动供给效应的简单的非参数估计仍然是可行的，有必要了解整个试验的设计。

从3年期的试验来看，作者注意到，试验后预测的支付差异往往小于任何试验差异，且不是统计上显著不为零。尽管如此，大多数试验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差是正的，这实际上表明劳动所得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观察到的差异似乎并不是特定样本设计的人为因素或其他一些影响了样本组成的“看不见”因素所致。另一方面，试验后持续的正的试验效应表明，试验可能对永久性收入有一定影响。

从5年期的试验来看，值得指出的是，样本量为5年的试验计划大大小于为期3年的计划，因此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整个计划中会有更多变化。小样本也反映在大的标准误上。从参与5年负所得税计划的家庭结果来看，对5年的家庭来说支付的差异更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支付差异中有一些混合的增长证据。人员减少在试验的第四年和第五年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小样本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作者用两个表格给出了基本的非参数的试验结果。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进一步试验分析结果的逻辑起点，因为任何额外的结构会给基本数据增加额外的外源性和特别信息。能获取的有关所有这些计划的支付效应的预测资料，都在这些表格中总结出来。如果没有任何参数的假设，这些都是试验结果。

对于上面提到的损耗的事实，作者认为这需要某种样本的参数假设。要么假设离开的家庭与这些留下来的家庭在收入分布和预期的额外支付方面都是随机选择的，要么假设他们实际上支付应该为零。作者的研究可以在两者之间做一些工作，但是对于任何一种来说，任意的假设方式都是必须的。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当事人预期收入超过补贴的标准，自然退出试验。另一种情况是家庭结构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为研究仅仅考虑了双亲家庭的情况。此种样本损耗对研究的结果没有影响。

通过研究，作者可以得到两个清楚的结论：第一，预期支付的实际差距大大依赖于一个家庭获得支付的可能性。结果显示，负所得税计划的持平收入水平订得越高，家庭就越有可能获得支付。这种关系不是主要的做法，但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让一些家庭放弃支付，必须把收入门槛定得很高，这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资格获得补贴。因此，设计一个模型以便提供非参数结果的简化形式，这样的任何模型几乎肯定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考虑到决定计划参与中收入分配和持平收入的相互作用，另一部分考虑，给定一个家庭有资格获得补贴支付，补贴计划对劳动力供给的效应。第二，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劳动供给对负所得税的激励反应，实际试验支付大于预期。这意味着，试验引起的激励效应削减劳动供给。准确的说，如何分清参与效应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两个方面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研究结论。本文利用sime /dime数据，第一次提供了有关负所得税引致的劳动供给反应的非参数估计。结果确实表明，负所得税引起的劳动供给的激励效应给这种计划的转移支付成本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可惜的是，准确的说，如何利用这些结果来估计整个计划的影响尚有待解决，而且，这些激励效应的非参数估计的估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试验组中的非随机减员是如何处理的。我们从分析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方法上的。首先，我们认为试验方法在劳动供给的效应估计上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分析者已不再依赖于一系列无法检验的计量假设。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对sime/dime数据的分析很少或没有利用试验性质的处理方法。我们似乎失去了太多基本试验结果的机会。正如我们所表明的，试验设计是在正常收入组内而不是组间随机分配的，这一事实没有禁止简单的非参数计划试验效应的计算。另一方面，依靠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来收集试验组和对照组成员的劳动供给反应数据是可怕的误导

。因为这不仅导致数据收集工作代价过高（大部分试验费用用来收集和分析数据，而不是用于计划的支付），也导致实现的家庭收入和数据收集系统中人员损耗之间的相关，从而破坏了试验的完整性。其结果是，即使对试验的设计是多余的，负所得税计划的非参数估计也必须依靠这些假设。

（四）robins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1.研究的创新之处。这不是第一次对负所得税试验的劳动供给结果做总结。moffitt和 kehrer、keeley和killingsworth都曾做过一些综述。然而，这些早期的综述没有以一致的估计形式给读者提供一个整体的研究结果。因为人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可是在其他研究中一些研究结果却被有选择的引用，看来有必要把所有试验的结果整合起来作一总结。而且，早些的研究没有利用来自最大的和最综合的西雅图—丹佛试验最终的结果，也没有提供有关年轻人的任何研究结果，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子群。另外，早先的研究仅仅考察了有关工作时间的结果，而philip k. robins （1985）的研究还提供了有关就业状况的结果。因此，robins 的综述可以看作以前研究综述的更新和扩展，他力图在所有试验的基础上提供一套一致的估计。 2.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了便于比较，作者试图选择基于尽可能相似的样本选择标准、时间期限和变量形式的一些估计。例如，每一组的估计都把离婚的家庭从样本中剔除掉了。

作者认为，不同的试验之间，调整后的平均差异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试验的慷慨程度的差异（理论显示，反应的大小依试验的慷慨程度而定）。相反，基于结构估计的结果，假定是因为试验的慷慨程度所致；因而，估计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差异主要是由样本和分析方法的差异引起的。

在劳动供给的效应上，对所有试验来说，第一，每一个负所得税试验劳动供给都出现了明确的下降；第二，尽管估计的大小存在较大差异，每一组得出的模式却非常一致。例如，黑人和奇卡诺人通常比白人有更大的反应，丈夫通常比其他的群体有更小的反应。但绝对没有劳动供给大幅度缩减的证据。一般而言，每年工作时间缩减的范围大约在一周到五周之间（以全日工作计），如果用反应比率表示，则在5%和25%之间。正如所期望的，sime/dime估计的结果比其他的三个试验高出很多，但这些反应与不同试验的慷慨程度是相吻合的。就业率削减幅度在1%到10%之间，不过，在组内波动幅度通常更小。譬如：估计出的丈夫就业削减范围在0 和-0.04%之间。

研究发现，每年工作时间缩减的幅度大约在二周到四周之间（以全日工作计）。丈夫的反应程度最小，而年轻人的反应程度最大，妻子和单亲女性是十分相似的。从百分比来看，丈夫的反应程度最小，妻子和年轻人的反应程度最大。妻子的反应百分比高于单亲女性，这是因为她们通常工作的时间较短。

据粗略估计，试验平均的 （经加权处理） 保障水平大约与贫困线（pl）相当，按1984年四口之家计算的pl是10610美元；试验平均的 （经加权处理） 税率是50%左右。故而作者所列出的反应数据可以看作将来实施类似这样的负所得税计划的参照依据。诚然，一定要记住，上面的这些反应仅仅适用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人口，整个美国人口的平均反映应该远低于所报告的平均反应数据。

关于试验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研究表明，在 80%的情况下，估计出的平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符号跟理论的研究相符，后者预测替代效应是正的，而收入效应是负的。主要的例外是妻子的情况，其中，一个替代效应的符号是负的 （新泽西试验），两个收入效应的符号是正的（农村试验和加里试验）。试验得出的符号与理论研究一致的情况下，估计结果是十分相似的——考虑到采用的方法差异很大，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安。总体而言，男人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较小。

根据每个试验家庭个数加权，作者得出如下研究结果：第一，在双亲家庭中，妻子对净工资率的变化较丈夫更为敏感，而两者的收入效应酷似。弹性数据显示，丈夫未补偿的工资弹性（均值）为负，而妻子未补偿的工资弹性 （均值）为正。这些研究结论与非试验研究文献得出的结果是相吻合的。第二，单亲女性的替代效应介于丈夫和妻子之间，但她们的收入效应大约是配偶的两倍。同双亲家庭中的丈夫一样，单亲女性未补偿的工资弹性也是负值。

3.主要研究结论。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在各地进行大

范围的试验和数据搜集，评估方法各异，但得出的结果却出奇的一致。平均来说，丈夫的劳动供给下降相当于2周的全日劳动供给量；妇女减少的劳动供给量相当于3周的全日雇佣劳动；年轻人的劳动供给减少相当于4周的全日劳动供给量。从中得出的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程度与非试验研究推定的结果相似。总的来说，妻子的替代效应是丈夫的两倍还多，而配偶双方的收入效应很相似。单亲女性的替代效应介于丈夫和妻子之间，但她们的收入效应是配偶的两倍。结果显示，丈夫和单亲女性未补偿的工资弹性 （均值）为负，而妻子未补偿的工资弹性 （均值）为正。

由于女性和年轻人比丈夫工作的时间要少，他们（她们）相应的效应越大（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所有的这些反应可以看作来自一个相当慷慨的将来实施的负所得税计划—保障收入水平等于贫困线（pl），税率为50%—的反应。

（五）johnson和pencavel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terry r. johnson和john h. pencavel（1982）勾画了一个方案，用来预测引入负所得税计划以后净劳动所得或者工作时间的变化。作者通过估计出参与西雅图-丹佛收入维持试验的已婚男人、已婚女人和单身女性的劳动供给函数来展示这个方案。这些函数也被用来模拟几个负所得税计划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享有负所得税计划补贴的个人工资率的变化，导致其配偶的工作时间发生重大变化。

作者称他们研究利用的方法是“冲击方法”，它最早由普林斯顿的劳动经济学家阿什弗尔德和赫克曼提出。作者将用来度量负所得税试验劳动供给效应的“冲击方法”嵌入显性效用函数框架中。这个程序主要是通过比较试验前与试验期间的家庭行为，研究它们行为的差异是否可能与试验有关。

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还考虑了高于持平收入水平的家庭可能也会加入到负所得税的行列中来。他们可以通过减少商品的消费和增加闲暇的时间来达到这个目的。在一个经过拓展以后的估计方程中，待估计参数把参与负所得税的概率与以参与负所得税为前提条件的净劳动所得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

研究发现，家庭非工资收入每增加1000美元，丈夫将会削减年工作时间126小时。同时研究还得出，外生收入每增加1美元，丈夫将会拿出0.29美元购买非市场时间（即对非市场时间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29）。这跟来自非试验数据的估计也是完全一致的。对单身女性的估计位于丈夫和妻子之间。就工作时间函数而言，单身女性可能拥有已婚丈夫和妻子平均化的特征。

在设计这个方案时，作者尽力持有经济学家的行为要有目的这一信念，给出了用于预测的具体函数形式，它可以通过家庭对工作和非市场时间偏好的显性形式推导出来。使用来自sime/dime的数据对这些偏好的估计，与用非试验数据估计得到的劳动供给函数的特征性事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就相关变量的均值而言，作者推导出丈夫关于工资率的工作时间函数，且斜率为负，也推导出妻子关于工资率的工作时间函数，但斜率为正。然而，宽泛的估计能够使johnson和pencavel得出的结果与非试验数据得出的结果保持一致，但是几乎不可能提供一种精确的衡量标准来这对些结果进行评价。何况，试验的源动力正是来自对非试验研究文献估计的不满。因而，根据试验数据得出的结果与来自非试验数据的估计是否一致来判断前者的正确性反倒有点不合适宜。

按照另一套衡量标准，意即keeley和robins对sime/dime分析后的研究结果，在单身女性的情况下，johnson和pencavel的点估计与之非常接近，而在丈夫和妻子的情况下，两者存在差异。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johnson和pencavel明显考虑了影响他或她的配偶工作时间的个人工资率。而且，他们的模拟显示这些交叉工资效应在测量负所得税对个人的净劳动所得的影响方面并非可有可无。当家庭偏好采用相应的形式时，交叉工资效应的程度是稳健的。具体地说，正如我们所采用的形式那样，没有要求丈夫和妻子的非市场时间存在替代关系。看来，交叉工资效应的程度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将是一个界定明确的重要术语。

（六）anderson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战后美国收入分配趋势的研究是一个很复杂，也是颇有争议的课题。譬如，不仅在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还是更加不平等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收入分配趋势应该如何从实证的角度弄清楚方面也分歧很大。

美

国伟大的负所得税改革方案没有获得通过，迫切需要的“实际”改革却遭到一致反对。在这些反对者当中，坚称负所得税为“激进计划”的anderson 就是其中一位。

anderson通过对一些所谓“客观”事实的具体分析，试图说明这样的提案不仅昂贵，而且毫无必要，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崩溃。正如他所言：“……负所得税保障收入将引起低收入者的工作努力大幅度削减—可能接近50%——……劳动力的大量萎缩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anderson的历史证据包括来自波兰尼的《大转型》的大量引用。他声称用于贫穷救济的斯宾汉姆兰制度—— 在19世纪早期英国的某些地方使用的一种最低收入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的工作努力带来灾难性后果。

从1968以来，四个社会试验得以进行，旨在了解负所得税是否会带来工作削减，如果是这样的话，削减程度又是多少。对负所得税中的丈夫而言，工作削减幅度从1%到8%不等；对妻子而言，工作削减幅度大约在15%到33%之间；对家庭单亲女性而言，这一数字在12%到26%之间。

虽然moffitt 和 kehrer研究发现对妻子的工作削减幅度在15% 到 33%之间， 他们得出的一些结果确实在这个范围之外。加里试验中的妻子和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试验中的黑人妻子工作削减幅度仅分别为1%和 2%， 而在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试验中讲西班牙语的妻子工作削减幅度为55%。不过，这些数字统计上均不显著，作者还特意的将 55%这一数字列为异常值。

anderson将每一个偏离的增加百分比加起来，从而估计出了额外工作削减的范围，这7个“小”的负偏离都在7 %到27%之间。7个小的负偏离总的范围根据丈夫适用的情况给出。他分别给出丈夫、妻子、未成年人和家庭女性户主每一个偏离的范围。另外三组相应的范围分别是6% 到 24%，4% 到 20%，7% 到32%。anderson计算了四个组每一组整个工作削减的范围（也反映了其他的偏离和自身的试验结果），并用加权平均计算出低收入总体期望的工作削减估计范围。他算出的结果是在29%和 72%之间，均值是51%。

实际上，正如metcalf具体阐述的那样，试验的短期性产生了两个偏离，它们以相反的方向影响了最终结果。第一个偏离来自收入效应或者横财效应，它趋向于低估了工作削减的程度，因为永久性的负所得税将会提供比仅持续3年的试验更为长期的收入。另一个偏离来自替代效应，相对于永久性计划而言，它在试验期间提高了工作削减程度，因为在负所得税下短的时间内有效劳动所得相对课以更高的隐含税率。

第3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业合作社，农户收入，丹阳市，丹徒区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国家的粮食战略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农业作为一种天然的弱质产业，具有投入时期长、收益较低等特点，同时，由于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自然条件、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又成为一种高风险产业。传统上，我国是以小农经济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的，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从业者抗风险能力的缺乏。首先社会实践论文，个体小农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其经济决策经常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其次，小农因为生产规模小，市场谈判能力较弱，而无法通过谈判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论文开题报告。因此，农户希望能通过一些制度和组织，与同业经营者，与上下游经营者进行结合，以减少风险，增加收入。于是，农业合作社划时代地产生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兴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各种形式和产业的合作社工作开展地如火如荼。特别是2006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农业合作社得到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推广，农业生产和经营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目前的农业合作社出现了求量不求质、管理不规范、利润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实践论文，农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针对农业合作社所存在的问题，大批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并提供了政策建议。一部分专家从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内源性根据；也有一些专家着眼于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从管理和组织的角度进行探讨；另外，也有相当多的专家通过研究认为合作社的立法才是关键之处。总之，专家们的研究大多是针对组织自身开展的，而针对农户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微观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态度和意愿直接决定了合作社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正是从农户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描述的方法，分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的现状与态度，并计量分析农户参加合作社的行为对收入的影响，从而为发展农业合作社规模、推广合作优势、更好地以合作社形式增强农业竞争力、保障农户利益提供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二）文献综述

杨惠芳（2005）认为，解决农民增收的关键在组织创新,建立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使我们找到了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和载体。

韩洁、薛桂霞（2007）认为，农业合作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市场经营和谈判能力的增强社会实践论文，更与生产一体化、二次分红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王新利,李世武（2007）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越性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础的。要使这类组织获得长远而良好的发展，进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帮助，政策的实行需要遵循这一基本原理。

二、 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数据由本班四位同学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丹阳市丹徒区实地调查获得，我们走访了当地茶叶合作社周边的4个村落，共发放问卷220份，通过剔除信息明显错误、前后矛盾和异常的问卷21份，实际有效问卷为199份，有效率高达90.45%。

（二）数据分析

1、数据分析分为描述分析和计量分析两部分。在描述分析中，将参加合作社农户与未参加合作社农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份（是否村干部或党员）以及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产品销售价格等指标做横向的比较，以此对这两个群体的特征做出基本的描述。在计量分析中，选择农户总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家庭种植规模、非农收入、是否加入合作社、生产资料成本为解释变量，采用Cobb-Douglas模型进行计量。

2、描述统计：

（1）年龄：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7.36岁，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7.40岁，且两个群体中户主年龄都是呈正态分布的，因此，户主年龄没有显著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2）文化程度：将户主受教育程度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2、3、4、5社会实践论文，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这五项比例依次是0，8.82%，47.05%，26.47%，17.65%，平均值为3.14，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这五项比例依次是0，12.12%，76.97%，4.84%，4.84%，平均值为3.11.从各种文化程度分布比例来说，未参加合作社的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体均值较为接近，这是因为当地的教育模式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主，大部分户主的文化程度都是初中社会实践论文，以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绝对人数较少。

（3）身份：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村干部或党员的比例占到了50%，而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村干部或党员的比例仅为7.88%，有理由相信，身份的区别对参加合作社与否是有着较大影响的，这也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吻合，通常认为担任村干部或党员的农户觉悟较高，能够积极响应号召，另外也需要起带动作用，因此参与的意愿与可能性更高。

（4）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平均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为64.67%，而对于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平均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为64.13%，同时两个群体也符合正态分布。

（5）农产品销售价格：本次调查对象为当地的曲阿茶叶合作社，通过调查了解到，大部分农户每年采摘两次茶叶。从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于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社会实践论文，第一次茶叶的平均出售价格是328.1元/斤，第二次茶叶平均出售价格是235.2元/斤；对于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第一次茶叶出售价格为319.6元/斤，第二次茶叶出售价格为227.4元/斤，且上述数据分布都较为紧凑。

3、计量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总收入，以Y表示。解释变量见下表：

 

表1 实证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D1 是否加入合作社：是=1，否=0 0.23

X1 种植规模：农户耕种的总面积(亩) 3.43

第4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关键词：小学教学 实践活动 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c）-0026-01

1 开发校本课程，深入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开放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没有丰富的校本资源的广泛支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就难以顺利进行。我校对校本课程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评估，并充分利用当地社会和学校资源，开发出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校本课程。这些课程是落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1.1 实施“1加1”工程，开发以综合实践为主的校本课程

为了落实校本课程的开发，我校成立了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吸纳学校领导、教师和部分学生家长共同参与，以指导、审定、评价、支持校本课程的开发工作。

学校实施了“1加1”工程，即要求每位教师除教授本专业的一门课程之外，在根据个人专长申报开发一门校本课程。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学生及其家长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当地的人文历史、地方特色、学生发展需要和教师个人特长等综合因素，开设了陶艺、等20多种。这些校本课程的开展，为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校本课程教学水平，我们组织力量重点研究课程目标和教学方法。把20多门校本课程分为六类，分别确定每类课程的总目标和子目标。总目标力求清晰、合理，子目标力求具体化、可操作。同时根据校本课程目标，组织教师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生的经验、兴趣和学习条件等选择确定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通过做一做、试一试、想一想、记一记、画一画，培养学习兴趣，在趣味盎然的学习活动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1.2 采取“1选1”措施，实施校本课程

为有效实施综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学校根据师资及学生实际情况，采取“1选1”措施。

1.3 依托学校科技节，搭建“1展1”舞台展示

为提升综合实践活动效益，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学校每年开展科技节活动，为学生搭建“1展1”舞台，即要求每位学生在“科技节”中至少展示一项所学才艺，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2 拓宽学习空间，构建综合实践活动的广阔平台

2.1 课内外整合，拓宽学习空间

综合实践课的基本理念之一是推进学生自我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和体验，谋求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此，我们倡导多种学习方式，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进家庭，走向自然，精心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充分利用课堂外的“课本”，让学生在活动中学，在活动中做，在活动中想，推进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

走向自然。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究，重视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能力培养。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探究活动，学生对于植物的生存状态及前景产生担忧，激发了学生的忧患意识和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从而养成了孩子们的社会道德责任感。

走向社会。坚持以知识性、科学性、实践性、趣味性为指导，通过看、管、查、做等方式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区，进行环保宣传和实践活动。

看：组织学生有目的地参观，了解自然环境，感受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密切关系，激发热爱大自然之情，加深关心环境、爱护环境、保护地球意识。

管：广泛开展“环保小卫士、爱心大队”活动，组织学生清除白色污染，清扫卫生死角、管理学校草坪、树木；参与管理人民广场草坪、树木，保持清洁卫生，懂得“一棵树木一个生命”的道理，并在这个过程中间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尊重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查：环保大队的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环境科技调查和研究活动；利用暑假对市区汽车保洁公司的用水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新市区汽车保洁公司水资源浪费严重，他们撰写节约用水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市环保局，充分体现了学生热爱环保、勇于创新的精神。

做：开展“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活动；在家庭栽种花草，美化家园，向亲友、邻居宣传环境知识；写信劝导亲友戒烟，与家人一起制定“家庭绿色行动计划”，提倡家庭绿色文明等。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养成环保好习惯。

走向生活。结合传统的节日对学生进行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爱祖国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结合植树节，开展了“认养小树，我和小树一同成长”的活动和“五一”劳动节的“我是家庭服务员”活动等。

2.2 与竞赛活动相结合，构建学生实践活动的广阔平台

我们努力为学生搭建展示才能的平台。将科技教育融入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1）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创新作品大赛，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创新作品的舞台。（2）组织学生兴趣小组活动，如七巧板、国际象棋、机器人、四驱车、航空航天、航海模型、气象、科幻画、种植等，开展科技教育“七个一”活动，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科技创新大赛。（3）每年组织“科技节”活动，引导学生参加科技实践活动：进行科技小制作、小发明、小创意，撰写科技小论文、调查报告，绘制科学幻想画；制作科技手抄报、剪贴报、和搜集科技名言，编写科学家故事集。（4）参观考察博物馆等校外科普教育基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5）组织学生围绕“我身边的科学”开展谈论、调查，提出合理化建议。

在综合时间活动实施中，我们积极开发课程资源，拓宽学生学习的空间、时间、学习的内容、形式和渠道，引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让有效的资源在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中绽放奇葩，让资源浸润学生的绿色童年，让“稚嫩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姿！

参考文献

[1] 郭元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与实施[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第5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KEPCO于2005年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到2012年已经按年连续了7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的特色与亮点

KEPCO2011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由关于本报告、关于KEPCO、KEPCO与可持续发展、经济表现、环境表现和社会表现、附录七部分组成。

表现形式方面

采用主题引领报告。在封面凸显报告主题“共同努力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在开篇以较大篇幅阐述报告主题，如：“绿色能源先锋，与大家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绿色和清洁的世界”、“智能能源先锋，创造极大的效益和未来价值同时提高生活质量”等；在报告主体章节展示公司理念以呼应报告主题，如经济表现――“为未来创造价值”；环境表现――“与环境和谐共处”等。报告内容紧绕主题展开，报告体例统一，思路清晰。

介绍封面故事。报告以“封面故事”形式介绍了封面图片以及采用的原因，显示出KEPCO通过高水平的技术和运营能力已成为一家全球化能源公司。

大篇幅展示公司理念。开篇利用12页介绍公司的理念，分为“成为绿色能源先锋、成为智能能源先锋、共同努力创造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三部分，各采用4页篇幅，图文并茂，让利益相关方清晰地理解公司理念。

报告内容方面

总裁致辞层次分明，亲和力强。总裁致辞采取书信体，语言非常亲和，颇具感染力。致辞分三个层次，为“我们――创造――未来”。“我们”部分向利益相关方表明了公司追求与利益相关方的共赢成长，成为可持续的公司的态度；“创造”部分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出公司为社会和人民持续提供能源、为世界创造便捷、安全和清洁的能源所付出的努力；“未来”部分向利益相关方讲述了公司愿景及挑战，传达出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可持续的发展和成长的愿望。

分析全球电力行业趋势和商业环境。报告对全球电力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出KEPCO紧跟世界电力行业发展最新趋势；对国内电力行业发展环境的分析则凸显了KEPCO在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仍然主动回应利益相关方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关注并与利益相关方一起成长的诚恳态度。

介绍报告编制实质性测试流程。报告细披露了实质性测试流程，实质性测试按照对业务的影响（横坐标）和利益相关方的兴趣（纵坐标）由低到高情况，进行识别，最终确定报告披露议题的优先等级。

集中展示可持续发展管理的亮点。在可持续发展管理部分，采用2页篇幅图文并茂地展示出KEPCO过去一年可持续发展重要事件，让利益相关方直观地看到KEPCO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披露管理创新方法及其创造的效益。报告将管理创新放在经济表现部分，披露了管理创新的方法，披露了2009和2010年的管理创新活动产生的直接/间接效益达到9284亿韩元（约52亿人民币），增强利益相关方对公司的认可和信心。

讲述环境管理预期。报告在环境管理部分的开篇，从实施环境管理、环境友好的电力生态供应链和积极响应气候变化这三个方面讲述了KEPCO的环境管理预期，并提出“从首席执行官到每一位员工，都要牢记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并承诺完全遵从这些预期的要求”。这些体现了KEPCO严格按照环境管理预期开展工作，并努力成为“全球顶级的绿色和智能能源先锋”的决心。

披露响应《气候变化公约》以及温室气体减排努力的内容。报告分别采用2页和1页篇幅分别披露响应《气候变化公约》和温室气体减排努力情况，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应对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形成公司新的增长引擎以及公司技术与气候变化协作委员会等内容，显示公司积极响应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突出公司的减排成效。

披露利益相关方知情权的内容。社会表现部分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内容中，专门讲述了利益相关方知情权（Stakeholders’Right toKnow），阐述KEPCO保障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并通过管理披露、整体披露、企业披露和信息披露等方式持续提高透明度。

披露多个有特色的绩效指标。报告在社会表现部分，除常规绩效指标外，还披露了供应商满意度、从中小企业采购的比例、实习生人数、人均社区服务时间、社会福利用电（残障客户、低收入家庭和社会福利设施）折扣金额、事故率和受害人数、福利满意度等绩效指标。

披露特色的社会公益活动。报告在社会表现部分披露了公司开展的多个社会公益活动，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寻找走失儿童活动”。在该活动中，公司走失儿童的照片（电费单、公司杂志）、使用姓名标签防止儿童走失、制作防止儿童走失的影像和防止儿童走失的木偶戏。该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取得了良好反响。

披露尊重人权的内容。报告在社会表现部分披露了公司尊重人权的内容，从“消除歧视、性别平等、支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人权教育、雇佣弱势群体人员、避免强制劳动和使用童工、处理员工投诉和客户隐私保护”8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人权教育方面，披露了公司向临时工和新招聘人员进行人权教育，通过专业或巡回教育向分支机构人员进行人权教育；雇佣弱势群体人员方面，披露了公司录用的残障员工已达520人，给予残障人员在就业过程中10%的加分，保障他们良好的工作条件；客户隐私保护方面，披露了公司采取安全措施保障客户信息，定期提供隐私保护方面的培训。

披露ISO 26000指标索引。在附录部分列出ISO 26000相关指标披露情况，按照“组织治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客户问题以及社区参与和开发”7个领域进行披露。索引分成核心议题、问题、描述和页码四栏，ISO 26000进行对标。

管理和实践方面

以环境管理为重点，推进实现发展愿景。公司将开展环境管理作为实现公司愿景“全球顶级绿色和智能能源先锋”的重要手段，建立环境愿景、战略、行动计划和行动事项，制定综合性环境管理路线图，开展了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认证，并提出环境管理预期，要求“从首席执行官到每一位员工，都要牢记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并承诺完全遵从这些预期的要求”。这种自上而下全方位的环境管理方法，可极大提高环境管理绩效，使公司成为履行环境责任的表率。

系统推进温室气体管理，与国际接轨。2007年，KEPCO根据国际标准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系统，制定了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的指南；2008年，对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首次从环境部获得碳足迹证书；2010年，在集团层面建立了在线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控制系统，以收集和提供准确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通过系统推动温室气体管理，保障了温室气体数据的准确性，为后续的管理和减排打下坚实基础。

开展有特色的社会公益活动。KEPCO开展了“寻找走失儿童活动”，通过电费单、公司杂志等渠道走失儿童的照片，发放15万个姓名标签，防止儿童走失；制作防止儿童走失的影像，在全国各地的小学播放；组织员工进行了34场防止儿童走失的木偶戏表演；全年帮助了106个走失儿童家庭实现团聚。

与利益相关方开展可持续的沟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KEPCO与客户、股东、员工、供应商、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开展广泛交流与沟通，传递和获取相关信息，树立起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得到利益相关方的认同。在客户沟通方面，公司建立了一个客户满意度顾问委员会、一个客户专家组和一个顾问委员会，以客户需求为基础开展业务管理，通过定期对话渠道与客户建立起密切关系；在员工沟通方面，公司通过劳资理事会加强普通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向分支机构定期提供公司状况说明，每周向工会提供关键管理信息。报告议题披露特点

KEPCO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顶级绿色能源和智能能源先锋”，通过报告传递出公司将与利益相关方一起努力创造更加绿色和清洁的世界，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愿望。报告以GRI和ISO 26000为标准，披露了经济表现、环境表现和社会表现核心议题下比较全面的内容，按重要性识别和评估了对利益相关方关心的各项议题，在报告中切实回应了利益相关方关心的问题。

启示与借鉴

形式方面

清晰展示公司可持续管理理念。报告通过简洁的文字、跨页图片和较大篇幅进行理念的展示，让利益相关方清晰理解公司理念，增强报告可读性。

以“封面故事”的形式阐释封面设计。避免读者对封面设计不理解或误解，可较好解答读者疑虑。

内容方面

用主题引领报告。企业可在封面上设定报告主题，在报告主体章节呼应主题报告主题，使读者更清晰地把握报告主线和内容，增加报告的可读性。

总裁或董事长致辞以书信形式回应利益相关方。报告可采用书信形式总裁或董事长致辞，以利益相关方为中心，回应利益相关方关心的问题，体现公司对话和沟通的诚意。

分析全球电力行业趋势和商业环境。相应增加对电力行业全球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内容以及自身发展水平的分析，让利益相关认识到公司所做努力以及所面临的风险，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和支持企业的做法。

披露较多的绩效表现指标，满足利益相关方对关注信息的需求。报告应尽可能多地披露利益相关方关心的绩效表现指标。KEPCO报告值得借鉴的指标有：环境表现部分的能源强度、水资源消耗、公司车辆各类型数量和燃料消耗量、单位电量污染物排放量、主要资源使用量和循环利用量、绿色采购比例、公司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环境绩效指标；社会表现部分的供应商满意度、从中小企业采购的比例、实习生人数、人均社区服务时间、社会福利用电（残障客户、低收入家庭和社会福利设施）折扣金额、事故率和受害人数、福利满意度等社会表现绩效指标。

披露尊重人权的内容。报告可从“消除歧视、性别平等、支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人权教育、雇佣弱势群体人员、避免强制劳动和使用童工、处理员工投诉和客户隐私保护”8个方面披露公司尊重人权方面的实践内容，与国际接轨。

实践方面

保障弱势群体电力供应。企业可提高低收入家庭在最炎热和最寒冷月份的用电限制，通过安装限流器来保障其最低需要的电力供应。企业还可考虑对残障人士、低收入家庭和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用电折扣。

管理方面

开展环境管理，提高环境绩效。企业可建立环境愿景、战略、行动计划和行动事项，制定综合性环境管理路线图，开展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认证，提出环境管理预期。通过自上而下全方位的环境管理方法来提高环境管理绩效，赢得利益相关方认可。

第6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热爱劳动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即集体、友爱、自由的劳动的力量那样使人成为伟大和聪明的人。”对于青少年而言，劳动能力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也是其生活自理和将来从事某一职业自食其力的重要基础。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态度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是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关于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高分低能”、劳动能力薄弱甚至不会生活自理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深入学习贯彻有关“三爱”的谈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部2013年9月了《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2014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创造有效形式、形成长效机制”，将“三爱”教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开展“三爱”教育需要掌握学生“三爱”的基本现状。小学阶段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阶段，那么，当前小学生是否热爱劳动呢？小学生的劳动技能状况到底如何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专项调查，以期为家庭与学校开展劳动技能教育，深化国家课程改革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采用自编《小学生劳动技能调查问卷》，经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除学生基本情况外，包含劳动态度、劳动机会、劳动知识与技能和劳动品质四个维度，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与社区劳动四个方面，劳动品质维度则以学校劳动中较为典型的值日情境为内容进行设计。在样本选择方面，考虑东中西地区分布，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六个省（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3～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681份，回收有效问卷1656份，有效率98.5%。有效被试中，男生841人，女生778人（其中有37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地区学生1105人，乡镇地区学生551人。此外，三、四、五、六年级有效被试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4%、27.7%、32.4%和17.5%，问卷题型以封闭式回答为主，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良好

小学生是否爱劳动呢？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小学生认同“劳动光荣”和“劳动重要”，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八成小学生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较强，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上是良好的。本研究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包括小学生的劳动喜好和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看法。首先，在劳动观念方面，九成小学生觉得劳动光荣（91%）、掌握劳动本领重要（90%）；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72%）（见图1）；其次，在劳动喜好方面：在自理劳动方面，六成小学生喜欢洗自己的袜子（62%）；在家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家拖地（72%）；在学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学校做值日；在社区劳动方面，如果有机会，近七成学生喜欢参加社区里的义务劳动（68%）。这表明，当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积极的劳动态度为其形成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还有两成小学生虽认为劳动光荣，可是自我报告并不热爱劳动。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关系，需要循序渐进引导，不能操之过急。

调研还发现，小学生在劳动活动中的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总体上也比较突出。为了解小学生的劳动品质状况，本调查以在学校值日为典型情境，分别设计了三个问题，考察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助人品质、责任心及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首先，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生病没上学，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选择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替同学做值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12%的同学选择了“找别的同学来帮忙”；7%的同学选择了“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次，在回答“如果你不是值日生，但是有值日生请你帮忙做值日，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77%的学生选择了“不管是谁请，都会热情去帮助”，表现出良好的助人品质；11%的学生选择了“如果这位同学帮助过自己，就帮助他”；6%的学生选择了“如果喜欢这位同学，就会去帮忙”；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最后，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去操场玩耍而没有值日，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0%的学生选择了“坚持独自做完值日”；47%的学生选择了“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1%的同学选择了“自己也去玩，不值日了”，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在完成小组值日任务时，五成同学不会被其他人的缺席干扰，表示会坚持完成任务。另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这表明这部分同学考虑到了管理、监督和提醒不完成任务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

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是否充足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其中，传统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围绕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包括值日和手工劳动）和社区劳动，本次调研设计了部分劳动机会问题对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自理及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和社区劳动几方面共有22个项目。小学生“经常”参与比例达到与超过六成的项目仅有4项。此外，半数以下的小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参与的项目有15项。可见，小学生劳动机会总体上是缺乏的，而且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相较而言，小学生在学校值日的机会、自理及家务劳动机会多于其手工劳动机会和社区劳动机会。（见图2）

小学生整体劳动机会缺乏，这与长期以来劳动技术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关系。同时，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科成绩，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孩子们自理劳动及参与家务劳动的机会有关系。

（三）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

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小学生对贴近生活且技能简单的劳动技能掌握较好，如会独立扫地、拖地、整理房间的学生接近或超过了90%，而对与自身生活联系不太紧密或技能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设备与工具、同时涉及安全问题的技能，如切菜炒菜、使用针线及缝纫机、十字绣等技能，掌握状况不佳。例如，66%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手工，64%的学生会用螺丝刀拧东西，54%的学生会用针线缝沙包，50%的学生会用针线钉扣子，而会编一些中国结、使用缝纫机及做一些十字绣的学生不足30%。（见图3）

此外，与小学生的自评状况相比较，实际技能掌握状况并不乐观。例如，91%的学生自我报告会独立拖地，但仅有44%的小学生将拖地步骤正确排序。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受到阅读能力的限制，知道怎样做但没能正确排序，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注意，会拖地和能把地拖干净也有差距。“会”说明其基本知道相关劳动常识，但不等同于完全掌握该项劳动技能。因此，不能简单将小学生自我报告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等同于其真实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四）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

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女生的劳动技能好于男生，城区学生的劳动技能好于乡镇地区的学生。本研究选取了小学生自评问卷的第三部分“以下事情你会做吗”，即劳动技能自我报告部分，将20道题目的选项赋分，“会，可以独立做”赋3分，“需要大人协助”赋2分，“完全不会”赋1分。赋分后将各题目得分加总，即为小学生劳动技能得分。以城乡、性别为自变量，进一步考察了部分影响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因素。

1.城区优于乡镇。调研以小学生家庭来源（城区、乡镇）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显著优于乡镇地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城区平均数54.82，标准差7.66，标准误0.23；乡镇平均数51.72，标准差7.47，标准误0.32；T值为7.807***，***p

2.女生高于男生。调研以小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劳动技能显著高于男生的劳动技能（男生均数52.33，标准差8.06，标准误0.28；女生均数55.31，标准差7.04，标准误0.25；T值为-7.933***，***p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引导家长放手还孩子劳动的机会

调研发现，小学生的整体劳动机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家务劳动、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我们的孩子知道劳动光荣，知道掌握劳动本领重要，但是参与劳动的机会却太少，真正掌握的劳动技能也不足。目前，不少家庭存在剥夺孩子劳动机会的现象，当孩子们主动选择做家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壁。调研访谈中有孩子们反映，当自己兴致勃勃想学十字绣、编中国结的时候，家长往往是婉言劝阻而让孩子们去学特长班或者英语、奥数班，这就自然减少了孩子们体验与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长久下去，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仍然不能自理就积重难返了。因此，学校有责任做好家长的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家长明确劳动重要的观念，把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和劳动技能置于孩子全面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高度；二是引导家长及早放手，把收拾书包、整理房间、洗衣做饭等日常劳动机会适时还给孩子，在生活中养成孩子勤于劳动的习惯。同时通过小步子、多循环、及时表扬的方式教孩子逐渐学会相关劳动技能。

（二）开发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小学阶段劳动技术教育缺乏的现象客观存在。无论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乃至拔尖创新人才，都应以加强中小学生职业陶冶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基本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学校教育首先要从立德树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劳动技术教育，其次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探索新时期小学生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在开发劳动课程内容时可结合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即各学段各年级的劳动课内容要与各年龄段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二是生活化，即在劳动相关课程中体现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三是因校制宜，即在国家和地方课程基础之上，结合城乡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将某些劳动技术教育项目如串珠、编中国结、茶艺、刺绣、蔬菜种植、果园劳动等开发为校本教材。当然，学校还要结合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和开展劳动技术教育，配备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材料以及劳动技能教育专兼职教师，并保证适当的劳动技术教育课时。

（三）探索学生劳动品质与技能形成的有效途径

在劳动技能教学中，教师的示范、讲解与学生的自主体验有机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学校的实践经验表明，结合学生年龄特点积极开展实地考察、参观访问、见习与模拟以及利用手工制作、产品推介、养殖种植等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劳动热情，并使学生体验运用自己的劳动技术和本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当然，一些学校通过组织班级、年级和校级“劳动技能小能手”“值日明星”等技能大赛和评比，在活动中及时表扬爱劳动的孩子，并注意在劳动课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和助人为乐等品质的做法也是值得推广的。■

第7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公路管理分局工会委员会

关于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方案的报告

 

州公路局工会：

    为隆重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确保分局妇女职工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节日，按照*局《关于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女职工在行动”三八系列活动的通知》（**工〔2014〕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分局实际，特制定2014年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方案。

    特此报告。

（方案见附件）

 

       

 

 

 

                      **公路管理分局工会委员会

                       　2014年3月7日

 

 

附件：

 

**公路管理分局工会委员会

庆祝“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方案

 

为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公路分局工会按照州局工会相关要求，我分局工会决定开展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目的

  “三八”妇女节是女同胞的节日，为体现分局工会对女职工的关怀，同时将庆祝活动与加强妇女思想教育、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激励分局广大妇女职工满怀热情投身于公路养护工作中去，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发展，特开展此次庆祝活动。

二、活动主题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

三、活动时间

2014年3月8日

四、参与人员

分局全体女职工

五、活动内容

（一）庆“三八”妇女节茶话会

1、活动时间：　3月8日　上午9时

2、活动地点：

分局大会议室

3、座谈内容：围绕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这一主题，请参会人员踊跃发言，并开展自由讨论；

在会上准备20道有关“三八”妇女节知识的选择题目，以有奖答题方式进行，提高大家对“三八”妇女节的认识，学习有关妇女节的知识，活跃茶话会的气氛。

（二）“三八”妇女节健身活动

1、活动时间：　3月8日　下午3时

2、活动地点：分局办公楼外广场

3、活动内容：

（1）乒乓拍持球接力赛（分2组）；

（2）趣味跑步比赛；

（3）颁发奖品；

（三）“三八“妇女节慰问聚餐

1、时间：　3月8日　晚6时

2、事项：在分局伙食团聚餐，分局领导带队慰问全体女职工，送去节日祝福。

 

 

 

第8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关键词：中职生 高质量就业 方法

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主体，中职生就业率虽高，但社会认可度还比较低。如何提高中职生就业质量，已成为职业院校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职生就业现状

据《中国中等职业院校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显示，中职生就业率超过95%，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但中职就业率虽然非常高，但社会的认可度却很低，就业质量也不高。总的来说，中职生就业质量不高，可选择的就业岗位不多，大多是生产率低、科技含量不高的岗位，就业权益保障不足，劳动关系和谐程度不高。

造成这一现象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一是从目前中职生的来源来看，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经济困难家庭。二是从经济条件来看，中职学生家庭年人均收入仅3000元，家庭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三是从思想理念上来看，由于受软硬件短板的影响，中职学生心理上产生了不平衡。四是就业率不能代替一切，更不能与幸福指数挂钩。当下社会评价看的是“饭碗”的“质地”，普通工人与公务员同为就业，但待遇差别很大。

如何提升中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如何让中职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多措施促进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稳定之基，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的重要目标。中职院校要从现有的中级培养模式出发，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技能人才培养道路，发挥学校的职业技能培养作用，从而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

1.培养模式

一是发挥中职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骨干作用，按企业需求设置对口专业。二是发挥中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鉴定主阵地作用。中职院校要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选择培训专业，为社会培养实用型、技能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三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利用技工院校师资和设备的优势平台，选拔高技能人才。

2.培养方法

高技能人才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一线的从业者中，具备精湛专业技能，能在关键环节发挥作用，能够解决生产操作难题的人员。要培养高技能人才，一是加快师资队伍建设，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建立一支理论与技能水平均较高的师资队伍，这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二是坚持以能力为本位，确定人才培养内容，按照引申理论―动手实践―讲评辨析―知识补偿―再实践这一脉络，进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3.提升培养实效

笔者所在学校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步伐，以创建高级技工学校为契机，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教学水平，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一是提供创新服务。发挥学校作为山东省“金蓝领”项目培训基地、潍坊市技师工作站和潍坊市建筑工人培训基地的作用，为企业职工开展技师和高级技师培训服务。同时，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为全市企业职工和社会从业人员搭建技能竞技、技术交流的平台。二是提供多功能服务。利用孚日集团、豪迈科技等大中型企业的品牌效应和学校师资、设备优势，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把企业招工和学校招生相结合，深挖培训潜力，强化培训功能，多渠道、多层次开展部门培训，为在职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失业人员、退役士兵等群体提供多功能培训服务。三是提供延伸服务。学校把每年的3月作为“联系企业活动月”，提前介入，超前服务，把握企业人力资源需求，调查优化专业设置。同时，做好学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学生就业愿望，引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企业和职业，并把学校管理和服务延伸到企业，从而提高就业质量。

三、对提高就业质量的思考

笔者认为，中职院校要提高学生就业质量，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中，做好毕业生安置的同时，为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二是提高就业质量，除培养企业急需的实用型、技能型、创业型技能人才之外，要把提高就业质量的核心放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上，为毕业生就业提供良好的安置环境和充足的岗位。三是进一步改革完善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要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技能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发展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还要加强对劳动者职业观念的引导，加强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

第9篇：家庭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这次暑期财政局实行的社会实践报告。

我们主要的内容是对财政局进行打扫，我们也了解了劳动也来之不易，我们这次的实践目的就是体验社会底层的人民的劳动来自不易。

我们这次实践的结果就是体会到了社会底层人的劳动的辛苦和劳动的结果，虽然我们的劳动的量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体会了他的辛苦，从中我们也意识到了保护环境和身边环境的重要性。

我有了以下的体会，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环境的恶化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灾难。如何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作为2l世纪的地球公民，我们有责任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倡导并施行生活垃圾分类，这样可以回收一些可重复利用的废品，如报纸、饮料瓶等，而不可回收的就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样可以减少污染，还能够再创造出其他的一些价值，比如纸板可以经过重新加工再次利用。我们也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环境保护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国政府也早就提出了明确的治理目标。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虽然不可能都直接从事环保工作，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当看到洗手间的水龙头在滴水时，是不是能够举手关上呢?当电池用完后能否分类收藏处理而不是随手扔掉呢?当购物时能否自觉不使用超薄塑料袋呢?一件件小事虽然都很不起眼，但却体现我们究竟具备了多少环保意识，具有环保意识就是对周围环境的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