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范文

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技术；未来发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信息技术的革命，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也成为了推动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技术虽然是一种新兴技术，但是却已经成为了决定未来走向的一大重要推动力。对于这种技术，它的概念较为宽泛，据专家学者的定义，它包括了电子科学技术，规模型集成电路，信息工程，通信互联网等技术。所以，中国应该紧随时代的步伐，大力发展这一新兴技术，但也因为时间较短，全世界在这一技术的应用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在应用中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存在问题

电子科学技术由于是一门新兴技术，起步较晚，因此，在当代和未来，包括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在其应用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由于起步较早，利用其先进的技术仍然占据着优势和主导地位。关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人才培养问题

人才问题可以与教育问题划分为一类，由于整体起步较晚，虽然在各大院校都开设了与这一技术所相关的专业，这些院校所培养的人才大多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技术工作。而众所周知的是，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需要不断进行开拓创新，这直接导致了院校中所培养的人才不能与相关技术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这一问题较多地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向发达国家吸取经验，大力创新，培养高端的技术人才。

2、产业环境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市场竞争主要由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所进行调节，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受到巨大利益的驱动，大量的资本和社会资源都投入到这一新兴行业的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不正当竞争的产生，也对这一行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第二，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较为不健全，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种新兴行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完善，缺少了它们的保驾护航，这种行业的发展必然困难重重。

二、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

1、物联网技术的发展

物联网又称为传感网，它的用途广泛，可用于教育、交通、生产等各个领域。随着物联网的逐步实现和发展，许多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得以实现，例如，借助一个遥控器，出行在外的人就可以控制家中的电器，环境等。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将得到巨大提高。在未来物联网将得到大规模普及，新的产业即将诞生，将会推动各个行业的更新换代。可以说，物联网技术是未来的焦点。

2、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

人工智能一直是社会的热点问题，它不仅关乎着科技，也与道德与伦理有着一定关联。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要求逐渐提高，人工智能也必然会走进千家万户，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目前，人工智能虽然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但依旧存在着许多技术瓶颈需要突破。计算机技术虽然发展较快，但如何实现人工智能仍然是一个难题，需要软件硬件的技术突破。近年来，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技术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未来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3、自主研发与集体合作研发相结合

集体合作研发是一种传统的研发方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开发新技术。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在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仍然掌握着核心技术。为了保持其优势，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技术封锁的政策，在合作中也有所保留。而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又需要不断地进行开拓创新，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投入人力物力并大力推动技术的自主研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推动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科技强国，掌握主动权，在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取得更大的利益。坚持自主研发，同时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才是保障发展的正确道路。由此可见，在未来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将会成为一种新兴趋势，推动着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

4、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将更进一步普及到全世界各个角落，wifi实现全球覆盖。同时，网络速度和所能提供的服务进一步升级。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将得到广泛普及，无线传输将真正成为主流，互联网终端设备也将经历革命性的发展。互联网与现实将结合得更加紧密，两者互补，将极大便利人们的生活。

三、结束语

当代与未来社会是一个充满变革的社会，其中也蕴含着发展与进步的机遇和挑战。电子信息科学技术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的动力源泉，它的飞速发展将会带动其他领域的变革。而我们所要做的又是顺应时展的潮流，推动这一新兴技术的发展，抓住机遇并迎接挑战。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现在和未来这种技术所以仍然存在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其在未来发展的趋势，希望能为这一技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童琛博.浅析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发展[J].电子世界,2016,(20):23+31.

[2]张寿玲.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刍议[J].科技展望,2016,(29):5.

第2篇：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范文

假如让人们列举出20世纪影响人类思想的十大伟人，恐怕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图灵（Alant Turing）、哥德尔（Kurt Gödel）和凯恩斯（John Keynes）应榜上有名，事实上，这四位也恰是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上列出的“20世纪震撼人类思想界的四大伟人”，足见这四位大家思想之重要而深远。然而，对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理论计算机之父图灵，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工作，一般人总还略知一二，但大多数人对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哥德尔的思想就知之不祥，更知之不确了。

库尔特哥德尔1906年出生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城，是一个生活条件属中产阶级的奥地利日尔曼裔家庭的第二个儿子，父亲是一家纺织厂的合伙经营人，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妇女。1924年哥德尔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最初主修物理和数学，后来在维也纳小组的激励下开始学习逻辑。193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获维也纳大学执教资格。1940年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员，1948年加入美国国籍，1976年退休，1978年由于精神紊乱死于拒绝进食造成的营养枯竭。

哥德尔的一生可以说是倾力献身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生，他的学术贡献基本上是在数学、逻辑和哲学领域。1929-1938年间哥德尔作出数理逻辑领域三大贡献：证明一阶谓词演算的完全性；证明算术形式系统的不完全性；证明连续统假设和集合论公理的相对一致性，这些结果不仅使逻辑学发生了革命，而且对数学、哲学、计算机和认知科学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电子计算机诞生之后，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的深刻性更加受到学界的关注。只是稍稍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作出这几个划时代结果后，自1940年以后，哥德尔除了继续思考一些集合论问题，有5年时间热中相对论并得到一个受爱因斯坦赞赏的结果外，大部分时间倾注了哲学问题的研究。他一生著述很少，极少公开演讲，只出版过一部著作，发表文字不及300页，从未构造过任何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学生，他的大部分思想记录在手稿、私人通信和谈话记录中。

哥德尔曾被许多人看作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不完全性定理的逻辑外衣使大多数人难觅其思想的内在义蕴，另一方面也因为对于他的个性和精神状况流传着一些坊间神话。但是可以肯定的，哥德尔不仅以精湛优雅的工作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学贡献，还以卓然深刻的思想为世人留下一笔丰厚的哲学遗产。哥德尔一生特立独行，始终如一地将一流的人格品质、高远的科学鉴赏力、超凡的创造性和至为严谨的学风融为一体，倾其全力献身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他完全采取了一种“超然于竞争之上”的生活态度。王浩曾将哥德尔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哲人科学家中的“稀有品种”。到目前为止，由一流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组成的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的《哥德尔文集》已经于1986、1990、1995年出版了前三卷，其他各卷还将陆续出版，借助《哥德尔文集》，我们必将逐步走进哥德尔的精神世界，进一步理解其思想的博大精深。

2. 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

哥德尔思想最深刻地体现在为世人称道的不完全性定理之中。为了理解这一定理的深刻内涵，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一阶谓词逻辑的完全性问题。

我们知道，自然语言中包含着各种隐喻的成分和模糊之处，在使用中常常需要依赖于使用语言的语境，用自然语言进行推理往往会产生歧义，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莱布尼兹时代，逻辑学家们就希望引进一套意义单一明确的人工符号，构造一套形式语言来严格、清晰地整理日常推理和数学推理。为此目的，1879年弗雷格（G.Frege）提出第一个初等逻辑的形式系统（未完全形式化），1910 年罗素（B.Russell）在《数学原理》中给出了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系统PM，1928年希尔伯特（D.Hilbert）和阿克曼（W.Ackerman）又引进了形式系统HA，基本特征都是引进了一套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言。一般来讲，在一个形式系统中，各种陈述都表示成有穷长度的符号串，系统的形成规则指明什么样的符号串是合法的公式，一些符号串被当作公理。系统中还包括一系列推理规则，指明什么是系统中定理的证明。一个证明就是从公理出发对公式变形而形成的有穷长的公式序列，序列中的每一个公式，或者是公理，或者是由在前的公式依照推理规则形成的公式，而且系统中每一个定理都是这样经过有穷步骤得到的结果。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三个系统已经为逻辑学家们所普遍接受。问题是，这样的形式系统是否能囊括所有的逻辑真理？于是，希尔伯特1928年明确提出问题，证明一阶谓词逻辑系统具有完全性。

一年以后，哥德尔在他1929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证明，包括弗雷格、罗素和希尔伯特-阿克曼的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系统，都具有一种语义完全性，即所有普遍有效式都可在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中作为定理得到证明，所谓普遍有效式，就是在一切论域中都真的公式。这一结果表明，一阶谓词逻辑系统在刻画那些逻辑真理方面是足够充分的。

既然一阶谓词逻辑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逻辑学家们期望借助它构造整个数学的形式系统，从而用形式化手段证明所有的数学真理。事实上，1900年巴黎数学家会议上，希尔伯特遵从“世界上没有不可知”，“人类理性提出的问题人类理性一定能够回答”的哲学信念，提出23个问题数学问题，其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建立整个数学的一致性（即无矛盾性或称协调性），20年代希尔伯特本人曾提出了一个使用有穷方法建立实数和分析的一致性的方案，称为希尔伯特元数学方案。所谓有穷方法，粗略地说就是一套可操作的形式化程序，依照这样的程序可以一步一步地在有穷步骤内得到确切结果。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为了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哥德尔开始沿着希尔伯特方案的路线着手解决希尔伯特第二问题。而不完全性定理正是解决第二问题所得的结果。哥德尔最初是想寻此方案首先建立算术理论的一致性，然后再建立相对于算术而言实数理论的一致性，但出乎意外的是，他得到了与希尔伯特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最终证明了形式算术系统的一致性不能用有穷手段证明。

哥德尔首先用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语言陈述皮亚诺算术的五条公理，同时将所形成的算术形式系统记为PA，在发表于1931年的论文《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Ⅰ》中，证明了如下两个重要结果：

哥德尔第一不完全性定理：如果PA是一致的，则存在PA命题P， P在PA中不可证；如果PA是ω一致的，则P的否定﹁P在PA中不可证（1936年罗塞尔（J.B.Rosser）证明可以将条件“ω一致”改为“一致”），即系统PA是不完全的，这样的P称为不可判定命题（即命题和命题的否定都不是系统的定理）。

哥德尔第二不完全性定理：如果算术形式系统PA是一致的，则不可能在系统PA内部证明其一致性。

哥德尔的两个不完全性定理可以更一般地表述为：

哥德尔第一不完全性定理：任何足以展开初等数论的数学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就是不完全的，即其中必定存在不可判定命题；

哥德尔第二不完全性定理：任何足以展开初等数论的数学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其一致性在系统内不可证。

第二不完全性定理的另一种形式：任何足够丰富的数学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那么它不能证明表达它自身一致性的命题是定理。

哥德尔证明第一不完全性定理的思路是，先在形式系统中构造一个命题P，这个命题形如“P在系统中不可证”， 进而指出，这个命题P和它的否定﹁ P都不是系统的定理，即这个命题在系统中是不可判定的。依照经典逻辑，任何一个命题，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二者必居其一，二者只居其一，即命题和命题的否定必有一真，因此，系统中存在不可判定命题，就意味着系统中存在真的但不可证的命题。事实上，哥德尔构造的命题P身就是一个真的但在系统中不可证的命题。

哥德尔证明第二不完全性定理的思路是，既然有事实，如果系统PA是一致的，则P在系统PA中不可证，那么表达这个事实的论证可以在系统PA中形式化。例如，“系统PA是一致的”可以表示为Con（PA），同时把“P在系统PA中不可证”就用P表示，相应论证就表示成：

├ Con（PA） P

根据前述，如果 Con（PA）可证，则有

├ P

即P在系统PA中可证。这显然与第一不完全性定律相矛盾。

哥德尔定理第一次向世人澄清了“真”与“可证”概念的本质区别。由于一个命题在一个形式系统中可证，就意味着遵循推理规则，能够一步接着一步地在有穷步骤内完成证明过程。但哥德尔指出，即使限制在皮亚诺算术这样狭小的数学范围内，要想用形式化的有穷手段证明它的无矛盾性这一真理都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任何丰富到足以展开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至少会遗漏一个数学真理，数学形式系统不能囊括所有的数学真理。那么，能不能添加更强的公理扩充原有的系统穷尽所有的数学真理呢？哥德尔说，不行！因为，对于新扩充的系统还会有新的数学真命题在其中不可证，…… 继续扩充，情形依然如此。实际上，除非你把这种扩张过程持续到超穷，否则这种系统连最简单的算术真理都不能穷尽。哥德尔本人谈及定理证明过程时曾说过，“我在数论形式系统中构造不可判定命题的启发性原则是将可证性和相对应的高度超穷的客观数学真理概念相区分”。看来，可证数学命题和数学真理之间永远隔着一个超穷距离，仅仅使用有穷方法甚至没有希望逼近它。正如哥德尔所说，“数学不仅是不完全的，还是不可完全的”，这一点也恰是哥德尔定理最深刻的哲学义蕴。

3. 哥德尔定理在不同语境下的版本

显然，哥德尔定理与数学家的最初期望相去甚远，因为，一方面人们期望数学形式系统囊括所有数学真理，一方面又分明知道总有数学真理不可证；一方面经验和直觉告诉人们数学是一致的不含矛盾的，理性又教导人们数学不能证明它自身的一致性。因此，定理发现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著名数学家外尔（H.Weyl）当时曾就此感慨到，“上帝是存在的，因为数学无疑是一致的；魔鬼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证明这种一致性。”这段话形象地道出了当时处于两难境遇的数学家的困惑。甚至有人把哥德尔定理的意义进一步引申：宇宙给了我们一种选择，就人类认知而言，我们要么拥有一本正确的但却是极不完整的小书，要么拥有一本完整的但缺乏内在和谐的大书，我们可以选择完整也可以选择和谐，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在我们看来，这些说法不过是哥德尔定理带给人们的某些启示，事实上，哥德尔定理自图灵机概念诞生之后更加凸现其深刻和意义深远。

1930年代，哥德尔、丘奇（A.Church）、克林尼（G.J.Kleene）、图灵等一批数学家开始对直观的“算法可计算”概念的数学刻画进行探索，相继提出了λ-可定义、递归函数和图灵机概念，并给出了影响广远的丘奇-图灵论题：一切算法可计算函数都是递归函数，一切算法可计算函数都是通用图灵机可计算的函数，或者说，每个算法都可在一台通用图灵机上程序化。虽然几种数学刻画是等价的，但是哥德尔最为赞赏图灵机概念，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图灵机概念第一次澄清了形式系统的真正内涵——形式系统不过是一种产生定理的机械程序，或者说图灵机的工作程序就是数学家在形式系统中进行工作的程序。有了图灵机概念以后人们开始期望造出能证明所有数学定理的机器，但是，既然图灵机就等价于形式系统，那么形式系统的局限就是图灵机的局限。于是，哥德尔的第一不完全性定理在给出图灵机概念之后就有了如下几种等价说法：

（1）没有数学形式系统既是一致的又是完全的。

（2）没有定理证明机器（或机器程序）能够证明所有的数学真理。

（3）数学是算法不可完全的。

（4）数学是机器程序不可穷尽的。

（5）停机定理——没有任何图灵机程序能判定，任给一个程序P和一套输入I，依照这套输入I运行程序P时，机器是否能停机。即停机问题是图灵机算法不可解的。由于任何数字计算机都是通用图灵机的特例，因此，停机定理表明，本质上，计算机的能力是有限的。

1985年，切廷（G.J.Chaitin）在《算法信息论》一书中，给出了算法信息论中的哥德尔式不可判定命题，并且给出哥德尔定理的算法信息论版本：

（6）对形式算术系统T而言，可以找到一个数CT，它是公理系统T的信息熵，即描述或处理这些公理所需要的最小信息量，如果K（w）是字为w的科尔莫葛洛夫（A.N.Kolmogorov）复杂性，则T中一切满足K（w）> CT 的命题在T中不可证。

施瓦茨（Schwarz）曾就这些结果总结过颇具启发的三句话：“希尔伯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 [算法]可知的；哥德尔认为有些事物不是[算法]可知的；切廷认为只有少部分事物是[算法]可知的”。可见，哥德尔定理确实深刻地变革了我们对于一致性、完全性、真理、可证性和可计算性之间关系的传统认识。

曾有人问哥德尔，能否把他的定理推广到数学以外。哥德尔尝试给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表述：“一个完全不自由的社会（即处处按统一法则行事的社会），就其行为而言，或者是不一致的，或者是不完全的，即无力解决某些可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而当社会面临困境时，这种不一致或者不完全都会危机整个社会的生存。”

4. 哥德尔本人谈不完全性定理的哲学义蕴

既然任何一致的形式系统和图灵机程序不能囊括所有的数学真理，而我们人心能够看出它们的真理性，那么哥德尔定理似乎表明，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方面必定存在着某种不能超越的逻辑极限，或者说计算机永远不能做人所能做的一切。于是，一批具有数理背景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很难抵御一种诱惑，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论证“人心将永远胜过计算机”的结论。果真可以作如此论证吗？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哥德尔本人对他的定理的哲学义蕴的阐释。

从哥德尔的一部分手稿和1970年代与数学家王浩的谈话记录中，我们得知，他在不同场合曾屡次谈及不完全性定理的哲学义蕴，甚至1951年的“第25届吉布斯演讲”的题目就是“有关数学基础的基本定理及其哲学义蕴”，特别是集中于心-脑-计算机-哥德尔定理的关系问题他曾有过许多论述。

哥德尔首先严格区分了心（mind）、脑（brain）、计算机的功能后明确断言，人类大脑的功能不过像一台计算机，心与脑同一的观点却是我们时代的偏见，但不完全性定理不能作为“人心胜过计算机”论断的直接证据，要推出如此强硬论断还需要其他假定。

事实上，在严格区分了心、脑、计算机的功能后，“人心是否胜过计算机”的问题可以转换为几个子问题：（1）是否大脑和心的功能等同？（2）是否大脑的运作等同于计算机的运作？（3）是否心的本质是可计算的？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心脑功能同一论”、“大脑的可计算主义”和“心的可计算主义”是否成立的问题。

心脑同一论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西方占据主流的一种哲学理论，也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但哥德尔认为，心脑同一论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偏见，而心的可计算主义是应当得到批判的。首先，哥德尔曾在多次申明，他本人并不反对用不完全性定理作为证明“人心胜过计算机”这一结论的部分证据，因为在他看来，不完全性定理并未给出人类理性的极限，而只揭示了数学形式主义的内在局限，但是，仅仅使用他的定理不足以作出如此强硬论断。哥德尔指出，图灵曾给出的“心的过程不能超越机械过程”的论证在附加以下两个假定之后才有可能：（a）没有与物质相分离的心。（b）大脑的功能基本上像一台数字计算机。他认为（b）的概然性很高；但无论如何（a）是将要被科学所否证的时代偏见。

实际上，早在1951年的吉布斯演讲稿（1995年发表）中，哥德尔就指出，附加了希尔伯特主张的“人类理性提出的问题人类理性一定能够解答”这样一个哲学假定，有可能从不完全性定理推出“人心胜过计算机”的结论，当然，哥德尔本人也倾向于这一假定成立，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对于“心脑同一论”和“心的可计算主义”的批判未必会令人信服，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推论式的。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哥德尔第二不完全性定理的一种形式是说，任何恰当的定理证明机器，或者定理证明程序，如果它是一致的，那么它不能证明表达它自身一致性的命题是定理。哥德尔认为，人心有洞察具有超穷性质的数学真理的直觉能力，特别是能够洞察数学形式系统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形式系统的局限性，一方面，人心不能将他的全部数学直觉形式化，如果人心把他的某些数学直觉形式化了，这件事本身便要产生新的直觉知识（如这个形式系统的一致性知识）；另一方面，不排除存在一台定理证明机器确实等价于数学直觉这种可能。但重要的在于，假定有这样的机器M，由第二不完全性定理，我们不可能证明M确实如此。看来，当人们应用哥德尔定理试图严格地作出“人心胜过计算机”的论证时，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察觉的漏洞：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能捕获人类直觉的定理证明机器，而恰恰在于，即使存在这样一台机器，也不能证明它确实做到了这一步。恰如哥德尔所说：“不完全性定理并不排除存在事实上等价于数学直觉的定理证明机器。但是定理蕴涵着，我们或者不能确切知道这台机器的详情，或者不能确切知道它是否会准确无误地工作。”

在纪念现代计算机先驱冯诺意曼（J.von Neumann）诞辰60 周年大会上，哥德尔曾问过一个问题，“一台机器知道自己程序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颇似那个幽默的悖论：上帝能否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事实上，指出这类内涵悖论的自指性的本质恰好是哥德尔定理最深刻的义蕴之一。今天，许多人认为计算机不能超过人类心智，就是认为大脑是一个具有高容错机制的系统，同时人的意识具有意向性、自指性和非定域性等特征，这些都是计算机所不能达到的。当然，在哥德尔看来，除了必要的哲学假定之外，回答“人心是否胜过计算机”的问题还依赖于我们能否消除内涵悖论，还要取决于包括大脑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的进展。

5. 哥德尔定理对人工智能的启示

自不完全性定理诞生之时，定理内在的哲学义蕴就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争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1年美国哲学家鲁卡斯（J.Lucas）首先以激烈言辞撰文《心、机器、哥德尔》，试图用哥德尔定理直接证明“人心超过计算机”的结论：“依我看，哥德尔定理证明了机械论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我们造出多么复杂的机器，只要它是机器，就将对应于一个形式系统，就能找到一个在该系统内不可证的公式而使之受到哥德尔构造不可判定命题的程序的打击，机器不能把这个公式作为定理推导出来，但是人心却能看出它是真的。因此这台机器不是心的一个恰当模型”。这就是著名的鲁卡斯论证。随后，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怀特利（C.H.Whitely）发表了强有力的批驳文章《心灵、机器、哥德尔——回应鲁卡斯》，遂引起许多人卷入并长达几十年的争论。1979年获普利策文学大奖的美国畅销书《哥德尔、艾舍、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将艾舍尔义蕴深刻的版画、巴赫脍炙人口的《音乐的奉献》乐章与哥德尔定理戏剧性地连接在一起，试图从多个视角阐明如何用哥德尔定理否证强人工智能方案，谱写了一首心-脑-计算机的“隐喻赋格曲”。

1963年，美国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德莱弗斯（H. Dreyfus）出版了《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批判》，1982年和1986年又相继出版了《胡塞尔、意向性和认知科学》与《心灵优于机器：人的直觉在计算机时代的力量》等，批判了强人工智能的观点，反对把人仅仅看成一种抽象的推理机器。他认为，与机器不同，人具有识别、综合以及直觉洞察的能力，这些能力植根于一些与计算机程序的计算理性截然不同的过程中，直觉智能的力量使人能够理解、言说以及巧妙地调整我们与外部环境的关系。1989年，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Penros）在风靡全球的《皇帝新脑——计算机、心智和物理定律》一书中，对鲁卡斯论证又作了进一步扩展， 指出数学真理的概念不能包容于任何形式主义的框架之中，人心，特别是人的意识完全是非算法的，计算机不过是强人工智能专家所钟爱的一副“皇帝新脑”而已，被称为“哥德尔定理惊人的强应用”，并由此引发了1990年《行为和大脑科学》杂志上许多人介入的一场争论。1997年和1998年当代语言哲学家，强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塞尔（J.R.Searle）相继出版《意识之迷》与《心灵、语言和社会》等著作，断言仅仅依靠单纯的输入输出，计算机不可能完全模拟人的意识活动。塞尔通过他的所谓“中文屋”概念批驳了强人工智能专家所持有观点。在塞尔看来，计算机与人类的心智相比，其理解力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可以说完全是空白。他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机器是指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物理系统，或者只从计算的角度讲，大脑就是一台计算机，然而在他看来，心的本质并非如此。因为计算机程序纯粹是按照语法规则来定义的，而语法本身不足以担保心的意向性和语义的呈现，程序的运行只具有在机器运行时产生下一步形式化的能力，只有那些使用计算机并给计算机一定输入同时还能解释输出的人才具有意向性。意向性是人心特有的功能，心的本质绝不能被程序化，也就是说，心的本质不是算法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计算机在数值计算、蛮力搜索等方面已大大超过人类，但是在模糊识别、感知和在复杂境域中进行决策的能力却无法与人相比，甚至最先进的计算机不能模拟一个3岁儿童的智能，那么，这其中真正的障碍究竟在哪里？

人们最初是从希尔伯特元数学方案开始考虑问题的，是想用有穷手段，用能行的方法建立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形式系统囊括所有的数学真理，哥德尔告诉我们，这样做不可能。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严格一致的算法来模拟人的智能，人工智能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图灵的算法概念基础上产生的基于符号的“认知可计算主义”的纲领指导下工作，但是这种纲领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这一局限本质上正是哥德尔定理早就断言的形式系统的局限。那么计算机和人的智能的本质区别究竟何在？人类智能和认知的本质究竟为何？是否像哥德尔断定的，存在与物质相分离的心能超越任何计算机去发现和证明某些数学定理，至少在发现具有超穷性质的数学真理、提出数学公理、构造数学猜想方面是任何计算机都无法企及的？抑或像彭罗斯断言的那样，人心能超越任何计算机实现非算法的运算，而且人心具有的某种特殊能力是建立在迄今未予发现的物理学规律的基础上？这些问题至今并无定论。至少，目前我们无法确定“心不是计算机”的结论为真。而且，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逻辑极限？基于图灵算法概念的计算概念可否超越？这些都是源自对哥德尔定理的发人深思的问题，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更深刻的科学的进展。1997年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斯梅尔（S.Smale）效仿数学家希尔伯特向全世界数学家提出了21世纪需要解决的24个数学问题，其中的第18个问题是，“人类智能的极限和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什么”？并且指出，这个问题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哥德尔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世界的意义在于事愿分离和这种分离的克服”（The meaning of the world is the separation （and its overcoming）of fact and wish），或者用现今时尚的语言译作“世界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和心想事成”。显然，哥德尔定理对于形式系统的局限说得够多了，但是定理并没有设定人类理性的界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领域工作的学者在模拟人类智能方面正在试图超越图灵机概念，探讨以自然为基础的生物计算、量子计算等新的计算模式，正在实施一种“算法+自然机制”的方法论策略：对于能够归为传统图灵算法解决的问题，依然使用算法手段解决，不能归为图灵算法解决的问题，借助自然的生物、化学、物理的机制解决，并期望借助这种“半人工”手段制造出堪与人脑匹敌的所谓“半人工智能”来。如此说来，计算的概念就不局限于图灵算法而获得了新的拓展。但是，这些新的探索究竟前景如何？能否像一些乐观主义者断言的，在未来40年内就可以达到完全模拟人类心智的目标，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至少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哥德尔思想潜在的科学和哲学价值，以及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极限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J.L.Casti &W. DePauli Gödel ：A life of Logic，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G.Chaitin The Limits of Mathematics.Singapore: Springer，1998.

J.Dawson Logical Dilemmas. Wellesley， A.K.Perers，1997.

K. Gödel Kurt Gödel ：Collected Works .Vol.I， II， III， Solomon Feferman ed al，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90 ， 1995.

Hao Wang 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 Husetts.1987

On phisicalism and algorithemism: Can mchines think ? Philosophia mathematic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its learning， and its application，Series.III. 1993.pp.97-138.

第3篇：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范文

关键词：大学计算机；素质教育；计算文化；计算科学；计算思维

从教育学意义上讲，素质主要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培训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Character）。古人对素质的重要性早就有论述：“有出格见地，方有千古品格；有千古品格，方有超方学问；有超方学问，方有盖世文章。”[1]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具体内涵就是要培养学生高尚坚定的人格、理性辩证的思维以及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为此，大学的通识教育应注重传递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体现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和魅力。相应地，大学计算机素质教育的基本要素就是传承计算文化、弘扬计算科学和培养计算思维。

一、传承计算文化

计算文化（Computational Culture）就是计算的思想、方法、观点等的演变史。它通过计算和计算机科学教育及其发展过程中典型的人物与事迹，体现了计算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作用以及它与各种文化的关系。

通过计算文化的教育，可以让高校学生了解计算科学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为学生展现计算之美，从而使学生对计算科学产生兴趣。

1.对计算文化的理解要建立在对计算本质的认识上

计算文化是指“计算”这个学科所蕴涵的文化，我们理解计算文化首先要对计算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人类对计算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计算手段器械化。计算手段的器械化是“计算”学科的基本属性。在古代，人类社会最早使用手指、结绳、算筹等方式进行计算。公元11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算盘（Abacus）。1275年西班牙的R. Lullus发明了旋转玩具，可以将初始符号串通过机械变换得到另一个所希望的字符串。1614年法国的B. Pascal受钟表齿轮传动装置的影响，制造了能够进行加法和减法运算的“加法机”。1673年德国人G. W. Leibniz设计制造了能够进行加、减、乘、除的计算轮（Calculating Wheel），为手摇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C. Babbage设计了能用于计算对数、三角函数等的分析机。以上这些计算工具的特点都是机械式的，无法实现自动计算。到了20世纪，美国人V. Bush研制了能求解微分方程的电子模拟计算机；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K. Zuse和美国人H. Aiken研制了用继电器作为部件的二进制机电式程序控制计算机；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研制了所谓第一代电子管数字计算机ENIAC和EDVAC。

第二个阶段是计算描述形式化。人类对计算本质的真正认识，取决于对计算过程的形式化描述。形式化方法和理论研究起源于数学的基础研究。首先Russell发现了Cantor集合论的逻辑矛盾，即“罗素悖论”；接着，Hilbert提出了形式逻辑系统的完备性，即Hilbert纲领。但G?del指出了形式系统的不完备性，Hilbert纲领的失败启发了后人应避免花费大量精力去证明那些不能判定的问题，而应把精力集中于解决问题的“可计算求解性”。在Hilbert纲领失败的启发下，图灵从计算一个数的一般过程入手，将可计算性与机械程序和形式化系统的概念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开始了对计算本质的研究。图灵计算就是计算者（人或机器）对一条两端可以无限延长的纸带上的0和1符号执行操作，一步一步地改变纸带上的0或1值，经过有限步骤最终得到一个满足预先要求的符号变换。在研究问题的可计算性时，图灵是从一种简单的数学机器出发来研究计算概念的，通过引入机器状态，使用了本质上具有指令特点的程序运算操作。这种数学机器虽不是一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但它却是一种操作十分简单且运算能力很强的计算装置，它就是著名的图灵机。

第三个阶段是计算过程自动化。当计算机执行的过程能实现自动化时，它才能真正发挥强大无比的计算能力。冯・诺依曼提出了存储程序的概念，将机器所执行操作的步骤（即所谓程序）和操作对象（即数据）一样都存入计算机的存储器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计算机发展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一旦有了存储程序的概念，运算对象（数据）和运算指挥者（指令）都一视同仁地存放于存储器中，通过程序计数器，机器就可自动连续运行，无需操作员干预，从而实现了计算过程的全部自动化。

2.计算机发展的历史是计算文化的生动载体

在计算机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对计算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及人物[2]，对计算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计算理论的奠基者阿兰・图灵，为计算机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ACM专门设立了图灵奖来纪念这位卓越的科学家，图灵奖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界的诺贝尔奖。又如，提出了“存储程序式电子数字计算机”概念的冯・诺依曼，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现在各种各样的计算机仍然采用他提出的体系结构，从而又被统称为“冯・诺依曼计算机”。

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他们的事迹是计算文化的生动载体，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不少计算机科学家都很喜欢甚至痴迷物理，和诺贝尔物理学家私交甚深，也有很多计算机科学家似乎对生物学普遍感兴趣，认为计算机智能的下一个大进展将来自于生物学；重视学科交叉是计算机科学家取得很多创新性成果的重要因素。又如，科学研究同时也是冒险之旅，科学家要取得成就必须要有牺牲精神，著名结构大师D. Lenat在做项目研究时曾说过：“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其实就是在拿自己生命中的三十年进行赌博。”这些启示对于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学生都是很重要的。

二、弘扬计算科学

从计算的视角，计算科学（Computational Science）是一种研究数学建模、定量分析以及利用计算机来分析解决问题的研究领域；从计算机的视角，计算科学（Computing Science）是一种利用高性能计算能力预测和了解现实世界物质运动或复杂现象演化规律的研究领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计算科学的概念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1.伟大的计算原理（Great Principles of Computing）[3]

P. J. Denning曾指出：计算不仅仅是一门人工的科学，还是一种自然的科学。计算不是“围绕计算机研究现象”，而是研究自然的（Natural）和人工的（Artificial）信息处理，计算机是工具，而计算是原理。

一个领域的原理（Principle）实际上就是讲述一组交织在一起的有关该领域中的诸元素（术语）的结构（Structure）和表现方式（Behavior）的故事。而P. J. Denning将计算原理描述为运行（Mechanics）原理和设计（Design）原理：前者指计算的结构和行为运转方式，后者指对系统和程序等进行规划和组织等。他着重研究了运行原理，将其归纳为要素：（1）计算。关注点是什么能计算，什么不能计算；其核心概念就是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理论等。（2）抽象。关注点是对计算问题的归约、转换及建模；其核心概念是概念模型与形式化模型，抽象层次，归约、分解与转换等。（3）自动化。关注点是信息处理算法与智能化；其核心概念是算法设计，迭代与递归，人工智能与群体智能等。（4）设计。关注点是可靠和可信系统的构建；其核心概念是模型、抽象、模块化，一致性和完备性，安全可靠等。（5）通信。关注点是不同场点间信息可靠移动；其核心概念是编码、传输，接收与发送，通信协议等。（6）协同。关注点是多个计算间步调一致；其核心概念是并发、同步、死锁、仲裁等。（7）存储。关注点是信息的表示、存储和恢复；其核心概念是存储体系、绑定、命名、检索等。（8）评估。关注点是计算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评价；其核心概念是模型、模拟方法、基准测试程序等。

2.计算透镜（Computational Lens）[4]

R. M. Karp在计算透镜一文中提出：（1）很多自然的、工程的和社会的系统中的过程（Processes）自然而然是计算的（Computational），计算就是执行信息的变换。（2）很多不同的学科领域（物理学，社会学等），传统的研究过程（或处理）都是基于物质变换和能量变换，但它们也可自然地视为计算，就此意义上讲，这些过程（或处理）动态地执行以数字或数据表示的信息变换。（3）通过计算透镜，我们可以根据计算要求和变换信息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的或工程的系统。这些允许我们运用计算机科学的概念产生新的理解和新的思维方式，而计算可作为通用的思维方式。

化学家H. Davy曾指出：没有什么比应用工具更有助于知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取得的业绩与其说是天赋智能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拥有的工具特征和软资源不同所致。如今，计算科学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计算科学、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并列成为科学发现三大支柱。美国PITAC（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报告认为[5]：21世纪科学上最重要的、经济上最有前途的前沿研究都有可能利用先进的计算技术和计算科学而得以解决。所以弘扬计算科学，应该成为我国高校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培养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是运用计算的基础概念求解问题、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行为的一种方法[6]。计算思维是一种解析（Analytical）思维，它共用了数学思维、工程思维和科学思维。计算思维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抽象（Abstract）和自动化（Automation）。计算是抽象的自动执行，自动化隐含着需要某类计算机去解释抽象。

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计算思维。无论哪个学科，具有突出的计算思维能力都将成为新时期拔尖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素质。高校应该旗帜鲜明地把培养具有计算思维能力的高级人才的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任务[7]。

1.计算思维在美国

计算思维的提出与2005年6月美国PITAC（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致美国总统报告《计算科学：确保美国竞争力》有关。为了落实PITAC报告，美国NSF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选择了以计算思维为突破口的行动方案，启动了两个重大的国家科学基金计划：一个是2007年启动的CPATH计划，另一个是2008年启动的CDI计划。

CPATH计划针对的是以计算思维为核心的大学计算机教育改革，目标是促进造就具有基本计算思维能力的、在全球有竞争力的美国劳动大军，确保美国在全球创新企业的领导地位。CDI计划针对的则是科学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目标是通过多学科方法，使用计算思维在计算概念、方法、模型、算法、工具与系统等方面的创新与进步，对科学与工程领域产生新理解、新模式，从而创造革命性成果。CPATH计划最初的目标是大学本科的计算机教育改革，随着计划的实施，美国人认为这种思维方式还应该向中小学延伸，为此，2011年美国NSF又启动了CE21（21世纪计算教育）计划，目的在于促进美国K-14（中小学和大学一、二年级）教师与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提升。

与中国类似，在计算思维方面，美国也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仅CDI计划启动前的会议就有12次。2008年5月后，美国国家研究会更是召集了来自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研究院的代表对计算思维的本质进行了近两年的讨论，2010年会议的研究报告Report of a Workshop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发行。

2.计算思维在我国

计算思维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与科学研究领域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得到全面推进和发展。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最早在2010年关注到计算机计算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两年的时间里面组织了十多次各种范围的工作会议，对计算思维的内涵以及如何将计算思维融入大学计算机课程进行了交流，逐步形成了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全面改革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思路。2012年，教育部开展了“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的立项工作，力图在理论层面上丰富和完善计算思维的内涵，在操作层面上把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体现在课程、教学和教材中，从而正式确立了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改革方向。在教育部项目的支持和教指委的具体指导下，很多高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活动。在教指委主办的三届“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上，很多高校展示了课程改革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在高校普及计算思维教育的重要性与有效性。

国家自然基金委也非常重视计算思维的研究工作，先后多次在全国各地召开专题会议，研讨、部署、推进此项工作，并对计算思维进行专题立项研究[8]。科技部在信息技术领域备选项目推荐指南中，有关基础研究的先进计算，对计算思维及其支持机理也推荐立项开展研究。在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公共服务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中，也支持计算思维能力培养及职教技能评测关键技术研究。

计算思维源于西方、兴于东方。我们不应将培养计算思维简单地作为口号，但是应该在学科研究、在人才培养中不遗余力地引导学生去理解、体会、落实计算思维。这不仅仅是计算机专业教育的使命，同样也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q益. 灵峰宗论[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2] 刘瑞挺. 计算机名校风采录[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

[3] P. J. Denning. Great principles of Computing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3， 46（11）.

[4] K. M. Karp. Understanding Science through the Computational Lens[J].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ly 2011， 26（4）： 569-577.

[5] Presi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 Computational Science： Ensuring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EB/OL].http：//nitrd.gov/pitac/reports/ 20050609_computational/computational.pdf， June 2005.

[6] J. M. W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6.

[7] 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联合声明[J]. 中国大学教学，2010（9）.

第4篇：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范文

关键词：信息素养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学科整合

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就是让学生具有运用信息工具的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创造信息的能力；表达信息的能力；发挥信息的能力：信息协作意识与能力。在中学信息技术学科教学活动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培养和提高教师的信息素质是关键

由于多年形成的心态及习惯，信息技术教师总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属边缘学科，既没有高考的压力，也没有学校的检查评估，教师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师活动开展不规范，长时间形成了学生不重视，学校不检查，教师只应付的格局，完全忽视了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目标的实现。实施新课程改革后，对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信息技术教师作为培养学科信息素养的主体，教师的信息素养是直接影响学生信息素养的关键，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及时获取新信息，就会影响教学内容的更新，甚至还会将一些已经过时的观点传授给学生。正所谓身教胜于言传，一个自身都缺乏求知欲和创新能力的教师怎么能够培养出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的学生呢。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一切教育思想和信息技术产生实际效能的重要因素，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否提高自己的信息素质，首先要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融入了信息化的教育教学理念。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的推广与普及，教师也应当断提高自的信息素养，跟进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主动去学习和提高自身的素养。

二、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要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只有在强烈的信息意识的引导下，产生强烈的发现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才有可能使学生自觉地追求信息。信息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靠信息技术教师长期在教学活动的引导和渗透。在信息技术必修模块的教学内容中，有大量关于信息与信息技术；信息的获取及信息价值判断等相关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在高一这段时间,在学生的意识里建立一个关于信息技术的概念，让学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信息技术课的重要性，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他们明白如果能够掌握现在所学的信息技术课的知识，会为他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带着这样的目标和态度学生才会在心里重视这门课，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是一门单纯地掌握技术性的课程，学生心里重视了，自然就会努力地去学好它。

丰富学生的信息知识，重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学习与日常生活学习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信息技术的理论知识。由于受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影响，学生对信息技术了解甚少，尤其是农村中学生，在家庭教育中信息技术教育可以说是零。即使是城市中学生，他们对信息技术知识的了解也仅限于用计算机来上网。而信息技术是一个宽范的知识领域，它包含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范畴。作为信息技术教师，有必要教学中加强信息知识的传授，不要单纯把信息技术课上成计算机操作课，忽视了理论知识的教授与更新。

通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采集、传输、加工处理和应用的能力，对信息系统与信息进行评价的能力等。要让学生明白，信息技术始终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学习工具，它不单单是教会学生几个按钮的操作，而是让学生在信息技术的平台上掌握收集、处理信息，以及如何学习的方法。这也是信息时代重要的生存能力。信息技术学科教学活动中要提高信息能力，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教学观念，一改过去对课堂的统治地位，把主动权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老师可以设置一些任务让学生去完成，通过任务驱动达到训练学生能力的目的。

加强学生信息道德的培养，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丰富广阔的信息资源空间，但是很多学生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网络资源，也缺乏分析、辨别信息的能力。在现实的环境中，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是青少年上网的主要内容，而网络游戏充斥着暴力等内容，严重影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转化学生的上网观念，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是培养学生信息道德的重要内容。信息技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上网的良好习惯，多角度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提高学生在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强调在获取和使用信息时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并具有相当的信息过滤能力。我们要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减少网络对学生的危害，就必须在课堂上加强网络安全、道德教育。

三、加强学科渗透，促进学科整合

在信息技术与各学科的整合中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学校要创造条件和建立合理的考评机制，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通过整合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方法，使用多媒体、因特网等信息技术工具学习其他课程的有关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其他课程的学习，充实、完善和补充信息技术课程的不足，使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学习更全面、更具体、更生动。通过整合，既有利于其他课程内容的学习，也利于信息技术的学习。学科之间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整合，使信息素养的培养显性和隐性地贯穿于学校的各科教学当中，真正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推动作用。学生在感受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信息技术提高其它学科的学习效率，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着眼于学生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改善教学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进而主动去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必将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四、养学生动手处理信息、形成创造能力和发散性思维

中学生的信息学习比传统课程更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要让全体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多视角观察和多方位探讨，进而形成创造能力和发散性思维。这些能力是学生接受信息技术文化后并形成意识和自然需求在学习实践中表现，是信息素养形成的质标志。把信息技术融入到学生学习生活中，化为学习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素养。

五、提高学生的其他基础文化素养

现代教育需要学生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而良好的信息素养的形成需要其他学科知识做基础，离开基础的知识，信息素养的形成就会变为空谈。反过来，信息素养在学生各科学习中和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它慢慢地影响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在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的同时不可忽视基础文化的学习。

六、必须尊重学生个性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之间有很多个性化的地方，信息素养形成应该有广阔的个性空间，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走上信息技术专业之路

参考文献：

1、《什么是信息素养》中国教育曙光网

2、《小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目标和信息能力培养途径》电化教育研究2001.10

3、沈健强，《浅析中小学信息素养的培养》.《浙江现代教学技术》.2006年5月

4、文焕，《论信息素养与我国的信息教育现代化》.《教育探索》.2002年8月

第5篇：人工智能时代与教育范文

关键词：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偏锋；书法；数码艺术；艺术生产；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对于艺术产品，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考察，“偏锋”便是其中的一种。它本是一种书法范畴，得名于书法工具的应用，因此古人说“笔锋入处看偏正，诗案翻来辨古今。”①“偏锋”又是一种策略，其应用遍及艺术、文学乃至于军事、经贸、传媒、投资、工农业、计算机、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众多领域。要论数码时代的创意，不论是着眼于新媒体助力打造产业链，或者是着眼于内容立体化的发展，都可以从正锋与偏锋的关系去思考。从发展的角度看，“偏锋”是相对于正锋、主流、定势、范本、惯例或者陈规的一种创新取向，是另辟蹊径的努力。如果说偏锋与正锋在狭义上特指书法中两种既分又合的运笔方法的话，那么，它们在广义上可以扩展到虽有主流和支流之不同、但具备共生性的多种对象。作为产品的偏锋艺术指的是追求灵想独辟的创造性成果。

一、偏锋观念与中西文论

不论在中国或西方，偏正之分都是由来已久的。“正”通常意味着正道、惯例、主流、经典、大路等，“偏”则意味着旁门、另类、支流、别作、小径等。至于“偏锋”一词，则是我国书法理论的独特创造。它为其他领域的策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一）从我国文论看偏锋

书法实践中的正偏锋之分由来已久，唐代颜真卿、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元代赵孟頫等人都有此类作品。“偏锋”一词则到明代才出现，本是对于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曾任京兆应天府通判）书法的一种批评。据周天球所说，“祝京兆书法当时无辈，而或者评其不出正锋，盖谓此老目视短，不能悬笔运肘耳。”②不过，也有人替他辩护。例如，谢肇淛说：“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③汪砢玉说：“正锋偏锋之说，古本无之。近来专欲攻祝京兆，故借此为谈耳。苏、黄全是偏锋，旭、素时有一二笔。即右军行草中，亦不能尽废。盖正以立骨、偏取态，自不容已也。文待诏小楷时时出偏锋，固不特京兆，何损法书。”④辩护的理由是偏锋古人（如王羲之）已有之，时人（如文徵明）亦有之，没有什么奇怪。

正锋（亦称中锋）指的是作书时笔锋位于点画中间，有笔划圆润之效。偏锋指的是笔锋偏于点画的某一面，可从笔划一边光一边毛看出来。谢肇淛说：“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⑤根据古人的分析，偏锋的成因主要有：

（1）握笔的差异。清代鲁之裕说：“用笔有偏锋、正锋、搭锋、折锋、藏锋、回锋诸法。锋何以偏？握管不直不紧，斯偏耳。偏则瘦必露骨、肥必见肉，不足观矣。惟握管紧直，笔尖行于字画之中，既不轻佻，亦不懈怠。”⑥另有所谓“侧锋”，介于正锋与偏锋之间。

（2）起笔的需要。清代陈沣说：“然凡写字落笔，皆起于点，然后引而长之。点不可中锋，则是始偏锋而后中锋耳。锺繇变隶书为真书，其变处正在落笔偏锋，实则汉人章草已如此。”⑦

（3）笔毫之腹（而非笔尖）的运用。说：“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⑧

（4）运笔的需要。清代程瑶田说：“虚运中锋者，作书之体也，其用偏锋焉而已矣。夫书之成，成于笔也。成于笔，其锋安得而不偏？然则，中锋不在于笔乎？曰：在笔哉。锋者，笔锋也。无笔安得有锋？然则，何谓中锋也？曰：‘执笔焉耳矣。’执笔何以谓之中锋也？曰：‘执之使笔不动。及其运笔也，运之以手，而非运之以笔。惟其然，故笔之钝者而可以使之锐；笔之锐者而可以使之钝。是故笔不动，其锋中焉。及其运之，以手而使其笔，一依乎吾之手而动焉，则笔之四面出其偏锋，以成字之点画。然则，锋之偏者乃其锋之中者使之然。而其四面错出、依乎手之向背阴阳以呈其能者，乃其锋之中者使之不得不然。故曰其用偏锋焉而已矣。’”⑨在以上四种解释中，第四种最富于策略意味。它着眼于笔与手的关系，将偏锋理解为中锋在运动中的变化。这使人联想到：正锋是既定之部署，偏锋是随时之权变。其他三种解释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第一种意味着在管束不严（“握笔不直不紧”）的情况下容易走偏，第二种意味着偏锋先于中锋而存在、任何稳定部署都来源于试误，第三种意味着偏锋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正锋，一时权变也可能因为成效显著而成为长期战略。

古代书画相通。根据清人汤贻汾的看法，“作字偏锋者，画多不能为中锋。字中锋者，画不难为偏锋。中锋、偏锋固各自有妙，而中锋较能浮岀纸上也。”⑩篆刻可视为书法的延伸，只不过工具是刻刀。清代陈克恕说：“刀有中锋，有偏锋。须用中锋，不可用偏锋。中则藏锋敛锷，筋骨在中；偏则露筋出骨，刀痕可厌。”B11“偏锋”这一范畴还被应用于其他领域：

（1）军事领域。据明代陈建记载， “旧经略熊廷弼者，有挥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极其全力，固能担人之所不能担；骋其偏锋，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才十余月耳，而辽阳隳颓之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B12这是称赞明末将领熊廷弼的军事才能。军事上的偏锋，指的是不作为堂堂正正之师与敌人交战，而是靠用计谋、出奇招取胜。流传至今的《三十六计》等文献、“兵不厌诈”等典故可资为证。

（2）文学领域。明代戴澳说：“虽然人各有心，亦各有人心。偏锋文字定与正大题目相依而立。”B13偏锋与侧笔、直嗓、变格、怪字、险语、旁门等为伍，而与正锋、清俊、高雅、玉润珠圆等相对而言。清代宋长白说：“琴操竹枝。退之琴操，梦得竹枝，仲初宫词，文昌乐府，皆以古调而运新声，脱尽寻常蹊径。至若李贺、卢仝、孟郊、杜牧、贾岛、曹唐辈，亦各自立门墙，不肯寄人篱下。虽非堂堂正正之帅，而偏锋取胜，亦足称一时之杰矣。”B14这是用“偏锋”来进行文学批评，系就唐代文学支流而言。它在明代文学中的代表，论流派有公安、竟陵，周诗雅《明诗选序》说它们是“偏锋自雄”。B15当时的所谓“正锋”是八股文，但胡维霖持相反看法。他认为：“我朝以制义取士。余尝谬谓：不越尺幅，可以观经济，或有讶之者。余又谬谓制义与经济不合，此偏锋非上乘”。B16持论而称“谬谓”，既是出于自谦，又说明属于异见。不过，从今天的观点看，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3）传播领域。明朝陈仁锡称赞陈澹生“若雄其才辨，以偏锋驾圣贤之上”。B17清代陆世仪说：“孔子告君之语，俱属正锋；孟子告君之语，多属偏锋。性善仁义之外，今乐、古乐、好色、好货诸论，皆偏锋也。偏锋最易入人。然齐梁之君当之者依然聋聩，世风日下，人心陷溺，虽圣贤亦未如之何也已矣。”B18这是用“偏锋”为术语对传播史上的相关说服现象加以概括。从今天的角度看，“最易入人”是对于偏锋优势的有力概括。

古代对于偏锋的评价并不一致。以明代人才观为例。某些人强调偏锋有用处。例如，钱谷夸奖人时说：“甘棠今日称慈父，骢马当年号铁容。奏牍匡时多苦乐，文章胜敌有偏锋。”B19与之不同，戴澳说：“偏锋毕竟难持国，急迟钧衡借主张。”B20这体现了对于偏锋局限的认识。也有人认为偏锋之人仍有可取之处。例如，赵南星载言称：“虽人多偏锋，才各别具，正不妨取长于短，愈以见瑕不揜瑜。”B21金日升更提出：“无苛索于先，无拘挛于后。节有可录，不妨取其偏锋；才果堪收，无更摘其寸朽。而总主于搜罗遗贤，弘济时艰。”B22这是明末大厦将倾时的事情了。

（二）从西方文论看偏锋

由于所使用的是拼音文字（而非象形文字）等原因，古代西方人习惯用刚性工具书写，因此不存在与柔性书写工具（如毛笔）相适应的“偏锋”观念。打字机之所以由西方人率先发明，说到底是由拼音文字的性质决定的。自从有了它，人们用笔的机会显著下降。即使现代西方人通过文化交流懂得毛笔的妙处，书法意义上的“锋”也不可能成为主导范畴。不过，广义的“偏锋”仍然存在。例如，1749年，法国第戎书院以“科学与艺术之进步究竟败坏或敦笃风化”为题征文，卢梭从反面做文章，获得首奖。1931年，浦薛凤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文章，用“偏锋文字”评价卢梭此作。B23

在西方学术界，存在某些和“侧锋”相关的概念。试举数例：

（1）侧适应（laeral adapaion），指生物体的组织或器官形成衍生价值，如羽毛本是鸟类用于调节体温，如今却适用翔。在技术发展史上也存在本是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发明的对象派生出其他价值的现象。例如，微波炉的关键技术是作为雷达的磁电管而发明的，如今它成了炊具。

（2）斜行（sideways），字面意义是以侧面相对。有不少词组是围绕“斜行”而组成的，如侧身进（sideways feed）、侧向下水（sideways launcing）、兼署理同一职级（doubling sideways）、侧向飞行（sideways flig）、侧向运动（sideways moion）、眄睐（瞟，glance sideways）、侧转（urn sideways）等。

（3）非正统（alernaive），指可供选择的事物，特别是另类。在精神上，它是和搞笑诺贝尔奖（1991-）相通的。这一奖项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偏锋创意的实例，如2012年获心理学奖的“向左倚靠会让埃菲尔铁塔看上去更小一些”等。

西方文论中有两个与偏锋相关的范畴：一是根茎（rizome），法国著名学者德勒兹用于分析理想文本，其特点是通过侧生而扩展。“根茎”原来指的是多年生植物的根状地下茎，如藕、姜等。德勒兹引进这一隐喻，出于以下考虑：“我们对树厌倦。我们应不再相信树，根和胚根。它们使我们蒙受很多苦痛。所有树状（arborescen）文化都以它们为基础，从生物学到语言学。”德勒兹认为树状思维支配着整个西方思想，是一种国家哲学。他所倡导的既不从属于任何结构模式又不从属于任何发生模式的“根茎”则是对树状思维的否定。与分级树状系统的歧出不同，带有地下茎干的根茎把相距甚远的东西连在一起，创造了有多重入口和出口的空间：“根茎没有开端或者末端；它总在中间，在事物之间，宛如插曲。树是分支，但根茎是同盟，唯一的同盟”，诉诸“与”的逻辑。B24二是外现代（off-modern），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博姆（Svelana Boym）所发明。博姆不是关注现代与反现代或者纯粹的“文明冲突”，而是异步、异相的现代性之间冲突。他所著《外现代之镜：同步外的历史》一文指出：到21世纪，现代性成为我们的古迹。我们生活在其废墟上，并将它结合进我们的当下、外现代因此不是反现代，事实上，它外现代性的批判性与实验性精神比现存的工业的、后工业的现代化形式更近。换言之，它向若然现代性（而不是实然现代性）开放。外现代性视角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对立，提出文化通过试误而进化的非线性观念。会犯错误的才是人。犯错误发现了不同形式的知识、艺术与技术之间始料未及的联系。与只是基于技术的新媒体不同，外现代的新媒体基于人的错误并与之共舞。它是由善于处理疏失的技巧、对技术本身的沉思（而不是由技术小玩艺儿最新的销售指标）所驱动的。我们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边缘：公认的晚期资本主义与技术的（或数码的进步）不再对我们起作用。我们处在范式转变的锐利拐点，只有扩展视野才能对它有所预见。锐利性逻辑是与流行文化的无缝挪用或者计算机存储的同步性相对立的。它是使伤口、伤疤、废墟、触觉残留暴露出来的逻辑。博姆注意到：倘若说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家梦想变成自己的策展人、从理论家那儿借用点什么的话，如今理论家梦想变成艺术家。他们对自己学科体制化感到失望，移动到各自的领域：又是侧动。并非向后或向前，而是侧移。B25技术的跨领域应用可能带来许多匪夷所思的结果，如香蕉皮可护肤，微量砒霜可使人脸色红润等。博姆所强调的是负面的始料不及。其实，后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实比比皆是，大坝造成泥沙淤积、滴滴畏破坏生态平衡等，都是带来出乎意料结果的错误。对上述错误进行反思，是外现代性的要旨。

（三）产业实践中的偏锋

现代学者对于书法中的偏锋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说：“坡（轼）的行书好像往往用偏锋，岂不也很好？究其实，中锋偏锋都是笔锋的用祛，不必说得太玄妙。以一为主可以，又何必尽废其他？”B26不过，当今我国所流行的“偏锋”一词并非直接取自古代的书法理论，而是将可能出自武侠作品的“剑走偏锋”当成其主要含义。它指的是奇招制胜，完全没有贬意。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所收文章中，1995年开始有文章用“剑走偏锋”评价软件技术B27与足球技术。B28至2013年8月28日，已经有4520篇文章出现上述成语。同一时间查找所得的全文包含“偏锋”的文章总数仅有6879篇，“剑走偏锋”占了大约2/3，可见它已经成为常见用法。

“偏锋”提供了考察历史上产业分化发展的新角度。产业体系的形成，和社会分工中的偏锋存在密切关系。对初民来说，“正锋”产业应当是指直接和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相联系的生产活动，如狩猎、采集、耕作等。由于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对于提高生产率和生活质量显得日益重要，开始有人将它们当成专门的生产对象，由此产生了手工业相对于农业的分化。在一定意义上，手工业是相对于农业的“偏锋”。先前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主要是当事人自己生产的。手工业的相对独立是和手工业者的职业化相联系的，它意味着这个新兴产业向自为正锋的方向转化。在手工业这一行，最初的生产主要靠人力进行，水力、风力、火力等只起辅助作用（偏锋）。在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原先的偏锋成为新的正锋，蒸汽、电力相继成为工业革命的标记。蒸汽力量驾驭需要有交通（燃料运输）作为前提，电力远程传送需要有通信作为保障，这是现代服务业产生的契机。通信本来只是交通业的辅助成分，但到20世纪却由附庸蔚为大国，通信产业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计算早先只是传统产业所包含的环节，机器计算只是相对于人工计算的偏锋。随着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计算（尤其是和生产运营相关的实时计算）已经超出了人工计算的能力，机器计算因此成为新的正锋，20世纪中叶的信息革命正是以此为背景而爆发的。为了共享大型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人们开始建设数据网络。相对于机器计算的主业而言，计算者通过数据网络所进行的人际通信最初只是偏锋。后来，人们发现上述通信对建立社会联系、推进社会交往具备重要价值。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计算机网络向“第四媒体”的深刻转变，偏锋再次成为正锋。计算机网络和其他网络（如广电网、电信网、移动通信网、卫星定位网）的联系最初只是作为产业的偏锋而存在。随着泛网络时代的到来，本世纪初诸网融合技术成为信息产业新的正锋。在更广的意义上，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汇合产生了偏锋向正锋转化的新机遇。让计算机介入试管婴儿生产，将基因芯片技术应用于基因功能研究，用生物技术为计算提供能源等，目前都只是偏锋。它们当中的某些分支蕴藏着向正锋转变的潜能。

下文分别着眼于数码艺术和文化产业，就偏锋创意和偏锋视野加以分析。

二、偏锋创意与数码艺术

所谓“创意”，既是指创见，又是指创见产生的过程，语出王充《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B29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将“偏锋”和“意”联系起来，见于笔意之论，如清代李佐贤说：“孙处礼书传世绝少，惟见书谱。其议论精微透辟，发前人所未发，洵堪启牖后学。其笔意多用偏锋，妙绝千古，于颠张醉素之外，独开生面，尤非浅学所及窥也。”B30又见于快意之论，如清代方以智说：“文属情生，笔起势决，宛委覆折，以取余波，讵免于龃龉乎。道以人宰，言主维世。太上太简则轻藐礼法，偏党吹索则周纳文深，著述以捃摭成家，恃才以偏锋快意。”B31复见于性意之论，如清代孙奇逢说：“古之三疾皆孤行一意，以偏锋见长。今也托名古疾，以文饰其不肖之心，适足以见短。今古之不相及，一疾也且然，可胜感慨！”B32“三疾”之说出自《论语》。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至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B33由此看来，偏锋者为人“狂”（狂妄）但肆而非荡、“矜”（矜持）但廉而非忿戾、“愚”（愚鲁）但直而非诈。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意”区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由笔意延伸而来的驾驭技术、工具的观念与方法，主要与能力有关；二是由快意延伸而来的满足需要的观念和方法，主要与动机有关；三是由性意延伸而来的待人接物的观念与方法，主要与个性有关。上述归纳虽然得自于我国古典文论，却可应用于西方当代数码艺术。

（一）笔意：混合媒体的另类技术

“另类技术”是相对于主流技术而言的，主要是指在既有成熟解决办法之外另搞一套，尽管从经济成本或时间成本等方面看都不合算，但当事人却以此为乐。例如，奶酪化冻、烤面包靠常见家用电器就能解决，但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材料处理激光中心的研究员却诉诸相当复杂的激光设备和纳米技术，因此显得另类。B34

历史上所谓“技术艺术”，大部分是“剑走偏锋”的产物，因为所应用的技术几乎都不是专门为这些艺术形式开发的。它们可以说是广义的偏锋艺术。狭义的偏锋艺术是指有意运用偏锋技巧所创作的作品。我们可以从“剑走偏锋”的角度去理解新媒体艺术的起源和发展。19世纪中叶，洛夫莱斯夫人率先提出了计算机可用于音乐创作的设想，开启了编程性艺术。20世纪初，杜尚将现成物当成艺术，打破了作品必须由现行体制来认可的观念，开启了非体制性艺术；60年代兴起的观念艺术抛开形式和材料，开启了非物质性艺术。这为早期数码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1978年，法国的诺拉（Simon Nora）与明茨（Alain Minc）发明了“远程通信”一词，指的是计算机与电信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连接。当年，加拿大艺术家巴特利特（Bill Barle）便组织了Sa-el-Comp项目，首次将远程通信所体现的理念用于艺术，突出了艺术的过程性。

从偏锋创意的角度看，数码艺术和另类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数码艺术的起步阶段，不论是音乐、美术还是文学，都已经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成熟技巧和理论。它们都和机器或编程没多少关系。将数字电子计算机引入艺术领域，无疑是着眼于另类技术。耗费当时极其昂贵的计算资源，写出一些似艺术非艺术的作品（即使经过自动过滤，仍存在诸多信息垃圾），可以说是性价比极低。尽管如此，后来红红火火的数码艺术正是从上述另类实践中发展而来。在历史上，从电脑技术到电脑艺术，从网络技术到网络艺术，从生物技术到生物艺术，都是技术本身的另类应用，是技术价值的艺术扩展。在一定意义上，数码技术的发展就是为计算机寻找计算之外另类用途的过程，互联网的发展是为通信网络寻找通信之外另类用途的过程，移动通信的发展是为手机寻找打电话之外另类用途的过程。这种寻找往往意味着进入未知领域，面临着犯错误的可能性。但错误是最好的老师。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对下面三点取得共识：计算机是万能机器，互联网是万能媒体，手机是万能终端。如今，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从事创作，已经不再被视为另类或偏锋。在数码艺术领域，上述技术已经成为地道正宗。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数码艺术要想推陈出新，不能不另辟蹊径。混合媒体中的另类技术因此备受关注。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雕塑家鲍恩（David Bowen）《成长表现装置》（GowRndering Dvice，2007）用光栅设备将栽培在营养液中的植物的生长过程分时段记录在纸张上，成为一幅幅水墨画。上述过程拍摄成Quicime影片，让网友共享。B35丹麦当代艺术家雅各布森（Mogens Jacobsen）利用马铃薯可发电的原理，收集数百个各自扎入钉子、用导线连接的马铃薯所发出的电流，让它通过集成电路板驱动微机的文字感应系统软件，在浏览器上写出诗歌，内容是抗议种族间的煎熬、施暴。该作品题为“游离的防御”（Dissociaive Defence），亦名“会写诗的马铃薯”，2011年在德国科隆当代艺术展上展出。B36

为了鼓励越界创作，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在2007年设立混合艺术组（ybrid Ar），包括当今杂种的、跨学科的项目与对媒体艺术的探索。首重将不同的媒体和种类混合成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超越艺术与研究、艺术与社会/政治激进主义、艺术与波普文化界限。B37又如，新媒体艺术中不乏利用另类技术的例子。美国戴维斯（Joe Davis）将从海绵中分离的硅蛋白基因修饰的大肠杆菌用为天线，做成作品《细菌收音机》（Bacerial Radio）。它不需电池，利用天线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差即可工作，让用户通过耳机收听，2012年获得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混合艺术组金尼卡奖（最高奖）。

（二）快意：访客需要的另类满足

艺术总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旨归。人的基本需要有共同性，派生需要则可能因人而异。不论什么需要，只要涉及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通常就存在相对应的社会规范。它们不仅规定了派生需要的合法性，而且规定了基本需要的满足方式。违背上述社会规范的行为便被视为另类，甚至是越轨。越轨行为的特点是超出社会规范许可的范围，甚至与之相对立。另类行为的特点则是迥异于社会惯例，虽然未必为社会规范所禁止。

与上述分析相适应，正锋艺术的创意立足于运用吻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求。例如，以Boredomresearc知名的英国艺术家艾斯雷（Vicy Isley）和史密斯（Paul Smi）所创作的《心愿》（f.wis，2006）是受香港林村许愿树启发而创作的。访客可以发送自己的心愿，让它呈现在许愿树动画中（实际上是进入mySQL数据库）。B38相比之下，偏锋艺术的创意以访客需求的另类满足为出发点。例如，纽约多媒体艺术家斯莫拉兹（ElisabeSmolarz）《当个明星》（Be a Sar，2003）宣称自己提供的是成为明星的最快途径。其网站要访客提供自己心目中的明星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并说明自己为什么将那位明星当成偶像。过不了几天，网站就会提供一幅新照片，在照片中，访客已经成为明星（以访客的尊容替代原先明星的面孔）。B39又如，文抄公网站所推出的“会见自己”（Inerview Yourself，又名IY-IY-IY-IY）是调侃性的。会见记者通常是艺术家扬名的一种途径。在“做秀”成风的时代，会见变了质。有感于此，文抄公网站设计了这一讽刺性项目，让人人有机会被会见，怂恿人们将会见的结果提交Neime、Rizome、Syndicae等各种邮递目录，成为明星。B40墨西哥艺术家托里斯推出《网络艺术认证办公室》（ne.ar cerificaion office，2002），宣称这一办公室是非赢利的组织，为网络艺术作品提供免费的官方认证。访客只要通过万维网或电子邮件填写表格，选择适宜描绘其作品的句子，就可收到相应的邮件。B41 对于那些功名心颇强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满足自尊心的头号捷径了。再如，克洛宁格（Cur Cloninger）有意诱导访客呈现艺术虚荣心。他所设计的《市场哟马蒂克1.0美术版》（e Mare-O-Maic 1.0，fine ars version）列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前缀、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等栏目供填写。填写完之后，点击“制成废话”（Cranou e Crap）热键，就生成一段文本（可用作对自己的作品的赞美），然后将它寄给最近的数码艺术节评委会。B42

另类满足并不限于虚荣心。例如，瑞士艺术家李马克《粉碎新闻——当个新闻操作员》（Breaing e News - Be a News-Jocey，2007）向用户允诺：只要对方提供标题或心仪的词语，自己就能从互联网丰富的档案中调用信息，为之创造可修改的流媒体新闻。这是通过从包括Google Videos、Google Images、Google News、Flicr、Youube、ecnorai、Pozinger、Amazon、Wiipedia、Yaoo等在内的多种网络服务中提取视音频流而实现的。B43美国艺术家史密斯（Sewar Smi）甚至不无夸张地创作了《给上帝发电子邮件》（Email God，2007），邀请访客祈祷，前提是这些人要相信祈祷可通过互联网直达上苍。B44

（三）性意：既有作品的另类改编

“性意”可以理解为和个人禀性相关的意向，如《高僧传》所说，“释昙光，会稽人，随师止江陵长沙寺。性意嗜五经、诗赋及算数卜筮，无不贯解。”B45我国古代文论认为偏锋与心性有关。据记载，明人张凤翼（1527-1643）“中乡试，不上公车，行径似陈公甫。风流藴藉，掩映一时。著有《处实堂集》数十卷，又以豪侠之气寄诸传奇，行草纯用偏锋，严整古淡，自为一体。”B46清代金堡自述“为诗则偏锋，为人则急性。”B47如果沿用“文如其人”的说法，另类之文和另类之人似乎是互为表里的。当然，所谓“另类”和前述“三疾”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有“豪侠之气”者因其卓尔不群而显得另类，二是平庸偏执者因其狭隘片面而被视为另类。因此，明代孙承宗说：“夫文体害于庸而好奇，不害于奇也。士掉鞅而逐中原，唯无奇耳。奇负独识，力可全昌。而或驰偏锋以耦世，彼其气岸之凌厉，不傍门倚户以持一先生之言。而庸者无大力远识，执异说而不化，独奇托之，而迷天下耳。”B48明代鹿善继亦言：“眼看着荡诈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锋自任，实是巧占题目，以文饰其不肖之心。”B49

我国古代文论有很强的伦理学色彩，这一点影响了对性意与偏锋之关系的看法。在数码艺术理论中，上述关系完全可以重加阐释。例如，我们可以从另类改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突出改编者的特殊爱好所起的作用。另类改编并非始自数码时代。在民间文化或口头文化中流行的作品通常不署作者之名，也不存在尊重原作者本意或版权的要求，因此，精英阶层（特别是印刷时代的精英阶层）所不能容忍的随意改编在民间文化或口头文化中反倒是常态。上述要求只是到书面文化（特别是印刷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才产生。以之为基础的传统改编观念将尊重原作当成基本要求，这种观念到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受到挑战。像香港无厘头搞笑片《大话西游》（1994）便是另类改编的范例。这类剑走偏锋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

另类改编在数码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论是最早的数码文学作品（德国卢茨《随机文本》，1959），或者最早的聊天剧作品（美国哈里斯《哈姆涅特》，1994），都是对名作的另类改编。前者将卡夫卡《城堡》原作标题碎片化、利用软件技术随机提取；后者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压缩成40行，使之适合于网络聊天室上演。这种偏锋创意为他们博得了开创者的美名。另类改编的实践者之一是原先为股票市场投资者设计数据库界面的佩利（W.Bradford Paley）。他将自己的特长应用于艺术创作，开发了按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哈姆雷特》脚本的软件exArc，让阅读的过程在主界面上显示为一条在诸多词汇中游走的金色飘带。B50德国艺术家麦耶-布兰迪斯（Agnes Meyer-Brandis）《月亮鹅模拟：月亮移民鸟设备》取材于戈德温（Bisop Francis Godwin）的小说《月亮上的人》（1603）。主人公贡萨尔乘月亮鹅所驾的车飞到月球。麦耶-布兰迪斯养了11只月亮鹅，给它们起了宇航员的名字，封自己为鹅母，训练它们飞翔，带它们远行，将它们安置在模拟月亮的栖居地。作者从位于画廊的控制室进行操作并演示。访客可在那儿与鹅实时远程互动。B51该作品2012年获得林茨电子艺术节混合组杰出奖。

我国古代已经有人注意到偏锋的流行和时代风气有关，不单是个别人禀性问题。例如，明代刘康祉说：“文章之日薄也，先民沉雄宏厚之意状无几见。而才人学子所矜激而相骄稚者，诡以为奇，轻以见捷，自谓可娱日谄耳，偷取一切之效；偏锋捷发，时足颐解，而源枯根拔，索然无余，如秋风之袭林木，凄紧萧爽，大都衰谢之景，无复长育之气矣。”B52因此，所谓“性意”在个人爱好之外还反映了时代性。另类改编之所以在数码时代司空见惯，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另类改编因别出心裁而见其长，因缺乏原创而见其短。像《大话西游》那样的无厘头改编如今已经屡见不鲜，艺术价值随之降低。

综上所述，偏锋创意在古代艺术理论中可以从笔意、快意、性意等方面去把握，在数码艺术理论中可以从另类技术、另类满足、另类改编等方面去发挥。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运用艺术工具，以有别惯例的方式满足受众需要，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对待既有作品。正锋与偏锋并存、转化都是历史性现象。正如清代方玉润说：“风雅颂三诗各有其体，原不相混。其或杂而相兼者。即其体之变焉者也。故凡诗皆有正变，不独小雅为然。如今之时，艺有正锋，则必有偏锋；有正格，则必有变格，均因体裁而定。体裁分，则音节亦异。其体裁之所以分者，或因事异，或以人殊，或由世变，则无定局。”B53总的来看，偏锋创意的艺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不同于公认艺术权威、艺术经典和艺术范式的思路。

三、偏锋视野与文化产业

要论古今艺术之别，很重要的一条是产业化。产业化将艺术纳入为市场服务的轨道，要求艺术尽可能按照大工业流水线的方式进行批量生产，将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原则贯穿于艺术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将有关偏锋创意的探讨扩大到偏锋视野。所谓“偏锋视野”指的是将正与偏之间的矛盾作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它们的相互转化把握事物的发展，揭示事物之间的横向联系。

（一）偏锋视野与思维方式

在产业化条件下，我们必须从开发商和创作者的角度看待另类技术的由来。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可见思维方式之重要。从取向上看，思维方式可以分为正向思维、侧向思维与反向思维（亦称纵向思维、横向思维与逆向思维）。以技术应用而论，正向思维主要体现于根据开发者（或生产者）原先的设计、在产品说明书指导下进行的活动，如用电视机看电视、用电脑进行计算等。反向思维主要体现于对开发者（或生产者）原先的意图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将电视机解体为零件、将电脑卸载为裸机等。从反向工程学的角度看，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侧向思维主要体现于寻找开发者（或生产者）所构想之外的用途。例如，“视频艺术之父”白南准将电视机垒成机器人，用磁铁在电视屏幕上作画，组建视频回路构成“电视佛”等。

上述三种思维都和数码艺术有密切关系。正向思维多见于对各种操作系统、艺术软件（指用于艺术创作的工具软件）、网络协议等的使用，这是数码艺术创作、传播和鉴赏的基础。反向思维多见于着眼系统干扰（如噪声）、系统攻击（如病毒）、系统崩溃（如宕机）等所进行的创作。若符合“反常合道”的原则，相应的产品或活动仍可能跻身艺术之列。侧向思维多见于数码技术匪夷所思的应用，如用软件防止猫玩键盘等。署名“比特推进系统”（BiBoos Sysems）的《爪感》（PawSense）是帮助计算机防猫的软件。它迅速地检测与阻塞猫的打字，帮助训练用户的猫，使之远离计算机键盘，方法是每当猫在键盘上敲打时就发出怪叫。B54

侧向思维与偏锋视野的关系很密切，其天地是相当广阔的。它的扩展可能导致许多意料不到的发明和成就。常为人道的例子有：美国著名画家莫尔斯发明电报编码，美国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Wrig broers）造出飞机，原本学医的鲁迅成为文学大师，等等。以偏锋视野看待艺术产业化，不难发现与上述三种思维方式相适应的不同取向：

（1）正向产业化，主要是指艺术生产在法制所许可的范围内逐渐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商业化；

（2）反向产业化，主要是指在反规模化、反标准化、反商业化观念指导下发展艺术生产；

（3）侧向产业化，主要是指在服务于其他产业的观念指导下发展艺术生产。

（二）偏锋视野与产业链

从偏锋的角度看，产业链建设不只是上下游的延伸，而且包括产业链之间的交叉。例如，传统文化产业与数码文化产业的交叉（如数码遗产开发与运营），传统文化产业内部的交叉（如产自文化旅游业与工艺美术业结合部的旅游工业品），等等。

由于文化市场存在竞争的缘故，文化企业不能不寻找自己恰当的定位。古人有言：“世之画史但能写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状难尽其变。始张南本与孙位并学画水，皆得其法。南本以为同能不如独胜，遂专意画火，独得其妙。”B55这是说个人在选择专业方向时要考虑多种因素，有时走偏锋反而能独步一时。文化企业在选择经营方向时，也要注意类似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偏锋视野有其特殊价值。

剑走偏锋往往意味着另辟蹊径，意味着不同产业链之间形成新的交叉。当然，不是所有的路径都可能变成阳关大道，它们当中有许多始终是独木桥，甚至是死胡同。要想在前进中“越走越宽广”，既需要客观条件支持，又需要主观准确分析。大致而论，所选的方向虽然是“偏锋”，却要有广阔的前景。在I界，人们说苹果公司已故总裁乔布斯颇像剑走偏锋、独树一帜的诸侯，因为他有关互联网音乐、iPone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决策都显示了惊人的胆识。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产业，从整体上、常态上看总是以“正锋”为主的。没有“正锋”，往往撑不起大梁，担不了大任，迎不了大敌。尽管如此，承认偏锋的存在及其价值，有助于实现“和而不同”的理想，激励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

（三）偏锋视野与内容立体化

内容立体化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如主文化、亚文化与反文化的并存等。一般地说，主文化代表“正”，亚文化代表“偏”，反文化代表“极偏”。不过，上述区分只是相对的。事实上，正中可能有偏，偏中可能有正。在历史上，我国曾有过主文化过分强调政治、在政治上又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这是走偏的标志。在现实中，泛网络媒体存在许多属于亚文化的偏锋应用，如打着“易学”的旗号预测未来等。它们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往往以嬉戏的态度为之，不是真要人们搞迷信，而只是某种娱乐。从满足公众的精神需要的角度看，它们又有存在的理由，是偏中有正。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以正导偏、以偏济正，偏以出奇、正以求稳，化偏为正、正偏圆融。与此同时，要尽量减少反文化的消极作用。

我们可以将厂商生成内容、用户生成内容和机器生成内容视为文化产业内容三足鼎立的基础。人们通常比较关心厂商生成内容，因为它们代表了专业水平。在Web 2.0时代，用户生成内容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机器生成内容源于人工智能软件的运行，在网络上利用监控软件、软件机器人、人机对话程序等捕获的信息。它们虽然目前的影响范围有限，但却包含了巨大的潜能。某些艺术家已经有意识地加以应用。例如，墨西哥城艺术家蒂西利（Eugenio isselli）的JB Woc（2007）代表了自写其博客的算法。它将在互联网上发现的惯用语加以变形，直至不可辨认，然后披露于博客，让人们来评论。B56又如，美国艺术家豪斯（Brian ouse）等人的视频短片《狗头》（undeopf，2007）是基于场所的叙事项目，利用短信去探索乘坐柏林特定线路（在地图上呈现出狗头形状）火车的体验。柏林交通主管部门网站提供自动追踪火车的服务，只要知道参与者所坐的火车车次，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在的位置。而且，乘客们每当经过车站时，都可以收到指示方位的全球通短信。作品将这种短信当成了叙事要素。B57

内容立体化还可以理解为围绕同一对象所进行的多样传播。例如，有人在谈到新闻立体化时指出：“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以不同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构成立体化的新闻载体，更真实，更深刻，更多方面的反映新闻事件和社会动态。”B58不论对于数码艺术作品，或者对于文化产业项目，都可以通过上述多样传播去推广，不仅诉诸正面报道，而且诉诸各种侧面宣传。数码艺术的内容立体化可以通过复合方式来实现。例如，有软件设计工程背景的艺术家詹尼斯（Greg Giannis）所创作的《正面》（Facade，2004）是一个远程通信装置与表演艺术作品，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联邦广场。这一广场的SBS媒体大厦、澳大利亚活动图像中心正面被投射到建筑物自身。二者彼此匹配，不过，图象的色彩会有所变化，以便为建筑物表面增加色调。公众通过用Java语言开发的万维网界面决定运用什么颜色，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都可参与。参与者个人所提交的设计被编成时间表，每个晚上加以投射。本地参与者可到现场观看效果，其他参与者则可以通过万维网实况广播观看。这一作品将公共空间与虚拟空间混合起来，扩展了社区感。地理方位、国家疆界都不再是一种限制。这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群体之间的宽容。B59

以上分析将“偏锋”之“偏”与偏激、偏私、偏颇、偏心、偏见、偏护等区别开来，显示了与偏方、偏师、异军、异趣、奇招、妙策、“不按常规出牌”等的相关性。当然，对于偏锋创意所发挥的作用，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来加以分析。作为范畴的“偏锋”也适用于学术研究。西安财经学院赵红指出：“钱锺书以偏锋的姿态对于时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反思构成了20世纪文化史上一道风景。他的独特的学术研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独立的人格精神，证明了一个有良知、有真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殊的价值。”B60这种偏锋姿态可以用其代表作《管锥编》的标题来概括，即管窥锥指（经常与体系建构相对而言）。在众多随笔中包含了诸多真知灼见，这正是钱学的特色之一。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学科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实际上是以“偏锋”或“旁通”的作用为前提的。正是由于许多学科都存在正向研究之外的侧向研究，才使得诸多学科之间建立了丰富多彩的联系，使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成为可能。至于如何在正锋与偏锋之间做出抉择、如何通过正锋与偏锋的相互转化促进学术发展、如何避免偏锋流于偏颇等问题，无论如何都是应结合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来回答的。

① [明]范景文《夏夜同李仲昌小坐阅邢子愿书》，《范文忠集》卷十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134页。所引古籍页码均据中国基本古籍库，下同。

② [明]郁逢庆《祝枝山草书月赋》引，《书画题跋记》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页。

③ [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七人部三，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第111页。

④ [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十四下法书题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9页。

⑤ 同③，第110页。

⑥ [清]鲁之裕《书法彀》上卷，清刻本，第5页。

⑦ [清]陈沣《书字说》，《东塾集》卷一，清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第15页。

⑧ [清]《曾文正公家训》卷上，清光绪五年传忠书局刻本，第6页。

⑨ [清]程瑶田《九势碎事》，清嘉庆通艺录本，第1页。

⑩ [清]汤贻汾《画筌析览》卷下，清嘉庆九年刻本，第7页。

B11 [清]陈克恕《篆刻针度》卷五中锋偏锋，清乾隆刻本，第26页。

B12 [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三熹宗悊皇帝，明崇祯刻本，第457页。

B13 [明]戴澳《寄赵霖宇书》，《杜曲集》卷六，明崇祯刻本，第134页。

B14 [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八，清康熙天茁园刻本，第300页。

B15 [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序十七，清涵芬楼钞本，第2186页。

B16 [明]胡维霖《郡侯楼致虚年兄瑞槐轩草序》，《胡维霖集》，明崇祯刻本，第117页。

B17 [明]陈仁锡《陈工部澹生公暨元配王安人合塟墓志铭》，《无梦园遗集》卷六，明崇祯八年刻本，第128页。

B18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九诸儒类，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1页。

B19 [明]钱谷《上林郡侯思铭》，《吴都文粹续集》卷五十二诗词，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页。

B20 [明]戴澳《寄怀汪生洲二首丙子年》，《杜曲集》卷三，明崇祯刻本，第66页。

B21 [明]赵南星《催补官员疏》，《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十，明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第478页。

B22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十五下启事，明崇祯二年刻本，第400页。

B23 浦薛凤《卢梭之政治思想（J.J.Rousseau，1712-1778）》，《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1年，第93页。

B24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ari. A ousand Plaeaus， Capialism and Scizoprenia.ranslaed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lone P， 1988， pp.15，25.

B25 Svelana Boym.e Off-Modern Mirror.isory ou of Sync.p：///journal/e-off-modern-mirror/.[2012-10-25].

B26 金克木《文才史学的偏锋中锋》，《群言》，1991年第2期，第36-37页。

B27 林心刚《BRYCE & VECOR EFFECS一族的新宠儿》，《桌面出版与设计》，1995年第5期。

B28 王振立《沙场论剑！唯我“绿茵游侠”——记国奥队锋线尖刀庄毅》，《中国体育科技》，1995年第9期，第9-10页。

B29 [汉]王充《论衡》卷十三超奇，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第132页。

B30 [清]李佐贤《跋孙处礼书谱》，《石泉书屋类稿》卷五金石题跋，清同治十年刻本，第50页。

B31 [清]方以智《读书通引》，《浮山集》文集后编卷一，清康熙此藏轩刻本，第204页。

B32 [清]孙奇逢《四书近指》卷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3页。

B33 [三国]何晏集解《论语》卷九阳货第十七，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第42页。

B34 岂平《为制备一顿快餐所采用的另类技术》，《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第29期，第46-48页；续见该刊2002第32期，第44-46页。

B35 p：///grow.ml.[2007-4-15].

B36 p：//blog.dnevni.r/a-1-camera-repair/2011/11/1629605029/credi-repair-repor-sofware-repor-sofware.ml.[2012-11-3]

B37 p：//90.146.8.18/en/prix/ca_ybrid_ar.asp.[2012-10-27].

B38 p：//folly.co.u/？q=/wis.[2007-4-16].

B39 p：///arbase/arwor/26739/.[2012-10-26].

B40 p：///iy.[2003-8-7].

B41 p：//nearcerificaionoffice.ne.[2003-9-6].

B42 p：//nearcerificaionoffice.ne.[2004-1-16].

B43 p：///mare-o-maic/.[2007-4-15].

B44 p：///.[2007-4-15].

B45 [南北朝]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165页。

B46 [明]朱谋垔《续书史会要》，[元]陶宗仪《书史会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7页。

B47 [清]金堡《与南雄陆太守孝山》，《徧行堂集》尺牍卷六，清乾隆五年刻本，第529页。

B48 [明]孙承宗《春秋房同门稿序》，《高阳集》卷十一序文，清初刻嘉庆补修本，第138页。

B49 [明]鹿善继《四书说约》下论卷十七，古者民有章，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第106页。

B50 p：//.[2010-3-7].

B51 p：///projecs/deail/moon_goose_analogue_agnes_meyer_brandis/.[2012-11-3].

B52 [明]刘康祉《李元甫制义叙》，《识匡斋全集》卷四，清顺治刻本，第49页。

B53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九小雅，清同治十年刻本，第171页。

B54 p：///pawsense/index.ml.[2004-1-16].

B55 [宋]李廌《德隅斋画品》，明顾氏文房小说本，第3页。

B56 p：//moorueso.ne/jbwoc.[2007-4-16].

B57 p：///undeopf/.[2007-4-16]

B58 卢俊《新闻的立体化趋向》，《新闻知识》，1992年第8期，第12页。

B59 p：//facade.ne.au/page1.ml.[2004-1-10]

B60 赵红《批判与超越——论钱锺书独立的文化意识》，《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60-63页。

o Find a New Pa： From Calligrapy o Digial Ar o Culural Indusry

AUNG Ming-fen

（Scool of Liberal Ars， Xiamen Universiy， Xiamen， Fujian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