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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一)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如果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相应的政策效应和实施效果进行预测、评估。
定调“稳增长”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调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从政府官员近期的表态和业界的分析来看,2012年主基调和政策框架不会改变,仍然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在工作重心上,防通胀的重要性有所削弱,而稳增长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金融
存款准备金率三年来首次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3年来的首次下调于12月5日正式实施。此次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降至21%,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降至17.5%。根据10月末我国金融人民币存款余额为79.21万亿元的总量计算,此次央行将一次性释放近4000亿元资金。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示了央行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手段来缓解目前流动性偏紧的局面。
产业
央企煤电一体化惹争议
在“计划电”与“市场煤”多年博弈中,为了终结电煤价格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电力企业纷纷向上游的煤炭领域进军,以神华集团为代表的煤炭企业则利用煤源优势挺进电力领域。
这一轮“煤电一体化”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终结煤电争端的根本出路,反对者则认为是市场化取向改革中的倒退。
财政
全年财政收入将超额完成预算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在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上介绍,今年全国财政收入会超额完成预算,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会有一定数额的超收。
廖晓军说,中央财政超收的主要原因是:进口增长高于年初预计增幅,相应进口税收实际增长超过预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超过年初预计,相应企业所得税实际增长超过预算;工业增加值增幅和物价涨幅高于年初预计,相应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超过预算等。
税收
年终奖多发不一定多得
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坚持实施。
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
汇率过高和过低均不利
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人民币事实上存在与美元挂钩并长期低估的问题,遂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低廉,并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重要目标,从而导致中国流动性过剩,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现象。
2008年9月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才使美元收缩以求自保及避险,从而出现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急升20%以上,结果致使人民币尽释原来积累的升值压力,第一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即目前仍然维持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这种汇率均衡状况的意外出现,对中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准确地把握好市场汇率的均衡点,切不可再度轻易丧失。
找准和把握好人民币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应成为今后中国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和前提。若人民币像过去那样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中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造成中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
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年-2000年出现的情况,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尤其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局面将更加危险。
当然,即使像目前这样人民币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中国的外贸出口及经济增长依然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是均衡汇率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终极消费市场深度下滑所致,因此暂时并不能依靠压低人民币汇率来解决中国的出口下滑问题。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待发达国家消费市场重启并恢复正常,相信中国出口形势必然会随之好转。
适当脱离美元维稳
汇率是中性的,并不是万能的,不能把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困难统统归结为汇率并依靠其加以解决。那样不仅不能对症下药,反而可能酿成新的困局。
因此,面对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及经济增长出现的困难,要认识到其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以一颗平常心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讲究耐力和持久性,切不可病急乱投医或急于求成。要相信,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取得有利地位,有足够的条件可以从容应对危机与挑战。
认识到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对中国经济保持平衡增长的重要性还不够,真正操作到位确有难度。主要问题是,全球货币以美元为基准,而美元的波动又往往为其自身的利益所左右,时涨时落,因此跟起来十分困难。
比如,目前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美元在金融危机中意外大幅升值。下一步,随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重新泛滥势在必行。一旦美元再次跌入贬值通道,人民币即会面临升值压力,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但是,即使中国仍然面临出口困难,即使经济增长的压力暂时不减,中国仍要敢于将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适当脱离美元,更多地参照欧元等其他“一篮子”货币。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应保持大体平衡,切不可出现前几年那种巨额增加的局面。
外贸出口的困难,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予以解决。但是,也要适度,因为出口退税实质上是对外国消费者的一种额外补贴,对中国是一种付出,因此并不是越高越好。而且退税率过高还会造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扭曲,甚至为不法分子假出口、真骗税或者企业的出口套利活动创造条件,给整体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损害。
总之,保持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用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加以配合,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
9月25日下午召开的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第四分论坛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治理与改革创新。与会嘉宾围绕构建全球金融治理新型构架、“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及风险管控、新国际贸易安排框架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交流,并提出了体系化建议。
建立有助于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回顾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指出了现行金融治理体系的缺陷,分析了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对全球金融改革的重大意义,认为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要适应全球化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是要构建“5+1”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即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英国五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指出“5+1”各方要定期召开会议,加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力度,及时化解各种潜在风险,有效减轻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二是要推动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落实,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程度。三是要改进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完善包括SDR定值和发行方式,扩大SDR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机救助中的使用,扩宽SDR作为计价单位的使用范围。四是要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全球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完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方面,徐洪才认为,全球金融监管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统一、完整、具有前瞻性的监管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框架,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监管制度,形成以三个层次为主的监管体系:一是知识体系,二是统一的监管框架,三是全球性经管主体的协调机制。
建立与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指出,美国积极主导TPP及TTIP的目的在于重返亚太,主导全球新规则,同时抑制中国的崛起,但TPP的高标准很难转化为全球统一标准,发展中国家尤其难以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继续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自贸区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进程,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稳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支持正在形成的新增长极,加大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2025、现代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坚持以开放理念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在应对世界经贸新规则的试验推广方面,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卢进勇认为,中国应该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等自贸区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完善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建立起高标准的环境保护、劳工条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提高措施有效性,加强对债券市场的风险防范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指出,当前结构性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相较于《巴塞尔协议》等银行业国际标准体系,债券市场上的风险防范机制十分薄弱。为加强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建设,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要坚持去产能,打破刚性兑付,建立合法、合规、透明的破产清算制度。其次,减少企业税费负担,推行低利率和稳信贷的政策组合。最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市场准入标准,鼓励公平竞争,减少行政干预。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指出,应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失衡问题,推进全球经济治理。首先,重新审视扩张性需求政策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作用,将推动结构性改革作为长期的政策重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失衡,扩张性需求政策仅能在内起到逆周期作用,而真正使全球走出危机还要依靠结构性改革。其次,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在全球化框架下实施反垄断,打击裙带资本主义。最后,要重新考虑教育的作用。提升教育水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收入占比。
创新国际融资模式,打造多层次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认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通过政府间合作、政府贷款支持大项目建设,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风险和债务风险较高,急需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首先,应使PPP逐步成为项目融资主要方式,在政府参与贷款的同时寻求国内外的社会资本参与。第二,广泛吸收世界优秀金融资源,实现融资模式多样化,积极吸引知名跨国公司参与联合投资,注重利用阿拉伯国家丰富的银行资源,建立灵活多样的商业银行联盟或中东发展基金。第三,梳理双向思维,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起点,关注沿线国家短期、中期、长期的发展诉求,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有效降低风险。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发惊喜危机,都会重新的构建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会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经济政策框架,而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大萧条,是在政府通过不断的反思当中,逐渐的意识到劳动力所具备的重要性,而根据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秉承着不同的争论,大萧条,而自从美国在2006年春季发生次贷危机以来,该危机逐渐的席卷了美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市场,并且进一步的扩大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该危机主要发展则依次经历了四轮冲击在大多数投资者的关注之下,经济危机逐渐开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机仍然没有及时的解决。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世界的经济呈现大衰退的趋势,这是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以及政治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自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面世以来,就面临着这个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观金融学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之间并不相交流,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状态。而在面对风险时对风险进行处理时,这两种学说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金融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内生的风险。而宏观经济学对风险进行研究之将其当做一种外生的冲击,但是在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将金融摩擦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的研究内生的风险,通过对于资产泡沫、收入差距、资源物配以及杠杆水平等进行研究,而将自己内部学说流派进行的研究同金融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互交汇,而逐渐的新生出了一种活跃的研究领域即宏观金融学。
(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更注重摩擦以及异质性
但如今经济摩擦的态势之下,之前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主题模型已经不能够直接套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显性的抑制性的宏观经济模型。而为了更好地对抑制性以及非线性问题进行处理,经济学家们逐渐地将自己的思维超越传统的均衡模型,而将自己的思维同金融经济学基础进行融合,建立起一种内生金融危机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虑到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意志性,则主要的是从企业、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个维度出发,在每一个维度之上对于现有文献进行查阅,从而确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观经济不进行的过程当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观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当中所经常使用的对策略进行识别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的确定在这一习俗当中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时间序列以及宏观数据的实证方法,而对于异质性进行研究则使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为了做好中国宏观经济学领域当中的学术研究,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们之间相互沟通以及交流,从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国发起了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观经济学中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并且使中國的结构模型发生转变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保证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这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而针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则需要从我国的制度特征出发,并且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针对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缓慢的现象提出解决的方式,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我国的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速结构性,而这种抑制性的行为能够做好政府的宏观分析。
(一)分析中国在财政以及货币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关的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着中国近几年来有关于财政以及货币的政策,通过对于企业所得税改革进行研究以及实验可以看出想要进一步的提高企业劳动雇佣量,则需要使其所得税进一步的下降,并且从企业的投资以及创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异质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规模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1次通货紧缩,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间,物价水平出现大幅度上涨;但是从1997年开始,物价持续走低,出现负增长,进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物价开始上涨,到了2004年,物价上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理论界开始讨论中国是否进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此背景下本文论述以消除经济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经济过热时期的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为主题,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协调机制和模式,通过回顾总结近年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践,剖析总结了98年以来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对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依然是我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通过IS-LM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会在什么情况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与货币政策相结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两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无论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间,两大政策都能对经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要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存在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佳配合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协调机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总结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进对策,第六部分评述性结论。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内在关联性
1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资金运动、政策目标、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在社会资金运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财政资金、信贷资金与企业资金等一道构成社会总资金的整体,每一方的资金运动都会在另一方引起某些连锁反应;在政策目标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都是要实现充分就业、高增长和物价稳定运行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政策手段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互补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税率和财政支出水平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制度和贴现率等;在政策实施主体上,既有区别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货币政策实施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政策实施的主体是财政部。两者分成两个不同的实施主体,但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调控的主体都统一于国家。
2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性 首先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的收支活动将引起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将对货币供给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化或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给结构;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财政收支结余和财政收支赤字这三种不同的收支状况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财政资金的运行方向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构成,另一方面取决于积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取决于财政赤字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弥补。因一国弥补预算赤字主要分为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两大类,而不同的融资方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但总的来说,财政赤字的各种融资方式会增加货币供给。其次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与银行的信贷收入来源、信贷支出方向、信贷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有关。总之,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性很强,这表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运作特点和作用机制决定了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发挥对经济应有的调控作用。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将哪一种政策作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没有另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协调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方面来看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财政政策来看,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轻税负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回升;在经济膨胀时期,则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避免经济过渡膨胀。但在现实中,财政政策的运作常因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相应地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现实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此外,货币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所抵消。
2、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来看,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更有协调>!
剖析江苏经济金融现状,更加坚定改革决心发展信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苏金融业始终坚持走改革创新发展之路,金融业在取得自身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2008年我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超过1400亿元,约占GDP的4.62%,比上年提高0.62个百分点,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12%,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下审视江苏经济金融业的发展,既要看到面临的“危”,更要把握存在的“机”。客观分析江苏经济金融现状,我们的信心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心来自于江苏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后劲。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江苏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为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综合竞争力提供了必要支撑。2008年全省GDP超过3.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左右,人均GDP达到5700美元。今年GDP预期增长10%以上,经济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积极贯彻中央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省财政安排投资100亿元,预计到年底可完成政府性投资3000亿元,带动全社会投资1.4万亿元。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全社会投资的高位增长,将为我省经济提供强有力的发展后劲,也为金融业改革发展创造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其次,信心来自于江苏高质量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全省金融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好势头,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008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7万亿元,增长21.6%:人民币贷款余额2.62万亿元,增长19.5%,高于全周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资本市场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11家,保险市场实现保费收入775亿元,同比增长34.5%。全省金融机构实现利润789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8%:金融机构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2.7%,比年初下降1.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双下降”势头。今年1月份,全省新增贷款260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47亿元,占去年新增贷款总量的60%,显示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我省金融业良好的反应能力和较高的运行质量。
第三,信心来自于江苏有日益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金融业高度重视,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省”的目标。去年中央对宏观调控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八个方面29条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对金融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更加统一,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金融生态县创建、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金融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等扶持政策,各地积极开展金融业改革创新试点、农村金融改革等工作,为推进金融业重点领域改革、加强经济薄弱环节金融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氛围。
透视国际金融危机形势,更加善于抢抓机遇迎接挑战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股市、房市相继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从总体看,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和影响相对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银行业仍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证券、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尚不充分,监管体系相对健全、独立,特别是对金融创新及衍生产品的管理较为审慎、严格。相比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要大于金融业。在世界经济加速下行的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总体环境依然向好,诸多有利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一是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随着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长远和全局看,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将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金融组织和管理体系已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审慎而又灵活的外汇管理政策,对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抵御外来资本市场冲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三是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形势把握及时到位,政策调整更显灵活,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充分体现了我国行政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艺术性。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从从紧的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定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四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和传统的储蓄美德。目前我国拥有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民储蓄率达到50%以上,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这些都是抵御外来风险、保障经济需求的坚强后盾。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环境更趋复杂,挑战更为严峻。但机遇也蕴含于挑战之中,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更加善于在挑战中把握机遇。争取更大的发展主动权。
一是要在迎接市场竞争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金融行业市场竞争格局的大调整。那些依赖于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国际金融企业集团,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相反,包括中国银行业在内的以传统储蓄与信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企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首轮冲击而得以稳健发展。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为我国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了新的机遇。当国际金融资本日渐收缩之际,正是我国金融资本实现对外扩张的有利时机。当国际金融衍生品创新受到全球质疑之际,正是国内金融业加快产品、服务创新的有利时机。当国际金融人才加快流动之际,正是国内金融业招揽金融专业人才的有利时机。随着国际金融人才、金融产品、金融管理的引进和借鉴。我国金融业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是在适应政策调整的挑战中把握机遇。去年11月,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务院研究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决定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就是要通过扩大
财政支出,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政策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货币政策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迅速地提振经济活动,以项目建设拉动信贷投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出,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是第一次。货币信贷资金的大幅投放,对我国银行业抢占市场、控制风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资本、保险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适应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是要充分利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抓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利时机,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优化,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提高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
三是在改进金融监管的挑战中把握机遇。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缺位”问题,既为我们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也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业发展的关键时刻,越是要加强监管。越是在有效监管的环境中,金融业才越能健康持续发展。在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由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监管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展望江苏金融发展前景,更加勇于承担责任促进发展
当前,江苏金融业发展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面临难得的机遇。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金融业既要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更好地承担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又要在“保增长、促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先导作用。当前形势下,不折不扣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省金融系统来说,既是工作要求,也是能力考验,更是发展机遇。我们必须始终坚定发展信念、增强机遇意识、发扬务实作风,紧紧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快发展步伐,加大改革力度,加强金融服务,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是以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心。确保今年全省贷款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金融机构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正确认识当前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商业银行要积极推行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适应的信贷政策和考核标准,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行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适应的监管措施和鼓励政策,保证信贷资金畅通地流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销路、生产有效益的企业,尽力满足经济运行的合理资金需求,确保今年我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贷款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以上。
二是以增强金融服务能力为重点,加强对重大项目、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善于把握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脉搏,更加关注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突出支持薄弱环节,着力解决信贷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首先要加强对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的信贷支持。今年我省安排的政府性投资有3000亿元,对列入“笼子”的重点项目,金融机构要及早介入,跟踪对接,做好信贷服务。其次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要求,创新对中小企业信贷的监管和服务。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机制,调整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管理制度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要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调整完善信贷准入条件和考核、奖惩机制,努力做到中小企业信贷存量不减、增量明显。同时要加强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信贷支持,积极开办农业科技贷款,创新小额支农信贷产品,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确保“三农”贷款增长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水平。
关键词:宏观经济 股票价格
引言
股票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一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该国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投资对象要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证券业本身也直接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左右。国家的财政状况、金融环境、汇率调整。都将影响股票价格的沉浮。股票市场与经济状况紧密相联,经济衰退时,股票市场的行情必然随之疲软下跌;经济复苏繁荣时,股票价格也会呈现上升走势。根据沪深交易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4月30日,我国沪深股市共有1640支股票(其中:沪市944支,深市696支),盘后两市总市值首次超过16万亿,而去年我国GDP为20.9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沪深股票总市值占GDP比例达到76.5%,这是股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体现。当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时,股票价格就会下挫,而财政支出增加时,股票价格就会上扬。金融环境放松。市场资金充足,利率下降,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很多游资会从银行转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往往会出现升势;国家抽紧银根,市场资金紧缺,利率上调,股票价格通常会下跌。但是,这仅仅是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到底宏观经济中各因素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如何呢?就需要采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股市的指数和成交量等是模型分析、计算和预测的对象。称为内生变量。对指数和成交量有作用而本身又不受它们的反作用的因素。称为外生变量。中国股市的主要外生变量是: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调控。前二者是普遍的,各国股市都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后者是由于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以及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特点而形成的。是中国股市特有的。
宏观经济形势从两个方面影响股市,一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二改变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经济形势好,投资者对前景乐观,投资积极;经济形势不好,投资者对前景悲观,投资则变得格外谨慎。
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改变或部分抵消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间接作用于股市。
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大而直接。扩大货币供应量,经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必然增加了可以进入股市的资金,为股市上涨创造了条件。
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理论假定
根据Chen等提出的“简单而又直观的金融理论”,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会受到来自经济增长、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综合相关理论和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据,本文假定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价格会有如下的影响。
GDP的影响
理论上说,GDP是反映一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宏观指标。它的下降表明经济不景气,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盈利状况不佳,企业减少投资,降低成本,融资速度减慢,股票市场的供给曲线就会向左上方缓慢移动;同时,股票市场的需求方――股票投资者也由于经济的不景气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从而减少支出和投资资金,使股票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两个曲线的下移将使股票价格下降。反之,当一国经济发展迅速,GDP增长较快时,预示着经济前景看好,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改善,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极想扩大规模,增加投资,对资金的需求膨胀,因而股票市场趋向活跃。在股票市场均衡运行、而且其经济功能不存在严重扭曲的条件下,一般来说,股票价格随GDP同向而动,当GDP增加时,股票价格也随之上升;当GDP减少时,股票价格也随之下跌。因此,GDP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
工业增加值同样可以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国内企业现金流同方向变化,进而造成股票价格也发生同方向变化。因此,工业增加值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正的。
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可以通过预期效应、投资组合效应、股票内在价值增长效应效应实现以上3种效应一般来说都是正向的,即货币供给量增加,则股市价格上涨。因此,货币供给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
利率的影响
众所周知,利率是影响股市走势最为敏感的因素之一。资金的供给来自储蓄,需求来自投资,而投资和储蓄都是利率的函数。利率下调,可以降低货币的持有成本,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增加流通中的现金流和企业贴现率,导致股价上升。所以利率提高,股市走低;反之,利率下降,股市走高。因此,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负的。
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在通货膨胀时期,由于货币贬值所激发的通货膨胀预期促使居民用货币去交换商品以期保值,这些保值工具中也包括股票,从而扩大了对股票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往往会为抑制其发展而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利率上升。此时,企业为了筹措资金,发行股票是较好的选择,从而使得股票市场的供给相应增加。此时如果股票市场需求的增长大于供给的增长。则股票市场价格就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正的相关关系。否则如果股票市场需求的增长小于供给的增长,则股票市场价格就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因此,通货膨胀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不能确定。
汇率的影响
汇率又称汇价,是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杠杆,汇率变动对一国股票市场的相互作用体现在多方面,主要有:进出口、物价和投资。汇率直接影响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一个国家的汇率上升,意味着本币贬值,会促进出口、乎抑进口,从而增加本国的现金流,提高国内公司的预期收益,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股票价格。因此,汇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正的。
三、实证研究方法设计及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方法设计
(1)变量的选择及采用的方法
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反映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工业增加值,反映国家货币政策的货币供给量指标MO(流通中现金)、M1(货币)、M2(货币和准货币),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反映利率程度的指标平均加权利率,反映金融企业借贷情况的指标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存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反映汇率水平的进出口总额、美元期末汇率进行分析。上海股票市场收盘
价用hp表示,数据来自上证综合指数。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各序列取常用对数。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向量自回归基本模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
(2)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要检验利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共变因素对股市价格影响,可以考虑引人多因素回归模型来分析这种影响关系。收集上述各类指标从2002年1月至2007年6月的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等)。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变量都取对数。
2,实证结果及分析
许多经济变量原本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就变得平稳,则称这样一个经济变量为I(1)。如果对这种经济变量直接回归,则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必须检验经济变量是否平稳,先对样本时期内的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深证成份指数月度收盘价与月度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别进行ADF检验。
首先建立向量自回归方程。基于上一节的结果,一阶单整变量包括hp,a3,a4,a5,a6,a7,a8,a9,a10,a12与a13。因此首先将它们分别作为内生向量(其中替代性指标选择其一)进行向量自回归。然后逐次剔除非显著变量或将它们列为外生变量作回归,同时根据AIC及SC信息准则选取最佳滞后阶数,得到最后的向量自回归方程:其中,01p,a3,a6,a7,a9,a12)为系统内生向量,AI与A2为滞后l、2阶的系数矩阵,a13为外生变量,其系数向量为Bl,c为常数项。
其次应用脉冲响应函数虽然整体影响是正的,但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低;而该序列对来自工业增加值fa3)-的新息在前两期基本没有反映,第3期与第4期比较明显,大约为0,002,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越来越小,其整体影响-是负的;该序列对来自货币供给量fa6)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反应比较明显,约为0.006,虽然整体影响是负的,但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低;到了第5期逐渐稳定,其值约为-0.001;该序列对来自通货膨胀率(a7)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反应比较明显,约为0.004,其整体影响是正的,在第4期影响程度达到最高,越为0.007,随后影响程度变得越来越低;该序列对来自利率(a9)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的反应约为0.001,第3期以后其影响变为负的,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高;该序列对来自储蓄(a12)的新息在第1期没有反应,第2期反应比较明显,约为-0.003,其整体影响是负的,且持续时间较长。
再次是进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变量冲击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运用Eviews软件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方差分解,具体的方差分解变量顺序为: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变化、工业增加值的变化、货币供给量的变化、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利率的变化与储蓄的变化。从上证综合指数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一致,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波动除受其自身的影响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主要受国内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储蓄变化的影响。虽然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波动也受国内工业增加值与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很小。
关键词:利益偏好;工业贸易条件;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722.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国际贸易理论领域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贸易利得问题。虽然用贸易条件①衡量一国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存在局限性,但除了考虑它是经典指标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它的变化可以影响一国国民收入分配。Kohli(2003)发现通过贸易条件改善,某些发达国家在低经济增长条件下仍然可以实现快速国民收入增加。Diewert & Morrison(1986)指出贸易条件改善对国民收入增加的效果与技术进步非常类似。当前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已经对我国国民收入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经济“增产不增收现象”,还加大了中国国民收入的波动性(范志勇、毛学峰,2013)。
在我国非均衡的、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红利消减后,“国进民退”等问题日益成为阻滞国家迈上发展新台阶的障碍。于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也由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指向“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在此背景下,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是从贸易领域支撑国家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战略的重要手段。对于影响贸易条件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从产业结构、技术比较优势、技术进步类型、出口商品结构、汇率等纯经济原因出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先锋、那明(2009)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在于内部宏观经济失衡,但内部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又是什么?近年来克鲁格曼在探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时选择了偏离新古典方法而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孟捷,2013)。本文亦认为要探寻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不能不把政治经济因素作为必要的研究视角。
政治经济的核心是利益问题,把政治经济变量置于贸易理论框架内是缘于没有考虑利益问题的纯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 在已有的文献中,盛斌(2002)的中国 “国家战略主义”体制下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模型说明中国工业不同时期跨部门的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例考察“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的特征指标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混合影响。可见,从政治经济角度看,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满足和协调各方利益,政府既是这些利益的协调者也是利益方之一,政府的核心利益应是很好地协调和满足各方利益以使其后续的委托-具有正当性。而对外贸易是满足和协调各方利益的领域和手段之一。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工业贸易条件为例考察以政府为人的利益偏好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
宏观经济政策对一国国内生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商品的国别价格,因此,在其他贸易伙伴宏观经济政策不为本国所控制的情况下,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本国的贸易条件有重要影响。而政府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者,受哪些因素影响?政府偏好发展哪些行业取决于发展哪些行业可以较好地地协调和满足各方利益。盛斌(2002)把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G定义为:
其中,β(ω)为政府对生产者消费者利益的偏好参数,ω表示所有影响β变动的因素向量。β(ω)的大小反映政府是生产者利益还是消费者利益偏好型政府,一般说来重视国家战略利益②的政府会是生产者利益偏好型政府。i表示各行业,θi表示政府赋予不同行业的特殊要素收入的权数,zi表示所有影响θi变动的因素向量。πi表示应用于i行业的特殊要素的报酬。ti表示关税水平。LDi(pi)为i行业的总需求。yi(pi)为i行业的总产出,LDi(pi)-yi(pi)为i行业的净进口。∑[DD(]n[]i=1[DD)]ui[Di(pi)]-∑[DD(]n[]i=1[DD)]piDi(pi)为i行业带来的消费者剩余。∑[DD(]n[]i=1[DD)]θi(zi)πi(pi)、∑[DD(]n[]i=1[DD)]ti[LDi(pi)-yi(pi)]均反映政府对不同生产行业的偏好,前者可视为政府为支持i行业的发展从整个社会特殊要素收入中抽取转而投入对该行业发展的补贴,后者可视为政府对i行业的进口竞争保护;L{∑[DD(]n[]i=1[DD)]ui[Di(pi)]-∑[DD(]n[]i=1[DD)]piDi(pi)}反映全体消费者利益对政府目标的影响。据此,政府效用取决于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③。
因此,一国各个工业行业的贸易条件受各个行业对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由于其行业特性,对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航天航空装备制造业,目前它的发展在我国主要在于满足国家战略利益、而不是满足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从不变成本的角度看,宏观经济政策若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将会在用地、与机器设备有关的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使得企业的不变成本低于没有给予政府支持条件下的不变成本;从可变成本角度看,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将会利用相关政策在与该行业相关的原料使用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上给予优惠,从而使得企业的可变成本低于没有给予政府支持条件下的不变成本;从利润角度看,若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某个行业的发展,其利润将高于没有政府支持条件下的利润值。例如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政策保护使某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那么这些行业会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3.影响贸易条件的消费者利益模型
该模型认为贸易的开展是实现劳动者收入再分配、提高普通工人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消费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影响产业政策及贸易政策的制定,从而对某一具体产业的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本文用各工业行业的工资水映消费者利益,具体采用人均工资指标,模型中用GZ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涉及不同工业行业的对外贸易数据和其他众多经济指标数据,我们以中国工业行业分类(CICC)为基础,剔除了非贸易部门“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合并为“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造业合并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与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合并为“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与家具制造业合并为“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合并为“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合并为“化学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合并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合并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合并为“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供应业”,从而得到21个工业行业。
在此基础上将协调编码(HS)四位数税号的贸易数据重新集结,得到不同工业行业的进出口相关数据。不同工业行业的进出口价格由进、出口价值量除以进、出口数量得来,相关数据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搜集,从而得到21个工业行业的贸易条件数据。各工业行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利税贡献、就业贡献数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整理得来。各工业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数据是在2002年、2007年、2010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基础上,将135部门分类整理为21个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并计算出里昂惕夫逆矩阵,从而计算出各工业行业的影响力系数④。由于工业行业的影响力系数短期内变化甚微,以及只能获取2002年、2007年、2010年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2002-2011年其他各年影响力系数均沿用在2002年、2007年、2010年的数据。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朱玲玲(2013)。各工业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外商及港澳台商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利润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人均工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工业行业的关税税率依据上述行业划分方法,将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的关税税率重新集结整理得来。由于各个指标使用的单位不同,对指标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二)模型估计
就以上三个模型,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7.2,运用2002-2011年我国2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9)式采用PLS(Panel Least Squares)方法进行估计。面板模型的形式可以分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三类。进行类别选择时首先运用Hausman检验,判断应选择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然后用F检验判断应选择固定效应还是混合效应。然后采用“后向法”对以上列出的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即从全方程回归开始,连续每次减少一个t统计值最低的变量,结合调整后的R2值,直到新方程中的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都显著,或者大部分自变量显著,并且继续剔除其他变量不能增强回归结果的有效性为止。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图1至图4显示,自2002年到2011年,中国采掘业中的4个行业的贸易条件无一例外地呈总体恶化状态。制造业中,除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个行业外,其他12个工业行业贸易条件都呈恶化状态。煤炭开采洗选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幅度明显。进一步的:4个采掘业行业贸易条件虽然都大于1,但总体上都呈恶化状态;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贸易条件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持续恶化,2010年和2011年甚至恶化至1以下;包括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在内的9个行业的贸易条件长年低于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贸易条件甚至低于0.5;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贸易条件也长年在0.5左右徘徊。
2.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均是解释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恶化的原因。表3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国家战略利益影响模型、生产者利益影响模型和消费者利益影响模型均以99%的显著水平通过了检验,调整后的R2均达到70%以上,说明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均对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产生影响。代表国家战略利益的变量中,行业的利税贡献、影响力系数以99%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以95%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但行业的利税贡献、影响力系数与贸易条件呈反向关系,利税贡献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4%,影响力系数增加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1.42%。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呈正向关系,但劳动生产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相当微小,行业解决就业的水平提高一个单位,行业贸易条件改善0.001%。代表生产者利益的变量中,国企利润和关税税率与贸易条件呈反关系,并均以99%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国企利润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2%,行业的关税税率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11%。外企利润与贸易条件呈正向关系,其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改善0.0002%,但它仅以9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变量人均工资以99%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行业人均工资每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00004%。
3.“国家战略主义”成为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首要原因。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变量“影响力系数”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最为明显,它对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是代表生产者利益的变量“国企利润”和“关税税率”的7 100倍和12.9倍,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变量“人均工资”的35 500倍,是同样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变量“利税贡献”的影响的3 550倍。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变量“利税贡献”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代表生产者利益变量“国企利润”的2倍,是代表消费者利益变量“人均工资”的10倍。
4.对生产者利益的偏好大于对消费者利益的偏好是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代表生产者利益的变量“国企利润”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代表消费者利益变量“人均工资”的影响的5倍。代表生产者利益的变量“关税税率”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是代表生产者利益变量“国企利润”的影响的550倍,是代表消费者利益变量“人均工资”的影响的2 750倍。
(二)政策启示
1.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改善有赖于在国家内部协调各方利益,包括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主义”,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受这一战略实施的影响。但在“改革成果全民共享”的国家战略转向背景下,加之贸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应积极协调好国家战略利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使工业行业贸易条件改善,从而使对外贸易的开展向有益于“国民”的方向发展、使我国开展对外贸易获得的效应与国家政策导向一致。
2.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是改善我国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关键。研究显示,2002年到2011年,我国工业行业影响力系数越大,其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越大,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低下。从产业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角度看,国家意图扶持产业链高端制产业以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但在高端制造业本身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面对这种两难如何进行选择?取决于国家如何在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和国民利益间权衡取舍,或者就扶持产业发展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的副作用进行弥补。但从长远来看,协调两者冲突的关键仍在于有效提高我国产业链高端制造业的内生竞争力,而不是一味依靠产业保护和补贴。因为实证结果显示,行业的关税税率提高一个单位,贸易条件恶化0.11%,关税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产业保护程度的重要尺度。
3.调整既有利益偏向、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工业行业贸易条件。2002年到2011年,国有企业利润越高,贸易条件越恶化。如果国有企业利润的增加是降低贸易条件换来的,那么这种利润的增长对于国民来说无异于导致“贫困的增长”。这从贸易领域里再次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增添砝码。
4.降低企业税负有利于工业行业贸易条件的改善。降低企业税负虽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但能为各类企业公平地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企业因此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和开发人力资本中去,提高产品竞争力,改善贸易条件。
5.以混合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视角和方法改造传统行业以改善其贸易条件既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也满足消费者利益。长期以来,我们都面临着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也许就不能发挥其吸纳就业的能力、而如果吸纳大量的就业似乎就无法对它进行转型升级的两难。而就今天产品内分工的广泛深入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有它的资本密集环节、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我们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密集环节进行改造不仅可以提高传统行业的附加值,同时也不会大量挤出它的就业吸纳能力。结合我们模型估计的结果,劳动生产率、就业贡献与贸易条件均呈正向关系,行业解决就业的水平提高一个单位,行业贸易条件改善0.001%,说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提高对改善产品贸易条件都起作用,同时,二者的提高既符合国家战略利益也是看重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体现。
注释:
① 本文的贸易条件指价格贸易条件,即以进口商品的价格衡量的出口商品的价格。
② 所谓国家战略利益是指符合国家战略主义的利益。“国家战略主义”就行业层面而言,即国家由于具有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的强烈愿望,主要结合国家经济增长总体目标,按照某行业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发展战略一致、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来对行业发展实行鼓励或限制。
③ 鲍晓华、朱钟棣(2006)的模型纳入了国家战略利益和利益集团利益,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经济发展诉求下,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应成为决定政府效用的重要变量。
④ 影响力系数Bj的计算公式为:Bj=∑[DD(]n[]i=1[DD)]Cij/[SX(]1[]n[SX)]∑[DD(]n[]j=1[DD)](∑[DD(]n[]i=1[DD)]Cij)。其中,Cij是列昂惕夫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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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est Preference on China′s Term of Industrial Trade
GAN Mei-xia, YANG Xiao-yong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