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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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斯经济的概念与内涵.借鉴美国 发展 新经济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发展新经济的时策。

1新经济的发展与内涵

    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绕后·明确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把经济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并以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大市场为塞础，创出了长达100多个月的超长经济增长周期，伴随着低通涨、低失业率、持续强劲增长的经济态势.使美国进人了“新经济时代”及产业调整时期，其产业结钩过去传统的三大支往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及钢铁业转到了现在以电脑讯、航天和 金融 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态。山于美国的经济信息产业的迅速突进.对基因层次生命技术的突破，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成就等.可以认定:新经济来抓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按术全球化，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 网络 经济之上的一种经济:知识经济追求的是知识创新、创成为新经济的心。而网络在经济空间的大最使川.则是新经济的最是以 现代 化高新技术产动力的新发式它只密集度、高市场霭木，成长和高附加值的四高.特点，而且经济达不依赖千大规模物流为特征的物质，它依靠的是一种信息链.譬如网络传输的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生物技术传输的是笼因和生物信息。川之.新技术的本质特征是知识与创新。

    新经济是扣对旧经济而言。说明了知识资本的形成和积篆。可以使人类支配的资该得到量和质的全面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墩长新的动力。以网络为摧础的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且还以几伺数峭长。新经济对比旧经济，其不同特征是增长动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网络及信息为增长动力:二是生产方式不同，它以集约型为主;三是交换方式不同，它以 电子 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四是经济主体交往不同。新经济趋向全球一体化;五是资薄共享。它对人类的供给适无限的、对人类的需求也是无限的。;过对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网络成长的背后是微电子及 计算 机和网络技术的支律;集约化生产的下面是知识资本和金钱资本的换位的互助，电子商务普及前提是信息网络平台和社会信用休系的建立，经济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味着新一轮利润再分配的起。在新旧经济更迭中。在生产力形态上，“新经济”是“泪经济俘的延仰。在生产关系形态上。新经济冲是“旧经济”的扬亦和异化.因之.没有传统的生产就没有现代方式的销鲁.没有人力的资本化就没有传统资本的退出空间，一新经济扮的腾跃踏板正是旧经济，，新们经济是扣互渗透，融合和转化的。新经济既是一种理论上对传统经济 规律 的挑战也是一种对现实经济形态的冲击，是关于经济变革原因的高度概括.

    新经挤代表了未来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因此将逐步出现翻天贾地的交化，新经济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2美国发展新经济的启迪

美国新经济的形成约用了10年的时问.美国经济之所以新。发展速度之所以快。一是因为技术革命—以数字信息为伙心的技术开发的突飞猛进;二是因为投资革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的在信息科技领域的投资狂潮.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履战略.形成美国式的”新产业政策”.从70股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和设备投资作为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增长.扩大了美国总资本存量.使资本形成规模.构成新经济的主导产业井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标志着美国已从 工业 经济向新型的信息经济、从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同时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其宏观经济政策已不仅是将重点放在总量的简衡上.而更注意结构阔整l创造一个有利于私营 企业 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保证政府对研究开发的充分投入.砚已成为仅次于国防投人的联邦预算第二大支出，消除限碍政府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的不利因素;改革环境法制，完善领导机制.推动技术开发、应用与扩散。建设面向即世纪的支撑和泥进工商业的圣础设施.实现军事和民用产业的技术据础一体化.培育世界一流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创造以知识为纂确的新经济。工资成本是西方国家生产成本的第一大项.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大大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政府管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使得9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点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即低失业与低工资并存。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饮速革新、井由它带来经济上的巨大而持久收益时代.

第2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1969年的种族冲突事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尤其是马来族农民的贫困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采取专门的济贫措施，而是通过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支持服务，促使其在生产发展中摆脱贫困。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战略，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实现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建设，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支持。这些支持项目主要有：(1)开发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无地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至1987年，马来西亚共实施了422个土地开发项目，开发土地76万公顷，安置无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农田基本建设，建造水利灌溉工程。两个大规模排灌工程——吉兰丹州的吉姆达计划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达计划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产种子和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作物产量，扩大油棕、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换种高产作物提供补贴。(4)实行价格补贴制度，减少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生产利益。由于稻米种植是所有农作物种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门，为了保证稻农的利益，马来西亚政府对米价实行补贴。在1986～1990年间，政府在给稻农补贴上的开支达到3.968亿马元，1991～1995年间，补贴开支达3.98亿马元。政府还建立国营销售系统和稻米烘干、碾磨、贮存一条龙的综合企业，为稻农提供种种方便，减少中间商对稻农的盘剥。(5)建立支持农业的信贷机制，为农业生产提供贷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农贸市场，让农民直接出售农产品，以获取较好的价钱。马来西亚这些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卫生医疗条件；二是对贫困农民实施救助和帮扶。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立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网络。马来西亚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分为两级，即卫生中心和社区护士站。卫生中心有医师或专科医师，服务人群1.5万～2万人；社区护士站服务人群约3000—4000人，能处理多种医疗问题，包括分娩。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全部免费，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缴付很少的费用，贫困地区和医疗条件差的地区的农民还可以减免费用。政府还定期对乡村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改进，尤其重视对农村卫生设施、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级卫生保健诊所，部分助产诊所也可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服务。

为了加快农村地区的脱贫步伐，1989年，在“新经济政策”即将结束之际，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专门的反贫困计划，即特困人员发展计划。政府将特困家庭登记在册，并设计一系列适合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项目，以增加其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小型贸易、家庭手工业、家畜饲养、水产养殖、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等。政府还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和培训、改善住房条件、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资助等。至2000年4月，马来西亚共发放7.672亿马元的无息贷款，大约有15。35万名贫困者从中获益。除此之外，联邦土地发展机构还给那些因伤残无力工作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救助，每人每月可获得50马元的救助，一个家庭每月最高可获250马元的救助。总共有7000个贫困家庭获得救助。

在第七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1996～2000年)，马来西亚实施了一个专门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脱贫的计划。该计划的资助形式主要是鼓励土著少数民族参加各种能够增加收入的活动，如土地开发、蔬菜种植、零售业、家庭手工业等。在新土地开发和安置计划中，共有8100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益，涉及土地面积达1.98万公顷。到1999年底，1.582万个土著少数民族家庭获得了7900万马元的补贴，土著少数民族的贫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马来西亚开始实行“国家远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这一时期，政府继续实施一系列类似的反贫困计划，资助对象主要是边远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

在以上反贫困计划中，政府一方面对无生产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还为农民提供住房、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到1995年，72%的农村贫困家庭通了电，65%的农村贫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饮用水；77%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诊所，还有汽车牙科医疗队和诊疗所、村卫生队、飞行医生为边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实施特困家庭发展计划，农村地区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农村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以此促进贫困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摆脱贫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对6～15岁儿童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为了使《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能够切实有效地执行，马来西亚的农村发展计划及反贫困计划都将学校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到1995年，马来西亚94%的农村贫困家庭能在周边9公里范围内有一所小学，60%的贫困家庭能在同样范围内有一所中学。如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儿童提供11年的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政府还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各种教育资助，例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免费课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农村教学设施，提高农村教学质量也是政府特别重视的内容。近年来，一些乡村学校的设备不断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学生的农村学校被合并，以便保证学生能够享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学习环境。为了使边远农村学校跟上科技发展形势，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农村学校无线因特网培训和教育计划，为农村学校提供计算机等相关设备，为学生和老师进行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虽非义务教育，但是政府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使马来西亚青年都有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除了保证让农民子女接受正规的教育外，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农民提供有关农业耕种以及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产能力；二是为农民提供工业培训，使其能够受雇于非农部门，或自己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从事商业活动。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政府在培训和咨询方面的开支达到2800万和3.417亿马元。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处理农村的社会问题时，往往将其与农村的生产发展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相关内容往往包涵在经济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政府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重建社会、维护国家团结。“通过项目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为不分种族的所有马来西亚人增加工作机会来消除贫困”，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来西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实行专门的消除农村贫困计划，而是将消除农村贫困贯穿于各种农村发展计划之中，通过为贫困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实施了专门的反贫困计划，但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过各种生产发展项目为贫困农民就业、增加收入提供各种机会和支持。

第二，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

在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将消除贫困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作为其奋斗目标。但由于奉行“在发展中消除贫困”的原则，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并不主张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过多的现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在其反贫困计划中，只是对那些因伤残无力劳动或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救助，而对其他人则通过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来使其摆脱贫困，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培训体系，以此来促进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农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这反映出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特别重视“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在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在资金的投入还是各种社会服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中，政府都起着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马来西亚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世纪70、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政策主要关注农村地区，政府是农村发展资金以及农村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亦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为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在吉打州，约有70%的农村发展项目由私营部门负责运作，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只有30%的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私营部门除了直接参与投资开发外，还为贫困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工作机会、实物和财政资助等。非政府组织也在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马来西亚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简称AIM)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组织。自1987年以来，该组织利用政府分配的3亿马元的无息贷款为6.9万个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务，使其能够有机会从事小商业和家畜饲养业。AIM还为一些潜在的服务对象实施了特别预备项目，以促进贫困家庭的自立。

第3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工业集聚；基尼系数；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国政府希望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发展的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良好愿望至今没能实现(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计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数，结果显示除了1978～1985年有缓慢下降外，地区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对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弹性占主导地位。范剑勇、朱国林(2002)做了类似的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过了60％。由于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地区间工业生产规模上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中国家在经济开放后均出现了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地区差距扩大背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均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业的生产行为总是倾向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生产集聚是由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创造的，交通运输成本、产品的差异性和产业的规模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Krugman，1991a,b；1993)。规模效益递增和前向后向联系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劳动力的流动，那么生产的集聚本身就将会导致地区差距。近年来的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Hu(2002)构建了一个空间集聚模型来解释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认为由于沿海地区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工业集聚。虽然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地区内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转移，但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满足了工业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向反馈效应而使集聚经济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黄玖立(2006)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将会打破空间分布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心一”结构的形成，而在不对称的情形下，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往往会成为中心。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很好的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

在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问题，其结果是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并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Gao(2004)实证研究了技术外部性、自然优势、当地市场条件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种经济力量对工业集聚均有显著的影响。他们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

尽管已有文献对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做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但却均是将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工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并服务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处于政府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同时，受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布局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型工业布局基本上遵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因此当时中国工业的集聚模式实际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工业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其自身经营活力，增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此时各种经济因素开始对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此时“国有企业依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2)，政府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力依然明显。因此，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种经济因素在国有工业生产布局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将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国有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对于缩小我国的地区差距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区域聚集特征

虽然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中国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设的那样存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保障了工业集聚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并由于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使得工业集聚得到加强。范剑勇等(2004)的研究也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加速了沿海地区产业的集聚，同时也缓解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日益显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梁琦(2004)、吴学花、杨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刚(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部分制造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将衡量收入差距的洛伦咨(Lorenze)曲线和基尼(Gini)系数用于衡量行业在地区间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和sj分别是省份i和j的工业在全国工业中

所占的份额，s为是各省份在全国工业中所占份额的平均值，n为省份的个数。本文计算出了1987~2003年中国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同时还分别计算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见图1)。

图1显示，1987～2003年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的集中趋势是逐渐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当我们将工业进一步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后，图2显示，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较国有工业更为显著。1987年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为0．559，远远高于国有工业的0．385。此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虽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但从长期看仍呈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0．666；而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内的变化则较为平缓，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国有工业比国有工业出现了更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还表现为，1987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省份有江苏和浙江，二者分别为18．1％和10．3％，而没有一个省份的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到2003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已有四个，分别为江苏16．5％、浙江12．6％、山东11．5％和广东19．8％，国有工业比例则只有山东接近于10％，为9．6％。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均表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比国有工业更为明显，说明中国地区间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的不均衡分布，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国有在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结论(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导致工业生产空间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地理条件的差异则首要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金煜等(2006)计算的工业产值排名显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属于沿海地区，更具体的讲这些地区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环渤海地区。Wen(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产值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在图2中我们描绘了1987-2003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直观看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地理分布均表现出上述特征。1987年东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2．85％，此后该指标趋于缓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现缓慢攀升的势头，到2003年其值为55．11％；而中部地区则呈不断下降的态势，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间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虽然有过短暂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则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为17．75％。而三大地区间在非国有工业生产上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在此期间内东部地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区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区则由8．09％下降到6．29％。

三、计量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以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产业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集聚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各项政策的变更对工业集聚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强调了政策因素对中国地区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各项政策变量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集聚。因此，我们建立基本的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x为随机扰动项。SOEit和NSOEit分别表示国有与非国有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这是借鉴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为一组经济地理变量，New-Geography为一组新经济地理变量，Policy为一组政策变量。

(二)变量定义

1．经济地理变量。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的方式来捕捉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金煜(2004)125I使用层次线性模型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认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而且自然条件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工业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这一变量来控制地区文化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用以控制。

2．新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Venables，1996)，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检验这些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集聚的解释力，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1)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越会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企业数量(Enterprise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就更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工资水平(Wage)。一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一方面

会吸引劳动力在当地的集聚，从而有利于工业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由于工资上涨而使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时，将不利于工业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区人均职工工资作为衡量一地区工资水平的指标。(4)人力资本水平(Hc)。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运输费用。Krugman(1991a)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既要顾及到消费地，又要顾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区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该地区内的运输费用，也降低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运输费用，因而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会促进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生产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应和分散(dispersion)效应的比较(Wen，2004)。若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工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工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使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显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历史与预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强调了历史和预期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由于预期因素较难控制，因此我们选取了一地区1987年国有工业(SOE87)和非国有工业(NSOE87)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来该地区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条件。

3．经济政策变量。(1)对外开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了产品的出口，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总额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2)金融发展(FINDEV)。金融发展由于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工业集聚也会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地的金融发展水平。(3)财政支出(FISC)，我们定义其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将可能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不利于工业的集聚。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别说明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海南和两个省份的数据缺失较严重或没能得到，因此我们将这两个样本删除；另外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直辖，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将其归人四川省。本文最终得到28个省级单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模型(1)和(2)进行拟合。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变换以将偏误消除，同时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哑元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通过Hausman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由于我们还关注地理区位以及其他一些随时间不变的解释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影响，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将会将这些变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时我们将用随机效应估计模型，并以LM检验来判别随机-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对所有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进入回归模型，使得这些变量在成为被解释变量之前已经被决定，以减轻模型的联立性偏误。估计结果见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I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Han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地理变量，此时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而LM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显著存在随机效应，在变换了估计方法后，除去变量Urban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Ⅲ中我们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两个反映历史因素的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该两个变量与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严重的共线性而使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在模型Ⅲ中删除了Coast，同样采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LM检验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我们将影响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因素。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对国有工业的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三大直辖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业基地，历史因素导致了其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正向作用；变量Minority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SOE87和NSOE87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高度显著，表明历史因素显著影响了国有工业的布局。具体来说，历史上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将显著影响此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历史上具有发展非国有经济传统的地区则不利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地市场需求(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显著促进了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W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梁琦(2004)认为当劳动力可流动的时候，公司倾向于定位在接近较大市场的地点，承受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反过来又吸引劳动力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从而吸引产业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的是一个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并不满足，因而工资水平与国有工业集聚之间正向关并没有足够理由说明高工资将导

致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我们更愿意认为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滞后，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因而其生产的布局并不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人力资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运输条件(Road)与国有工业集聚的负相关关系也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得到解释。(3)经济政策变量。金融发展(FINDEV)和财政支出(FISC)分别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国有企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对国有工业集聚作用的不显著似乎只能以国有工业自身效率的低下来解释；经济开放(FDI、Export)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主要是经济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并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其经营效率也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虽然经过了20多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布局的影响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这三个模型的估计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变换了估计方法和删减了变量，但这三个模型中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其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

将影响非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变量。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三大直辖市由于其作为城市经济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务职能，因而不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响非国有工业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历史因素也显著影响着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历史上某地区具有较高国有工业存量不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集聚，而非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聚集。本地的消费水平和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设施的改善却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负向作用，这点同Wen(2004)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这表明交通条件改善对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但一地区法律体系、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3)经济政策变量。对外开放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金融发展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集聚，虽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给上存在严重的偏向国有企业以及歧视非国有企业的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开放后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资源由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的漏损渠道(卢锋、姚洋，2004)，这保证了非国有工业必要的资金融通，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政府的财政支出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力。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由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不断上升，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由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地区工业生产布局的差异，而工业生产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布局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对外开放等应该是可以被重点考虑的政策手段。

第4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第5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01

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弊端已在逐步被社会所改革，社会逐渐进入一个全新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传统经济模式中的优点与现代化的经济模式进行全面的结合运用，其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及网络经济为主要内容，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高科技人才为背景。它让企业逐渐摆脱旧有模式的束缚，逐渐进行新经济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及发展，在具体经济政策的具体操作下，进行技术及商业实践方面的良性合作，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提高本企业的经济增长率、减低社会的失业率，提高知识在企业中的贯穿度及企业的高技术化及全球化，进行全球新兴共享，达到双利双赢的目的。[1]那么企业如何进行创新和发展，具体办法如下：

一、引进创新性及复合型人才资源

相对于传统旧模式的经济而言，新经济是在全面利用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具体依托，及时更新本企业的信息网络技术，及时引进高新技术产生，不断地进行创新性发展，维持可持续性前进的步伐，对企业进行本质上的调整，这就要求企业引进大规模的创新性及复合型人才资源，以便适应面对剧烈的市场竞争而引起的企业内外部在环境方面产生的变化。在具体引用的时候，注意创新性、复合型、团结合作性及个性化的人才特点，改进企业的工作氛围，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注意力。[2]例如说：由于新经济时代的影响，现在的人才的思想较为开发，专业技术过硬，自信性强，所以企业他们创造一个合适他们发展的、比较激励的及充满朝气的工作环境，这样便于激发人才的创造能力，提高本企业市场竞争力，培养人才为企业事业发展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除此之外，企业应该信任、尊重及依托员工，给予人才更多的权利，让其成为自己工作的领导者，对其进行不断的培训和学习，激发人才的潜在的能力及其天赋，使得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充分地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除了工作氛围以外，人才还需要一种积极进取及团结合作的合作环境，企业应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人才的具体的行为习惯，给予及时的包容，培养一种潜在的企业文化意识，共同促使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将机遇与联盟有机整合

人才固然重要，但是有机的整合才能使其能力全面地发挥出来。在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模式时候，企业应及时地进行组织管理模式方面的调整，通过有效的方法将本企业的人才有机地联系起来，组一个统一团结、虚拟经营的实体，随时应对市场的新机遇及新挑战。除此之外，企业还需通过信息技术的联系，与企业外部的有利资源建立一种平等合作、公平竞争的联系，便于企业在面对世界市场突发的事件的时候，能够与合作盟主，及时地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及时地优化，降低风险，并提高自己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方面的能力，及时地进行企业战略目标的改进，不断地创新内部的经济管理模式、组织结构、市场策略、人才资源、产品形态及服务方向，突破企业原有的具体存在形式，弱化企业结构的具体操作模式，通过借助外力的作用，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提高企业内容结构操作的灵活性、敏捷度，将企业内部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提高企业市场的应对能力，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增加企业抗风险能力，人才团结能力，在新经济时代巨大的背景下，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3]在机遇和联盟有机结合的情况下，改进企业财务组织模式，降低产品的成本，减少浪费，节约人力、物力及财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人才提供安全的生活工作保障，让人力资源在具体财务安全的保障下摆脱束缚得到更好的运用及发展，提升企业的发展空间，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及产品的经济效益，让企业在世界化经济潮流中得到坚实的树立及健康的发展和允许。

新经济时代带给人类以全新的世界面孔，其主要特点就是网络化、信息化及知识化，改变了企业原有的发展战略模式及衡量能力的准则。在全新的时代经济模式下，企业如何改进及创新经济管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型人才作为重要因素及企业资源管理者、整体规划者、管理咨询者和改革推动者，这些角色使其成为了企业在市场上开展有利竞争的重要的战略手段，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顺利地进行更深层次方面的探索及尝试，寻求到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组织经营管理模式。[4]

参考文献：

[1]陈玉娟.知识溢出、科技创新与区域竞争力关系的统计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3（06）.

[2]赵倩.浅谈新经济时代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方向[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10）.

[3]杨再红.论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与发展[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1（01）.

第6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转型升级；“三新”；统计制度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2003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深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加速发展。新经济的成长，有效缓解了工业调整的下行压力，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统计局用“三新”一词，来统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①。这是从企业经济活动性质、服务载体形态、要素组合模式等方面对新出现的经济活动予以总体描述。新产业是应用新科研成果、新兴技术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新型经济活动。新业态是指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形态。新商业模式是指为实现用户价值和企业持续盈利目标，对企业经营各种内外要素进行整合和重组，形成高效并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原有统计制度已经无法准确全面地反映新经济活动以及新动力成长情况，对科学认识和把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态势造成了较大困扰。统计部门有责任把“三新”情况搞清楚，把“三新”有多大体量搞清楚，把“三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搞清楚，以客观反映新旧动能转换的现状，为中央和地方研判经济形势、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和信息支撑。

尽管国家统计局正在研究建立与“三新”相关的统计制度，有的地方也在对新经济统计工作进行探索实践，但总体上都面临很大困惑和挑战，这给统计改革创新提出了新课题。为了深入探究“三新”纳统症结及其对策，我们对全国县域综合实力十强县（市）之一、新旧动能转换迫切的福建省晋江市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

二、案例调查：管窥晋江新业态

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市依靠发展民营经济和制造业创造了“晋江模式”和“晋江经验”②。近几年，为应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新变化，积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晋江选择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经济结构调整之路。大力发展高端装备机械、新材料、光电信息、海洋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晋江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16%，高端装备机械和新材料总产值分别突破百亿元。

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晋江抓住“互联网+”发展趋势，积极培育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文化创意、城市商业综合体、现代专业市场、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取得了重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1―7月，晋江市服务业占三产比重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达337%，特别是规上其他营利业（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文化体育等）营业收入增长627%。但是，由于统计制度方法等问题，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难以纳入到现有统计体系里，也无法体现在主要经济指标上。

为了揭示“三新”的体量、进展和成效，我们依托晋江市统计局对晋江跨境电商、文化创意、城市商业综合体等部分新业态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实地调研，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统计数据不准确，但从中依然可以窥测出其发展规模和运行态势。

电子商务是晋江市新业态中发展势头较好的，初步估算有两千多家电商企业（包括开展电商业务的传统企业）。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八条措施的补充意见》《晋江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行动方案》等鼓励扶持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减免租金、销售额抵租金、奖励补助等各种优惠措施，分别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跨境电商洪山园和和陆地港跨境电商产业园。

跨境电商洪山园于2016年2月正式启动，面积3万多平方米，受益于晋江鞋服产业的稳固发展和便捷的物流优势，吸引了当地企业入驻、大学生创业、深圳等外地电商企业设立子公司；陆地港跨境电商产业园于2013年启动建设，以建设集通关服务、仓储服务、电商物流、商务办公、人才培训、生活配套为一体，营业面积有1430平方米。截至2016年6月，两个园区共有78家跨境电商运营企业和50家配套服务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商户从业人员622人，营业收入7420455万元，营业面积774798平方米。78家跨境电商企业营业执照注册类型均为法人，共有从业人员360人，营业面积达94316平方米，其中28家跨境商企业2016年上半年营业额为124286万元，其余50家因联系不上、企业内部规定、相关人员不配合等原因而无法得知具体营业额（表1）。

以上数据尽管不完整，但也初步可见晋江跨境电商发展成效。倘若再把漏报、少报的考虑进去，体量会更大，足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举个例子，调研中发现一家由七个大学生于2015年毕业后创办的跨境电商企业，主要依托晋江的产业优势对欧美销售鞋服，短短一年在线销售额即逾6000多万元，利润达20%。

晋江洪山文化创意产业园是20世纪90年代的旧厂房变身创意时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前身为创建于1994年的洪山综合区（原青阳镇工业园区），用地面积约3049亩，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重点发展工业设计、人才实训、电子商务和动漫设计等四大主导产业，配套发展时尚、创意体验、休闲娱乐等三大辅助产业，力促晋江制造升级为晋江智造。目前在文创园注册的企业有51家，共有从业人员539人，营业面积达166504平方米，其中33家企业2016年上半年营业额为58689万元，其余18家因企业内部规定、相关人员不配合、上报营业额为“0”等原因而无法得知具体营业额（表2）。

目前晋江市主要有三个城市商业综合体，分别是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泉州晋江万达广场、晋江宝龙城市广场。本次调查以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作为主要调查对象。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于2005年11月26日正式开业，是目前晋江市最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之一。据调查，SM国际广场全部可出租面积约为122621平方米，1700个露天停车位，2015年已出租114234平方米营业面积，租金总额8586万元，同比增长20%；商户销售额77725万元，同比增长29%；商户数424个，其中个体户372个，商户从业人员2287人，全年总客流量为100164万人次，同比增长130%（表3）。

三、纳统之惑：新经济统计困境

作为新经济的代表，“三新”的核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应用为代表，带动了整个产业形态、生产形式、组织方式、商业模式等的深刻变革，强化了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以及不同产业链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地分化、融合、跨界、变异以及与信息技术的嫁接，产生出了一系列新模式和新业态。

新经济活动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其发展规律有待探索研究，让人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初步研究发现，新经济企业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跨界融合、混业经营。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链涉及农业种植养殖、生产制造、研发、营销等环节，在销售环节涉及线上和线下，生产经营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纵跨虚拟和实体，经营模式趋向生产和服务一体化，给统计上产业划分、行业界定带来较大困难。

二是规模小、数量多、变化快。新经济企业具有信息化、高新技术、现代管理、劳动生产率较高、企业用人较少等特征，因此催生出大量小微企业，颠覆了传统的统计观念，对政府的统计能力是一个挑战；在“三新”为代表的新经济中，除新兴产业单位相对稳定外，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给统计的长期监测和调查带来很大困难。

三是抗风险能力弱。“三新”企业大多处于初创成长期，而且草根创业者居多，资金缺乏，盈利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弱，一旦较早增加税负、交易、制度等成本，这些企业存活难度可想而知。

在现有统计体系中，虽然也包含一些有关新经济的统计，但内容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尤其是针对“互联网+”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内容很少，难以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三新”的总体规模、结构特征、运行趋势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当前，新经济统计面临许多现实困难，最突出的就是“三新”统计制度层面的新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尚未建立，存在着统计分类标准修订滞后、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不及时、全面调查有遗漏、抽样调查代表性不强、调查手段不够先进等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存在交集，难以厘清总规模

“三新”提法是分别从产业链、服务形态、营利模式的角度描述新经济，三者存在交集。如果仅仅将三者简单相加来得出新经济的总规模，就会有重复统计的问题。

（二）现行统计体系的产业划分不适应新经济活动，行业分类界定困难

例如“种植+生产+营销”“设计+制造+电商”“研发+制造+营销”“工业+互联网”“电商+物流”“体育+文化+酒店餐饮+零售”“总部+连锁”等，在一、二、三产中跨界、共生、渗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易剥离，在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也找不到它们应属的门类，于是许多新经济数据被统计到传统行业分类中去了，没有真实反映出“三新”的经济规模。晋江就有许多跨界企业，比如安踏、特步、361°、七匹狼、劲霸、柒牌、信泰、匠、天福茗茶等，既有传统业务，也有新经济业务，但统计部门只能按其传统主营业务进入归类，对其涉及的新经济业务无法单独统计。

（三）新经济统计内容、调查对象和相关指标不清晰、不具体

尽管国家统计局在2016年4月印发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专项统计报表制度》，但“三新”为核心的新经济统计内容和指标在概念解释上模棱两可，调查对象不好确定。比如，跨境电商，到底该统计哪些企业，是主营业务为跨境电商的企业，还是工商登记注册里经营业务有跨境电商这一项的企业，或者是涉及跨境电商业务的传统企业？莫衷一是。若是前两类企业，相对容易确定调查对象，而后者就不好确定和统计了。还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的众包、众筹、互联网金融等，是调查平台还是涉及这些业务的所有单位？如是后者，犹如大海捞针，更是难以确定调查对象，统计部门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可想象。

由于现有基本单位名录库中没有新经济企业目录，需要由基层统计部门组织进行拉网式地排查摸底，确定调查对象后才能组织实施调查，但调查对象虚虚实实，很难确定，导致拉网排查都无从下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许多主体是小微企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多也是小微企业，可现行统计报表制度中采用的中小企业抽样调查整体设计有所不足，无法及时准确反映“三新”小微企业的发展情况。

（四）新经济统计具体操作困难重重，无法核算相关指标

由于国家对网上经营的法律和监管制度还不完善，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交易额以及网上销售额、零售额统计带来较大困难。目前，统计部门无法获取真实的电商平台交易额和企业网上销售额，基本是靠调查对象主动申报，数据出入较大。据了解，企业一年几千万元的网上销售额，可能只报几百万。尤其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网上交易（C2C），大部分交易主体是没有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人，只需要身份证认证后，就可从事网上进行买卖行为，流动性大，办公场所隐蔽，日常统计调查中难以观察和反映，造成电子商务销售额数据难以统计。据了解，许多大型网上个体户年主营业务收入达500万元及以上，但由于无法核算，都没有纳入限额统计。

再比如，对于城市商业综合体的统计，其租赁商户的数据质量较难保证，以晋江福埔SM国际广场为例，该综合体2015年度共有424个商户，其中364家零售业，53家餐饮业，7家服务业；营业执照注册类型为法人的有10家，分支机构42家，372家个体户；从业人员2287人。作为综合体管理方，很难准确掌握租赁商户的从业人员、销售额等情况，而租赁商户大多为个体户，缺乏相应的统计台账、报表，填报数据随意性很大，造成综合数据核算难，而且有的个体商户因税收等原因不配合统计调查。据了解，近两年，受电商冲击，成本高企，城市综合体商户经营困难，淘汰很快，有的商户老板悄悄跑路，租金、工资欠付，影响社会稳定，对统计工作造成困难。

（五）数出多门，“三新”经济数据综合核算难

目前，我国有关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统计，没有统一规范和标准，部门之间的统计对象和统计口径都不统一。在政府统计部门开展调查的同时，商务部门和工信部门也都有电子商务方面的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度规定，统计上对电子商务的界定使用狭义定义，也就是说商品或服务的订货（也即订单签署）必须基于网络；而部门统计，往往指的是广义上的电子商务。造成部门之间统计标准不统一、统计口径也不统一。比如，晋江电子商务企业的数量，该市各部门迄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更别提具体指标的核算了。

（六）现有统计报表制度无法适应“三新”经济发展需求

“互联网+”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形成了许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可先行的统计报表制度尚未覆盖这些新领域，导致漏统、少统现象频频发生。比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机构快速集聚发展，但由于金融业增加值核算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等部门指标进行推算，而部门统计尚未覆盖这类新兴的系统外企业。

随着“互联网+益民服务”走向深入，互联网在教育、卫生、养老领域融合发展，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养老O2O等服务业态方兴未艾，但目前仅覆盖企业单位的统计报表制度难以适应新经济统计工作的要求。还有“互联网+交通”，如滴滴、优步、神州等互联网运营服务抢占了国内许多出租车市场，各地也有大同小异的移动代驾服务，个体化O2O经营模式已蔚然成风。在此新模式下，依旧按照仅1000多个样本量的交通部门调查获得的公路运输总周转量来反映道路运输业的情况已经难以反映现实，也难以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对策建议：新常态如何破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统计部门需要积极作为，迎难而上，加强经济综合分析研究和预判，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敏锐把握、全面反映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和供需两侧出现的积极变化，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趋势性、前瞻性、协调性统计分析，逐步健全和完善新经济统计制度。鉴于此，针对“三新”纳统难题提出如下对策。

（一）修订完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把以“三新”为代表的新经济行业划分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类别，让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中的统计对象都能对号入座。新经济是动态变化的，其行业分类也应该是动态变化和不断完善的，要逐渐淘汰一些相对落后的行业，吸收进来一些新兴的行业。统计内容和统计指标的概念要界定清楚，做到操作简便易行。

（二）加强统计工作协同管理

各地成立统计工作领导小组，由地方主官或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统计部门承担小组办公室职能，加强统计工作协同管理，建立跨部门联席工作日常机制。并将统计工作业绩纳入考核各部门及其干部的重要内容，实施更为有效的奖惩措施。

（三）建立健全“三新”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防止数出多门、重复建设。统计部门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统计的沟通协调，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健全“三新”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信息共享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充分利用部门相关信息，建立统一完整、不重不漏、信息真实、合作共享的“三新”经济基本单位名录库。

（四）破解统计数据获取难、质量低等问题

统计部门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继续加强与大数据企业、电商平台、物流快递企业在数据收集、整合和分析方面的合作，实现统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破解统计稻莼袢∧选⒅柿康偷任侍狻1热缋用电信等部门手机信号信息、信用卡消费信息等大数据，加强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的统计；利用电商平台掌握的海量商品数据、交易数据来核算CPI、销售额等指标；利用网络流量、物流快递、租金、人员数量、店铺面积等要素来核算企业经营情况；等等。

（五）建立统计队伍的激励机制，推进统计改革创新

在增加人员编制和专项经费预算的基础上，建立统计队伍的激励机制，引进信息化统计人才，加强新经济统计制度的培训工作，全面深入推进统计改革创新。

（六）借力打造新经济统计智库

联合与借助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力量，建设更好发挥统计优势的新型智库，探索由“数库”到“智库”的新跨越。加强对宏观经济、重点行业和社会领域的深度分析与政策评估，提高预测、预判、预警能力，及早发现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和隐患。

注释：

①也有部分省市（如上海）将新经济概括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

②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提出的“晋江经验”。参见：《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人民日报》，2002年8月20日，第11版。

参考文献：

[1] 马化腾，张晓峰，杜军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15上海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报告：“四新”经济（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 新产业）[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3]朱敏.新型智库人才培养管理创新思考[J] .管理世界，2016（3）.

[4] 卢克・多梅尔（Luke Dormehl）.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

[5]朱敏.“新经济”战略下的双创路径[J] .新经济导刊[J] .2016（4）.

[6]朱克力，牛禄青.读懂新经济：战略图景与行动路径[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第7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当今波及世界的企业创新浪潮密切相关。创新不仅涉及到企业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的变革，而且与整个社会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在新经济时代。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是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经济的基本内涵包括：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全球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美国有线广播网财经新闻把新经济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指所有的科技公司，包括从传统产业改造过来的公司；狭义的新经济则仅指电信、网络和电子商务。联网杂志社《新经济百科全书》认为：“在新经济里，人们靠脑力工作，而不是依赖双手。在新经济里，创新比大量生产更重要。投资人中意的是新观念和产生新观念的方法，不再是机器”。

引领新经济发展的美国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关注，美国企业在创新上表现出的活力，更是探寻发展之道的企业、组织甚至国家关注的焦点，创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励创新、扶植创新，创新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创新也成了出奇制胜的法宝。

这一事实的说服力是毋庸质疑的，创新应该成为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题。但是，如果多作一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创新——成功之间的关系，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的。例如，同样是发达国家的西欧各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的现象?日本在20世纪8年展势头直逼美国，为什么没赶上创新大潮?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什么在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反而出现了金融危机?与这些问题相对应的是，创新在美国是如何成为潮流的呢?它源自何处?为什么创新首先是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地区)形成气候?美国的企业追求创新是天生的本能，还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一、新经济引发企业生存环境变化

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美国，知识和技术已超过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财富的创造日益取决于无形资产(研究与开发、品牌、员工的智慧和知识)。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许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根据统计和测算，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20世纪80年代上升到60％～80％，技术进步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中说：“据估计，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到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其中美国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80年代中的14％提高到了55％，而传统的支柱产业——建筑和汽车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下降到了只有14％和4％。

(二)“知识”和“人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知识和技术贸易”正在加速增长，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1990--1995年间，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为66．2％，大大高于制造业44．8％的增长速度。全球出口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比重由1985年的13％左右提高了近1倍，而同期的低技术产品出口则明显下降。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贸易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70％，高技术贸易比重增加成为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此外，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也大大促进了知识和技术贸易的发展。

人工成本作为一种传统的比较优势，同其他的竞争因素(如开发研究、运筹设计等)相比，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促进了“用脑生产”方式的根本革新，人们“干”得少了，“想”得多了。半导体微型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约70％是来自“知识”投入，而劳动力成本只占12％。无形资产开始成为企业重要的资产。

(三)创新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对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新经济的发展正是有赖于一批新技术产业群的形成。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资金和资源更是由低成长产业不断流向高成长高科技产业。美国科技股市值由1990年的3000亿美元激增到1999年底的4．5万亿美元。科技股占美国股票总市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10％激升到2000年初的33％。高科技上市公司激增，使得美国经济可以对资源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由传统产业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此外，技术关联在产业关联中作用增加，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技术关联，使得新经济中一个产业部门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将会引起相关部门相应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从而增强了新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整体性。

(四)激烈的科技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被推向新的环境中。销售额上升，利润额下降；成本提高，效益降低；风险增多，保险系数减少；经营难度加大，成功率变小。加之经济全球化，局部竞争的市场变成全球范围的经营场所，各国的企业都将被逼上同一个擂台，互争高低。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总趋势。在这种严酷的经营环境中，对企业而言，以前被认为风险最大的创新，相对于按部就班，反而成为企业求得稳定发展的手段。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在静态中实现或保持，而必须在动态进取中求得。“在信息时代，不是大公司打败小公司，而是增长快的打败发展慢的”。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这是新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无情法则。

二、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这里特指的是在企业周围由于共同需求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情况和条件。环境对创新的推动力不容忽视，最为典型的要数我国著名企业——青岛海尔电器集团。1984年它还是一个亏损147万元人民币的集体小厂，经过10余年艰苦奋斗，到现在，海尔成为拥有400亿人民币资产，年全球营业额近50亿美元，产品遍及全球，在世界白色家电领域排名第6位的国际化大企业。它靠的是什么?一靠创新、二靠企业文化、三靠优秀的企业家张瑞敏、四靠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新可谓是海尔经验的核心和精髓，而扶持和保护这种创新精神则得益于青岛市政府。作为沿海较发达地区，青岛市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真正地从百姓的实际生活和需求出发，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是为百姓服务，所以，二者最终不谋而合，目标一致，企业努力开拓市场，政府为企业服务也是尽心竭力。这样，企业处于一个整体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经过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强势企业自然会脱颖而出。所以，一大批强势品牌企业(如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等)诞生于青岛就不足为奇了。

创新不仅仅是大企业的专利，随着小型企业在全球地位的逐渐增强，小企业创新日益得到关注。根据美国小型企业协会(SBA)的数据，全美55％的企业创新是来自于小型企业，这得益于美国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美国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包括技术、行政、管理、金融、诊断、培训、国际化、信息化和计划等多方面的服务内容。以美国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服务为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的作用最为突出，TPCC的措施主要包括：(1)对中小企业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通过对中小企业出口融资性质、范围等的调查和认识，弄清中小企业在哪些领域最需要资金，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融资最有效等，然后通过实施简化的、一条龙的融资服务，使中小企业出口商获得出口前的流动资金。(2)政府与私营部门密切配合。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TPCC意识到需要寻找更多的办法去筹集资金来促进中小企业出口，尤其是应该与私营部门密切配合。(3)成立贸易信息中心，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措施。(4)组建出口协助中心，并将其扩展为覆盖全美的出口协助网。这些中心，集中了美国有关部委的服务和计划项目，开展着范围广泛的出口协助活动。从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出口，鼓励其开展国际经营，美国政府从资金、人才、信息、机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些作法是独具特色和注重实效的，值得我国借鉴。

三、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

我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认为：制度高于技术。在此可以将美国与日本的发展进行对比，以探讨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以及发展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企业、文化界都陶醉在成为经济大国的成功情绪之中，美国经济正陷于困境。现在回过头看，这一时期正是各自的转折点。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另谋出路的Intel、AMD、TI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后重现活力，而日本半导体企业开始陷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激烈竞争中，四小龙的综合成本比日本企业更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开始下降。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企业没有如美国企业一样壮士断腕，而是利用自己与银行、政府的密切关系寻求保护。银行降低利率以促进出口，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保护本国产业。这种保护短期内有效，但从长期看，问题会越积越多，难免总有掩盖不住的一天。而且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无论是日本近代经济发展史，还是二战后实现工业化的现展史，都突出地显示了大企业行动的历史性作用，众多中小企业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贡献，也是在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系列化框架下完成的。日本的新经济的特点在企业层面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建设以大企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作为高新科技产业和新经济范式典型代表的风险投资，在日本主要是由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承担的，间接融资的性质和场外交易范围较小的特点，限制了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美国有限合伙风险投资公司的形式，日本称之为TSJ。但是，TSJ的数量并不记入日本风险投资公司的统计数字，并且TSJ在日本发展也不快，对日本风险投资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绝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是大银行、证券公司的子公司，它们占日本风险投资公司数量的70％以上。由于这些公司的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投资的相当大部分属于融资业务，决定了它们势必将大部分资金投向传统企业而不是创新型的高技术小企业。积重难返的制度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企业不仅拿不出像上世纪70、80年代那样顺应时代要求又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而且在近l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下降、失业剧增以至企业倒闭。由此可见制度、体制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企业创新的法律环境

创新是知识的创新，所以新经济又经常被称为知识经济。探究创新为什么在美国成为一种潮流、如何成为潮流，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企业的法律环境。美国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较好的国家，不仅在立法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创新者的权益，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屡屡受到外国公司的起诉，威盛接连遭到英特尔的打压，国内DVD厂商全面妥协，以及最近发生的思科起诉华为侵权案，无一不反映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势在必行。企业创新的成果，是企业文化的体现，更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法律途径，对自己知识产权认真保护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势必将面对来自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压力。知识经济的到来，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争夺知识产权。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科技投入也愈来愈大，没有专利的保护，就不能收回科技开发的投入，更不能获得高额回报，也就不能为下一轮技术研究与开发准备资金。企业不仅要有创新意识，更要加强利用法律手段实施自我保护的意识。

第8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其构建获得了系统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市圈理论、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理论等学科和理论从系统到区域到创新的全面的思想支持和逻辑支撑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系统；系统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市圈理论：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理论

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其构建获得了系统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市圈理论、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理论等学科和理论从系统到区域到创新的全面的思想支持和逻辑支撑。

区域创新系统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区域创新系统既经历形成、成长、发展、建设、成熟、完善、优化、升级过程，表现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时间特性．又经历合作、转移、集聚、辐射、整合、联动、协调、一体化过程．表现出区域创新系统的空间特性而且．区域创新系统的客观存在及动态演进．获得了上述各学科和理论的思想支持和逻辑支撑下面既是对上述各学科和理论的理解．又是对它们的支持支撑作用的认识

1系统论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个人到组织，系统普遍存在系统论对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最主要贡献就是系统思想可以说．与其它学科和理论相比．系统论对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贡献最重要、最重大系统论不仅提供了一个从系统到要素、从结构到功能观察、分析、研究区域创新的最佳视角．而且还提供了一个从系统建设与完善到要素整合与集聚、从结构优化升级到功能圆满实现开展区域创新实践的最有力切人点系统论使以系统为载体、取得了有机整体形式的客观存在的区域创新活动拥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区域创新真正成为系统、属于系统．具有了系统的所有本质属性区域创新实践或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真正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区域创新有其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各创新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结构．在具体变化的创新环境中．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开展高效的创新活动．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大力促进区域科技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并实现国家创新的使命这些功能的充分实现使区域创新最终成为成熟完善的系统．

2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以同家创新系统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区域创新系统又是国家创新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所以．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在思想理念上和内在逻辑上便必然地对区域创新系统构建发挥重要的支持支撑作用国家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区别。从系统的规模和层次看．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创新系统是一国之内所有区域创新系统的整合与集成区域创新系统属于中观层次的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属于宏观层次的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上有国家创新系统．下有城市创新系统和产业创新集群．处在承上启下的中观层次上．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从研究领域的侧重看．区域创新系统着重于应用研究．同时也重点支持一些具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基础研究项目区域创新系统有助于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淘汰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创新系统则不仅重视应用研究，而且重视基础研究，换言之，不仅重视技术创新，而且重视知识创新(即科学创新)国家创新系统不仅要求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且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大力扶持和保护面临国际竞争、战略上十分重要而本国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幼稚产业和弱势产业．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区域创新系统比国家创新系统更富有地域色彩区域创新系统是区内所有城市创新系统的整合与集成．城市创新系统又是官产学研等创新主体的整合与集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创新系统是产业创新集群的放大和延伸．但国家创新系统并非基于几个产业创新集群各具特色的行政区域创新系统使创新要素在行政区域内流动比较容易．但在跨行政区域范围内、在一国范围内流动则往往受到地方保护主义、转移成本、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2)联系。区域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系统都强调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以及创新环境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互动的学习机制是创新系统的发展动力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状态正常与否．功能发挥有效与否．子系统之间协调与否．都直接影响着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的水平和效率．影响着国家创新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必须首先建设区域创新系统．要把国家创新系统的要素渗透和配置到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各个区域中国家创新系统对区域创新系统具有约束作用．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必须符合国家创新系统的要求各区域创新系统要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的总体目标．从各区域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全面落实国家创新系统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保障，它通过宏观环境、政府政策、国家科技规划等手段来保障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必须得到国家创新系统的支持国家对创新系统建设和完善所没计的政策和规划．经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用于区域创新系统国家的产业政策对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完善所起的作用非常显著．各区域的特色产业基地、高新技术园区等系统．便是区域创新系统的表现形式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环境的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国家宏观教育政策扶持下建立和发展的大学等教育组织所构成的特定知识源和知识载体．为区域创新系统提供了智力支撑这些高等院校和培训机构将在区域层次上发挥重要作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科研院所也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政府根据国家发展目标．实施重大创新计划和项目．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法律和基础设施．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广创新成果而区域创新系统则要把这些创新成果内化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3区域经济学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区域创新在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行为。于是．区域经济学便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区域经济学强化了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区域意识和空间意识．区域创新系统构建则在区域经济学那里发现并确立了自身的终极目标．即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帮助区域创新从各个方面建立了一种域架构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暗示区域创新的系统特征：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诱导区域创新的空间布局：区域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加强区域创新的优势互补：区域经济政策引导区域创新的发展方向。总之．区域经济学对区域创新系统构建发挥着基础理论的导向作用。

4创新经济学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创新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的运行过程、演化机制、动力模式，相关的组织创新、市场创新、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战略的选择．创新能力的评价等而区域创新系统构建包括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且偏重技术创新。这样，创新经济学就为区域创新系统构建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基本知识．直接指导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准确把握技术创新的本质特征．认识并尊重技术创新的规律，有助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正确理解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市场创新、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的关系．有利于区域创新实践的统筹安排和整体布局，围绕技术创新．相关创新联合发力，全面推进：从实际出发，选择切实可行的创新战略．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建立科学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有益于量化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水平。

5新制度经济学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新制度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研究人以及由人建立的经济组织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进行的经济活动该学科主张制度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而制度创新在本质上正是制度进步在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过程中．制度创新既包括企业内部与技术创新直接相关的制度创新．也包括地方政府实施的制度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的制度创新对整个区域的经济。

社会发展更具有整体长远的战略导向作用从制度安排和制度演进到制度进步和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的角度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贡献了创新思想理念．奠定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

企业是一种技术创新主体和经济活动组织．追求技术发明的成功的商业化应用．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为使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升人们的生存质量．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制度创新便显得特别重要制度的改造、建设与完善是一个地方政府的长期任务让好的制度规范企业经济行为．使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和改善．这是一个地方政府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在建设区域创新系统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打造最适合的制度安排。

6都市圈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如果说区域经济学为区域创新系统构建贡献的是区域思想理念．那么．都市圈理论则把这种区域思想理念指向了特别的区域．即都市圈都市圈理论并不会对任何类型区域的创新系统构建发挥理论指导作用．它主要是对已经发展成为都市圈的特化区域的创新系统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作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是极其特化的经济区域都市圈内各城市联系紧密，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共同繁荣．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是科技创新的中心．每个城市创新系统都是所在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城市功能的科学定位、合理分工与协作，各类产业的整体优化布局。知识、技术、信息、资本、人才等各种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一体化．制度政策体制的贯通衔接等．都大大促进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与完善．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打造了良好的环境．

7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构建

科技合作在本质上属于合作创新或联合自主创新例如．把江浙沪作为三个行政区来看．其间的科技合作属于合作创新：把江浙沪作为一体化的长三角来看．其间的科技合作则属于联合自主创新技术转移在本质上属于转移创新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又是区域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式所以．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理论从科技创新的角度为区域创新系统构建提供了思想支持和逻辑支撑科技合作模式与技术移机制的探究和选择．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科技政策的统一对接．科技信息共享平台的打造．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等．将推动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实现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科技创新．进而大力提升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

8结语

第9篇：新经济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