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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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第2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管理类专业 等中职业教育 实践性教学
中等职业教育旨在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这在目前职中教育中已基本上成为共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属于应用学科，实践性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如何实现这一教育目标？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专业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加大实践性教学投资力度，提高专业教师实践技能，走校企合作之路。我根据中职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特点，结合自己近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对职中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性教学进行探讨。
一、现阶段中职经济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实践教学主体地位不突出，专业技能培养被忽略。经济管理类专业课可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专业主干课往往是实务性比较强的课程，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来理解与熟悉，但目前专业主干课的实践课时在整个总课时中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实践教学地位并非得到充分的肯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每门专业主干课平均课时较少，专业主干课实践教学课时占该门课程总课时比例普遍偏低。
2.实践教学缺乏系统、实用的模拟教材。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国家经济政策每年都会有一些增加或调整，但模拟实习教材却跟不上这种变化，许多模拟教材比较老，漏洞也较多，这样即使经济理论与政策变动，教师能通过备课来使理论教学与时俱进，模拟实习教材却难以及时进行更新，这就使得实训的政策依据与最新经济政策脱节，达不到实习的目标和要求。
3.对实践教学深度的探究不够。在当前评估热潮的推动下，许多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前所未有的实践教学，但受诸多因素（例如经费少、指导老师少、场地有限）影响，大多浮于表面，实践教学深度不够，还不能使学生全面地、系统地、高质量地完成专业技能训练。
4.缺乏对实践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说，在课堂理论教学方面，各学校都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但对于实践教学的质量监控却还不完备，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的标准，使得实践教学的水平难以评价，指导教师各行其是，实践教学的质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二、改进中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知识来源于实践，能力来源于实践，素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加强实践教学，首先要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推进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突出学校办学特色与亮点方面的重要意义，彻底根除头脑中“重理论、轻实践”的错误思想。
（二）改革课程体系设置，突出显示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应该彻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现状。要确立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应该从改革现有课程体系设置开始。在课程体系中突出显示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实践性教学的学时比例要增加。根据教学实践，每门专业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学学时占该门课程总学时的比例60%～70%较为恰当，其他各种类型的实践教学方式的学时比例也应相应增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突出实践性教学的主体地位”。毫无疑义，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史上的一场大变革，它将带来学校办学模式、教师传授知识的方式方法以及学生的学习方法等方面的大转变，为此，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渐进式推进。
（三）建立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要尽快培养出高质量的高技能人才，关键是要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构建符合中等职业教育经济管理学科特点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并使之有机地统一于教学的实践中。
（四）深化校企合作。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企业进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合作，实现教育资源的有偿互享，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是实现其教育目标的最好选择。
1.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学校可以前瞻性地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包括需求的种类、结构以及各类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的变化，掌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规律，以适时地调整专业教学计划，设置新的专业，培养更加适用的人才。
2.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可以有效地整合社会教育资源。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教育资源短缺，具体表现在“双师型”教师少，实验实习场所紧张，科研资金不够等。现代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技术人才，他们可以为企业职业教育所用，而且通常不需要办理复杂的手续。学校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可以将学校的科研理论优势与企业的资金优势、生产优势、管理实践优势相互结合，提高老师的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缓解学校实验实习场所紧张、科研资金不够的矛盾，又能为企业及时输送适用性人才。
3.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我们强调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性特色，而参与整个企业的运作过程是学生实训、实习的最好机会，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具体岗位，这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和学习，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采购、生产、销售、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投资等环节中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现场突发性问题，培养应变能力和一定的操作技能，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民族精神、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等等。
第3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
一、可行研究的概念及发展现状
可行性研究是在投资决策前，对与拟建项目有关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各种可能拟定的技术方案和建设方案进行认真的技术经济分析和比较论证，对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进行科学的预测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拟建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和适用性、经济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系统论证、多方案比较和综合评价，由此得出该项目是否应该投资和如何投资等结论性意见，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可行性研究是在上本世纪前叶随着社会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发田纳西流域时就开始试行，作为流域开发规划的重要阶段纳入开发程序．使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技术不断涌现，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科学的迅猛发展，可行性研究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发展，逐步形成为一整套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可行性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它吸收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如把电子计算机、遥控遥测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用于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其次，运用了最新经济科学理论，如经济计量学，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市场预测学和系统论，以及经济效益理论与方法，用于科学预测市政建设项目的综合效益；再次，可行性研究还吸收了现代管理科学理论。
此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世界性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分别编写了包括市政建设项目在内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教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行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外己经比较成熟，2006年我国出版了《市政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及案例实务全书》对我国的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可行研究在是市政建设项目中的重要性
市政建设项目是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是支撑城乡健康运行的命脉，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社会构建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城市化迅猛发展，市政建设项目面临新的形势。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在市政建设项目决策管理中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实现尽可能大的公共利益，需要从理论上做出新的探索。特别是面对我国市政建设项目领域中出现的项目决策失误率居高不下、形象工程泛滥、“豆腐渣”工程频频曝光、官员等问题，加强我国市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提高项目决策绩效己迫在眉睫。
首先，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向投资者推荐技术经济最优的方案，在各种可行的投资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结论应使投资者明确该项目有多大的财务获利能力，投资风险的大小，是否值得投资；从国家的角度看该项目是否值得支持与批准；可使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从贷款者的角度考察项目是否能够按时或者提前偿还贷款。这种在建设前期进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是保证拟建项目在技术、经济、工程上的可行性，避免减少建设项目的决策失误，加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建设项目的综合投资效益的根本措施。
其次，项目可行性研究创造的知识与信息量在整个项目运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过广泛的调研，能够立项的项目仅占所有考察项目的5%以下，经过调研，绝大多数项目将被取消。而能够决定项目是否立项的关键性文件就是“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报告”，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报告与项目总结报告并称为项目知识与信息的两大仓库，对组织知识库的扩大与充实具有重大意义，并直接为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提供支持。某些市政项目根据相关规定需在项目建成并使用一定时间周期后进行项目的后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相关信息数据及结论将为市政项目后评价提供重要的参数和评判依据。
第4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一、树立理财新观念，做到理财有方
1.严格财经制度，加大管理力度。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法规性和业务性很强的系统工作，其作用很广、内容很多，大到年度预算草案、重大支出、安排意见以及重大财务措施方案的决策，小到办公用品的登记、印鉴的保管，都要有相应的具体工作管理措施。只有用严格统一的财经法规规范整个财务活动，不断强化监督管理机制，才能使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提高其经费使用效益。在实际工作中，一是根据医院的发展形式和财务工作的实际需要，实施院、科两级全成本目标管理，制定相应的各项管理细则，并将项目考核评判内容予以公开、量化；二是要结合医院财务保障工作相对复杂、业务相对集中的实际，进一步完善所必须遵守的日常财务管理规定，确保医院财务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三是要结合医院会计成本核算新软件的启动，完善网络程序的操作规程，并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创新，使之成为更切合本单位实际工作需要、便于操作的管理系统。
2.重视人才培养，提高素质能力。财务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财务工作质量的优劣，医院财务工作千头万绪，大量而具体，且专业性极强。因此，建设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敬业心强的财务干部队伍尤为重要。
3.增强节约意识，控制成本消耗支出。从医院发展建设的总体布局来看，强化各级人员的节约意识，树立“艰苦奋斗过紧日子”的思想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公共事业维持性经费中行政消耗性开支在标准经费中占有相当比重，在医疗经费中非成本性医疗支出也必须严格控制。各级领导和事业管理部门必须合理计划、科学安排、最大限度地消除浪费，努力做到紧中有为。一是要加强对易超难管的水电费、车辆维修管理费等标准经费采取限额包干绩效管理，与责任和岗位挂钩；二是要加大对医疗非成本性支出的管理力度，严格落实医疗药品、医用耗材等招标采购，有效实施集中采购、集中支付管理办法，真正实现管的不买、买的不管的相互监督机制，真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三是由财务部门依据物资集中采购部门的计划采购细则实施资金集中支付，切实从源头上遏制各种跑、冒、漏等不良现象发生，最大限度地节约经费并发挥其经费使用效益。
二、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医院预算管理是为了实现医院既定的目标，通过编制业务收支计划、投资计划等预算，并运用行政手段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的一种管理形式。医院的预算是一种“全面预算”管理，具有全面控制的能力，它通常以医院经营发展目标为预算目标，以前期业务收支为预算编制基础，综合考虑医疗市场、医院本身特点及医院发展的要求，由医院通过一定程序讨论通过的，对医院未来一定期间经营目标、经营决策的财务数据说明和经济责任约束数据。它作用于医院的一切医疗活动领域，并将各个预算统一在总预算体系下，所以是全面预算。充分发挥预算管理的作用要把握以下要点：首先要在管理层中树立运用全面预算管理对医院进行目标管理的观念，这是实行预算管理的前提。多年来由于医院性质的特殊性，造成了预算管理观念的缺乏。其次，医院要成立预算管理组织机构，建立预算管理制度。医院通常要建立一个预算管理委员会来组织全面预算的实施。这一组织由院长、财务以及各职能科室主任作为成员。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对医院总体预算负责，各科科主任对本科室预算负责，保证预算管理的权威性。一整套配套的管理制度是实行全面预算的保障。它能有效克制预算管理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第三，量力而行，确定医院经营发展目标是预算管理成功的关键。医院的经济目标既要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又要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卫生改革的总体方向，以及周边医疗市场资源配置状况、本地区国民收入发展情况，市民医疗消费需求、医疗服务收费价格的变化等重要影响因素，认真进行研究。对医院收支目标进行合理分解，并层层落实到科室、部门。根据业务科室的历年经营状况及技术水平，结合科室的人员结构、设备投入情况、医院对科室的扶持政策、科室所承担的职能来分解落实收入目标和其他相关指标（如药品比例等）。再次，预算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当预算制定的依据发生重大变化时，预算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进行大幅度调整时，价格调高的收入指标要调高，调低的收入指标要调低。预算管理还要注意与医院其他管理手段配合使用。科室添置大中型医疗设备也要追加收入指标。
三、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开展绩效分析评价工作
有“世界第一CEO”之称的GE前CEO杰克・韦尔奇说：“我的经营理念是要让每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看得见、摸得着、数得清。”开展财务绩效分析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客观评价医院经营成果和经营行为，寻找经营管理中的差距和缺陷，实现医院经营管理的不断改进；客观、全面地反映医院资产运营效果和财务效益状况，有助于正确引导医院经营行为，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客观评价医院各科室（部门）和员工工作效能，实现员工绩效的改善，使员工能力得到提高，将医院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联系起来。目前绩效管理越来越成为医院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过程通常被看做一个循环，这个循环的周期通常分为四个步骤，即绩效计划、绩效实施与管理、绩效评估与绩效反馈。同时，开展财务绩效分析评价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医院的价值和竞争优势，实现员工绩效的改善，使员工现有的能力得到提高，提供给员工有关他们绩效的反馈，将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联系起来；客观评价医院经营成果和经营行为，寻找经营中的差距和缺陷，实现对医院经营过程和经营环节的控制;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国有医院资产运营效果和财务效益状况，有助于正确引导医院经营行为，促进医院加强基础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培育国有医院核心竞争力;同时，可为医院同行业间对比考核提供依据，便于国家对国有医院实施宏观调控管理。绩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绩效考核评价，它是绩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国有医院财务绩效分析评价工作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分析评价指标和控制标准，更没有操作规范。借鉴其它行业财务绩效评价规则，结合医疗行业的特点，医院财务绩效分析评价体系可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反映财务效益指标的，如净资产结余率、业务收入结余率和收入成本率等;二是反映资产运营效率指标的，如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三是反映偿债能力指标的，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四是反映发展能力指标的，如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收支结余增长率等。
第5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6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法律职业能力
[作者简介]谭正航，吉首大学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68―03
一、传统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的错位与重新定位
《经济法学》是法学本科14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它对培养法科学生的职业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大多数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却越来越脱离职业培养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1.经济法教学大纲定位不明确，教学内容与法律职业要求不太符合，专业针对性不强。教学大纲是经济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质量的高低。现在，大多数高校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大纲主要是关于知识点的讲授，而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能力培训的内容。
2.经济法教材缺乏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内容安排。传统的经济法教材倚重对形式上经济法理论的阐述，缺乏与经济法实践作经常性的衔接，从而陷入“填鸭式”教育的窠臼，在这种指导方针下，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可能会出现学生只接受抽象的书本知识，却无法真正理解经济法的制度根基，捕捉不到蕴含在经济法律、法规背后经济法治精髓的结果。
3.课程教学方法单一。传统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往往是老师讲、学生听，采取满堂灌、一言堂、填鸭式的形式。知识的传授往往是在讲台上完成的，学生仅略知其中的理论，缺乏司法实践和应用能力。这种完全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无法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这种教学形式使学生注重于书本知识的记忆，不可能对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有多少帮助。
4.课程教学内容过于注重专业理论知识和经济法律条规，忽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述的主要是围绕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论述这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津津乐道于经济法学知识的传授。对经济法学课程的改革研究大多数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缺乏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理论研究和保障机制的探索。
5.课程教学手段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欲望。传统经济法的教学手段是“一张嘴，一支粉笔”走天下，没有更新的教学手段来刺激学生的听觉和视觉，唤起学生的求知求新欲望。
6.课程教学成绩考核方法侧重于经济法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不能全面检测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反映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传统的经济法考试大多采取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大多死记硬背，结果造成学生高分低能；忽视或轻视学生综合技能的训练和掌握的检验与考核，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可见，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模式，重知识传授而轻能力的培养。它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有针对性地训练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而提高其职业能力，从而减弱了其职业适应能力，影响人生理想的实现。可见，对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迫在眉睫。随着大学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法学教育也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向，许多学者提出法学教育应定位于素质教育而不是职业化教育。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根本对立，职业教育过程也就是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把法学教育定位于素质教育，就会相对轻视学生职业能力的重点训练，就不太可能把法律实践教学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影响到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难问题。法学教育应定位于以素质教育为终极目标、专业教育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经济法教学也应主要定位于培养法律本科学生的职业能力，实现法学教育职业化。职业化的法学教育要求法科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具备必要的实务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客观需求。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培养大批法律职业人才，实现司法队伍的职业化。而培养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必须改革现行的教育模式，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推动和加快了法学教育职业化改革进程。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也应该顺应法学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强化法律职业化培养与训练，把实现职业能力培养与提高作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经济法课程法律职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在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方面深化法科学生的职业素养，而且要使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操作能力方面有质的飞跃。这些目标主要有：
1.培养与提高法科学生的经济法治意识与经济法律信仰。法治意识是反映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水平以及基于这种认知所形成的对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态度、信任和依赖程度。法律的功能发挥更来源于对法律的信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体现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的程度如何。对法律产生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终极标志。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法律信仰的培植。作为法治社会重要主体的法律专业学生，其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和实现程度。经济法是调整和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保障国家依法管理与调节市场经济的规范体系。它是培养与提高法科学生经济法治意识和经济法律信仰的基本专业课程。在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方面，经济法课程教学主要使学生形成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法定、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实质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法律意识；使学生形成通过经济法律来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自主营业权利、公平分配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2.培养与形成经济法律思维。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有一个法律职业群体，称为法律共同体或者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律师、法学教师、企业法律顾问等主体。这些法律人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法官裁判案件、律师案件和法学教授分析案件，采用的是同一个思维模式，即法律思维。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和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律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整个思维过程是围绕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没有规定以及是怎样规定的来进行的，换言之，这个思维过程是紧扣着法律规范进行的。这就是法律
人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规范性。经济法课程对于培养与训练法科学生经济法律思维作用很大。经济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实现，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活动紧密相关。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国家干预市场法治化、市场竞争规范化、宏观调控规范化、社会保障运行规范化等法律思维方式。
3.培养与形成操作经济法律的能力。法律职业化训练的核心和关键主要在于法律学生法律操作能力的实践和养成。法律操作能力是法科学生胜任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教育效果的基本检验标准。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法庭与辩护表达能力、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养成既需要课堂内的训练，也离不开课堂外实践教学的针对性训练。经济法课程主要训练经济法律的操作能力，比如对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国有资产保护案件、财政支付案件、税收征纳案件、社会保障案件等的处理能力。这些经济法律案件操作上既有一般法律案件处理方法的运用，也具有经济法案件处理的特殊规律。比如反垄断案件的处理，不仅要依据《反垄断法》规范，同时还要考虑一国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结果可能截然有别。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对反垄断坚持严厉的政策取向，自19世纪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到20世纪60年代，严厉的反垄断立法使许多大企业，如贝尔电话电报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铝公司等，都受到反垄断法的严厉制裁，甚至被勒令解散或解割；然而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对反垄断的立场发生了从严厉转向宽容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从“格林奈尔公司案”和“通用电力公司案”可见一斑。
4.培养与形成拟定经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能力。法律职业者不仅仅在于操作法律，而且要求具备起草与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内容之一，其要求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法律规范性文件的主要结构、拟定的基本程序、规范性文件条款设计的方法等技能。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国家利用经济法规范文件管理与干预市场的行为越来越多，为使法科学生适应职业发展的新要求，对其进行针对性训练就非常必要。经济法课程职业能力的训练也包括经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与拟制方面的技能，以适应社会经济规范化发展的需要。
三、经济法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的实现路径
把经济法教学模式定位于职业能力培养是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弊端的有效途径。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该围绕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目标，强化学生法律操作能力训练、加强实践教学，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适应能力。具体来说，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去进行：
1.修订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大纲，适当缩减理论讲授的时间，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堂教学方面，强化实践教学内容，在经济法大纲中规定理论讲授要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经济法治意识与法律思维为基本取向，注意联系实际法律问题和强化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外，经济法教学大纲应规定相应的职业训练时间与环节，主要包括经济审判庭审观摩、专业辩论、企业调查、模拟审判等实践环节，并对实践教学环节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予以具体规定。
2.对现有教材创造性地加以改进。如在讲授经济法基础理论时，可紧扣经济法的“回应性”特性，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经济法的视角进行分析与思考，借此教给与训练学生的经济法思维。比如讲授国家调控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功效与方法的时候，就可以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所采取的“救市”措施来分析。结合教学内容，编写经济法学案例教学参考资料和经济法历年司法考试试题汇编及模拟考试资料，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训练。
3.强化和组织好案例教学。案例教学通过给学生提供一种认识与解决法律问题的模拟临战的机会，使其法律职业的思维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训练，是对传统法学教学的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也是目前公认的解决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方式。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课堂案例讨论、模拟法庭案例教学、观摩审判案例教学、电教化案例教学和探索问题案例教学等方式。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导演”角色，精心组织，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创造自由探讨气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以达到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
4.革新经济法课程教学手段。引人多媒体技术，把对教学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教学；利用多媒体设备，演示一些录于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电视节目的案例来丰富课程教学内容。经济法的多媒体案例教学改变了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师现实了从“灌输者”向学习活动导演者的角色转换，教师通过多媒体组织和指导学习获取法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的效率。
5.改革经济法课程考试制度。传统的书面答卷形式的单一考核方式，只是单纯的检查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很难测试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应改革学生经济法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推行理论考试与实践能力操作考试并重的考核方式，科学设计实践操作能力考试的内容和评价标准，使其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以激励学生更加重视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应实行笔试与口试、理论分析与实践操作结合的考试形式。对于笔试可通过期末测试、经济法律规范的起草、学期论文等形式进行；而口试与实践操作能力可以通过课堂提问，案例分析、立题辩论、法律文书制作、模拟审判等形式来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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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明月，候茜.经济全球化与反垄断立法[J].现代法学，2004，(5).
[5]张影.经济法案例教学模式的反思[J].经济研究导刊，2008，(3).
第7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教学质量 双语教学模式 双语教材评价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国际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国际贸易持续发展。同时，国外的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市场，一方面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与经营的经验，另一方面则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因此了解现代的经济学知识，了解经济动态以及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以理论来指导具体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经济学”是用于高等学校经济类专业教学的一本专业教材，主要研究了新经济条件下各国的经济活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因为对于这样一本综合性的经济类教材，使用双语的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们真正了解国外的相关方面的理论与研究，通过双语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将国外的这些理念、内容引入到课堂中来，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1 双语教学内涵的界定
Bilingual是双语的英文名称，这个概念在《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做了详细的定义，所谓的双语教学指的是课程老师利用第二语言或者是外语进行教学的一种模式。双语教学的模式可以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教学理念、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有多种形式，如浸入型双语教学、保持型双语教学和过渡型双语教学。《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在3年内用英语讲授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的比例达到10%。
透视“双语教学”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双语教学主要是指在进行除外语学科以外的其他知识性学科教学时利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用语而进行教学的一种模式，目前绝大部分是以英语作为主要课堂用语。其要求在知识讲解过程中能正确流利地使用英语，但为避免学生由于语言滞后所带来的思维障碍，其又不绝对的排除使用汉语。
2 “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国际经济学”属于外向型课程，其开展双语教学具有天然的必要性。
首先，通过双语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学的知识和内容。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要早，相关理论的研究也比中国要丰富、深入，因此对这些原版的文献进行讲授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掌握更加准确的经济学方面的原理。由于很多的文献或者是论文都是采用英语语言，所以利用双语进行教学史很有必要的。中国的教材和原版教材在体系结构、编写思想、习题配置、内容取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样的差异性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和思考所学理论知识，有助于加强对所学知识和理论的理解。
其次，是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进行国际对接与合作的需要。开展“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学习专业的学术知识、获取外文文献资料进行国际学术讨论，从而培养良好的学术习惯。
3 “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素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英语程度相对较好。但大多学生从小适应我国中重语法而轻听说，重考试而轻实践的英语学习模式，因而普遍存在国际经济专业词汇理解模糊、阅读障碍、理解混乱、无法举一反三进而应用于实践的问题。以至于“国际经济学”这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效果较难显现。
（2）师资能力。当然“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授课老师的能力。而其能力主要表现在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英语表达两个方面。但现实中这两种素质均具备的教师少而又少，这就使该门课程双语教学的师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3）教材选用。选用合适的教材对“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国际贸易或国际商务专业多选用的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原版引进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多米尼克.萨尔瓦多主编的国际经济学教材，其在世界经济学范围内的权威性和系统性毋庸置疑。但这两本教材存在几点共同的问题：首先逻辑思维方式与我国传统教材存在较大差异，学生在前期理解和后期复习过程中均出现障碍；其次案例多选自北美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实践无法对接。
4 提高“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质量的对策
（1）重视双语教学，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语言能力。要想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首先要转变观念，高校的管理者应该重视经济学专业教材的双语教学，并在校内甚至是国内推广这种教学模式。其次，要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教师是关键，因此对教师的要求也会相应的提高，不光要具备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较高的外语能力尤其是英语能力，可以用英语进行课程的教授与讲解。所以高校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培养教师的双语能力，提高教师的双语水平，这样才可以推动双语教学的实施。还要加强各个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与国外的高校，要定期聘请专业的经济学专家到校内进行讲授，一方面可以让教师们学习经验，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外的先进的经济学理论，提高学生们的专业水平。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推动高校的双语教学的发展。
（2）选择适合中国学生的双语教材。目前中国的大部分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原版教材，采用原版教材可以有效提高学生们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可以了解更多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如果直接使用双语原版教材，而不考虑中国学生的外语能力、接受水平、理解能力的话，很容易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所以可以选择适合中国学生的双语教材，或者可以对原版教材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但是要保证知识的完整性。对于一些经济学原理可以结合中国的一些案例进行分析，这样可以将理论用于实践当中，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
（3）保证授课课时，提高教学效果。由于采用的是双语教学的模式，学生在理解上要比传统的母语模式的难度有所增加，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进行反复的讲解，使学生真正了解教学的内容。同时由于是教学方法发生了改变，在对学生进行考核的时候，相应的考核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复杂，要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所以对于教师来说一定要保证教学的课时，保证教学效果，不可以图快，要确保教学质量和数量。
（4）采用科学的双语教学方式。双语教学模式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教课老师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挑战，需要双方的语言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同时还要求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一定要找到科学的教学方式，运用科学的教学手段。在运用双语模式讲授“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时候可以分三个阶段，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讲授。首先第一阶段，可以主要通过母语进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讲授，用母语来帮助理解概念，进行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但是要渗透专业英语词汇，将专业概念、理论模型、公式等用英语进行表达，同时可以增加英语的解释；其次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双语模式的过渡，主要是对国际贸易政策的讲授，采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课程的讲授，让学生更好理解国外的贸易政策，保证知识讲授的精确性；最后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国际收支平衡内容的讲授，学生们通过之前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专业的经济学概念和词汇，这个阶段教师就可以交替使用汉语和英语来进行教学了，或者只采用英语进行教学，从而提高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5）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第一，由于双语教学的特殊性，所以教师在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的节奏和进度。因为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较低，并且双语教学模式对于他们来说比较陌生，因此在用英语教学的时候要保证教学的质量，不可以追求教学进度，要确保学生可以理解。第二，在进行教授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课本的顺序进行课程的教授，可以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能力等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当处于初级阶段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比较简单的内容，随着水平的提高，接受能力的增强逐步加大教学内容的难度。第三，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教学的方式，运用教学设施，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等方式，通过直观的幻灯片让学生们了解课程的内容，同时还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同时在教学的而过程中要运用具体的事例来对经济学原理进行阐述，一方面提高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等于是将理论用于实践中，让学生更好地掌握。
（6）建立教学评价体系。为了提高双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可以对双语教学进行有效的评价，包括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评价，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的评价，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更好地推动双语教学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要不断发现并解决。
5 结束语
“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双语课程教学，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来说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通过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不断改进和更深一步的探索来实现双语教学的效果能够达到或者超过传统教学的效果。高校在设置双语教学课程时需要对开展教学的成熟性和可行性上做好充分的考虑，以便于在专业技术水平和英语应用能力方面使学生得到应有的提高，实现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经贸人才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丽娟.我国高等院校双语教学师资建设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65-267.
第8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集聚；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224；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35-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从古至今，如何实现有效快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点。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学者们提供了探讨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的新的角度。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关注产业集聚效应，他把经济规模划分为“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两类，认为产业集聚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导致的，他还指出有三个原因导致了产业集聚的产生，即稳定的技术市场、附属产业提供的经济的原料以及技术外溢。
马歇尔之后，胡佛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认为，产业集聚区域是一种规模经济区，就任何一个产业而言，集聚的企业过多或过少，都不会达到集聚的最佳效果。佩鲁（Francois Perruox，1955）的增长极理论认为20世纪的经济增长是以支配效应为特征的，通过“增长极”对周围资源和产业的吸聚和带动作用可以实现非均衡增长战略。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90）引入“集群”概念，揭示了产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并高度评价了其在形成与提高产业竞争优势中的重要性。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对产业集聚机制以及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系统、严谨的模型化研究，提出了基于产业集聚的制造业中心――农业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大量研究则是在2000年以后。朱英明（2003）构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性模型，据此他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区域效应，并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说明了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定量分析了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聚与地区增长的关系。范剑勇（2003）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定，从要素流动、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与地区差距的因果关系。罗勇（2007）通过建立多个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制造业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产业集聚不但带来了经济增长，也扩大了区域经济差距 。
然而，前人的研究结果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往往是以某一个特定的区域为例来说明。但是由于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经济政策上的差异，使得更多时候对某一个地区的研究并不能代表总体上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只是简单构造研究产业集聚效果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而在模型中忽视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劳动力数量以及人均资本等。
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缺陷：一是运用各省地级市的数据计算并观察各个省份的产业集聚效果，运用面板数据从全国范围考察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说服力较强；二是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产业集聚理论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从而更加全面的说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二、产业集聚的测算
在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中，区位基尼系数、E-G指数、产业方差系数的运用比较多，而计算泰尔指数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运用泰尔指数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由于泰尔指数需要通过省级以下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计算得出该省的泰尔指数，因而4个直辖市的泰尔指数无法计算，省和青海省工业总产值过低，产业集聚现象比较难以出现，本文通过计算全国25个省份（直辖市、、青海除外）的泰尔指数来说明我国工业产业集聚现象。本文采用以全国各省各地区工业企业总产值为计算对象、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为权重计算泰尔指数，公式如下：
■（2.1）
其中，Theil为各省份泰尔指数，Ei为各地级市工业企业就业人数，E为各省份工业企业就业人数，GDPi为各地级市工业企业年总产值，GDP为各省份工业企业年总产值。
泰尔指数越高，说明该省工业企业集聚效应越强；泰尔指数越低，说明该省工业企业集聚效应越弱。
通过计算出来的我国2005-2010年各个省份的泰尔指数，整体上基本都小于0.4，其中，黑龙江的产业集聚效应最大，5年平均泰尔指数不足0.1的省有17个，说明现在我国各个省份的工业产业集聚效应不高，并没有充分利用好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效应，这也是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工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阐述过关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创建了“资本深化”和“资本广化”两个概念，表明了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而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将技术进步完全的内生化，说明了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而不是资本的积累。可以总结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几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以及资本的积累。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时，以上三个变量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通过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而构建用于实证分析的理论模型。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琢K？茁，工业总产量取决于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以及资本投入。根据新地理经济学的解释，产业集聚会通过规模经济以及知识外溢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因此，本文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的A进行进一步分解，即
A=A（Theil，X）
其中Theil表示产业集聚效果的泰尔指数，X为影响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进一步的，本文考虑到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因政府长期大力扶持而导致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创新精神，往往效率和生产力都很低下，而且国有企业内部在体制、机制、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劣势和不足。所以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份额越高，工业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就越慢。所以，本文将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进一步分解为
A=A（Theil，SOE，X）
其中，SOE为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而模型中的X因素，本文将使用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投入量来进行计量。工业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的大小会对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生产及管理技术越先进。因此，
A=A（Theil，SOE，RD）
其中RD为科技研发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运用线性模型，本文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Y=Theil？酌SOE？啄RD？兹L？琢K？茁（3.1）
将上述函数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函数：
LnY=γLn（Theil）+δLn（SOE）+θLn（RD）+αLnL+βLnK（3.2）
上述生产函数说明，总产出的变化率取决于产业集聚的变化、国有企业占比的变化、研发投入的变化、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以及资本积累的变化。
四、工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根据本文推导的生产函数，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og（Y）it=c+？酌Log（Theil）it+？啄Log（SOE）it+？兹Log（RD）it
+？琢Log（L）it+？茁Log（K）it+？滋it（4.1）
Y为工业总产值，采用各省各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log（Y）则为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它来代表各个省份工业的经济增长程度，该数值越高，说明经济增长越快。Theil为泰尔指数，用它来代表各个省份工业企业产业集聚程度， Log（Theil）表示工业产业集聚程度的变化，其值越高，聚集程度越高。K表示人均资本量，采用的是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其就业人数之比，Log（K）为人均资本量的增加量，本文用它来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因素，Log（K）越大，资本深化越快，因而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快。L表示劳动力数量，采用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Log（L）为劳动力增长率，本文用它来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增加因素，Log（L）越大，劳动力增长越快，经济增长也将越快。RD表示研发指标，采用各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来表示，Log（RD）表示研发投入的增长率，本文用它来表示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Log（RD）越大，认为技术进步更快，经济增长也越快。SOE表示国有企业比重，采用各省份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与全部国有企业及其他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之比，Log（SOE）表示国有企业比重的变化情况，其值越高，国有企业比重越大，理论上经济增长反而应该越慢。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0年。样本数据来自全国25个省份（直辖市、、青海除外）的具体数据，分别取自国家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
（三）分析结果
经过Hausman检验，本文应该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通过Eviews5.0检验，各个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以及F统计量均显著，回归结果如下：
Log（Y）it=c-0.04Log（Theil）it-0.42Log（SOE）it+0.14Log（RD）it
+1.25Log（L）it+0.81Log（K）it+？滋it（4.2）
1、产业集聚与工业经济增长。Log（Theil）指数变量的t统计量P值为0.0031，在5%显著性水平下，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显著，4.2式中Log（Theil）系数为负数，由于泰尔指数的值介于0和1之间，所以，工业产业集聚对工业总产量的影响为正向的。这说明关联性企业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一方面有利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建造、集约化使用，以及共享性生产设备的专业化建造、专业化服务，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各个环节零配件与组装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创新信息在集群内的溢出和扩散，激励集群内企业更多地实施创新活动，从而提高本企业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2、其他变量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Log（RD）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也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的产值增长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与本文之前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Log（SOE）即国有企业比重的变化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过与之前分析的结果不同，国有企业比重增加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国有企业虽然一直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目前也仍然位于效率的最底层，但是毕竟近年来的改革也使其效率有了不断的提高。因此从动态上说，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的效率可能会导致产量的提高。
Log（K）即人均资本变量的变化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深化的确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一致。
Log（L）即劳动力的增加幅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文结论
本文通过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而构建用于实证分析的理论模型，运用2005-2010年25个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工业企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投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以及就业人数的增加有助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由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取得进步从而也对经济的增长有正向作用。
（二）政策建议
1、加强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尤其是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园区。制定战略性的园区发展与产业集群发展相衔接和相促进的发展规划。在园区建设和产业集群化发展中必须规划优先，结合园区产业基础、交通条件、发展潜力与优势等制定既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又满足集群发展机理的高级化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引导集群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要通过规划对现有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改造，组建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专业化的产业园区。
2、在推进产业园区建设的同时，还要完善政府服务职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传统工业企业扎堆却无法形成有效产业链条的现状，强调关联性企业的区域集聚与产业地区协同，改善和提升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济和集约化生产，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3、其他方面，本文建议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积极鼓励企业进行科技研发投入，改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可以建立创新基金等。同时，注重企业资本积累，扩大企业规模，推动经济向前发展。采取相关措施继续吸引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最后，还要坚持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使企业更加市场化，更多的从科技研发成果、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等综合指标考察企业的成绩，提高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从而间接带动整体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Krugman P. Development，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
[2] Michaele Porter. The Comprtitiveness Advantage of Nation[M].New York： Free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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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1992.
[5]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 范剑勇、李方文.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 一个综述[J].南方经济，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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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英明.产业集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第9篇：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防范 企业 财务风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众多国有和私人企业经历了重大的转型，完成了传统企业到现代企业的脱变后，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格局的不断推进，在给企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威胁和压力，企业财务活动的风险程度远远超过以前，企业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来自市场的各种风险，如果财务风险处理不好则后果则十分严重。因此，如何客观地分析和认识财务风险，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和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对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诸多，既有企业外部的原因，也有企业内部的原因。而且不同的财务风险形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包罗万象，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等因素，是企业财务决策难以改变的结束条件。企业作为市场的最主要主体，它的变化对企业来说，是难以准确预见和无法改变的，企业因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尽相同，可能给企业带来某种机会，也可能使企业面临某种威胁。这势必要求企业决策者们要更多的适应它们的变化，而企业能否适应其变化取决于未来的获利能力，取决于企业的资金规模、主营收入及利润等的增长。
2.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不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财务风险，财务活动和财务风险时刻紧密相连、共同存在。但在现实工作中，许多财务管理人员缺乏风险意识，对财务风险缺乏足够了解，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认为只要管理好、运用好企业的资金，就不会有财务风险，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风险的本质。由于风险意识淡薄，我国大部分企业还未建立财务分析预测、预警、防范和控制系统，致使财务风险时有发生。
3.企业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导致决策失误。企业财务决策失误是导致财务风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企业的财务决策普遍存在着经验决策和主观决策现象，缺乏科学性和预见性。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是避免财务决策失误的前提，而我国现阶段的很多企业却不能满足这一个前提，经验决策及主观决策现象经常发生，企业的核心人物的想法被认为是真理，这样非理智决策往往使得财务风险频发。因此，科学、客观地对财务决策进行系统分析论证能够有效的避免财务风险。
4.企业内部管理不善、财务关系混乱。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及财务关系混乱也是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首先，企业与其内部各部门之间或与其上级企业之间，在资金管理及使用、利益分配等各方面如果存在权责不明、管理混乱的局面，则一些毁损企业利益的现象就会乘虚而入，使得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本流失严重，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无法得到保障而大大加大了财务风险。其次，企业存货库存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率不高。目前我国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存货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一方面占用了企业的大量资金，另一方面支付大量的保管费用，导致企业费用上升，利润下降。再次，应收账款和存货所占比重较大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通病”。应收账款和存货比重过大会无收益地占用企业一量的流动资金, 使企业资金链趋于紧张，资金周转困难。过多的保有存货会让企业承担市价下跌所产生的存货减值损失及保管不善造成的存货毁损、灭失，加大了费用支出，增大了财务风险。
5.筹资规模不当。一般来讲，企业应根据自身要求来筹资。如果投资规模大面筹入资金少，可能因此失去获利机会；如果投资规模小而筹入资金多，可能会导致资金闲置，无法充分利用这资金，增加财务成本，引发财务风险。目前我国筹资方式一般有股票、债券、贷款、融资租赁和商业信用等，不同筹资方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如果选择不当，会增加额外费用，影响资金周转而引发财务风险。
二、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1.把握宏观环境的变化趋势，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首先，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环境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对国家产业政策、行业政策、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其次，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系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财务管理环境。企业应设置高效的财务管理机构，配备高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使企业财务管理系统有效运行，以防范因财务管理系统不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财务风险。
2.加强风险意识。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应意识到，新经济体制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会面临更多的风险考验，如果由于知识积累和革新速度加快，管理者却不能及时掌握新知识，使企业面临经营风险，就是财务管理欠缺的体现。基于财务人员在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中的重要地位，对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不应只局限于会计继续教育，还要全面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增强他们在认识风险、分析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准确地分析企业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时刻关注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以便能够及时做出防范措施,以减少企业的财务风险。
3.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防止因决策失误而产生的财务风险。财务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财务管理工作的成败，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尽量采用定量计算及分析方法，并运用科学的决策模型进行决策。对各种可行方案决策，切忌主观臆断。①在筹资决策过程中，企业首先应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合理预测资金需要量，然后通过对资金成本的计算分析及各筹资方式的风险分析选择正确的筹资方式，确定合理的资金结构，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筹资决策。②企业的流动资金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加速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率，认真研究和分析资金周转水平，以及各种资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固定资产和库存储备的规模进行科学定位，以确保企业良好的资产流动性。③在投资决策中，企业要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的投资原则，统一使用资金，使资金投向配置更合理，既要避免过分分散又要避免过分集中。同时通过投资回收期、投资报酬率、净现值及内部报酬率等指标对投资项目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从而避免财务决策失误所带来的财务风险。
4.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建立和完善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系。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改变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经营风格，提高决策层的监管和指导力度，健全和创新企业的权责分配方法和人力资源政策等。既要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也要重视对内部财务控制环境的建设工作。内部财务控制与企业的任何一个组织，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每一个人都对内部财务控制负有责任并受到内部控制的影响。内控环境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之前，首先要对企业现有的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分析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包括的内容，分析预见可能发生的的风险及风险产生的影响，针对这些风险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这都是内部控制制度应起到的作用。
5.要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是以企业信息化为基础，对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的系统。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是财务管理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经常有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甚至破产。历史情况表明，财务风险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时期，因此有必要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监测、信息反馈，在财务危机的萌芽状态预先发出危机警报，促使经营者及时采取有效对策，防止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以保护各相关主体的利益。
三、结束语
总之，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财务风险越来越成为左右我国当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处理好企业财务风险问题至关重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对财务风险和风险危机要有充分的认识，并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化解财务风险的措施，并运用恰当的财务风险管理策略，把财务风险管理推向战略的高度，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各种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1]鲁静.浅谈如何有效控制企业财务风险[J].财政金属，2011，(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