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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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201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困难局面，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宏观经济呈现出平稳增长态势。展望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提振信心，宏观调控政策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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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特征

2013年，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多变，国内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复杂，我国宏观调控紧密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既定方针，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与针对性，实现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一）宏观调控目标基本实现

适应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和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2012年十后，我国不再追求高经济增长，而是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增长质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3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措施。首先，从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确定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保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就要尽量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次，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扩大了“营改增”试点范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改革。再次，着力调整优化结构，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增加节能环保、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方面的投资，促进养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这些稳中有为的配套政策措施，稳定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市场信心，保证了经济平稳运行。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7.7%，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7%，预计全年经济将增长7.7%，工业增加值增长9.7%，可完成全年预期调控目标，经济发展平稳开局。

（二）三大需求保持基本稳定

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占投资的22%；二是既具有投资功能也具有消费功能的房地产投资，约占投资的25%；三是企业主导的制造业投资，占投资的33%左右；其余为农业投资和服务业投资等。1-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19.9%，较上年同期放缓0.8个百分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今年投资增长的主动力，1-11月增幅同比加快9.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好于预期，增幅同比加快2.8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在产能过剩的重压下，增幅同比放缓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略有回落。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增幅同比放缓1.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减速以及零售物价涨幅回落使得消费增速放缓。分行业看，住房、汽车等消费龙头市场呈现购销两旺局面；信息消费、网络购物新兴消费业态与消费模式快速增长；餐饮、粮油烟酒、服装鞋帽和石油制品的回落幅度居前。消费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扩大消费，鼓励新增长点政策逐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提倡勤俭节约，严格公务消费有效抑制了公款吃喝。尽管餐饮、娱乐消费增速较往年同期可能有所放缓，但节省支出应用于其他方面，没有减少国内需求。

外贸出口平稳增长。1-11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3%，增幅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基本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有所提高，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由于我国经济的逐步企稳回升以及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的明显上行，下半年以来，我国进口增速逐步回升。

（三）价格总体平稳，不同领域价格出现分化

今年以来，由于国际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强、宏观经济总需求仍显不足，产能过剩压力较大，我国价格整体相对温和，但不同领域价格出现背离，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工业品价格连续下跌，房地产价格涨幅较大。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6%，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价格涨幅相对较高，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7%。生产者价格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延续负增长态势， 1-11月份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已连续21个月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较高。社会普遍关心的房地产价格今年以来呈现持续上涨局面，上涨幅度偏大，按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全国商品房价涨幅达到8.1%，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

（四）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今年以来，我国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方面呈现出新变化。一是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一产业稳步发展，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服务业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长8.4%，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5.5%。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迅猛，成为结构调整的亮点与重点。前三季度，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7.5万亿元，增长35%，软件业完成业务增长23.7%，信息消费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并有力带动了物流、仓储、邮政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对增加就业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落后产能加快淘汰，列入2013年公告的19个行业落后生产线已实现关停。二是民间投资比重提高。1-11月份，我国民间投资比重达到63.5%，较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投向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资金增长较快，尤其是第三产业增速提高2.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下，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准入放开，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三是东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今年以来，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向中西部加快转移，信息、医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率先企稳。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得到释放，东中西地区各自的动态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四是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国家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机制建设，6月深圳碳交易市场上市，9月出台“大气10条”，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降低3.6%。

（五）就业形势较为平稳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特别是随着就业容量较大的服务业发展加快，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大幅提高，每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吸纳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2012年增加至164万人。1-11月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242万人，超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就业人数增长最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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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我国经济从10%左右的增长速度向目前8%左右的速度转换后，出现了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货币政策扩张后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和其他虚拟部门、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带来负债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入减缓等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风险是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是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表现，也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的代价。

（一）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回升程度

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另一方面，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而且大部分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在中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加快淘汰和兼并重组，过剩行业的利润会继续下降，优秀企业难以发展壮大。

（二）财政金融风险调控难度增加

近年来，财政收支矛盾日渐显现，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受到制约，债务风险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货币投放量偏大，货币环境宽松，融资平台公司负债增长较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我国广义政府债务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近50%左右，这些负债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出售土地收入支撑借贷和偿还，或者举新债还旧债。为继续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融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规模扩张影子银行业务。随着国内企业兼并、破产增多，部分理财产品信用违约风险提高，这些因素积累导致金融风险不断上升。

（三）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系统性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调控政策、实际需求、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继续累积。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房地产调控并没有抑制住房价上涨，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不断飙升，远远超出居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规模不断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自住与投资需求不足，出现了严重过剩局面，部分城市价格出现连续下跌。

（四）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在产能过剩影响下，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负增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显著提高。2005-2012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4.4%，2010-2012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年均上涨17.4%，企业用工成本提高。环保成本、土地和资源产品价格呈现刚性上涨局面。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微利经营，影响未来投资、技改等生产经营活动。

（五）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

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强，但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不吻合，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表现在行政与内勤人员供给过剩，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与企业需求脱节就业形势严峻，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短期就工现象突出，而技术工人和高端技术研发人员严重短缺。2014年，我国大学生将达到727万人，比上年增加28万，过剩行业下岗职工增加，结构性失业趋于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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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一）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

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情况有望好于2013年，增长格局逐步由新兴经济体主导转变为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总产出2013年增长2.9%，2014年增长 3.6%，提高0.7个百分点。经过五年的调整，发达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降低，“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美国经济在页岩气革命、出口倍增计划、智能制造等众多经济战略拉动下，消费市场再度启动，房地产市场走出谷底，IMF预计，2014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6%，比今年提高1个百分点；欧洲随着成员国财政改革以及救助机制的完善，欧债危机冲击逐步缓解，出口竞争力回升，2014年欧元区经济有望实现微弱增长；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刺激下，仍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增长放缓、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三者叠加下，部分国家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危机，成为明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纵观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美国等国家的货币政策存在退出可能，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方向不确定，全球债务风险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区域动荡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性。世界经济向好，整体有利于我国外需回暖，但全球经济领域存在的复杂性亦将给我国进出口带来不确定性，我国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发达国家需求回升对我国出口拉动有限，而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对我国出口将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吸引外资难度将加大。同时新兴经济体减速将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稳中趋降，有助于降低我国进口成本，并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二）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前我国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国内需求扩大和供给改善潜力巨大。

1、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将极大调动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新一届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经济、行政领域各项改革，已陆续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在明年将会继续发挥积极成效，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动力，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做出全面部署，在财政、金融、行政、价格、城镇化等领域改革步伐加快，这将极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积极性，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2、国家努力打造“经济升级版”，调整优化结构展现良好态势。区域方面，东部地区不断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目前转型升级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速率先企稳。由于东部经济总量大、占比高，未来有利于带动全国经济稳步运行。产业方面，第二产业比重回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服务业发展加速，新兴产业增势良好，新兴业态蓬勃兴起，经济增长潜力逐步累积。企业方面，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倒逼下，部分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升级，加大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水平有所提高。今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利润上升，增加了企业扩大投资、强化技改等生产经营后劲。

3、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广阔，扩大内需潜力巨大。当前我国储蓄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仍将可以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在高铁、城市基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收入增速和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我国不断突破户籍、土地、教育等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

4、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具备运用空间。今年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上创新思路，提出了“底线思维”理念，确定了按“上下限”调控的合理区间，采取了与“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调控方向、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上，在调控手段和工具的使用上，都增加更多的鲜活经验。总体上讲，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空间，国家总体资产负债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的调节流动性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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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宏观调控政策

2014年，既要着力化解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缓解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等问题，也就是要“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又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防止结构性失业。因此，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4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经济回升势头并不稳固，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财政支出和必要的结构性减税来带动和引导社会需求。同时，民生等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深化改革和推进转型升级也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稳定财政赤字率、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以及结构性减税上。建议2014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安排9500亿元，比2013年增加1500亿元；中央代地方发行4000亿元国债，和2013年持平。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增加到13500亿元，赤字率约2.2%。结合税制改革，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将邮电电信业和铁路运输业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清理规范区域优惠政策，转向实施产业导向税收优惠；实施煤炭等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增加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新战略，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地方融资渠道，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举借债务，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监控。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4年，为了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和稳定的预期，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避免触发潜在财政金融风险，货币政策不宜过紧；同时，为“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和转型升级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货币政策也不宜过松。因此，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稳健取向，并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考虑到目前货币存量过高以及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之间的经验关系，建议2014年广义货币增长13%，和2013年预期目标一致。加强流动性调控，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适度增长，稳定市场预期；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加大对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引导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企业、三农等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贷款利率管制的完全放开使利率市场化大为推进，市场利率对资金的配置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我国金融调控开始从数量调控为主逐步进入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并重的阶段。应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和公开市场操作，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和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平稳波动。市场利率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仍需改进，应逐步完善利率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条件，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价格型工具的政策有效性。

（三）积极扩大有效需求

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积极培育信息消费，养老、医疗、保健消费，环境消费等新业态；改善消费环境，推进流通环节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消费品流通成本，加大食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确保品质安全。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调整预算内投资结构，大幅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目投资，适当减少可利用社会资金的经营性基础设施投资，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等投资；深入贯彻落实“新非公36条”，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确定重点投资领域，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支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加强农业、水利投资等，充分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保持传统出口优势，同时形成以技术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带动关联行业出口的新模式，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加强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自贸区建设，稳固推进投资协定谈判；全面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探索改革新路径，推进服务贸易增长，扩大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与服务，简化审批程序，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积极性，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加大对国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力度，积极推进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努力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扩大国内转方式调结构所需设备和技术等进口，增加原油、贵金属、粮食等初级产品进口。

（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一是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落实“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二是化解产能过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是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等创新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更具竞争力、更具优势的主导产业，从根源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三是加大环境治理与保护生态工作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节能减排；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力争实现资源能源循环利用；落实和完善大气污染治理计划及配套政策，重视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四是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细化区域政策指导的空间格局，注重产业区域间梯次转移；加强跨省区、跨流域、跨行政区协作与共建，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点的经济圈与经济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生活水平。五是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出台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组织编制实施重点城市群发展规划，各地因地制宜编制和实施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提高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主要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的连接。强化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五）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继续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情况。二是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鼓励技术教育培训，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三是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努力解决好住房问题，探索适合国情、符合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住房模式，主要思路是通过加大供给，通过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同时重点增加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提高土地容积面积，打破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城区与郊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状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抑制房价、扩大住房消费。

（六）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需要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一是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规范力度。制定统一标准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限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将融资平台的资金、负债以及项目效益等公之于众。二是尽快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合理举债，短期内加大财政部地方政府债的力度。三是建立有效的偿债机制，地方政府应通过出售、转让或证券化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四是研究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的条件和惩罚措施，包括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七）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把经济体制改革分为四类，区分情况、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属于方向明、见效快的改革，地方和部门可以授权操作，2014年有望推进实施；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包括房产税等由于涉及面广，需要中央决策，将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待全面统筹和审定后，适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等由于认识有待加强，将先行试点，探索规律；涉及到修改现有法律的改革如生态保护、土地法修订等，将加强研究，尽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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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基本经济走势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和2014年我国经济政策导向，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而释放改革红利、基础设施投资和库存回补因素将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制造业产能过剩会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开工面积连续两年增速较慢和部分地区销量迟滞会影响房地产投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和领域扩大有利于服务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略低于2013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所放缓，将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而信息消费、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会显示较大潜力，严格公务消费对抑制餐饮等消费的滞后影响基本消失，2014年消费需求基本稳定。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欧元区经济出现改善迹象，日本经济在强力政策刺激下步入复苏轨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压力减小，我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将有所好转。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重，出口难有大的改变，国内需求减弱使进口增速难以加快，预计2014年进出口将增长9%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7.5%左右，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9.5%，继续处于中高速增长态势。

第2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宏观经济；走向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1701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其经济活动的总体活动简称为宏观经济，简单来说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然而，由于一个国家内外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并为了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活动与发展的稳定增长的态势，就需要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以政府为主体，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国民产出水平、稳定物价、低失业率等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是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采取的相应的对应措施，因此，下面笔者就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关分析。

1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健康，主要在于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长期平稳且快速发展的状况，这种经济发展状况也正好符合了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准。具体来看，我国的GDP、财政收支、投资于对外贸易等实现了长期的快速发展，且从增长数据判断来看，其增长的速度也较为合理，也形成了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后革命时代”。所谓“后革命时代”，指的是未来的经济革命时期。“后革命时代”首先表现为以“和平、和谐、共同发展”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强调经济发展为时展的主旋律。其次，“后革命时代”着力于生产关系的转变，提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与优化。因此，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已经做好准备，逐渐走向经济发展的“后革命时代”。

当前的“后危机时代”即将过去，从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的经济复苏的势头仍在持续，基本上已经实现了金融危机的渡过，虽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从整体的发展形势来看，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后危机时代”也即将过去，逐渐开始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发展道路。

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双重并存”阶段。一般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要渡过三个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其次是发展阶段，最后是消费阶段。然而，当前的“双重并存”阶段指的是我国的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发展与消费并存”阶段，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发展的“建设与发展并存”阶段。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没有实现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并伴有其他的经济问题。

2简要分析我国目前经济状况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平稳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走上“后革命发展”时期，但在这些良好的经济信号下，仍存在着一些经济问题。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优化。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主要依赖于我国的外贸出口与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增长依赖于外贸出口则体现了我国国内的消费不足，尤其其个人消费，而较大数量的投资就会造成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从此以往，就会造成外汇积累较大，国际收支与国际贸易出现双顺差，从而增大了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存有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性发展的弊端，需要通过调控手段，逐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健康化。

当前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存有局限性。宏观调控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政府采取经济、行政以及法律手段来对经济的运行进行有关调节，该手段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从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然而，从我国具体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某些领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其次，宏观调控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且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最后，宏观调控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作为基础，一旦调节出现错误，就使经济出现更为严峻的问题。就业率低与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就业率低、通货膨胀形势严重是目前我国人民能够切身感受的经济问题。就业率低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据调查显示，2009届大学生的就业率仅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而目前我国出现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的经济状况主要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也就是“钱多资少”，人民币的投放速度过快。这种情况不仅对造成劳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还会使人民财产流失，从而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发展不平稳问题凸显。正如前文提及，我国目前处于“双重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也十分严重。总的来说，在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挑战欲风险，且伴随着诸多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国内、国外因素。

3就我国经济形势的宏观走向进行相关探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推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改善目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措施，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防线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以下笔者就我国经济形势的宏观走向进行有关探究。

以积极态度逐渐走向“后革命时代”经济发展道路。“后革命时代”是以和平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是逐渐完善市场经济发展与提高生产力的时代。所以，为了走向“后革命时代”就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当前的和平时代，努力将中国经济推向未来，推向现代化。其次，注重经济发展途径的创新型，转变滞后的、不合理的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加强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改进，并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要素的创新，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未来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最后，合理利用投资、消费、出口三个经济拉动力，通过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从而利用者“三驾马车”拉动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步上“后革命时代”健康发展的路子。

合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依赖于三种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为了使我国走上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就需要合理利用这三种手段，借助于价值规律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区域予以调解。首先，要推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一方面不断将城市的有力资源注入乡镇发展，另一方面乡镇应该不断优化农业的生产要素，实现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在加强城乡联系的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另外，对于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也应该遵循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将东部的技术、资金资源引入中西部，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协调、平衡。

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体系，其主要是指在这种体系下的生产、销售等市场经济活动完全主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并通过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力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果。因此，在我国政府调节经济走向的同时，还应该利用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将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整形结合起来，从而在这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共同的作用力下，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完善与改革，推进我国经济走向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未来经济发展之路。

总的来讲，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存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不断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国内、国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所以，为了能够推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就需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断探究目前存有的经济问题，以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准确判断，从而在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借助有行与无形之手，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新的健康、创新发展路程。

参考文献

[1]王碧峰，周传龙.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03）.

第3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 资产价格 宏观经济 货币供给 股票市场

伴随着资产市场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变得更为剧烈，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学者们对资产价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而研究内容则主要侧重于关于资产价格泡沫成因的研究及关于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客观因素的辨析出发，基于资产价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来考察2008年以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

一、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1、根源于预期

人们购买资产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决定资产价格最基本的因素就是资产未来获得收益的能力。做出任何一项投资决策需要衡量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这就需要做出向前的预期，将未来可能获得的现金流折现成为资产的现值，这符合资产的本质属性，也符合我们一般的投资决策过程。但是这种向前预期的定价方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不确定性。向前的预期由于不同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主观认识的差异会大不相同，从而造成了不同投资主体对同一资产的价值的不同看法，最终会形成资产价格的波动。

2、客观因素

（1）宏观经济形势。向前预期的定价方法使得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获取收益的能力，而未来的收益又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当前变化归根结底反映的是“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综合，是个体预期的综合反映，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前一阶段人们预期的结果，而未来的经济形势又反映了人们当前的预期。如果某一时期内资产价格呈现持续的上涨或者下跌，那么，资产价格的这种趋势必定与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符合，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应当也是同样的趋势。

（2）政策制度。中国股市发行、退市和分红等制度的不完善，上市公司质量存在隐患，投资者教育的缺失，使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国际资本进出的冲击之下，表现出了繁荣时期的泡沫化，以及对于实体经济一定程度背离的疲软走势。

3、主观因素

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是复杂动物，不论客观条件上是否存在限制，人的决策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认知偏差。资产的虚拟性和它的投机性使人们对于资产的买卖掺杂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这使得我们必须重视投资主体非理性在资产价格波动中所起的作用，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避免对实体经济的损害。

资产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如图1所示。

总结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其根源于资本化的向前预期的定价方式，这种定价方式本身就蕴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股票这类金融资产属于虚拟资产的范畴，其交易成本低、流动性强，其运行特征相对于实体经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在向前预期的定价机制下，资产价格波动的最根本的客观驱动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它决定资产未来收入现金流的多少，是资产定价的基础。但是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又具有特殊性，就股票价格而言：第一，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不完善的发行、退市、监管和分红机制的存在，使得我国股票市场交易具有更多的“投机性”。第二，中国的融资渠道仍以银行信贷为主，利率市场化没有完全放开，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对资产价格具有更大影响。第三，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的不成熟，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晚，但规模扩张十分迅速。投资者很多都是跟风入市，面对股市的跌宕起伏被各种非理性思想所左右。

二、对中国2008年以来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8年以来的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A股市场股指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指标和货币政策指标的VAR模型来考察股市与实体经济和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脉冲相应分析来考察其相互间的影响，说明该时期内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客观驱动因素。

1、数据选取与处理

选择工业增加值IAV同比增度，货币供应量M2，以及上证综合指数SHDEX三个指标来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市场流动性和股票市场走势，所有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样本期间从2008年1月至2012年11月。然后，用X-12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并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取对数减轻数据的过度波动与异方差问题。

2、数据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从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序列不平稳，但呈现一阶单整I（1），这说明三个序列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显示，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工业增速、货币供应量，以及上证综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VAR模型与脉冲相应分析

运用Eviews建立VAR模型之后，对模型的特征根进行AR Roots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函数是指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如果给货币供应量一个正向冲击，其并没有对股票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第一期有正向反应，在随后的阶段逐渐衰减趋近于零。这说明这段时期内，流动性并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对于实体经济有明显的影响，见图2。

如图3，给上证指数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增速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时期快速上升，随后缓慢下降，逐渐趋于平稳。这反映了股市资产价格对经济的预期作用，资产价格波动的基本驱动因素是人们“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股票价格的正向冲击代表了投资者对经济向好的预期，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经济的乐观看待会直接带来更多的消费、投资行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4、格兰杰因果检验

三个序列呈现一阶单整I（1），通过对其一阶差分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三个变量间所呈现的统计上的因果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到，只有上证指数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Granger原因，其他变量之间均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这进一步印证了上面脉冲相应分析的结果，即2008年以后至今，股市资产价格的波动反映了预期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变化。

三、结论

实证表明，2008年以后中国股票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其波动反映了人们“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而货币政策和流动性并没有对资产价格波动起到太大作用；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整个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投资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这似乎与投资者对股市表现的抱怨相差甚远，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投资者抱怨中国股市是基于中外宏观经济增速的对比，即，中国经济增速比国外发达国家要高，但是股票市场的表现却不如发达国家股市的表现。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其针对股市涨跌这样一个相对变化的比较并没有基于经济增长率相对变化的比较，并非只要GDP增长率是正数，股市就一定要涨，或是我国GDP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GDP增长率，股市收益率就应当高于其他国家股市收益率。这是明显有问题的，因为股票的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股市的涨跌，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

第二，中国股市的疲软是经济发展调整的必然过程。中国股市本身与国外股市存在差异，平均估值高于国外股市，股票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股市的疲软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实体经济“软着陆”的经济现实一致。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高速增长的时代很可能一去不返，股票市场的表现虽然令投资者不满，股票市场制度的建设仍有待完善，但这样的表现主要并不是股市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我国的经济现实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 张维、李根、熊熊、韦立坚、王雪莹：资产价格泡沫研究综述：基于行为金融和计算实验方法的视角[J].金融研究，2009（8）.

[2] 瞿强：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扩张[J].金融研究，2005（3）.

[3] 易宪容：信用扩张的合理界限与房价波动研究[J].财贸经济，2009（8）.

第4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第5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销售电价 调整 措施

1、销售电价调整方式

销售电价受国家管制，定价原则是公平负担，有效调节电力需求，兼顾公共政策目标，保护电力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输配电业务尚未分开，销售电价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定期调整方式。定期调价是指政府电价主管部门每过一段固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整数倍，对销售电价进行校核，如果年度间成本水平变化不大，销售电价应尽量保持稳定。

第二，联动调价。是指与上网电价实行联动。政府电价主管部门核定销售电价后，实际购电价比计入销售电价中的购电价升高或下降的价差，通过购电电价平衡账户进行处理。当购电电价升高或下降达到一定的幅度时，销售电价相应提高或下降，但调整的时间间隔最少为一个月。

第三，特殊情况下电力企业提请政府调整的方式，受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供电企业经营困难时，可向政府申请调整销售电价。

销售电价调整的程序一般先由电力公司向政府提出调价方案，并附上必要的资料；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向多方征求意见，形成电价调整的总体方案，并根据总体方案测定本省具体电价调整方案，报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批复后执行。

自2003年以来，全国性销售电价调整8次，提高幅度14.32分/千瓦时，其中11.4分为疏导上网电价上升、1.03分为政府性基金及附加、1.89分用于解决供电企业输配环节矛盾。

2、销售电价调整因素

销售电价调整因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水平调整因素，这类因素变化将直接影响销售电价水平调整，包括：燃料价格、宏观经济形势、物价指数、电力企业经营状况、政府性基金及附件政策等；二是结构调整因素，该类因素变化仅需对销售电价结构进行调整，不影响销售电价整体水平，包括城乡同价、工商并价、基本电费比重、电压等级价差、峰谷分时电价等。

2.1销售电价水平调整因素

2.1.1燃料价格

燃料费用是发电成本的主体。在我国，燃料费用占火电厂发电成本的70%左右。如果燃料购进价格有较大的变化，电价必然要与之作相同方向的调整。2004年国家出台了煤电联动机制，规定：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将相应调整电价。可见，燃料价格变化是销售电价水平调整的主要因素。

2.1.2宏观经济形势和物价指数

近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瞬息万变，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国家宏观调控压力巨大。电价作为重要的基础性生产资料，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国家对电价调整时机和力度的把握更加慎重，更加重视电价调整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电价调整总体上服务于宏观调控需要，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宏观经济形势和物价指数已经成为影响电价水平调整的关键指标，当经济过热、物价指数高企时，国家需要调控物价水平，电价不能调整，当经济发展停滞，市场疲软时，企业承受能力差，提高电价水平对用电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电价也不能调整。可见，宏观经济形势和物价指数符合要求是电价调整的前提条件。

2.1.3电力企业经营状况

上面提到，燃料价格上涨导致电力企业成本增加，需要调整电价，但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和物价指数不满足条件，国家又不允许调整电价，这种情况下，上游增加成本需要电力企业消化。近两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涨，销售电价无法及时、足额调整，导致电力企业，特别是火电企业普遍亏损，加之国家收紧信贷，火电企业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无钱买煤导致停机的情况时有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电力供应安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采取紧急措施，实施电价调整。

2.1.4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目前，国家在电价中征收了多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用于解决专项问题。例如开征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用于支持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发展，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不断扩大，需要补贴资金不断增加，征收的基金附加不足时，国家将通过提高销售电价来增加基金附加收入。

2.2销售电价结构调整因素

2.2.1城乡同价和工商并价

城乡同价前，一般农村用电价格高于城市用电价格，实施城乡同价将降低农村电价，提高城市电价，整体上保持农村用电降价减少电费等于城市用电提价增加电费，用电成本只是在不同用户之间进行调整，不提高平均销售电价水平。因此，城乡同价是一项结构调整因素。

工商并价与城乡同价类似，降低某类用电价格的同时，提高另一类用电价格，总体保持销售电价水平不变。

2.2.2基本电费比重

基本电费是指执行两部制电价的用户承担基本电价相应的电费。基本电费比重是指用户基本电费占总用电费用的比重。一般情况下，两部制电价应按照用电成本特征合理制定，即固定成本通过基本电费回收，变动成本通过电量电费回收。当基本电费比重变化时，电量电费也会随之变化，以保持用户承担的总电费水平不变。因此，基本电费比重调整也是电价结构调整的一项内容。

第6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我国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结构性收缩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经济趋缓，多数人归结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把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视为重要原因。这种判断是从经济学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现象出发的，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因素与全球因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已经产生了“质变”，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环境、全球流动、全球军事、全球政治等都会对我国产生深度影响，并从我国反射到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需”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因此，放在全球时空坐标下来观察当前的经济下行，其性质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结构性调整与我国结构性调整相互影响叠加而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收缩效应。这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很难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

（1）结构性收缩：从产业结构来观察

在产能绝对过剩情况下，任何刺激政策都会失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的过剩产能往往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消化，在全球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绝对过剩的产能往往被掩盖了。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还是政府主导型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显著。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这使我国的产能过剩很容易从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而过剩产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会留下“病灶”，使绝对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彻底淘汰。这样，产能过剩就会在“下一次”变得更加严重。累积到一定程度，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都会收缩。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从产量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产量都已经接近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们有七个行业（钢铁、纺织、水泥等）产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因素，诸多行业低端产能已经绝对过剩，面临着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却相距甚远。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国、德国都达到40%以上。我国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方面产能绝对过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的产能却普遍不足。面对这种格局，靠扩大总需求来稳增长显然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产能过剩愈发显得严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不断萎缩，欧债危机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将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杠化”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需求低迷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其次，国内房地产调控当前难以放松。目前，我国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涨，也不能下跌过快，需要在挤压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房地产风险中找到平衡点。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不应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增收的支柱，各种由于经济困难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只会使前期调控前功尽弃。最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规模和市场准入受政策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问题，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就现有的产能而言，过剩已经不是局部现象，再依靠政府来大规模拉动投资已不现实。因此，依靠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结构性收缩：从区域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格局看，我国历史上长期呈现着“东高、中次、西低”的态势；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一格局变成了“东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则又变成了“西高、中次、东低”。投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表明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区域产业转移更趋活跃，区域结构在快速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这势必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和发展速度。因此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动的视角看待当前东部经济态势，也不应走产业回头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国内市场，而应瞄准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积极抢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正在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外流、资源环境瓶颈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路，要获得高质量的快速增长并非易事。而东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70%，东部经济趋缓势必带来全国经济趋缓，即使有中西部的当下快速增长也无法填补东部趋缓导致的缺口。区域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引发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结构性收缩，带来经济增速趋缓下行。

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新视角：就业

（1）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趋缓下行至8.1%、7.6%时，认为经济形势在变“坏”的这种担忧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甚至已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干预措施。其实，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临界值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不是所谓的8%，而是就业的状态。只要劳动力趋向充分就业状态，即使经济增长趋缓下行，也说明经济形势良好。就业状态指标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趋势，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经济体量更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曲线已不是过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曲线，因为生产函数已经不一样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会随之自然放缓，很难延续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长，今后很难再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速。再以老眼光来看待新阶段的经济增速就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误认为经济增速趋缓下行是经济形势在变坏。经济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经济增速的参考系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2）应以就业形势来判断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继续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比上年末增加508多万人，同比增长3.4%。201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694万个，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创下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尽管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减少到4.2亿人，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这也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支撑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速。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结果。

（3）从就业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

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增长与就业是同方向变化的，而现实却是反方向变化。这并非现实错了，而是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D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D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担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结构性政策在制定、实施等环节比总量性政策的难度、复杂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创新，没有现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此，结构性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创新、创业上。政府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创新激励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发挥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强化创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职业训练、劳动力培训等。不言而喻的是，实施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的相应推进，结构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框架下专注于有效增长与就业状态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要着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径依赖，通过总量放松来追求以“量”取胜，改变过分注重增长速度的倾向。“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为推进结构调整服务的，即“稳中求进”。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经济发展要从以“量”取胜转到以“质”取胜，实现有效增长，唯一的路径是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经济趋缓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稳增长”呢？关键看就业。只要就业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回落就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当然，失业就业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更具有长期意义的导向作用。就业状态具有综合性特点，关注就业，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了增长，关注了社会公平，也关注了分配格局。从关注增长转到关注就业上来，并把改善就业状态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也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因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实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与有差别的信贷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结构性的，主要从结构方面发力。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面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回落的压力，结构性减税有打折扣的危险，尤其在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收入逆向增长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应结合起来，尽快推进。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针对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个人房产税，应当尽快在全国推开实行。

货币政策应重新回到稳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适时适度微调，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结构调整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应把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第7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内容包括：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的对象；规定存款准备金的计提范围，即规定银行的哪些负债或哪些存款须交准备金；规定可用准备金的资产，根据存款种类和期限的不同，规定相应的存款准备金率；规定准备金的计提方法。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与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原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称为“准备金存款”账户；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为5.22%；将金融机构人民银行财政性存款中的机关团体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存款。金融机构按规定比例将一般存款的一部分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存入人民银行。

一、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调整（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

1 宏观经济形势

（1）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9月以后，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一是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外需增长大幅回落；二是受出口需求增长明显放缓和国内住宅需求持续萎缩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加速回落；三是物价增长由猛升转为猛降，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显示我国经济正在显著趋冷。

（2）2009年，经济实现了快速复苏，经济增长率逐季提高，通货膨胀形势基本保持稳定，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趋于严重，产业结构低度化。

（3）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仍处于持续复苏的路径之中，在实体经济没有过热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物价水平持续攀高，货币存量偏高，资金大规模流向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各种可以“资本化”的产品市场。

（4）2011年下半年以来，进出口增长尽显疲软，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贷款规模仍然偏低，银行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仍未得到彻底改观。

2 货币政策目标（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

（1）2008年下半年，面对趋冷的经济形势，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政府实施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2009年，宏观调控目标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货币信贷快速增长，提高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

（3）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4）2011年年末至201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经济、补充流动性。

3 2008年以来我国准备金政策的调整（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

整理归纳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与如下：

（1）2008年年中，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前，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

（2）200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共下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2008年年末，大型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5.5%，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3.5%。

（3）2009年，存款准备金率未作调整。

（4）2010年初至2011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2次。2011年6月20日的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1.5%，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8%。

（5）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共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2012年5月18日下调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0%，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

二、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1 评价货币政策效应的标准

评价货币政策效应的标准是：第一，政策效应发挥的快慢。货币政策时滞越短，预期目标实现得越快，政策效应就越好。第二，政策发挥效力的大小与发挥效力时产生负面影响大小与发挥效力时产生负面影响大小之间的比较。如果货币政策效力明显，政府与社会的福利均可达到最优，负面影响较小，能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好。

2 检验货币政策效应的主要指标

计量货币政策效应的指标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可计量的宏观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消费物价指数等；二是货币量相关指标，反应目标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程度，如货币增长率、货币结构比例等。

针对本文中的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政策，考虑到货币政策目标，本文将就基本的宏观经济指标GDP增幅、CPI，货币量相关指标货币增长率，展开相关讨论。

从图1可以看到，GDP的增速在2009年的1月至5月间出现了拐点，前期减少后期增长；2010年1月至5月间出现拐点，前期增长后期减少，且后期的。而存款准备金率在2008年9月之后下调4次，2010年1月之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2次，2011年12月之后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

考虑到时滞等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GDP的增速变化与准备金率的调整方向大致相符。

但存款准备金并非宏观调控政策的唯一政策工具，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出台了许多强有力的配套财政政策。因为我们无法断定，是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调整影响了GDP的走势。

从图2可以看出，消费价格指数在2009年5月至9月间出现第一个拐点，在2011年5月至9月间出现第二个拐点。这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趋势并不十分一致。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间，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遏制物价过快上涨，也并未有效实现。

（3）货币增长率

由图3可知，2008年5月以来，我国货币增长率（以M1增长率为分析对象）波动较大，并未呈现出明显规律。我们知道，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机制，一是通过直接影响商业银行手持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调节其信用创造能力，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二是通过改变货币乘数，使货币供应量成倍的收缩或扩张。但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间，近二十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货币总量的影响甚微。

综合以上三个经济变量的分析，结合上文所分析的货币政策目标，我们暂时无法得出“中国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的结论。

三、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局限性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会使货币供应量成倍地收缩或扩张，对经济产生强烈的震荡，不能作为一项日常的调节工具供中央银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商业银行日常流动性管理目标与利润目标产生极大的影响。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机构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本身固有的主动性被弱化。影响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是：

1 货币政策时滞

中央银行从制定货币政策到货币政策取得预期效果，会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可以看到，四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非常频繁，甚至在一个月内对存款准备金率做两次方向相反的调整（2008年末），不可不说力度之大，但收效并不明显。中央银行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存在认识时滞和行动时滞。由于经济结构及各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因素都是不稳定的和不易预测的，所以外在时滞难以预测。

2 合理预期的抵消作用

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商业银行可能就进行了超额准备，因此收效并不明显。政府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企业家预期社会总需求增加，可能只是提高价格而不增加产量。货币政策的取向和操作力度透明度的提高，使经济主体准确预测政策效果成为可能，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

3 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受制度因素、金融创新、利率、预期通货膨胀、收入水平等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本文中货币政策目标与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分析，结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特点，建议央行减少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的频率，而更多地与公开市场操作、调整贴现率等政策相结合，以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2008-2009），（2009-2010）[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009

第8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易宪容

对于当前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就主流的观点来看，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在边增长、边调控的良性互动中取得高速均衡增长，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踏上了少有的健康发展之路。 但是，从近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情况好像迥然不同。这不仅表现为煤电油运紧张局面依旧，价格水平继续保持上高位运行，而且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如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公共服务品的价格仍然在大幅上涨。特别是房地产的过热，房价持续高速的上涨，目前应该成为中国国内宏观调控密切关注的重点。

各国普遍以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胀的标准。但由于这一指数没有把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纳入其中，其界定范围已经不适应现行的经济环境了。试想，这几年中国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最大的动力是个人住房消费，居民消费支出最大的也是住房购买，而价格上涨最快也是住房，用现行的CPI来反映整个社会居民的总消费，如何来反映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及通货膨胀率水平呢？

由于通货膨胀水平严重低估，从而导致中国国内利率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上。而过低的利率水平是目前房地产过热或泡沫的最主要根源。因为，利率水平过低不仅诱导资金密集性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热，而且造成中国国内房地产需求的虚假繁荣。

目前中国国内不少地方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有严重背离基本面价格的倾向，而决策者仍然用现行的CPI指数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依据时，那么对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及过热的经济来说都是百害无一利的事情。

总之，房价快速上升是目前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最为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房价密切关注，并采取不少政策来稳定中国国内房价。如果不从这里入手，新的一轮经济过热又会不远了。

外贸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

除了农村体制改革外，外贸体制改革在我国是最早的。从1979年开始，外贸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破国家高度垄断。当时，我国只有中央所属的10多家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从1979年开始，把总公司的外贸经营权下放给地方分公司。第二阶段从1987年开始实施承包制改革，由条条块块承包，地方公司和总公司脱钩，外贸盈亏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以汇率并轨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全部取消出口补贴，外贸全部放开，这一改革基本上是市场化的改革，改革比较到位。

汇率并轨改革到现在，外贸体制没有做大的改革，但小的改革不断。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贸体制，包括政策法规的透明度、管理的规范化，都作了必要的调整。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基本上已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虽然减少了很多的行政审批，但行政干预在不同的程度上还有所表现，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还是比较突出。政府职能首先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进行转变，这个转变还需要一段过程，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欧元问题对亚洲的启示

《联合早报》6月16日

随着法国和荷兰两国在公投中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欧盟继续走向一体化的远大理想已经遭到严重的挫折。影响所及，市场上也开始传出非议欧元的声音，意大利劳工部长马罗尼更提出让意大利退出欧元机制，重新发行原来货币里拉的建议，使得“欧元崩溃论”不胫而走。

虽然欧元区12国财长已在上周的会议中努力澄清谣言，把有关欧元的不利传闻称为谬论，但基于欧元区经济问题重重，所以欧元兑美元汇率已经连续滑跌半年，从去年底1欧元兑1.36美元的最高水平，辗转下挫到1.20美元的心理防线。如果欧元无法回稳，可能进一步动摇欧元区人民的信心，也为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甚至触发信心危机，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9篇：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延迟退休 政策性保险 相互制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决策，涉及到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而现在人社部的方案只是在研究什么时候延迟退休，延迟几年合适，已然认定了退休年龄的调整必须是延迟。究其原因，是延迟退休可缓解政府养老支付压力，毕竟延迟退休年龄利于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增加退休后收入，劳动者在60岁以上仍然可以自食其力，自己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

但从宏观经济形势、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以及就业情况等方面来分析，我认为我国目前尚不适宜进行延迟退休。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任何的经济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宏观经济形势这样的大背景，基于我国即将面临的养老金重大缺口，人社部才寄希望于延迟退休，以期通过延迟退休带来的巨大“收益”来弥补养老金的不足。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弊病重重。过度投资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增长乏力，使中国对外依存度过高。同时，投资和消费失衡造成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然而，延迟退休并不能够解决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状况，甚至会加重产能过剩。因为延迟退休对于社会就业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就业市场上处于明显的供过于求的状态，延迟退休更加挤占了市场新入劳动者应有的就业岗位。大批失业者在市场上出现，并且这部分失业者的消费则更无从说起，更会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失衡，对整个社会无益。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分析

再从微观的经济社会体制方面进行分析，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依旧存在相应地问题，而解决方案不能够仅仅通过延迟退休来扬汤止沸。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同样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我国有8亿多农民，农民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实现建立社会保障的目的，也会对社会构成巨大的不安全隐患。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由老年人自己工作自食其力来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不然。如果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得当，老年人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并不需要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同时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延迟退休年龄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这正说明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失偏颇，所以建立适合当前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三、医疗制度缺陷分析

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即在医疗市场化之前，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25%左右，扣除公共部分，个人实际支出的看病费用只占到总费用的17至20%，在那时候的居民看得起病。然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个人医疗卫生支出逐年急剧大增，2001年即超过65%，2007年将超过80%。在10年间，我国居民个人付出的医疗费用翻了4倍多，从当初的个人支出可以忽略不计变成了现在的国家支出可忽略不计，看病贵就是自然的了。

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以药养医”制度存在重大的社会隐患，中国目前的国际通用类药品（西药）生产成本应该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在医院或药店则是欧美市场价格的2-14倍。医院的药品医疗近乎漫天要价，一个家庭因为一个成员的重大疾病而近乎倾家荡产的新闻屡见不鲜。而且居民对医生的怨恨情绪也水涨船高，杀医事件的频发也让我们不寒而栗。

老年人是重大疾病的高发群体，理应让他们更加健康地安享晚年。减轻老年人的工作压力，同时让他们能够看得起病，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制应该具备的良好状态。

四、就业现状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注入市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扩大就业关系到当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就业将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最大的难点。

根据人社部《2011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来看，八成以上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有要求，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对35岁以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增长幅度较大。

虽然这仅是一个季度的分析，但是可以看到，大多数用人单位会青睐年轻人，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年龄45岁以上的仅有4.9%，可以想象出要求劳动者年龄60岁以上的会有多少？

从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偏好来看，延迟退休并不能够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相反，持续雇佣60岁以上的劳动者，未必能够继续对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对此企业或许还会付出雇佣年轻劳动者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的机会成本。

五、结论

延迟退休涉及到当前经济社会各个制度层次，各方面争论不休。不过从整个经济形势上来看，只有等我国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和就业形势等方面得到完善，改善养老问题以及养老金的缺口，那时再推出延迟退休或许更加合适，目前尚显得操之过急。

参考文献：

[1]庹国柱， 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