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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讨会是由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跨界”活动,融学术研讨、艺术演艺和产品展览、体验参观于一体,全方位展现杭州作为“丝绸之府”“品质生活之都”的精致和典雅。
应邀参会的,既有国内顶级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耿、万明,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等,也有国际著名学者,如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主任、马可波罗研究学者伍芳思(Elisabeth Frances Wood),意大利丝绸文博学者奇亚拉・巴斯(Chiara Buss)等;既有中外丝绸时尚设计界的精英,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海燕,泰国丝绸公司公关总监楚缇玛・嗒姆素宛(Chutima Dumsuwan)等,也有丝绸科技、教育领域的领军权威,如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实验室主任陈国强,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陈文兴等;更有丝绸行业的代表,如中国丝绸协会会长杨永元、浙江省丝绸协会会长李继林等,以及凯喜雅、万事利、达利等著名企业的老总。古罗马称中国为“丝国”,这些学者专家就是当代的“丝人”。
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大都具有宽广的视野、多样的内容、新颖的观点。研究历史是为了观照当下、开启未来。赵丰先生从考古和文献论证了丝绸和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代表了中国文化。他说,在人类文明起源进程中,不同材料的服饰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圈,如地中海的亚麻、南亚的棉花,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圈里的丝绸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特别高,“丝绸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非常大”。
巴斯女士是第一次来到丝绸发源地中国,来到丝绸之府杭州。她来得不容易,克服了母亲车祸住院、自己睡眠障碍等困难,从米兰飞行十来个小时抵达上海。巴斯女士带来了她的新著中文版《金红丝绸》。这书堪称力作,系统介绍了15至20世纪意大利社会对丝绸服饰的宠爱,内容翔实丰富,并有大量的精美图片,在会上引起轰动。巴斯女士为大会精心准备了400多兆的PPT,以致现场电脑打开文件时破费周折,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演讲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她说,中国文化对欧洲丝绸影响巨大,“中国的丝绸文化对于西方不仅仅是在技术方面有影响,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满足人们生活需求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中国丝绸制品中的“太阳”图案,曾一度被米兰公爵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像米兰大教堂的玻璃、天鹅绒的织品等。
楚缇玛女士关于泰国丝绸公司及其美国创始人Jim Thompson倡导的企业文化介绍,让人对国际丝绸品牌和文化内涵有了全新的认知。“在20世纪60年代,泰国丝绸成了奢侈品的分支”,与传统的泰国住宅空间和家居装饰等相融合。她认为,丝绸作为一种商品,只有永恒的品质、品牌的文化,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研讨会上,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观点。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鲍志成先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一带一路”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时代宠儿,将开启世界新格局。新丝路要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注重“网络丝绸之路”的后发优势。吴海燕女士说,“我们都在遭遇应对网络应用知识的时代,应对大数据整合的时代”,应该构建丝绸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创新体系,实现丝绸资源的创造性组合。在她看来,丝绸文化的第四次浪潮必将会兴起。陈国强先生提出关于丝绸深加工产品的研发问题,代表了中国当代丝绸发展的科学前沿。
研讨会上,也有专家诠释了杭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李光斌先生专注于中国―阿拉伯关系史,他生动介绍了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与杭州的历史情缘,其中有许多故事人们闻所未闻。“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风云变幻,书里记载他到达中国后,来到了‘行在’城,那里车水马龙,十分拥挤。”这个“行在”就是现在的杭州。“在地球上到过的城市中,这座城市是最大的。”“旅行者晓行夜宿要三天才能走完全城。该城又分为六座小城。每城均有城墙环绕。另外,还有一道大城墙把这六座城池围住,真是固若金汤呀!”李光斌先生介绍说,在伊本・白图泰眼中,当时的杭州是一座宏伟的东方大城、国际大都会,“说明杭州作为‘丝绸之府’,从古至今在中国丝绸历史文化和丝绸生产贸易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而‘海丝’路上贸易畅通,文化交往频繁,也极大地促进了杭州各个方面的发展。”伍芳思女士的演讲题目是《西方文献中的丝绸之路》,她谈及马可・波罗与中国、与“天堂之城”杭州的关系,引起专家和记者的极大兴趣,成为报道的焦点之一。
奔放、热情的7月,是兰州最美、最舒适的季节。在这样一个令人醉心的时节,兰州迎来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国际会议,这就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新亚欧大陆桥国际协调机制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兰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07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自2007年6月29日至7月4日,来自新亚欧大陆桥沿线12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20多位中外沿桥城市市长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盛会上,代表们重点对沿桥国家城市、国内城市之间拓宽合作与交流的新思路,研究路桥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和对策,推动纵贯亚欧两地的大陆桥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合国第二届丝绸之路市长论坛”,探讨了沿线城市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思路;举办了“新亚欧大陆桥物流信息化论坛”,以推进新亚欧大陆桥区域性现代物流信息平台为主要内容,商讨共建信息平台、畅通物流动脉等事宜;举办了“新丝绸之路城市文化周”,展示新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文化和城市特色歌舞;召开了企业家峰会,探讨企业参与新丝绸之路开发等问题。
在“联合国第二届丝绸之路市长论坛”上,代表们倡议建设新丝绸之路城市博览园,集中展示沿线3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的文化艺术交流、旅游开发和经贸合作,积聚和吸引全球目光重新审视这条承载着希望和友谊的发展之路。新丝绸之路城市博览园选址兰州,占地2 000亩,拟建设沿线城市的商务博览区和明珠城市广场博览区两大功能区。
2006年9月,中国新亚欧大陆桥国际协调机制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联合国新丝绸之路明珠城市评选活动,并在一些城市举办了申报仪式。在本次“联合国第二届丝绸之路市长论坛”期间,来自新丝绸之路沿线12个城市的市长于7月3日晚进行了申报联合国“新丝绸之路明珠”城市的演说,还播放了各个城市的宣传短片,并集体向联合国递交了申报报告,将申报工作推进了一大步。
“2007联合国新丝绸之路城市文化周”是本届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月1日晚,兰州水车博览园迎来了文化周的首场演出。当晚,水车园上方的天空花团锦簇,璀璨夺目的烟花与宽阔的黄河水相映成趣,把兰州的夜色映照得格外美丽迷人。国内丝绸之路沿线10个城市的演出团体,表演了各具特色的歌舞和地方戏曲。7月1~9日,持续有100多场文艺展演在兰州市登台亮相,为陆桥沿线城市提供了一个宣传、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为与会代表和兰州人民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关键词]西域;艺术文化;丝绸之路;龟兹乐舞;历史传承
一、敦煌艺术的起源与龟兹艺术
历史上,敦煌在河西走廊诸城中,以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闻名。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对敦煌城墙长度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枢纽更加凸显作用,而且成为中原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曹魏时期,持有敦煌太守所发的“过所”才能通行西域,足可证明敦煌在当时作为中原对外交流的陆上“港口”的地位。
北魏时期,敦煌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上连结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包括诗歌、宗教、音乐、舞蹈等。随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的发掘,孕育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
随着敦煌地域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敦煌艺术形式发展多种多样,历经演化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龟兹乐舞被公认为古代西域乐舞乃至丝绸之路艺术汇集的杰出代表,其对外传播并影响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西亚、东南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大曲、变文等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至唐宋以后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龟兹大曲是已经被列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乃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主体,即维吾尔族大型古典民间套曲艺术“十二木卡姆”的发展母体。因此,在丝绸之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对于古代龟兹乐舞的探索就有了更加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学者无法见到记录龟兹本地除汉文资料以外的其他史料。据《汉书》记载:“龟兹国,王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两万一千七十六人。”由此可见,龟兹国在汉朝初期已然成为天山南麓最主要的城廓国家之一,隶属汉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管辖。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生产水平较为发达。
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龟兹艺术便得到了丰富多元的发展。音乐是龟兹乐舞的主要组成部分。除了歌曲、器乐等较为单一的音乐表演形式之外,舞蹈、戏剧、说唱、百戏等艺术形式也都离不开音乐的伴奏,故而产生舞乐、戏曲、百戏音乐、说唱音乐等。此外,龟兹音乐在当时已经发展到融合歌、舞、乐为一体的“大曲”高度,这在中原地区发展到唐代才开始兴盛。
龟兹舞蹈艺术包括软舞、健舞、持具舞、模拟舞及双人歌舞等多种形式,在敦煌壁画可以见到类似的舞蹈动作。唐代广泛流传的“绿腰”、“苏合香”等软舞均源于龟兹,或是以龟兹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而唐代著名的健舞,如“胡璇”、“拓枝”、“胡腾”等也是先在龟兹本地流传,后来东渐中原。龟兹乐的表现内容,有反映自然崇拜的,有表达爱情的,有正队列鼓舞士气的,以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等,可见当时龟兹艺术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丰富人们的生活和促进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龟兹器乐传入构成华夏艺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龟兹乐器在后来的发展和演变中成为传统音乐艺术的代表。中国古代将乐器按“八音”划分――即金、石、土、革、丝、木、、竹八种,这是按照乐器的制作原料划分的。龟兹乐器的传入无疑丰富了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根据史料记载、洞窟壁画及出土文物等,龟兹地区使用的乐器至少有27种。气鸣类吹管乐器有横笛、筚篥、排箫、笙、贝、铜角、苏乃依8种;弦鸣类乐器有曲项琵琶、竖箜篌、卧箜篌、弓弦箜篌、五弦共6种;体鸣类乐器包括羯鼓、毛员鼓、沙铃、碰铃堂鼓等共13种打击乐。可以看出,许多乐器经过外观、音色、律制等,方面的改良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
自西汉起历经魏晋南北朝,龟兹乐舞传播到中原地区,至隋唐时期发展到兴盛期,风靡宫廷和民间,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在隋唐宫廷设立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龟兹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经龟兹乐改良后的“西凉乐”也进入当时的宫廷乐部,这两部伎乐深受君主喜爱。
不得不承认,敦煌艺术乃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起源与龟兹乐舞艺术的传入息息相关。维吾尔族民间广为流传的“麦西热甫”、“白孜麦”等各种民间娱乐集会上表演的民间歌曲、舞蹈、说唱音乐、器乐以及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片段和已经渗透到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民歌,都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龟兹乐最精华核心的艺术代代相传。因此,笔者认为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古代龟兹乐一脉相承,这些艺术文化将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成为人类不朽的经典!
二、宋元时期西域艺术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王朝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隋唐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文化得到了更加繁荣的发展。宋朝宫廷乐舞夹杂着宴乐、歌舞、奏乐、百戏以及杂剧多种艺术形式。由唐代西域舞蹈《柘枝舞》发展演变而成的宋代《柘枝队舞》在当时已经成为载歌载舞,穿插有故事情节的大型乐舞。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
诸宫调是盛行于宋、金时期一种叙事性的长篇说唱音乐,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等以及北方流传的民间乐曲按照声律高低归并到不同的词调,敷衍成文而入曲说唱。这种集合若干套统一或不同调性的曲子杂缀而成,轮换递唱的诸宫调,有《西厢记诸宫调》、《张协状元诸宫调》等代表作。据《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记载,诸宫调是向杂剧过渡的艺术形式。宋元杂剧《西厢记》与《白兔记》的问世,标志着这种叙述体音乐形式基本完成向代言体戏剧的转变。敦煌遗书中,李正宇先生《试敦煌遗书――兼谈“诸宫调”的起源》认为:“集合若干套不同诸宫调的不同曲子轮递歌唱的诸宫调”,“早在孔三传之前三百多年的盛唐时代已经有了像《禅师卫士遇逢因缘》这样堪称诸宫调雏形的作品流传于世。”“北宋后期诞生的诸宫调,其孕育期至少有三百多年。”由此推算,当时正是西域文化刚刚传入中原地区,这为后世文化艺术的繁盛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北方以汴梁为中心形成的商业枢纽和文化行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大中城市出现许多如“勾栏”、“瓦舍”等供各族民间艺人讲唱作戏的平台;宫廷也设置“教坊”、“钧容直”等音乐机构,仍沿袭隋唐五代分为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后来又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琵琶色、方响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等13部。其中,许多乐部与西域胡曲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词、元曲的起源与音乐曲调紧密结合,依声而作。唐宋大曲后来直接影响到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发展,为元代杂剧和现代地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词分为北曲和南曲,急曲子和慢曲子。北曲与南曲在节奏、唱词、旋律和风格上有所差异。明代王世贞在谈到两者差别时说:“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请多,南声请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
元曲,即散曲与杂剧的合称。散曲作者多为文人、官吏;杂剧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相比而言,后者较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呼声愿望,影响更加深远。因而人们亦将元杂剧称为剧曲或元曲。它是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产生的,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调性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又另加楔子,其曲牌多来自于宋词曲牌,更富于音乐性。至此,《龟兹乐》与《西凉乐》在内地盛行,同时元曲及后来明代传奇中的大量散曲皆为西域乐人所创。
追溯元曲小令的渊源,毋庸置疑都与汉唐时期东渐的西域胡曲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唐宋曲令的元曲有着丰富的格式变化,如独木桥体、顶真体与叠字体等,在音韵、遣词、格律等结构方法与艺术手法方面皆与西域少数民族曲家历史性的贡献有一定关联。定居中原的西域“色目人”中有很多是在音乐、文学、戏曲等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据《元史》、《元曲家考略》等记载,有王元鼎、赛景初、米里哈、虎伯恭等,他们都是精通琴、棋、书、画等艺术的专门人才,在古代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明清时期西域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少数民族,其民族音乐大致可分为民间音乐、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三类。民间音乐是维吾尔族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反映,可谓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奠基石”。
西州回鹘音乐文化是在西域音乐文化与漠北回鹘时期音乐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较多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喀喇汗王朝的音乐文化既继承了漠北回鹘时期的艺术因素,同时大量吸收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西亚等地区伊斯兰音乐文化的精髓。这一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作家的传世作品大量问世,如《突厥语大词典》,从文化层次促进了维吾尔古典音乐的发展,为传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整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调式理论基础。
清朝,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因素已然形成,这时盛行于宫廷或民间的琵琶、箜篌、筚篥、笙、筝、笛等已经过改良,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更有相应的诗作记录下这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艺术,如《乐器》云:
龟兹乐部起纷纷,调急弦粗响遏云。
观一带一路纪录片心得体会一
一个时代文化与科技的进步,离不开开放与包容。融汇着历史启示与历史智慧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铭刻着历史的记忆,更回应着时代的呼唤。
由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六集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在海内外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正掀起一轮收视热潮。这部以全面解读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宗旨的纪录片,视野开阔,气势恢宏,既具有史诗般的气象和风范,又具有叙事诗的细腻与凝练,突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的主题,实现了政论性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作为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东方智慧,它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历史深刻的启示。如何回顾和审视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历史的纵深处开掘出新意和新的认知境界,是纪录片《一带一路》首先面临的考验。
借助15世纪初期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纪录片《一带一路》细腻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带给人的认知变化。这幅古老的地图,清晰地标注着欧亚大陆的海岸线和非洲大陆的大致位置,展现出五六百年前东方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概念。在现存文献中,这是非洲第一次被标注在地图上。切入历史细密的肌理,纪录片《一带一路》由此开掘出历史一个纵深的切面,展示出历史的某种面相。
在漫长而广阔的时空中,丝绸之路构筑起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与文明交往最具象征性的知识图景和历史记忆,代表着中国与亚洲文明曾经的辉煌与兴盛,反映着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技术发明的传播,文化艺术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用一个个事例证明:一个时代文化与科技的进步,离不开开放与包容,唯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跃进,人类文明的升华。这既是创造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兴衰的法则,正如所说,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纪录片《一带一路》把对丝路历史的回顾提升至对于历史规律的认知层面,从理论思辨的高度展现出丝绸之路的历史启示。
融汇着历史启示与历史智慧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铭刻着历史的记忆,更回应着时代的呼唤。为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纪录片《一带一路》以凝重凝练之笔,透过对历史纵深的审视,凸显对现实的关切与观照。
不均衡,是当今欧亚大陆区域经济格局最显著的特征。作为探索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破解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地区互联互通历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瓶颈,致力于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为均衡、更为普惠、更为智慧。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对于现实深切的关注。正如所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借助这个平台,中国将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
从历史的纵深出发,纪录片《一带一路》以严密的逻辑、具体的例证,较为完整、详尽地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凸显出这一重大战略性构想的现实关切,诠释了沿线国家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观一带一路纪录片心得体会二
从世界地图上看,一条贯穿欧亚大陆,向东延伸至海的经济带熠熠生辉。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区域一体化注入古老的东方智慧。
因为连接,世界正在变小。
在中国,资源与负荷中心分布不均的矛盾由来已久,广阔的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如何将它们发出的电能送到上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互联势在必行。特高压的诞生,为城市间能源流动提供了现实路径。
从西到东,由北至南,电力的交换描绘出中国经济版图的独特景象。以特高压为通道,西部的清洁能源输送到中东部地区,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清洁能源的开发与消纳,带动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也为东部地区绿色发展带来契机。
我们都知道,电压越大,运输中的损耗就越小。如果没有特高压,不可能有这么长距离的电力输送。这是对国家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应该说,也是对全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骐说。
由于工作原因,爸爸几乎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当我问他哪个地方最特别,最美丽,他毫不犹豫地说:“丝路明珠——喀什!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爸爸对喀什情有独钟,每次说到喀什就会滔滔不绝讲起喀什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令我更向往喀什,更想看个究竟。
虽然我没有到过喀什,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神秘的,但是由于爸爸的影响,它又是熟悉的、亲切的。我从很多书籍中和网上了解到喀什的基本情况,喀什其古老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喀什是镶嵌在横贯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她不仅自然风光雄奇瑰丽,拥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还拥有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同时集沙漠、戈壁、绿洲、雪山、森林、草场、峡谷、河流以及世界高峰、高原、湖泊、丰富矿藏和众多口岸于一域的地方,而且人文历史多姿多彩,文化底蕴丰厚,她曾经是印度、波斯、阿拉伯、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原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具有东西方文明融汇的特点。每次查找喀什地图,我就会幻觉自己身临其境,真切看到一山一水。看到爸爸拍摄的照片,我也感到身在其中,亲切感受风土人情。
我向往喀什的博大,赞叹喀什的包容。丝绸之路选择了喀什,中西文化交流钟情于喀什,喀什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喀什是维吾尔民族特色和民俗风情保持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保留了更多原生态的文物古迹,以及许多至今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着的古城区和建筑,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民族风情,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的特色和精华。在喀什随处可以看见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和现代潮流服装各国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外语和国内各种的方言,可以尝到各族各地特色美食。
听爸爸说喀什当地人勤劳勇敢、热情善良,我真想结识喀什的小朋友,深入交流各自的学习和生活,好好畅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深圳和喀什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对喀什始终梦牵萦绕、无比神往。这不,昨夜我又做梦和喀什小朋友一起畅游喀什风景,饱览丝路风光……
翠竹小学五年级:何智阳
关键词:音乐文化;音乐地理;地理环境
在21世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展衍。无论人类社会历史怎样展衍,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连。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带有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地理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制约着音乐文化。
为了使我们详细了解音乐与地理所建构的知识体系,深度探究音乐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地理学、音乐地理学学科内涵作一简要概述。
一、地理学、音乐地理学学科概念及研究范围
地理学(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的学科,研究主旨在于探讨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①地理学学科体系分类将之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部分。众所周知,早期地理学研究内容主要偏重于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地理学,主要包括水文地貌、气候土壤、地域风情、疆域山川等方面的内容。在现代地理学研究内容中,以人地关系为主题。它着重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各种活动或者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形成现象的分布与变化。②人文地理学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其研究范畴更为深入详细;在分支学科中文化地理学与音乐联系最为密切。故此,针对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及研究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
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以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即人类文化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为主旨。③其研究内容主要有文化区域研究、文化源地传播研究、环境感知研究等。这文化地理学研究内容现已纳入音乐文化内容,对音乐文化起到辅助作用。扩散、迁移是文化与地理最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促进了对音乐传播、区域影响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
对于音乐地理学学科内涵,顾名思义是指针对音乐文化研究运用了地理学的学科理论、研究观念与方法的边缘交叉学科称为音乐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理论影响着音乐文化研究。因此,音乐地理学这一边缘学科研究课题内容已广泛涉及音乐风格、音乐传播、音乐文化区域、音乐的社会生活等众多方面。
二、音乐文化与地理环境
著名学者Parris曾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受到音乐的熏陶,虽然我们几乎常常忽视它的存在。音乐从家庭的音响设备里传出,在我们的汽车里飘荡。它出入银行、办公大楼、超级市场。电影和电视画面与音乐相配,才使得我们感受致深。工作时,音乐相伴相随;晨练时,音乐设定了节奏。是音乐催婴孩儿入眠,帮助人们做健美操。各种典礼仪式及宗教都离小开音乐。”从这段话中,我们可知:音乐无时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之内。它代表着地域风格,表达着地区风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中,都能身临其境在音乐之中。让音乐文化深深的嵌入地理环境之中。
1.音乐文化区划与地理环境
根据世界各民族音乐风格、地理风貌的差异,在王耀华先生编著的《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一书中,似可将世界民族音乐划分为九大区域。即:东亚音乐文化区、东南亚音乐文化区、南亚音乐文化区、西亚、北非音乐文化区、黑人非洲音乐文化区、欧洲音乐文化区、北美音乐文化区、拉丁美洲音乐文化区、大洋洲音乐文化区。用地理学科的角度分析,之所以将音乐文化区划分为九大区域,是因为这九大地区的地形、气候、水系、山脉都以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音乐文化。
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区划中,“汉族民歌色彩区”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根据苗晶、乔建中先生“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研究成果中大致将汉族民歌色彩区分为十一个区域。即:东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闽、台民歌近似色彩区、粤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汉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湘民歌近似色彩区、赣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客家民歌特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不仅以地理环境为依据,而且以文化背景、语言环境、民间习俗为依据。
综上所诉,我们即可总结出:地区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民间习俗与音乐文化风格、体裁形式存在着密切联系。音乐文化类型的划分与地理学描述的不同范围和不同地貌的自然地理环境划分是相互联系的。
2.音乐文化源地传播与地理环境
文化源地是指人类最早产生文化的发生地。文化传播是指将文化通过相关途径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关于音乐文化源地传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丝绸之路的音乐”。笔者认为,从地理环境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所涉及的路线比较通达,曾有海洋、绿洲、草原三条道路。从文化艺术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地区文化环境比较丰富,比如西域各国的音乐文化。
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发生于绿洲道路上。从这条道路上,使得西域各国音乐文化流入中国内地。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乐器(竖箜篌、琵琶、羯鼓等)、乐舞(天竺乐、安国乐、高昌乐等)与乐律理论等方面。④
音乐文化传播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靠传承、传播进行推广。地理环境既可以成为音乐文化传播的扩散途径,也可以成为音乐文化传播的天然阻碍。音乐文化的传播既能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加强地域音乐风格发展,还能缩小音乐文化的区域差异。
3.音乐体裁风格与地理环境
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由于受地形、地貌、气候的影响,结合音乐起源说中的劳动产生音乐的观点、方言语音等因素,所形成的音乐体裁风格各不相同。
“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就带有这些因素,举一些差异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东北部平原包括山东、东北三省及苏北、江苏徐州等地区。由于自然环境优越促使经济繁荣,从而音乐文化发达。民歌的体裁主要是小调、秧歌、劳动号子,音乐风格为五、六、七声调式。代表曲目:《沂蒙山小调》、《小白菜》等。西北部高原包括陕西、山西、青海东部、内蒙西部等地区。其地貌为沟、崎岖不平,音乐体裁为山歌,最为熟悉的代表是陕西信天游,曲调高亢,略带苍凉感。代表曲目:《走西口》、《三十里铺》等。江浙平原包括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及安徽等地区。其气候湿润,以平原和滨海为主,素有江南水乡之称。民歌体裁代表婉转秀丽的江南小调,风格偏为细腻、委婉。代表曲目:《茉莉花》、《紫竹调》等。粤包括广东大部分、广西南部及海南岛的部分地区。民歌在方言使用中为粤语。其特色民歌体裁为咸水歌,风格质朴带有抒情性。代表曲目:《怨爹娘》、《落水天》等。从上述例子更加充分了解到:音乐体裁风格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音乐体裁风格,两者息息相关。
三、结语
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音乐,将音乐文化区划p音乐文化源地传播p音乐体裁风格与地理环境相联系,即可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创造不同的音乐体裁风格。音乐不能够独立的存在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类整个历史的发展。自然地理学p文化地理学为音乐提供了物质精神基础,地理环境因素为音乐文化的展衍提供了必要条件。
音乐是文化范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特定产物。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具有内在的涵义。音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具有区域性特点,其特点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滋生和形成不同种族、地区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音乐文化形态描述及音乐文化区域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观点与地理学强调的区域观点是相通并互相借鉴p吸收。地理环境的研究对于音乐文化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音乐地理学的研究缩小音乐文化的区域差异,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p加强地域音乐风格发展。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4年版,第1页。
②李旭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人文地理学》
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③张文奎.《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④高兴.《音乐的多维视角》,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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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背景
文化旅游资源是作为文化旅游产生和发展的载体或依托物而提出并为人们所认识的。吴芙蓉(2005)认为,所谓文化旅游资源,是指客观地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或社会现象。而李氯(2008)认为文化旅游资源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的人文旅游资源,特从旅游行为出发,将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定义为:能体现出人类文化内涵并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被旅游业或其相关产业所利用,并开展各类文化旅游活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自然、社会、文化等客体。
综上所述,文化旅游资源可以界定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具有旅游吸引力并能够体现人类文化内涵的各种因素的总和。这个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具有旅游吸引力;二是这些各种吸引因素既包括己开发的又包括未开发的。经过开发而成为文化旅游的吸引物后,其内涵不仅仅是文化旅游产品。三是必须能够体现人类文化内涵。如果一项资源不能够从外在或内在形式上体现出某种文化内涵也就不能将其视为文化旅游资源。
吐鲁番地区位于南疆和北疆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四通八达。吐鲁番古称姑师,自两汉以来一直是我国西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明体系在此交汇,因此被誉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华夏灿烂文明进程的活化石、西域丝路精妙绝伦的博物馆、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欢乐园”,故城文化、西域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极地文化和名著名曲文化构成了吐鲁番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二、吐鲁番地区发展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
(一)地域文化优势
吐鲁番地区地域文化优势表现在特色鲜明、文化元素较多。民族特色表现在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喜欢戴花帽,有独特的民族服饰,且能歌善舞。文化元素表现在历史、艺术、宗教、建筑、风情、科学、生活等各个方面,这里是西域历史文化精髓的汇集之地,历代名人辈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与吐鲁番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传唱千年而不衰,为吐鲁番历史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环境增光添彩,同时也使地方传统民俗发扬光大。
(二)国内品牌优势
吐鲁番地区本身就是新疆重要的旅游品牌,由于其旅游开发较早,且其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具有众多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在海内外客源市场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吐鲁番地区还创立了“吐鲁番葡萄干”、“驼铃”牌葡萄酒,“火焰山”精品哈密瓜等著名的产品品牌。其在国内具有较强的品牌优势。
(三)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势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湖南对口援疆工作会议,为吐鲁番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湖南省每年将拿出一定数额的政府财政作为援建资金,为吐鲁番地区带来了大开发、大建设、大跨越的历史机遇。
国家能源战略的调整及国家“疆电东送”战略的实施,为吐鲁番地区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出路;“西气东输”二线建成,使吐鲁番地区成为油、气能源东输的承载地,有利于带动地方经济产业发展;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乌吐城际快速列车专线、连霍高速公路等区域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将极大地提升吐鲁番地区的对外交通条件,带动地方经济产业
发展。
三、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类型
(一)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也是中国丝绸之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这里自古就是歌舞之乡,据史料记载《高昌乐》是唐代的“十部乐”之一,著名的高昌乐舞曾风靡长安城,受其影响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歌舞艺术,吐鲁番纳兹库木、木卡姆、麦西来甫等都是了解维吾尔文化的重要窗口。吐鲁番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从最早的交河故城,到高昌故城、坎尔井、苏公塔、维吾尔古村落,遗存的古城、石窟寺、烽燧、墓葬、岩画等已发现的文化遗址200余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占新疆的近一半,居全国第九位。出土了从史前到近代的4万多件文物,出土文献中仅文字就达24种之多,是整个丝路沿线发现文字最多的地方。德国学者克林凯特惊叹道:“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多民族充分交汇和融合,在整个丝绸之路上,我们找不到哪一个地方,在文化面貌上象吐鲁番这样丰富多彩。”在新疆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汉到唐代,即丝绸之路昌盛的一千多年之间的文物,80%以上出自吐鲁番。
辖区内共有旅游景区15家(包括即将开业的艾丁湖景区),文物保护单位多达87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阿斯塔那古墓群、苏公塔、台藏塔、坎儿井等),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个(鲁克沁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1个(吐峪沟麻扎村)。自然景观主要有葡萄沟景区(5A级景区)、吐鲁番博物馆、海拔零点、坎儿井民俗园、坎儿井乐园、火焰山、沙漠植物园、艾丁湖景区、旅游文化广场、葡萄泉广场、葡萄步行街等。人文景观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阿斯塔那古墓群、苏公塔、坎儿井、沙漠植物园、台藏塔、“U形”风貌带、车师贵族墓葬群、雅尔湖古墓群、古烽火台遗址、胜金口千佛洞、栓马桩、雅尔湖千佛洞、五道林、海拔零点、西州天圣园、吐鲁番博物馆、葡萄街、高昌公园、葡萄干晾房、喀孜哈纳清真寺、沙疗医院、吐鲁番巴士、老城农贸市
场等。
2012年,吐鲁番市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449.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6%,其中:国内游客440.5万人次,增长12.5%;国际游客9.4万人次,下降0.7%。全年实现旅游收入9.4亿元,比上年增长10%。吐鲁番地区发展文化旅游资源有很大的
潜力。
(二)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调查与分类
结合吐鲁番地区的实际,根据确定的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对吐鲁番地区境内赋存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表1)。由表1可以看出,吐鲁番地区境内主要包括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居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文化旅游资源等6个主要类型,初步统计共91个旅游资源单体,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未被开发的文化资源暂未被统计在内。其中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资源占主要组成部分,共35个,占总数的(38.46%),其余依次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27个(29.68%),民居文化旅游资源19个(20.88%),宗教文化旅游资源5个(5.49%),农耕文化旅游资源5个(5.49%)。
(三)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评价
1.评价指标
根据借鉴性、可行性、全面性、层次性、主导性的原则,综合参考有关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文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GB/TI8972一2003),基于AHP法(层次分析法)初步确定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专家征询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和完善,最终确定的文化旅游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层次14个指标。
然后对吐鲁番地区旅游资源单体进行评价赋分。该体系采用资源价值、资源影响力、环境状况、旅游开发条件4个方面对乡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下分“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珍惜或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或使用范围”以及“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等8个评价因子,各因子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值,总分为100分。在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按照上述各因子的权重,分别分四级对各旅游资源单体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一2003)中规定的旅游资源单体等级划分标准进行分等定级。
2.评价结果
根据资源普查分类情况,吐鲁番地区境内旅游资源共包括8个主类,23个亚类,80个基本类型,共122个旅游资源单体,其中自然单体31个,人文单体91个,从评价结果来看,吐鲁番地区拥有四级旅游资源27个,三级旅游资源35个,二级旅游资源30个,一级旅游资源25个,未获等级资源5个,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共30个,二级以上旅游资源单体共55个。独特的人文环境和深厚的历史底蕴给吐鲁番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根据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调查情况,并采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中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对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单体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统计,吐鲁番地区拥有四级文化旅游资源17个,三级文化旅游资源30个,二级文化旅游资源21个,一级文化旅游资源21个,未获等级文化旅游资源2个。
四、相关建议
吐鲁番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呈现出表面繁荣的现象,虽然历史文化、景观资源特色突出,知名度高、品牌好;但是城市旅游精品景区缺乏,文化产业发展不足,旅游对其它行业带动
较弱。
吐鲁番作为全疆旅游布局中的关键节点,以建设“新疆大客厅”为指导,为了打造成为国际旅游名城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需加大景点建设和旅游产品开发力度,打造独具吐鲁番特色的文化旅游业,把吐鲁番地区发展为国内、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在文化产业方面,要重点发展历史文化、多民族文化博览、民族歌舞大型文艺汇演、葡萄文化、地方特色饮食服饰文化、地方居民生活习俗文化、手工艺文化等产业。借助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河物流港的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带动第三产业全面快速发展,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突出地区的历史文化、产业、民族、地域特色,发挥城镇特色和区域特色所带的差异化竞争力,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各类特色资源,实施特色引领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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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底,看到一个落地大玻璃的房间。那就是了。”尔冬强在电话中给我引路。
找到了,透过树木与玻璃,我看到他一个人站在书桌前向我招手,因为是雨天,屋子里撒满了暖黄色的柔和灯光。
刚从澳洲回来的尔冬强,身着白色衬衣,灰黑色的夹克,神清气爽,毫无倦意。“欢迎,欢迎,你是第一个来我新工作室的记者。”
尔冬强艺术中心刚从泰康路迁来不久,外面的展厅里还堆放着尚未整理好的展品,但里面的工作室已布置妥当,白底灰色花纹的地毯,雅致的桌椅,一楼和二楼满目的书籍,以及点缀其间的绿色植物,充满了古典怀旧的色彩与浓郁的书香气,咋一看,让人以为是新的汉源书屋,让人艳羡,只是我的心头还是有些小小的怀念,记得在泰康路上的艺术中心,曾在进门旁的小会客室,在二楼的工作室,抑或是在一旁一家西式餐厅二楼吃着午餐晒着太阳,与尔冬强聊天,那样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
“遗憾吗,搬出泰康路?”我问道,在这个有些偏远而冷清的园区,估计短时间内很少会有公众来参观。尔冬强表示,现在的空间其实相当于一个纯粹办公的、做学术活动的场所,可以静下心来做点事情。
在过去的30年里,尔冬强的工作室经历了四次搬迁,和前几次一样尔冬强选择了优雅地离开。在正式搬家的前一天,尔冬强组织了一场24小时的诗歌马拉松朗诵会,以此作为告别,好多诗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尔冬强意味深长地说道 :“什么都可以消失,但诗要留下泰康路这个地方,应该要有诗意。”
口述史:记录人们脑海深处的城市记忆
在国内外,尔冬强的名望越来越大,然而在上海,他的“地盘”却越来越少。半年前就书店的话题,采访过尔冬强,他曾很感性地对我说:“倘若有一天我老了,走不动了,我就呆在汉源书屋,朋友们,像你过来看我,我们可以聊一个下午,那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如今由于高昂的成本,汉源书屋恐怕“迟早要关门”。不过,这种文化被逐渐边缘化的忧伤却从来没有钳制住尔冬强的激情,物理空间无法限制他的思想的延展。这一点,在创作中,尔冬强也是深有感悟。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在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发展中,尔冬强心急如焚地对中国传统文化遗存进行拍摄,对中国近代历史老房子的视觉文献进行梳理,却发现总也赶不上拆房子的速度,面对城市日新月异的物理变化,他感觉已无法拼贴出有关这座城市的视觉记忆,于是他拓展新的课题,用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下人们脑海深处的城市记忆。
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画报社当记者和编辑时,尔冬强和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合作拍摄过一本大型画册《江南古镇》,当时的工作在江苏和浙江等一些未经开发的古镇里展开,上海的一批古镇如朱家角等并不包含在内,“我一直想补上这一课,这一等等了二十年,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朱家角的老味道一天天在消失,古镇原来可以触摸的生活没有了。”当客观写实的镜头已经无法追随那些已经逝去的景象时,尔冬强选择了另一个路径:他在放生桥边开了一年的茶馆,把三百六十行的人都请来,采访了150位老人,记录下古镇老人们记忆深处的历史痕迹,那些快被湮灭的老上海人的传统生活,最后做成了一本书:《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之后他又完成了比茶客启动更早的一本书叫《尔冬强和86位上海美国学校的师生》,摘录下过去150年里一些活跃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生命片段。
“这个地方在金门,3月我就会过去工作。”尔冬强拿出了一张打印的图给我看,上面是一座废弃的碉堡,尔冬强受当地邀请在那里继续一个新题目《尔冬强与108个台湾老兵》,之前他已自费去采访过桃园的老兵。
在石龙路上的新工作室里,设有一个录音棚,尔冬强还有一些项目:民国名人堂,寻找沪江大学、光华大学、震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等等。“我们的国家在1949年后能正常运转,这批旧时代培养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之前我们没有好好关注他们。”
“尔冬强的生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摄影家的能量原来可以穿透历史的尘封,辐射到记忆最幽暗最柔软的深处。这样的摄影生涯注定要超越摄影,因为它不是关乎正确的曝光和精准的捕捉,而是关乎观看的意志和心灵。”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这样评价尔冬强的工作。
自由精神与生存之道
《ART DECO上海装饰艺术派》一书中,尔冬强用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所酷爱的ART DECO艺术,从摩登的建筑到优雅的家具和器物,扑捉着那些美丽的ART DECO细节。
同时,这种精致与品位也渗透到尔冬强的生活中:过耳的飘逸的头发,各式很FASHION的帽子,或一身黑衣或白色衬衣加一条黑色的围巾……尔冬强的形象,如同他的作品,都打着鲜明的“尔冬强”标志:《尔冬强鸟瞰上海》《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尔冬强和86位上海美国学校的师生》……除了书、展览外,就连演讲的PPT上,也赫然写着“尔冬强与上海经典建筑三十年”。
“这样凸显自己,不会显得很高调吗?”我很直接地问道。
“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这种手法很常见,比如:刘小东在和田。我虽然在做很传统的事情,但是有当代艺术的思想在里面。”
事实上,作为中国最早具有独立意识的摄影家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崇尚自由个性的尔冬强抛弃了“单位”这个铁饭碗后,他的一言一行就注定是另类的。辞职后,尔冬强的足迹开始遍及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地,独立拍摄、独立思考,撰写风格独特的文稿,并提出了“视觉文献”的新概念。
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尔冬强想出书,但当时国内没有出版社敢冒风险,他就在香港注册了私人出版社――Old China Hand Press(中国通出版社)。当年,没有机构愿给一个体制外的艺术家做个展,他就自己创了一个地方:尔冬强艺术中心,并搞了很多的艺术沙龙,“长年在外旅行,时常不在上海,回来后就想见朋友,一个个见面没时间,就搞聚会。”因为做过记者,他的人缘很广,而且都是厉害的角色,当时就有人调侃道,你搞聚会,就像开个小型文代会。1990年,尔冬强还在上海绍兴路开了一家书店――汉源书屋,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通。
近些年,他还出现在时尚圈,出现在一些著名品牌的颁奖典礼上,出场费不低。
“为何热衷于时尚?”我问他。
“这是我的生存之道。”尔冬强坦率地回答道,“但我只跟与我有关的大品牌合作,比如汽车,因为我要自驾走丝绸之路,接下来我会跟奔驰合作,但我会淡化这部分。又如,我会接受一些房地产商的赞助,因为我拍了一辈子的房子,一些赞助商也挺好,只要求在书上放一个小小的LOGO。”
很多人羡慕尔冬强,今天在书中翻到有意思的地方,明天就能打“飞的”过去,但理想主义情怀背后必须有现实主义的手段作为铺垫。“我的处事方式是,花最少的时间挣钱,然后大部分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地方挣钱,有些地方才敢花钱,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亏本的。”
没有一官半职,但江湖地位摆在那里,西方的品牌知道尔冬强的价值,当然尔冬强更知道保护自己的价值。
在不少人眼里,独立就是与体制“拜拜”,事实上远没有那么简单,还需要摆脱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我小众化,还需要具备能单打独斗的极强的生存能力并有足够的“内力”彰显自我、表达自我。社会要发展,需要和谐的大合唱,也需要新颖个性的独唱。所以,除了尔冬强的作品,他个人所走的自由创新的道路也是值得研究借鉴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过完年我就去斯里兰卡,工作8天,拍摄佛教的历史遗存。3月初我会去金门,3月底,从上海开车走丝绸之路到喀什,5月份,我会从上海一直开车到汉堡,这是尔冬强丝绸之路万里奔驰计划中的一项内容,开2个月。”说着,尔冬强拿出了一迭厚厚的纸,给我看计划好的每天的日程。我不由暗自庆幸在他刚回上海时,在春节前就逮住了他进行采访。
一年中,内心向往旷野的尔冬强有大半部分时间行走在路上,他反复深入世界各地采访拍摄,他参与了“玄奘之路”、中美蒙联合考察等项目,进行各种田野考察。2000年时,尔冬强对媒体宣布,有一个“丝绸之路”计划15年,当时很多人还笑话他,转眼就过去13年,尔冬强坚持了下来,一直在积累中。很多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真正肯花一生来研究的人寥若晨星。尔冬强是其中一个。一旦有了兴趣,他会一个猛子扎下去,一扎就是一二十年。很少有人能有这样强悍的意志、惊人的耐力以及不顾危险的投入与不厌琐碎的执着――
为了梳理上海的历史建筑,每一条马路、每一个弄堂、每一幢老房子,他都绝不遗漏地拍下来。
为做口述史,尔冬强特意建立了茶馆,在市区和郊区各建了一个上海美国学校专题工作室,他四处捡拾历史的碎片,从旧书店、拍卖行、尘封的图书仓库里翻寻被人遗忘的图文档案。
为了弥补平面观看的不足,尔冬强从空中进行航拍上海。在航拍时,为了使得镜头中的图像更加精准传神,尔冬强会不顾一切地探出身子到机舱外,仅靠一根保险绳带拴住自己,听凭狂风割痛自己的脸颊。
在进行晓行夜宿的田野考察时,进入人迹罕至的无人区,睡在简陋的帐篷里,“会不会感到孤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我很好奇地抛出了疑问,可是正在用IPAD翻着以前照片的尔冬强似乎没有听到我的疑问,他一下子沉浸在他的世界里,给我介绍他所走过的路。很多照片单独看平淡无奇,但是一成系列,或者一经横向或纵向的对比,就显示出了特别的意义。尔冬强温和的眼神背后透着一股特别的敏锐与犀利,往往能在纷繁中捕捉到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
“这是斯坦因拍的米兰,这是我拍的,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变化。” 国内很多人把斯坦因定为殖民主义者,但尔冬强却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看到了斯坦因的闪光处:探险家和学者,他曾经三次造访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将所有关于斯坦因的图片及文字资料都记录下来,再顺着斯坦因走过的路,逐一回访,并比照着拍摄了大量图片。
“这张是新疆的喀什,这张是伊朗拜火教村庄,你看照片里窗、服装的纹样都是一样的,虽然这两个地方相差几千公里,说明两地文化艺术的相互影响,这样的照片对比,具有文化价值。”
“这是刚在墨尔本拍的。这次去墨尔本蛮有收获的,那边很多老房子也要拆,但它们保留了临街面的老房子,里面是新的,当然要花很大的代价。推倒重来是图一时的快,整个城市都是崭新的,就像我们看浦东,但是三十年以后,整个浦东会整体性陈旧,就像服装一样,式样都过时了,没有丰富性,只是一个时期的审美和建筑材料。但你去看墨尔本,它就不一样,有新的建筑也有百年老店,它是有层次性的。”
尔冬强被国内外称为“学者型摄影家”。在他身上,学者的冷静、专研与摄影家的行动力结合在一起,他完全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他能拍摄出一般摄影师所无法企及的超越美感、富有历史厚感与思想质感的照片,所以他能亲历现场寻找到一辈子都在书斋里的专家所无法探知的秘密,“因为是视觉文献,我必须到现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观点、看法。”尔冬强喜欢自驾,“沿路可以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物,这很重要,开的过程中,发现有个地方在计划之外却特别得好,下次我就会专门飞过去研究。” 拍完回来,尔冬强会把照片刻成光盘无偿提供给其他研究者。
在新工作室的入口,贴着邱志杰教授画的一张图,上面用描绘地图的方式标示了尔冬强所做的研究,密密麻麻,涉及到上海史、中国近代史、西域史、欧亚草原史和南洋史等摄影考察和学术研究,总体而言,就是“中外关系史”。尔冬强喜欢历史,他是一个在时间河流里逆流而上的探险者,在对历史场景和时代巨变的视觉拯救中探究现在与未来。“我也有紧迫感,每天锻炼身体维持一种良好的工作状态,行走中把工作串起来。”
关键词:精微绣;游于艺;工于技;精于术
1 引言――高冷的无锡精微绣
熟悉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的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刺绣,古时叫“针绣”,最早可见诸《尚书》中的“衣画而裳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之句以及《诗经》中“素衣朱绣”、“衮衣绣裳”等描绘。其后,《晏子春秋・谏下十五》也有“公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王采具焉”的句子。刺绣是画缋的姊妹艺术,《周礼・考工记》便将刺绣隶列在绘画之内,认为“五彩备,谓之绣”而首肯刺绣的艺术地位。《礼记・月令篇》中也有“文绣有恒制有大小”的言论,“文”同“纹”,指画,中国古代祭祀的礼服上衣是画的,下裳是绣的,印证了刺绣艺术的存在。总之一句话,刺绣发源很早,古已有之。我国第一个见诸史籍的刺绣名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赵夫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曰:“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孙权尝叹魏、蜀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无锡地处当时的吴国,是后来形成的苏绣的起源地之一。
无锡地方的传统手工刺绣简称“锡绣”,隶属于“苏绣”的范畴,是苏绣的一个重要分支。史志最早记载锡绣出现于明代中期,当时盛行的为十字挑花绣和堆纱绣,据《金匮县志》记载,“堆纱绣”曾作为入朝贡品:“堆沙刺绣兹明尤仲骥妻子余氏所制。早寡保孤、创制堆刺纱绣,此业自给、巧夺天工,曾以充贡,邑人咸仿其法。”可见当时无锡一带的绣技盛况。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刺绣工艺家丁佩曾经寄居于无锡,其著有中国刺绣艺术史上第一部专著《绣谱》,大大推动了无锡刺绣艺术的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妇女从事刺绣的很多,城区和许多乡镇都设有绣花会之类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采取定样分派的办法,让妇女们在家中完成刺绣产品。这个时期,一些有思想的绣娘在刺绣技法上进行了探索,开创了许多种针法。此时的绣品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如被面、枕套、帐帘等,大都为少女出嫁时的陪嫁品。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锡绣都处于民间的家庭手工状态。1959年,无锡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锡绣研究组系统整理了锡绣的百余种传统针法,于1981年创制出“精微绣”这种精致微小的双面刺绣,从此提升了锡绣的艺术价值,奠定了锡绣的艺术地位。
精微绣是根据唐代苏鹗的笔记小说集《杜阳杂编》中文字记载的启发,经过反复研究、探索、试制发展而形成的。文中曰:“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线细长也。称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后汉卢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帝师,因号为帝师也。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现在精微绣已作为无锡的特色刺绣扬名海内外。
无锡精微绣主要表现为幅面微小、构思巧妙、绣技精湛、针法细腻等特点。作品往往在很小的画面内,精心构思文字和图案,并用双面刺绣的技法精工绣制而成。精微绣笔画细若蝇毫的文字秀丽清新,寸人豆马的图画形神兼备,作品借助于放大镜更能够感受到其精湛程度。自其诞生之日起,无锡精微绣屡屡在国内外展览中斩获大奖。
如今,苏绣已经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产业,不仅是饰品、服装,就连室内装饰艺术品都开始走向千家万户,而作为其分支的无锡精微绣却显得十分高冷,根源就在于它无法降低身段去迎合市场。一幅精微绣作品动辄就要花费一两年以上才能完成,可见其精细程度,这种技术含量真的无法用金钱去衡量。可以说,学习无锡精微绣三年未必能够出师,十年未必能够成才。
2 “游于艺”――从《阿房宫》看无锡精微绣的艺术魅力
刺绣的魂在于精、细、美,无锡精微绣则体现了刺绣艺术的极致,其技术含量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在用针、用料、用线、用色上更加讲究,在细部处理上为了使得作品神情毕现、惟妙惟肖,有时需要将一根丝线劈成七十甚至八十分之一。精微绣作品费力耗时,一件作品往往需要绣上数月,甚至数年,如无锡精微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赵红育的《阿房宫》绣了一年多的时间;蝉联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金奖的锡绣艺术大师吴鸣文的《击鞠图》绣了近三年,《韩熙载夜宴图》(全长320厘米、高24厘米)则是她绣了五年才完成的一幅作品。
《庄子.养生主》有云:“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概括为“游刃有余”,比喻为“技术熟练,经验丰富,解决问题毫不费力”。把这个成语用在无锡精微绣艺术上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可以从赵红育的作品《阿房宫》上来验证。这幅作品画面尺寸仅有38厘米×16厘米,是一幅双面精微绣作品。作品的画面内容丰富,不仅反映了秦朝统一天下后营造出的规模宏大、覆盖百里的巨大建筑群-阿房宫景象,而且描绘了秦王登台祭天时瑞鹤呈祥的美景。护卫侍从、大臣、宫女等一应俱全。这些景色与人物在画面中均被刻画的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在绣制作品过程中,作者特别注重画面色彩的处理,为了表现出作品的历史感,特意将底料染成仿古色,使之与画面题材内容统一和谐,这样整幅作品显得十分古朴典雅。同时,作者特别注意画面前后层次、虚实关系的处理,在小小的画面中绣出了亭台楼阁的立体感、纵深感以及远近层次感,使画面有一种连绵不断、无限延伸的感觉。更为精妙的是,在作品中绣有1厘米大小的人物五十二个,且人物的色彩丰富、姿态各异、生动传神。在绣制远景和人物时用线最细处,将一根丝线劈成了七十多份,尽显作者高超的绣技和刺绣艺术的魅力。
《阿房宫》这幅作品曾获得了中国吴文化节金奖,作品不仅显现了作者的刺绣功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于精微绣的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实际上这一切要归功于作者对于艺术的领悟,赵红育曾说:“如果只是停留于绣法和技巧,《阿房宫》不可能有这种层次感和辉煌感。”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她初学锡绣时就开始学习绘画,工笔画、油画、水粉画等都有涉猎,尤其是在隶属于工笔画的基础――白描上下足了功夫。在绣制《阿房宫》之前,为了能够绣出作品的深度,她专门用心地阅读了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研习过清代画家袁耀绘制的《阿房宫图》,之后才开始进行图纸的设计,刺下了第一针。这种对文学、对艺术的追求与尊重是其作品成功的前提。
众所周知,阿房宫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于渭河南修建的豪华宫殿。杜牧在《阿房宫赋》开头一段就描绘了阿房宫建筑的宏伟壮丽:“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镅桑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语言既简练又形象,把阿房宫的特征刻画的准确生动。这些语句在作者的针下出现必须经历反复多次的草图,然后形成正稿,再被转移成为刺绣的绣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艺术珍品,蕴藏了作者对艺术的深切感悟以及对精微绣技法的娴熟。
3 “工于技”――从《丝绸之路》阅读无锡精微绣的高超技艺
《说文》曰:“技,巧也,从手,支声。”“技”是用来进行艺术创作的手段, 侧重于生活中实用的技艺、技巧。先秦思想家庄子在《天地》中云:“能有所艺者,技也。”意思是“能够让能力和才干充分发挥的就是各种技巧”。庄子对于技艺的描述有其独特的一面,除被人们所广知的“庖丁解牛”(《养生主》)外,还有“轮扁斫轮”(《天道》)、“大马捶钩”(《知北游》)等。《庄子》所记述的技艺人物,如“庖丁”“匠石”“轮扁”等,他们高超的技艺也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无锡精微绣也是高超技艺的体现。这一点从精微绣作品中就可以管窥,例如赵红育获得第五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金奖的作品《丝绸之路》,这件作品卷幅微小,画面尺寸仅有38厘米×18厘米,但却精细地绣出了一支古代丝绸商旅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该作品采用了双面精微绣技法,画面绣有24个人物、21匹骆驼、5头毛驴、4匹马、3条猎犬,使用了上百种颜色的丝线。画中的人物神态各异:有的人手执马鞭,有的人怀抱琵琶;有口衔长号的乐工,也有肩披哨马的商贾,骆驼与马匹的布局错落有致,犬只则穿行于行进的队伍之间,再现了数千年前中国丝绸之路上繁华的景象。在这幅作品中,作者为了表现不同物体的质感,巧妙地运用了刺绣的各种针法来进行表现,如:运用乱针绣法绣出了骆驼毛皮厚实凝重的感觉;用平绣的针法绣出了丝绸绢缎润泽的质感。精微绣作品《丝绸之路》中的人物十分微小,人物的头部基本上如绿豆大小,有的比芝麻粒还小,为了使得人物面部能够生动传神,作者把一根丝线劈成了1/60-1/70来进行绣制,丝线越细,做工就越复杂,画面也就越精致。劈线也是技法技巧。当然,精微绣并不是都用细线,而是要根据画面元素的情况而定,比如画面中的骆驼、马匹等用细线就不恰当,就会缺乏毛发的柔软与厚重质感。因此,线的粗细运用依赖于刺绣人的经验积累。
无锡精微绣艺术最难把握的是“开脸”,“开脸”就是指绣五官。五官的位置、比例与神情都要准确地绣出来,粉白的脸庞不能用笔打底稿,眉毛、眼睛、鼻子在哪里绣怎么绣全凭感觉,而且还要考虑到画面反面的效果。《丝绸之路》作品中的人物之所以须眉毕现、神采飞扬,这是作者拥有熟练与高超技艺的体现。作品中的人物、骆驼以及马匹等每一个姿态与表现都不一样,这是作者的功力所在,就像王羲之书法《兰亭序》中的“之”字,每一个“之”字都不会与其他的一样书写。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丝绸之路》作品中每一只骆驼的眼睛也是不同的。就连作品中的题跋作者也没有含糊。这款题跋共有194个字,笔画细若纹毫,但作者却能够把每一个字表现地点画分明、字字清晰,从而使得作品的整体性与艺术性都得到了发挥到了极致。
4 “精于术”――从《古运河梁溪风情图》分析无锡精微绣的绣制策略
“术者,策也”。无锡精微绣绣制的策略有很多,首先是创稿。创稿也就是设计画样。一般来讲,画样可以直接选用名家画稿,也可以自己构思描绘。创稿对于精微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稿子的优劣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绣稿一般虽来源于书画,却又不同于书画,书画是二维的,精微绣却要考虑图画中套针、施针、流水路等技法的选用。一幅优秀精微绣作品的前提首先需要创作者具有一定的天分与艺术修养。精微绣传承人赵红育说:“学刺绣很简单,天分很重要但也很难培养,因为师傅教的是技巧,而绣品的好坏,靠的是个人的艺术修为。一个充满感情的作品,它有丰富的结构层次和情感层次,它是可以在绸布上跃动的。”“刺绣,绣几针比较简单,你要绣好的话,你的美术修养要提高,只有美术修养提高以后,你绣出来的东西就完全跟人家不一样!”精微绣《古运河梁溪风情图》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代表性作品,从作品所呈现的面貌可以看出作品的创稿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众所周知,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运河两岸的一些文化古迹、民风民俗也在逐渐地变化与消失,作者希望通过精微绣作品把无锡古运河的风貌保留下来。
精微绣《古运河梁溪风情图》是无锡著名书画家金家翔绘制的作品,用头发丝作为绣线绣制。其完成于1993年11月22日,由无锡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制作完成。画面尺寸为1150厘米×25厘米,耗费了作者8000多个工时,采用了3000克20多种不同颜色的头发精制而成。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清末民初无锡古运河段的盛况,画面中包含“三里桥米市”“北塘街市”“黄埠墩龙舟竞渡”“崇安寺皇厅”“惠山寺庙会”“太湖宝界桥”“清名桥节场”等无锡众多特色景点与民俗风俗活动。
众所周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的一大人造奇观,已有2500多年历史。无锡是唯一一个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横贯于无锡市区的古运河河段最具江南水乡风情,两侧的建筑、街道、风景具有典型的无锡风俗特征。如今,这条运河虽然已经不再如往昔般辉煌,但每天依然可见来来往往的货船。它见证了无锡三千年的风雨与古朴醇厚的民风民俗,承载着无锡璀璨的地方文化与运河文化。《古运河梁溪风情图》画面共有1800多个人物、1200余间房屋、桥梁20余座、船只280多艘。作者将水面、建筑、桥梁、舟车等有机地组织到一幅长卷中,再现了古运河无锡段的繁盛景象,作品磅礴大气又不失秀丽古雅,体现了作者对于艺术的驾轻就熟。从构图来看,《古运河梁溪风情图》画面饱满,疏密对比恰到好处,图与地的布局合理,使得画面看起来非常优美。更难能可贵的是图中的近2000个人物每一个都不重复,这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作品创作的严谨态度。这么多的人物每一个都仅有大约一厘米高,要展现每个人物的动态与表情是十分花费精力的,单从设计图稿上讲,就需要作者进行无数次的构思、修改。这种对于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是作品成功的起点。
实际上,无锡精微绣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十分重要的。勾稿、选底料、勾绷、配线、刺绣以及装裱等都需要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甚至创作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时还需要对相关文献、古画作等进行仔细阅读与研磨。
刺绣的核心是针法的运用,针法就是针与线的运用技巧。精微绣的针法就有近百种,一幅好的作品需要作者能够熟练地根据作品的题材与内容选用合适的针法,这样才能使作品呈现出绣面平服、丝缕合理、设色精妙、光彩射目等特征。齐针是刺绣中最基本的针法,也是精微绣最传统的一种针法,可以作为练习基本功使用,其他针法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化得来的。20世纪30年代丹阳正则女校的老师杨守玉受到西洋素描画法的启示创立了乱针绣,从而开创出一(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个新领域,使得刺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在《古运河梁溪风情图》作品中,作者使用了不同色彩的头发,采用了散点针、滚针、缠针、虚实针、套针、接针、铺针等多种针法进行绣制,完美地绣出了不同物品的质感与色泽,也绣出了远近物体的虚实层次,多样的绣法与多变的针法使得作品呈现出优美的意境与神韵。
5 结语
无锡精微绣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获得了世人的尊重与认可。精微绣是美丽的,其有着画幅微小、艺术精湛的特征,具有难以想象的精细度,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对艺术的要求也非常之高。尤其是在当下,精微绣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其实用功能已经逐渐消退,艺术功能却越来越被强化。因此,精微绣艺人不仅需要高超的刺绣技术,还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精湛的绣制策略,这样才能使得寸马豆人的刺绣作品达到笔意自然、色彩丰富、神采飞扬的艺术表现效果。精微绣以线为墨、以针为笔,刻画入微、形神兼备,在丝绸材质上书写着光辉,散尽了世间美丽。赵红育、吴鸣文等是精微绣的坚守者,她们不仅自己毕生为此奉献,而且努力为精微绣的传承做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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