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未来5年人力需求呈增长态势

在 2008年全国高考发榜之际，国内教育专业研究机构盈速教育网了国内学科专业未来就业指数（2008年度）。本次的数据显示，多个学科专业的指数出现升降变化，指数按高低排序前面五个学科专业分别是：能源科学，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安全科学技术，中医学与中药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排位靠后的依然是基础学科专业。

学科专业未来就业指数是盈速教育网独家研究推出的就业趋势预测指标。简单来说就是相关学科专业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的就业趋势指标，指数测算的主要思路和参考依据，是以国家未来三至五年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为主线，通过对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的研究，并结合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社会用人供求最新动态、学科专业的共通性、行业边际效益等可能影响未来就业的各项因素，在适当的量化后，根据各项因素对未来就业供求的影响程度，分别以不同的权重，列入测算公式，最终计算出结果（见附表）。

从对有关数据分析看，指数的范围从 -1到1，指数为零表示未来几年该学科专业供求平衡，小于零表示供过于求，大于零表示供不应求，指数数值越高，表示需求越大而供应不足。

根据权威统计数据，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3% 。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预计今后几年内，每年的总数还将以 5%左右的速度递增。

与上一次（2006年第二季度）测算结果相比，指数产生变化的有 11个学科（专业），其中 6个学科（专业）指数出现递增， 5个学科（专业）指数出现递减，这种上下变化，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国内正在经历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能源科学、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是未来需求一直保持增长的学科，而数字时代的来临，使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也保持在少数派的未来热门学科中。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教育部近来新批准试点的新学科专业不一定是未来需求的热门，例如“应急管理 ”专业，目前还只是定向培养，少量试点，“新”并不代表需求量大。

盈速教育网自从 2005年 9月以来，已经先后五次测算并修订、公布了“学科专业未来就业指数 ”。 2007年度的指数原于当年底测算完毕，但因有关法规的颁布实施对未来就业趋势影响较大，相关测算的指标公式需要重新评估调整，因而暂停公布。本次 2008年度的测算结果，已经考虑了相关法规实施的影响因素。

据悉，鉴于教育部二级学科专业（方向）每年均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且具体专业相关统计数据较缺乏，为此，盈速教育网课题组采纳了专家意见，从 2008年起仅测算、公布一级学科，不再公布具体的二级学科专业 (方向 )的指数。

教育部新试点尚未正式列入国标的部分新增学科专业本次也未列入测算范围。

盈速教育网邀请了经济、教育、管理等各行业的专家，对今年以来国内发生的重大灾害、股市房市大起大落的影响和未来就业趋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评估，专家得出结论是：地震、股灾对未来几年的就业趋势影响有限。

第2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物价指数 CPI 传导机制

一、引言

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来看,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政府对价格管制的放松,价格水平的波动也逐渐加大。从1979年后,我国先后发生过四轮较大的价格指数上涨,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8~1989年、1994年。从1998年起,连续5年又经历了通货紧缩。我国价格水平的变化其实折射出了近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所经历的许多调整与变革,1997年之后的价格变化还受到国外因素变化的影响。总而言之,在物价水平出现波动时,如何恰当并熟练的掌握与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至关重要。

二、物价指数CPI的结构性探究

(一)CPI指标体系的构成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性上升的一种经济现象,CPI的高低可以在一定水平上说明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目前,我国的CPI指标体系主要由类产品构成,其权重如表1所示:

(二)CPI指标体系的缺陷性

1、食品类权重过高

在目前的CPI指数权重体系中,食品占34%的权重被认为过高。以美国为例,其食品类及能源类所占权重仅有18.6%,而中国这两类消费品所占权重达40%。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测算,在当前的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而猪肉又是食品分类中最重要的子项目,约占CPI整体9%的权重,这也被认为是猪肉价格对CPI影响过大,公众感觉到的则是,2007年物价上涨被戏称为一只猪引发的通胀。

由于食品在CPI中权重过大,造成食品价格的波动对CPI拉动作用明显。以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物价上涨时的数据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前7个月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原因是食品价格上涨较多,涨幅达8.6%,拉动CPI上涨2.8%,特别是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4.2%。

2、居住类权重过低

中国的居住类消费,在CPI体系中不仅其权重低,而且其基数十分的低。数据显示,美国2006年居住类所占权重是42.1%,而中国目前大致13%左右,同时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这个数字每年增长幅度不小(年均增长超过了5%),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太低,居住类消费不管如何增长都十分有限。

目前我国CPI指数中的居住类消费指标,根本就没有反映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及消费模式的变化。虽然CPI的统计中已包含居住价格这一项,如建筑和装修材料、房租、水电费等等,然而房贷利率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由于房贷利率与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向波动的,两者共同决定的房贷支付金额才是真正的居住费用。

三、物价指数CPI的动态传导机制

1.动态传导机制探究

物价指数CPI的传导机制可简单的拆分为三条路径,分别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传导、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传导与结构型通货膨胀传导,以下便是三条路径的具体传导过程示意图:

①输入型通胀传导路径

这种传导路径主要是通过输入型通胀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和影响而发生作用。近几年来,国际市场上原油、粮食、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攀升,而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国内成品油、食用植物油、化肥、钢材等涨价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影响,输入型通胀的特征明显。国际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与国内CPI呈现正向推动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输入型通胀越明显,则国内CPI涨幅也越明显。

②投资需求拉动传导路径

这种传导路径主要是由于旺盛的投资需求推动而发生作用。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虽然遭遇了08年的金融海啸,但政府4万亿的财政政策投资仍然保持了社会总投资的连续性。旺盛的投资需求推动国内投资品价格和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并逐步传导至CPI,推高CPI指标数值。

③结构型上涨因素传导路径

这种传导路径主要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而带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2007年CPI走高开始于年初粮食和食用植物油涨价,加速于5月份猪肉价格突发性上涨,全年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达12.3%,影响CPI上升4.1个百分点。2008年一季度CPI同比上涨8%,增幅同比高出5.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1.4%。4月和5月CPI同比分别上涨8.5%和7.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2.1%和19.9%,仍然是主要因素。因此,不论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看,还是从农产品供求规律看,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必然的。

2.宏观数据指标传导机制

①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价格,由于受到国际宏观形势的影响,人民币供求的不稳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反映在国内CPI指数上。当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时,一方面抑制国内出口,另一方面,又导致国际上大宗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进一步的带动国内产品成本上升,推高价格,最终推高CPI指数。

②人民币利率

央行实行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是以改变利率这一中间变量对社会总需求产生影响,从而调控经济的目的,因此,利率的浮动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尤为重要。当央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降低贴现率或者降低准备金率等手段,从而降低利率。利率的降低又刺激社会总需求,投资增加,由CPI指数传导机制可知,此时,CPI将呈现相对上升的趋势。与此相反,当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CPI指数将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

五、主要结论

本文从物价指数CPI的结构组成探究入手,并深入分析影响CPI动态变动的影响因素,以达到CPI指数动传导机制探究的研究目的。根据以上研究,本文给出以下几点结论:

1.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我国总体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但我国现阶段的CPI指标体系也存在一些未能与时俱进的缺陷,例如食品所占权重过高,住房类所占权重过小等。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改进现有的CPI指标体系,并使之更具代表性。

2.CPI指数的持续性上涨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分别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结构性通货膨胀。与此同时,CPI指数的变动情况可适当参考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数据,例如汇率、利率和M1、M2值的变动情况等。

参考文献:

[1]赵英军.《西方经济学》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6.

[2]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5]林兆木.《确判断物价上涨和宏观经济走势》 《政策望》2008年 第08期.

[6]魏娜.《从当前物价走势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辽宁经济》 2007年 第08期.

第3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对于未来股市行情，利多和利空因素交织在一起，利多因素为：政策扶持、资金面宽松、解禁股压力相对不大；利空因素为：宏观数据继续下行、微观恶化开始暴露、市场下跌、IPO重启或创业板推出。下面就以上内容一一分析如下：

政策扶持

中国股市是个政策市，政策做多股市的意愿在2008年开始已表露无疑。一旦股指出现下跌，不排除政府继续使用一些超常规的政策调控手段来刺激股市。目前可想象到的经济政策是：对某行业的振兴计划、降息和降存款准备金率、发放消费券或其他刺激消费政策；对股市的政策是：融资融券推出等已有预期的利好。我们认为，一方面政策很难起到真正扭转趋势的作用，另一方面政策效用无论在经济运动中还是在股市上对人气的刺激作用都会逐步递减。

资金面宽松

除政策之外，资金面宽松是对多方最有利的支持。从实证角度看，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以及资本市场内生性缺陷，货币供应量减少，指数一定下跌；货币供应量增加，指数不一定上涨。

解禁股压力相对不大

相对3月之后即将上升到月解禁股份250亿股左右的数字来说，2月的解禁股为174亿股，

比1月的127亿股略大，但相对后几个月来说算是比较少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实际减持额与上证综合指数有很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

宏观数据继续下行

这是制约2009年行情的最根本因素，尽管2008年12月的收官数据呈现一定的反弹，但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过剩的产能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无内生性经济增长因素出现之前，宏观经济数据很难出现向上的拐点。我们认为当前市场对宏观经济情绪颇为乐观，对数据解读有所偏差，这对节后真实数据出笼后的股价走势很不利。

微观恶化开始暴露

尽管宏观数据早已下行，但微观企业的业绩暂时还没有披露。从2008年披露的三季度报

表来看，全部上市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15亿元，比2007年三季度的7039亿元仍增加11%。宏观数据在10月之后突然急转直下，改变了下降的速率，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尚未体现出来。而目前普遍观点是：均认为公司业绩下降在预料之中，但我们觉得2009年公司业绩下降的幅度可能出人意料。随着年报逐步披露，我们认为要警惕微观经济数据的恶化状况和趋势。

市场下跌

最近市场跌幅巨大，而A股始终能保持挺立不跌的态势，符合节前“维稳”，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人为力量最终斗不过市场趋势。A股能走出独立的强势行情不仅不是我们应自豪的，反而应引起足够的担心：这使本来已为世界上最昂贵的A股市场估值水平进一步提高，未来的价值回归过程将更痛苦和漫长。我们预计春节休市期间，周边市场将出现新低行情。当市场盘跌或许A股仍能硬挺，而一旦大部分市场的指数开始创出阶段新低，A股将迎来一轮恐慌性的补跌。

IPO重启或创业板推出

市场目前依然比较低迷，我们预料IPO重启及创业板在2月推出的概率并不大。不过仍要堤防这样的风声，一旦有关于这两条消息的实质性内容，仍会给市场带来人气的打击。

第4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第5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机械制造；机械工艺；制造业发展

1 现代机械制造工艺的特点

1.1 系统性

系统性是现代机械制造工艺的基本属性，这是由于现代机械制造工艺是一个系统、整体的产业链，相比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现代的机械制造业已经初具规模，尤其在我国日常生产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突破了传统机械制造业单一化的趋势，将前期的设计、中期的生产与后期的管理纳入了整体机械制造工艺之中，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因此现代的机械制造工艺已经不存在分离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全局的生产效果。

1.2 稳定性

稳定性是制造业的第一要求，具体表现为机械制造业的稳定性得到保证，产品的生产率才能得到保证，因此除了合理化管理，还需要在前期制度设计上多下功夫，建立稳定的机械制造的产业链。从另一面讲，机械制造工艺是流水线的艺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误差非常小，便于大量生产，因此产品质量容易控制，这是机械制造工艺产品的稳定性。

1.3 科学性

科技的进步也带动了机械制造工艺的发展，高新产业对于机械制造工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说到底相比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现代的机械制造业的工艺水平更高了，工艺水平的提高依赖于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材料技术的飞速发展，因此可以说机械制造工艺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1.4 市场化

自从我国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的主要经济政策，现代的机械制造工艺呈现出市场化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市场决定生产，市场的需求决定了机械制造工艺的水平，而机械制造工艺也反作用于市场，只有满足市面上提出的要求，才能进行生产，这使得现代机械制造工艺不断的追求经济性、使用寿命较长、材料耐用等特点，因为只有提高机械制造工艺才能在纷杂的市场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 我国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一直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机械制造技术已经有了大幅的提高，但由于我国在机械制造技术方面起步较晚，技术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其主要表现有：

2.1 技术落后，理念陈旧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工业革命以后，制造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目前机械制造工艺手法已经比较成熟。而我国由于建国较晚，而且建国初期人口多，底子薄，机械制造技术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很多地方仍是农间作坊的模式，虽有一定的机械工艺雏形，但缺乏高新技术。

2.2 制造行业企业管理制度落后

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将计算机运用到制造业管理中，提出了精益生产、准时生产、高效生产都全新的管理思想。而我国由于引进计算机和网络比较晚，将计算机应用于制造业管理中还处在摸索阶段，只有少数的企业运用了计算机管理模式，而大部门小型企业仍然处于人工管理阶段。

2.3 自动化生产程度低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机械制造领域已经普及全自动机械，实现了生产自动化、集成化以及智能化。而我国大部分民间的制造企业还非常依赖人工管理，自动化生产程度低。

3 我国机械制造工艺的未来发展趋势

3.1 机械制造工艺自动化

在机械自动化中，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的发展被一直被认为是机械制造工艺领域追求的最终目标。研发并应用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不仅可以提高机械产品的生产率和质量，还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当今，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水平已经得到极大的提升，令机械产品的加工质量及其加工效率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3.2 机械制造全球化

国内外的机械制造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大部分企业由于无法适应机械制造行业的高速发展，不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被淘汰，同时也有部分企业能够适应潮流的发展，开辟新的生存道路，开拓新市场，通过充分利用网络通讯技术，令自身的产业能够在全球快速的发展。但要注意的是，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激烈的市场是相辅相成的，这两者的相互促进成为了制造业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动力。

3.3 机械制造集成化

伴随着机械自动化技术在我国各行业中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机械制造业中，机械制造工艺亦不断趋于集成化发展，原本较为分散的加工模式也越来越向集成化方向衍，令机械制造工艺也开始具备了连续性和规模性。目前在机械制造业中集成化的利用主要是连续性加工和机电一体化，主要是针对零件加工的小规模一次性的完成，而集成化今后的发展趋势则是使整个成品集体化生产。

3.4 机械制造数字化

机械制造工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数字化，数字化的进程决定了整个机械准确性和整个机械制造系统的工作效率。设计和生产则是制造工艺中另一种数字化的表现，数字化的设计使得整个机械制造工艺的过程变得更加完整、更加高效。

3.5 机械制造虚拟化

机械制造虚拟技术能够模拟和检验机械制造过程。机械制造业虚拟化需要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核心，同时为了保证机械产品制造工艺和产品设计的合理性符合相关要求，虚拟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产品制造各项项目的顺利开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改正机械生产设计中的问题和不足。

4 结语

机械制造自动化技术是结合许多技术、学科而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技术，现在依然处于不断的发展与探索之中。机械制造技术领域当中，通过使用自动化技术，给全部机械工业生产造成新的改革，不单纯提升产品质量，还能够加强优化产品的功能，让机械产品更加可靠与稳定，在实际生产中发挥更积极的效果。

参考文献

第6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虽然宏观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但描述宏观经济现象的主要指标体系却并不复杂,只有一些诸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投资率和其他描述实际经济、名义经济规模和变化的指标。虽然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并不繁琐,但是处理和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异常艰难。如何判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等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作为重要政策分析工具的IS-LM曲线,还是市场均衡分析的AS-AD曲线,还是研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替代的菲力普斯曲线等,都在致力于分析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但在对这些曲线、机制的认同上却存在着争论,远未达到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统一(Turnovsky,1996)。在对这些指标之间替代和影响关系的长期争论中,虽然关于经济增长率(下面简称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没有被研究者忽视,但似乎也没有成为持久和突出的研究重点,只是近年来随着一些国家经济出现了新的态势,才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MallikandChowdhury,2001)。在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具有本质差别的认识和观点。一些研究认为通货膨胀有碍快速经济增长,因此他们推崇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例如Alexander(1997)坚持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

他的经验研究采用了经济增长方程,考虑了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增量等生产投入要素。在增长率的回归方程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等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但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却是负的,它对增长率具有负的边际作用,通货膨胀有碍于经济增长。Barro(1996)的类似研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他认为保持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提高增长率,而且“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的组合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为此,他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了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使其具有内生经济增长的特征。Barro认为通货膨胀率增加10%,将使增长率降低0.2-0.3%,也使投资率(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降低0.4-0.6%。需要注意,这只是通货膨胀的“短期成本”,如果从30年后的长期效果看是使增长率降低4-7%,因此应该避免高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长期存在。另一种观点否认或者不支持“低通货膨胀是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Stanners(1996)通过对于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些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并没有实现超出自然率水平的快速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日本经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萧条,这更促使人们开始怀疑低通货膨胀水平带来的增长效应。Krugman(1999)对日本经济萧条进行了长期研究,开出了一系列促使日本经济脱离货币政策“陷阱”的主张,但是目前来看却无一奏效。他认为根本原因就是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力度不够,因而日本低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现象没有得到彻底缓解。

由此看来,将经济从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有时竟然比将经济从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更为艰难。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低通货膨胀并非有助于经济增长。如果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问题,那么不仅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要对结论给出新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以往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缺欠或者不够严谨的地方。首先,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截面数据上的平均表现,不能反映具体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影响,要想获得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必须对同一国家进行纵向数据的影响关系研究。这要求目标国家的样本当中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考虑到我国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都曾经出现过多种态势的变化,因此我国可以作为具有单一国家纵向样本数据的实例。其次,以往的研究仅注重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值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相当于研究处于较高水平时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静态影响”。我们将比较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增量之间的影响,以及两者波动性之间的影响,以获得动态相关性的认识,并检验两者之间增量的“动态”互动性。

二、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模型及其检验

我们利用变量gt和πt表示月度(同比)实际GDP增长率和月度通货膨胀率;利用变量Tgt和Tπt表示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由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显然不存在确定性的线性趋势成分,因此我们采用H-P滤波方法(HodrickandPrescott,1980)脱离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定义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当中的波动成分为:Cgt=gt-Tgt,Cπt=πt-Tπt。图1和图2给出了月度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时间路径,样本范围为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从图1和图2中的趋势成分可以看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而且波动的峰和谷是基本对应的。从图中的波动成分来看,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聚类现象(在某个时间段内呈现密集性),这是条件异方差现象的体现。我们发现通货膨胀率中的波动成分出现了稳定的持续性,这说明通货膨胀率波动的方向比较稳定,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粘性或者价格变化的单向性。由于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可能是水平值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波动成分之间或趋势成分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下面的经验检验当中,我们将分别处理这三种形式。下面我们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首先,我们使用水平值成分、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然后,我们使用二元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判断两者之间的短期相关性和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来判断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volatilityspillovereffect)和波动性传导的非对称性等。

(一)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

首先描述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目前一些研究认为,即使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这些相关性在超前或者滞后上可能出现非对称性,即超前和滞后通货膨胀率同当期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程度存在明显不同(KimandThomas,2000)。这种非对称性可能反映出价格调整在前,数量调整在后,名义经济对于实际经济的正向影响较强,对名义经济的反馈影响较弱等特征。我们计算两者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ρ(j)=[cov(gt,πt+j)]/[σ(gt)σ(πt+j)](1)j=0,±1,±2,…,±p其中cov(gt,πt+j)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σ(gt)和σ(πt+j)分别表示各自变量的标准差。j>0时表示当期增长率gt与滞后j期通货膨胀率πt+j之间的相关性;j<0时表示当期增长率gt与超前j期通货膨胀率πt+j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计算样本协方差和样本标准差,可以得到图3和图4所示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纵轴表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横轴表示相关性超前或者滞后的时间长度(选取12个月的范围)。可以看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所有时滞长度内的相关系数都是正的,并且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一年的范围内都是比较稳定的;在12个月的期限内,这种相关性轨迹呈现出一种凸型变化模式,超前1至2个月,通货膨胀率与当期增长率的相关性最强,达到0.67左右,这说明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反应的最大可能是在1至2个月之间,产出反应是比较灵敏的,这可能是由于价格上升造成的“名义增值”直接累积到“实际增值”中,短期内“名义扩张”直接带动“实际扩张”。从图3中我们也观察到动态相关性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超前通货膨胀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强于滞后通货膨胀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这种非对称性导致了后面Granger因果检验当中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影响关系的单向性。

类似地,我们可以分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如果分析增量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那么将得到更为深刻的启示。上述水平值之间的相关性是对两者之间影响关系“事后”状态的“静态”推断,是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经过“加速”或者“减速”后状态比较,而我们更为关注其间的互动过程和连带作用。图4给出了两者波动成分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首先,此时非对称性更为突出,尤其是超前影响的变化更为明显,而滞后影响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出现了方向上的更迭;其次,此时的相关程度远远低于水平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其中超前8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冲击,对于当期的增长率波动影响最大,最大相关性达到0.32左右。这说明通货膨胀率周期同增长率周期并不同步,具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差,这意味着刺激或者诱导的价格膨胀,其产出的增长效果最大可能在半年以后体现出来。增长率波动成分同滞后通货膨胀率波动成分之间的滞后相关性非常微弱,意味着增长率的正向冲击对于价格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这也是价格粘性或者调整缓慢的体现。我们需要在简化式VAR模型中检验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Granger影响(Mills,1999)。例如描述增长率gt与通货膨胀率πt的VAR模型的简化式为:gt=α10+∑pi=1α1t-igt-i+∑pi=1β1t-iπt-i+ε1t(2)πt=α20+∑pi=1α2t-igt-i+∑pi=1β2t-iπt-i+ε2t(3)其中,εt是具有白噪声性质的误差项。

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是上述模型当中滞后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例如,可以检验原假设:β1t-i=0,i=1,…,p,如果检验的F统计量拒绝原假设,则认为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时前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或者波动成分)具有解释增长率水平(趋势或者波动成分)的能力;如果F统计量未能拒绝原假设,则说明πt对gt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时前期通货膨胀率与现期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体现出价格波动和实际产出变化的两分性。类似地,可以通过检验假设:α2t-i=0,i=1,…,p,来判断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反馈作用。如果gt对于πt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则说明增长率的变化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反应,这是实际经济规模需要名义经济规模支持的体现,此时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根据动态相关性,选择半年时滞(p=6)进行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和波动成分之间的双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得到表1的检验结果(Granger影响简称为G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任何成分都对GDP增长率中的相应成分具有显著Granger影响,这说明价格水平变化具有解释实际产出变化的能力。这从逻辑关系上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的下滑,同出现的轻微通货紧缩有密切关系;在反向影响关系上,出现了增长率的趋势成分对于通货膨胀率趋势成分的显著Granger影响,这是产出趋势成分对于价格趋势成分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判断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关系,需要先判断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的单整阶数,为此采用单位根检验。表2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和PP统计量(Mills,199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增长率的PP统计量检验除外)。我们仅采用ADF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进一步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检验发现它们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稳过程(检验结果略)。因此,可以推断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都是1阶单整过程。假设二维随机向量为Xt=(gt,πt)′,它的p阶自回归模型为:Xt=A0+∑pi=1AiXt-i+εt(4)t=p+1,…,T其中εt是序列无关的残差序列,T是样本容量。为了简单起见,下述分析忽略了外生变量的影响。此时可以将上述模型表示为:ΔXt=A0+∏Xt-1+∑p-1i=1ΓiΔXt-i+εt(5)∏=∑pi=1Ai-I,Γi=-∑pj=i+1A如果矩阵是降秩的,即0<rank(∏)=r<2,这时存在列向量α和β,使得∏=αβ′,称其中的β为协整向量,可以将其标准化(取第一个分量为1)。以协整向量作为组合系数,可以使得β′Xt是平稳序列,也即所寻求的协整组合。经济时间序列的协整组合一般具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它表示这些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这种长期影响关系经常表示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似然比统计量34.4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5.4,因此检验拒绝“不存在任何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继续比较第2大特征根可知,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仅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估计标准化协整向量为(1.000,-1.321),则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为:gt-1.321πt-0.101=u1t(6)其中u1t为平稳序列,它表示协整关系当中的动态偏差,常数项表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尺度差异。协整关系表明,增长率gt和通货膨胀率πt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不仅同图1和图2体现的基本特征相符,也同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利用协整关系方程,可以获得样本数据区间内协整误差的动态轨迹,并分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短期偏离均衡关系的模式和时域。协整误差的动态轨迹由图5给出。从图5所示的协整路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在1992年末至1996年底出现了比较急剧的调整过程。这个期间的实际经济波动和名义经济波动均显著地偏离其均衡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当活跃的时期。当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无论是实际产出变化还是价格水平变化,都体现出调整之后的显著稳定性,这是经济运行接近自然率水平的表现,此时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波动都呈现一定的惰性,并蔓延和持续下来。利用协整组合变量,可以得到下述描述短期调整的ECM模型:ΔXt=A0+αβ′Xt-1+∑p-1i=1ΓiΔXt-i+BZt+εt(7)其中系数向量α表示误差调整过程的收敛速度。

如果误差调整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则意味着短期波动将向长期均衡收敛。具体估计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协整方程当中常数项估计接近于零,且统计上不显著,因此忽略。括号内数字表示t统计量,*号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为:Δgt=-0.574ut-1(-7.58)*+0.311Δgt-1(3.86)*+0.288Δgt-2(3.52)*-0.248Δπt-1(-0.30)-0.359Δπt-2(-0.44)(8)Δπt=-0.003ut-1(0.43)+0.005Δgt-1(0.55)-0.004Δgt-2(-0.42)-0.306Δπt-1(3.55)*+0.156Δπt-2(1.81)*(9)其中ut-1表示上个时期的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与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首先,在增长率的调整过程中,协整误差(与均衡水平的偏离)起到了显著修正作用。由于修正系数是负的,因此修正过程中增长率将产生震荡收敛趋势,并收敛到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自然率水平上;同时,增长率序列中仍然存在自身的回归调整,前期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差分(短期波动成分)对于当期调整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其次,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修正模式与增长率的调整过程存在两点显著不同。一是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并没有对协整偏离产生显著反应,这意味着实际经济规模与整体价格水平之间的差异无法直接促使价格水平加速或者减速变化,需要货币和利率等中介工具作用;二是价格调整主要依赖自回归过程,前期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对于通货膨胀率调整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两分,价格对于产出单向影响的体现。利用ECM模型可以求解出稳态均衡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果稳态通货膨胀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诱导稳态增长率增加1.32个百分点,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0.76个百分点。虽然这些数量关系同Alexander(1997)等人的结论大相径庭,但对于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长波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即使一个时间序列是平稳(无条件方差为常数)的,它的条件方差也可能出现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异现象,这就是Engle(1982)首先发现的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为ARCH模型)。下面我们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称为GARCH模型)来描述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的波动性及其相互影响。

1.描述通货膨胀率πi的GARCH(p,q)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数据生成过程(均值过程):πt=α+∑mi=1θiπt-i+εt+∑nj=1ηjεt-j(10)上面假设通货膨胀率πt服从ARMA(m,n)过程。其中残差序列是条件异方差过程,表示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具有聚类性和持续性(如图2所示)。在已知信息集It-1={πs,εs;s≤t-1}的条件下,假设绝对残差序列的条件分布为正态概率分布,但具有随时间变化(简称时变)的条件方差:εtIt-1～N(0,h21),t=1,2,…,T(11)GARCH(p,q)模型的第二部分由条件异方差过程组成(方差方程),假设条件异方差序列满足:h2t=β+∑qt=1iε2t-i+∑pj=1ψjh2t-j(12)β>0;i>0,i=1,…,p;ψj>0,j=1,…,q这说明条件方差不仅依赖过去的条件方差(GARCH项),而且依赖模型过去绝对残差的平方(ARCH项)。由于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依赖过去已经实现了的波动程度和已经变更的信息,因此它能够用于描述一些平稳性和波动性混合的数据生成过程。利用信息准则和拟合优度检验(Mills,1999),选择增长率的均值过程为AR(1),然后建立并估计GARCH(1,1)模型如下(仅给出方差方程,均值方程略):h2gt=1.69×10-5(0.56)+0.521ε2gt-1(6.98)*+0.758h2gt-1(22.5)(13)类似地,选择ARMA(2,1)过程描述通货膨胀率的均值过程,并估计通货膨胀率序列的GARCH(1,1)模型:h2πt=4.45×10-6(2.32)*+0.123ε2πt-1(2.09)*+0.892h2πt-1(15.8)*(14)从方差方程估计的显著性上看,上述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表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中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注意到上述方程中表示条件异方差影响的GARCH项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都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条件异方差曲线由图6和7所示。图6表示的条件方差轨迹同预期基本一致,1994-1997年条件方差波动最为显著,此时无论是实际经济还是名义经济都比较活跃,出现代表性的经济“双高”态势;在图7表示的条件方差轨迹中,第一轮波动聚类区间对应着1992经济回升到1996年经济“软着陆”,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价格波动过程。第二轮波动聚类区间对应2001年至今,这轮波动性是由通货紧缩预期导致的。因为条件方差度量的是均方离差,无法识别向上波动和向下波动,因此第二轮波动聚类很可能表示紧缩波动,对此形成的加剧通货紧缩迹象应给予足够重视。

2.进一步可以判断波动性对于序列绝对水平的影响。例如,我们将试图判断是否随着增长率波动程度的加大,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也随之增加。为此在均值方程引入条件标准差,构造GARCH-M模型:gt=α+λhgt+∑mi=1θiggt-i+εgt+∑nj=1ηjεgt-j(15)如果上述方程中当期条件标准差的调整系数λ>0,则意味着存在对波动性的“风险奖励”,即经济增长的风险(波动性)增加将导致增长率的绝对水平提高;否则,如果当期条件标准差的调整系数λ<0,则意味着存在增长风险带来的“风险惩罚”。在存在“风险奖励”或者“风险惩罚”时,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为了保持确定性增长而愿意放弃的增长水平(风险溢价)等。估计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的GARCH-M模型结果为(均值过程和方差过程的阶数不变):gt=0.028(2.47)*+0.297hgt(2.12)*+0.648gt-1(7.28)*(16)πt=-0.006(1.60)+0.711hπt(1.49)+0.942πt-1(50.1)*(17)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增长率序列存在显著“风险奖励”,这表明适度的增长波动性对于维持较高增长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增长型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波动属性。通货膨胀率序列中虽然存在正的“风险奖励”,但是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价格紧缩阶段的稳定性导致的。

3.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中的波动成分之间可能存在波动性的互动影响或者“溢出影响”,例如从通货膨胀率波动向增长率波动性的短期“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下述模型表示出来:hgt=β+∑qi=1iε2gt-i+∑pj=1φjhgt-j+∑rl=1ζlε2πt-l(18)ε2πt-l表示前期出现在通货膨胀率中的冲击或者扰动,如果这些扰动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通货膨胀率向增长率的溢出效应。类似地,可以度量从增长率向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具体估计“溢出效应”模型为:hgt=1.69×10-5(>10)*+0.521ε2gt-1(>10)*+0.758hgt-1(>10)*+2.54×10-14ε2πt-1(4.96)*(19)hπt=6.79×10-6(5.42)*+0.09ε2πt-1(26.9)*+0.80hπt-1(52.4)*+8.01×10-6ε2gt-1(0.42)(20)上述结果表明存在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的“溢出效应”,即价格波动性将导致产出波动性,这是价格机制的实际体现。与此相反,增长率波动性却对价格波动性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即使产出出现波动,价格水平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粘性。这说明出现需求冲击时,市场的主要反应是进行数量调整,而没有进行明显的价格调整,这种现象可能是卖方市场的基本特征。

4.可以利用非对称性的G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中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不同反应,判断价格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非对称性。价格波动的“杠杆效应”可以通过阈值(threshold)ARCH模型描述(称为TGARCH模型)。例如,描述通货膨胀率的TGARCH模型的方差方程为:hπt=β+∑qi=1iε2πt-i+∑pj=1φjhπt-j+ωDπtε2πt-1(21)其中变量Dt是表示绝对残差变化方向的哑变量,当εgt-1<0时,Dgt=1;当εgt-1≥0时,Dgt=0。在TGARCH模型中,如果系数ω<0并且显著,则波动性对正向冲击的反应大于对反向冲击的反应,从而体现波动程度的非对称性。TGARCH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为:hgt=8.29×10-5(2.04)*+0.803ε2gt-1(5.40)*+0.714hgt-1(22.5)*-0.629Dgtε2gt-1(-2.41)*(22)hπt=4.58×10-6(2.24)*+0.454ε2πt-1(2.17)*+0.874hπt-1(13.3)*-0.311Dπtε2πt-1(-3.21)(23)检验结果表明Dt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因此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这说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中出现的反向冲击降低了市场波动程度,而正向冲击加剧了市场波动程度。非对称性程度可以通过图8和9体现出来。当增长率出现幅度为0.5的正向和反向冲击时,增长率波动性的变化分别为0.005和0.003,显然正向冲击的作用更强一些;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中存在的非对称性程度要比增长率稍强一些,这是由于价格调整中存在向下粘性所致。TGARCH模型所揭示的非对称性具有重要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操作方面的启示。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一旦出现了正向冲击,由此导致的“示范效应”和“追涨效应”将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都同正向冲击带来的利润预期增加和投资扩张等行为有密切关系。

三、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相关性的经验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上面我们使用了多种计量方法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检验,并且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统计关系上的结论尚缺乏具有行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支持,这也是目前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研究的主要缺欠。准确和深刻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还需要通过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数量转换关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各种理性或者渐近理性(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等)约束下的资源配置过程来进行。由于目前尚无一个得到公认的模型体系,我们只能结合上述检验结果,讨论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典型特征,并分析相应的经济政策启示。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量的经验检验中,我们发现我国经济运行存在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和波动成分)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比较稳定。这样的统计结论支持“适度通货膨胀有助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理论命题。我们通过两者各种成分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不仅发现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且发现了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趋势具有反馈作用。这说明适度通货膨胀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快速经济增长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反馈作用,即“快速经济增长会导致跟进的通货膨胀”。因此,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走钢丝,艰难和复杂的影响关系将给制定经济政策及其操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带来了深刻启示。

第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采用单一国家的纵向样本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将检验的重点放在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成分和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刻画了波动性形成的“风险奖励”和“溢出效应”等非对称性。这些都是从增量角度和风险角度分析和度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互动”、“反馈”和“引导”等关系的计量方法。我们发现,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波动性或者变差都伴随着较高的水平值出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意味着经济波动并不是什么“坏事”,对于增长型经济周期来说,适度波动将促使平均增速得以提高,其启示便是收缩阶段将积蓄经济反弹的能量,从而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内生属性。但是,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政策诱导的适度波动是促使经济转入扩张,还是加剧下滑,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检验,这种非对称性非常重要。

第7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城乡差距　收入　消费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但这个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而是不断扩大。总体来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二者的绝对差却不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2009年已经达到17174.65元．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50.01倍；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2009年达到5153.17元，200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38.57倍；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2000年的2.79开始不断扩大，到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33倍。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上年增长14.86％；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26％。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的3.33：1缩小为3.23：1。但是，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在以9.7％的速度增长，达到了13190元，而2009年的数字为12021.48元。2009年－2010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76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934元。虽然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小于农民，可他们的基数远远不在同一个档次。从绝对额来看，城乡收入的差距仍然是扩大的。

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消费的来源是收入，收入差距必然带来消费差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走势与收入大体相近，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放慢了我国扩大内需的步伐，也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消费水平指居民在一定时期平均享用的生活消费的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按农村人口平均计算的农村居民消费额，称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按城镇人口平均计算的城镇居民消费额，称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2009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绝对差扩大到11004元，是1978年267元的41.21倍，是2000年4990元的2.21倍，由图1可以看出这个差距在迅速变大。1978－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不断缩小，1986－1995年又不断扩大，达到历史最大值3.8：1，2000年以后一直在3.7左右波动。

2.城乡居民消费支出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呈现增长态势，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明显大于农村居民，而且城乡绝对差逐年增大。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264.55元是1985年的18.22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993.45元是1985年的12.58倍，可见消费支出都有很大提高。但是1985年城乡人均消费绝对差为355.78元，2009年已经增加到8271.10元，是1985年的23.25倍。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比由1985年的2.12：1扩大到2009年的3.07：1，所以扩大内需首先要打开农村市场。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

3.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但两者的差距还很明显。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2000年已经降至40％以下，从小康型过渡到富裕型；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直到2000年才降至50％以下，刚刚解决温饱问题，逐渐向小康型过渡。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城镇高出10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52％(仍为富裕型)，而农村为40.97％(仍为小康型)，农村比城市要高出4.5个百分点。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建议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产业特性、工农业产品价格、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因素作用下，城乡居民的收支差距不可能被消除，但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使其缩小，达到最大程度的公平。

1.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二元户籍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有代表性的典型制度，它使得城乡居民机会资源不等，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果能够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没有地位差别，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

2.政府应该通过优惠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逐利性导致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优惠政策主要就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偏向性。政府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税收、教育、科学研究及技术推广、医疗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支持农村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改革开放后我国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

参考文献：

[1]杨红梅．浅谈我国城乡差距的现状和原因[J]．商场现代化，2010(4)：188

[2]闫真．浅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3)：18-19

第8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演外汇储备；贸易顺差；货币政策；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06-0078-05

一、引 言

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1996年11月，我国的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5年后，这一数字才翻了一番达到2,000亿美元。2006年2月底，我国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同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

1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6月，外汇储备突破

2万亿美元，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外汇储备增长到

3万亿美元，增长率高达50%。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437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截至201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1,811亿美元（见图1），外汇储备仍然位居全球首位。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它增强了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资信力和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抵御力，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然而，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张导致国内基础货币投放的加剧，推动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引起投资扩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资产泡沫等问题显现，危害我国的金融安全。

二、外汇储备增长的动因分析

（一）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从1994到2011年，中国已经连续18年保持贸易顺差。1994年～1998年，中国贸易顺差整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1994年仅为54亿美元，1995年增至167亿美元，1998年则增至434.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到65%以上。1999年~2004年为贸易顺差额小幅波动的阶段，2004年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20.9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约29.4%。进入到2005年后，中国贸易顺差的势头陡然增强，2005年全年累计贸易顺差高达1,020亿美元，比2004年骤增217.9%。进入2007年，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势头仍未减速，全年贸易顺差额为2,618.3亿美元；2010年全年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同比减少6.4%；2011年全年累计贸易顺差1,551.4亿美元，同比减少14.5%。

从1994年到2011年连续18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额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国每月的贸易数字甚至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敏感信号”。在国际上判断贸易顺差是否平衡的指标，通常是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1994年到2011年，中国贸易顺差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大部分都小于10%；其余时期稍微大于10%，刚刚触及“警戒线”。2009年中国贸易顺差占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86%，2010年为6.16%，2011年为4.3%，明显处在国际公认的贸易平衡标准的合理区间，说明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

（二）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是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利用FDI真正的飞跃始于1992年，此后，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在1991年实际利用FDI仅为43.66亿美元，到1992年上升到110.07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52.11%；1993年FDI为275.15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49.98%；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375.21亿美元，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54.63美元。2002年FDI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7.43亿美元；在2004年FDI突破600亿美元，达到606.3亿美元；2005年FDI小幅下降，为603.25亿美元；2006年～2008年，FDI呈现高速上升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5.45%（见图4）。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显著下降，2009年实际使用FDI金额900.33亿美元，全年同比增速为-2.6%。2010年全年全国非金融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实际使用FDI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712家，同比增长1.1%；实际使用FDI金额1,160.11亿美元，增长9.7%。2011年全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FDI为966.04亿美元，同比增长7.5%，占全国总额的83.3%；中部地区实际使用FDI为78.36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占全国总额的6.8%；西部地区实际使用FDI为115.71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9.97%。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趋势是外汇储备增长的内在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03年至2007年，中国GDP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被誉为“金砖五国”之一。“十一五”期间，2006年我国GDP增长10.6%，2007年GDP增长13%，2008年GDP增长9%。2009年GDP 增长为9.1%，超过了“十五”时期8.8%的增速平均值，超额完成了保八的目标。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比2009年增长10.3%。2011年，我国经济平稳减速，四个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9.7%、9.5%、9.1%和8.9%。2011年全年GDP实现471,564亿元，同比增长9.2%，略高于9%左右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经济增长的回落，既是政府为控制通胀主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对我国的影响。

三、巨额外汇储备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一）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中国外汇占款存量与基础货币存量之比已经达到70%以上，在2005年和2006年更是超过了100%，在2004、2005和2006年中国的外汇占款增量占到新投放基础货币的295.104%、318.144%和202.183%。2009年和2010年，我国外汇占款增量分别达到26,966亿元和32,683亿元（王凯、庞震，2011）[1]；2009年和2010年我国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高达30%以上。截至2011年12月末，我国外汇占款余额达25.36万亿元，而2000年这一数字仅仅为1.43万亿，11年间，被动投放的人民币高达24万亿元（见图6）。外汇占款的比例在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中急剧上升，不仅改变了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加强，央行不能直接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约束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央行为了维持汇率水平的稳定，回收多余的基础货币，央行需要不断进行外汇市场对冲操作。从短期看，对因外汇储备增加的货币供给有一定控制作用；然而从长期来看，外汇冲销成本巨大，且与其他货币政策存在矛盾，干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操作成本累计、亏损数额巨大，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效益（法文宗，2010）[2]。

（二）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

由于央行对于外汇储备所带来的过多外汇占款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对冲，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加大。2010年6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为6.6349元，最低为6.3009元，244个交易日中143个交易日升值、101个交易日贬值，2011年最大单日升值幅度为0.30%（187点），最大单日贬值幅度为0.22%（139点）。2011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4.95%，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12%。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1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1.35%；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1.16%，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0.34%①。

当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时，基础货币投放量也必然不断增加，基础货币的强大乘数作用必然带来货币的供给量的数倍扩张，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剧。央行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必然加息，而加息的同时使得“中外反向利差”进一步扩大，从而促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这一路径表示如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量增加货币供应增加流动性过剩加息中外反向利差扩大人民币升值。根据丁伯根法则的基本原理，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而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完成稳定人民币汇率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两种目标，这势必导致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王凯、庞震，2011）[1]。

（三）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大致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既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同时也提高了该国的货币乘数，从而使该国货币供应量增加，而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加大一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此传导机制可简单表示为。

受当前货币超发、成本推动以及输入性通胀等因素的影响，进入到2011年以来，我国物价居高不下。2011年6月CPI创出三年来新高，猪肉价格是最大推手，6月CPI同比增长6.4%，创出2008年7月以来新高。2011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2010年上涨5.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6.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6.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9.1%；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6.5%。物价持续上涨必然挫伤消费者的信心，物价上涨通常会推高消费名义增速。但由于目前蔬菜和非食品价格上涨更快，因此CPI持续高于RPI（商品价格指数）。2011年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97%（见图9），从历史上看，消费者信心持续大幅回落都伴随着消费环比趋势的下降。

四、应对巨额外汇储备的对策

（一）保值、增值现有的巨额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迅速庞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这笔巨资如何保值这一难题。第一，从存量上加快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元和欧元资产为主，其中有约70%为美元资产。2011 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日元汇率中间价分别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1 欧元兑8.1625元人民币，分别较上年末升值5.11%和7.89%，欧元和美元贬值已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账面亏损。因此，需要有计划地减持美元资产，增加欧元、日元、英镑等资产数量，逐步将美元资产占我国外汇储备的比重控制在40%以内。同时增加黄金储备和战略性物资储备，购买保值性有价证券，利用外汇储备进行实物资产投资，同时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能源储备，能源短缺有可能是影响未来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张志华，2009）[3]。第二，藏汇于民。长期以来，我国外汇政策以管制为主，并不鼓励居民持有外汇，即使持有也只能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外汇存款，海外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放松居民个人购汇进行外汇投资，来拓宽资本流入流出的“双车道”，事前缓解外汇储备的增长（倪凤琴，2008）[4]。

（二）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改革结汇售汇管理，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完善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我国可以逐步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自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第二，完善外汇占款冲销政策。在现有条件下，完善央行的冲销政策成了当务之急。继续开发新的金融工具；组建短期拆借市场、短期票据市场及贴现市场等，为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唐斯，2011）[5]。第三，加大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在公开市场业务中，我国企业债券和国债虽然收益相对较高和稳定，但一般都是五年期或者更长期的债券，这影响了商业银行参与公开市场业务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不断优化我国债券的期限结构，以便更加有效地减少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成本（王楚明，2010）[6]。第四，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的范围，稳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

（三）切实转变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规模的增加是靠低端贸易的规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副作用。因此当前切实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成为抑制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根本举措（张亮，2011）[7]。另外，继续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条件企业“走出去”，可以做到“藏汇于企业”。可采取“央行财富基金（中司）政策性银行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或者海外并购”这一模式。即央行将部分超额外汇储备置换给中司，由中司向政策性银行注资，再由政策性银行向优质企业进行贷款融资，鼓励其进行海外并购或者直接投资（孔立平，2009）[8]。

（四）进一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缓解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2年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1.49%，汇率弹性明显增强。我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汇率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这不仅可减轻因汇率因素而导致的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压力，而且汇率变动会吸收部分外汇市场上供求差额，从而减少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减少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政策的扰动和弱化，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忠、全展鹏，2011）[9]。从短期来看，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在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背景下，为维持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遵循“三元悖论”的要求，应该更倾向于人民币汇率渐进式的小幅升值，即以人民币汇率的小幅升值来换取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中期来看，“钉住篮子货币的目标区汇率制”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最终改革目标的一个相对较优的过渡选择，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参照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放宽对人民币名义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从长期来看，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一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Goldstein（2002）[10]提出了称为“管理浮动加”(MFP)的汇率改革机制，可以作为人民币汇率可行的汇率浮动方案，也基本上符合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性的要求。“管理浮动加”（MFP）机制一方面使汇率水平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而自由浮动，另一方面可以使得货币政策获得足够的独立性。

[1] 王凯，庞震，潘颖.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 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1）：93-99.

[2] 法文宗.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J]. 亚太经济，2010（4）：32-36.

[3] 张志华. 人民银行巨额外汇储备的经济性质及其出路[J]. 财经科学，2009（12）：1-9.

[4] 倪凤琴.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风险防范[J]. 统计与决策，2008（2）：134-136.

[5] 唐 斯. 外汇储备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J]. 区域金融研究，2011（7）：55-58.

[6] 王楚明. 我国外汇储备变动的成本及其管理策略研究——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研究[J]. 国际金融，2010（3）：63-68.

[7] 张亮.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深层次原因及其优化路径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2011（5）：62-67.

[8] 孔立平. 次贷危机后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风险及优化配置[J]. 国际金融研究，2009（8）：77-84.

第9篇：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范文

*普遍审慎乐观，信心指数略有回落

*经济热度略有回升，通胀压力犹存

*宏观调控仍有必要，但应以经济性手段为主

*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增长，改革待深化

2005年一季度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物价涨势平稳，但同时煤电油运的瓶颈制约仍较明显，房地产价格仍呈快速上涨势头；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放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不容忽视。而且，从今年公布的1、2两个月的数据中，尚难以对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清晰的解读。

在此背景下，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于3月底进行了2005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学家信心调查。这也是《财经》杂志与景气中心合作的第二次季度调查。

本次调查对象选择了国内有代表性的、对宏观经济有研究的56位经济学家。调查采用问卷方式，意在了解他们对当前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他们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的建议。

参与调查的56位经济学家是：陈东琪、陈淮、陈浪南、陈平、丁宁宁、冯兴元、洪银兴、黄卫平、雎国余、李泊溪、李羽中、李京文、李善同、李天德、李晓超、李晓西、李子奈、林兆木、刘宪法、刘小川、卢中原、茅于轼、舒元、谈世中、汤敏、汪丁丁、汪同三、王广谦、王建、王王君、王小鲁、王小广、魏杰、吴晓求、夏兴园、夏业良、许宪春、叶灼新、易宪容、袁钢明、袁志刚、张承耀、张军、光、章铮、赵凌云、赵志耘、郑京平、钟伟、周立群、周天勇、周学曾、周业安、周黎安、朱民、曾五一。

普遍审慎乐观，信心指数略有回落

如上一次调查，通过对56位经济学家回答的调查问卷进行编码和统计处理后，计算得出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下称信心指数）。信心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分至9分。

调查统计得出信心指数大于5分，表明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倾向于积极、乐观；得分越高，表明对经济形势预期越乐观。相反，如果信心指数降至5分以下，则表明经济学家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形式的判断倾向于消极、悲观。

经调查计算得出，2005年一季度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5.71，比上个季度略有回落，但仍明显高于2004年二、三季度的水平，取值位于对经济发展表示乐观的区间。

这表明，经济学家认为宏观调控效应进一步显现，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影响，但对经济前景仍充满信心。

本项调查中，信心指数由即期经济景气指数和预期经济景气指数两者的算术平均计算而来。其中，前者根据经济学家对当前总体经济形式的判断得分，后者为他们对未来六个月内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和判断得分。

关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价，受调查经济学家中，有86％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表示“满意”，比2004年一季度增加16个百分点；14％认为形势“好”，比2004年四季度减少14个百分点。

关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在“好”、“满意”、“差”三个选项中，本次调查经济学家选择中间项“满意”的比重是历次调查中最高的。整体而言，根据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式的整体评价计算得出的即期经济景气指数，比2004年四季度略有下降。表明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形势普遍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72％）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评价，基本令人满意；但相对而言，经济学家对当前出口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对内需的满意程度。与2004年四季度相比，经济学家对投资、出口的需求判断变化不大，但看好消费需求的比重有所下滑。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98％）都倾向于认为与去年同期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或者持平。这表明，经济学家对宏观调控一年来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评价基本是积极、正面的。

关于对未来六个月内宏观经济的趋势判断，25％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形势会“好转”，71％认为将保持“不变”，4％认为会“恶化”。预期经济景气指数与2004年四季度几乎完全相同，表明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经济走势继续保持乐观的预期。

与此相对应，多数经济学家预期未来六个月内，中国国内投资情况和消费情况仍与上一阶段基本持平；其中比较显著的是，认为与2004年四季度比，中国投资形势将会恶化的人数比重明显减少12.5个百分点。

相对而言，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外商直接投资升势可能趋缓。关于未来六个月的外商直接投资形势，认为会“上升”的经济学家比认为将会“下降”的多18个百分点，比2004年四季度的相应数字少23个百分点。综合分析，经济学家对我国吸引外资的前景继续保持乐观的预期，但受宏观调控及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影响，这种上升的势头可能趋缓。

但是，关于对未来我国外贸平衡的预期，经济学家存在较大分歧。本次受调查经济学家中，有四分之一认为进出口顺差会“增加”，一半认为会“持平”，四分之一认为会“减少”。

经济热度略有回升，通胀压力犹存

2004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抑制经济过热的势头。经过一系列有保有压、综合配套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做到了在控制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同时，没有出现所谓“硬着陆”冲击，2004年GDP仍然完成了9.5％的快速增长。

对于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没有人认为“过热”，但有39％认为“偏热”，比2004年四季度认为“过热”和“偏热”比重之和多11个百分点；53％认为“正常”，比2004年第四季度减少近20个百分点；8％认为“尚难判断”，比2004年四季度增加6个百分点。

具体而言，经济学家们预期，未来六个月物价水平将继续上扬，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与2004年第四季度调查结果相比，认为未来六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以消费价格指数计）将会“上升”的经济学家比重增加了25个百分点；认为会“持平”和“下降”的则分别减少12和13个百分点。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经济学家预期通胀会上升，但73％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问题“不太严重”，只有23％认为“严重”，4％认为“非常严重”。由此可见，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个时期物价水平将呈现上升态势，但通货膨胀问题并不严重。

但是，经济学家对近期股票市场走势的判断分歧较大，股市未来走向尚不明朗。关于未来六个月国内股市价格，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会“上升”、“稳定”、“下跌”的经济学家比重几乎各占三分之一。

以上调查结果清晰地表明，经济学家普遍倾向于认为，经济运行的“热度”经过宏观调控后的持续下降，目前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总体经济运行状况处于正常范围。

在2004年四季度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升息被多数经济学家评价为上一轮宏观调控中最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在今年一季度的调查中，仍有三分之二的经济学家主张，未来六个月内仍将继续提高存贷款利率。这一评价与2004年四季度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在央行于2004年10月29日实施的利率调整的基础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未来6个月应继续加息。

尽管央行近期采取了提升房贷利率和首付比率的措施，仍有超过一半（52％）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房地产价格会上升。与2004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的结果相比，虽然认为“上升”的比重基本未变，但认为“持平”的比重有所下降，认为“下降”的比重略有提高。

由此可见，经济学家认为，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尚未取得明显效果，房地产价格将继续保持攀升的态势。这也是经济学家认为应该继续加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4年年末以来至今，美元一路贬值，尚无回升迹象。调查显示，经济学家也倾向于认为人民币仍然面临升值压力。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关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认为“存在低估”的经济学家比重与2004年四季度调查时的情况基本相同，认为“合适”的比重增加了12个百分点，认为“高估”的则减少了11％；认为人民币兑换欧元的汇率存在“低估”的比重，比2004年四季度提高了9个百分点；认为“合适”和“高估”的，分别比2004年四季度减少5个和4个百分点。此外，认为英镑和日元被高估的比重分别为47％和43％。

以上结果表明，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人民币对国外主要货币的汇率存在低估倾向，人民币升值压力依旧，此亦构成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

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增长，改革待深化

本次调查提出了需求不足、失业、通货膨胀、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贸易壁垒、缺乏熟练劳动力、公共赤字、外债、资金短缺、投资过热、三农问题、潜在金融风险、服务业发展滞后、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压力、能源供应紧张等17个问题，由经济学家对每个问题作出“非常严重”或“严重”或“不太严重”的判断。对选择“非常严重”的赋值9分，选择“严重”的赋值5分，选择“不太严重”的赋值1分；然后根据经济学家的判断，为每个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平均计算分值，得分越高说明问题越严重。该项目可能分值在1－9分之间，5分为中间值。

与2004年一季度的调查结果相比，17个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中，经济学家判断，7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明显加剧。其中，最为显著的一项是能源供应紧张，此项得分比上季度调查增加了0.66；其次是通货膨胀，分值增长了0.61；外债分值增加0.56；缺乏熟练劳动力得分也增加了0.49。

与之相反，经济学家对失业、三农、投资过热、收入差距扩大等10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判断，较上季度相比有比较明显的缓解。

与去年同期的调查相比，“能源供应紧张”取代“三农”问题成为诸问题之首，表明经济学家对能源短缺的高度关注；而“三农”问题的缓解，主要来自近一年来中央对农业一系列扶持政策的落实以及2004年较有利的气候条件但在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三农”仍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且不是光靠对农业的扶持就能解决的。

失业压力的减轻主要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投资过热现象的缓解得益于有效的宏观调控，这种动态平衡的延续寄望于更完善的宏观调控艺术。

以上调查表明，从经济学家判断的严重程度看，目前困扰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等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等因素造成。

调查问卷的最后部分，以开放式问题的形式，征求经济学家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与意见。综合问卷内容可以发现，经济学家对一年来宏观调控的总体效果持肯定态度，基本认可今年以来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他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主要包括：宏观调控要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应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的自；要继续做到“有保有压”，一方面抑制过热的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粗放型投资，控制房地产过热的需求尤其是投机需求，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刺激消费需求，大力扶持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方面的投资力度；采取综合性有效措施促进新能源的研究开发，积极缓解能源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