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相对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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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典音乐相对论范文
1939年夏天，爱因斯坦到位于纽约东部的长岛度假。而我的祖父——大卫·罗斯曼，在那里经营着罗斯曼百货公司。6月的一天，爱因斯坦走进店里，尽管祖父一眼就认出了他，但还是把他当作一名普通顾客对待。
祖父问道：“请问，您要什么？”爱因斯坦用浓重的德国口音的英语答道：“我要买日晷。”说实话，罗斯曼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品种很齐全，但就是没有“日晷”。我祖父灵机一动：“我家后院里倒是有。”
祖父把有些迷惑不解的爱因斯坦引到后院里，指着一双凉鞋对他说：“你要是真的很需要的话，这个就送给你吧。”爱因斯坦一看，哈哈大笑。他指着自己的脚说：“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日晷。”原来，凉鞋和日晷的英语发音相似，加上爱因斯坦的德国口音，祖父以为是凉鞋。
当祖父返回店里时，爱因斯坦听到了唱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谈到音乐时，祖父提及他自己会拉小提琴。说到小提琴，爱因斯坦两眼放光：“我看，我们得找个时间好好切磋一下。”于是他们约好了日期。在准备过程中，祖父遇到了麻烦，他不知道到时候该拉什么曲子。最后，他决定拉巴赫的交响曲——他拉过的最难的曲子。
那天，当祖父到达爱因斯坦租住的避暑小屋，所谓的“爱因斯坦之家”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看过曲目表后，爱因斯坦也选择了巴赫的交响曲。他们开始拉小提琴，但很快祖父就发现自己拉得不如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拉得实在太好了。拉了几分钟后，爱因斯坦放下小提琴说：“我们还是聊聊天吧。”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爱因斯坦家的阳台上度过的。我祖父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对自然科学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两个男人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几小时后，爱因斯坦的女管家气冲冲地出来了，她斥责我祖父：“你影响了爱因斯坦博士的休息！”爱因斯坦纠正道：“不！是我害得罗斯曼先生休息不成。”
那年夏天，祖父和爱因斯坦经常在一起，并且几乎无话不谈。有一次，爱因斯坦主动提出要给我祖父讲相对论。祖父愉快地接受了，但有个条件——爱因斯坦在讲解时不能涉及数学知识。爱因斯坦同意了。当爱因斯坦开始讲解时，他拿出了一张纸，在上面匆匆写下了一些数字。
第2篇：古典音乐相对论范文
［关键词］：音乐教育 校园文化 素质教育
在建设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中，高校校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教育部思政司关于2006年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素质教育中的美育就已被正式列入国家教育方针，明确了其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实施美育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实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和美术等)，艺术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的基础，而音乐教育又是艺术教育的主体。音乐教育由于它独特的情操陶冶、深化认识、智能开发和心理平衡等功能，能够达到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和其他艺术形式所难以达到的感化、悟化、净化等作用。音乐教育作为校园文化的一种，作为素质教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高校美育的实施，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因此，发展校园文化中的音乐教育应着眼于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素质，培养他们的音乐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其分别定位为：以乐辅德、以乐益智、以乐促体、以乐怡情。
现阶段，我国大学开设的各类专业课程所教授给学生的仅仅是将来服务于社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新时期的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不仅应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学术方法，同时更应具备全面的文化底蕴与个人素质。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进行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把受教育者都培养成音乐家，而是使其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法国文豪雨果说过:“文字、数字、音符是开启人类智慧宝库的三把钥匙。”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乐育人的观点，他认为，人之学，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音乐为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以音乐为其学习的最终完结。《礼记乐记》中对音乐教育与德育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论述：“乐者，通过伦理也。闻宫音，使人温舒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好施；闻羽音，使人齐整。”因此，音乐是高校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没有校园音乐文化的素质教育既是存在缺陷的，也是缺乏科学性的。
那么，校园音乐文化的建设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作用如何呢？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音乐教育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手段。音乐作为一种审美表演艺术，它表现的手段、创造的形象，以及表达的情感，都极具强烈的时代性，民族性，蕴涵着深厚的审美经验。
普通高校实施音乐文化教育，目的在于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高尚的情操塑造人”。我国自古就有“闻其乐而知其德”、“以乐观德”的论述，审音乐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之处，正在于音乐的声音形式同人的内心生活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音乐的审美优势在于培养人的审美情感，学生之所以从音乐作品中感受到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影响，主要是音乐中的情感对他们发生了巨大的作用，而审美情感往往和人们的道德情感相联系。欣赏和理解好的音乐作品，如优美的旋律、生动的唱词、高超的演奏技艺等，能够愉悦人的情感、引起共鸣，高雅的音乐还能够激励人心、振奋精神，可以使大学生在触景生情、借物咏志的音乐旋律中，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受到洗礼和提高。因此，对高校学生中实施音乐文化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高尚的人格，陶冶心灵，塑造高尚的精神情操，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
其次，音乐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智力包括感知、观察、记忆、想象、创造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音乐思维是形象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音乐对人的大脑的启发作用，主要是通过音乐对大脑右半球的刺激来实现，进而对人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心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具有伟大的力量。
凡是杰出的科学家，都有很好的空间想象与形象思维能力。据统计，世界上多个领域的1000多位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爱因斯坦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和钢琴手，他对古典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造诣。1905年，他发明狭义相对论时，正是在弹钢琴时突然灵感来临，便连续工作了两周而完成的。后来他曾说：“没有早年的音乐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将一事无成”，他甚至认为“艺术使他比从物理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从艺术而获得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谈到：“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让我豁然开朗，受到启发。这是艺术对科学的促进作用。”美国两千多所大学中，就有一千三百多所大学设有音乐学院和音乐系，因此，音乐艺术对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方式的拓宽、想象力、创造力的开发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再次，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趋于成熟的青春期阶段，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不够成熟、稳定，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健康的心理品质对学生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欣赏音乐影响学生的情感，从而直接作用于他们的心灵，在音乐美感的愉悦和享受过程中，使情感得以升华，心灵得以净化，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学生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就必须使其生理健康与心理、精神上的健康达到和谐统一。
基于以上校园音乐文化建设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作用，不少高校已经明确提出了“崇尚品位”的校园音乐文化建设方向，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坚持“以音乐教育活动为龙头，努力提高师生的音乐素养”的方向，积极开展音乐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例如：开设音乐欣赏课、举办校园艺术节、进行爱国主义合唱比赛、校园原创歌曲大赛、建立各种形式的社团活动；举办高雅艺术、古典音乐进校园活动，邀请艺术家到校园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音乐艺术交流，组织合唱队、舞蹈队、铜管乐队、交响乐团，运用各种表演形式给学生以自我表现的空间，达到认识自我、增强信心、满足学生精神需要、开阔视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因此，如何从高校各类学科教育的高度上认识音乐文化建设的独特功能，从音乐文化建设的发展上看待高校在引领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作用，是需要我们长期而深入思考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志军，《对加强高校音乐文化素质教育必要性的探讨》，现代教育科学，2003-6〔总第175期〕。
2．王志军，《试论普通高校音乐文化的建设》，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5期，2004-9
第3篇：古典音乐相对论范文
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们对世界音乐的了解，除了欧洲的创作音乐以外可谓知之甚少，通常存在着用西欧古典音乐概全世界音乐的历史性偏差，把学生的视野搞得很窄。而随着人们音乐文化视野的日益扩大，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除欧洲音乐以外的世界音乐正展示着丰富多彩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魅力，无论是印度的拉格、日本的能乐、苏格兰的风笛、拉美的混血音乐文化还是美国爵士小号吹出的布鲁斯七度，无不令人为之着迷、倾倒。在新世纪里，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音乐世界，各国民族音乐的交流与融合必将创造出更为丰富的音乐样式。对世界音乐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已成为各国音乐教育界的共识，也是时展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正如美国威斯廉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郑苏女士2001年来华讲学时所一再提到：“世界音乐在21世纪将占据全球音乐文化的主流，从而取代20世纪西方艺术音乐。”
对于世界音乐的学习与研究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初具规模，但在我国，它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学科，目前专门从事这一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力量十分薄弱，能够完整开设该课程的院校也廖廖无几，若只希冀于类似《世界民族音乐概论》这样孤立、专门的的课程去实施这一领域知识的广泛传授似已缺乏现实的可行性。Www.133229.CoM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开拓思维、转换观念，可考虑在其他的相关课程（如基本乐理）中进行该学科知识的有效、适时的渗透，也不失为一个颇具实效的良策。同时,也需要对此相关课程进行一定的审视与改革。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教授的乐理主要是大小调体系的应用理论，即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欧洲中心地区的专业音乐创作形成的“共性写作”时代所用的乐音手段的基本总结，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与适用性，对其他非欧洲中心地区的音乐形态、乐制、律制、节奏等技术要素均少有提及，“这一理论不仅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指导全世界各民族音乐实践的普遍真理，甚至就连东欧诸民族的民间音乐，也很难用它加以概括。”①西方乐理由于文化背景、哲学基础的差异，故在审美、思维方式、语言特点、音感意识等方面与非欧洲中心地区的民族大相径庭，这造成有的学生会拿十二平均律的尺度去衡量其他律制下的音乐，会认为阿拉伯音乐中的中立音、微分音是不准的音，日本的追分样式是节奏不稳……由于对世界其他民族与地区的音乐几无所知，并受到“欧洲音乐中心论”单线进化的思想影响，甚至会认为东方单声线形音乐比西方多声音乐低级，五声不如七声、十二音先进，而导致盲目的西方崇拜、多声崇拜、交响崇拜……这显然是一种近乎无知的偏见，也是当前音乐教育的误导与失策。由此可见，我们在乐理教材的一定章节中适时渗透补充世界民族音乐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也有利于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树立不同文化的“价值相对论”的正确指导思想，而对音乐文化及其形态层面诸要素进行重新认识。
如在律学章节中，不应拘泥于过去只介绍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与纯律的狭隘局面，而应开阔眼界、面向世界。如阿拉伯国家的律制则是另外一种体系，称为3/4音体系，二十四平均律的制定使得多种中立音盛行而成为阿拉伯国家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还有印度的二十二律：即把八度分为二十二个微小的音单位，这种音单位称为什鲁蒂，意为能听到的最小的音程，指的是微分音程。此外还有印尼“甘美兰”乐队的五平均律、泰国的七平均律等等。
在节拍节奏章节中，则不能不谈非洲的复节奏，又称交错节拍，“各种不同节拍的同时结合叫做交错拍子，交错拍子一般很少使用”②在传统乐理教科书中通常就这一句话。而在非洲民族，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则频繁地使用鼓等打击乐器敲出各种变化多端、丰富多彩的复节奏，而成为一种传统。并且在其演奏中，非洲人所关心的并不是每一个节奏型，而是这些节奏型组合起来的一种多声的节奏形态，也称为“合成节奏型”。黑非洲的这种鼓节奏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复杂、最富变化的一种多线条节奏。正如德彪西所称赞：“如果我们摘掉欧洲偏见的色镜去看待它们迷人的打击乐，我们则必须承认，我们的打击乐不过是乡村集市的原始嗓音。”而在讲到节奏型时，除了一般的圆舞曲、进行曲节奏型以外，还可介绍古巴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型：即由一个附点八分音符、一个十六分音符加上两个八分音符连续不断的摇摆性节奏，以及作为“狂欢节音乐”而闻名于世的桑巴，其节奏特征是2/4拍的音符短促密集的滚动节奏。另外还有发源于阿根廷的探戈舞曲，也不失为一种极富特色与个性的节奏型。而在讲到切分节奏时，还可即时介绍一些爵士乐的节奏形态，其节奏的主要特点就是切分，用休止、连线和人为的重音记号，不拘一格创造的各种切分形式形成的。切分的意识几乎贯穿于所有爵士乐作品的各个声部，切分是爵士乐节奏的核心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音乐的主要标志。通过爵士音乐中切分节奏的谱例与实际音响，而让学生增加对切分节奏丰富变化形态的感性认识，同时也是一个事半功倍、一举多得的教学切入法。
在调式章节中，还可提出“五声音阶是中国独有的吗？”这样的问题进行讨论教学,以开阔眼界。事实上，五声音阶并不仅在中国有，而是在几乎整个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非洲、美国印地安人区以及欧洲的苏格兰、英格兰乃至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区等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并且就全球范围内而言，五声音阶可谓种类繁多：在全音五声音阶（又称无半音五声音阶）大类中，大三度结构的如英国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一路平安》），美国黑人灵歌《马车从(转第56页）(接第43页）天上掉下来》，小三度结构如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中的《念故乡》一段。而单、双半音类的五声音阶则多出现在日本及其太平洋岛屿的音乐中，如日本的都节音阶和琉球音阶。另外在印度尼西亚尚特有一种均分音五声音阶，又称等音程五声音阶，其结构形式是将一个八度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五个等份，即五平均律。另外，在德彪西的前奏曲，甚至斯特拉文斯基的现代音乐会中也有五声音阶的出现，所以可见五声音阶并非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具有世界性的。并且还应注意到在所有出现五声音阶的地区，也同时流行着七声音阶和多于七声的音阶，这也说明五声音阶是人们的主动文化选择，而并不代表音乐进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更不存在落后之说。只有以这样的理念去教学，才能做到对世界音乐有一定宏观的了解，才知道我们与其他音乐文化区、其他民族、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同之处与独特之处，本民族音乐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只有在这种以不同文化的“价值相对论”思想指导下，既超越“自文化（汉文化）中心论”，同时也消解“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让音乐教育重新回到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起点上来，加快与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的融合进程，在音乐教育上与国际主动接轨，而不再是被动的技法输入，从而形成多元共存的开放性格局。
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就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更应体现其相互依存的统一性。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沟通与相互对照，才能取得世界性的认同。并在比较中了解自己的优劣势，扬长避短，更好地发展它。对于音乐教育工作者来说，重要的是不要让下一代重复我们的不足，不要让“中国缺少对世界的了解，世界缺乏对中国的理解”的局面继续下去。可见，在音乐教育中面向世界全方位地开放，追求多元化已是21世纪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世纪的音乐教育一定会跳出原先狭窄的圈子，以新鲜的口味，喜悦的心情来品尝、共享世界上绚丽多彩、营养丰富的各种音乐，从中汲取活力，更好地发展自己的音乐教育事业。
这同时也要求教育工作者、乐理从教者转换观念、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共同探讨传播世界民族音乐的有效途径，形成学习世界音乐的潮流，使得每一个学习音乐的学生在入门伊始、在基本乐理的课堂上，就可以接受到完整而宽泛的良好教育，得以拓宽其艺术的视野，从而打下坚实而全面的音乐文化基础。
注释：
①李重光 著《音乐理论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
②王耀华 著《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
第4篇：古典音乐相对论范文
关键词：音乐教学审美型人才培养
当代社会对人的各方面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传统的“应试教育”则愈来愈不适应这种要求。因此，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实施素质教育旨在培养全面的、和谐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没有音乐教育，青少年个性的和谐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在素质教育的条件下，以往不被重视的音乐教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审美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音乐教学
合格的现代人应具备多方面的综合的素质。高学历的人不一定是高素质的人，特别是“应试教育”前提下的“高学历”。一个合格的现代人应该是“审美型”的人。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社会越向前发展，人就越强调对自身美的塑造。通过社会实践，人从“自然人”上升为“社会人”，再上升为“审美型的人”，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同时它也应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审美型的人应具备以下主要特征：品德高尚，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很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素质教育应把培养审美型的人作为教育目标。
纵观人类历史，凡是为人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者，都可以说是审美型的人；而这些人大多又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不仅非常重视“乐”的教化作用，认为“乐”具有感化人心、陶冶性情，在潜移默化中使人接受仁义之道从而发展为“全人”的功能，而且他对音乐还有很高的鉴赏力。据《论语》记载，孔子听了《韶》之后“三月不知肉味”，可见他对音乐的理解已达到极高的境界。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听到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时，竟被那如泣如诉的旋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说他已从中“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更是对音乐情有独钟，每每在工作之余拉小提琴自娱。很难说他的相对论不是来源于音乐赋予的灵感。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不仅文学方面功力深厚，而且在音乐、美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如果没有他的音乐修养，也许我们至今也读不到完美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文译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音乐在人的素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音乐教学，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以它独具的审美功能，对培养审美型的人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通过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审美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音乐教学，但音乐教学的审美功能并不是随便就可得到发挥，它需要教师去开发、去利用。通过音乐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懂得乐理、会识谱、会唱歌、会弹琴，而且要让学生会欣赏一切美的事物，学会在生活中和学习中表现美、创造美。
第一，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是美育的首要任务。一个不能欣赏高雅艺术的人不是一个审美型的人，也不是合格的现代人，如果一个大学生只能接受流行音乐、地摊文学，那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通过音乐教学，要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让学生分清美与丑，辨明雅与俗。高师音乐教材中的作品，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教材本身的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诸方面的要求编选的，在重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体现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兼顾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大都是一些久经考验的优秀声乐、器乐作品，如果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可以起到美育的导向作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但这必须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要上好自己的第一堂课，开好第一次歌曲演唱会、办好第一次音乐欣赏活动。通过这些工作，让学生初步懂得一点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对人类生活和开发智力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应注意把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美、艺术享受，什么是低级趣味向学生讲清楚，并始终贯穿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之中。
第二，结合乐理、视唱教学培养学生感受美、理解美的能力
音乐基本理论是理解、掌握音乐语言,打开音乐艺术之门的一把钥匙，通过学习乐理，可以使学生获得感觉音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之美所必需的一般知识和技能，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发展音乐才能奠定基础。乐理教学不能就“理”说“理”，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以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为范例。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音乐基本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这些范例的分析，有机地渗透审美教育。在耳濡目染之下，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会与日俱增。例如，在节拍教学中，为了说明各种拍子的不同表现特性，笔者以两首优秀的民歌为例：《马儿啊，你慢些走》和《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前者舒缓、宁静、深情，采用2/2拍，后者明朗、奔放、激动，采用了2/4拍。同为二拍子，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乐理教学要与视唱练耳教学紧密结合。视唱教学最基本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读谱技能，而最终目的则是帮助学生理解音乐、表现音乐与鉴赏音乐，通过视唱练习，使学生发现、领略和再现曲调中的美。练耳教学是通过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辨音能力、内心听觉能力、对音的记忆和反应能力，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敏锐的感受力。在教学中，教师必须把握住练习曲的音乐形象，尽力引导学生在读谱的过程中不断体味和挖掘旋律的美感。教师要有感情地范唱或弹奏，给学生一个美妙、完整的音乐形象。
第三，结合欣赏教学，培养学生理解美、鉴赏美的能力
音乐欣赏是把音乐作品作为对象，通过聆听和其他辅助手段来领悟音乐的真谛，从而丰富音乐知识、扩大音乐视野，逐步提高学生对音乐的感受、理解和鉴赏力。要达到上述目的，仅靠听是不够的，必须让学生在听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为此，笔者设计了如下的欣赏教学模式：介绍背景—─播放录音—─分组讨论—─模仿练习—─总结。例如，高师音乐教材中《春节序曲》，笔者是这样教的：首先介绍作曲家李焕之及《春节序曲》的创作背景，然后让学生听录音。听完之后提出两个问题，让学生边听边分组讨论：这首乐曲在演奏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几种乐器?这首乐曲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和场面?随着乐曲播放的进程，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引导学生逐段分析。讨论分析之后，让各组分别代表不同的乐器进行模仿练习。最后，笔者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总结。这样进行欣赏教学，使学生兴趣大增，积极性非常高，全身心地投入使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刻，很好地培养了学生鉴赏美的能力。
第四，通过声乐教学，培养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声乐是用人体器官来表现音乐的艺术。声乐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声乐教学，一方面让学生掌握唱歌的技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让学生学会用心灵去歌唱。声乐教学的过程包含了歌唱技巧、音乐知识，识谱能力的学习和运用，包含了音乐感受、欣赏和表现能力的培养，也包含了较好地再现歌曲的情绪、意境所需的想象力和创造思维的发展。
歌唱是表演艺术，是美的艺术。因此声乐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是规范的、美的。要教给学生正确的歌唱姿势，歌唱的姿势不仅是美不美观的问题，还关系到气息的运用、共鸣的调节以及歌唱的效果等问题。要教给学生正确的呼吸方法，“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正确的呼吸是唱好歌的基础。要让学生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如果发声方法不科学，唱出歌来不仅无美感可言，而且还会使嗓音受到破坏。唱歌时感情要投入，不能仅仅把音符唱准。为此，教师要给学生做好范唱，感情要充沛，从而调动起学生的情感。要让学生努力做到恰当地表现不同风格、内容的作品。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通过器乐、合唱指挥教学都可以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述及。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要培养高素质的审美型人才，单靠音乐教学是不够的，需要各学科配合，各种活动配合，特别是需要高素质的老师。因此，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努力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审美型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普曼著《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
第5篇：古典音乐相对论范文
关键词:教育思想；美育；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一代宗师先生不仅学贯中西，堪称学界泰斗，而且治学有道，高瞻远瞩，他的教育思想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虽历经一个世纪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仍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蔡先生的美育思想开创了我国以美育进行道德教化的先河，谱写了高等教育新篇章。
一、美育思想与美育实践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有着良好的美育氛围和音乐教育传统，北大是在80年代初率先举起素质教育大旗的19所高校之一，并且多年来在音乐教育、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堪称普通高校的楷模。这充分体现了蔡先生美育思想及美育实践的优良传统。
先生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开创者，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任北大校长的受命于危难之中，立足于拯救国家和民族，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提出了著名的五育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确立了以道德教育为核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教育方针（注：参见马强、王婷婷《略论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影响》一文，《文教资料》2007年1月号中旬刊，第119-120页。）。并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美育”，被提到了与“科学”同为新教育大纲的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蔡先生是前无古人的开创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蔡先生所说的“美术”，并非仅指现代纯粹意义上的美术学科，而是包含了绘画，雕刻，建筑，庭园，服饰，音乐，诗歌，演剧等各方面，同属艺术范畴（注：参见汪晓春《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影响》一文，《音乐探索》，1997年第2期，第65-67页。）。其中的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载体，蔡先生在大学院公报第一期上就写下了“设立音乐院，艺术院，实行美化教育”。
更为可贵的是，先生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率先提倡美育，而且是亲自实践美育，毕生施行美育的第一人。从先生担任北大校长起，就殚精竭虑展开了一系列音乐教育措施。首先发起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以“研究音乐，发展美育”为宗旨的北大音乐研究会，亲自担任会长长达3年多；创办了我国第一份专业《音乐杂志》并亲自撰写发刊词；担任会长期间，成立了《丝竹改进会》、西洋浅乐队、举办了多种类型音乐会，后在肖友梅博士倡议下进一步将音乐研究会改为北大正式的教学机构―音乐传习所，培养专门音乐人才，一面研究西洋音乐，一面研究我国传统音乐，集教学、研究、传播音乐为一体，并聘请了肖友梅、王露、陈仲子、刘天华等一批著名的音乐大师任教，揭开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新篇章，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上海音乐学院也是蔡先生亲自创办的第一所专门音乐学院，在先生思想影响下，北京女子高师，北京艺专，上海专科师范等学校也相继成立了音乐系科，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门音乐人才，为音乐教育及整个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是今天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最好参照和楷模，也是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思想源泉。正如肖友梅博士在蔡先生七十华诞时所说：“中国艺术教育之发展，端赖先生之振发，而音乐教育被重视尤赖先生之倡导”。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就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19所高校率先高举起素质教育的大旗，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思想，以素质教育的核心―音乐教育为中心，发起并组织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学会，积极倡导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同时，教育部也下发了关于提倡素质教育，在普通高校实施美育的系列文件，从此，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以下简称普高音教）跻身于高等教育的行列。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走上了科学与美育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结合与先生的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今天的许多有识之士，不仅在追忆先生的思想，更多的是在追求实现这些思想的曲折之路。如果说先生在一个世纪前追求的是一条教育救国的路，那么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去追求教育强国理想的实现。
二、美育育人的思想对我们的启迪
大学的任务是什么？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大学目的有二，一为研究高深学问，二为培养高尚人格。身为大学生，当应“砥砺德行，”“国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针对当时社会“世风日偷，道德沦丧”的现实，蔡先生希望大学培养出能“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责无旁贷”的卓绝之士，成为世之楷模,旨在逐步扭转不良社会风气。严厉抨击了那些以上大学为阶梯实为谋求升官之捷径的人们，或者以为大学就是为学得一门专业而为将来谋生之道的功利思想，带着这些功利者必将“误人误己”。因为“宗旨不正大”者，不会为求学问而勤学，故而学习态度并不积极，惟问分数，惟求毕业证书，一旦“文凭”到手即可混迹社会。但这样的人，“学问毫无，光阴虚度”，若“担任讲习，必贻误学生，若置身政界，必贻误国家”。由此可见先生那颗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拳拳急迫之心，可以感受先生身居庙堂胸怀天下的赤子之心，可以感知先生办学志在育人、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
先生之所以高度重视美育，是因为先生大学理念的核心是在“育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注：参见陈四海《的音乐教育思想》一文，《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21-25页。），“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的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来，生活中无形的增加许多幸福”，揭示了音乐对人美好情感潜移默化的陶养作用。
先生不仅认为美育可以陶冶情操，而且认为美育也是科学进步的原动力。他将科学与美术同为新教育大纲，并以此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宗旨，他在《美术的进化》、《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中均写道：“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和美术”，即使在他的遗言中，仍在强调“科学救国，美术救国。”
探寻先生教育思想之源，首先要从他的学者身份说起。先生自幼饱学国学，青年时期在科举之路上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深得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其二，源于先生对西方高等教育办学思想的积极借鉴。早在德国研究学习期间，蔡先生对康德“超功利”美学理论非常推崇，做过深入研究。认为音乐有修身养性治理社会秩序的作用，是进行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培养人才不可缺少的教育方式，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价值尺度。现代医学也证明了音乐对人情感情操的熏陶，是因为音乐的特殊语言―旋律、节奏、强弱、风格等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对人相应器官组织产生正性或负性的作用，引起内心强烈共鸣。久之，“则入人也深，化人也速”。音乐，首先是情感的艺术，是极富穿透力的情感语言，如《国歌》的神圣庄严令人自豪，《春江花月夜》的如诗如画使人陶醉，《梁祝》的忧伤悲壮令人回味，《命运》的豪放激扬催人奋进，……不同的音乐作品引领人们走进各自独特的境界。其次，音乐创作本身就是强调想象、创造和创新的艺术。仅有的七个音符经过千万次排列组合加上特有的音乐语言，形成了各种旋律，传递着丰富的思想和情感，使人联想无限，久之可以培养人的发散性思维方式。第三，音乐自身蕴含的高度的美学价值。如旋律的高亢或低沉，明亮或忧伤，节奏的快慢强弱都代表了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其褒贬扬抑善恶分明，使人一目了然。这样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形成。但对音乐的感悟，并非人人相同。这取决于欣赏者是否有一对音乐的耳朵。而音乐的耳朵并非天生，有赖于悉心培养长期熏陶。这，正是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任务。
笔者在对我校音乐选修课学生的一份调查中获知，学生选修音乐因喜欢音乐而选修的占77.75%，但接受过正规基础音乐教育的微乎其微，能识谱者仅占4-5%；几乎所有的人认识到音乐与提高自身素质的关系，但对音乐与自己专业是否有助的问题，多数人并不认同。屠明在对武汉地区四所高校学生音乐知识状况调查中发现（注：参见屠明《大学生与中华音乐文化》一文，《中国音乐》，1997年第3期，第135-144页。），大学生因为音乐知识的极端贫乏，无法欣赏高雅音乐，进而以绝对优势人数选择港台及国内外通俗流行音乐，喜欢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人数仅占少数。大学生获取音乐的途径主要是听磁带（占86.3%）和收听广播（占75.4%），有机会上音乐课的只有2.2%。这篇调查客观地反映了当前的事实。至目前为止，普通高校大学生音乐教育现状仍不容乐观，亟需改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普通高校这个平台上，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踏进大学校门,是一个庞大的高素质人群；普通高校音乐教育面对的人群相对于专业音乐院校的人数是更广阔的天地；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对象相对于社会的普通人群，这里是一个精英群体，富有朝气，思维活跃，知识基础扎实，尤其喜欢音乐，是音乐教育的良好受众，针对这个群体进行音乐教育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三、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呼唤教育思想
今天的大学所处时代背景，社会文明，综合国力已非20世纪初可比，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背景是文化的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强权政治和发展极不平衡，使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我们的大学如何围绕这一主题打造核心竞争力展开新时代人才培养新模式？笔者以为，先生的思想应该成为我们积极的借鉴。
然而，长期以来，大学虽然不断在进行着改革尝试，但现行的教育升学体制，相应的法律法规，商品经济的价值观等等，仍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教育，使教育仍在围绕着“功利”的惯性而行，这种功利，表现在课程的设置，资金分配，科研的倾斜等多方面。在普高音教方面，笔者亲历了20多年来走过的坎坷之路，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步履艰难。在以专业为中心的狭隘思维中，素质教育虽有大旗却无大军：音乐与美术等美育方面的课程仍摆脱不了“选修课”的命运，从教师人员配备到开辟专用音乐教室及教学设施的严重不足，从主管部门被随意挂靠到教学经费被随意挪用等方面看普高音教，不难发现，这块天地在大学虽占有一角，但在大学的棋盘上，她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音乐课仅有的32学时2个学分，学生到底能够学到多少音乐知识？虽然许多大学生非常渴望学习音乐，虽然有许多音乐教育者默默耕耘，奔走呼喊，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有着漫漫长路。
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也是改革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使其生存和发展如此艰难，严重阻碍了其功能的发挥。在今天，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意味着开拓型人才培养的必经之路已成共识，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诞生，还是钱学森、李四光等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成就，都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国家已经把音乐等艺术教育纳入高等学校学生必修课程，十分强调用美育塑造学生高尚的人格和智慧。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重温蔡先生的教育思想，更感到先生美育思想的前瞻和伟大。
第6篇：古典音乐相对论范文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科学哲学
需要首先指出，本文所说的“科学”，既是指各种具体的自然科学理论，如哥白尼的天体理论、牛顿的力学理论等，也是指由各个具体分支所组成的自然学科整体；另外，所谓的“意识形态(ideology)”则是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信念和观念——尽管持有者对此未必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对于它的接受也未必具有合理的基础，但却仍然对于人们的行为，特别是自然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依据上述理解，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我们就需要与具体的科学理论作出明确的区分，因为后者的接受往往依赖于理性的辩护，包括逻辑论证与经验检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却未必具有这样的基础，而主要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但它又往往被看成是无可怀疑的，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排它性，更谈不上必要的反思与批判。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或者说，事实上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就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另外，作为必要的前提，我们将首先考察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在当代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机械自然观与“科学主义”
可以以牛顿力学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具体的科学理论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具体地说，正如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牛顿力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直接导致了机械自然观的盛行，例如由“自然界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精确的时钟”这一隐喻(metaphor)就可清楚地看出。又如林德宏先生所指出的，我们还可进一步论及牛顿力学对于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牛顿力学认为外力是克服物体惯性的动力，力的概念来源于人的体力。牛顿力学推崇力的作用，实际上是推崇人力的作用，这是蕴含在牛顿力学中的价值观。牛顿力学的广泛应用，就自然形成人是自然征服者的观念”。
除去上述的“认识状态”之不同外，在科学理论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之间还存在如下的区别：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分析，我们主要是以一般民众、而非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另外，我们所主要关注的也不是如何去从事科学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而主要是科学理论的“文化价值”，例如牛顿的力学理论究竟对于一般民众的自然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对牛顿力学(更为一般地说，就是经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人们基本自然观的影响做一简单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指出的，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钟和云。钟代表了规则的、有序的和可预测的系统；云表示不规则、无序而难以预测的系统。进而，郭贵春先生的以下论述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隐喻的变化”对于人们的基本自然观、乃至新的认识活动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从牛顿所创立的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的知识进化，本质上是对于世界本质结构理解的隐喻进化，即从‘世界是机械的’到‘世界是数学的’这样一种基础隐喻的概念性转换的发展。……科学隐喻不断地改造着语言系统的意义内容与整体形态，同时这种改造不断被储存入认知主体的思维与知识结构，形成对于科学概念活动的建构、改造、重塑与推动，也就是说，科学隐喻所引起的科学概念是逐渐地、然而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的”。
由上述实例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要是作为“隐喻”发挥作用的，或者说，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由具体的理论逐步“凝聚”成了一种“隐喻”——由于后者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显然较易接受，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所说的隐喻进行思考与采取行动，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当然，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伴随有相应的隐喻，由科学理论派生出的隐喻也未必都能对一般民众的行为方式、包括自然观与思维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么，有必要对意识形态的主要特性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如下一些特征，并通过科学与宗教的类比指出科学在现今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科学宗教”)：第一，接受的盲目性。他指出：“人们接受科学家的宇宙论就像人们曾经接受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宇宙论那样是不加批判的”。而科学更被赋予了绝对的真理性。第二，绝对的排它性。在费氏看来，科学在这一方面也与宗教有很大的类似：“科学家和所有理性主义者的行为很像在他们之前的罗马教庭的行为：他们谴责不同寻常的离奇观点是异教徒的迷信，……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压制异教思想，并以他们自己的‘开明’哲学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说，除科学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谬论。
费氏还进一步指出，就科学的排它性而言我们也可看到明显的不合理性：“理性主义者不能合理地把神话和古代的传统从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中排斥出去。然而，他们却用许多他们认为是论证并用论证的形式予以表述的诡辩、强制手段和独断见解来排斥它们”；尤其是，“诉诸于真理和合理性是为了产生修辞效果而没有客观的内容”。
由此可见，按照费耶阿本德的观点，不仅科学在当代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更要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也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说，“科学的社会一文化批判者”)的一个普遍立场，他们认为科学在当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霸权，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我们对此需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例如，以下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爱丁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学者巴恩斯在对意识形态作出总结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第一，意识形态必须履行某种社会功能，或者与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相一致。第二，这些主张必定要么是假的、不完备的或理由不充分的，要么是以某种其他方式与理性或实在不相符的。第三，综合而言。意识形态是被社会因素扭曲或受到它们有害影响的思想。
无论费耶阿本德还是巴恩斯的上述论点，显然 都不能看成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又的确为我们更为自觉地去认识科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提供了直接的启示。
具体来说，现代人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即对科学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指出的：“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在所有的职业中，科学家几乎是最受公众尊重的职业之首。……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依然有力的对科学的认识之上，即科学是技术和医药的根本，是使我们生活更加舒适、安全和娱乐的一切技术产品的最终源泉”。从而，“称任何自封的知识为‘非科学的’，就是轻视这些知识；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得到科学上的保证，就应构成对它自己的反对”。后者就是导致以下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现代社会中种种或现代迷信往往都给自己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它们“假装继承了科学的遗产，并且操持着充满科学术语的语言”。
当然，人们对于科学的崇敬主要是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就正如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指出的：“到处存在的，包含科学原理的机器和服务项目必然迫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科学意识”。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其中又可看到很大的盲目性。比如，作为科学广泛影响的一个明显例证，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就曾存在过所谓的“科学化运动”，即希望将科学方法推广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尽管后者与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相比应当说代表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未能对科学方法的适用性作出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那么，对于科学方法的盲目推崇也就不能看成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行为。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的分析从一个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或者说，“科学文化”)中所潜在的一种内在危机：尽管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广大民众对科学越来越具有陌生感：“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人为的世界中，却逐渐地越来越不认识制约着自己生活的机制。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又如列维特指出的：“当科学知识摆在外行面前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科学知识，毋宁说，这是某种被某一特殊阶层的命令强加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要那些具有有限科学背景的人来接受它，那不仅需要服从权威，还需要信仰的跳跃。否则，深奥的科学看起来与反科学或伪科学的假设的故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与一般民众的直接对抗就不可避免了。这事实上也就是在当代西方何以会出现“反科学思潮”盛行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次，尽管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联系，但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实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社会功能正经历着重要的实质性变化。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科学在历史上所主要发挥的是革命性的作用：“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例如，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科学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同盟军。但是，由于在今天科学与一般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事实上已成为了“精英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持——这样，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不得不引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工具，并且与社会的民主化形成了直接冲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尽管费耶阿本德等人关于科学在现今已经蜕化为一种“现代宗教”的论述有些耸人听闻，但又确实可以起到“解毒剂”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增强自身在这一方面的自觉性，从而切实防止“将科学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世俗宗教”。
总之，以上分析清楚地表明了深入研究以下问题的重要性：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二、科学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
哈贝马斯指出，当代科学技术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个中原因是其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科学究竟是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呢?除去上面提到的科学的广泛应用与极大成功这一主要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一文化以及科学本身的性质等方面去作分析。
首先，从社会一文化的角度看，科学成为一种新“社会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持有一种普遍心态，即对于稳定性的渴望以及对于理解的追求。就现代社会而言，也就是对于规律的追求：“这是大部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典型反应；它把规律强加在一些偶然的结果之上”；而且“人们对简洁而有条理的信念体系、有凝聚力和容易控制的对世界的描述有一种自然的需求”。
容易看出，上述的普遍心态也正是宗教何以在各种早期的文化中普遍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后者在现代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统治地位，需要一个新的替代物来填补，就西方而言，这就是科学。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舍格斯特尔(segerstrale)的以下论述：“正是科学的价值(客观性、无私性和以事实定位)支撑着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模式”，又由于大多数民众对科学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权威的服从，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断言科学在现代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宗教就确有一定的道理，“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它们成功之时便是退化的开始，一旦反对派被打垮，它们就成了教条：它们的胜利就是它们的失败”——这正是历史上各种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共同命运。当然，我们在此未必一定要使用“宗教”这样一个字眼。正如以下论述表明的，这也可以看成是“范式总是为自我辩护的”这一性质的一个具体表现：“科学通常被视作是我们拥有的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最完备的知识，因此在科学的图景中检验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否正确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于是具有了最大的不可检验性。因此比较反映论的断言与信仰的誓言，二者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除去社会的普遍心态外，我们又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事实是，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科学现在已经成了民主政体基本组织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整体性的社会体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有了至上的统治权，而且成了人们所知道的唯一拥有可贵成果的意识形态”。更为一般地说，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福柯(foucault)的以下论述从这一角度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这也就是指，知识就是权力。
此外，又如巴恩斯指出的，“制度化”必然包含科 学的“简单化”：“把它们吸收在内的制度化的信念体系，不可能是复杂而详尽的”。这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由理论向隐喻的转变正是科学转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整体的科学而言，我们则可以提及这样一个隐喻：科学就是真理，科学就是力量。
其次，科学自身也对上述的普遍心态具有一定的强化作用。因为，科学对于一般民众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等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在于直接导致了对于规律性和确定性、以及预测和控制的普遍追求。“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另外，就“科学就是真理”这一认识而言，我们则可以提到科学语言的修辞作用：由于在科学中所使用的是“纯客观”的语言，包括被动语态的普遍使用以及以“我们”(而非“我”)作为认识的主体等等，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科学作为客观真理的权威性。总的来说，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
第三，科学哲学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为科学“辩护”的作用。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定位就是希望能够清楚地表明科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特别是，科学方法是完全可靠的，从而科学知识也就可以看成是已经获得了证实的客观真理。如ssk知名学者耶尔勒(yearley)在论述科学何以取得特殊地位时，特别论及了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等人有关科学方法论的工作，他认为这些科学哲学家的相关工作是导致科学取得特殊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此，费耶阿本德将科学哲学家称为“科学的女仆”：“人们看到曾经发明了新世界观并教导我们如何审视现状的哲学家们现在却成了现状的最恭顺的仆人；哲学是科学的女仆”。由此可见，摆在科学哲学家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是：究竟什么是科学哲学家在现今的恰当定位?
第四，教育在现实中主要发挥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的作用：使存在的成为合理的——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论点。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教育对于维护科学特殊地位的重要作用。费耶阿本德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政策……是拙劣地构想出来的，……它们使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切事情的尺度”。尽管这一结论是过于极端了，但这清楚地揭示了现行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的一个弊病：由于主要集中于传授已经得到了很好建立的知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科学就是真理”这样一种认识。
另外，从本文的立场去分析，科学普及(传播)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在于过分的简单化、通俗化。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普及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为了使其通俗易懂和更具有可信性，人们会把理论简化。但正如贝尔纳所指出的：“正如大众化音乐大大不同于古典音乐一样，大众科学几乎是同样地大大有别于实际科学的。人们以或多或少正确的方式或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转载了一些关于科学成果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却是零星片断不完整的，把整个科学方法和精神都置于脑后”；而且大众媒体中“科学消息是零星刊登的，其内容一般变动于耸人听闻和神秘暧昧之间。……畅销报纸刊登一条有关某种发现的消息仅仅是因为这种发现似乎有点惊人——仅仅是因为它似乎推翻了我们公认的观点……”。
在此还可以对隐喻在科学中的应用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地说，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各种深奥的科学理论，科学传播(包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需要引入各种具体的隐喻，但现实中所出现的却又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形：人们所唯一记住的只是隐喻，并将其不加限制地加以解释和推广，对具体的科学内容却完全忘却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对隐喻与科学理论本身作出明确的区分。正如法国学者巴什位指出的，后者即是“前科学”与“成熟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科学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成为隐喻的牺牲品。因此，科学精神必须不断地与形象、类是隐喻在科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又由于“外行人总是按照在他看来似乎是自然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这就使得科学理论真正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理论的应用有时到达了极限，从而成了具有宇宙论意味的理论。这些发展只有根据一种远远超出任何狭隘定义的科学辩论的观点，才是可理解的。
最后，就现实而言我们还可经常看到种种歪曲科学以吸引或迎合民众的现象，包括对于民众信任的滥用。这就如贝尔纳指出的：“虽然公众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兴趣，因而无法理解科学的作用，他们还是可能愿意为科学成就喝彩的，越是了不起的成就越好。他们也愿意去听取有相当名气的人就任何题目发表的意见”；然而，“那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最具体的科学理论以外的一切科学理论中去的社会影响并不是一个有鉴别力的、有教养的社会的成熟想法，大多是当代最常见的偏见和迷信”。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在现今是多么容易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